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贸易发展论文

摘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滇越边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然而在口岸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环节存在诸多问题，阻碍了滇越边境贸易的健康发展。通过对滇越边境贸易的现状进行分析，找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为滇越边境贸易的未来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以达到促进双边边贸关系有序发展、巩固边疆的目的。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中越边境贸易发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越边境贸易发展论文 篇1：

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印战略关系

摘要：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中国重要邻邦的印度对中国发展强大的看法不一，赞赏者有之，担忧者有之。我们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不会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反而会促进中印关系的发展；和平发展的中国同时也需要发展同印度的战略合作关系。如何继续推进中印关系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课题。

关键词：中国；和平发展；印度；战略关系

文献标识码：A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必然对当今世界格局与国际关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崛起因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印度是中国的紧邻，同时也是一个经济迅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的亚洲大国。根据历史的经验，“邻近国家和在崛起大国所在地区具有实质利益的世界大国，将会比在远离该国且在该国成长区域只有较小或没有利益的国家受到的影响大。”因此不少舆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强大势必对中印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同样，中印关系的发展走向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中印关系已有不少的研究，本文拟就中国和平发展对中印关系的影响、中印战略关系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意义以及中国如何推进中印战略关系等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一、印度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曾有过相互友好的悠久历史，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在2000多年的中印交往中，友好关系占了99.9％。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由于在边界划分、西藏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歧，两国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印度甚至一度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威胁”。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各自外交战略的调整，两国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印度国内对不断强大的中国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从而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发展。

对于中国的崛起，印度对华态度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派为强硬派，主要是军队和安全战略专家，他们对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耿耿于怀，认为中国的强大将对印度构成“长远的安全威胁”。当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国家甚嚣尘上时，他们积极附和“中国威胁论”，认为现在来自中国的威胁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军事威胁，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威胁：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印度构成巨大的竞争压力和挑战；中国军队现代化步伐加快，对印度构成潜在威胁；中国在西藏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对印度构成直接威胁；中国核武器的存在及其质量的提高对印度形成战略威慑；中国同巴基斯坦同盟关系以及中国增进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对印度周边安全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印度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贾斯吉特·辛格认为，中印关系的未来是竞争性的而非合作性的；中国是“印度战略的主要挑战者”，“两国战略信条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和谐”，“两国战略就像两个对抗的车厢”。1998年3月由人民党执掌政权的印度联合政府上台伊始就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无端指责中国侵占印度的领土。印度核试验前夕，当时的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公然把中国说成是比巴基斯坦更加危险的“头号潜在威胁”。印度外交部一高官在2007年同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前主编的一次谈话中坦言：“两国(印度与中国)都认为未来是属于自己的。然而两国不可能实现共存。”直至最近，一位印度防务问题专家公然叫嚣，近年内“中国将袭击印度”，“并借此确保本世纪中国在亚洲的霸权”。一些强硬派主张，印度应与达赖签订边界条约，向台湾出售核和导弹技术，不承认西藏、台湾为中国领土，等等，有的甚至主张与美国、日本、俄罗斯三国联手钳制中国。

第二派为亲善派，也有印度人称之为“文明派”。认为中国过去、现在、未来都没有也不会对印度构成威胁。不少有识之士认为，“中印问的关系将来不会是一种相互对抗的关系，如果说是对手，应是指两国现实与潜在的全方位竞争，主要是在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方面的和平竞争，不是军事或战略上的对抗”。印度一些舆论指出：“印度和中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它们的合作会超越双边事务而延伸到国际安全、和平和稳定问题上。如果亚洲和世界的冲突需要用和谐的方式解决，那么印中两国需要发挥更为积极和出色的协调作用。”1998年印度核试验触发中印关系紧张之时，也有人认为：“干扰中印关系的责任目前完全在印度一方。既然责任在印度，我们希望，除了用语言表达对改善中印关系的意愿之外，印度一方更重要的是采取具体行动改善中印关系。”2000年5月，当印度盛行“中国威胁论”时，被称为“中国通”的印度总统纳拉亚南以超人的胆识，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他称发展世界两大文明古国和两个人口大国的友谊与合作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第三派为中间派，也称为“理智派”，占印度精英的大多数，主张走中间路线。他们既珍惜中印友好交往的历史，又冷静地从现实出发，一方面关注印度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中印增进关系对双方有利。他们不认为中国是“明确的和眼前的威胁”，但从长远来看，中国一天天强大，自己不强起来就有危险，因而主张对中国采取“接触一制衡”的政策。

随着中印两国交往的不断加深以及中国政府睦邻外交的不断推进，特别是中国积极倡导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印度国内“中国威胁论”的声音逐渐减弱，强调合作、避免对抗、发展友好关系逐渐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

二、中国和平发展有利于促进中印关系

我们认为，中国和平发展对中印关系的发展将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首先，中国一贯推行和平外交，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对任何国家不会构成威胁。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通过对外扩张与武力侵略，结果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与之相反，中国的发展就是要通过非武力也就是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坚持和平外交，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利用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实现发展，乃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贯推行和平外交，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并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中国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反对一切侵略、扩张、颠覆和干涉的行经；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充分尊重其他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绝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中国致力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消除世界热点地区的冲突；中国主张废除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公

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也不称霸；在军事上，中国实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因此，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决定了中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对其他国家，当然也包括印度，构成任何威胁。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没有任何根据和理由的。

