中院判例 行政协议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中院判例 行政协议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精选8篇）

篇1：中院判例 行政协议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中院判例 行政协议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裁判要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由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适用国家土地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对其进行规范、调整，并由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对合同的履行进行监督管理，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行政合同。行政合同属于行政行为的一种，当事人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申请行政复议。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皖15行终8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六安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梅山南路政务中心五楼，组织机构代码00322498—2。法定代表人李修俊，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张俊，该局政策法规与执法监察科科长。委托代理人李力，安徽金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六安市锦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军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刘伟，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储彪，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六安市锦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润公司）诉六安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土地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9日作出（2016）皖1503行初29号行政判决，宣判后市国土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市国土局的委托代理人张俊、李力，被上诉人景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伟、褚彪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六安市国土资源局于2016年2月18日作出六国土资复（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对锦润公司的复议申请予以驳回。锦润公司一审诉称，原告因与国土局土地行政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5月向被告提起行政复议。被告作出的国土资复（201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实体审理后，却以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为由对原告的复议申请决定不予以受理。原告对该决定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2015）六裕行初字第0002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上述复议决定书，并责令被告在60日内对原告的申请重新作出决定。2016年2月19日，原告收到六国土资复（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以原告的复议申请不属于其法定职责为由，作出了驳回复议申请的复议决定。原告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认为依法属于被告职责，请求撤销被告的行政复议决定并重新作出。市国土局一审辩称，一、原告的相关诉请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双方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行为，争议属于民事纠纷，不符合行政复议的范围；

二、原告已处分其实体权利，无权主张解除合同，且会严重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三、被告重新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合法。综上，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6月29日自然人徐惠竞买取得裕安区新安镇编号（2011-59）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2011年7月8日锦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惠）与六安市裕安区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5年5月26日，原告锦润公司以六安市裕安区国土资源局违反国家明令禁止的“毛地”出让属违规供地为由，向市国土局申请行政复议，请求中止双方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返还土地出让金760万元，赔偿直接经济损失1660.6万元。2015年8月18日市国土局经审理作出六国土资复（201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原告的复议申请不予受理。锦润公司对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作出（2015）六裕行初字第0002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

一、撤销被告市国土局2015年8月18日作出的国土资复（201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二、责令被告市国土局在60日内对原告复议申请重新作出决定。市国土局收到行政判决书后，于2016年2月18日重新作出六国土资复（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认为六安市锦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不属于其法定职责，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一审法院认为，《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十一项规定“…认为行政机关的其它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本案中，裕安区国土资源局与六安锦润房产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于行政合同。被告市国土局作为上级行政机关对行政合同签订过程中涉及公共利益的行政管理行为负有审查责任。原告锦润公司认为裕安区国土资源局违规进行“毛地”出让，侵犯其权益，向市国土局申请行政复议，符合法律规定，属于行政复议范围。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

一、撤销被告六安市国土资源局2016年2月18日作出国土资复（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二、责令被告六安市国土资源局在60日内对原告六安市锦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复议申请作出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市国土局负担。市国土局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的“毛地”出让问题超出被上诉人复议请求范围，属事实认定错误，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审理原则；

2、被上诉人与裕安区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属于民事合同，原审判决认定系行政合同错误；

3、被上诉人已处分了出让土地的实体权益，如解除合同会严重损害国家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4、被上诉人已重新作出复议决定，依法应予维持。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维持上诉人作出的六国土资复（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景润公司辩称，1、被上诉人的申请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上诉人应当受理，本案暂不涉及“毛地”出让等实体处理问题；

2、土地出让合同属于行政合同；

3、土地出让合同并未全部履行，仅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没有实际交付；

4、本案针对的是重新作出的复议决定，一审作出的相应判决正确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市国土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裕安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裕国土资（2011）14号）；

2、裕安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备案表、竞买申请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竞买报价单、徐惠身份证、安徽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3、公开出让成交确认书；

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5、裕国用（2012）第C．S：958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5号证据证明：l、裕安区国土资源局将2011-59号地块挂牌出让，原告竞得该地块，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双方为平等的民事主体；

2、裕安区国土局就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这一用益物权的内容进行约定，是民事行为而不是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

3、原告已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系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人。

6、六安市锦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7、金寨农村商业银行个人借款合同、金寨农商银行最高额抵（质）字（2014）第0065号最高额抵押（质押）合同；

8、裕土他项（2014）204号土地他项权利登记申请审批表；

9、裕土他项（2015）292号土地他项权利登记申请审批表。6-9号证据证明：

1、原告以土地使用证为他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系行使民事权利的行为；

2、原告在抵押期限届满之前无权主张解除合同，其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公共利益和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

10、行政复议申请书、朱军芳身份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EMS回执；

11、行政复议答辩状；

12、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签收凭证；

13、（2015）六裕行初字第00023号行政判决书；

14、六国土资复（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15、EMS快递单。10-15号证据证明被告依据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依法重新作出复议决定。景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

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曾向被告申请过行政复议；

2、六国土资复（201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曾对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以不是行政案件范围为由决定不予受理；

