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服务贸易发展论文

摘要：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笔者利用中国与19个OECD国家和地区的2000年～2008年双边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吸引外资对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影响。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双边服务贸易发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双边服务贸易发展论文 篇1：

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摘要：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关系日益密切且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结合中日双边服务贸易现状，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分析其专业化程度，并实证检验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通过服务贸易，对日本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逐渐加深，而日本却呈现相反现象；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的总体专业化程度较深，且呈现出逐步加深趋势；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服务业市场规模差异度，会对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而服务贸易差异度则表现为显著的负向效应。

关键词：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产业内贸易

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服务贸易大国的中日两国服务贸易呈现出高速发展态势，根据UN Service Trade Database公布的数据，2000年-2008年，中日两国服务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22.0%和10.5%，且WTO公布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9》显示，2008年中日两国服务出口分别位于第5和第6位，服务进口位于第5和第4位。同时，日本作为中国第4大服务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地以及第3大服务逆差来源国，2000年-2008年，其对中国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以年均22.3%和10.8%的速度快速增长。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服务贸易关系十分密切，再加上在地理、文化等方面的有利因素，使得两国双边服务贸易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深入分析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对两国双边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和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与日本服务贸易逆差局面的扭转，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目前国内外关于服务贸易专业化的相关研究文献较少，Bobirca和Miclaus[1-2]在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研究时，采用贸易重叠指数（TO）分析了两国与欧盟25国的服务贸易专业化结构。Grigorovic[2]运用Krugman专业化指数、Grubel-Lloyd指数及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罗马尼亚与欧盟25国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进行了分析。国内的相关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方面，比如崔日明和陈付愉[3]，王涛和姜伟[4]及陈双喜和王磊，都有论述[5]。而在服务贸易专业化方面，国内学者尚未涉足。鉴于此，本文采取UN Service Trade Database公布的相关数据，同时，考虑到多数服务企业在非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运营而决定的，服务部门产业内贸易处于较高水平[6]的现实，本文在分析中日双边服务贸易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对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测度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双边服务贸易现状

1.服务市场融入程度。Marwah和Klein[7]提出了衡量一国在全球贸易中参与程度的贸易熵指数（trade entropy index，TEI），若一国拥有较高的贸易熵指数，则意味着该国贸易集中度较低，即世界贸易参与度较高；反之，则参与度较低。之后，贸易熵指数逐渐被应用于衡量一国通过贸易融入另一国市场的程度，如Simsek等的研究[8]。融入程度是深入分析两国产业内或产业间贸易的基础[9]。因此，本文将贸易熵指数进一步应用于双边服务贸易，对中日两国通过双边服务贸易融入另一方服务市场的程度进行分析，其计算公式为：

TEIA•Bx=∑iailn(1/ai),且ai=xA•Bi/∑xA•Bi （1）

TEIA•Bm=∑ibiln(1/bi)，且bi=mA•Bi/∑mA•Bi （2）

式中：TEIA•Bx和TEIA•Bm分别为A国对B国服务出口与进口的熵指数；xA•Bii和mA•Bi分别为A国服务行业i对B国的服务出口和进口。TEIA•Bx和TEIA•Bm值越大，表明A（B）国通过双边服务贸易对B（A）国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越深。

2.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Grubel-Lloyd指数是分析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一个常用指数，但该指数是对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静态分析。Brülhart[10]提出了用于动态分析产业内贸易水平的Brülhart-B指数，该指数采取进出口增加额的方式来体现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动态变化。本文采取Brülhart-B指数来分析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各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BA•Bi=|ΔxA•Bi-ΔmA•Bi|/|ΔxA•Bi|+|ΔmA•Bi|（3）

式中：BA•Bi为AB两国服务行业i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且B∈[0,1]；△xA•Bi和△mA•Bi分别为A国服务行业i对B国的出口与进口变动量。当BA•Bi=0时，两国服务行业i的双边贸易完全是产业内贸易；当BA•Bi=1时，两国服务行业i的贸易完全是产业间贸易；0

(二)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

Finger和Rosa[11]提出了用于分析两国贸易专业化程度的贸易重叠指数（trade overlap index，TOI），该指数是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来衡量两国的贸易专业化程度[1-3]。本文将运用贸易重叠指数来分析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的专业化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TOA•Bi=2min(xA•Bi,mA•Bi)/(xA•Bi+mA•Bi（4）

式中：TOA•Bi为AB两国服务行业i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且TOA•Bi∈[0,1]；xA•Bi和mA•Bi分别为A国服务行业i对B国的出口与进口。TOA•Bi指数越接近1时，AB两国服务行业i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越高；反之，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越低。