其次，和平发展的中国重视周边外交，尤其重视与印度的关系。中国周边邻国众多、周边环境历来复杂，因而能否维持一个良好的周边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周边安全，而且对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这一战略目标来说也是十分关键的。因此，重视周边外交，坚持睦邻友好，促进共同发展，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优先考虑。特别是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指导思想。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思想，积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协调与合作。中国一直重视同邻国印度的关系，早在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后期阶段，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已经提出搁置历史遗留争端改善中印关系的想法，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会见印度人士时更是一再提到全面发展中印关系的战略意义，并指出“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我们希望自己发达，也希望你们发达”。冷战结束后，中国领导人把发展中印关系放在全球战略的高度来处理。温家宝总理曾说过，中印“两国人口加在一起23亿多，占世界人口近40％。中印友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意义不可估量”。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印度的关系，双方高层互访不断，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第三，中国的发展为印度的发展提供了机会。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亚洲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中国的繁荣对整个世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贡献和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正如西方媒体所指出，“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中国是在世界舞台上展开竞争的企业共有的消减成本的机器”。“新的东亚经济正在形成，它主要依赖地区贸易的大幅增长并以中国而不是日本为基础”，“中国取代日本和美国成为该地区的经济核心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并提高了它的威信”。美国民主党众议员里克·拉森也认为：“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和繁荣，这不但是中国人之福，对中国所在的地区和美国都有好处。”。中印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情相似，两国的战略目标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因此，两国都需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集中精力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方面，中国比印度更为成功，并为印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机会。在经贸关系方面，两国在1990年代初正式恢复边境贸易，此后双边贸易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对印度主要出口商品有机电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塑料及橡胶、陶瓷及玻璃制品等，中国自印度主要进口铁矿砂、铬矿石、宝石及贵金属、植物油、纺织品等。中国入世后，两国相互关税大幅度降低，非关税进口限制减少，市场更加开放，贸易的互补性与互惠性也得到了充分体现。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期间，两国签署了中印《全面经贸合作五年规划》，决定就中印自由贸易区进行协商，并为双边贸易额规定了目标。2008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517.8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加强了与印度的技术合作和企业投资，两国文化、旅游等交流也发展迅速。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与印度的经贸等方面合作与交流，促进了印度的发展，消除了“中国经济威胁论”者的顾虑，从而有利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三、和平发展的中国需要加强同印度的合作关系

发展与印度的关系，固然是由于中国历来重视周边外交，和平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更是把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置于其外交战略之首要。但印度作为中国的一个周边大国，其重要性及特殊性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而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印度是影响中国西部周边安全的重要因素。印度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加之拥有核武器和南亚地区最强大军队，因此它在南亚地区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邻国。印度的这种独特地位，使印度成为南亚地区稳定的关键因素。但由于印巴两国因克什米尔归属问题长期争执，1998年又相继进行核试验，加之冷战后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该地区近年来充满动荡不定的变数。我国学者王逸舟认为，冷战结束后，全球冲突集中在三大高危地带，其中一个就是南亚次大陆。南亚地区已成为中国最不稳定的周边地区，它对中国西部周边安全环境构成重大挑战。何况中印之间一直存在领土争端，双方对边界的分歧曾经导致1962年的战争。作为南亚地区稳定的关键因素，印度在中国周边安全的战略的重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争取周边稳定是中国外交中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因此发展与印度的关系，对改善我国西部周边安全环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其次，印度是中国越来越重要的经济伙伴。印度资源丰富，拥有云母、煤、铁、铝、铬、锰、锌、铜、铅、磷酸盐、黄金、石油等丰富的矿产资源。加强同印度的经贸往来，对资源相对缺乏的中国来说，意义十分重要。作为发展中大国，印度有日益增强的经济、科技实力，与中国同属“金砖四国”成员。印度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的领域，如农业技术、遗传工程、软件开发技术、天体物理等。印度市场巨大，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地区之一。加强同印度的关系，还有利于中国西部大开发。因此，中国十分重视同印度的经济合作与技术交流，印度正成为中国日益重要的经济伙伴。

第三，在地缘政治上，中印关系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和生存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把印度作为与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同等重要的欧亚大棋局中“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之一。印度位于印度洋北部的正中央，其领土犹如一艘深入印度洋的巨型航空母舰，使印度“天然地”控制了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要冲。理想的地理位置使印度成为海权国，并控制着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两个要害区域。而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是中国进口中东石油和其他地区的能源、粮食的最主要通道。因此，为确保对自己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航道畅通，中国除了积极寻求与印度的合作外，别无选择。

第四，发展与印度的关系，能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扩大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中国要进一步发展与南亚国家的关系，在南亚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印关系是关键。这是因为，一方面，印度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邻国，在南亚地区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另一方面，南亚地区的所有重要争端几乎都与印度有关，中国的任何南亚政策，如果要真正发挥影响和作用，就应该首先争取印度的理解，而印度的理解必定须以中印关系的良性发展和印度对中国的正确看法为基础。因此，“发展和稳定与印度的关系是中国争取在南亚地区发挥影响维护和平的前提，是必须创造的

条件。”

第五，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可以防止印美日联手遏制中国局面的出现。布热津斯基在谈到中国的地缘战略时认为，减少中印之间的紧张符合中国的利益，指出“如果实施一种公开的敌视政策，将带来消极后果，不仅会使中国在战术上与俄罗斯妥协的权宜之计更为复杂化，而且会把印度推向与美国建立更为合作的关系”。中印关系的停滞，很可能导致印美日联手“遏制中国”局面的出现。这并非危言耸听。冷战后，美国加大经营南亚，企图拉印制华。近年来美印在军事合作领域越走越近，美国的一些战略家更是明确提出美印联盟制衡中国的建议。与此同时，日本随美而动，不断深化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中日印亚洲轴心”设想，其实质与美拉印制华的战略基本一致，就是要在亚洲形成中日印力量均势，以达到日、印与美共同制华的目的。无论美国和日本的战略是否有遏制中国的意思，如果中印关系稳定了，中印关系在互相尊重、互惠互利和维护地区和平的基础上健康发展，形成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那将极大地抵消美国的南亚战略和日本战略中不利于中国的因素，减轻我西南边疆承受的压力。

