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审计基金论文

摘要：本文比较分析了有限合伙制、公司制和信托基金制三种典型的创业投资组织模式对创业投资家素质培育的激励约束机制，认为有限合伙制是最能有效激励创业投资家的组织制度安排。基于我国创业投资组织模式的历史和现状考察，提出应吸收借鉴有限合伙制的优点，对本土创业投资公司的内部制度进行优化设计，激励创业投资家进行素质培育，以提升创业投资机构的竞争力。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公司审计基金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公司审计基金论文 篇1：

上市公司发起设立并购基金风险研究

摘 要：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上市公司参与设立并购基金，利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效结合，能够助推其早日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上市公司参与设立并购基金，可能会遇到交叉持股、被认定为关联方等事项，影响其转型升级的顺利推进。上市公司在设立并购基金之时，只有规避掉可能的风险点，才能实现其产业的转型升级，才能早日实现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上市公司；并购基金；风险点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的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极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在我国经济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的意识到我国经济现阶段所存在的突出问题。投资驱动型的经济模式造就我国经济过去多年的高速增长，但该种“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我国现在面临着产能过剩、竞争力不足及资源的高消耗和高污染等突出问题，亟待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走“集约型”的发展道路。上市公司作为我国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处于转型升级的最前沿。

上市公司不论是出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还是产业链条的调整上，都有提升公司价值的内在需求。上市公司基于自身的资金实力，选择并购标的和资本运作等方面的能力，实则难以达到最初的战略目的。上市公司通过与PE机构合作设立并购基金，运用私募机构成熟的并购经验，结合自身产业运营能力，达到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并购理想标的成功概率。在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中，鼓励企业通过设立并购基金开展并购重组活动。在2014年证监会新近修订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也明确规定，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取消行政审批（不涉及借壳上市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且鼓励上市公司与有关机构合作设立并购基金开展并购重组。国家在最近几年连续出台政策支持企业开展并购重组，显现出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开展并购重组持较为开放的态度，也预示着在政策层面上助推上市公司通过设立并购基金开展并购重组活动。

近几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发起设立并购基金已渐成潮流，在上市公司产业并购及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任何好的政策推出，在其初期都会存在政策的不明晰，上市公司开展业务时亦处于摸索之中，从而导致上市公司发起设立并购基金到并购完成装入上市公司过程中存在许多的风险点，如果这些风险点不能有效的避免，会阻碍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顺利推进，导致上市公司大的战略不能有效的实施。

二、文献综述

陈忠勇（2013）研究了上市公司设立并购基金在并购重组中的所具有的意义，并提出了并购基金在上市公司资本运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金玮（2013）研究了“上市公司+PE”型并购基金，指出并购基金有利于并购的成功概率，且在外汇管制严格的背景下为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提供帮助。张驰（2014）研究了“上市公司+PE”型并购基金，认为该种模式下的并购基金能够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规避不必要的风险，提高并购的成功概率。范硕（2014）研究了“上市公司+PE”型并购基金，从双方角度出发，分析了产融结合的原因，并进行了案例分析。段旭凌（2016）研究了天堂硅谷和大康牧业联合设立并购基金的案例，指出并购基金的必要性，但是在并购基金运营管理等方面有待提高。马才华（2016）对上市公司设立并购基金股价效应进行研究，指出并购基金具有短期正向的股价效应。何孝星（2016）研究了上市公司设立并购基金不仅具有明显为正的股价效应，并且杠杆水平高的公司拥有更明显的股价效应，相关行业并购比不相关行业并购具有更明显股价效应。

基于国情的不同，在国外尚缺乏相关并购基金模式研究文献可供参考。国内学者对上市公司发起设立并购基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并购基金的模式、动机、具体的案例分析和短期的股价效应等，但对并购基金设立到标的装入上市公司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点进行研究。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上市公司设立并购基金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点进行研究，以期能使上市公司通过设立并购基金开展并购过程中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点，最终顺利实现我国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顺利转型升级。