(三)数据说明

本文分析所需相关数据的来源如下：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和各服务行业数据以及中日服务进出口总额数据均来自于UN Service Trade Database；人民币兑日元汇率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日服务业GDP数据、人均服务业GDP数据及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均来源于WB Database。其中，两国人均服务业GDP数据采用各年服务业GDP除以当年人口得出；人口数据是按照WB Database公布的两国各年GDP除以人均GDP得出。

二、双边服务贸易现状及专业化程度

(一)双边服务贸易现状

1.服务市场融入程度。采取贸易熵指数衡量的服务市场融入程度能够较好地反映中日双方对对方服务市场的渗透程度，是推进双边贸易快速发展的核心基础。本文采取日本对中国各服务行业的进出口数据，得到日本对华服务出口和进口的熵指数，见表1。

可以看出，日本对华服务出口和进口熵指数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趋势，其中，日本对华服务出口熵指数在2000年-2008年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说明日本通过服务出口对中国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逐渐减小；而日本对华服务进口熵指数在2001年达到最大值1.50后，在2002年- 2004年间呈现下降趋势，但自2004年触底以来，直至2008年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服务出口对日本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呈现逐渐加深趋势，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对日服务出口提供了较强的市场推动力。

2.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已有的研究发现，产业内贸易是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分析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表2给出了反映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Brülhart-B指数。

可以看出，2000年-2008年间，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Brülhart-B指数为0.27，说明在长期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较高，双边服务贸易发展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同时，从短期来看，除2000年-2001年Brülhart-B指数较大外，其他各年均较小，尤其是2004年-2005年，Brülhart-B指数只有0.09，说明短期内的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发展也以产业内贸易形式为主。

从服务业各行业来看，在长期上，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及个人、文化及娱乐服务四个服务行业的贸易发展主要以产业内贸易形式为主，而其他服务行业的贸易发展主要以产业间贸易形式进行。但是，在短期内，除版权及许可费和政府服务的双边贸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产业间贸易特征外，其他服务行业的Brülhart-B指数波动较大，双边贸易发展形式表现的并不明显。

从服务业各行业来看，在长期上，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及个人、文化及娱乐服务四个服务行业的贸易发展主要以产业内贸易形式为主，而其他服务行业的贸易发展主要以产业间贸易形式进行。但是，在短期内，除版权及许可费和政府服务的双边贸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产业间贸易特征外，其他服务行业的Brülhart-B指数波动较大，双边贸易发展形式表现的并不明显。

(二)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

确定了产业内贸易是中日双边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本文进一步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对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及各行业的贸易专业化程度进行分析，具体测算结果见表3。

可以看出，总体服务业的TO指数在2002年出现微弱的下降现象，由2001年的0.61下降到2002年的0.59；之后2年则表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TO指数分别为0.62和0.68；且在2005年出现小幅下降之后，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TO指数达到0.82；但2007和2008年又呈现出下降趋势，TO指数均为0.7。总之，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专业化程度较深且呈现出逐步加深趋势。

具体到各服务行业，2000年-2008年，运输及建筑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较深；旅游及通信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呈现快速深化趋势，且在2008年旅游服务已完全实现产业内贸易专业化，通信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也已达到0.95；保险、金融、其他商务服务及个人、文化及娱乐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在2000年-2004年呈现出逐渐深化趋势，但在2004年达到最高点之后，直至2008年，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计算机及信息服务、版权及许可费及政府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一直较低，说明这三类服务行业的双边贸易主要表现为产业间贸易专业化。

三、专业化程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设定

在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影响因素分析方面，本文分别从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选取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变量。国家层面选取两国需求结构差异度、汇率及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三个变量作为其主要影响因素；同时，选取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服务市场规模差异度、双边服务贸易差异度三个变量作为产业层面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影响因素的具体设定见表4。

首先，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专业化程度是在各服务行业专业化程度的基础上，采用加权方式得出。其次，关于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服务市场规模差异度和需求结构差异度的计算，均是在采取Balassa[12]提出的用于衡量两国经济发展相对不平衡指数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不同的权重计算而得，其中，采取一国人均服务业GDP占两国总人均服务业GDP比重作为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的权重[13-19]；

采取服务业GDP替代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权重中的人均服务业GDP，此时Balassa相对不平衡指数可用来衡量服务市场规模差异度[13-19]；采取一国人均收入占两国总人均收入的比重作为Balassa相对不平衡指数的权重时，该指数又可以用来衡量两国需求结构差异度[14]。再次，双边服务贸易差异度是将Fontagne等[15]提出的衡量产业内贸易产品差异指数应用于双边服务贸易而得出，该指数能够同时考虑到贸易产品或服务的横向和纵向差异。最后，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是在两国各自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权重而得，权重是两国在双边服务贸易中的出口占双边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 。

