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产权资产管理论文

[摘要]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沿着“政府退出”与“市场进入”的路径进行的，采用渐进式的方式进行改革，在政府的推动下，逐步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在产权改革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于上海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企业产权资产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企业产权资产管理论文 篇1：

浅析出版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

[摘 要] 通过出版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理顺产权关系，促进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建立长效激励机制，推进产权合理流动，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为加快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做大做强出版企业奠定基础。

[关键词] 产权制度 出版企业 改革

随着出版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出版业不论是经济规模、生产方式还是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各出版单位由原有的事业单位体制向具有市场主体性质的企业转变，出版单位还相继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成立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制公司，一些条件成熟的出版企业成为上市公司。这种体制上的超越，彻底改变了多年来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模式，也加快了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性产业的步伐。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要求，出版企业要在完成转企改制任务的基础上，按照“三改一加强”（指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要加快转换内部经营机制、要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造以及要加强与民间资本开展合作）的要求，继续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1]。出版企业要加快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是企业的基本制度，是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和作用的基础，也是出版企业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条件。加快产权制度改革不仅是出版企业改革躲不过、绕不开的一道关口，而且是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同时也是摆在出版企业面前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1 出版企业产权改革的战略意义

加快出版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对于出版企业改革和发展来说：不仅是推动出版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搞活出版企业的重要途径，而且对提升出版企业公司治理水平、加快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做大做强出版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2]：第一，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有利于出版企业建立健全“归属明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产权制度，完善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加快促进出版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第二，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有利于出版企业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根本上割断或弱化出版企业政企不分的现象，使得出版企业在坚持正确导向的前提下，能够排除非市场经济方面的干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提高市场占有率，追求出版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第三，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有利于保证国有财产法定权利的完整性和有效性，逐步消除体制性障碍，推动出版企业打破企业边界、行业边界、内部条块，通过人才、技术、资本、知识、信息、巿场、管理等多种渠道和要素的合理流动，以实现内外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争取以更低成本，实现更快的发展速度。

2 出版企业产权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权责不明确，阻碍了法人治理结构的构建

在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后，新闻媒体和政府文化资产管理部门在很多场合表明出版企业已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有研究表明：事实上大多数出版企业还没有完成全面的组织变革，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还没有形成，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两权分离，缺乏实质上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精神内涵。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出版企业改制后，在形式上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等现代企业职能机构，但产权主体单一，国有股一股独大。导致政府文化资产管理部门利用国有股的控制地位越位管理，在缺乏合理和规范的人事管理制度安排下，不仅出版企业董事会成员由政府文化资产管理部门直接任命，甚至经营管理者也由政府文化资产管理部门指定或委派，造成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董事会与经营管理者之间、股东会与董事会及经营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制衡机制丧失殆尽。同时，由于政府行业管理部门代行董事会的权力，使董事会的独立性得不到保障，导致董事会的功能虚置，影响出版企业的自我治理能力和竞争力。二是出版企业党组织与法人治理结构的关系不明确。出版企业的领导决策层既是党委的组成人员，同时又是董事会以及其他经营机构的负责人，这种政企不分导致权力划分不明确，不仅违背了现代公司治理的要求，而且在具体工作中往往造成党的监督管理无法落实，监事会的正常管理和监督难以操作，这也大大阻碍了出版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3]。

2.2 产权不明晰，导致所有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出版企业在改制后，理论上讲，出版企业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但概念上“人民”并不能行使其责任和权利，只能由政府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其国有资产所有权。因为政府是行政组织，不能直接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只能够授权委托政府文化资产管理部门作为国有股权的代表，政府文化资产管理部门又向出版企业派出法人代表。这样，真正代表国有出资者的往往还是出版企业“内部人”，他们既要代表国家，对国有资产负责，又要代表全体职工，对全体职工负责，同时还是出版企业的一员。由于这种委托代理模式始终存在某些制度上的缺陷，所有人不能够完全到位，导致出版企业资产所有者的国家和经营管理者的出版企业法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不明确，出版企业“内部人”往往利用手中的控制权为自身谋利益，发生“内部人控制”现象，直接影响出版企业运作效率，损害所有者的权益。特别是在出版企业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出版企业出现决策失误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相关责任将无从认定。因为，出版企业决策者既是经营管理者又是资产所有者的代表。也就是说，由于没有明确的产权主体界定，对于出版企业决策者而言经营决策失误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出版企业资产的增减只会影响个人职务的升迁。而对国有资产所有者来说，如果出版企业决策者的决策失误，需要由国家承担全部资产损失[4]。这也是为什么现阶段出版企业之间不正当竞争导致出版物结构失调，出版物质量下降，出版企业跟风出版的情况日益严重，出版物高度同质化的现象比较普遍，图书库存量逐年递增，退货率逐年提高，资金回笼日益困难，出版利润逐年减少等问题日益突出的根本原因之一。