3、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2015）六裕行初字第00023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证据2的复议决定经过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是属于行政机关行政复议的范围，并判令被告在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4、六国土资复（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以上一次理由完全相同的理由驳回原告的申请，没有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上述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二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重审了一审时的质证意见，经审查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审查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涉案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否行政合同，以及对该土地出让合同有异议能否申请行政复议的问题。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由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适用国家土地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对其进行规范、调整，并由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对合同的履行进行监督管理，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行政合同。行政合同属于行政行为的一种，当事人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涉案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由裕安区国土资源局与景润公司签订，景润公司对该土地出让合同不服，有权向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市国土局认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与法相悖，一审法院判决予以撤销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市国土局上诉所持“不是行政合同、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六安市国土资源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颜 凯审判员 张西湖审判员 刘莹洁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崔世敏

篇2：中院判例 行政协议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征地补偿协议”属于受案范围

发表时间:2008-10-10 13: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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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温行终字第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冲弟等43人(名单附后)。

委托代理人：袁裕来，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利平，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阳县国土资源局，住所地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解放街平阳大厦二十楼。

法定代表人：高小兵，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平阳县鳌江镇山外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浙江省平阳县鳌江镇山外村。

法定代表人：温从村，主任。

上诉人黄冲弟等4 3人因诉平阳县国土资源局、平阳县鳌江镇山外村村民委员会土地补偿行政合同一案，不服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2007)苍行初字第5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7年12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2008年2月18日，本院以本案须以倪庆国等15人诉平阳县国土资源局、平阳县鳌江镇垂杨村土地补偿行政合同上诉一案为依据，裁定中止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因温福铁路平阳段工程建设需要，被告于2005年9月27日与鳌江镇山外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平土资征[2005】127号)及《温福铁路平阳段征地补偿补充协议》(平土资征[2005]127号)。原告为该征地补偿协议所涉土地的承包经营者。原告对该征地补偿协议不服而申请复议。2007年7月13日，平阳县人民政府对该征地补偿补充协议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平政复决字[2007】15号)，予以维持。原告仍不服，提起本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以其系征地补偿协议所涉土地承包经营者享有该土地使用权而具有诉权为由提起诉讼。被告与鳌江镇山外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温福铁路平阳段征地补偿补充协议》(平土资征[2005]127号)对原告所持有的土地承包证的效力不产生影响，即该协议对原告的该土地使用权不产生影响，而影响原告土地使用权的是实际占用该土地的用地者。故原告与该协议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据此裁定：驳回原告黄正旺等43人对被告平阳县国土资源局与鳌江镇山外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温福铁路平阳段征地补偿补充协议》(平土资征[2005]127号)的起诉。

上诉人黄冲弟等43人诉称：平阳县国土资源局因温福铁路平阳段工程建设所需，征收上诉人的承包地。该局与山外村委会签订的涉案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平阳县国土资源局支付征地补偿安置费、青苗补偿费的金额和时间，山外村委会应在收到款项后5日内办理土地移交手续等。该协议为上诉人设定了义务，上诉人据此与该协议产生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原审裁定驳回起诉错误。请求撤销原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平阳县国土资源局和平阳县鳌江镇山外村村民委员会没有提供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平阳县国土资源局和平阳县鳌江镇山外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温福铁路平阳段征地补偿补充协议》约定了征地面积、四至、补偿安置费、青苗补偿费和“返回安置地指标”，并明确：征地费用全部支付后，乙方(山外村委会)应在5日内交出土地，办理土地移交手续。上述协议对黄冲弟等人使用其承包的土地造成实际影响，黄冲弟等4 3人依法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认定黄冲弟等43人与该协议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缺乏法律依据。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2007)苍行初字第52号行政裁定；

二、指令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依法免收。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章禾舟 审 判 员

吴忠烈 代理审判员

曾晓军 二OO八年八月七日 代 书记员

篇3：中院判例 行政协议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一) 理论功能

在行政法领域内, 英美法系国家加上大陆法系的法国, 实行的都是典型的行政判例制度, 行政判例是作为主要法源而存在的。所谓行政判例, 是指在行政审判实践中, 由具有权威性的审判机关做出的可以影响或在事实上拘束今后审理同类案件的权威性行政判决。行政法上许多理论并非仅凭学者们自己的思考就能完成的, 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个案处理的确定的一些规则, 通过判例的形式予以公布, 逐步成为行政法理论的组成部分。

1. 行政主体理论

行政主体作为一个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主体与自然人是有区别的。在法国“行政主体是实施行政职能的组织, 即享有实施行政职务的权力, 并负担由于实施行政职务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主体。”行政主体在行使自己的职权时, 对做出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理应由自己承担。在司法实践中, 行政诉讼的首要前提是确定行政行为实施的行政主体, 明确了行政主体, 也就找到承担法律后果的被告。法院受理案件时, 先要审查被告是否适格, 这就使得法院的司法过程本身也是对行政主体概念与范围的界定。行政主体的确认不仅有助于确定行政诉讼的被告, 也有助于确定行政行为的效力。

2. 行政行为理论

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 (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依法实施行政管理, 直接或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 这与法国行政法所称“功能意义的行政行为”相似, 也是法国行政法所用行政行为的含义。行政行为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行政权力的具体运作形式, 涉及到行政法学研究的诸多方面。许多行政判例对公权力或公务行为的界定, 发展了行政行为理论。这些判例确立了行政行为的种类, 效力及程序等一些具体的规则。