第六，印度与中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共识和共同利益，加强与印度的关系，有利于中国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和谐世界。印度与中国同属地区大国和世界发展中国家，历史上都遭到过西方国家的殖民掠夺，因此印度与中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或全球性问题上与中国有着相似或相近的看法。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先就是由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另外，在抵制单极霸权主义、主张世界多极化、要求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反对单边主义和倡导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在人权、反恐、环境与发展等问题方面，有着共同的语言，两国能够互相支持。因此，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充分利用印度在发展中国家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对中国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和谐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四、在和平发展进程中推进中印战略伙伴关系

在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世界潮流的当今时代，国家的富强只能通过和平、合作的方式与途径才能实现，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的发展都需要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同样，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只能在和平与合作的环境中才能得到实现。中国历来重视同印度的关系，随着和平发展战略的确立，中国政府更加重视发展中印关系。中印两国近年来高层互访频繁，全面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初步形成。双方认为，中印关系的发展趋势应该是地缘政治上的好邻居、区域合作中的好朋友、国际事务中的好伙伴。但我们也要看到，虽然中印在对方外交议程中的地位都日益提升，两国也“欢迎并积极看待对方的发展，认为对方的发展是对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积极贡献”，但“中国威胁论”在印度国内仍有一定的市场，并影响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和平发展的中国而言，如何继续推进中印关系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课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主要途径推进中印战略伙伴关系。

首先，妥善解决两国边界争端问题。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争端。1998年印巴核试验期间，当时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致函美国总统克林顿时，认为中印之间“仍存在不信任气氛，主要是因为边界问题悬而未决”，反映了印度对这个问题的担忧。在印度看来，一旦中国“崛起”为全球性强国，就有可能迫使印度按中国的条件解决边界问题。但事实上，中国一贯主张以和平谈判互谅互让的精神来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包括十分敏感的领土争端，并通过谈判划定了与除印度和不丹之外的其余12个陆上邻国的边界。边界争端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印之间存在争议的领土分为东、中、西三段，总面积约为12.5万平方公里。对于这样大二-块面积的争议土地，任何一方想要独自占有的想法恐怕都不现实并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军事争端。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尊重现实，理性解决。互谅互让是两国人民最终都能接受的方式。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使中、印两国人民的感情和利益都得到合理的考虑，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从长远看是一种双赢的而非零和的博弈。我们相信，随着边界问题的解决，中印关系将步入一个新的稳定发展阶段。

其次，加深了解，增进互信，为中印关系发展创造良好气氛。目前，妨碍中印关系深入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双方缺乏了解和信任。1962年爆发中印边界冲突后，两国互相敌视多年，长期处于隔阂状态，政府和人民之间缺乏沟通和了解。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印度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印度一些人士将中国国防现代化、中国的核力量以及发展同其他南亚国家的关系等，看作是对印度及其所在地区利益方面的威胁和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国边界战争以来印方对中国的长期担心和疑虑。目前来看，中印战略伙伴关系更多的是观念和框架，要建立名副其实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的战略理解与战略互信至关重要。为此，双方不仅需要保持高层的经常会晤，建立战略对话机制和制定信任措施，而且双方应使自身的安全和利益的追求局限在不致引起对方严重的不安全感的范围内，在维护自身的合理利益的同时，尊重和理解对方合理的安全关注。与此同时，要增加双方议会、政党和民间等各层次的交流，开展各种合作，通过增信释疑，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再次，积极开展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发展，以此促进两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中国和印度是亚洲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两国都面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繁重任务，两国的经济与科技也具有较大的互补性，因此，中国与印度的经贸合作潜力巨大，合作领域广阔。近年来中印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双方投资领域重叠、印度高贸易保护政策、双边贸易不平衡、两国贸易额偏低等。为进一步发展双边经贸合作，中国今后在投资领域应加大对印度投资力度，开展投资合作；在生产领域加强两国互补产业的合作，比如在信息产业方面我国可以利用印度的信息技术优势来实现技术改造、产业升级，而在工业上我国可以向印度大量出口工业产品，同时开发出更适应印度人使用的机电产品，培养特色产业；在贸易领域，改变中印贸易通过第三方(如新加坡和香港)进行的不正常状况，开辟空中和海上直接航线，鼓励多种贸易方式，缩小巴对华贸易逆差。在加强中印双边合作的同时，我国还应加强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经贸合作，可以通过建立类似“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运转程序来进一步加强与印度及南亚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

最后，推动中巴印关系、中美印关系的良性发展。良好的国际关系、有利的国际环境，是我国与印度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必要外部条件。当前，中巴印关系、中美印关系、中俄印关系以及中日印关系是影响中印关系乃至整个南亚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其中中巴印关系和中美印关系的发展走向对中印关系的发展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要注意理顺、引导和处理好中巴印关系和中美印关系。中国与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印度一直对此怀有很深的疑虑，它削弱了印度对我国的信任度。为推动中巴印关系的良性发展，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同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发展独立的双边外交关系，赞赏和支持印巴间任何有利于改善双边关系的举措。另一方面，要注意在印巴两国间保持适度中立，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处理印巴关系，为印巴两国政府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创造有利条件。近年来，美国政府逐渐把印度看作战略上制衡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极力拉拢印度，印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响应。针对这种状况，我们一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对美外交政策，加强与美国的友好交往，避免冲突；二要加强与印度政府的全面合作，使双方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在共同而广泛的利益基础之上；三是巧妙利用印美在人权问题和发展战略上的冲突，防止美印勾结起来，共同制华、反华，阻碍我国的和平发展。

(责任编校：彭大成)

作者：罗会钧

中越边境贸易发展论文 篇2：

滇越边境贸易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

摘 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滇越边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然而在口岸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环节存在诸多问题，阻碍了滇越边境贸易的健康发展。通过对滇越边境贸易的现状进行分析，找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为滇越边境贸易的未来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以达到促进双边边贸关系有序发展、巩固边疆的目的。