(二)计量模型构建

关于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因素，本文已分别从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进行了选取和设定，在此进一步构建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模型，在构建模型过程中，由于多数变量数值小于1，故模型设定无法通过变量取对数形式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只能在回归过程中采取加权等方式进行消除，所构建的模型为：

(三)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实证检验运用计量软件Eviews6.0进行分析，同时在回归过程中采取White heteroskedasticity-consistent standard errors & covariance来降低异方差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5。根据回归结果，模型修正决定系数达到0.930，说明模型能够较真实地反映现实状况。此外，除变量QI、EX和DI对TO的影响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P值均小于0.05，即都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

具体来看，中日两国需求结构差异度、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及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分别呈现正向、负向及负向影响效益，但影响效应不显著。这是由于一方面，中日两国在历史、文化及空间方面的因素而导致两国需求格局极为相近，需求结构差异度的增加能够引起产品差异度的提高，从而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生；另一方面，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能够影响两国的资本-劳动比率差异度，差异度越大，产业内贸易水平越低。而在汇率影响因素方面，汇率变动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复杂多变，故本币汇率的升值并不一定会提升产业内贸易水平[16]。

在影响显著的变量中，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差异度会对两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即随着服务贸易失衡规模的上升，其产业内贸易水平会逐渐降低。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服务业市场规模差异度会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一方面，服务业的贸易壁垒越高，则其产业内贸易水平越低；另一方面，由于多数产品的差异性是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实现的，市场规模差异度的增加能够提升两国产品的差异度，进而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对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的相关研究，得出结论如下：其一，双边服务贸易现状。首先，在服务市场融入程度方面，日本通过服务出口对中国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逐渐减小，而中国对日本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却呈现逐渐加深趋势。其次，不论从短期内还是长期上来看，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发展都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其二，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总体上来看，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较深，且呈现出逐渐加深趋势；具体到各服务行业，运输及建筑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较深，旅游及通信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呈现出快速加深趋势，而保险、金融、其他商务服务及个人、文化及娱乐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在近年来出现下降趋势。此外，计算机及信息服务、版权及许可费以及政府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较低。其三，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因素。中日两国需求结构差异度、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及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对两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影响不显著；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服务业市场规模差异度则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而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差异度却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

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形式以及专业化程度的逐渐加深揭示了两国服务贸易结构具有较强的趋同性，同时也推动了两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在中国对日本服务市场融入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时，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传统的服务行业，如旅游、运输等方面，在一些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如计算机及信息服务、版权及许可费等方面，其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却较低。对于中国而言，当前的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状况势必会减缓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且不利于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对日本服务贸易逆差局面的扭转。因此，中国应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政策。

在服务业发展方面，中国服务业发展体现出较为严重的行业不平衡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服务行业比重较大，2001年-2009年的增加值占服务业总增加值的平均比重达到33.3%，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则较为滞后。中国应加大在传统服务业的科技和人力投入，以保持传统服务项目的原有优势；同时，要拓展服务业新领域，通过在技术、管理、人力方面的突破以及构建良好的发展软环境来创新服务业竞争优势，发展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使其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在服务贸易方面，实证结果显示，服务贸易开放度是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的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因此，应把握中日经贸发展的重要机遇，加强两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逐步消除两国服务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为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此外，要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服务贸易行业协会，发挥行业协会在服务贸易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减少贸易摩擦，为中日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 Bobirca A,Miclaus P G.A multilevel comparative assessment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services trad-e competitiveness:the case of romania and bulga- ria[J].World Academy of Science,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2007(30):1-6.

[2] Grigorovici C.Analysing th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in romania’s services trade[J].Romanian Jou-rnal for Economic Forecasting,2009(6):94-114.

[3] 崔日明,陈付愉.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8(8):51-55.

[4] 王 涛,姜 伟.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问题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0(6):51-56.

[5] 陈双喜,王 磊.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0(8):76-83.

[6] 程大忠.国际服务贸易: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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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rulhart M.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measure- ment and relevance for the pattern of industrial adjustment[J].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94(3):600-613.

[11] Finger J M,De Rosa D.Trade overlap,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protection[C]∥Herbert Giersch.On the Economics of Intra-Industry Trade,Tübingen,1979:213-240.

[12] Balassa B,Bauwens L.Intra-industry specialisation in a multi-country and multi-industry framework[J].The Economic Journal,1987(97):923-939.

[13] Andresen M A.Empirical intra-industry yrade: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need to know[R].NBER Working Paper,2003(5221).