3. 行政救济理论

行政救济是当事人对于违法和不当的行政行为, 向行政机关请求矫正的一种救济手段, 是行政监督的一种方式。而英国当代法律的进化过程中最具有创新精神的许多司法解释或者判例, 就出现在社会救济领域。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 当个人权利受到强大而日益扩张的行政权侵害时, 应给予及时的行政救济。广义上行政救济包括行政申诉 (或称行政复议、诉愿、上诉等) 、行政诉讼 (司法审查) 及国家赔偿。对行政申诉制度, 法院在最终的司法审查中形成的判例会发展出一些理论, 主要有申诉人的程序权利, 申诉方式, 申诉决定的内容等。而行政诉讼通过判例确立新的诉讼类型或发展已有的诉讼种类, 提出扩大或限制司法审查范围的标准等, 而国家赔偿方面则大多涉及政府的责任认定, 赔偿范围等理论问题。

总之, 行政法学研究的领域都涉及到从行政判例中产生的理论。这些依据判例发展的理论, 有些是某一领域的根本理论, 有些也对某一领域的理论给予补充、完善。

(二) 实践功能

1. 推动立法

判例法作为法的一种渊源, 在司法实践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法虽然是由立法者完成的, 但并非立法者的臆想, 是实践的产物。而司法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载体便是司法判例, 从成案到先例, 从先例到规则, 从规则到原则, 这也许就是法典形成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 判例是疏通立法和司法的特殊桥梁。通过运用判例, 既可以对立法做出价值判断, 如发现法律条文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可以立即反馈到立法机关及时修正;也可以填补立法的漏洞, 便于立法机关在立法修改时补充完善。由于行政事务的繁杂, 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遇到的新情况可能完全没有相应的行政法律规范调整, 行政判例中确立的原则经过司法实践反复的运用, 最终可能导致新的制定法的出台。

2. 规范执法

行政执法活动是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责, 而依法行政是最基本的要求。行政行为做出后, 相当多地将受到司法的最终评判。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 如合法则得到法院的承认, 如不合法则要被法院撤销, 特别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判决, 往往会促使行政主体认真对待, 从而在行政活动中遵守判决所确定的行使行政权力的正当范围, 避免在今后类似诉讼中被判决撤销。行政判例使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权力, 进行行政活动时, 可以更明确地预测到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 可以在实践中起到规范执法的作用。

3. 协调司法

判例对司法的协调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只要存在着审级的差别, 上级法院的先例判决对下级法院就会起协调和指导作用, 判例是针对具体案件所作的判决, 其将产生两种效果:一是对当事人判决的既判力, 二是根据该判决确立了新的法律原则, 以后法院有以此为准绳的义务。在现实中, 我们经常会发现, 对于同一案件, 下级法院和上级法院的判决结果会不相同, 甚至完全不同, 特别是在行政案件中, 各种价值冲突需要协调, 利益冲突需要权衡, 不同的法院更容易做出不同的选择。这样, 就需要上级的法院判例权威来统一和协调司法, 在法国, 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 逐月逐年公开发表, 而且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因而, 下级法院就更加重视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 否则在当事人提起上诉时, 自己的判决很可能会被最高行政法院判决撤销。

行政判例在协调司法的同时, 也对各方面行政性的社会事务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个判决结果可能彰显政府在行政管理工作有哪些疏漏, 需要及时补救, 或者需要提供哪些公共服务;从行政相对角度来看, 也可能通过案例拓展了公民权利的保护范围, 也就是限制了行政权在某些领域任意行使。

二、行政判例的价值分析

(一) 公平价值

公平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1. 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

在行政管理活动中, 由于行政权力与相对人权利之间并不完全是对等关系, 因而如何保障行政权力的顺利行使, 同时又不过多妨碍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和自由是十分重要的。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 司法所具有的能动性可以借助判例的形式较好地协调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的关系。行政判例既强凋整体公正, 又注意个案公正, 法官在利益权衡中, 灵活把握立法者的立法本意, 体现“同等情况同样对待”和“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公平观念, 使诉讼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自己将来的行为有更准确的预测。同时判例所具有的拘束力也降低了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几率, 能使相同或大体相同的事实的案件。获得相同或大体相同的判决, 从而避免相同案情出现不同判决结果的情况。透过判决结果的相同性, 人们能够对司法公正和正义产生合理的信赖, 可以使法的安全价值得以体现。

2. 形式公正与实质公平

行政判例是作为法院对行政活动进行司法审查中基于公平合法的考虑, 而做出的一种法律样式。它是对立法的具体阐释, 体现了立法的公平精神, 同时它自身对具体个案的公平处理, 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对待, 总结出符合行政法特性的原则、规则, 极大地丰富了法律上公平的内涵, 彰显了行政判例特有的公平价值.

总之, 法院通过判例逐步确立起来的一些原则、规则, 从形式到实质都体现了法律上的公平价值, 并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二) 效率价值

现代国家要想稳定、和谐、快速地发展, 需要有效率的法律调控, 行政判例作为具体的法律调控方式之一, 具有以下几种效率价值。

1. 司法效率

行政判例能够提高司法裁判效率。在行政诉讼中, 行政判例对下级法院的法官裁判案件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往往乐于遵循上级法院公布的判例。即使在大陆法系“不管革命思想对判例的作用如何评价, 在事实上大陆法系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于判例的态度同美国的法院没有多大区别”。

行政判例可以促进司法执行效率的提高。当前, 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行政相对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主观原因是当事人对法院判决的不理解, 心理上就有抵触情绪, 觉得同样情况不能得到同样的裁判结果。而行政判例是既得到法学家的肯定而且也得到社会公众接受的实践产物。法官在今后的裁判活动中, 一旦确认的事实与先前判例的事实一致或大体一致, 即可做出与判例相同或大体一致的裁判结果。当事人基于对公布判例的公正性的信赖, 自然易于理解和接受同样的判决结果, 也会自觉履行判决中确定的义务, 从而减轻司法执行的阻力, 提高了司法执行效率。

