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论文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大陆学术界正蔚然成风,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定影响。通过梳理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虽然存在较大差异与分歧,但同时也存在若干共同与相似之处。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一些比较、对话与交融也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论文 篇1：

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

[摘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其逻辑构成包括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及判断、对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以及对中国革命手段和社会主义建设手段的创造等三个方面。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它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合规律性的继承，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合目的性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继承；发展；认识论

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许多重要讲话中，都强调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深刻指明了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联系。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角度，对二者的这种坚持与发展的内在关系，给出一种理论上的解答与澄明，以求证于理论界和学界诸位同仁。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

众所周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因此，要深刻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必须首先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这是正确理解二者内在联系的基础及前提条件。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实现的过程中而得以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对于二者的内在关系，只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具体考察，才能得到合理阐明与客观把握。

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与推动下而创建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早就指出过：“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1]（P1093）并且在党的一大上，我党就明确制定和确立了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然而，问题在于：既然我党己经确定了自己的指导理论和奋斗目标，为何还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全部活动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实践中提出和形成思想，即通常所说的认识世界；二是在实践中应用和实现思想，即通常所说的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提出本身就已表明，它是属于在实践中应用和实现思想的问题。换言之，我党之所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原因在于我党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和改变中国社会，即：将思想理论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变成一种现实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成果。也就是说，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变成一个具体的、物态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体。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来看，在人类实践基础上所获得的理性认识，是关于事物的普遍规律和内在本质的认识，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因此，作为抽象理论形态存在的理性认识成果，是不能直接应用于具体实践活动，而必定要经历一个将理性认识具体化的中介环节，即人们在进行具体的实践活动之前，要预先建立一种实践理念，也就是实践主体关于具体实践的一种观念模型、理想图景。换言之，任何科学理论因其高度抽象性，是不能直接应用于现实实践活动的。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同样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1]（P814）是“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2]（P533）而作为实践主体即中国共产党，其实践对象是中国现实社会；而中国现实社会是一种非常具体、个性特征鲜明的实体存在，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社会的现实情况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阐明的社会境况和社会条件，都有着很大的区别与差异。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P534）即，将马克思主义加以中国化，通过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理念，来开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也正为此，笔者曾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单概括为“在中国形成和建立马克思主义实践理念并将其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过程”[3]。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正在发展的过程，并且已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取得了两大重要理论成果，而第一次飞跃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即以中国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又是早己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因此，为帮助读者理解和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下面主要以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理论为例，来具体阐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第5期曾祥云：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一种基于哲学认识论角度的思考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立场来说，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虽然是真理，但因其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高度的概括性特征，它也是不能直接付诸于中国现实社会的具体实践活动的。而要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社会实践，即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中国现实社会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就必须首先建立一种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实践理念。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呢？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观点，实践理念是相对于特定的理性认识即理论理念而言的，它是理论理念关于事物内在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与满足实践主体特定需要的反映的有机结合。比如，我们在建桥、盖房之前，都要预先制作相应的设计图，这种设计图就类似于实践理念，它既体现了建筑学等相关科学理论的要求，也具体反映了特定实践主体对于所建之桥或房子的特殊需要。同样，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理念而言，它也必须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反映中国实践主体需要的有机结合，通俗地说，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反映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