关键词：滇越;边境贸易;对策

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总面积39.4万平方公里，边界线长4 060公里，中越边界线长达1 353公里。云南省与越南山水相连，双边边境贸易历史悠久。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GMS、CAFTA以及云南省“桥头堡”战略建设的开展，云南省与越南的边境贸易合作得到进一步发展。自2007年以来，越南始终保持云南省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地位。特别是自2010年1月1日起，中国对东盟老成员国（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93%产品的贸易关税降为零，初步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2011—2015年，中国对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新成员国（越、老、柬、缅四国）的商品亦将实现零关税，全面建成自由贸易区。关税的逐步削减降低了云南省边贸企业的经营成本，提升了企业的盈利空间，滇越边境贸易的发展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一、滇越边境贸易发展的现状

（一）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云南与越南山水相连，发展边境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人文优势。自 1992 年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云南省与越南的边境贸易额呈现不断上涨趋势，边境贸易额占双边贸易总额的比重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

从表1可以看出，云南省与越南不论在边境贸易还是一般贸易方面，除了2008年有小幅波动以外，总体保持增长态势。2008年由于国家对资源型贸易宏观调控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限制“两高一资”产业，取消出口退税等措施的出台及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云南与东盟资源型贸易成本大幅增加，贸易门槛不断抬升，多项加工贸易终止，双边贸易额一度陷于停滞状态，外贸出现整体下滑，自2009年后双边贸易保持着相对较为稳定的增长形势。

（二）云南出口越南的商品以制成品为主，进口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

滇越边境地区资源的禀赋差异，为滇越边境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云南省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享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越南矿产资源与农产品资源丰富丰富，种类多样，主要粮食作物包括稻米、玉米、马铃薯、木薯等，主要经济作物包括咖啡、橡胶、腰果、蚕丝等。云南与越南边境贸易的商品结构主要以农产品及矿产品为主。近年来，机电产品的进出口也在日益增长，随着云南与越南之间贸易结构的不断调整，滇越边境贸易结构也有所改善，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云南省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如机电产品与电力等逐渐在滇越边境贸易中占有一角，云南省与越南市场互补作用越来越明显。

在2011年滇越边境贸易商品结构中，云南从越南进口的主要商品有金属矿砂、农产品、化工产品、木材及制品，2011年云南从越南进口的资源性产品持续扩大，金属矿砂同比增长70.39%，占云南省对东盟贸易同类产品的33%，其中，铁矿进口0.25亿美元，同比增长298%，占云南对越进口金属矿砂总量的87%;农产品进口同比增长127.21%，成为滇越贸易中对越贸易的重点，其中，木薯进口0.23亿美元，同比增长49.43%。2011年在云南省对越南出口的大类商品中，农产品、机电产品与电力等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增大，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62.61%、85%与6.28%，磷化工出口增长缓慢，有色金属等资源类产品出口大大下降，增减幅度分别为6.45%和-77.14%。

（三）贸易主体多元化，民营企业成为对外贸易的主力军

在滇越边境贸易中，参加边境贸易的经营主体主要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以及边境居民等，民营企业成为对外贸易的主力军。民营企业作为云南省开展对外贸易和投资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发挥优势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走出去”步伐稳健，成效显著，而东南亚国家是云南省民营企业“走出去”的传统市场。截至2013年9月，云南省民营企业在东南亚国家设立投资企业共计258家，占民营企业在境外成立企业数的81.4%。以云南通往越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同时进出口货运量连续七年排在云南省口岸第一位的河口为例，2012年经审批及备案并通过河口口岸走出去的企业共11家，其中10家均为民营企业。而且，从对外投资与工程承包的区域来看，全部集中在邻国越南。

（四）人民币成为滇越边境贸易最主要的结算工具

2003年，人民银行批准中国农业银行河口支行、麻栗坡支行天保办事处办理中越两国银行间边境贸易结算人民币现钞出入境调运业务，开创中国国际间人民币出入境调运业务先例，2004年11月中央正式批准云南边贸企业可以用人民币结算，并享受退税政策。2010年7月29日，云南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人民币已成为滇越边境贸易边贸选择的最主要结算工具，其中95%以上通过人民币结算。

云南省边贸企业使用人民币跨境结算并享受退税政策，既有利于巩固人民币的信誉和促使人民币周边化，又有利于减少企业换汇风险和成本，对促进边境贸易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据统计，2013年河口边贸企业在河口国税局办理出口退税业务有66户，其中，以人民币结算实际办理退税业务企业有54户，共退税款3 136.5万元，同比增长5.8%。

二、滇越边境贸易发展面临的困难

（一）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过境通道建设不能满足区域性合作带来的巨大货流量与人流量的的通关，造成停滞时间长，无法按期交货，而市场的瞬息万变可能导致贸易方的损失，影响后续的合作。边境口岸除能满足边境贸易货物转运等基本需求外，对于实现货物的仓储、物流、加工等方面的需求仍无法完成。此外，电子口岸建设缓慢，影响通关便利化。

（二）边境贸易成交产品附加值低

尤其是越南出口到中国的产品，边境贸易成交产品附加值较低。加上边境地区经济与技术相较于大中城市相对落后，缺乏相应的技术优势，无法很好地完成边境地区资源的开发，所以进出口商品档次低、规模小，其形式也较单一，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贸易方式所占比重更是少之又少，基本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

（三）边境贸易企业融资困难

滇越边境地区开展边境贸易的企业多为民营或私营企业，其注册资本偏低，加上边贸企业发展空间不能相比于城市中大型企业，经营能力比较弱小，无法满足银行的基本贷款条件，商业银行对边贸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不够，对边贸企业的贷款条件苛刻及风险控制严格，导致边贸企业融资困难融资渠道少，发展缓慢，影响边境贸易的顺利开展。