2. 社会效率

一般来说, 行政管理活动以“效率优先”, 司法审判活动以“公平优先”, 二者有机结合, 才有益于社会效率的提高。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低效的社会, 行政判例就是行政管理活动与司法审判实践对公平与效率的权衡, 体现了“公平优先, 兼顾效率”的原则。它既注意到效率要求赋予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以便在程序上简单、便利、灵活地执法;又注意到公平要求行政程序要严密、开放、公开, 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要有一定的限制, 以便切实、有效地保障相对人的权利。只有保持这样的平衡, 达到可能达到的最优状态, 社会才会稳定中发展。正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说:“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 一个在变化中的国家, 总会有部分人不时地受到一些损害。这是很难避免的。问题是这是否至于破坏了平衡, 作为一个国家, 他获得的东西是否比失去的东西多。”

总之, 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是社会效率提高的前提。行政判例促使行政活动在追求效率的同时, 兼顾公平的实现。通过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把社会需要与个人效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为人们实现其建设性能力提供了有效率的活动空间, 把私人效率与社会效率统一起来, 使人们在为自身利益奋斗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促进社会效率。

三、结束语

在行政法领域,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都将行政判例作为推进行政法制的主要形式, 这并非巧合, 而是行政判例确实有其独特的价值。行政判例无论是从实体方面还是程序方面, 都反映着行政法的理念和精神, 从限制行政权开始, 到确立行政法基本原则, 进而规范自由裁量权, 确立政府责任, 完善救济形式都体现了行政判例的功能和价值。我国是成文法国家, 不实行判例制度。但同是成文法国家的法国, 在行政法领域内却实行判例制度, 法国以判例构筑行政法发展基础的经验, 有助于开拓我们的行政法学研究视野, 并为我国行政法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一些启示。法律是一门应用学科, 法律制度的建构应当以现有社会制度为依托, 结合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因素综合考量。但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否又不能完全以现有制度标准决定取舍。

摘要：我国现行的司法解释和行政案例指导制度不能满足行政审判的需要, 我国应当建立行政判例制度。本文主要针对行政判例的功能与价值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在分析了行政判例的功能分析的基础上, 对于行政判例的价值从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两方面进行阐述, 对于今后我国行政判例制度建设具有一定帮助。

关键词：行政判例,功能分析,价值分析

参考文献

[1]刘海蓉.关于我国建立行政判例制度的若干思考[J].理论导刊, 2009, (9) .

[2]王霁霞.行政判例制度研究[J].行政法学研究, 2002, (4) .

[3]杨成.法国行政判例制度及其借鉴[J].行政与法, 2007,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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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浅析判例在法国行政法中的适用

关键词：判例；法国行政判例制度；适用

一、判例

判例一词有两层含义：

其一，是指司法判决，就是指法院处理争议案件的详细说明，包含案情、处理所依据的法律和审理完案件的结果。

其二，是判决中所涵盖的原则，这种原则是为了将因为案件事实引起的法律问题用法律表述出来，将处理该案件所依据做出的说明或者判断。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的判例的含义：一项已经判决的案件或者法院的裁决，它被认为是为一个后来发生的相同或类似的案件，或者相似的法律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或权威性的依据。法院试图按照在先前的案件中确立的原则进行审判。

二、判例在法国行政法中的适用

1.法国行政法中判例的产生

行政判例的创制权属于最高行政法院和权限争议法庭。在法国不是每一级的行政法院都可以创制为以后相似的案件提供依据的行政判例。一般来说上诉行政法院和行政法庭所作的判决没有拘束力，不能创置一般性行政规则。最高行政法院所作的判决质量较高，一般不会轻易改变，最高行政法院有行政判例创制权。同时，权限争议法庭所做的解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权限争议的判决也会为以后的判决产生事实上的拘束力。

2.判例在法国行政法上的地位和效力

判例在法国行政法中的效力主要体现在：①行政判例对下级行政法院的效力问题。下级行政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会主动采取最高行政法院的观点，因为如果下级法院不遵循最高行政法院的观点，当事人提出上诉时，这个判决很可能会被最高行政法院撤消。“从行政法庭上诉到上诉行政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的一般权利与撤销原判之诉一道被法国人看做是法律在整个行政法院系统统一适用的保证，不管是一般还是特别的管辖权”。在法院具体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上级行政判例的效力低于法律高于条例（在法国，法律是指国会所制定的普遍性规则。条例是指行政机关所制定的普遍性规则如行政法规、规章）。②行政判例对行政机关的效力问题。就行政机关而言，如果某个问题最高行政法院已经有判决存在，也会主动采取法院的观点，否则案件起诉以后，可能会被认为违法。由此可见，法国的行政判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有实际的法律拘束力，但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使得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行政判例不论是对下级法院还是行政机关都有着事实上的拘束力。③最高行政法院不受自身判决的拘束。由于最高行政法院不完全受先例的拘束，所以其可以重新考量自己所做出的判例，根据新情况的变化及时废止旧的不合时宜的判例和确立新的判例。

3.判例在法国行政法中的表现形式

行政判例表现为行政法院法官在审判实践中通过解释法律而确立的一些基本制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等。例如公共权力责任制度、行政行为、来去自由原则等。行政判例的法律效力虽然低于法律，但高于条例，实际上起到了补充法律的作用。