我们知道，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纲领性文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4]（P291），“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4]（P293）。因此，按照《共产党宣言》所指出，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第一步就是：必须使我国社会中的无产阶级上升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由中国的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显然，《宣言》所说的“第一步”，并不是无条件的、可以随意实现的，而是有其具体现实条件和实现前提的。换言之，《宣言》“第一步”的实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19世纪中叶欧洲社会为认识基础的，这就是：高度发达的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生产力、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等。然而，在我国近代社会，能否实现《宣言》所说的“第一步”，使中国的无产阶级直接上升为统治阶级，这就需要对我国近代社会的基本情况做出认真的分析与判断，也正因为此，毛泽东对我国近代社会的现实经济状况和阶级状况，以及各阶级的基本政治态度等，进行了具体考察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关于近代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从社会性质来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经济状况来看，它以封建农业经济为主要形式，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微弱，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低下；从社会矛盾来说，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可知，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生产力发展水平等，与19世纪中叶欧洲社会有着根本性不同，因而，要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上，直接实现《宣言》所说的“第一步”，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就必须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近代中国国情有机结合，形成和建立关于中国革命的实践理念，而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以“两个阶段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理念的形成与建立，它标志着特定实践主体对于特定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知，与对于自己的特定现实需要的认知，已经达到了一种内在的统一、结合，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实践理念仍然只是一种观念的实践结果，它还有待于通过实践才能实现。因此，要使实践理念付诸于具体实践活动，变成一种现实的实践结果，就必须为实践理念的现实化、对象化，创造一定的实现条件，即提出特定的实践手段和实践方式。同样，要使中国革命实践理念成为一种现实的实践成果，也必须创造性地提出和采取某些有利于促进中国革命实践理念得以实现的具体手段和方式方法，而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所采取的包括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在内的一系列具体做法，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所实行的包括恢复国民经济、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在内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计划、措施等。而实践手段和实践方式的具体展开，即是相应的具体实践活动的开展以及一系列具体实践成果的取得，而其标志性实践成果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分析表明，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进程中，毛泽东创立了以中国革命理论为核心内容的阶段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它具体包括对近代中国国情的分析与判断、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与研究、对中国革命实践手段和方式的创造与探索等。同样道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和产生的，它具体包括了对历史新时期中国国情的分析与判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考与探索；对包括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市场机制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手段和方式的创新与探索。因此，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产生的路径是根本一致的，都是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这一总目标而展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分别表征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不同发展阶段。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展开作具体分析。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

合规律性的继承与弘扬

上述分析表明，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形成的认识演进过程来看，它实际上包含了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分析与判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与研究，以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手段的创造与探索等三个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分别作出分析。

首先，关于中国国情的分析与判断。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社会基本国情的分析与判断，实质上就是对中国革命的现实基础和现实条件的分析与评估。这些有关近代中国社会的国情，也正是构成了《宣言》所说“第一步”能否在我国近代社会直接实现的最直接的现实依据。同样，邓小平对历史新时期中国国情的分析与判断，也是基于用社会主义改造和改变中国这一实践目的和实践目标而作出的，它们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最直接的现实根据。[5]概言之，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与判断，是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的。而这种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也就从根本上决定和规定了对中国国情所作分析与判断的马克思主义性质。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看到，毛泽东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与判断，是完全立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这正如他本人所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1]（P819），“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1]（P820），即“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1]（P814）。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党早己确定的指导思想，因此，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对于我国近代社会和我国历史新时期基本国情所作出的分析判断，必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必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我们知道，对于同一个事物或同一件事情，人们所持立场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看法，得到不同的结论。换言之，是否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分析问题，其所得到的结论必定是不同的。而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与判断中国的国情，其所得出的结论就必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6]

其次，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与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认为，实践理念既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随意建立的。作为实现思想理论，即将理论转化为现实实践成果的一个中介环节，实践理念是以理论理念为前提基础的，离开理论理念，实践理念的建立就无从谈起。这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实践理念都必定是相对于某种特定理论理念而形成的；换言之，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研究即中国革命理念，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研究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念，都是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而言的；如果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那么，形成和建立中国革命理念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念，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在中国革命理念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念中，必然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根本原则。例如，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与思考，它不仅是围绕用社会主义来改造和改变中国这一总的实践目标来进行的，而且是依据《宣言》提出的首先“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一基本原则来展开的。而邓小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思考，它不仅是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为认识前提，而且是完全符合《宣言》所说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当“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一基本要求的。因此，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立场来说，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中国革命理念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念，二者本质上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反映中国实践主体具体需要的内在结合和有机统一。一方面，中国革命和建设理念的形成与建立，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因此，如果没有科会社会主义理论或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那么，形成和建立中国革命和建设理念，就从根本上丧失了自己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而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和建设理念对于中国实践主体具体需要的反映与把握，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获得的，否则，对于中国实践主体具体需要的反映和把握，就难以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知和把握形成契合与一致，达到内在的有机结合。实践理念无疑要高于理论理念，但是，由于实践理念在形成过程中将理论理念作为自身的一个环节和要素，也就是说，在实践理念中必然包含了理论理念，因此，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理念中，都必然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基本方法，都必然内在地包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简言之，它们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是确定无疑的。