2.3 产权主体单一，制约出版企业的发展后劲

由于出版企业与其他行业企业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出版工作的性质决定出版企业为国有独资企业。这种单一国有资本构成的出版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虽然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但必然带来产权关系的内生性、封闭性，以及产权占有关系的排他性等弊端。主要体现在：第一，这种单一国有资本构成的出版企业，虽然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但不是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公司组织形式——股份制公司，缺乏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制衡，往往会形成所有权与经营权重置，使出版企业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市场竞争主体。同时，由于政府行政权力介入出版经营，往往会造成违背市场发展规律、不平等竞争等诸多问题。第二，产权主体单一的出版企业，往往无法摆脱行政干预而吸纳更多的产权主体，使出版企业股权结构的优化以及出版企业的结构调整难以进行，很难实现出版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和出版企业国有资产的有效增值。产权主体单一将严重制约出版企业的发展后劲与国际竞争力。

3 出版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途径

产权制度改革不仅是出版企业改革的焦点，也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它是出版企业更深层次、更高境界的改革。对于出版企业来说，要充分地认识到出版业具有不同于普通产业的特殊属性，具有传播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独特功能。因此，在产权制度改革中，不能一味照搬一般企业的模式，更不能急功近利，毕其功于一役，期望出现“芝麻开门”的奇迹，只有通过实践不断探索，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克难攻坚、有序推进，方能见效。

3.1 理顺产权关系

理顺产权关系，这是出版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首要前提。按照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制度构架，出版企业产权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权利形态：一是国家作为投资主体拥有的出资人所有权；二是由出资人出让的所有权聚合而成的出版企业法人产权；三是由经营管理者行使的出版企业经营权[5]。鉴于出版企业在产权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当前出版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设面临的任务和要求，对产权制度的调整与重构应着眼于上述产权结构，在理顺出资人所有权、法人产权，经营权三者关系的基础上，着重解决好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对在出版企业占绝对优势的国有资本地位应予以明确。在出版企业进行股份制的改造过程中，对于国有资本应当作为股东的出资而展现，而万万不能把国有出资与出版企业的财产混为一谈。第二，在科学界定出资人所有权和出版企业法人产权关系的同时，出版企业必须改变目前国有资本委托代理关系中过分浓厚的行政化特征，按照市场原则建立起国有资本出资人所有权—出版企业法人产权—出版企业经营权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并以此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经营者选择和约束机制，推进出版企业行为的规范化和理性化。第三，从经营权环节上明确经营管理者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同时，必须强化对经营管理者的报酬激励，实现经营管理者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统一，使经营管理者真正着眼于出版企业的长远利益，推进出版企业的制度建设。总之，在产权结构中，只有理顺国有资本出资人所有权、出版企业法人产权和出版企业经营权之间的关系，使出版企业产权在各个层面上都达到明晰化，才可能形成出版企业的“激励兼容”机制，进而在规范出版企业各类相关人员行为的同时，使他们有积极性去追求出版企业的长久利益。这样，出版企业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才能因科学有效的产权制度而真正收到成效[6]。