三、判例在法国行政法中适用的特点

1.严格限定判例的范围

一般来说，最高行政法院的所作出的判决，不会轻易改变。下级行政法院遇到同类情况时，也会采取最高行政法院的观点，因为下级法院没有充分理由不遵循最高行政法院的观点，当事人提出上诉时，这个判决很可能会被最高行政法院撤消。加之，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对下级行政法院的法官的评价，是决定行政法官命运的重要因素，下级行政法院的法官都有害怕自己的判决被推翻的心理，为了逃避判决被屡屡推翻的危險，下级行政法院的法官都会遵循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除此之外，还有权限争议庭，它是由最高法院（普通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同等代表组成，它通过具体的案件划分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的权限和解决双方的权限争议。权限争议庭的主要作用，在于决定某一案件属于哪个法院系统管辖，其实质是确定某个案件是否属于行政法院管辖，实际上是划分行政审判的权限和确定行政法的适用范围。因此，其作出的裁决的影响往往超过一个具体案件，在解决一个具体权限争议时，可能确定一个一般性的规则。

2.注重强调行政判例的法律效力

判例虽然是法国行政法的重要渊源，但由于法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宪法中有关行政的条文，国会制定的有关行政组织和活动的法律，总统和总理所制定的行政法规，部长和地方政府所制定的行政规章，这些都是行政法的渊源。在法国，国会所制定的普遍性规则称为法律，行政机关所制定的普遍性规则（行政法规和规章）称为条例。他们的效力层次为：法律—行政判例—条例。行政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首先必须根据国会制定的法律断案，但由于作为行政行为根据的普遍性规则，主要由条例规定，而不是由法律规定行政法院断案还必须以条例为依据，不过所依据的条例必须是合法有效的，行政法院在诉讼程序中可以根据法律和判例审查条例的效力，撤消违法的条例。因此，最高行政法院和权限争议庭的判例也就成为行政法院断案的主要依据，其效力要高于条例。

3.强调行政判例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在普通法系国家，尤其是在英国，最高法院也受本身判决的拘束，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 才推翻先前的判例。但在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不受本身判决的拘束。主要原因在于行政活动的纷繁复杂性及易变性，行政法的实践性很强，现代社会的发展又是如此的迅猛，最高行政法院必须根据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通过判例确立起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行政法原则和规则，如果最高行政法院受本身判决的拘束，势必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不能充分发挥判例法的灵活性和社会适应性。因此，最高行政法院认为在适当的情况下（例如认为先例已过时）， 就可以推翻先例，通过判例确立起新的行政法原则和规则。

四、结论

法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实行行政裁判制度的国家，其完备的行政判例制度不仅合理地界定了司法权和行政权，使两者处于良性的发展，同时还适度平衡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行政诉讼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极大地提升了行政法院的公信力。考察其富有特色的行政判例制度，对世界范围内的行政判例制度的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薛茜茜：《法国行政法院制度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1年

作者简介：

姚业光（1989～），男，江苏省宿迁市人，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职务：学生，研究方向：法学。

篇5：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性质

(一)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概念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又称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 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 即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与审判一定范围内行政争议案件的权限。

(二)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模式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模式, 是指一国确定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方式和基本制度。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主要以制定法来明确规定受案范围, 主要有概括式、列举式以及概括列举并用的混合式。概括式是由统一的行政诉讼法典对受案范围做出原则性的规定, 其优点是简单、全面, 不致发生遗漏, 但却失之宽泛和不易掌握。列举式有肯定列举和否定列举两种方法。肯定列举是由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加以逐个列举, 凡列举的都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否定列举也称排除式, 是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逐个加以列举, 凡列举的都不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 未被列举的则都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列举式的优点是具体、细致, 受案或不受案的界限分明, 易于掌握, 但却有繁琐且难以列举全面的弱点。混合式是将上述两种方法混合使用, 以发挥各自的长处, 避免各自的不足, 相互弥补。[1]

二、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遵循的原则

世贸组织的加入, 经济模式的革新, 以及我国行政诉讼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要求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与法律环境下,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总结行政审判工作的经验, 并参考借鉴国外的行政诉讼立法, 进一步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笔者认为具体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 充分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原则

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就是通过由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解决发生在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 从而有效地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 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 应尽可能地扩展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充分发挥司法审查的作用, 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二) 正确处理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在受理行政案件上合理分工的原则

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时要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处理解决行政案件上的作用和长处, 让其能通过行政复议、行政申诉等方式解决一部分行政争议, 使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对各自的受案范围有一个合理的分工。对内部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等, 就不必划归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

(三) 自足现实, 逐步扩大的原则

即根据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法治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从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到现在, 我国国情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行政法治要求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规范,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适时扩大。

三、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采用了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方式, 即混合式。

(一) 概括式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对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做出了统一的规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值得关注的是, 本条将受案范围仅限于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 将抽象行政行为和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具体行政行为排除在外。另外, 对于“合法权益”的外延应如何理解也是一项重大研究课题, 它极大地影响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大小。

(二) 肯定列举式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第二章“受案范围”中的第11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 (1) 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2) 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3) 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 (4) 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 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 (5) 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6) 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 (7) 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8) 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除前款规定外, 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可见, 该条把“合法权益”仅限于人身权、财产权。本条第2款虽有扩大, 但也只是针对除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的行政案件。而根据本法第2条规定, 无论法律法规是否有规定, 只要侵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均是可诉行为。由此可得本条与第2条在对受案范围的概括式规定上产生了矛盾, 这将导致人们在适用时的难以定夺。