[14] Sichei M M,Harmse C,Kanfer F.Determinants of south africa-US inter-industry yrade in services:a wild bootstrap dynamic panel data analysis[J].South African of Economics,2007(3):512-539.

[15] Fontagne L,Freudenberg M.Intra-industry trade:methodological issues reconsidered[R].CEPII Working Paper,1997(97-01).

[16] 张谊浩.汇率变动对产业内贸易影响的一个分析模型[J].世界经济文汇,2003(3):13-21.

（责任编辑 易 明）

Th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ino-Japanese Bilateral Trade in Servic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ra-Industry Trade

WANG Shu-li，LIU Jun

（School of Economics,WUT,Wuhan 430070,Hubei,China）

Key words：bilateral trade in services;degree of specialization;intra-industry trade

作者：王恕立 刘军

双边服务贸易发展论文 篇2：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双边服务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

摘要：

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笔者利用中国与19个OECD国家和地区的2000年～2008年双边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吸引外资对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伙伴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FDI存量对于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FDI流量的促进作用，投资对于服务的进口引致效应大于对服务的出口创造效应。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规模、货物贸易是双边服务贸易流量的促进因素，东道国的服务贸易开放度与其服务出口成正比，相对距离则构成了双方服务贸易的阻力因素。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双边服务贸易；引力模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CJY043）；广州中医药大学教育课题（B201018）；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2B070400003）。

作者简介：舒燕（1978-），女，江西上饶人，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产业经济与服务贸易研究；林龙新（1975-），男，湖南武冈人，暨南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电子商务研究。

-05

收稿日期：2012-11-12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高新技术和服务业投资阶段。如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服务贸易、提高服务贸易竞争力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2009年中国吸引外资95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连续18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FDI对我国商品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增长迅速，全面发展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从1982年的43.5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2868亿美元，27年增长了64.9倍。但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占比过低，据WTO统计，2009年仅占4.5%，落后于同期的商品贸易占比。较之商品贸易，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样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促进抑或是替代？笔者以中国与19个OECD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基于引力模型就FDI对服务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提出相关政策来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

二、文献综述

自Tinbergen和Poyhonen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始，该模型便成为进行双边贸易分析较有成效的方法。Bergstrand（1989）在模型中增加了人均收入变量，结果显示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人均收入变量与贸易量成正比，笔者将Bergstrand模型称为通用的引力模型。

Grunfeld等（2003）基于引力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货物贸易研究的结论适用于服务贸易，GDP规模是促进因素，距离和服务贸易壁垒是阻碍因素。FukunariK[KG-*5]等（2006）的研究结果显示：服务贸易比货物贸易更适合用引力模型解释，货物出口有利于服务进口。Walsh（2008）的研究发现，服务贸易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人均GDP和语言，绝对距离的影响力较弱。国内学者应用引力模型对服务贸易所做的经验研究为数较少。周念利（2010）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对中国双边服务贸易的决定因素与出口潜力进行识别和测算。王英（2010）运用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中国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主要有替代论和互补论。而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比较零散。国外学者多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对投资和服务贸易进行实证研究。Lipsey等（1984）的研究显示，投资倾向于从母国进口资本品和相关服务。Markusen等（1985）发现FDI可以直接促进服务的出口。Rutherford等（1999）的研究指出，FDI是进行服务交换的最好方式。有学者从产业层面指出FDI对产业内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影响作用。国内学者也对外资和服务贸易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多数研究结果显示外资会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袁永娜（2007）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两者的互补关系。有学者研究我国分行业外国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的关系，发现替代和互补关系因时期不同而不同。姚战琪（2009）研究了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内在影响机制。

以上研究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空间：第一，多数学者在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时，忽略了外商投资存量的影响。鉴于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不断增加，直接投资流量占累计的投资总额比重不断减小。本文将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都纳入分析框架，并比较两者的异同。第二，多数学者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发达国家或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服务贸易与投资的研究尚少。鉴于此，笔者选取的研究样本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基于服务贸易引力模型分别研究其FDI流量和存量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三、实证研究

（一）实证假设

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具体影响因素较为复杂，笔者主要从外商直接投资、市场规模、相对距离、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自由化、共同语言6个方面进行解释。

1.外商直接投资

在适用论的前提下，FDI对服务贸易数量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鉴于服务贸易的表现形式和统计体制的特殊性，FDI的服务贸易效应主要表现为促进效应。基于东道国的视角，服务业FDI一方面直接创造了“商业存在”形式的服务进口和以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实现的服务出口，另一方面借助FDI相伴随的技术转移效应和溢出效应增加“跨境交付”形式的服务进口，通过竞争效应促进东道国当地企业的服务出口；以制造业为主的其他行业FDI一方面基于服务和制造的高度相关性带动服务型子公司的直接投资，在促进货物贸易出口的同时带动服务出口，另一方面通过引致效应产生对母国生产性服务的进口需求。

