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论文

摘要：以历史的、开放的而不是教条化的观念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将其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转化，它既指这种理论形态转化及其实践探索的历史过程，也包括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这种理论成果又可具体区分为原典性“译介话语”、“领袖话语”、“学术话语”等三种基本理论(话语)形态来认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论文 篇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问题

摘 要：先锋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人民性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本质与根本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难摆脱精英化趋向，但必须致力于树立一种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观，坚持精英从属于大众、先锋队思想服务于人民性思想的基本立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精英化；意识形态

人是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的，因为人总得为自己的生存境况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和意义基础，路易•阿尔都塞由此认为人是“意识形态动物”。由于人的这一本性，因此，尽管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幻性，但其目的却是试图建立一种真正合乎人的生存境况的意识形态理论。从根本上言，马克思主义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按照阿伦特的说法，是“劳动者的伦理”，是为劳动者的生产、生活做理论论证的，因而大众化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内容。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先锋队提供引导，它无法摆脱精英化的趋向，离不开所谓的社会精英，因而实际上是一种精英化的活动。所以，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这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共产党性质的界定。就是说，先锋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所以首先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能够读懂它的普通民众寥寥无几。再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了依据中国传统的知识逻辑和认识逻辑及特性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诠释外，还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批判和反思，发展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体系，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由此可知，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手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就需要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或者说社会精英进行启蒙，在人民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使人民大众能够理解并最终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恩格斯在论权威时已经间接地阐述了少数精英与大多数群众的必要区分是不可能消除的，列宁也以此为基础提出“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从外部”灌输到工人阶级和其他无产阶级中去的著名思想。这就是说，恩格斯和列宁从历史事实出发，以一种务实的态度坦然地承认了无产阶级精英的存在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一样，都需要进行专门的思考和研究，并不是随便什么人灵机一动就能做好的。普通大众不要说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读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精英人物作为沟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大众之间的桥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正如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创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时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离不开精英或先进分子，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意味着用批判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系，得出自己的结论。光靠老祖宗是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因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就意味着不能简单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理所当然的教条，而是要如毛泽东所说的，从中找出我们所要的“香的马克思主义”和“活的马克思主义”［2］。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持神圣化、教条化的态度，一味盲从，吃祖宗饭，是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谓批判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要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神圣化的思维方式，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众人习以为常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套用后现代的话语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实际上是对人们心中的马克思主义“去神秘化”、“去神圣化”过程，这与普通大众的理论接受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批判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及其不同阶段的发展成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然前提。中国共产党人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并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意味着把自己与一般大众区分开来，自觉承担起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把它普及到大众中去的历史使命，从而赋予自身不同于普通大众的特殊地位和责任。从这一点来说，先锋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

二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劳动者的解放为直接目标的科学理论，其内容、对象、目的等从本质而言都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把人民性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即必须把大众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向，贯穿于全过程的始终，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中得出的基本要求。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精英化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一直追求的目标之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做了最明确的规定：“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其理论的大众化本性和他们作为革命家的宣言，说明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人民大众的命运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来看，从理论创立之日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主体性，即把大众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价值取向，这一世界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者的毛泽东强调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3］。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4］。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的三个维度：言语的大众化、目标的大众化、实践的大众化。当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目标、实践都是人民大众自己的语言、目标、实践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运动了。为此，他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语言风格、具体内容、表述形式都要符合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思想认识水平。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开始就力图建立一种为大众服务的真正的大众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遵循了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价值取向，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邓小平要求共产党人自觉充当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况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为全体中国人谋利益的，是全体中国人自己的事业。正因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内容，所以江泽民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党在新时期的根本指导思想；胡锦涛则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全心全意办实事，尽心尽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5］，始终坚持党的宗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突出党和国家的人民性。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就是人民群众实践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是中国当下社会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为中国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和本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非精英化的、真正大众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将越来越成为大众化的运动与实践，最终将使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历史观成为真正的现实。

