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趋同下的保险会计论文

【摘要】根据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将制度视角下的企业责任区分为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认知责任。三者的具体范畴具有时空变幻性;在时空固定时，三者又可能存在一定的隐形交叉性;三者之间的联系具有路径依赖性和嵌入性。三者与技术环境视角下的企业经济责任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调和。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际趋同下的保险会计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国际趋同下的保险会计论文 篇1：

基于会计要素视角的保险公司会计个性探讨

【摘 要】 为了全面、准确理解保险会计的内涵，掌握其本质特征，研究保险公司会计问题，除了对一般会计理论体系要有充分了解外，还需把握保险行业会计的特殊性。文章针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个会计要素探讨保险公司会计个性。

【关键词】 保险公司； 会计要素； 个性

一、保险公司资产个性

（一）存货所占比重较小

一般制造业主要从事产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其物质实体是有形的，因此，资产以经营性资产为主，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以及批发零售商业的购进商品等存货占了很大比重。而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出售的不是商品，而是一纸对投保人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失予以赔偿或给付的信用承诺，这种信用承诺是无形的，因而资产中存货较少，存货主要表现为少量的物料用品。

（二）对投资具有较大的依赖性

保险公司收到保费后，收与支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尤其是寿险业务，保险合同期限长，有的长达三四十年以上，闲置资金在公司积累的时间长，金额大，这种资金具有保值和增值的内在要求。如果资金不运用或者资金运用效益低，最终会导致入不敷出，保险赔付资金难以支付给被保险人，保险业务就难以经营。因此，保险资产中投资性资产占较大比重。目前，从资金的安全性和谨慎性出发，保险公司投资性资产以银行存款和各种债券投资为主，但由于市场利率较低，投资收益不够理想。2015年，备受关注的《保险法》迎来大修，国务院发布了《保险法》修改草案送审稿，草案正式实施后，将拓宽保险资金运用形式，允许保险资金投资股权、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和以风险管理为目的运用金融衍生品，以提高资金运用效益。

二、保险公司负债个性

（一）占比例最大的是各种责任准备金

对于一般制造业，其负债主要表现为借款和应付项目。对于保险业，保险经营是一种负债经营，负债项目较一般会计重要，而负债主要是各种责任准备金。对于非寿险业务，保险年度和会计年度可能不一致，也就是说会计年度是1月1日至12月31日，但保险年度不一定是1月1日至12月31日，这就会出现保险年度跨越会计年度的现象。虽然保费在保单生效时已经作为保费收入入账，但在会计年度末由于保险责任尚未到期，保险公司应将不属于本年度的保费收入以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形式提存出来，作为负债在资产负债表列示，同时作为费用在利润表列示，从当年收入中扣除，在下年度保险责任到期时再转回作为真正的保费收入，以承担跨年的保险责任。另外，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中，对保险事故已经发生但尚未结案的赔款事先应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作为未来保险赔款的资金来源，以防止损益的大幅度波动。对于寿险业务，正常情况下，自然保费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但为了防止逆选择，保险公司收取保费时采用均衡保费方式，即每期所收的保费是相等的，这就会出现在保险期限早期收取的保险费要高于风险成本，这多收的保费不能作为保费收入，而应该通过责任准备金的形式提存出来，长期积累，用以弥补晚期少收的保费。提取责任准备金是保险行业特有的，保险会计也因此被称为“异端会计”。据统计，责任准备金已占保险公司负债总额的80%甚至90%以上，特别是寿险业务更加明显。

（二）保险负债具有较强的或有性

制造业负债有较大的确定性，金额是确定的；而保险负债受不确定因素影响较大，其结果必须通过未来保险赔付予以证实。保险业务涉及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所有其他行业所遇到的风险都会以保险合同形式转嫁给保险公司，所以，保险负债的计量不同程度受各种风险的影响。比如：寿险业务的期限较长，不确定的风险相对更大，往往要受利率风险的影响；而非寿险业务期限较短，金融市场相对稳定，利率变化幅度不大，利率风险较小，但也会产生其他类似的风险，如自然风险、地理风险等。另外，保险负债还受到保险公司自身经营管理风险的影响，如核保核赔能力、推销方法、利率信贷政策、销售额、资金运用效率、成本控制水平等。