假设H1：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越大，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越大，即FDI对服务贸易具有正向影响。

2.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的大小是跨国公司在进行直接投资时的重要影响因素。

假设H2：贸易伙伴国的市场规模越大，对服务贸易的需求越大，两者具有正相关关系。

3.相对距离

与货物相比，服务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和不可储存性，服务产品本身不存在运输成本。Walsh（2008）的研究发现，服务产品不必发生实际的移动，由于服务贸易发生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资本和人力等要素的跨境流动，因此相对距离的影响往往大于绝对距离。

假设H3：相对距离是投资与服务贸易的阻力因素，两者呈负相关关系。

4.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两者之间呈现出共同发展的协同性和互补性。波特指出，服务与制造唇齿相依，一个国家中的任何一项制造性商品的出口都必然与保险、融资服务和运输服务发生一定程度的关系。典型的罗技鼠标现象体现了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之间的关系。

假设H4：货物贸易是服务贸易的促进因素，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5.服务贸易自由化

服务贸易壁垒往往采取一些非关税壁垒的形式，如贸易管制对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设置的限制等。鉴于服务贸易自由化指标的复杂性，笔者用服务贸易开放度作为衡量东道国国内服务贸易的规制指标。

假设H5：一国服务贸易开放度越高，其对服务贸易的管制越少，越有利于服务贸易的发展。

6.共同语言

共同语言是共同文化和共同制度背景的一个关键表征。贸易伙伴国之间使用共同语言，有利于服务被外国消费者接受，促进服务贸易的开展。

假设H6：使用共同语言，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

（二）计量模型

（三）数据来源和计量方法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中国与澳大利亚、奥地利、捷克、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希腊、匈牙利、中国香港、意大利、日本、荷兰、韩国、葡萄牙、瑞典、西班牙、英国、美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双边流量为因变量，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中国与香港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数据来自香港政府统计处网站。2000年中国从匈牙利进口的服务贸易额为0，鉴于对数值的选取不便，设定为0.025。笔者选取的19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其发生的服务贸易额占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的80%以上，样本选择具有典型意义。

选择贸易伙伴国的人均GDP作为解释变量的市场规模变量，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FDI流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2009年）。绝对距离的数据来源于印度尼西亚旅游官方网站的距离计算器，人均GDP的差通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得到。中国与19个OECD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货物贸易总额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数据、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均来自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数据库。是否使用共同语言通过相关的地理书籍获取，是取1，否取0。

笔者先进行混合估计和固定效应的F检验，继而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结果均显示应该采用固定效应估计。考虑到由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无法估计且不随时间变化的单列矩阵变量，笔者在模型中加入了共同语言这一虚拟变量会被固定效应所吸收，同时由于所选择的面板数据中截面个体数大于时期数，为避免模型中的序列相关性和时期异方差问题，经过比较发现，应该采用时点固定效应模型，并用period SUR加权估计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笔者采用的实证分析计量软件是Eviews6.0。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笔者对模型（1）、（2）、（3）、（4）进行回归，得到的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模型（1）、（2）、（3）、（4）均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各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D-W值表明解释变量互相独立，不存在自相关性。4个回归方程均通过了1%显著水平的F检验。在各回归系数中，共同语言变量未通过检验，其余变量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假设H1、H2、H3、H4均得到验证；假设H5在模型（1）、（3）中未得到验证，在模型（2）、（4）中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现阶段东道国多数实行以促进服务出口为主的相关措施，另一方面中国的服务出口仍然以传统服务为主，这与全球新一轮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世界服务贸易结构逐渐向新兴服务部门倾斜相悖。假设H6未通过检验，可能的原因是由于ICT（IT+CT，即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服务贸易双方并不需要面对面地接触，使用共同语言作为解释变量并不显著。

从各模型的具体结果来看，模型（1）的实证结果显示：人均GDP、FDI流量、货物贸易是促进中国服务出口的正向因素，相比较而言，贸易伙伴国的人均GDP发挥主要影响，其弹性系数为1.582；FDI流量对服务出口的弹性系数仅为0.038；货物贸易带动了服务出口，但作用有限；相对距离阻碍了中国的服务出口。

模型（2）的实证结果显示：FDI流量每增加1%，会带来中国服务进口0.140%的增加；贸易伙伴国的人均GDP对于服务进口的弹性系数高达2.747；货物贸易促进了中国的服务进口；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贸易开放度越大，其对中国的服务出口越大；相对距离是中国从贸易伙伴国服务进口的阻碍因素。