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先锋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而人民性思想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的本质。因此，先锋队思想要服从、服务于人民性思想。一方面，先锋队本身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而不是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社会阶级或集团，他们与普通群众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先锋队是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的，他们除了与人民群众一样的利益外，并没有与大众不同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人或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本身不过是人民大众实践的一个部分或环节，人民群众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主体。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始终认为，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要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绝对不能成为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说：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出发……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1096邓小平也认为，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7］。这一立场，在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那里不断被强调。这一事实告诉人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先锋队意识必须始终坚持，但先锋队思想必须以人民性为其旨归。因为共产党的目的是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仅靠自己去建设社会主义，更不是代替人民去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坚持大众化的方向，杜绝任何精英化的可能性，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精英与大众在社会结构、利益诉求上都出现了断裂，大众化很大程度被蜕化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合理化自身行为的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他们排斥与其他思潮进行对话交流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事实上，从中国共产党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起，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运用、发展就面临着局限于少数人、陷入少数人圈子之中的危险。也就是说，精英与大众的疏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没能实现真正的大众化。因此，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都要求中国的先进分子始终不渝地在人民大众中宣传、践行马克思主义，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来。他们相信并始终认为：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运所系；一种真正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一旦树立，不仅可以证明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而且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提供最终的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也证明：在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合理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而且这一过程完全可以是大众化的，而非精英的。按照这一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大众的实践活动，先锋队或社会精英的实践只不过是这一实践的一个方面或环节，二者不是相互割裂开的对立面。这样去理解并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有助于人民包括先进分子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看成是人民群众的活动，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真正大众化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在人民生活的实践中理解理论、发展理论，把它们看成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其对传统精英主义立场的颠覆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动力。仅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人民自己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人民生活之外的理论与实践，应该也必须是大众化的。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反对所谓的社会精英开始，到号召精英到群众中去，再到大力提倡面向人民的生活实践，完整地勾画了追求大众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也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还原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历程才能完成。

然而，事实并非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想象的那么简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者往往处在一种想服务于人民而人民却对他们拒而远之的尴尬之中。原因在于，中国的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精英地位的过分强调和对大众的误解或轻视使他们无法融入大众之中，当前中国所谓的精英们纷纷移民海外以及国内部分精英处处刻意表现出的与普通大众的差异就说明了他们无法融入大众的尴尬情形。这就是说，在意识上，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已经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了，而在实践中，由于思想和认识上的原因，人民大众仍然被精英们所忽视，他们所设想的大众化实际却还是精英的。正如毛泽东曾批判当年文艺界中部分知识分子由于对人民大众不了解，所以他们描写出来的劳动人民“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6］857。这就是本性是大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不可避免地陷入精英化窠臼的缘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身受个人和群体利益的制约，很难消除与大众的距离，况且，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规律也决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总是从少数先进分子开始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英化在实践上有其理论与事实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接受者、宣传者、实践者是少数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也是少数人，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诞生之时起就似乎是少数先进分子的专门职业，而非普通大众的行为，这一状况到现在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这一方面必然增强先进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也会增强他们自身的身份意识，强调他们与普通大众的区别。如果没有大众化意识形态的引导，那么最终会使先进分子从民众中独立出来，形成有别于普通大众的精英阶层，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失败，苏联共产党正是这样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是人民的，依靠少数先进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是我们一再呼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的根本原因。当前，大众化的涵义只是普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说服人民大众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当成他们自己的目标，动员人民大众投身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来才是真正的目的。在这里，普通大众仍然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被动参与者，而非主动参与者。这就是说，直到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只是少数先进分子的事情，所谓的大众不过是他们合理化自身行为的意识形态。

当然，现实生活中的人民大众也并非如意识形态中表述的那么完美，这说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简单地把精英对立于普通民众，对精英化抱拒斥的态度也是错误的。只有中国的先进分子不断地理解民众的生活和实践，提出切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同时，普通大众不断地学习理论知识，提供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重要的不是盲目地反对精英化，而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使无产阶级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社会流动畅通且分布合理，能真正融合在一起，实现代表—支持的良性互动。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在精英化倾向与大众化的价值取向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把先锋队思想与人民性思想辩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8］的真谛所在，也是马克思认为社会的改造与人的改造是相互制约的、必须同时进行的原因。因此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大众化的方向，而大众化决不是人民大众坐等我们去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切近人民大众的生活和实践，使人们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大众化的正确的理解是：一方面指必须根据大众的水平叙述理论，另一方面，指理论研究要着眼于提高大众的思维能力和水平。据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大众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理论语言的大众化；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即理论目标的大众化；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实践的大众化。脱离了这几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就很容易蜕变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者合理化自身行为的意识形态，从而背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而要做好这些工作，就必须以大众的根本利益为依据整合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打通精英与大众的社会流动渠道，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理解人民大众的需求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在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生生的历史进程，而非口头上或纯粹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把口头上的或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变成为人民大众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精英化倾向才能完全被大众化所消解，一种真正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观才能在中国树立起来。□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03-304.