（三）保险负债的计量建立在大数法则和精算方法的基础上

在集合大量同质风险的基础上，依据大数法则可以总结出风险的规律性，测定风险发生的损失概率和期望值，使得保险负债能够合理地进行计量。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需要运用特殊的精算方法和假设来对保险负债进行合理的评估。对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由于其涉及的保险合同期限较短，其提取可以采用未赚保费法；对于未决赔款准备金的提取，可以采用案均赔款法、准备金进展法、链梯法、B-F法等[ 1 ]；对于寿险责任准备金和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由于是针对长期保险合同，期限较长，未来发生损失的不确定性较大，其计量相对复杂，应考虑未来现金流、货币时间价值、边际（包括风险边际和剩余边际），采用三因素法[ 2 ]。

三、保险公司所有者权益个性

（一）一级法人（即总公司）才会产生外来资本

对于一般制造业，一个企业可能就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但对于保险公司，财务管理采取“一级法人，分级管理，逐级核算”的体制，省级、地市级、县级保险公司都不是独立的法人，只有总公司具备法人资格，并实行集团控股模式，上级公司对下级公司实行授权经营管理，因此，只有一级法人（即总公司）才有实收资本（或股本）等外来资本，基层公司所有者权益较少，主要来源于上级拨入资金（即营运资本）。

（二）保险经营的高风险性要求单独设置一般风险准备金

保险责任准备金是对保户的负债，保险公司除了按照规定提足各项责任准备金之外，为了防范将来发生的巨灾风险，在向投资者（或股东）分配利润之前，还需按照净利润的10%提取一般风险准备金，用于弥补特大自然灾害等巨灾亏损。由于一般风险准备金是从净利润中提取的，因此它不是负债，而是属于所有者权益，这也是其他行业没有的。一般风险准备金和盈余公积不同，不得用于转增资本和向投资者分红，必须专款专用。

四、保险公司收入个性

（一）保费收入的实质介于负债与收入之间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保费收入并非会计意义上真正的收入，保险公司向保户收取的保费不能全部作为收入，对未到期责任部分要通过责任准备金的形式提取，将来随时向保户支付，是对保户的一项负债。因此，保费收入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保险负债。收取保险费时保险服务尚待开始，此时为保险人的负债而非收入，承保后继续提供服务，保险费开始由负债转为收入。

（二）投资收益与保费收入“平起平坐”

对于一般制造业，在利润表上，销售收入是头号数字，投资收益是营业利润的组成部分。但对于保险公司，投资收益是构成营业收入的主要项目，仅次于保费收入在第二位列示，这是由保险公司的经营特点所决定的。如前所述，保险公司资产对投资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在收入补偿与发生成本之间存在时间差，关键是如何将沉淀的责任准备金加以运用，产生增值，这是保险公司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而且，金融综合经营和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未来评价保险公司的综合经营业绩，不仅仅是保费收入，还包括资金运用业绩。

五、保险公司费用个性

（一）保险成本存在两套体系

对于一般行业而言，成本发生在前，产品定价在后；而保险公司正好相反，保险业务属于远期交易，收入实现在即期，风险成本在远期。因为保险公司不可能等到将来发生保险事故后才决定保单售价，必须预先设定一个保单价格作为保单销售的依据，它是对未来发生保险事故的一种成本预测，因此，定价成本是一种预计成本亦即事前成本。同时，发生保险责任造成的赔付是事后成本亦即实际成本，因此保险会计成本核算存在两套不同的成本体系，即预计成本体系和实际成本体系。

（二）保险成本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

预计成本体系建立在经验数据的基础上，以现在对将来的期望值作为计算基础，它很大程度依靠经验统计，而这种统计数据有的来源于本公司，有的则来源于行业，这种公司外的信息来源对保单预计成本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保险实际成本以发生保险事故后所支出的保险赔付为核算基础，而保险事故的发生存在偶然性，是否发生、何时发生、发生的程度如何是不确定的，且在理赔过程中涉及社会的各行各业，有很强的专业性，完全依靠公司内部理赔人员不可能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赔付证明，需要依靠社会各专业机构进行测定与评估。由此可见，无论是保险预计成本还是保险实际成本，并不完全取决于保险公司自身。

六、保险公司利润个性

（一）保险公司利润有较强的预计性

对于一般行业，利润是售价与成本相抵的结果。而对于保险公司，利润是预计成本和实际成本的差，因此，预计性在保险公司利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突出表现是在计算保险公司利润时，提取的保险责任准备金是作为成本费用扣除的，其精算结果的准确与否、责任准备金计量过高或过低，都将对保险公司的当期损益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保险公司利润是一个精算概念。而保险精算涉及大量的估计和假设，其结果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保险精算师的职业道德、职业判断能力和客观独立性受到考验。某些保险公司有可能通过随意改变保险责任准备金的提取方法来调整利润，比如：在赔付高的年份，通过减少准备金的提取数以确保利润，在赔付低的年份，通过增加准备金的提取数以稳定利润。