模型（3）的实证结果显示：FDI存量对服务出口额的弹性系数为0.135；人均GDP对服务出口额的弹性系数最高，达到1.453；货物贸易每增加1%，会带来服务出口0.482%的增加；相对距离仍然发挥着负面影响。

模型（4）的实证结果显示：FDI存量会促进中国的服务进口，其弹性系数为0.464；贸易伙伴国的人均GDP对服务出口的弹性系数高达2.422；货物贸易、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贸易开放度都是促进服务进口的有利因素；相对距离同样阻碍了中国从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进口。

从实证检验可以看出，FDI流量与中国服务进出口之间均具有正相关关系，但是FDI流量对与服务进口的影响大于对服务出口的影响。从长期来看，FDI流量会转变为存量，存量更能反映外资进入中国后真实的资本投资情况。FDI存量促进了中国服务的出口与进口，相比较而言，进口引致效应大于出口创造效应。这一结果与我国吸收的FDI和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相符。现阶段，外资对于中国服务出口的推动作用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服务业FDI比重较低和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状。因为，一方面，外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充分利用我国商品生产的比较优势，相应的配套服务主要来源于服务进口；另一方面，我国服务生产具有一定的比较劣势，进入第三产业的外资比例较小，仅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服务进口，促进服务出口的效用较弱。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外资对于服务贸易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对于东道国的服务进口，FDI一方面成为增加服务可贸易性的重要提供

形式即“商业存在”，并基于此实现服务进口；另一方面，FDI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提高服务在全球范围的可贸易性，以增加“跨境交付”形式的服务进口。对于东道国的服务出口，外资通过服务外包、货物贸易出口等途径促进服务出口。

第二，外资对我国服务的出口创造效应落后于进口引致效应。首先，我国服务业FDI比重较低，大规模的外资主要流向第二产业，并通过服务进口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服务业FDI长期落后的局面制约了服务贸易的发展，造成了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扩大。其次，我国离岸服务外包起步晚，发展滞后。离岸服务外包是跨国公司实行“归核化”战略，是以出口为导向的服务加工贸易模式。中国服务外包在全球的市场份额较小，2009年仅占5%。最后，我国货物贸易发展迅速，但对于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较弱。现阶段我国货物贸易的发展仍然停留在以加工贸易为主体和贸易结构低级化的状态，这导致了我国在国际货物贸易中话语权的缺失。由于我国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产品竞争力弱，中高端的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因此，货物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服务贸易发展机遇只好拱手让人，无法充分转化为相关服务企业的出口动力。

（二）政策建议

首先，要在引资政策上进一步向服务业倾斜，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引导，提高服务领域利用外资的比重，逐步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提高其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其次，要积极利用FDI发展服务外包，推动“中国制造”逐渐向“中国服务”转型。通过优化服务外包的政策环境，促进外资向外包领域倾斜。通过改革教育和培训体制，加强对服务包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最后，要加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中国作为货物贸易大国的优势，抓住货物贸易大发展的机遇，实现制造业领域FDI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拉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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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薛平）

作者：舒燕林龙新

双边服务贸易发展论文 篇3：

中国FIT:特征障碍与建设原则

一、中国双边FTA的发展特征与效应分析

(一)中国双边FTA的发展特征

1.起步较晚,发展较快。WTO成立至2005年7月间,向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高达206个,其中WTO成立前有124个,但其时无中国影子。中国入世标志着中国真正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双边FTA的步伐也因此而不断加快,且成效显著。中国最早参与的FTA为亚太贸易协定,该协定前身为“曼谷协定”,2006年7月1日改为现名。2000年4月在曼谷协定第16次常设技术委员会上,中国被同意加入,从此拉开了中国发展双边FTA的序幕。截止2009年12月,中国在双边FTA谈判方面共涉及15个双边自由贸易区,有39个国家/地区参与了与中国建立FTA的活动。目前,已签署的十个,它们分别为亚太贸易协定、中国-巴基斯坦FTA、中国-东盟FTA、中国大陆-香港CEPA、中国大陆-澳门CEPA、中国-智利FTA、中国-新西兰FTA、中国-新加坡FTA、中国-秘鲁FTA及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六个仍处于谈判之中,正在进行官方可行性研究的两个,正在进行学术可行性研究的协定有四个。此外,还有区域与次区域论坛或合作若干个。