再次，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手段的创造与探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认为，特定的实践手段和实践方式，如方针、政策、计划、方案、措施等，都是为使特定实践理念转化为现实实践成果而创造和釆用的，因此，对于任何特定实践手段和实践方式来说，它们都具有一种强烈和明显的方向性。换句话说，实践手段和方式既不是凭空捏造的，也不是任意创造的，它们必须体现和符合实践理念的要求。首先是性质的一致性，即实践手段和实践方式必须是实践理念基本原则与要求的具体体现，而这也就决定了实践手段和方式的根本性质是与实践理念完全相同、一致的。其次是作用的有利性，即实践手段和实践方式对于促进特定实践目标的实现，必须是有利的，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提出和开展的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革命手段、方式、措施，它们不仅是“分两步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具体体现，而且是有利于推进中国革命道路的实现、有利于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又如，我国历史新时期所采取的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市场机制以及涉及各个领域的一系列改革等具体的建设手段、发展手段，它们不仅符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念的根本原则，而且也是有利于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因此，尽管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我党曾因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采取了一些不合乎中国革命和建设理念、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实践手段和方式，如采取“攻打中心城市”、开展“大跃进”运动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等做法，给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破坏和重大的损失，但总的来看，我党创造性提出和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等，都是符合和体现中国革命理念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念的基本原则与要求的，不仅从根本上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客观反映了我国现实社会的具体需求，而且有力地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由中国革命和建设理念向具体实践活动和现实实践成果的转化。

综上所析，我们认为，从马先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来看，不论是我党对于我国社会基本国情的客观分析与准确评判，还是对于中国革命道路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抑或是对于中国革命实践手段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手段的独特创造，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也即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其基本性质始终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始终得以坚守与维护。而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的成功与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我国最近30多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即是强有力的佐证。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合规律性的继承与弘扬。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

合目的性的创新与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党不论是对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还是对于中国革命实践手段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手段的创造性采用，这些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具体论及或涉及的，它们具有显著的“中国的特性”或者说“中国特色”，是属于中国化的“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立场来看，这种以民族形式存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合规律性的继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目的性的发展。

首先，作为一种实践理念，我党对中国革命和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虽然内含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理念的根本立场，高度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由于以中国革命实践理念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理念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具体反映和充分体现了中国实践主体的现实需求，是更为具体的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的探讨，而这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阐述与论及的，因此，将以实践理念为表现形式的我党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研究，完全等同于以理论理念为表现形式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不恰当的、没有根据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我党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不仅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且是有其目的性和方向性的，而决不是随意而为的。形成和建立中国革命理念和社会主义建设理念的根本目的，乃是为了实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实践这一目标。换言之，正是因为确立了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和改变中国社会的这一实践目标，我党才致力于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展开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和具体研究。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认识的连续性来说，以特定实践理念为表现形式的中国革命实践理念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理念，相对于以理论理念为表现形式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更为高级的认识发展环节。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理念和社会主义建设理念，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简单移植，而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坚守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的新的发挥与创造。