（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零关税政策的不同步性导致部分贸易转移到东盟国家

CAFTA的建立，使得东盟老六国成员的关税在2010年就已基本实现零关税的优惠政策，而对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新四国，在2010—2015年才能完全实现零关税的局面，原先借助云南边贸优势出口到越南的外地货源对云南边贸代理出口的依赖性会大大降低，可能避开云南边贸而转向一般贸易渠道直接出口到东盟，以获取自贸区的零关税优惠，进而导致云南边贸出口下降。同时，东盟老六国优势产品更容易以零关税进入云南，在此期间，滇越边境贸易的发展仍会受到这一发展阶段的制约。

三、促进滇越边境贸易发展的对策

针对滇越边境贸易发展的现状特点及所遇到的问题，紧紧把握西部大开发战略、GMS、CAFTA及云南省“桥头堡”战略建设的时机，可以从以下方面改善滇越边境贸易现状：

（一）加强滇越边境口岸设施建设与管理

健全的口岸、良好的环境才能保障边境贸易的顺利开展。在滇越边境贸易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云南省“桥头堡”战略建设这一优良契机，配合跟进国家优惠政策，加强口岸硬件设施建设，改善边境口岸交通运输条件，加强口岸公路、铁路、机场建设，完善口岸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满足滇越边境贸易中越来越大的物流量要求;加强边境电子口岸建设与国境通道建设，实现通关便利化，保证货流量与人流量的顺利通关;加强滇越边境口岸及边民互市点的管理，为边境贸易的发展营造一个秩序优良的环境，保障滇越边境贸易的发展。

（二）调整滇越边境地区进出口商品结构及产业结构

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积极施行招商引资政策，引进新的技术生产提高滇越边境地区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加工贸易、技术贸易在边境贸易中比重，改善贸易形式单一的局面;利用新技术加大边境地区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深入挖掘边境地区资源优势与产业优势，发展滇越边境特色产业，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与产业结构。

（三）继续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工作

出口企业如选择用美元结算，100 万美元每年有 3%～4%的汇率损失，在汇款时每笔还有1 000 元的手续费，而用人民币结算，银行是不收取手续费的。对出口企业来说，用人民币结算大致可以节约 3%～5%的成本。这可以提前锁定成本和收益，规避汇率风险，节约换汇或融资成本。滇越边境部分地方城市应积极响应云南省实行人民币跨境结算的优惠政策，加大对实行人民币跨境结算工作的支持，拓展地区商业银行的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减少边贸企业在进出口环节的换汇成本，增加利润，降低企业的汇率风险，促进滇越边境贸易的发展。

（四）加强滇越边境地区年度交易博览会交流合作

中越（老街）国际贸易交易会与中越（麻栗坡）国际商贸旅游交易会的举办加深了滇越双方的交流合作，带动了云南省边境地区与越南的项目投资。边境地区应进一步丰富交易会的内容与形式，吸引更多的投资项目，促进边境地区产业升级。此外，在举办年度交易会基础上，边境地区还可以在边境口岸举办口岸论坛，以此加深滇越边境双方口岸的合作，实现双方通关便利化，促进滇越边境贸易的快速发展。

（五）建立专门信贷制度，为边贸企业提供融资渠道

为滇越边境地区开展边境贸易的企业建立专门的边贸企业信贷制度，为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商业银行可以适当放松边贸企业的贷款条件，使企业有更多的流转资金来开展边境贸易项目。政府也应该加大招商引资政策与制度的实施，引进外商投资项目，帮助边贸企业的扩大发展，提升边贸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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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梁海跃.中越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分析[J].经营战略，2011，（7）：52-53.

[责任编辑   王晓燕]

作者：赵梅 母赛花 杨洁

中越边境贸易发展论文 篇3：

“一带一路”的国际区域和国内区域定位及其涵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4ZDA07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邢广程（1961-），男，黑龙江绥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俄罗斯政治和外交、中亚问题、上海合作组织、苏联历史。邢广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732）

摘要：“一带一路”构建涉及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国内，它可以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国外，沿线各国可以互利共赢。这是中国政府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的结果和体现，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洲际合作战略构想，它能够促成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使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共享多种多样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促进欧亚非大陆各种文明之间的密切交流，达到共享和共赢。

关键词：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共赢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思想，[1]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推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2]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最初源头。“一带一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得到了确认，成为中国的战略思想。“一带一路”构想提出后，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愿意参与到“一带一路”战略中来。2014年3月，我国正式发布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和行动》方案，清晰地勾画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共建“一带一路”的路线图、基本构想、构建原则、实施路径、大致线路和基本规划。中国提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不是偶然的，以古代长安为东方起点的古丝绸之路曾是欧亚大陆先民相互交流的通道，体现了合作共赢和文明互鉴的精神。

一、“一带一路”的国际区域合作定位

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看，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完全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需要，符合与周边国家建立更加紧密区域经济合作的需求。“一带一路”所寻求的是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和合作共赢，而合作共赢是最佳境界。无论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还是现代丝绸之路共建，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合作共赢。只要当事方能够在互利合作的轨道上前进，就能够达到合作共赢。而合作共赢是当事方深度合作的基础和进一步合作的起始条件，也是当事方互利合作的最理想状态。这个境界的实现需要通过增进理解信任和全方位交流的方式加以实现。“一带一路”的基本理念，概括地说，就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目标就是实现三个“共同体”，即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三个共同体浓缩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目标和追求，它们在政治上体现在当事方的高度互信，在经济上体现在当事方的全面融合，在文化上体现在当事方的深度包容、在利益上体现在当事方的恰当契合、在空间上体现在当事方的最佳组合。