3.2 推动产权结构多元化

出版企业要改变“国有独资一股独大”的现状，解决产权主体单一的问题，必须通过股份制等多种形式的改革，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多元化的产权主体不仅使出版企业产权关系更加明晰，产权界定更为明确，而且由于产权来源社会化和股份的高度流通性，出版企业的产权关系将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化，从而较好地实现国有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便于实施现代的公司治理形式并形成出版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相互制衡机制。出版企业构建产权结构多元化可选择如下路径。第一，增资扩股。因考虑到出版企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国家文化安全的特殊性，可通过资本市场引入业绩优秀的业内国有资本参股，使出版企业由绝对控股改为相对控股，并通过股东之间的相互制约，控制“内部人控制”问题，使出版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第二，探索员工持股制度。通过实施经营管理者和职工持股，利用个人股权这种终极所有制形式的资本内在增值机制及对整个产权关系所有的边际调节力，使国有出版资本与个人人力资本有机结合，切实解决出版企业普遍存在的“动力缺乏症”与“急功近利症”等问题，增强出版企业内部自我约束和相互监督力度。第三，设置优先股。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可将出版企业国有股部分转化为优先股。优先股不同于普通股的地方在于它是基于事先的承诺，先于普通股而获得收益分配，这类似于给予国家股一个固定的收入，这样国有资产的风险大幅下降，虽然收益上可能比普通股小，但可调动更多形式的资产投资于出版企业。同时也促使政府文化资产管理部门不能再以行政化方式支配出版企业，只能以国有资本出资人的身份经营和管理出版企业股权中的国有股。

3.3 加强产权的流动性

出版企业产权不但要明晰，还应具有流动性，这是市场经济价值运动的本质要求，它能够促进资产从低效、无效经营者流向高效经营者，从而促进价值运动，发挥资产的最大效益。出版企业应在国家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于出版企业产权的小规模流动一般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这一平台，在二级市场通过出让出版企业股权的方式来保障产权的可流动性。而对于大规模的产权流动，就需要建立出版企业的破产退出机制，以此来实现更大范围和规模的产权流动及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为保障出版企业资产存量的合理流动，还需要建立配备专业人员和不受任何利益集团影响、符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接轨、独立规范的职业评估组织和机构，确保资产评估的真实性、公正性、公平性、权威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版企业国有资产流失或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7]。在探索出版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国有资本改革的经验，这其中较为成功的是上世纪70年代英国的国有资本市场化改革。上世纪70年代，英国的国有企业效率低、缺乏竞争力，每年都要政府进行财政补贴。1979年撒切尔政府上台后，通过交易出售、中长期特许经营以及股票上市等方式对国有资本进行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自主运行，从而增加了市场的活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3.4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出版企业要构建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出版产业特点的创新式法人治理结构，就必须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健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班子，形成权责统一、运行协调、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对于一般意义的企业来说，构建法人治理结构的着力点是严格界定决策管理、执行管理和监督管理之间的关系和权限，建立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防止决策失误、执行错位、监督失灵。对于出版企业来说，除了要考虑一般企业的要求外，还必须考虑其意识形态属性确保正确的出版导向，确保出版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8]。因此，出版企业在构建法人治理结构的同时，不仅要在制度上保证上述两个目标都得以实现，还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要彻底改变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以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模式来管理现代公司管理者的做法。第二，要科学地配置公司的控制权。要保证股东会的最终控制权，保证董事会的独立决策权，保证经营管理者的自主经营管理权力。杜绝出版企业董事会成员与经营管理者过分重合的现象，以确保董事会不被经理层所控制，能以出版企业和股东利益为取向主持公司的经营和决策，确保出版企业可持续发展。第三，要建立起科学的长效激励和监督机制。只有出版企业的所有者、经营管理者、监督者恪尽职守，又不越位，才能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使出版企业富有活力。

注 释

[1] “三改一加强”新闻出版业改革将迈第二步[OL].[2012-09-26].http：//news.hexun.com/2012-09-26/146263157.html

[2]丁鹏.出版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思考[J].出版发行研究，2010（2）

[3]赖政兵，廖进球.中国出版业市场机制创新的三大突破口[J].出版发行研究，2012（4）

[4][8]赖政兵，廖进球.试论出版集团构建法人治理结构的难题及对策[J].出版发行研究，2009（7）

[5][6]石兆宏.理顺产权关系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J].工会论坛，2005（6）

[7]丁鹏.出版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思考[J].出版发行研究，2010（2）

作者：章潮

企业产权资产管理论文 篇2：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史分析

[摘要]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沿着“政府退出”与“市场进入”的路径进行的，采用渐进式的方式进行改革，在政府的推动下，逐步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在产权改革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于上海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历史分析

上海是国有企业最集中的地方，各种类型的国有企业为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企业缺乏活力，成为政府机关的附属物，经济效益很难完全发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成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根据中央的部署，加之自身的大胆创新，围绕产权这一环节，上海对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成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突破旧体制难点的积极探索者。将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史进程进行经验总结，对于上海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史脉络