(三) 否定列举式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第二章“受案范围”中的第12条中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 (1) 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2) 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3) 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4.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最高院《若干解释》第1条第2款中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 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1)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为; (2) 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3) 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 (4) 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 (5) 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 (6) 针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四、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局限性及其完善

(一)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局限性

1. 所保护的权益范围过窄

首先, 对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合法权益”应作广义的理解, 不限于人身权、财产权, 不仅包括宪法权利和普通法权利等法定权利, 还包括习惯法、判例法以及法理上所主张的公民权利, 其中, 要尤其注重“宪法权利”的保护。在我国, 宪法权利包括平等权、政治权利与自由、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监督权。而行政行为涉及内容广泛, 既涉及财产权、人身权, 也涉及其他权利。众所周知, 行政法作为宪法最重要的实施法及“动态的宪法”, 是维护宪法尊严和实现宪政制度的最重要的法律部门, 理应在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问题上发挥巨大的作用。随着近年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将政治权利等权利内容纳入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条件也日臻成熟。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宪法权利时, 应该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

其次, 将公益诉讼排除在诉讼受案范围是欠妥的。生活中存在大量公共利益被损害 (如国有资产流失, 环境污染和破坏, 土地开发中的不合理利用等) 却得不到保护的情形, 如若将环境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若干领域引入行政公益诉讼中去, 将能达到良好的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效果。

2. 以具体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 否定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 人民法院只受理以具体行政行为为对象提起的诉讼。实际上, 如果法院不能受理对违法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并予以撤销, 那么就可能导致违法不当的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侵害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发生, 使得更多的相对人蒙受损失。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 抽象行政行为数量大、范围广, 对社会经济活动及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均能产生广泛、持久的影响, 加之其具有反复适用性, 使得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并不比具体行政行为要小。试想当某一具体行政行为被人民法院判决无效、撤销或变更后, 作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依然合法存在而且可能再次适用, 不但会增加社会的诉讼成本, 造成行政相对人经济上的负担, 还不能从根源解决问题。

3. 规定受案范围时采用列举的方法, 易出现“挂一漏万”的现象

采用列举的方法规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虽然清楚明了、易于掌握, 能够起到明确界定范围的作用, 但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社会现象纷繁复杂, 社会生活日新月异, 无论制定法列举出多少可以受理的案件, 总会有遗漏, 用这种列举的方法规定法院应当受理的案件难免会出现所谓的“挂一漏万”的结果。[2]甚至, 用列举的方法予以规定容易导致司法标准的混乱不一, 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寻求司法救济以及案件的受理带来很多不便。

(二) 扩大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建议

综合以上论述, 笔者认为今后我国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上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求突破:

1. 扩大受保护的权利范围

首先,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正在向法治强国迈进, 按照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规定, 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 这种广泛的权利并非仅限于法定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该种主张若能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上得到体现, 将是民主与法治建设基本要求的充分体现。诉讼范围务必从人身权、财产权扩大到“一切合法权益”, 即除人身权、财产权外, 还要对劳动权、受教育权、休息权以及政治权利等进行全面而有效地保护。

其次, 完整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当包含公益诉讼。行政相对人除了向司法机关主张自己的利益, 还可以主张同一事件受害的其他公民的利益, 要在行政诉讼框架内扩大对利害关系人的外延, 把对公共利益的保护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 为公益损害提供及时而有效的司法救济。

2.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

众所周知, 此种呼声近年来颇为普遍。只有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才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 避免累诉的弊端, 迫使行政主体对自己的抽象行政行为负责, 从立法上根除违法行政。

3. 引入判例

纵观当今世界, 凡是法治发达的国家,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 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判例 (尤其行政判饲) 在其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的判例, “一言以蔽之, 类似之案件须都采用作类似之判决是已。”[3]行政判例不仅可以弥补制定法固有的缺陷, 而且能与社会发展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笔者强烈建议在立法上取消容易引起误解的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正面列举的规定, 采用参照《若干解释》反面列举的办法[4], 引入行政诉讼判例制度, 解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上列举式和概括式规定各自的缺陷, 避免不同法院因理解不同而对同一性质的行政争议是否受理做法不同的弊端, 促进我国法制的统一。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行政案件也变得日益复杂化。从理论与实践以及行政诉讼法和最高院司法解释来看, 行政主体的哪些行为可诉仍有诸多不明之处, 这不仅不利于公民权利的保护, 也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相距甚远。针对目前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问题, 本文提出了完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思路, 明确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性质, 做出了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建议, 以适应当代世界民主潮流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观念日益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完善

参考文献

[1]章剑生.行政诉讼法基本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8年版, 第34页.

[2]马怀德.行政诉讼范围研究.http://www.zzadmin.com, 2007-06-08.

[3]杨仁寿.法学之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256页.