从我国所公布的正式文件上看，“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范围，涵盖亚洲、欧洲和非洲三大洲，确切地说，这里涉及非常广阔的洲际空间，该空间的东端是经济发展非常活跃而迅猛的东亚经济圈，西端是发达而富有的欧洲经济圈，中端是俄罗斯等一系列重要国家所组成的重要区域，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突出，支撑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比较明显。“一带一路”战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功能就是贯通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将欧亚大陆的东端和西端紧密联系起来；另一个重要战略功能就是能够使串联起来的欧亚大陆产生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效应，将非洲的北部与东部地区和南太平洋地区联系起来，形成有效的洲际大区域合作格局；第三个重要战略功能就是将欧亚非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和北冰洋联系起来，实现海陆大区域的深度合作。因此，“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合作系统和体系，与其相关联的地区十分广泛。

根据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规划，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三个战略方向，一是由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的波罗的海方向；二是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方向；三是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方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两个基本战略方向：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3]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三个方向上将依托陆上已经有效运行的国际大通道，尤其是依托两个亚欧大陆桥，以沿线各国中心城市（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为基本支撑点和辐射源，以重点沿线各国的经贸产业园区和各种区域合作载体为基本合作平台（如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等），以互联互通为基本的网络构筑骨架（除了亚欧两座大陆桥之外，还有联通亚欧的一系列公路网络和信息网络），以贸易投资便利化为最基本的合作样式（各沿线国家的海关之间的有效合作），展开沿线国家的多层面合作。

战略扫描每个栏目名称邢广程：“一带一路”的国际区域和国内区域定位及其涵义丝绸之路经济带着力开辟新的区域经济合作走廊，如打造新的亚欧大陆桥经济合作走廊、中蒙俄经济合作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合作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这些经济合作走廊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向度的，其功能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型的。上述这些经济合作走廊并非是建立在空想之上，而是要充分借助亚欧大陆长期形成的联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和合作空间。海上丝绸之路将把中国、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北非和欧洲沿岸重要城市和重点港口作为重要的支撑点，共同构建海上运输的大通道和大动脉。

自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在构建经济发展繁荣地带时更多选择沿海和沿岸地区，这就使得海陆交界处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佳选择之地。人类在陆海两种自然形态的能量切换过程中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优化和最大化，因此，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时不可能违背这个原则和规律。中国越来越凸显对海上运输的依赖，总共拥有超过5000艘远洋商船，上海港在世界五十大集装箱港口中名列第一。从“一带一路”战略的总体布局中可以看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可能相互割裂，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和外在的网络沟通。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南亚四国经济走廊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横向关联起来，让陆海丝绸之路形成紧密的复合型联系，进一步推动区域合作。作为世界上重要的运输走廊，印度洋地区对中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的战略，更是亚欧非沿线各国互利共赢的合作战略，只有上述地区的各国携手共进才能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

中国从自身的视角给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关于“一带一路”的愿景和行动方案，但不能理解为这就是中国强化给国际社会的统一方案和“指令性计划”。事实上，中国准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积极与沿线国家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实施对接和衔接。中国政府也会在“一带一路”规划里充分考虑到我国各个地区的布局，并做一些战略安排和统筹，因为“一带一路”战略不只是一个国际战略，也不只是国内发展战略，而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结合。从“一带一路”实施区域的端点上看，中国与欧洲具有高度匹配性、利益重合性和契合性。中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而且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大市场，有与国际社会进行深度经济合作的丰厚经验。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不只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规划和战略，而是中国提出的一个有助于欧亚大陆空间整合的方案和公共产品，这是连接欧洲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圈的重要合作样式，建设“一带一路”不仅仅给中国提供了机遇，也必将给泛欧亚大陆国家带来重大发展机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在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释放更多的经济影响，中国的迅猛发展需要推动各种资源要素的有效流动，需要提高各种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中国的发展也给国际社会带来重要机遇，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将继续给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未来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一带一路”的构建既需要国际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也需要沿线各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

自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体现了“早期收获”。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国家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过去10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19%，较同期中国外贸额的年均增速高出4个百分点，今后还有增长的巨大空间，例如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到2020年估计能达到1万亿美元。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方面，中国成功举办亚太经合组织海洋部长会议，着力推进中老、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中老铁路、泰国铁路、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二期整治等项目，着力推进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和中国印尼海上合作基金支持的项目。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同启动连云港物流中转基地，与印尼、柬埔寨、缅甸、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希腊等国就港口建设与运营深化合作，与东盟、海合会、斯里兰卡等积极商谈自贸区或自贸区升级版，与印尼等国签署了产业园区合作协议，中马“两国双园”具有示范意义，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开展海洋合作。

二、“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整合国内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大局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形成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首先是沿海开放，随后是沿边全面开放，目前中国呈现出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在“一带一路”构建中，我国将会更加充分地发挥国内各省区比较优势，实施更加积极、更加主动、更加富有成效的全面开放战略。中国的开放不仅仅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而且也是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全面开放，尤其是要加强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互动联动与协作，全面提升我国各地区的开放水平。

21世纪中国发展面临着不少矛盾，如经济增长与总量过剩的矛盾、消费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矛盾、高成长与高成本的矛盾、扩大内需与增加外需的矛盾、数量增长与价值增长的矛盾、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倾斜式发展与均衡发展的矛盾、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矛盾、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矛盾、高增长与低就业的矛盾等。这些矛盾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开放加以解决。