三、上市公司发起设立并购基金可能存在的风险点

并购基金在国外已经形成成熟的市场，但在国内有关并购基金的设立在近几年才开始兴起。由于我国并购基金刚进入成长阶段，上市公司在设立并购基金过程中并没有很好的可以借鉴的蓝本，所以只能依照于普通的PE基金来进行组建。对于上市公司参与设立的并购基金来说，缺乏一套运行良好的内控制度，且对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也缺乏足够的认识，那么在并购基金设立到并购标的装入上市公司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风险点，对并购基金的顺利推进产生不利的影响，最终影响上市公司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根据本人金融行业从业经验，结合往来案例分析总结的经验，及问询政府监管部门有关工作人员的反馈意见，总结出并购基金设立到并购标的装入上市过程中可能风险点。

1.决策机制的合理性问题

上市公司借助于并购基金开展并购的主因之一即是利用杠杆达到并购标的的目的。上市公司在并购基金中的出资比例较低，但通常并购标的主要退出方式是装入上市公司，在并购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委会”）中上市公司谋求标的退出时的一票否决权。上市公司委派在并购基金投委会中的委员拥有标的退出时的一票否决权，此时上市公司成为并购基金的对手方，其有权利要求并购基金强制按照自己的要求将标的转让给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只是并购基金投资人之一，其他基金投资人的利益如何在标的退出时得到合理的保障。通常上市公司主要以发行股份收购并购基金所持标的的股份，此时上市公司如何保证发行股份定价的公允性，这也将成为并购基金各方投资人博弈的重点之一。

2.标的优先收购权和回购义务的不均衡

上市公司设立并购基金的主要目的就是围绕上市产业链或其转型升级开展并购业务，因此上市公司设立并购基金通常会有优先收购权的要求。如果上市公司拥有对并购标的的优先收购权，那么就应该承担一定的义务，这样对并购基金其他合伙人保持公平。在上市公司成立并购基金时，如果承诺收购并购标的，则可能出现并购标的发展态势不符合上市公司的收购标准，或者受到来自证监会的监管压力等造成不能收购并购标的，上市公司需要承担可能造成的风险。上市公司成立并购基金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规避掉收購过程中潜在的风险，如果把并购标的后期的发展态势中不利因素都归因于上市公司，那么上市公司设立并购基金的初衷就不能有效的实施。

3.利用内幕信息或进行市场操纵

上市公司主导设立并购基金的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等，在并购标的培育成熟并准备装入上市公司之时，如何保证标的装入上市公司的信息能够得到有效隔离，防止内幕消息的被利用或操纵市场境况的发生。如果并购基金所制定内控制度不够完善，将极有可能导致被证监会认定为利用内幕消息谋取暴利或操纵市场的嫌疑。

4.被认定为关联方

上市公司参与设立并购基金的过程中，上市公司大股东参与到并购基金的设立越来越普遍，大股东的参与无非是为了获取并购标的在装入上市公司前后估值之差或者进一步巩固大股东的控股地位等。但在上市公司成立并运营并购基金的过程中，可能被证监会认定为关联方，从而导致并购标的被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大股东新持有股权的锁定期、表决权的回避以及标的未来业绩补偿标准的制定等方面的重大限制。

5.被认定为交叉持股

上市公司通过外延式扩张完成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风险低、效率高、杠杆高等效果，通常与私募机构联合成立并购基金。上市公司通过设立并购基金持有并购基金的份额，并购基金并购标的培育成熟之后，在符合上市公司标准的前提下装入上市公司时，并购基金又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从而出现“交叉持股”的现象。当上市公司和并购基金之间出现“交叉持股”时，在标的装入上市公司之时会受到证监会的问询，极有可能增加通过监管审核的难度。

四、上市公司发起设立并购基金风险点的规避

1.决策机制的合理化

上市公司在并购基金谋求一票否决权时，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上市公司设立并购基金服务于其自身的发展战略，那么在标的的选取、标的的并购时有必要拥有一票否决权。但是在并购标的培育成熟，如果投委会决议将标的装入上市公司时，此时上市公司派往投委会委员要进行回避；如果并购标的培育未达到上市公司的标准，则放弃将其装入上市公司，此时上市公司没有动机谋求一票否决权的必要。