改革开放后，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对政府与企业之间在权利分配关系上的调整，基本上是沿着改变产权的所有制性质、所有制结构以及权能分解的先后序列推进，其过程大致分为六个阶段。从总体上看，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呈现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趋势。

（一）“放权让利”为主的改革萌动时期（1978—1984）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放权让利”政策的试行成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起点。为了发挥市场的调节和辅助作用，上海在1979年创建了生产资料交易市场，[1]从1980年起在44个企业率先试行了“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的以税代利办法[2]。到1982年为止，上海市经委和建委系统所属11个主要工业局1839个企业都实行了利润留成制度[3]。1983年，上海市从标准件公司试点行政性公司改为企业性公司，推进企业主管局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改革探索。[4]1984年7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普遍推行第二步利改税，继续扩大企业国有企业自主权。随后，“上海郊县的50个国营小企业也进行了以利改税的实验”[5]。放权让利式的产权改革改进了微观层面的企业激励机制，在此期间，虽然上海仍然有着浓厚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供给色彩[6]，政府部门仍控制着国有企业生产的主要部分，大部分定价权仍在政府部门手中，但为以后国有企业全面实行利改税制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两权分离”为主的改革探索时期（1984—1988）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离的”的论断后，上海结合本地区实际，拟定了《关于本市改革试点企业贯彻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的暂行规定的若干实施意见》，简称“扩权十二条”。在此推动下，上海的国有企业 “由单一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逐步趋向配套改革”[7]。 国有企业开始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点，改革企业的领导体制是这个时期产权改革的重要方面。到1986年底，上海实行厂长负责制的企业已由三年前的61家，迅速扩至1000多家。[8]1987年，承包经营责任制试点从集体小企业推进到465家大中型企业，年底上海国有企业1732家全面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9]上海的国有企业改革也逐步向纵深推进，产权交易引起决策部门重视，企业兼并或产权转让开始进入高层决策视野。产权改革探索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和经验，但更多仍表现为企业在实践中的自主探索，带有较浓厚的自发性或随意性；特别是企业兼并并非由市场推动，而往往由政府牵头甚至包办，这实际是传统体制模式的典型反映。此外，兼并作为产权交易的唯一形式，交易程序亦不规范，交易过程比较混乱。“两权分离”的思路是试图不触动国有制本身的条件下使国有企业在经营体制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但这无法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

（三）“承包经营“为主的改革徘徊时期（1988—1992）

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后，上海根据中央“稳定物价、压缩投资、控制消费、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要求，以国有企业为重点，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形成了承包面广，承包期长，基数较为合理的新特点。[10]这一时期产权转让也在更大范围展开，企业兼并进一步推开。1988年上海开始实行产权交易，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截至1991年底，全国范围内近百家企业进行了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试点，“上海达到20家，股金总额为20.15亿元”[11]。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充分肯定了股份制的形式，在此鼓励下，上海股份制企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市委市政府更将其列为转换经营机制、深化企业产权改革的重点。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延缓了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进程。在此过程中，上海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承包制也导致不少企业为了完成上缴任务掠夺性地利用资源；承包制并未触及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经济体制改革期待新突破。

（四）“公司制”为主的改革探索时期（1992—1997）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①并提出了要把上海建成“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决策。接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着力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3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公司法》出台。1994年5月，江泽民在上海视察工作时指出“上海很有条件搞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12]并希望上海国有企业加大改革力度，为全国国有企业提供有益的经验。这一时期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主要表现在：第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解脱国企的历史包袱。上海在1994年开始推出140家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1996年扩大到250家，覆盖上海市80%国有资产。[13]第二，上海国企产权改革结合资产重组“抓大放小”，优化企业结构。对大型重点企业，以收购兼并为手段，使优势企业迅速扩张成大集团。[14]对中小企业则采取“进一步放活”的策略，关停并转；同时成立上海产权交易所，发挥社会中介作用，促进产权交易的市场化和规范化。[15]第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基本形成，公司改造大体完成。1993年7月，上海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市国有经营性资产。但当时的上海市国资委并不能行使所有权职能，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出资人机构。就总体而言，此期的产权改革仍然存在明显的形式单一、交易混乱和政府主导等问题。