2.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目前,中国发展的双边FTA兼具南南型及南北型两类。在已建立的9个中外FTA中,有7个属于南南型,正在谈判及论证中的FTA亦多属此类。按照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同或者相似国家的专利,因此发展中国家是很难被作为主导世界经济的发达国家接纳并成为FTA成员的。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已被墨西哥加入美加FTA攻破。不仅如此,中国亦在南北型FTA的建设方面发挥了表率作用,中国-新西兰及中国-新加坡之间签订的FTA亦可资其他南北型FTA的建设借鉴。尽管中外FTA形式多样,合作内容各异,但均突破了传统局限或聚焦于货物贸易领域合作的状况,将合作内容延伸到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充分说明新世纪FTA的建设者们均坚持一个理念:若要合作就要深层次合作。

3.分布广泛,成效显著。中国发展的双边FTA已基本符合了“依托周边,拓展亚洲,兼顾全球”的总体布局,且取得了预期效果。目前,已经与建立的十个中外FTA的合作伙伴分别位于亚洲(7个)、大洋州(1个)、拉丁美洲(2个);正在谈判中的7个FTA的合作伙伴则分别位于亚洲、大洋州、拉丁美洲、非洲及欧洲。若将学术界正在探讨的中美FTA考虑进来,则中国建立FTA的足迹已遍布五大洲,但亚洲是重点。

(二)中外双边FTA的效应

1.贸易创造效应。双边FTA基于贸易便利化的实践促进了相互间贸易规模的扩大。1995年WTO成立时,中国对现有的与中国签订FTA的成员的出口额及进口额分别占当年中国出口总额及进口总额的38.42%和23.18%,后来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到2001年中国入世时,分别下降到25.12及15.45%。但随着中国加快双边FTA的签订及已签FTA的逐步生效,上述两个比例分别提高到30.55%及24.87%,贸易创造效应明显。金融风暴以来,表现更为明显。不仅中国对FTA伙伴国出口的表现明显好于同期中国对全球的出口,与中国签订FTA的伙伴国在自贸协定支撑下对华贸易下滑有限甚至逆势上扬。

2.资源供应效应。能源资源的互补是当前中国选择FTA伙伴时的重要考虑因素。中国工业化正处于能源资源消费高峰,资源瓶颈制约度高,与此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的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规模也相对有限。而目前与中国建立FTA的国家/地区均具有占优势的各种要素资源,如东盟的林业资源,智利的铜矿,新西兰的技术、资本、畜牧和林业资源,澳大利亚的技术、资本、铁矿和农业资源,海合会的石油等,上述资源均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的。与这些国家/地区建立FTA,无疑可为中国的资源供给提供一个更低成本且更稳定的渠道,有助于缓解国内资源紧张的压力。实践证明,资源已成为部分中国FTA参与伙伴的对华的主要出口产品。

3.发展环境效应。中国建立的FTA促进了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在更广泛领域被承认。截止2007年2月已有77个国家/地区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2004年4月新西兰正式承认中国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目前与中国建立FTA的东盟、智利、秘鲁、巴基斯坦等均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无疑为中国企业出口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通过与有关国家缔结双边FTA,有助于增强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有效消除军事对抗根源,联合成员国共同防范地区性安全问题,还有助于各国在环保、反恐、疾病控制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因此,对中国而言,确立并实施双边FTA战略,有利于拓展政治、外交与安全活动空间,增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并最终为中国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中国推进双边FTA的障碍

(一) 体制障碍

虽然中国已经入世,但非市场经济地位仍成为引发中外贸易摩擦的主要障碍。根据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规定,中国在加入WTO后的15年内可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规定如同“紧箍咒”将继续套在中国头上,无疑阻碍着中国FTA进程,影响中国与他国/地区的FTA谈判。

(二)反传统实践性障碍

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指出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体应在地理位置上相邻、经济发展水平上相同/相似。但从中国目前已建立的FTA来看,具有很多反传统实践性特征:制度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与水平不相近、地理位置相邻的固然不少,但地理位置相距甚远的同样不少。而这些反传统实践性特征恰恰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FTA建设或发展的障碍,主要包括:(1)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其结果是合作初期效果显现,但发展潜力空间有限。(2)价值观差异。目前中国的FTA主要合作伙伴虽同处亚洲,但文化差异非常大:语言不同,心理、立场不同,向心力和文化认同感较差,且两种社会制度共同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存在差异。

(三)产业障碍

目前中外FTA合作内容虽然较为广泛,但仍集中于货物贸易领域,在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层次仍很浅。在发达国家FTA的建设过程中,服务贸易既是谈判时的重要议题,亦是建成FTA后成员受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已建立的或正在谈判的FTA中,服务贸易同样是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服务贸易竞争力显著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很明显。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他们往往要求将服务开放纳入双边FTA谈判中去,但服务业这根软肋往往成为谈判中双方分歧的焦点或障碍。