2.标的优先收购权和回购义务的均衡性

上市公司的优先认购权和回购义务不能一概而论，要对其优先认购权和回购义务在成立并购基金之初进行权衡。上市公司在享受并购标的优先认购权之时，要保障并购基金其他合伙人的基本利益。在履行回购义务时，上市公司也会对培育成熟的标的有一个基本的认定标准，即是保障上市公司收购风险处于可控之下，也是对基金管理人管理并购标的时的内在要求，促使其勤勉尽责，提升并购标的的内在价值，以达到各方的认定标准，实现共赢。

3.规避被认定为利用内幕信息或进行市场操纵

上市公司参与设立并购基金时及之后的管理过程中，并购基金关联方应当严格按照证监会的规章制度要求，及时做好信息的披露工作；在并购基金并购标的时及标的装入上市公司时，有关敏感性信息要控制在尽可能少的人之中，切勿外传。

4.规避被认定为关联方

在上市公司大股东参与到并购基金时，根据证监会的规章制度及对现有案例的分析研究，总结出规避被认定为关联方的一些措施：（1）并购基金合伙协议要约定上市公司大股东应放弃其表决权，仅仅作为财务投资人，谋求投资收益；（2）上市公司大股东作为LP时，应少出资或不在并购基金中出资，以确保出资比例足够低；（3）上市公司大股东在GP 中的份额较低或尽量不持有GP份额；（4）上市公司大股東尽量不在并购基金中担任要职，且不谋求控制并购基金。

5.规避被认定为交叉持股

根据证监会规章制度及对已有案例的分析研究，总结出规避被认定为交叉持股的一些举措：（1）并购标的在装入上市公司时，并购基金不以换股的形式退出；（2）并购标的在被装入上市公司之前，上市公司退出其在并购基金中的基金份额。

五、结论

一个国家建设资本市场的初衷，是服务于实体经济，是为其国民谋福祉。上市公司设立并购基金，是为了服务于上市公司产业链的调整或产业的转型升级的需要。上市公司在设立并购基金之时，只有规避掉一些可能的风险点，才能顺利实现其战略目的。上市公司参与设立并购基金，是为了其更快、更好的发展所需，也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之选。

参考文献：

[1]陈忠勇.利用产业并购基金推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研究[J].财会学习， 2013（08）： 62-65.

[2]金玮. PE在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中的作用、影响与发展趋势——理论、实务与案例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3（04）： 41-47.

[3]张弛.上市公司与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共同设立并购基金：运作模式、动机及风险[J].会计师， 2014（13）：5-7.

[4]范硕.产融合作式参股型并购基金：发展动因、模式与争议[J].浙江金融， 2014（04）：66-70.

[5]段旭凌.大康牧业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案例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6.

[6]马才华，马芸.上市公司设立并购基金事件短期市场价值效应检验[J].财会月刊，2016（04）：120-123.

[7]何孝星，叶展.并购基金是否创造价值？[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6（5）：50-60.

作者简介：

周明威（1990-），男，当前职务：硕士研究生，学历：在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

作者：周明威

公司审计基金论文 篇2：

创业投资组织模式对创业投资家素质培育的激励约束分析

摘要：本文比较分析了有限合伙制、公司制和信托基金制三种典型的创业投资组织模式对创业投资家素质培育的激励约束机制，认为有限合伙制是最能有效激励创业投资家的组织制度安排。基于我国创业投资组织模式的历史和现状考察，提出应吸收借鉴有限合伙制的优点，对本土创业投资公司的内部制度进行优化设计，激励创业投资家进行素质培育，以提升创业投资机构的竞争力。

关键词：创业投资； 激励约束； 素质培育； 创业投资组织

创业投资家是创业投资的核心主体，是创业资本转化为创业投资的直接组织者和推动者。创业投资家的素质是一种胜任素质，[1]是与创业投资卓越绩效内在相关的个体特征和品质，包括个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心理、认知、行为技能和创业投资专门知识与技能等。创业投资家的素质差异是决定创业投资机构业绩差异的根源。对于投资者而言，创业投资家素质是一种不对称信息，创业投资组织模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不仅应发挥素质甄别作用，还需要能够耦合创业投资家个人需求与组织目标，激发创业投资家积极培育和提升自身素质。创业投资组织模式按照契约形式的差异，大体可分为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基金制。在公司制中，创业资本的投资者是创业投资公司的股东，公司按照《公司法》组成与运作；有限合伙制由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和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依据契约组成，前者享有全部的管理权，后者提供企业的绝大部分资本；信托基金制依据信托契约成立，以信托契约方式将投资者、管理公司和受托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加以书面化、法律化，监督和规范当事人行为。本文比较了不同的组织模式对创业投资家素质培育的影响，并针对我国创业投资组织模式现状提出了相应地优化措施。