（二）保险公司利润实现有较强的滞后性

寿险业务的保险期限在一年以上，绝大部分期限在三四十年以上，严格来说，在寿险保单保险责任尚未终止之前，其真实利润无法准确地计算。因此，对保险行业利润的考核仅限于一个会计年度或承保年度是不能真实充分地评价保险行业经营绩效的。只有在历史时期分析的基础上把握利润变动的周期规律，才能准确分析保险行业的承保业绩和利润趋势。

（三）保险公司利润有一定的射幸性

保险特别是财产保险业主要经营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致风险，而灾害事故的发生存在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它脱离于整个经济系统之外，更多受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故承保物质生产部门的利润或亏损的波动脱离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即使有大数法则在起作用，保险利润的高低也仍然有一定的射幸性。巨灾和重大责任对保险经营稳定起决定性作用，导致保险行业利润周期的振幅很大，远远超过其他行业的波动程度，有时一个巨灾的发生就使保险公司追求利润的不懈努力全部化为乌有，最后有可能因巨额亏损而导致破产。

【主要参考文献】

[1] 侯旭华.保险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进展、困境与对策[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5（1）：84-88.

[2] IASB.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 standards[M]. London：IASB Foundation Publication Department，2009：535-548.

作者：侯旭华

国际趋同下的保险会计论文 篇2：

企业责任及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再辨析

【摘要】根据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将制度视角下的企业责任区分为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认知责任。三者的具体范畴具有时空变幻性;在时空固定时，三者又可能存在一定的隐形交叉性;三者之间的联系具有路径依赖性和嵌入性。三者与技术环境视角下的企业经济责任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调和。在此基础之上，构建基于外部环境的企业责任分类框架，并进一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和范畴进行界定。

【关键词】企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新制度主义理论;合法性;企业经济责任

一、引言

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产生之前，因未能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论那样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严密的推导逻辑，社会责任理论遭到强烈的批评;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产生之后，其便被投入了社会责任理论的“怀抱”，成为社会责任理论最有力的武器。尽管社会责任理论通过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契约理论明晰了社会责任的对象，但在社会责任概念和范畴的界定上还存在许多分歧。

归纳而言，学术界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自愿性责任）[1]，即将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企业责任;二是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同属于企业的责任[2];三是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法律上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上的社会责任，且与经济责任同属于企业的责任[3];四是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同属于企业的责任，且社会责任与其他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灰色区域[4]。这四类观点的分歧和引发的疑虑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企业的责任到底包括哪些？二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包括哪些？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等是否属于同一层次的责任？肖捷、钟新[5]也认为时至今日，企业社会责任并没有形成概念的统一。

概念上的非统一性将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的一致性和传承性。鉴于此，本文试图根据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从企业所在的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出发，构建一个企业责任框架模型，尽可能地既能容纳又能展现出上述观点的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之上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

二、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对企业外部制度要素的区分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企业的行为会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企业是一种制度化的组织。制度的关键要素被不同的社会理论家先后分别确定为规制性（Regulative）、规范性（Normtive）和文化一认知性（Culturl—cognitive）要素。Scott[6]认为这些制度要素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强化，因此可以通过构建一个综合的具有弹性的框架模型，来容纳这些制度要素并将其展现出来。他进一步提出，尽管这种极具包容性的框架模型有其长处和优势，但也可能会掩盖和模糊各种重大差异，因为这种界定把三种既有些不同又需要区分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因此，他通过突出强调这三种构成要素之间在遵守基础、秩序基础、扩散机制、逻辑类型、系列指标、情感反应以及合法性基础等维度上存在的差异，来推进制度理论的发展。具体差异[7]如下表所示。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不同维度差异比较表

Scott[6]认为，强制性规则是规制性要素的秩序基础，其既制约行动者的行为，又对行动者及其行为具有使能作用。当行动者违背规则的时候，会感到害怕、恐惧或内疚，相反，则会感到轻松、清白并拥护这种制度。约束性期待是规范性要素的秩序基础，其对行为者的行为既会施加一种限制，又赋予了社会行为某种力量，同时对社会行为具有使能作用。当行动者违背规范的时候会感到羞耻，相反，则感到光荣和骄傲;构建式的图式（是指社会构建的一种共同的情景界定、参照框架，或被认可的角色模版或结构模版）是文化一认知性要素的秩序基础，会对行为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所引起的情感包括确定或惶惑等积极或消极的情感。Meyer、Rowan[8]等亦强调指出：各种信念体系与文化框架会对个体与组织产生很大的制约，并使之接纳。