［2］毛泽东.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训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136.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3.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8.

［5］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1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7-18.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7-218.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62.

责任编辑：戴群英

作者：周前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论文 篇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观念到理论形态

摘要：以历史的、开放的而不是教条化的观念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将其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转化，它既指这种理论形态转化及其实践探索的历史过程，也包括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这种理论成果又可具体区分为原典性“译介话语”、“领袖话语”、“学术话语”等三种基本理论(话语)形态来认识。它们各有不同的特点和意义。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学术资源加以借鉴，至少可以在“学术话语”的意义上为我们提供某种理论参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译介话语；领袖话语；学术话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我国理论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一个热门研究课题，在各学科领域都展开了广泛探讨。然而，关于究竟怎样理解这个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哪些理论形态，学界实际上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反映了不同的理论观念。本文试从几个方面对此略加探讨。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说法虽早已普遍流行，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却往往见仁见智，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个伪命题。因为根据毛泽东的说法，所谓“化”者，乃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外国的理论学说，怎么能做到完全“中国化”呢?既然做不到，那么这个命题就是不能成立的。

上述看法实际上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毛泽东的说法偷换了命题。查阅毛泽东的有关著作，他的确说过上面这样的话，但并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的，而是另有其意。上个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接连作了几次动员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针对一些现象指出：“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可见这里是针对一些人言不由衷提倡“大众化”等空头口号而言，将毛泽东在特定语境中所讲的这段话移用过来，用以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由此推断这个命题如何不能成立，这种偷换命题移花接木式的“归谬法”推断显然是不严肃不科学的。第二，某些论者的这种借题发挥，与其说是为了阐述毛泽东的论断。不如说是借此表达自己的见解，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么就必须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化”过来；如果全盘“化”过来实际上不可能，那么这个命题就不能成立。由此反映出来的，一方面是这种推论方式的简单武断，另一方面则是其中所包含的基本观点与理念，实际上与“全盘西化”论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再回到毛泽东本身的立场上来，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什么看法呢?从毛泽东的有关著作看，他并没有直接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而是表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他一再阐述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很显然，毛泽东的这些阐述，是偏重从实践论的原则，即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二者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基本含义是一样的。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仅仅从实践过程来看，还应落到具体的理论成果来看待。从这个意义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所形成的理论，比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就是这样的理论成果，是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这样的理解显然也有一定的道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完整的命题来理解，可以说它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转化，也就是将其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及其实践探索的过程。这个“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彻头彻尾原封不动照搬到中国来，也不是像盐和糖溶进水里那样无形地被“化解”，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化”，就像我们用创造性的方式手段，把太阳巨大无限的能量转化成为我们的现实资源，用以解决现实问题，满足我们的现实发展要求一样。这个转化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层含义：其一，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即把马克思主义转化成为中国化的理论话语及其实践探索的过程；其二，它也指一种理论形态，即在上述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过程。从20世纪初以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艾思奇等许多早期革命知识分子，都曾致力于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这种译介传播更是不断得到普及。二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探索过程，即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的过程。三是在上述实践探索基础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这个历史进程显然还远没有结束，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将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的过程。

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来看，也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原典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研究阐释，使其转化成为中国语境中的理论话语；另一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此实践探索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学说，这是创造性地发展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通

常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归入其中，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我以为，如果仅限于此，显然又是不够的。倘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成是一种全民普遍性的理论创造与实践追求，而不仅仅是某个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个别行为，那么就应当说，它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就是多样性的，所形成的具体理论(话语)形态及其意义也是多样性的，值得进一步区分探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话语)形态