一、 有限合伙制

（一） 有限的存续期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在组织结构上的一个特点是有限的存续期，一般为10年，经过协商后最多可以延长4年。有限的存续期使得创业投资家不能永久地控制基金的运作，并需要在存续期满时对基金进行清算。如果创业投资家在基金存续期间有过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或者业绩水平不佳，将会很容易在基金清算时暴露出来，影响他们的市场声誉和以后的资金筹集。有限的存续期激励创业投资家必须努力在一个基金的有限合伙期限内取得有限合伙人和市场认可的成功业绩。

（二） 承诺资金投入制度和无过错离婚机制

在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中，投资者在基金到期之前如果发现创业投资家表现不佳或者投资失败时，通过承诺资金投入制度和无过错离婚制度（No-fault divorce）的契约安排可以及时停止资金投入。资金投入的承诺制度是指，有限合伙基金的投资者在基金募集阶段先期承诺投资一定数量的创业资金，但是在开始时实际上只支付承诺投资金额的25%～33%，其余的投资资金在基金成立后开展创业投资时，再根据基金的实际投资进度和业绩表现进行分期分批的资金注入，这种已经承诺投资但是并没有实际支付完毕的创业资金在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中称为承诺资金（Committed capital），这种分批投入资金的做法就是承诺资金制度。通过这一制度，投资者可以根据基金的投资业绩表现和管理水平决定是否提供后续的资金投入，而每一次履行资金投入承诺，实际上就是投资者对创业投资家素质的一次评估。即使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创业投资家没有重大过错，只要投资者对其丧失了信心，就有权放弃继续投资的承诺，不再继续投入资金，但要受到已经投入资金减半计算的惩罚，所享有的权益也相应地减半，从而构成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中独特的“无过错离婚机制”。承诺投资的分期投资制度和无过错离婚制度使投资者可以根据创业投资家在基金运作的不同阶段的素质表现作为选择约束或者激励决策的依据，有力地鞭策创业投资家积极进行素质培育以创造卓越工作绩效。

（三） 声誉机制

作为普通合伙人的职业创业投资家，其事业和主要的报酬收入都来自于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在创业资本市场规模既定，而职业创业投资家群体存在众多的参与者和竞争者的情况下，参与者要长久的留在市场中并得到较好的发展，声誉（Reputation）对他们的行为具有较大的约束力（Diamond，1991）。[2]创业投资家一般需要经过多年的奋斗和努力才能积累和建立起良好的声誉，他们不会轻易冒损坏名誉的危险而去获得一时的蝇头小利。声誉机制是维系创业资本市场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激励和约束并举的机制。声誉使创业投资家不仅考虑当期报酬最大化，更需要考虑下期的融资难度，形成自我规范与约束行为的机制，真正实现个人目标和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的目标一致，并且有助于创业投资家获得胜任愉快，即创业投资家通过个人素质的提升提高了绩效，在“愉快”地获得组织的回报时，实现了自我价值。

（四） 报酬制度

报酬制度是有限合伙制组织激励机制的核心要素，在协调职业创业投资家和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方面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组织中，作为普通合伙人的职业创业投资家的报酬包括固定报酬和变动报酬两部分：固定报酬主要采用管理费（Management fee）的形式，即按照基金资产总额的1%～3%的比例提取的基金管理费或者是按照基金已经投出资金的一个百分比；变动报酬是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净收益分享（Share of partnerships profits），是普通合伙人在基金期限届满清算时获得的基金总的投资净收益的15%～25%的收益分成。投资净收益分享或提成是创业投资家最主要的基金管理收入来源，是职业创业投资家的专业技能特长、经验和知识等素质培育的投入所获得的相应的剩余索取权。这种赋予普通合伙人高比例分红提成权利的报酬制度和他们努力进行素质培育产生的业绩紧密相连，能够给创业投资家提供最大的动力。为了激励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创业投资家尽可能地关心整个基金组织的总收益水平，在计算投资净收益提成这一附带权益的过程中，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还引入了“爪回”（Claw Back）条款。即在普通合伙人收到附带权益之前，允许有限合伙人收回他们的投资和已经提取的管理费，并要求普通合伙人归还他们早期的利润分配。这一条款将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创业投资家的近期收入和远期收入有机结合，实现了个人与组织的利益协同。