篇6：中院判例 行政协议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关键词]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赔偿范围；关系

【中图分类号】 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266-1

研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行政赔偿范围关系，笔者认为应该依次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分析，行政赔偿范围的分析，进而分析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行政赔偿范围关系。

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分析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范围。行政审判解决行政纠纷，但并非所有的行政纠纷都可以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解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决定着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范围，决定着权益受到行政主体侵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诉权的范围，也决定着人民法院所能调整的行政法律关系的范围。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应当主要考虑两个因素：（1）行政诉讼制度应当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获得裁判权。（2）行政诉讼应当体现诉讼制度的目标追求即解决社会生活中所有的法律纠纷。

二、行政赔偿范围

行政赔偿范围既包括国家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范围，也包括国家对上述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因此，行政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可赔偿的行政侵权行为的范围和可赔偿的损害范围。行政赔偿法律关系之规范性源于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性，因此，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存在侵权法上的（公民）权利—（行政机关）职务义务法律关系，根据这一关系，公民得要求行政机关为或不为一定行为。

我国《国家赔偿法》在总则第二条作了如下概括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国家赔偿法》第一节赔偿范围对赔偿范围做了详细规定。行政赔偿的范围根据行政侵权行为可分为侵犯人身权的行政赔偿和侵犯财产权的行政赔偿。

其中《国家赔偿法》第三条是关于人身权侵权的行政赔偿范围，《国家赔偿法》第四条是关于财产侵权的行政赔偿范围。本条第四项是财产损害赔偿的概括性规定，其他违法事项包括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不作为行为造成财产损害的、违法实施许可行为造成申请人以外的其他人的财产损失等。《国家赔偿法》第五条规定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

三、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行政赔偿范围关系之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这里指的其他行政案件是指除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上述8种案件以外的其他案件，行政诉讼法并未规定这些案件的范围或者内容是什么，只是规定必须是法律、法规作出明确规定的案件。这里的法律、法规指的是除《行政诉讼法》以外的其他各种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这些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其他可以起诉的行政案件，是《行政诉讼》未予以列举的行政案件，即属于《行政诉讼》第11条第1款列举的8种案件以外的。这些案件不只限于只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方面可以包括政治权利和自由、劳动权、文化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国家赔偿法》有关行政赔偿范围中所包含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就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司法审查问题，当然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内容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而非“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这里的“其他行政案件”既包括上述一般规定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之外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引发的行政案件，也包括其他行为或情形所引发的行政案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单独就损害赔偿提出请求，应当先由行政机关解决。对行政机关的处理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违反行政职责的行为。”第二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对行政机关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又决定不予赔偿，或者对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三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了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四）、（五）项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的非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并造成损失，赔偿义务机关拒不确认致害行为违法，赔偿请求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为也都是应当能够引起行政赔偿的行为，而同时结合《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国家还应当对“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和“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为，也就当然属于行政赔偿范围。

从理论上讲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所有违法行为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损害，都存在行政赔偿问题。但是这些损害发生后，并不一定都能够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或的赔偿，只有符合行政赔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为造成损害的，才能够通过行政赔偿诉讼解决。

篇7：中院判例 行政协议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相较于原《行政诉讼法》, 新《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上有着巨大的进步, 如将老法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改为“行政行为”; 将老法罗列的应受理的八类案件扩张到十二类; 将兜底条款规定的“人身权、财产权”改为“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虽然新法在受案范围上有着巨大的进步, 但仍存在着诸多不足, 具体而言:

第一, 虽然新法在十二条第一款中采用肯定式的罗列方式将受案范围扩张到了十二类, 并在第二条概括式的规定了公民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但即使穷尽立法者脑力罗列出的可以受理的行政案件也无法适应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快速变化下日益复杂的行政关系, 虽然总则在第二条原则性的规定了公民有权提起诉讼, 但其规定也十分模糊, 并且在现实实践中, 法院往往也只受理肯定式列举规定的案件, 很难有效对公民合法权益进行全面的保护, 受案范围的狭窄也导致了我国行政案件数量偏少的问题。

第二, 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二项将老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更改为“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体现出了我国法律对于公民权利保护范围扩大的良好趋势, 但新法仅规定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正如前文所述, 法院通常只受理受案范围明确规定的案件, 这种“挂一漏万”的模糊表述难以真正的对公民进行保护。我国《宪法》在第二章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选举、被选举、批评、建议、受教育等一系列基本权利。现行的受案范围的规定没有将宪法所保护的权利和行政诉讼法需要保护的权利有效的衔接, 从而出现了权利保护的真空。行政诉讼法是依据宪法制定的, 并且本着“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原则, 当行政机关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时, 行政诉讼法应当有所作为, 而现行立法无法对公民权利进行全面的保护。

第三, 新法在第十三条用否定式的列举方式几乎完整的保留了老法不予受理的范围。笔者认为将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排除在受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是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权益保护的缺位。法院是否受理一个案件, 不是根据行为的对象而是根据行为的性质确定的。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并不因为其对象是内部工作人员而改变其性质, 并且针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也存在着不合法的奖惩、任免, 该条款将其列入不予受理的范围是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诉权不合理的限制。

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问题的建议

针对前文所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修改, 具体而言:

第一, 用肯定加否定的列举方式必然无法包揽所有可能出现的行政案件, 列举的方法往往也仅仅用于否定性的排除, 并且可以肯定, 实践也已经证明通常只有在肯定列举中明确规定的情形才能通过法院的“把门人”立案人员的把控, 顺利进入法院的审理, 那么实践中其他大量存在的行政争议很难进入法院的门槛。可以看出现行的受案范围仍显狭窄, 同时仅将公民权利限定在人身权和财产权等权益也有所不妥, 新《行政诉讼法》在第一条规定根据宪法, 制定本法, 但是该法对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并没有完整的衔接, 仅规定“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 无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全面的保护。因此, 笔者认为更为适宜采用概括加否定列举的方式对受案范围进行规定, 掘弃肯定式的列举方式, 从而公民权利的保护范围也得以扩大。从理论上讲: 设置行政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 是为了通过司法裁判保护公民权利免受行政机关侵犯, 因此, 除法律另外规定外, 公民的法定权利, 都应在保护之列。据此也更符合行政诉讼法保护公民免受行政机关不法侵害的立法理念, 对其权益进行有效保护, 也可以明确的将不宜受理的案件排除在外。