按笔者的粗浅看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全面的、开放性的发展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也许可以区分为以下三种基本理论(话语)形态来认识。

第一种理论(话语)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译介阐释，也许可简称为原典性“译介话语”。马克思主义原本是产生于欧洲的理论学说，是一种西方话语形态。作为对人类社会现象的深刻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立场观点与思想方法，无疑具有普遍真理性，但它作为一种西方话语，又显然需要经过一定的译介阐释即话语转化，才能成为中国人所容易理解接受的东西。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通过译介阐释，将其转化成为中国式的理论话语，并使其逐渐得到传播推广。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来看，这种译介阐释性的理论形态，经历了一个从比较零散到比较系统的过程。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一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如同鲁迅所形容的“盗天火”那样，从各种途径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获取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将其翻译介绍进来。当时的《新青年》等一批进步杂志报刊，成为最早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当然，这种译介传播在当时还是比较零散的，究其原因，一是当时我国理论界还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系统的了解。并且处于乱世也还不具备系统译介的时代条件；二是当时人们往往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带着一定的实用目的性，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加以译介阐释以解决现实问题。也正是由于这种现实需要，后来有更多的理论家以更大热情和自觉性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与传播。瞿秋白曾把1929年称之为“社会科学翻译年”，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著作如《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等都有了中文全译本；与此同时，分学科类型的各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辑也不断编译出版，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逐渐走向系统化。到延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编译整理更得到重视，无疑也更为系统，因而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普及传播。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进入全新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和选集相继编译出版，分学科类型的各种马克思主义论著也不断整理出版。特别是随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各种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法律、新闻、文艺等学科的马克思主义论著选讲之类教材层出不穷，影响更加广泛。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早期阶段，这种译介性的理论形态还是比较零散和功利化的，甚至是断章取义式的，那么如今显然更为全面系统准确。围绕原典所进行的研究阐释也更切合其基本精神，因而更有助于中国读者的理解接受。这种原典性“译介话语”，在早期阶段无疑起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作用，如今则为人们更好地学习接受和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学说提供了坚实基础。

第二种理论(话语)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等所创建的思想理论。我们姑且称之为“领袖话语”。这种理论形态，从根本上说来，正如毛泽东所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的简单转述，而是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这种理论形态的主要特点，一是注重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立足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实践品格。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指导思想，就是倡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研究具体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因此必须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将其运用到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中去。毛泽东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努力践行的。从他早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可以看出，他并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析和城市工人斗争的理论，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和人民革命的思想方法，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进行具体分析，阐明中国革命的敌、我、友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由工人阶级领导，依靠农民阶级和其他进步阶级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思想，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走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到延安时期的《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乃至建国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论十大关系》等大量著作，都是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指导社会实践，进而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总结概括，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性文献。同样，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秉承毛泽东所开创的思想理论路线，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运用于研究和解决新时期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具体问题，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发展。二是这种理论形态虽往往以某个领袖人物的名字命名，但它并不仅仅是某个领袖人物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里的“集体智慧”，既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探索，是群众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同时也包括共产党人整个领袖群体的共同创造，具有自身的完整性与体系性。这无论是对于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可作如是观。三是这种理论形态主要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领袖人物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思想理论观念，必然要把各种理论与实践问题，纳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宏观结构系统中，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变革进步的现实立场来加以论述阐释，因此就成为政治色彩很浓的意识形态理论话语。从理论方面来说，它所致力于研究和回答的，是一些带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普遍的理论意义；而从实践方面来说，则是要解决一定历史时期我国社会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保障国家民族的事业的正确发展方向。这在根本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与实践精神的

有机统一。

第三种理论(话语)形态，是我国各学科领域的理论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对哲学、经济学等各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问题所进行的学理性探讨，我们姑且称之为“学术话语”。其中又大致有两种基本情况：一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典入手，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落到某种学科原理的层面来进行学术化的研究阐释；另一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照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进行学理性探索，从而形成各门学科富有创新性和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