二、 公司制

在公司制创业投资基金的组织形态中，决策管理的职能委托给内部被雇佣的基金管理团队或者外部的专业创业投资管理机构，决策的控制权和监督权赋予享有投票权的股权持有者，即剩余资产的要求权利人——公司的股东。由于创业投资家掌握了日常决策权，而日常投资活动又不可能全部都经过董事会讨论和决策，同时，基金公司的创业投资家一般不持有公司的股权，基金公司的投资业绩表现的好坏虽与其有一定的利益联结关系，但远没有与外部勾结所带来的收益大。而公司制中的当事人约定权利义务必须受到有关公司法律强制性规定的约束，不能像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一样随意约定对创业投资家的约束条款。这种情况下，创业投资家的投资决策往往是凭职业道德来规范。

为了防范上述因信息不对称和激励约束不相容导致的创业投资家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公司制度也设计了多层次的约束机制，例如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对经营管理团队的聘任、监督和解聘机制，董事会对重大投资和举债等决策的否决权，经纪人团队对董事会的定期信息披露和报告制度、董事会对经营管理团队经营业绩的定期审计制度等等。但是，这种多层次约束机制又会使公司在运作时趋向于规避风险，寻找那些风险小且能产生正现金流的项目投资，违背了创业投资基金的初衷。而且这种随时可能遭受罢免的情况，会促使创业投资家注重短期收益，有损创业投资基金的长远利益。另外，公司制下，作为职业创业投资家的专业投资人团队一般仅能获得固定薪酬，对创业投资家的激励不足必然削弱其积极性，增加创业投资机构经营失败的风险。

三、 信托制

（一） 激励机制

在信托制创业投资基金组织中，作为投资者的委托人可以与作为基金管理人的受托人约定分配一定比例的基金投资净收益作为受托人管理和运作创业投资基金取得成功业绩的报酬，以激励职业创业投资家的管理积极性，从而增加基金投资成功的机率。但是在信托关系下的创业投资基金中，由于创业投资家同样可以提取固定比例的基金管理费，并且为了取得规模优势，专业投资人总是倾向于同时募集和管理尽可能多的创业投资基金，因此相对而言，他们所需承担的经营风险较小，委托人给予其基金投资净收益提成的比率较低，所以信托制创业投资基金的激励机制不如有限合伙制下的激励有效。

（二） 约束机制

以专业投资人身份出现的职业创业投资家作为受托人，无需对信托型创业投资基金的经营承担无限责任，仅对由于其过错导致投资基金亏损的部分负有限责任，而且一般对于基金经营的亏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因此，信托型创业投资基金的约束比有限合伙制和公司制的创业投资机构要弱。此外，信托制创业投资基金可以通过信托契约规定创业投资基金封闭经营的年限、投资者分阶段投入资金制度以及阶段性强制分配投资净利润等，从而形成对专业投资人的约束机制，较为充分地保障投资者利益。但是，在信托型创业投资基金中，基金的信托契约具有连续性，作为投资者的委托人无权直接干预作为专业投资人的受托人对投资基金的经营管理权，只能通过基金托管人进行一定程度但不是强有力的监督和约束。另外，一般情况下，信托一经设立，信托人除事先保留撤销权外不得废止、撤销信托契约；受托人接受信托后，不得随意辞任；信托的存续不因受托人一方的更迭而中断。投资者并没有随意撤换专业投资人和托管人的权利，因此，相对于有限合伙制和公司制而言，信托制创业投资基金对基金管理人、托管人的约束也很有限。