“合法性”概念是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Suchman[9]将其定义为“一种普遍化理解或假定，即由某个实体所进行的行动，在社会构建的规范、价值、信念和身份系统中，是有价值的、适当的假定”。针对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一认知性要素），Scott[6]分别分析了其在合法性基础上的差异：关注规制性要素的理论，强调合法的基础是遵守规则。合法的组织是那些根据相关法律和准法律的要求建立和运行的组织。关注规范性要素的理论，强调合法性的基础是遵守道德。相较于规制性控制，规范性控制更有可能被行为者内化。因此，来自于规范性的合法性是一种“较深层次”的合法性。关注文化一认知性制度要素的理论，则强调合法性的基础是遵守“共同的情景界定、参照框架，或被认可的角色模板或结构模板”。因为这种合法性依赖于对各种理解和认知框架潜意识的接受，因此，来自于文化一认知性的合法性是一种“深层次”的合法性。

三、基于外部制度要素的企业责任分类

1.企业责任类型。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于一定的外部制度环境之中，并受到这种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或制约。因此，必须从企业制度环境的视角来解读企业承担的各种责任。与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相对应，将企业的责任区分为法律责任、道德责任与认知责任（许多文献用慈善责任、自愿责任等来概括此类责任，笔者认为此种责任主要源于企业对一些共同信仰的认知，尽管很多时候此种责任是以慈善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涵盖的范围应该不仅仅只是慈善方面。此外，只有当企业认知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时，才会履行此种责任;如果认知水平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并不存在自愿履行与否的说法。因此，本文将其定义为“认知责任”）。具体如图1所示。图1外部制度环境制约下的企业责任

（1）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源于规制性要素的制约。规制性要素主要包括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是建立在强制性的基础之上，具有“硬约束”的特点。当企业违反法律责任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遵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制度的约定，积极承担法律责任，可以使企业获得基本的合法性，Suchman[9]将之称为一种实用合法性。

（2）道德责任。道德责任源于规范性要素的制

约。规范性要素是社会上对企业应该如何行为的期待，是一种约束性的期待，具有“软约束”的特点。当企业违反道德责任时会受到道德伦理的支配。主动承担道德责任，积极将外部约束性的期待内化到企业的日常行为中，可以使企业获得较高层次的合法性，Suchman[9]将之称为一种道德合法性。

（3）认知责任。认知责任源于文化一认知性要素的影响。文化一认知性要素主要包括共同的信念和行动逻辑，是一种构建式的图式，具有“零约束”的特点。积极承担认知责任，遵守“共同的情景界定、参照框架，或被认可的角色模板或结构模板”，可以使企业获得深层次的合法性，Suchman[9]将之称为一种认知合法性。

2.企业责任范畴的特点。

（1）时空变幻性。尽管根据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可以将企业的责任区分为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认知责任，但是这三种责任的具体范畴却随着空间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移，即这三种责任的具体范畴具有时空变幻性。

从横向来看，由于不同国家的企业所在的外部制度环境不一样，对企业产生的影响和约束也不一样，因此，有一些责任可能在某个国家属于企业的法律责任，而在另一个国家却属于企业的道德责任;或者一些责任在某个国家属于道德责任，而在另一个国家却属于认知责任。以中美劳动法中对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规定为例，在我国为职工交纳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属于企业的法律责任，企业必须交纳;而在美国却具有非强制性，雇主以福利形式给员工交纳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再如，美国企业慈善活动往往以慈善基金的形式运作，受到政府与民众的舆论制约，对企业具有软约束;而我国企业的慈善活动尽管也受到舆论的关注，但仅限于对行为者的美誉，不形成对非行为者的约束。正因为如此，美国企业的慈善基金开始致力于解决一些问题产生的根源，而不是偏向于解决问题本身，即“授之以渔”;而我国企业的慈善活动往往限于短期行为，即“授之以鱼”。

从纵向来看，即使是同一企业，由于它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总是在不断地变迁，因此一些责任以前可能属于企业的认知责任，随着制度的变迁，变成了企业的道德责任;或者一些道德责任随着制度的变迁变成了企业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例如，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慈善捐赠属于一种认知责任;但在20世纪初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财富高度集中并因此引发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在美国特有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以及政府和人民的双重压力下，少数垄断财团开始拿出自己的钱财回报社会，以缓解社会压力和改善自身的不佳形象，慈善责任向道德责任演变。再如，2013年2月27日，我國环保部发布了被认为“史上最严环保新政”的《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该公告决定，在“十二五”期间，对特定区域的特定行业和特定项目实施特别排放限值。所谓特别排放限值，即在正常达标排放的基础上实行更严格的要求。因此，对于这些受到特别要求的企业而言，在该公告发布之前，正常达标排放属于其法律责任，在达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减排则属于道德责任;在该公告发布之后，按该公告的要求，在达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减排到排放限制的要求则属于一项法律责任。从法律的起源来看，许多法律规则也是从道德规范发展而来的[4]，如果一些道德责任必须被企业内化，则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则。

