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存在问题

2022-12-22

自古以来中越边民基于地缘、族缘、业缘等因素形成边民间的通婚现象,这种跨国通婚会推进中越两国社会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但也存在一些社会问题,近年来受到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据学者调查目前中越边境婚姻存在越南女性嫁入我国占大部分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边境跨国婚姻的相关研究应将她们作为主体。本研究着重了解边境跨国婚姻中外来妇女所承受社会偏见。希望通过研究可引起学界及社会各方对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帮助外来妇女地位的改善,促进边境社会的和谐发展。

婚前对于外来妇女的偏见表现为婚姻动机上对妇女的歧视,主要有婚姻成本较低的驱动,遵循传宗接代思维。很多学者指出在性别比失衡的边境地区一般都是较为贫困的地方,当地的姑娘都会嫁给当地较为富裕的男性或者富裕的村落,较为贫困的男性会成为婚姻的“困难户”。与本地婚姻相比跨境婚姻成本有时甚至相差十倍,外来妇女的形象被商品化,基于这种经济缘由的婚姻动机,婚后家庭的和谐程度自是不高。而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有边民会娶越南姑娘来达到生“男胎”目的,还可躲避国内的计划生育政策。据有学者的调研统计表明大多数非法跨国通婚家庭都有2个或2个以上孩子。女性不是为了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更不是为了满足封建思想的工具,这是对女性最大的蔑视。

婚后在家庭内部,由于外来妇女是没有户籍,她们无法独立的生产生活只能依附于丈夫。丈夫即使并没有她们为家庭创造的价值大,二者仍是不平等的家庭地位。针对外来妇女婚后承受的社会偏见的研究较少,可能是语言不同不易调查,也是婚内生活的情况属于隐私,向来是社会调查难以完全涉及的部分,只能通过她们在家庭拥有的话语权和她们在家庭分担的责任不成正比来推测外来妇女的家庭地位是较低,但这种家庭内部的偏见和当地社会内妇女地位相关的。目前的学者将外来妇女在村落中受到的冷落的原因概括为“非法”身份,这种不明确的身份会产生疏离感。中国的农村主要是农民集体所有制经济,没有户籍的外来妇女无法获得田地,就没有机会参加集体劳动,这种客观条件不同时,外来妇女就易受到村里人的歧视和隔离。没有户籍也不能参加政治活动,外来妇女在村级与人交往的机会就基本丧失。同时,外来妇女在宗族文化领域也被视为“异己”,是“未禀报祖宗的婚姻”。总的来说,被禁止参加集体活动的外来妇女承受的是一种社会隐性歧视,不被真正接纳,这种歧视远比直接的称呼为“越南婆”更加会造成她们的困境。

通过文献的研究还发现部分研究者有时会不经过事实数据或者自己的亲眼观察就根据自己听闻和固有偏见来描绘外来妇女的形象。罗文青评价大多数外来妇女的文化程度低,袁爱华等也认为外来妇女文化程度很低,评价为外来妇女不能“安居乐业”,她们见到丈夫家经济不好就会逃走。对此有学者的调查则显示出越南对于边境教育有偏重,她们的基础教育还是较好的,所以说外来妇女可能文化不高,但与中国边民是持平的。而边境特殊的“男闲女耕”家庭分工模式使得外来妇女在操持家务时还要养家糊口。外来妇女由于存在自身的身份认同的自卑感,也会积极的去勤劳持家,相夫教子来换取认可,并不是可以一言以盖之所有的外来妇女的。还有学者认为外来妇女嫁入全是经济原因的促使。其实稍作统计就会发现,边境跨国婚姻是出自于文化认同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同时她们认为中国男人更加勤劳肯干,所以不应过分强调经济决定论,历史、民族、环境、文化、自然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才是边境跨国婚姻形成的原因。

在中国边境贫困和性别失衡的困境一时之间不能解决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施行,可能嫁入的外来妇女越来越多。可是针对边境跨国婚姻中妇女研究的关注点基本没有跳脱出“身份”问题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应当更加关心这些外来妇女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况,她们如何感知自身承受的社会偏见、社会偏见是否会因社会融入度的加深而改变、当身份的“非法性”问题解决社会偏见会否消失、社会偏见在不同省份的边境婚姻是否存在差异等问题,都需要学者在不持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的情况下来进行相关的实地研究。通过实地调查,为问题的解决提供真正建设性的建议,进而维护边境和谐稳定。

摘要：自古以来在中越边境存在着边民间的通婚现象,这会推进两国社会及文化的交流,但也存在一些社会问题。本研究综述边境跨国婚姻中外来妇女所承受社会偏见,以期可以引起学界及社会对这样一群弱势群体的关注。

关键词：边境,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