第二, 法律作为规范性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其具有普遍性的特点, 新法仍将行政机关违法使用、滥用行政职权侵害其内部工作人员合法权益的情况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我们不能期望“体制内”的人员权益受损时也通过“体制内”的方式解决, 从而剥夺其诉权, 使行政机关的内部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的监督, 其内部工作人员也成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法外之人”。因此, 笔者建议应对不予受理的范围作出调整, 删除新法第十三条第三项, 将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纳入受案范围中。

摘要：行政诉讼是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 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则是决定公民能否有效提起诉讼的前提之一。新《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 其在多个方面呈现出不少亮点, 但也存在着一定问题, 本文着力分析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不足, 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以期其能更好的发挥功效。

关键词：新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问题,建议

参考文献

[1]马怀德.<行政诉讼法>存在的问题及修改建议[J].法学论坛, 2010 (5) .

篇8：从实质行政看行政诉讼范围的扩大

关键词：实质行政；行政诉讼范围；依法治国

我们党的十五大明确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治国的精髓就是立法完善、依法行政、司法公正。而提到依法治国，就不得不提到依法行政，二者是局部和整体，片面与全面的关系。而依法行政的前提，就要求良好的司法监督体系。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有其自身存在的局限性，虽然行政内部监督具有高效、及时、方便的特点，但滥用职权、超越职权、消极不作为等情况经常发生。

司法监督虽然不能将所有的行政纠纷的最终解决权都拿到法院，但是通过法院做出法律裁决是解决行政争议的最有效的方式，它符合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要求，而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由于对受案范围作了限制规定，使得在行政审判中，法律规定的有效作用不能得到发挥。

在我国法律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在从行政行为的角度来研究诉讼受案范围扩大的问题。本文将试图以实质行政来分析行政诉讼范围的扩大来对该问题进行研究。

一、形式行政与实质行政

通过对行政机关行为的范围分类，我们可以将行政分为形式行政与实质行政。

形式行政，是行政机关从事的职能活动，无论它们是指定规则的、处理具体事项的还是裁决争议案件的活动，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对国家与社会生活进行管理的活动，从这个角度讲，只有行政机关才能“行政”。

实质行政，是指无论它们是由什么国家机构实施的被认为属于行政活动但排除制定规则和裁决争议案件以外的执行性活动。该定义是从功能定义的，认为行政是对国家与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与组织，做出决策与执行的活动的总称，从这个角度讲，立法、司法机关也可“行政”。

对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研究与完善，形式行政与实质行政的分类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关于行政诉讼范围的规定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又称行政审查权范围或者可诉行为范围，是指法院受理与审理行政争议的范围。关于行政诉讼范围的规定，从法院和行政机关的角度来说，是为了明确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哪些行政行为拥有司法审查权；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方面来看，是为了维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如何寻求司法救济。

作为我国行政诉讼的基本程序法，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作了基本的规定，具体表现在：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第十一条与第十二条。

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对受案范围的原则规定、第十一条的列举以及第十二条的排出规定，在形式上看比较严密，既有总体规定也有具体细化和特殊排除，但实质上存在不周之处。

将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规定为行政主体，这就把许多授权性行政主体排除在法律规定之外。第十一条第一款前七项逐一列举，第八项兜底规定“人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第二款补充规定“除欠款规定以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该条第一款规定了“人身权、财产权”在行政法方面的保护，第二款规定则没有对“人身权、财产权”进行提及，仅仅是以法律、法规规定为前提。可见，如果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可以起诉，法院则不能对超出“人身权、财产权”范围的案件进行受理。这就与第二款中“合法权益”相矛盾。故法院只能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来针对受理的案件。一方面是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对其他案件的受理。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健全的法院行政审判机制。

三、行政诉讼范围存在的弊端

尽管从《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一直到司法解释的施行都在一步步扩大受案范围，但是这种扩大并美欧对受案范围的规定做出实质性的突破，在形式行政下，仍旧存在一系列具体问题。

一是只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所作出的行政行为才是可诉的，意味着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政协等行政机关之外的机关都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而实际上，这些机关也拥有着一些行政权力。二是没有明确纳入受案范围的关于政治、教育等权利的行政行为。

四、从实质行政看行政诉讼范围的扩大

实质行政关于行政种类的划分是以形式行政权的机关的行为性质为根据，这种划分不仅重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或者作为行政活动结果，而且还重视考察与监督整个过程的行政活动。通过对行政活动过程的调整，注重各种行为形式的配合，强调行政过程整个的合法性，并且调动了相对人对服务的合作与参与，增进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信任。只要行使了行政权就是行政。因此实质行政相比于学界一直研究的形式行政来说，大大扩大了行政主体的范围。从而进一步表现在行政诉讼上，则表示对于行政诉讼范围的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由原来享有国家行政职权的国家机关和组织扩大成了一切依法享有行政权的机关和组织。

五、結语

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于发展我国行政诉讼和行政审判以及对于公民的权利的维护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从实质行政的角度出发，正是一个很好的扩大行政诉讼范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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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佳琪（1991.05～），女，辽宁朝阳人，辽宁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