（2）隐形交叉性。理论上在时空相对固定时，法律责任、道德责任与认知责任这三者之间的范畴是显性区分的，但在一些因素的制约下，实践中三者之间的范畴可能（强调“可能”，是因为这种交叉性在一些国家可以观察到，是否存在于所有的国家，因为没有调查，所以不敢断言）具有一定的隐形交叉性，如图2所示。

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隐形交叉主要源于实践中的法律“软约束”。尽管有些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较为完善，但由于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因此对一些企业而言，很多法律形式上的“硬约束”变成了实质上的“软约束”，主要依靠企业的道德自律来承担。例如，尽管我国对高污染企业“三废”的排放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监管手段、惩罚力度、管理体制等诸多原因导致一些企业偷偷超标排放且逍遥法外，因此名义上的法律责任变成了实质上的道德责任。

道德责任与认知责任的隐形交叉主要源于信息的非对称性下企业的自我“漂绿”行为导致的道德“零约束”。以LV为例，其推出皮草产品时，遭到一群动物福利主义者的抗议，他们以赤身裸体的方式宣称“我宁愿裸体也不穿皮草”。为此LV采取了一系列的“漂绿”（源于1992年绿色和平发布的《绿色和平“绿洗”指南》）行为，包括：延迟产品上架时间;宣布用耗油最省的轮船运输代替空运;宣布制作工艺完全排除污染性胶水、减少纸板包装;等等。在这种强大的“漂绿”宣传的掩盖下，LV时尚皮草部当年的业绩上升了10%。

四、法律责任、社会责任与认知责任间的联系

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和认知责任贯穿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三者是相互联系的，且这种联系由两个看似矛盾的关系组成，即：路径依赖性和嵌入性，如图3所示。

1.路径依赖可能需要责任的累积和递进。积极承担法律责任的企业会更好地定位于道德责任，很难想象一个连基本的法律责任都不遵守的企业可以承担好道德责任，而较早地承担道德责任则有助于向认知责任的迈进。以企业对员工的责任为例，只有能按照法律规定保证员工工作环境安全并按合同约定按时支付薪酬的企业，才可能会更进一步地关爱员工的身心健康，而只有关爱员工身心健康的企业，才可能会进一步关怀需要帮扶的员工家属的身心健康。

2.嵌入性使得若没有后一种责任的履行，前一种责任的履行会变得困难。法律责任以法制为基础，道德责任受到道德的支配，认知责任源于信念。三者的联系体现为：其一，信念是道德的源泉，没有信念的企业，其道德是不可能很高尚的，很难道德自律，即便可以，也很难持久。因此，如果企业有着崇高的信念，就会积极履行认知责任，在信念的引领下，其道德责任的履行效果也会更好。其二，道德是法制的基础，一个没有道德的企业，法律不可能起到真正的作用。但法律只对“君子”管用，对“小人”不管用。因此，如果企业有着良好的道德，就会积极履行道德责任，其法律责任的履行效果也会更好。

五、经济责任与其他三种责任间的关系

1.经济责任与其他三种责任的联系。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认为，企业面临着两种不同的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10]。因此，企业既是技术环境的产物，也是制度环境的产物。这两种环境对企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技术环境要求企业有效率，按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实现企业利润或股东财富最大化，即通常所说的企业必须承担的经济责任。而制度环境要求企业不断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或赞许的形式、做法或“社会事实”，即承担前述的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认知责任，以获得生存所必需的合法性。

经济责任是企业的基本责任，是企业存在的前提[4]。亚当·斯密[11]认为，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其基本责任就是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衡量社会资源配置有效性的一个标准就是效率。如果企业不积极承担经济责任，不服从效率机制的制约，不以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产出，将会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中被淘汰。