例如，我国理论界一直致力于阐发马克思主义唯物反映论的哲学观，并将其作为哲学基本原理贯穿在各门学科中，以此解释各种人类社会现象。虽然从理论形态来说，哲学基本原理及各门学科的理论建构应属于学术话语，但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学术话语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制约，因而其学理性研究仍有较大的局限性，存在简单化、教条化等种种偏向。新时期以来这种偏向逐渐得到克服和纠正，一方面，对于唯物反映论哲学原理本身。更为注重人们认识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使之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本所具有的辩证思想，也更有利于对实践活动的解释与指导；另一方面，各门学科运用唯物反映论基本原理研究事物的基本规律，更为注重从事物本身的特性出发，致力于揭示和阐明这种反映与认识活动的特殊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理论界进一步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广泛探讨。在哲学观念上，人们已不限于用唯物反映论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现象，而是进一步寻求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观点来研究人类的认识与实践活动。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类一切社会实践活动，一方面是“合规律性”的，另一方面则是“合目的性”的，因此人们的一切认识与实践活动，都不只是一种直观的反映活动。而是主体积极能动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如果说人们的反映与认识活动，只有放到实践活动关系中才能得到更清楚的认识说明，那么人们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也只有进一步放到人学的整体系统中，把人们的实践活动与人的主体精神及其生存意义价值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才能得到更透彻的理解阐释。具体来说，这种研究探讨大致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关于主体论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强调。对对象、现实应当从实践去理解，特别是从主体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主体论思想。随着实践论哲学讨论的深化，主体性问题便日益凸显出来，新时期以来各学科领域对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取得了许多积极的学术成果。二是关于人学价值论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看，一切所谓反映、认识和实践等等。都是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实现方式，归根到底都可以落到人学价值论基础上来理解，都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以合乎人性的生活为价值尺度。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有非常丰富的理论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阐发也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我国理论界一个时期以来的研究探索，包括近期围绕“以人为本”命题所进行的理论探讨，也无不显示了这种广阔的研究前景。

综上所述，如果说“领袖话语”是更直接地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而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那么“学术话语”则更多寻求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方法落实在各门学科基本问题的研究中，探讨事物的基本规律和阐明学科的基本原理，形成贯注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的富有学理性的学科理论，为人们进行具体实践活动提供先进的理论指导。应当说不同的理论形态各有不同的特点和意义，都值得深入研究。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通常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实践探索，而并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在内。然而实际上，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实际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都必然关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对此同样值得加以探讨。

具体而言，这个问题可从两个方面来展开探讨：一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应如何认识，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可否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加以研究探讨，以及从什么样意义和层面上将其纳入进来加以研究探讨，而这两者又是彼此相关的。

首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如何认识，理论界大致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西马”非马，它实质上属于西方现代派理论学说的范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现代发展，应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加以研究。依笔者浅见，也许不能简单作非此即彼的判断，就是说既不能简单地断言“西马”非马，同样也不能笼统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归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而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应当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有的理论学说，的确是努力寻求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进行开掘，并将其引入自身的理论研究，从而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行观照批判；也有的力图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及意识形态进行剖析，对当下现实关系中的种种社会生活异化与人的异化现象加以审视批判，对现实条件下人类社会与人的健全发展前景进行探讨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发展。当然也有一些自称新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实质上未必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学说也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观点，实际上不过是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名声来推销自己的理论而已，这显然又当别论，不在本命题讨论范围之内。

其次，按笔者的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自有其特定的理论命题、观点方法和思想内涵，已成为一种宝贵的思想理论资源。它的生命力正在于它的开放性，既向历史开放，更向现实和未来开放。如果我们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还有马克思主义在其它国家的探索与发展)就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横向移植和拓展。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发展，还是在世界其它地方的移植拓展，应当说都缘自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的深入研究与开掘，并且运用于对各自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探讨。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借鉴：一是在如何开掘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并进行现代阐释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研究思路与阐释方法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值得研究借鉴；二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对当代社会发展及其现实问题的批判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扩展。不同社会形态在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并且还有很多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性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共同关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无论东、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现代发展，都会有更多的相互启发借鉴。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一种开放性而不是封闭性的发展，那么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纳入我们的观照视野，把它作为一种学术资源加以借鉴，至少可以在“学术话语”的意义上提供某种理论参照，从而对我们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　刘龙伏)