其次，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和创造的实践手段与实践方式，其目的性同样是很明确的。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实践手段和实践方式是实践主体依据现实需要而提出和采用的具体方针、政策、计划、措施等，其展开即是具体的实践活动，因而，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说，它比实践理念更加“具体化”、“现实化”，其个性特点也更加突出和明显。换言之，较之实践理念，实践手段更富于创造性特征。也正因为此，我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采取的开展农村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中国革命手段与方式，以及在历史新时期所实行的改革开放、引进市场机制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手段与方式等，其“中国的特性”或“中国特色”尤为显著，它们也都无疑是我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性的创造”。另一方面，正如上面分析所表明的，实践手段和实践方式的提出与创造，也是具有目的性和方向性的，这就是，特定的实践手段和方式，都是相应于特定实践理念并为促进特定实践理念向现实实践活动的转化而提出和创造的。同样，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党提出与创造的中国革命手段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手段，也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的。换言之，它们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或被创造性地运用，目的在于推动和促进中国革命理念和社会主义建设理念转化为一种广泛的群众性实践活动，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收获具体的现实实践成果。

概言之，由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义本质的同时，又客观反映和把握了中国实践主体的现实需求，它不仅创造性提出了为实现自己实践目标而“应当如何”的具体决断，还创造了用以实现自己实践目标的一系列具体实践手段和实践方式，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具体发展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具体发展道路。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合规律性的继承，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目的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曾祥云.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J].湖湘论坛，2013，（2）：5-10.

[4]马克思恩格斯选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王钦广.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7-51.

[6]周建华，张文婷.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22-26.

作者：曾祥云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论文 篇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与借鉴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大陆学术界正蔚然成风,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定影响。通过梳理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虽然存在较大差异与分歧,但同时也存在若干共同与相似之处。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一些比较、对话与交融也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一、异质与共通: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与联系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经常问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有其学派的多样性、研究内容的两分性、明显的现代性、对其他思潮的开放性等这些特点。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的使用率都很高,常常并用、互用和混用。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检验;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正确结合的结果,也是一个更具中国特色的理论,更符合中国实际。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个名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过中国化之后的理论成果。在我们党内,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二者存在的差异及分歧

1)二者形成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不同;2)西方马克思主义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重学术意味;3)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更为彻底的批判精神。

(四)二者之间存在的若干共同或相似之处

1.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和方面,因而它们之间又存在若干相似之处。

2.从理论角度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近年来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诠释与理解,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马克思哲学观的解读几乎是同时展开的。

3.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都将面对新的问题转向,因而在范式上有可能产生更大的通约。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下的学术背景中展开平行的比较、对话甚至部分融合是完全可能的。

二、宽容与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借鉴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重释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合理性

首先,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有许多错误和失误,但毕竟提出或重申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遭到忽视或者偏离的问题,考察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试图引进20世纪西方的理论发展作为研究日常生活微观领域的思想工具,并揭露和批判了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缺陷和弊端。

另外,相对于国内学者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获取有关马克思恩格斯资料方面可谓是“近水楼台”。他们大都处在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生活的国家里,对马恩的事迹掌握颇多,而且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行研究时,他们所采用的史实更加丰富、也几近真实。

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都生活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耳闻目睹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对经典作家们的理论理解颇为深刻。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与借鉴

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当下的学术背景中展开比较、对话与借鉴融合不但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未来研究的共同问题域与不同关注点,二者的源头都是马克思主义,而对未来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互通性和共同域。

其次,通过对比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种马克思主义传统产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理论形态的异质性,映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独特的现实发生与理论生成。

再次,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其合理因素来审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对于国内学者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加“近水楼台”,他们掌握的资料也更加全面,其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不可否认。

最后,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吸收一定营养元素,融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中,以此大大拓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

通过上面的分析,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来说,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会在两个方面有所启示。一是理性思考的态度。二是贴近现实的精神。

小结

在20世纪80年代初登陆中国学术界后的十多年时间内,中国学者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看做是“非”或“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而现在,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时代基本已经过去,这种理论思潮也开始受到比较公正的学术判定。总的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在继续,也需要拓展与深入。

参考文献:

[1]陈振明,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2]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N].深圳特区报,1999-08-08.