(四)组织机构障碍

在发达国家FTA的建设过程中,对参与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的准备工作十分充分,并设有专门机构,负责收集双边FTA相关数据,以对潜在合作伙伴进行研究和评估,为本国选择合作伙伴及参与双边FTA谈判及建成后政策实施提供参考。中国在此方面却有很大差距,目前为双边FTA决策服务的研究严重缺乏,且缺乏对双边FTA现状及各国基础信息的收集、处理及研究。实施过程中则缺乏宏观思想的指导,以致在建立双边FTA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

(五)战略障碍

作为服务于国家安全及整体贸易战略的工具,FTA各协定谈判间应保持相互间的密切联系,以保持系统性。在建设FTA的过程中,我们对此是有充分考虑的,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完整、系统的双边、区域及多边并重,协调发展的经济安全战略尚未形成。较低的经济发展程度决定了中国在FTA建设时,更多地关注国内经济发展,更多地考虑共同的利益、共赢的局面及能否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而作为国家安全和整体贸易战略的服务工具,中国还未能全面地展开FTA布局,缺乏整体的战略安排。

(六)政治障碍

新时期FTA 的特点之一是对以政治为主的非经济因素越来越重视。因此,中国在FTA建设路上同样存在着政治上的牵制和制约,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发达国家与亚洲地区已经签署或正在谈判中的FTA的制约;其二是“中国威胁论”的制约。

三、中国推进FTA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一)提升自身综合实力为先原则

双边FTA发展的最终结果在于形成一个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于一体的一篮子协议。实践证明,一国能否抓住并利用好FTA带来的各种机会,从根本上取决于该国是否具有完善的产业结构、强势的产业基础及企业或企业集团。因此,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完善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生产力,真正增强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应成为当务之急。具体而言,应坚持“三条腿”走路,即:不断改善投资环境,科学合理引进外资,走升级国内产业结构之路;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附加值,优化出口商品结构,走以质取胜之路;加大改革力度,促进中国跨国公司及知名品牌的建设,走实力制胜之路。

(二)倾斜原则

FTA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决定了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成员往往须承担较大的“调整成本”,甚至国内经济与市场结构还会受到较大的冲击,因此经济实力相对较强的成员向相对较弱的成员提供必要的倾斜和照顾,有助于保证“互惠互利”的原则得到真正体现,实现双赢。目前,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GDP总量最大,且综合实力仍在不断增强。因此,在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组建的FTA中或未来继续与其发展FTA时,中国可借鉴美国在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时积极务实的态度,充分考虑、尊重、照顾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实力相对弱小的特点,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在与发达国家建立FTA时,中国也可从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客观事实出发,要求对方在市场开放方面给予必要的“过渡期”,以减缓不必要的冲击。

(三)高效FTA组织机构保障原则

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实践证明:超国家的、高效的FTA组织机构对于保证FTA成员间制度化的紧密合作、保障各成员国经济合理有序的发展和竞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建立一个超国家的FTA管理机构非常必要。该机构应将双边FTA决策、规范成员间有序合作、事后评估及解决合作中可能出现纠纷等问题作为主要职能,减少并简化不同协定在谈判、执行过程中的重复环节,制定统一的监督标准,并合理控制全部协定的总交易成本。

(四)循序渐进原则

近期,在建立FTA上,可以技术合作和贸易便利化为起点,着重于重点产业和领域的多边合作,逐步推进;在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并存条件下加强协作,大力发展水平分工;同时,在WTO的规则框架下,相互减让关税,削减非关税壁垒,扩大双边及多边贸易。从长远看,双边FTA 涉及的领域,应拓宽至服务贸易及多种便利化和合作形式等方面;在合作伙伴选择上,将大的经济体(如美、欧盟等)作为合作对象。

(五)完善的服务体制原则

要使中国企业能真正全面地享受到FTA的好处,须建立一个完善的由政府、行业协会及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共同组成的服务体系。政府应在规划双边FTA战略、具体谈判、协议签署及最终协议执行等全过程中,不间断地对产业部门及企业发出政策预警,帮助企业最大限度地抓住FTA的机遇,并规避风险。作为行业协会则应尽快进入角色,通过各种途径及时向行业内企业介绍有关FTA协议的内容与建设进程;加强在FTA伙伴市场的行业规范与行业自律;与有关FTA伙伴国的行业协会、商会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是由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主管的一个关于中国自贸区的专业性网站,该网站的建设为中国社会各界提供FTA信息方面已经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后应继续发挥好起作用。▲

作者：尤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