作者：赖大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论文 篇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重意义分析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意识形态上的、实践或方法论上的和社会发展理论上的三重意义。作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三种意义具有各自不同的作用和功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功能主要在于说服、教育，在实践意义上主要作为指导方法，在社会发展意义上主要承担理想和价值引领的功能。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方法论；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涵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在中国已经是耳熟能详的真理了。实际上，对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人民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少有三重意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发展理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三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的理论说明和表现，因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且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把它们绝对地区分开来。但三者的功能和理论定位是有相对区分的。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任务在于用理论说服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说明和理论支持，进而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实践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着重的是实践问题的解决效果。社会发展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阐释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指导中国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从而论证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未来的发展走向，以说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使之作为理想、信念引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

一、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人是意识形态动物，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总要找个让自己相信的理由。这话说明了思想对人的行为的先导作用。毛泽东在解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说：人要行千里，首先得有行千里的兴趣和热情。“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1]广大人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态度也是这样。要使他们投身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来，首先要说服他们并使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是正确的，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唯一选择。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时起到现在所进行的论证和宣传，其目的都在于此。因为意识形态的本质就在于为人民的日常生活提供意义基础、信念支撑及他们未来生活的理想蓝图。所以，作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可行性进行理论说明，让人民群众理解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它将把社会引向何方。即告诉人民为什么要举这样的旗，走这样的路，它们与人民大众的利益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这都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必须予以解答的。同时，它还必须对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做出恰当的理论说明，批驳种种污蔑、歪曲甚至攻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为，帮助人民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坚定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就此而言，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统一思想和凝聚人心的作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行动纲领和思想理论指南。

可见，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要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唯一正确理论，也要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是我们通向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选择。这就是党的领导人常说的，要告诉广大人民群众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对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意义。“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63

这就是说，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只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而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在中国人民探索和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进行阐释，通过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揭示，阐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必然性，由此来说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必然性和合法性。只有这样，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完成它的两个根本任务：一是阐释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正确性和唯一性，反驳其他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歪曲，掌握舆论领域的主导权。二是从理论上阐释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说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必然性，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采取的措施和所要达到的目标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和意识形态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及状况后对中国未来发展预期的理论说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美好生活的行动纲领的理论阐释，是外界判断中国建设道路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与其他思潮争夺群众的实实在在的斗争，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当前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和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由此邓小平在总结1989年的政治风波时强调了对青少年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意义，江泽民同志在谈到“法轮功”等时也指出了占领思想理论阵地的重要性。因为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是争取人心的工作，而人心向背是决定政权存亡的根本性因素。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并使之为人民大众所接受，说到底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来教育群众，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在争取人心、凝聚人心上的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条件和前提。从这个方面来说，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强调意识形态问题会干扰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意识形态的误解。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阐述和实践概括，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于怎样有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怎样有效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释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来。因为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广大的群众参与才能取得成功，而要让民众参与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来，就必须向人民群众说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目的以及与他们的生活的关系。正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3]可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不只是宣传策略上的需要，因为它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重要一环。

因此，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简单地对人们进行意识形态的说教，以此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重要的是找到正确说服群众和教育群众的方法，使他们更积极主动地投身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来。这就要求从事理论宣传的同志，尽可能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阐明这条道路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和意义，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中阐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必然性及合法性与合理性。只有这样，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发挥它应有的功能。