四、 关于我国创业投资组织模式的思考

（一） 我国创业投资组织模式的历史考察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成立第一家创业投资机构以来，创业投资已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间，政府主导的色彩非常明显（刘曼红，2005）。[3]在创业投资基金组织模式方面，我国经历了一个从公司制向多种形式演变的过程。中央政府与一些地方政府从1997年起开始探索以新的方式来发展创业投资业，如江苏高新创业投资公司模式、北大招商创业投资（基金）公司模式等。2001年1月，北京中关村科技园管理委员会发表了《有限合伙管理办法》，率先在全国明确了有限合伙制的法律地位。2007年，《合伙企业法》开始实施。创业投资理论和实践证明，有限合伙制是适应创业投资发展的制度创新，是最能有效激励创业投资家的组织制度安排，并且具有相对较低的运作成本，是创业投资发达国家的首选形式。但是目前，由于我国的信用制度、资本市场、创业投资家市场的不完善限制了有限合伙制的推广，而公司制由于法律环境成熟、运作较规范，因而成为我国目前创业投资公司的主要组织形式。

（二） 我国创业投资组织模式的现实选择

本土创业投资机构目前普遍实行的是自我投资管理的公司制模式。这种投资管理模式对职业创业投资家素质培育的激励和约束效力远远不能充分发挥。为了增强对基金管理人团队或者外部的专业受托创业投资管理机构的激励约束作用，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应该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框架，吸收借鉴有限合伙制的优点，对创业投资公司的内部制度进行优化设计。具体体现在基金公司组织架构设计、投资股权组成和业绩报酬制度方面进行制度的创新和变革。

创业投资基金在募集公司资本和对外投资过程中，可以要求作为内部经营管理团队或者外部代理人的专业创业投资机构按照一定的配比比例，同步投入相应数量的资金，可以投入少量资金成为基金公司的股东，也可以在基金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按照基金对单个项目的投资规模配比投入一定数量的创业资本，这一比例与有限合伙制的制度设计一样，一般为基金公司资本组成规模的1%，或者在对单个项目投资时，配比投资比例一般为基金对项目总投资额的1%～10%之间，从而将基金公司的利益与基金经理人或专业创业投资管理机构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促使基金经理人或专业创业投资管理机构为了基金公司的利益和价值最大化而努力进行素质培育。其次，作为对基金经理人和专业创业投资管理机构配比投入资金的激励，在基金公司进行业绩核算或者单个投资项目进行投资净收益核算和分配时，基金经理人和专业创业投资管理机构可以享受超过其投资比例1%的业绩提成报酬，根据基金公司获得的投资净收益比率的高低，可以获得15%～25%比例的提成奖励。“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创业投资公司同时采用了业绩提成报酬、经理层持股和期权等报酬形式来最大限度地激发基金经理人和创业投资家的积极性。

公司制创业投资基金可以借鉴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中普通合伙人的无限连带责任设计机制，引入类似的“责任追索机制”，对于不是因为投资者(股东)或者基金(公司)的过错，而是因为基金经理人或专业创业投资管理机构的管理过错而造成基金(公司)的损失、债务责任的清偿等问题，可以对基金经理人或专业创业投资管理机构实行收回已经提取的管理费和业绩提成报酬，以及实施有限度的、超过其投资比例的、有一定时效的追索和连带债务清偿制度，这与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组织中普通合伙人的无限连带责任制度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参考文献：

[1]McClelland D. C. 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3.

[2]Diamond,D.w., R.Verecchia. Information aggregation in a noisy rational Expectations economy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1.

[3]刘曼红.我国风险投资的现状和发展前景[J].中关村.2005.

责任编辑 仝瑞中

作者：潘安娥

公司审计基金论文 篇3：

一种新型的医保模式设计研究

【摘要】 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深化医改征求意见的“坚持公平效率统一，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的原则，文章提出在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引入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医保基金管理的构想，分析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管理医保基金的好处及应注意的相关问题，以期对我国的医疗改革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 医保基金 委托管理 商业保险公司

我国医保制度改革正在向全民医保的最终目标迈进。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党中央、国务院为了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问题，不断完善着医疗保障制度。继1998年我国开始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后，2004年又启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目前正在一定范围内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2008年10月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确立了实现全民医保的改革方向，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目标。