其他三种责任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保障。Scott等[12]认为，“组织如果想要在它们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兴旺发达，除了需要物资资源和技术信息，还需要其他东西。特别是它们还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接受与信任”。这里的“认可、接受与信任”就是社会学家们所指的合法性。合法性机制（周雪光在《组织社会学十讲》将其界定为“指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理念”）的存在，使得企業行为如果违背了这些责任要求，会引起社会的公愤，进而产生合法性危机并极大地阻碍企业的发展，甚至会导致企业的衰败[10]，三鹿事件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如果无视企业所赖以存在的制度环境以及制度环境下合法性机制的作用，单纯从技术环境的角度来看待企业，强调经济责任的重要性，则只看见了企业作为“经济人”的一面，忽视了企业作为“社会人”的一面，容易陷入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传统和学术范式之中。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逻辑是纯经济性的[13]，考虑了法律责任，但对道德责任和认知责任的考虑几乎是零嵌入性的。反之，如果无视企业所赖以存在的技术环境，单纯从制度环境的角度来看待企业，强调企业道德责任和认知责任，将会使得企业的责任承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经济责任与其他三种责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立性。技术环境下的经济责任强调效率性，制度环境下的其他三种责任则强调合法性，主张采用那些“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至于这些形式和做法是否有效，则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例如，许多大企业积极进行慈善捐赠或开展一些其他社会公益活动，这些活动会损耗企业的财力、精力，其目的与提高效率无关，而是增加企业的合法性，从而提升企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度，进而为企业经营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再如，从维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从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角度考虑，企业应该尽可能地增加环保投入，减少“三废”排放。但是，环保投入的增加，特别是一些末端治理设备的投入，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降低企业的效率。

3.经济责任与其他三种责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统一性，都从属于企业责任，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实现调和。以生态保护为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环境所带来的限制，以及企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未来的战略和竞争优势扎根于促进环境可持续的经济活动的能力中，通过实施以追求“二元性”绩效（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为目标的生态创新来使经济责任和其他三种责任相融合（笔者认为环境责任中包含了其他三种责任。法律明确规定的有关环境保护的责任，属于法律责任;超出法律责任以外的受道德观念约束的责任，属于道德责任;超乎道德的环境责任，则属于认知责任）。例如A股上市公司华孚色纺积极通过清洁生产来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14]。2013年，该公司为各下属工厂持续实施清洁生产方案156项，全年累计投资合计约825万元，年节约费用（或增加收入）合计为1023万元。全年节约主要原料和辅助材料1453吨，节电1022万千瓦时，节汽3245吨，减少废水排放45万吨，减少COD排放265吨。可见，该公司为推动产业升级和区域环境发展做出了切实努力。

综上所述，如果从技术环境的角度考虑，企业的责任可以界定为经济责任;如果从制度环境的角度考虑，企业的责任可以界定为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认知责任，它们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调和。因此，应该在遵守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企业经济责任目标函数，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条件，追求经济责任与其他三种责任之间的调和。如图4所示。

六、企业社会责任范畴的再认定

企业的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它是否等同于企业的责任？笔者认为，如果简单地将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企业责任，显然是无法突出社会责任的特性，也不利于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宣传和承担。在界定社会责任范畴时，可以考虑的思路有两种：第一种是基于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制度背景和目标的异质性，将经济责任区分出来;同时考虑到法律责任、道德责任与认知责任存在的时空差异性、可能存在的隐形交叉性以及相互嵌入性，将这三种责任同时归入社会责任的范畴，这显然是一种广义的社会责任概念。第二种是考虑到法律责任、道德责任与认知责任的层次差异性和路径依赖性，以及Scott[7]对制度三大基础要素遵守基础差异的分析，将道德责任界定为社会责任，这显然是一种狭义的社会责任。这两种思路的区别如图5所示。

广义概念下社会责任的宣传有利于全面推进企业的合法性，特别是适于一些法律责任“软约束”和道德责任“零约束”的企业。但是，该界定模糊了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认知责任之间的路径依赖性。狭义概念下社会责任的界定，有利于重点突出道德责任，并促使企业积极将外在“软约束”内化到日常的经营活动中，以获得更高层次的合法性。但由于制度环境的空间差异性所导致的责任范畴的空间差异性，各个国家所界定的道德层面的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此外，由于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认知责任之间可能存在隐形交叉性，实践中很难清晰界定三者的边界。

因此，基于全面推进企业合法性的考虑，笔者更倾向于广义概念下的社会责任;如果考虑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深化，社会责任范畴的国际比较和国际趋同，笔者更倾向于狭义概念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进一步地，根据各责任层次对企业的约束性和路径依赖性，可以将广义社会责任中的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认知责任进一步区分为低级社会责任、中级社会责任和高级社会责任，如图6所示。