我国的西北地区在“一带一路”中将发挥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古丝绸之路途经的西北5省份包括陕西、新疆、甘肃、宁夏、青海，上述五个省区属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前沿地区，新疆与八个国家接壤，与中亚、南亚、西亚、欧亚大陆腹地等国际板块相连，这些独特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状态和因素使新疆成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不可复制的重要地区，所以，党中央和国务院将新疆定位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表现为一个枢纽和两个中心，即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的交通枢纽，丝绸之路经济带商贸物流中心和文化科教中心。新疆在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进程中采取了积极进取的姿态，努力争取设立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从地理位置上新疆深居亚欧大陆腹地，似乎与海洋没有太大关系，但当我们注意到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建设时就会发现，这条重要的经济走廊的内陆端点就在新疆南疆的喀什。喀什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新疆起点，来自印度洋的海风将顺着中巴经济走廊吹到新疆。

当然，新疆还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反分裂斗争和反暴恐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有人担心新疆成为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是否会影响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的实现？其实，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与新疆的发展、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问题并不矛盾。党中央将治理新疆的总目标由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调整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并不是认为经济发展问题在新疆就不重要了，新疆的发展问题依然是新疆总目标下的重要关注方面。发展和稳定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在2014年的第二次中央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以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引领，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基础，以促进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等为重点，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他还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新疆更好更快发展。李克强总理在这次会议上重点阐述了新疆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要做好新疆工作，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特别重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总目标和主要任务。着眼于长治久安的发展，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源泉，是民族团结的强大推力，是改善民生的根本保证。必须围绕稳定谋发展，通过发展促稳定。新疆的发展要体现新要求、开创新局面。要更加重视贴近百姓，更加重视惠及当地，更加重视保护环境，更加重视改革开放，更加重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参与式、包容性、融合式发展，确保到2020年新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基本实现。正因为党中央非常关注新疆的发展问题，新疆才被确定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这是党中央对新疆战略定位的最清晰的表述。

除新疆外，我国的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在构建“一带一路”战略中将起到重要作用。陕西和甘肃两省综合经济文化发展具有比较优势。陕西省西安市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为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西安必然会成为我国内陆型改革开放的新高地，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节点城市和西部发展的重要支撑点，陕西正在积极申请设立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自由贸易区。从我国西部战略布局上看，陕西省是新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支撑点，如果缺乏陕西省的支撑，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就不会特别稳固。甘肃省将新疆与内地巧妙地联系起来，河西走廊自古就是我国中原王朝和内地通向西域的必经之路和重要通道。在古代，河西走廊的战略价值不仅仅表现在贸易往来上，还表现在安全和文化人文交流等多个方面。在构建现代丝绸之路的进程中，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越发重要。如果说，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陕西省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支撑点，那么，甘肃省就是核心区和支撑点的重要连接线和纽带。

所以，在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西部战略布局中河西走廊绝不可忽视，决不可置于一般性构建的位置上，它是我国向新疆输送战略能量的重要桥梁，也是中亚等亚欧大陆重要能量从新疆向内地输送的重要纽带。而甘肃省兰州市就是这个重要纽带上的重要节点。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西宁市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和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丝绸之路经济带着眼于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建设。宁夏回族自治区还要发挥与阿拉伯世界密切往来的有益合作模式，更深刻地总结自身所具有的在民族团结方面所积累的重要经验和强大的正能量，在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进程中发挥社会稳定器、民族团结大熔炉和文化交融的重要作用。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具有浓郁的民族人文优势，应该进一步发挥这种优势，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与新疆一道逐步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战略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这就是我国西部地区的基本战略定位。

北部和东北地区在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作用明显。内蒙古自治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与蒙古国和俄罗斯为邻，是构建中俄蒙经济走廊的重要地区，应充分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形成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与蒙古国的“草原之路”战略相对接，与俄罗斯的加速发展远东地区战略对接。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与俄罗斯、朝鲜半岛等东北亚地区相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也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农业和能源基地。长期以来，黑龙江省与俄罗斯已经形成了区域铁路网络，但在区域合作不断发展的今天，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铁路共建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不足之处在于黑龙江省与俄罗斯对岸区域的铁路共建进展缓慢，黑河铁路桥和同江铁路桥需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框架下努力推进。黑龙江省提出了东部陆海丝绸之路的计划，将其纳入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吉林省多年以来着力推进大图们江合作计划，但尚未取得战略性的突破，尚未转化为实际的重要经济合作成果，还需要借助海陆丝绸之路战略进一步推进。辽宁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理位置有很大的相似度，都是陆海兼备的省区，这种地缘经济比较优势使得辽宁省必然在我国东北地区崛起中起到带头作用。俄罗斯是我国北部重要的邻国，中俄关系正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时期，我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需要开拓新的合作思路，变与俄罗斯为邻的地缘经济优势转化为务实和内在的经济合作优势，找到破解“新东北现象”的有效办法和途径，更富有针对性和务实性地推进对外开放，搭上“一带一路”这趟快车。近年来中俄政府不断透露出联合修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的信息，目前中俄相关公司正在准备修建莫斯科至喀山的高度铁路，这表明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

西南地区主要指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广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具有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广西的战略定位，一是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建设；二是形成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三是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四是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云南省区位优势明显，是我国通向东南亚和南亚的重要地区。云南省的战略定位，一是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二是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三是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经济发展的辐射中心。除广西和云南外，我国西藏也应该在对外开放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加强西藏自治区与印度和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发展西藏与周边国家的旅游文化合作，加强西藏的国际文化交流。

沿海地区是我国最早实施改革开放的地区，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发展迅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这些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改革步伐大、经济实力强、经济辐射能力宽，示范作用好，对周边地区带动作用大。上海的战略地位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时期都是极为重要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让上海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的先锋队。目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扩大开放需要我们进行深层次改革，进一步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上海在我国新一轮的改革进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步伐，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和提升科技创新力度，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合作竞争，在竞争中形成新优势和新的增长点，成为“一带一路”的主力军和排头兵。

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布局中，福建成为核心区，这给福建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福建省北靠长三角，西临珠三角，隔岸是台湾，面向东海、南海和太平洋，地理位置优越，经济能量和经济发展聚合力强劲。建设福建平潭开放合作区和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非常重要，这是实现福建省核心区的重要保障。发挥好福建省的核心区作用对实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目标尤为重要。