二、实践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践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着眼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它所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工具层面或方法论层面的重要作用。因而他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它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具体实际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性是它的实践性，即在实践中通过实际问题的解决来证明自身的科学性。我们之所以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其他理论解决不了；另一方面，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把它直接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中，而必须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之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形成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方式和方法，才能得到解决。因为按照恩格斯的教导，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和思考，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现实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能不能跟上中国现实的发展步伐。无论意识形态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正确，如果没有在实践中取得人民所期望的成功，那它就一文不值。只有让人民在实践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也是他们自己的富裕之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才有根本保证。这是马克思说“实践胜于一切理论”[4]的原因。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取得成功，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成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或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否在中国生存下去的根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向前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因此，着眼于实践问题的解决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取信于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发展的根本，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对此，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5]他还强调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6]邓小平也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7]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论。看我们是否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键看是否能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推进党的事业发展。解决的问题越多，就运用得越好。”[8] 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长点是因为中国实践的需要，它的发展和它的生命力也只有结合实践并解决实践中面临的问题才有可能。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置于中国现实的基础之上，取得老百姓看得见的实际效果。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确实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现实过程，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离开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也是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符合中国的建设实际的唯一标准。能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是一个决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能否坚持下去的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说，只要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成功，就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因为只有让人民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给他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们才会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才有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意愿。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是最讲究实际的，他们不会相信空洞的理论说教；他们是通过自己获得的利益来相信一种理论是正确的，而不是先相信理论再通过该理论去实现自己的利益。说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需要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引导，原因就在于此。因此，实践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自己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取得的成果来说服人民，进而吸引人民投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来。对此，邓小平说，中国必须比其他国家发展得好些，发展得快些。如果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就有问题。”“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2] 346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不断通过实践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才能生存下去，才能在世界站稳脚跟。因此，邓小平要求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有一定的速度，要有危机意识，坚持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发展的最终目标，而不是少部分人富裕起来。这与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再者，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合作发展，可持续的发展，也就是胡锦涛所倡导的“科学发展”。只要在实践中达到了这三个目的，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就具有了不可争辩的科学性，中国人民自然会实践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已经深入人心，谁要推翻改革开放的政策，老百姓不会答应，其根据就在于此。

因此，实践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其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成果，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成功实践。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的原因所在：要人民自觉实践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让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采取人民群众易于掌握和接受的形式，即必须大众化。况且，大众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和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9]可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是人民群众用之指导自己的实践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三、社会发展理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按照经典作家的观点，“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10]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的理论而出现的。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必须首先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理论所具有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解决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用什么方法去解决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又是什么？如此等等。因此，作为社会发展理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至少要解决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其发展定位、发展的具体途径和措施以及它们与人民群众自身发展的关系等等。这些思考实际上构成了邓小平思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出发点。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状况中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也说明了人类社会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他还依据社会发展的特点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五形态”理论。然而应该看到的是，马克思的这些判断是以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依据的。尽管马克思后来提出了一个东方社会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但并没有提出在东方社会所处的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的具体构想，其所提的东方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也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为依据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在吸收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和克服了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很明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前提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有很大的差距，或者说，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在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怎么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呢？如何来解释这一情况，或者说，如何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以解决中国当前建设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其未来社会发展的定位问题呢？这些问题都是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回答的。

因此，社会发展理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少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中国能建设社会主义吗？中国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目前建设的是不是社会主义？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第一个问题可以转换为：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却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可能吗？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密切相关，所说的就是：中国为什么不建设资本主义社会呢？这两个问题，毛泽东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在中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很适合的，我们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11]并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证实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则构想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邓小平也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2]229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已经解决了中国能不能、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关涉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也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第四个问题所要回答的就是中国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是对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的问题——中国所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并在经历了曲折后才得到的真理。这一结论不仅是对现实国情的科学认识，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目标的科学界定。也就是说，我们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使实现了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发展目标——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可见，从社会发展目标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发展阶段。这一历史定位所隐含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建设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和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依照中国目前的情况所能建设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价值目标，也符合当前中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和迫切期待，但还不具备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换句话说，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我们长期奋斗的目标和行动指南，但不是我们当下的目标。我们目前还在通往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路上，还没有达到。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中国学界部分专家笼统地说我们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因为没有达到，就不可能有超越。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是一个未竟的事业，要实现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仍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况且这个目标本身也还是初级的；或者说，对中国人民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过程。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我们才能克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腐朽思想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影响，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远没有完成，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来断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已经结束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就是对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未来的目标、社会发展的依靠力量、措施、方法、价值追求等进行阐释，把社会发展与群众个人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统一起来，坚定人民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增强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挥科学理论对人民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引领作用。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十分正确的。但是，由于中国具体国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单一层面，而应结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和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具体情况的新变化有更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以便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既看到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发展理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统一性，又看到三者之间的区别，这对人民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展开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6.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607.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91.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5.

[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9.

[8]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9.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8.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11-312.

[11]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35-136.

责任编辑张忠友

作者：周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