（五）“现代企业制度”为主的深度探索时期（1997—2002）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用3年左右的时间，力争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股份制公司，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来实现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早在1997年4月，上海市政府就提出年内要组建100家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目标，并要求股份制改革搞好“两个服务”，抓好“两个结合”。在国有资产的运营方面，加大授权经营的力度，优化保值增值的考核指标体系。在国有资产管理方面，推进国有资产经营预算试点，实现清产核资工作的日常化和制度化。到2000年，委托监管单位国有资产占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量的72%[16]。国资管理体制改革进入以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理顺产权关系、规范产权交易为核心的新阶段。党的十五大开启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新时代，加速了上海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启动了国有企业推进股份制改革，实现产权多元化的改制。上海国有企业总户数逐渐减少，资产逐步向优势企业集聚。1997年之后，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工作全面展开，并且产权改革从小型国企开始向中型甚至是大型国企蔓延。

（六）“产权战略调整”的改革新时期（2002年以后）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建立中央和地方两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接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这期间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在不同层面得以实质性展开：首先，同业整合，做大做强百联集团模式。其次，国有股减持。②第三，推动异地产权交易。2002年组建上海交易所温岭分所，紧接着国内11家产权交易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成为国有产权有序流转、国内外各类资本进入或退出的重要平台。第四，进一步寻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有效途径。2007年，上海市国资委提出将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进一步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和监管体系，作为切实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和控制力的有力抓手。除以上措施外，还在包括宏观调控、财税和金融机构等其它相关领域进行了配套改革。这些都对上海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今，上海国有企业数量虽然减少了，但国有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不断提高。

二、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特征分析

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本质就是政府、企业、市场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与调整。回顾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史进程，以政府推动和增强市场内生动力为方向，沿着“政府退出”与“市场进入”的路径运行。

（一）“政府主导”是国企产权改革的基础

产权改革最重要的力量来源是国家。必须看到，在改革开放的一定历史时期，在市场经济尚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上海市政府一定程度担当了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角色，行使了重组、运营国资、推动国企上市等重要职能，可以说支撑着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基础正是政府的主导：第一，政府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发动者和推进者。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是中央政府决策以后推动进行的，有些是上海地方政府试点推行后得到中央政府肯定，然后在全国推行的；第二，政府设置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和准则。社会主义制度与党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一切国有企业改革都应该有利于而不能损害这些政治原则；第三，政府以制度供给者身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提供制度安排或制度环境；第四，政府通过控制制度供给的准入条件，限制或促进企业自身的制度创新活动。一方面政府通过限制产权制度改革的准入，使企业自身的产权制度改革活动控制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另一方面通过放松准入条件，促使企业诱致性产权制度创新活动的发生，激活企业制度创新活力，并通过政府行为提高其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二）“渐进式推进”是国企产权改革的基本方式

上海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首先从放权让利开始，目的是通过提高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由于放权让利只是涉及政府与企业的权利分配，而且是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因此，改革比较容易得到推行。通过放权让利，提高了企业的自主权，同时也提出了企业的责任问题。继而实施的承包制改革，则在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强化了企业自身的责任，要求企业为经营行为承担盈亏责任。在承包制基础上实施的转化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使改革由表层进入深层，加大了企业改革的压力和难度。进而展开的公司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则涉及到了企业最核心的也是最困难的产权制度改革问题。尽管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现在还没有完成，但人们已经普遍认同了改革的必要性，改革也在不断实施和推进中。从产权角度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中央向上海地方、部门和企业放权让利的渐进过程，是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享有主体的多元化从默认到肯定的渐进过程。