广东省是我国开放的最重要的地区，在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时应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开放合作区作用，使之释放出更强大的经济辐射功能。广东省利用地缘优势，充分深化与港澳台的战略合作，着力打造澳门、香港和澳大利亚大湾区，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战略构想。深圳本身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深圳的试验区和创新示范作用需要进一步发挥。浙江在对外开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应充分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的建设，将浙江的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出来，使之成为连接上海和福建丝绸之路核心区的重要纽带。海南省是我国除台湾省以外的最重要的海岛之省，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海南省必然要在构建21世纪丝绸之路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作为我国向海洋开放的极其重要的战略支撑点，对海南应充分加以开发，加大开放力度。

我国沿海分布着一连串大大小小的口岸城市，这是我国开放的重要节点。我国政府在“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方案中将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沿海城市视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系列重要战略支撑点。显然，加强上述这些城市的港口建设尤为重要。除港口外，还要进一步强化上海和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的功能，释放其枢纽的辐射作用。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离不开台湾、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港澳台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大战略中应发挥其独特优势，事实上，港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可有可无的，恰恰相反，港澳台的独特优势和影响是其他地区所无法复制和比拟的。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一带一路”与沿海和沿边地区关系密切，而与内地关系不大。其实我国的内陆地区才更应该借助“一带一路”发力，将潜在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和开放优势，内陆地区的优势有三，一是纵深广阔，幅员辽阔；二是人力资源丰富；三是产业基础较好。这三种比较优势决定了内陆地区应该在“一带一路”构建中占据重要地位。“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方案中明确了内陆地区所依托的城市群，即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这些都是内陆地区的重点区域，在区域互动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方面有非常大的优势和潜力。虽然重庆市地处我国的内陆的中心地带，前不靠海，后不靠边，但重庆市在西部开发开放布局中却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在改革开放大格局中闯出了新路，富有创新性和原创性。如渝新欧联通模式就是重庆市的创新和创造，汉新欧和郑新欧都是渝新欧模式的复制。

此外，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省会城市，是我国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枢纽式城市。在长期的对外开放进程中，我国与周边国家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很多具有原创性质的区域合作模式。比如我国内陆地区与俄罗斯内陆地区的区域合作就是其中的典型。我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合作是中俄区域合作的新的样式，它极大地推进了中俄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在我国内陆地区开放进程中，从渝新欧模式到苏满欧模式，都说明建立中欧通道铁路运输模式具有很大的潜力和合作空间，应加大口岸通关协调机制的沟通与构建，着力打造“中欧班列”品牌，使之成为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重要运输通道和洲际运输模式。2013年11月28日，陕西省首班国际货运班列“长安号”正式通往中亚和欧洲国家。陕西省正在谋求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除铁路运输外，我国内陆地区还应着力打造航空港，郑州和西安等内陆大城市应该成为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关合作的支撑点。在我国内陆地区，应充分地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着眼于优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布局，不断创新内地加工贸易模式，主动积极地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和产业对接。

贵州省在“一带一路”战略构建中地位非常独特，属于我国内地一些省份的一种类型。其独特之处在于，贵州省一不靠“海”，二不“沾”边，三不临江倚河，这种地理环境和位置决定了贵州省以及同属一个类型的省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寻找自身位置时更加需要实事求是和开动脑筋。首先要纠正一种观点，即像贵州这样的省份与“一带一路”战略没有什么关系，似乎“一带一路”只是沿海省区和沿边省区的事情。应该看到，“一带一路”战略首先是在高起点上充分整合我国国内各地区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全国各省区之间联系紧密。其次，我国实行的是全面开放战略，像贵州这样的省区也需要在全面开放中发展自己、提升自己、走向国际。所以，贵州省不是“一带一路”的弃儿，更应该做“一带一路”的弄潮儿。事实上，贵州省已经形成了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方案和思路，积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将扩大开放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着眼于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加强与瑞士、中东欧国家、韩国和东盟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与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区域交流。积极推动与长江经济带的经济联系，借助珠江——西江经济带走向海洋。

中国国内各省份对“一带一路”战略具有相当高的渴求度，认定这是本地区发展的重要机遇，都在将自身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年度任务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关联，着力深挖自身的发展潜力，提升内在动力。应该说，国内各省区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知是非常准确的，各省区的渴求构成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内重要推动力量。

从国内看，实现“一带一路”更迫切的是突破我国行政区的限制，谋求全国各区域的协同发展。沿海多省出现争抢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的现象。一些省区出现了争抢项目的不良趋势，有无序内部竞争之势。就国内大局而言，“一带一路”战略必然涉及互联互通，互联互通不仅仅是物理上的互联互通，即“硬联通”，而是制度和规则上的互联互通，即“软联通”。这必然需要国家有统一的政策和规划，以明确全国各省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定位。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要最大程度地照顾全国各省区的利益诉求，体现各省区的独特位置和在全国大棋局中的责任和角色。一方面，要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实现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地方的积极性，分析、判定和明晰每一个省区在该战略中的定位、角色和作用。在判定各省区所扮演的角色时还要高度关注各省区之间的相关性和关联性。关注各地区之间的关联性有助于在科学和有机合作基础上求得功效的最大化，所以，找出各省区利益的契合点和汇合点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要找出这些利益契合点和汇合点，就得充分发挥两只手的作用，一是同时坚持市场运作原则，发挥市场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让看不见的手起到决定性作用；二是要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只有两只手协调起来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把握好“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内大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3-09-07.

[2]习近平. 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3-10-04.

[3]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15-03-31 [2015-04-01].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h/zongzhi/201504/20150400929559.shtml.

责任编辑：邓卫红李祖杰

作者：邢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