全民医保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社会工程，目前我国还处在起步阶段。从已经普及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正在普及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情况来看，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社会保障绿皮书》报告显示，1990-2004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看病费用支出增加了19.57倍，增速远超出收入增长速度。另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08年的报告显示，我国医疗费用中的私人现金自费支付占总医疗费用的比例在1997-2006年一直维持在50%以上。二是医保基金稳健运行的安全性受到挑战。近年来，各地骗取医保基金的案件屡见不鲜。仅以安徽为例，在2005年安徽医保管理部门共查处了8000多人次的骗保行为，涉案金额高达1800万元。骗取医保的行为不但加剧了我国的医疗费用总额快速增长，而且使得各地医保基金面临巨大的透支风险。

时下各地都在按照发改委提出的“健全制度体系，加强监督管理，创新体制机制”的指导思想努力探索行之有效的医保方案。本文根据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坚持公平效率统一，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的原则，提出在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引入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医保基金管理的构想，分析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管理医保基金的好处及应注意的相关问题，以期对我国的医疗改革提供参考借鉴。

一、引入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的社会医保运行模式设计

医保工作分为保费征缴和医保基金管理两个大的阶段。其中，医保基金管理是一项涉及面广、难度大，而且直接关系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效果的工作。在医保制度已经实施多年的美国，2007年仍出现1.42亿美元的医保诈骗案。可见，医保基金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目前，我国由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机构（通常是社保局或卫生局）、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和社会舆论对医保基金支付进行联合监督。虽然部分地区如“两江（镇江和九江）模式”和“海南模式”，完善了个人与社会共担医疗费用的机制，从而克服了患方过度消费医保基金的道德风险问题。但是，患方的道德风险只是引发医保基金流失的一个方面。很多人士认为，医疗人员的道德风险是引起患者医疗费用虚高，增加医保基金透支风险的重要原因。因为医疗市场具有天生的非同质性和供方信息垄断性，医疗人员可以利用特殊的垄断地位产生诱致需求（Supplier-induced demand，SID），引导患者过度需求医疗服务，从而引起医疗费用不合理的增长。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的医药生产和流通模式下、在医疗人员的收益与医疗机构的效益挂钩的报酬机制下，医疗人员引导患者进行过度消费的动力会更强。另外，我国的很多诈骗医保的案件是由医患共谋进行的。

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监管模式能对患者和医疗人员的道德风险进行控制。另外，我国现行的多头监管医疗基金的办法很容易产生政出多门、相互推卸责任等影响监管效果的现象。

因此，医疗基金的管理工作应该有一个专门的、专业的机构来承担，我们设想的这个机构就是商业保险公司。引入商业保险公司后的医保运行模式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这种新型的医保运行模式中社保部门承担征缴医保费的工作，而后将医保基金委托给商业保险公司进行管理。商业保险公司依据合同（或规定）对发生的医疗费用的合理性给予审查，负责支付合理的医疗费用。商业保险公司对已经触及国家或地方行政法规的违规案件向社保部门报告，社保部门依法对违规的参保人员或（和）医疗机构追究法律责任。商业保险公司同时受到国家社保部门和保监会的双重监管。该医保运行模式既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医保基金流失的风险，又体现了国家提出的“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的原则。

二、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管理医疗基金的好处

1、商业保险公司有处理道德风险的技术

之所以选择商业保险公司最主要是因为其有比较成熟的减少道德风险损失发生的技术。商业保险公司所从事的业务都将面临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商业保险公司的良好运行除了“大数定理”的作用外，其自身经过多年理论研究和实践摸索所形成的反“道德风险”程序与技术也功不可没。另外，绝大部分商业保险公司都开展了商业医疗保险，在处理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问题上已有一定的经验。应该说，商业保险公司在处理医疗领域道德风险的问题上具有比较优势。

2、商业保险公司有分布较广的营业网点

商业保险公司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一直以来都在努力开拓市场，部分大型的商业保险公司的营业网点遍布全国各个地区，拥有现成的管理医疗基金的平台。如国内最大的、已连续六年入选《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拥有4800多家分支机构、15000多个营销网点。

另外，我国现行的城镇职工医保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只是一个过渡，最终的目标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覆盖面广、相对公平的、高效的统一医保制度。大型商业保险公司拥有先进的计算机网络资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快整合全国医保资源的速度，早日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