（三）“制度变迁”是国企产权改革的源动力

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必须适应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整个制度环境的形成，如果产权改革单方面推进而缺少行业管制或没有确立游戏规则，新的进入者将很难成功，或者将形成新的垄断。纵观上海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历程，其实质就是伴随市场制度的演进、发展，国有企业逐渐适应制度环境成为市场主体的过程。最初放权让利给企业，旨在激发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同时也给予企业有条件地进入市场的机会。而公司制改革无疑是要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都应当是市场主体。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在进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法规：首先以制度的形式明晰政府权力，界定政府产权，限制政府权力的范围，提升政府提高基础设施服务的能力，使政府有效实施基本经济职能。其次是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逐步将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多数国有企业民营化，使政府逐渐退出微观经济领域。这些都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制度环境，推进了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市场化进程，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三、深化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在宏观和微观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通过对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史分析，总结其中的经验，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中国国情的科学认识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根本依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之经济建设经验的不足，指导思想上存在片面性，强调要使公有制成为国家的经济基础，这种单一的产权制度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清醒的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逐步形成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在此基础上，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有的模式，并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在地联系起来。上海在实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过程中，虽然人们对如何实行产权改革常有争论，但是都能认识到不进行产权改革国有企业就没有出路，大胆探索，不断创新，建立并完善了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取得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重大突破。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保障

党的领导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30多年的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就是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基本经济制度为导向，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轨道上，走适合本地市情和发展需要的探索创新之路。

（三）基层经验的探索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强大动力

在过去的30多年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许多有益的举措都是来自基层的探索。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原有优势是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产业工人比重和素质较高，有着依托高校、科技、产业和经贸等体系的对外联系，各行业公司和局都有一批熟悉业务并能把握全局的业务干部。在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和市委市政府领导下，上海市立足原有基础，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抓住机遇进行大胆探索改革和创新，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推进改革结合起来，牢固确立人民群众的经济主体地位，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利益诉求，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而能够获得好的成效。

（四）解放思想、突破传统所有制观念的束缚是国企产权改革的思想源泉。

意识形态是影响并制约一个国家或地区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原因。30多年来，正是在坚持不断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实践和创新的基础上，我们党坚决冲破传统所有制观念的束缚，借鉴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不断深化、丰富和完善现代企业产权理论，带来了国有企业的蓬勃发展。可以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与意识形态的突破密切相关，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突破意识形态，就没有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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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上海经济年鉴2001[M].上海经济年鉴社，79.

注释：

①十四大报告还将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由国营企业改称国有企业，标志着国家对全民所有制企业拥有所有权，但企业的经营活动应该市场化，政府不得直接经营企业或干涉企业经营事务。

②2001年7月，北生药业等首开国有股减持先例后4个月，中国证监会突然宣布停止执行有关国有股减持的规定。直到十六大之后又重新开始实施国有股减持。

作者单位：孙会岩：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周璐：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责任编辑：周奕韵

作者：孙会岩 周璐

企业产权资产管理论文 篇3：

关于产权理论在企业产权改革中的价值分析

[摘要]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企业国有产权问题一直是人们聚焦的话题。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宏观分析了产权制度的历史本质及发展趋势，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层次的说服力。现代西方的产权理论是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具体机制、经济个体交易行为、法律契约关系及成本收益关系等微观层面分析产权。其对现代市场经济中产权组织形式及运行机制的具体分析，有其合理性。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和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对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价值何在，对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而言，要具备充分的智识，作出审慎抉择，因为这事关改革成功和国有资产流失等重大问题。

[关键词]产权理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价值分析

[作者简介]俞志方，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江西　抚州　344000

[文献标识码]A

追随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足迹，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此间关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企业国有产权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论争的焦点，笔者以为在关注的同时，梳理并评判马克思产权理论和现代西方的产权理论，深入探索其理论思想之精髓，这对于我国仍将持续处于动态过程中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促使我国企业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应当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产权理论和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概览

1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西方产权学家承认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产权理论，现代意义上的产权(property rights)一词，早在科斯以前由马克思所著、恩格斯主持翻译的《资本论》(英文版)中就多次出现，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在译成中文时采用了“所有权”、“所有制”等不同的译法。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的rights和property rights概念的奠基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美国产权经济学家s·佩乔维奇在《马克思、产权学派和社会演化过程》一文中，在对马克思和西方产权学派的产权理论进行评价时写道：“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将经济理论与法学理论相结合，最终创立了真正科学的产权理论，而这远早于科斯的现代西方的产权理论。诺贝尔奖获得者，新经济史的创始人道格拉斯C·诺思曾评价，马克思主义框架之所以是目前对长期变革最有力的论述，恰好是因为它将新古典框架舍弃的全部因素都包括在内：制度、所有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之强调的所有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堪称是一项重大贡献。