七、结语

本文基于一个新的视角——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对企业责任及企业社会责任概念重新进行了阐述和界定。与相关文献相比，本文突出了环境影响下的企业责任的多维性，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认知责任范畴的时空差异性和隐形交叉性以及三者之间的路径依赖性和相互嵌入性，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认知责任之间的对立、统一和调和性。许多文献经常将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道德责任或者认知责任相提并论，并重点关注它们之间的对立性，但鲜有文献强调这些责任存在的环境差异性以及这些责任之间的统一性和调和性。由于企业责任观的确立会影响企业的价值取向，如果只是厘清各种责任存在的环境差异性，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统一性和调和性，便会在企业的价值取向上产生争辩。基于外部环境视角下的企业责任分类框架的构建，既容纳又展现出了学者们关于社会责任定义的差异性，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科学界定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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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秋霞

国际趋同下的保险会计论文 篇3：

保险会计发展对保险行业经营和监管的影响分析

【摘要】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保险行业也在蓬勃发展。会计能够充分显示企业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在所有行业领域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保险行业当然也不例外。近几年来，我国正在加快完善及健全保险会计相关的条例及制度，并且实施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在这种新形势下，本文针对我国保险会计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准确分析了保险会计发展对保险行业经营和监管的影响，最后给出了科学合理的建议。

【关键词】保险会计 发展 保险行业 经营和监管

一、前言

保险企业具有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保险行业特殊的保险相关成本的未来性，因此必须要建立并健全合理高效的保险会计制度。保险会计制度与普通企业的会计制度相比具有特殊的独立性，因此对于保险行业经营和监管要建立高标准、高要求、高目标。目前我国正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保险市场也逐渐走向完全开放状态，保险经营逐步迈入国际化行列，保险监管已经开始由市场行为监管逐步过渡到偿付能力监管或者资本充足度监管。因此，为降低保险行业风险，我们要努力健全并完善保险会计制度，能够实时、良好、高效地反映保险行业的经营与监管成果，促进保险业飞快发展。

二、保险会计发展对保险行业经营和监管的正面影响

（一）促进保险行业进行结构调整

《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引入了保险混合合同分拆以及重大保险风险测试两个新概念，使得保险合同与其他合同能够被明确地分辨，且公平、公正地展示保险企业遇到的保险风险与金融风险，真实、正确地反映风险保障产品和投资理财产品的发展趋势与状况，对促进保险行业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十分有利的。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这个新构思，能够科学估计未来现金流量，迎合市场折现率与风险边际的显性化，能够公正地显示保险企业实际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强调保险会计信息的真实化与透明化，使投资者能够实时了解保险公司的价值评估。

（二）推动保险行业经营国际化

目前，我国的保险业正在蓬勃地发展和壮大中，实力突出的企业也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努力与国际企业比肩竞争。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原则主要是吸取国外先进的科研成果，准备金的评估标准选用的是“最优估计”方法，保险会计准则努力实现与国际趋同，有利于推动保险行业的国际化进程，消除国内与国际财务交流的障碍，提升国内保险企业在国际上的地位，降低会计核算成本及融资成本。

（三）健全保险行业监管体系

保险会计发展能够加快保险行业监管体系的完善步伐。保险行业的监管方针是“转方式、调结构、防风险、促发展”，核心是偿付能力及分类监管，在以上基础逐步建立并健全保险行业的监管体系。首先，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的关键，因此要加强建立系统化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监管体系的内因是偿付能力管理，外力辅以保险监管，构建了一个基于风险性的动态监管机制，加大了监管的约束力和执行力，有效保障了保险市场的平衡发展。其次，要加强建立高效的分类监管体系。分类监管体系分为覆盖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两个层面，能够提高监管的效率，以及实现监管的合理性、有效性、针对性，并且将公司划分成四种，分别是：A类、B类、C类、D类，各自实施对应的监管措施。

（四）完善保险公司内部经营管理

保单处理采用成本费化的方式，可以帮助企业更新经营目标与规划。保费收入确认标准的改变会引起公司的会计核算体系、预算管理、业绩考核都会做出适当的改变或调整。重大保险风险测试以及保险准备金计量标准的应用，一方面使保险企业获得较大的自主权，另一方面要求公司必须要进行分级授权、分工协作、制约配合。

（五）实现保险监管与会计分离

为了完成不同的任务，需要将会计规定和监管规定分离开来。在过去，保险公司通常是根据相关部门的规定来计提保险合同准备金，但是往往公司计提的准备金远大于实际的保险负债，这样严重阻碍了公司财务的透明度与公正度。这次的修订改革，使得保险监管与会计规定有效分离开，保障了保险市场稳定、持续、全面发展。

三、保险会计发展对保险行业经营和监管的负面影响

（一）提高了会计信息处理成本

保险公司的会计信息处理系统需要具备某些特定功能，比如分拆保险合同储蓄成分、识别内含衍生金融工具等等。而且要按照准则规定，实时评价估测保险负债是否充足，再保资产是否减值，是否有完善可用的测算模型。而从建立模型到系统都会提高会计信息成本。