3、参与医保可以带动商业保险公司的其他业务

我国的医保制度惠及全民，覆盖面极广。商业保险公司通过参与其中，可以提高知名度；只要其在管理医保基金的过程中公正、严密、高效，很容易在在广大保民中树立形象，从而带动其他保险业务的发展。从这点考虑，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医保工程在长远看来是有利可图的。

4、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管理可以提高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

将医疗基金管理的工作委托给商业保险公司后，我们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可以从繁琐的监管工作中解脱出来。因为过去要对全体保民和医疗机构进行监管，而现在只要对代理人——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并处理其上报的违规案件即可，工作量可以大大降低。而且，对于商业保险公司，我国还有专门的保监会进行监管（见图1）。这样，相关职能部门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如何设计更加合理的医保方案，使我国医保制度更加全民化、公平化等事宜上来。

三、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管理医保基金应注意的问题

委托商业保险公司进行医保基金管理存在许多好处和优势，但并不意味着商业保险公司一定会参与进来，更不意味着上述新型模式的运行一定会取得好的效果。基本医疗保险并不像其他险种一样，其损失概率大，而且是道德风险发生频率最高、分布最广的一种保险。医疗保险基金因此也不会像其他保险基金一样比较稳定的增长，只会略有盈余或收支平衡，有时甚至发生透支。所以，商业保险公司是否有足够的热情参与其中，还是一个未知数。另外，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管理医疗基金产生了新的委托代理关系，即社保部门与商业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从而社保部门和全体保民将面临新的道德风险，商业保险公司会不会产生欺诈、编造理由拒绝支付合理的医疗费用等行为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风险，我们可以在部分范围内先试点。如成功则推广，如失败则改进或放弃。在试点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选择实力强、资信度高的商业保险公司合作

实力强、资信度高的商业保险公司才具备本文前面述及的几个优势，才有进行医疗基金管理的基础。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好选择大型的国有保险公司作为合作对象。对商业保险公司的选择不当，不但不会防止医疗基金流失，反而会增加流失的风险。

2、给予商业保险公司适当的激励

医疗保险业务收益不大，商业保险公司缺乏动力参与其中，即便勉强为之，也极易产生道德风险，采取不作为甚至隐瞒真实信息、欺诈等手段牟取收益。因此，给予商业保险公司适当的补偿或激励是必要的。当然，社保部门应综合考虑委托成本，基本原则是给予商业保险公司的补偿或激励金额不能超过不进行委托时的医保基金流失金额，否则就是得不偿失。

3、给予商业保险公司严格的监管

给予激励的同时，不能放松监管。监管不力同样会让代理人有机可乘，做出有损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虽然，委托后监管的面相对减小，但是监管的技术难度却相对增加。建议在与受托商业保险公司公平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详细的规章制度，明确双方的责任和权利。现阶段我国很多地方明文规定，医保基金必须专款专用，坚持以收定支，保障适度，收支平衡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类似这样的规定也必须在委托前进行确定，要防止商业保险公司将医保基金用于风险投资，从而增加风险。

4、给予商业保险公司适当的权限

考虑到商业保险公司的监管行为属于商业行为，部分医疗机构或参保人员在接受监管或审查时可能不予配合。在试点时，社保部门应给予商业保险公司一定的权力，便于其开展工作。如赋予商业保险公司选择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服务价格谈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医疗机构经营决策的权力。

【参考文献】

[1] 国家发改委：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EB/OL].http：//shs.ndrc.gov.cn/yg，2008-10-14.

[2] 杨永华等：和谐社会视角下的中国医疗改革思考[J].医院院长论坛，2008（1）.

[3] 世界卫生组织：2008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文版）：初级卫生保健，过去重要现在更重要[EB/OL].http：//www.who.int/，2008.

[4] 茅竟伟：提高医院信用[J].当代医学，2006（10）.

[5] 钱谊：加快医保基金管理模式创新[N].经济参考报，2008-11-14.

[6] 薛胜昔：从供给者诱导需求和我国医疗体制特点看我国医疗改革[J].中国外资，2008（6）.

[7] 李晓郛：医患关系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08（6）.

作者：何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