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核心所在，即认为财产关系是现实的经济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他第一次对法学上的产权与经济学上的生产关系之间本质联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法权关系，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它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行中发展而来。产权是一束权利的总和，除了所有权以外，还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经营权等诸项权利。马克思另一重要理论是关于产权的统一和分离的学说，其认为所有权与占有权、劳动力所有权与支配权、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所有权与索取权、所有权与继承权可以统一与分离。马克思还分析了控股权对股份公司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在股份公司内，“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资本的管理者，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马克思认为控股权决定了股份公司的性质，其所表明的股份制只是企业的一种运作方式，是企业组织形式，私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均可采用，但要注意权衡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

　2　现代西方的产权理论。产权(propertyrights)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西方关于产权经济学的讨论，肇始于科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之后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创立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主要研究产权的安排和效率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那么什么叫产权?目前西方学者对产权理论与法律制度方面的研究形成多种观点。科斯虽未明确给产权下定义，但他把交易成本引入产权分析，“没有这种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着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他认为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关键。德姆塞茨是从产权的功能和作用研究产权制度，他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阿尔钦的产权定义被认为是阿尔钦“产权范式”，他是从法律或国家强制层面来说明产权，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他将产权理解为由政府强制和市场强制所形成的两方面相互关联、相互统一的权利，一方面产权在国家强制实施下，保障人们对资产拥有权威的制度形式，视为强制的法权；另一方面，产权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人们对资产能够拥有权威的社会强制机制，即市场经济运行本身固有的权利。《牛津法律大辞典》给出的定义是：产权是指存在于任何客体之中或之上的完全权利，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出借权、转让权、用尽权、消费权和其他与财产有关的权利。总之，西方的产权理论认为，在企业内部，产权权利束的配置对企业运营的效率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产权制度体系内容包括产权界定制度、产权分割制度、产权使用制度、产权受益制度、产权处置制度等，而其中最基本的制度即是产权界定制度。

二、马克思产权理论和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价值言说

　马克思产权理论和现代西方产权理论都是以产权为研究对象，都将产权的本质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把经济利益看成是产权关系的核心问题进行研究，这是两种产权理论的共同点。但二者是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基础上，是两种对立的理论体系，分属不同的意识形态，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范式，在许多方面存在重大的差别。

(一)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产权制度的历史本质及发展趋势，揭示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具有更为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层次的说服力。马克思关于产权的统一和分离的学说，进言之，就是指产权所包含的权利可以统一，全属于同一主体；也可以分离，分属于不同主体。依循该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可以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国家享有所有权，企业财产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也就是属于全国人民所有；企业享有经营权，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的财产有依法行使自主经营的权利。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是一个公有产权清晰的改革方案，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的根本保证。

然而也应看到，马克思只构建了产权理论大厦的主体工程，对于具体的产权问题，即产权交易过程和法律运行过程中的分析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特别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产权问题，他更未作出具体的设想。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必须深入研究现实市场经济中的产权问题。因为现阶段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全方位、多元化的，且已经远远超出了两权分离的范围。其涵涉面更为宽泛，试图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中找到现成的改革方案，只能犯本本主义的错误。

(二)现代西方的产权理论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是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具体机制、经济个体交易行为、法律契约关系及成本收益关系等微观层面分析产权，其对现代市场经济中产权组织形式及运行机制一般规律的具体分析，有其合理价值。现代西方的产权理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产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究，建立了完整的产权界定、分割、收益、流转体系；建立了企业内部相关责任人责权利对应制度；分析了企业所有权、剩余支配权、控制权的关系；分析了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原理。这是西方产权理论发展的重点及重要的理论贡献。

　然而，西方产权理论在论述产权问题时，未把产权制度下的个体交易行为、法律契约关系放到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整体结构中分析，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只对法权关系问题进行研究，未深究产权背后的经济本质，以一些表面的理由去解释企业制度的变化与发展，抽象地研究股东(委托人)与管理者(受托人)之间的产权关系，看不清管理者与雇佣工人的真正关系，未能正确界定管理者的阶级性质与地位，无法分析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对企业内部的矛盾，尤其是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矛盾，而且以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为研究的出发点”。科斯定理断言，不管权利属于谁，只要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场的运作能力便应运而生。阿尔钦认为，除私有产权以外的其他产权都降低了资源的使用与市场反映价值的一致性。他们所推崇的唯私有制个人产权高效论有很多学者提出质疑，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科斯的产权清晰论是“产权神话”提出严厉的批评，指出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危险性，误导了许多转型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即集中在私有化上。