（二）引起财务数据的波动

在新实施的保险会计制度中，保险企业不能依靠准备金来调整经或平滑历年的经营成果。但是如果关于公司盈利的会计信息被泄露，就会提升融资成本。财务数据的波动在对内融资方面，可能会加大经营风险，股东因此提出高回报率，从而提高了融资成本；在对外融资方面，银行等一些金融机构会根据新的会计制度确认信贷风险，并及时修改和调整指标，这极有可能增长了融资时间，加大了代价。总之，财务数据的大幅波动会降低投保率，提高退保率，保险公司需要采取措施来防止和杜绝。

（三）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1）评估准备金主要依靠的是保险公司的专业经验，这样的会计信息不仅缺乏可比性，且易成为调节利润的手段。公司盈利多，计提的准备金可以适当增加，税负降低；盈利少，准备金可以降低。最佳估计原则的应用使得准备金的评估变得宽松，保险公司依据自身的条件和状况确定利率，方便整理好财务报表。（2）很多评估标准都没有完善，包括：重大保险风险测试标准、保险费分拆标准、准备金评估标准等等。一是因为没有建立风险划分标准，保险费分拆的落实有待商量；二是因为没有确定统一的细则，不同的公司对其所做的分析理解及措施各不相同，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增添了会计报表编制的难度。

（四）保险公司的业绩未必增长

公司业绩的大幅提升是会计准则修订的直接反映。据资料统计，我国一些知名保险公司，净利润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股价却也有不同程度的下跌，会计信息并不明确，也没有实现完全的透明化。新的准备金评估准则可以更好反映保险公司的负债状况，但是在体现公司经营成果方面却不尽如人意。一是改变了准备金评估方法后，降低了保险公司的负债额度，在某段时期内可能会增加公司的盈利，但是这种利润的增长可能只是短期的，并不一定就是公司真实业绩的反映。

（五）监管与会计分离增加了监管成本和风险

（1）针对偿付能力监管，新准则确定了新的要求。新会计准则改变了过去偿付能力基于旧准则及报表科目的计算分析，这会影响到监管指标以及实际的偿付能力额度。在这种环境形势下，保险监管部门要努力落实监管的有效性，建立和健全偿付能力监管制度。（2）监管与会计的分离导致监管方加大了偿付能力监管的关注度，往往更针对保险业务风险，而对非保险业务风险会产生疏忽心理。（3）新准则与监管规则可能存在矛盾。监管规则的基础通常是会计数据，新准则的实施难免会阻碍到某些实施中的监管规则，所以需要及时进行调整。

（六）分业监管易发生监管真空

现阶段，金融行业已经基本实现一体化，我国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再明显，诸如保险业、银行业、证券业等等。过去的银保合作、银证合作发展到如今的混业经营，比如金融控股、金融集团，均波及到保险公司的管理以及风险防范。这是个投资主体逐渐发展为多元化的时代，保险公司的风险将更加不可预测，其股权结构也将更加复杂。分业监管体制使得公司各部门之间的利益不再容易协调，而且各监管部门的信息不能及时共享，最终降低了监管效率。

四、关于保险会计发展的建议

（一）加快监管步伐，改善监管方法

（1）促进各个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同时要加强保险公司与银行、银监局以及证监局的配合，健全相关的协作机制，统筹监督保险公司跨行跨市场的经营行为，努力完善监管体系。（2）促进会计准则与监管指标的协调性。新准则中指出要及时调整监管指标，从而使信息更时效、实用、透明。（3）改善监管方法，不仅要加强偿付能力监管，也要注重防范非保险业务风险。为保障保险业稳定、持续发展，建立高效的保险标准，健全保险业的经营模式。

（二）加强培养保险会计人才

因为保险会计同时兼有保险学与会计学的特色，所以研究保险会计的相关工作人员要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我们在推动保险会计理论与实务发展的过程中，要积极培育理论与实务人员的素质，建设全面型高标准人才。

（三）提升我国保险公司管理水平

保险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保险公司的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标准的目标和要求。新准则从确定到完善，走向世界，实现国际趋同，保险公司要积极改善内部结构，并且要努力健全信息系统，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因此，我国保险公司应抓紧时机理顺内部管理机制，为保险会计准则的完善和实施打好基础。

五、结语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会计在各行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保险业也必须要与时俱进，注重保险会计的发展，因为保险会计可以良好反映公司内部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现阶段，我国正逐步发展并完善保险会计制度，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改善了保险会计信息质量，提高了企业监管效率，推动了保险公司高效的经营理念的变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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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令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