作者：孙文华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论文 篇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及其内在联系

[摘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分析和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整体性 内在联系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内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正确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经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体系结构及主要特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分析和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体系结构和主要特征,首先要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涵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是毛泽东在1938年《论新阶段》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某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1]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阶段的重大课题,从而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行为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结合,并把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与提炼,上升为理论,实现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所形成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实践基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源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而又体现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涵盖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各个领域,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内容统一､逻辑严谨的科学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结构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部分:(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历史进程､重大成果､历史地位;(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及其精髓;(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五)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六)国家统一的战略构想和实践､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和领导力量｡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科学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性——它是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实践性——它源于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实践,是关于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民族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实际,体现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时代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是其理论品格;开放性——它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主线和理论主题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应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为脉络,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逻辑主线,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理为主要内容,全面､系统､准确地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历史地位､基本原理及其精髓｡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中,一是运用纵向分析的方法,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历程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历史地位｡二是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通过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理论阐释,解决中国如何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问题｡三是从整体上集中阐述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突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整体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具有鲜明的理论主题,这就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根本问题,又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回答的一个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历史课题,就是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回答了这一问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2]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都围绕着这一主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在不同历史时期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围绕着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主题展开､深入,开创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新局面,不断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入新境界｡明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既有利于把握其理论的整体性,又有利于理解理论的开放性和发展性｡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内在联系

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整体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人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艰辛实践,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现了历史和时代的统一,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性｡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奠基人,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总结中国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的基本问题,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初步解决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科学总结我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验的基础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时代课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建立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开辟新视野,达到新境界,写出新篇章,实现新的历史性飞跃,发展到新阶段｡从根本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从横向的理论逻辑的展开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具体运用和体现,解决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以及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的基本问题,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贯穿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中,在内容上是完整的､系统的,在逻辑上是严密的､统一的,具有内在的联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又体现了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从整体上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有利于掌握理论之间发展的脉络,也有利于理解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根据日益发展变化的实践不断进行创新的理论品质｡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贯彻始终的哲学基础,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党的几代领导集体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既贯穿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这一点毛泽东早有论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我们党都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胡锦涛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

第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源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体现着历史观与价值观的有机统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坚持以是否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革命和建设的根本价值原则｡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的唯一宗旨;邓小平把生产力标准､实践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结合起来,把是否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发展好､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提出要以人为本,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使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在价值观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此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坚持党领导的实践以是否符合并反映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规律;是否有利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促进社会全面文明进步;是否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和潮流;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全面发展作为价值标准,坚持有利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价值理想的最终实现｡

第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底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文化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契合与融通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相结合创造了文化条件,并为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相结合的方法上,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在形式上以民族语言的形式表达科学的思想内涵,在内容上把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加以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加以创新,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维方式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维方法,与中国富有的系统性､整体性和辩证的思维传统相结合,进一步提高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在价值观层面上,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的人文取向､群体原则､以义为上等内容相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在于,既是科学性与先进性的统一,又是实践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也是民族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过程中,应该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它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整､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包含着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思想灵魂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中起着性质定位､方向引导和实现途径的作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其形成和发展始终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握好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不能走形,即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做到实事求是;二是对中国的实际状况要深入了解,只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各种各样的矛盾､困难和问题,才能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强调从整体上集中阐述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围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鲜明主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它涵盖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各个领域,是一个完整､系统而又严密的科学体系｡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能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阶段形成的理论成果的整体性､系统性,以避免片面地理解,从而导致削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地位的倾向｡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的阶段性理论成果｡既要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个完成的科学体系,又要认识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侧重点不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贡献是通过新民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国;邓小平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贡献主要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课题;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所以,分阶段研究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有利于深刻领会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更好地把握理论之间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言,毛泽东是这一理论的探索者,邓小平是这一理论的创立者,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第三,“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的关系｡“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两者统一于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实践之中｡时代是在变化,实践在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胡锦涛指出:“要善于从群众的实践和创造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善于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概括,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4]如果我们的思想观念不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5]实践证明,没有“继承坚持”的“发展创新”将会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引向歧途,而没有“发展创新”的“继承坚持”将会导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失去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8-659.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5.

[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45.

[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58.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1-142.

肖贵清/河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肖贵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