(三)从世界范围产权改革的现实情况看。国家出资企业、公有产权同样可与市场经济相衔接，也能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我国国有企业30多年来的改革与实践则是有力的见证。反观俄罗斯的产权变革，它是依循现代西方的产权理论而进行的，认为只要实现了私有化，国家的任何问题则可迎刃而解。然而，其改革的结果并未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效率并未提高，相反却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其私有化过程造成了企业生产效率低下，伴随着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俄罗斯杜马听证会公布的资料显示，俄罗斯私有化造成1.7万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相当于二战期间全部损失的2.5倍。总之，俄罗斯实行的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产权改革，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产权结构模式，则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做法，根本未虑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未遵循企业发展的规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失败。

三、产权理论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抉择

(一)关于产权理论的论辩。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正是依循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经历过扩权让利、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阶段，先后采取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改造、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组建国资委等措施。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学界有观点认为，应借鉴西方产权理论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尤其是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择其要者：(1)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架构起优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2)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要使国有企业有活力，必须彻底进行产权改革，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实现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合理以及产权的自由流动，使之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适应；(3)提出以企业管理层收购(MBO)、私营企业收购、外资企业收购国有资产三方案来启动国有企业改革等。

中共十六大召开后，国有资产管理由“统一所有。分级管理”的体制改为由各级人民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管理体制。各级人民政府成为法律上的所有者，获得了国有资产处置权，于是许多地方政府竞相将陷入困境的企业与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推向交易市场，然而由于法律制度的缺位及监督不力，却演绎成为企业管理者与私营企业掠夺国家财产的手段，而且涉及到出卖经济主权问题。国际金融机构曾评论，中国大力推进私有化进程，一夜之间造就了百万个富翁，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通过各种改制，把价值lO多亿元的国有资产改进了个人的口袋，这些资产不是拥有者劳动创造的，而是在我国法律缺位的情况下改制出来。2005年11月7日，在国务院国资委会议上传出，2004年中央企业清产核资共清出各类资产损失高达3521.2亿元；2009年6月2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指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等13户中央企业，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和违规操作等，造成损失和国有资产流失63.72亿元。再就是最近发生的通钢改制事件，则是国有企业民营化失败的典型案例。由上可知，规制好国有资产产权变动，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郎成平教授在《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一文中指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在国内学界引起一场激烈论争。吴易风教授对“科斯定理”的追随者们力图扩大“科斯定理”的应用范围，将之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批评，指出他们所主张的公有产权不清晰，只有实行私有化，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把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变为私有产权，产权才清晰，经济才有效率的观点在我国是行不通的，违背了我国的国情。

(二)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抉择。从上可知，如何厘定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指导理论，我们应作出审慎抉择。在西方的产权理论中一些具体的规则制度对我国建立和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建立规范的产权交易市场提供了借鉴和启迪。有资料统计，经过30多年改革，我国国有企业的企业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央企业及其下属子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制面已由2002年的30，4％提高到2008年的64.2％。目前我国地市级以上产权交易所共有140多个，其中经国务院国资委和各省级国资委认可的从事国有产权交易的机构有65家，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市产权交易所可以从事中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可见，我国国有企业产权跨地区、跨行业、跨不同所有制交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国有企业产权交易开始从不规范走向规范，从分散走向集中，保证了产权交易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了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但是必须明确，西方的产权理论不能成为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理论，因为它是以私有产权为主导，其分析前提是私有制。俄罗斯激进式的经济改革即是在否认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基础上而推进的，其改革的失败警醒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私有产权为主导不是我们的发展目标。综观我国国有企业3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国有企业已经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实现了有机结合。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完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机制正在形成。而且在此过程中，我国已经积累了巨大的国有资产，截至2006年，全国仅国有及国有控股的非金融类企业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达29万亿元和12.2万亿元，截至2007年，我国共有国有企业11.5万户，资产总额35.5万亿元。由此观之，如何管理好数额巨大的国有资产，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探寻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方式的过程，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一个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总之，我国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的流变过程，因其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所涉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应在不影响公有制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指导，批判地吸收西方产权理论中有益的结论，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建构起适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产权理论体系。

作者：俞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