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铁路设计论文

青岛的人杰地灵，带给这座城市很多惊喜与自豪，同时回报世界更多的精彩与感动。南车青岛四方股份在这片热土上，风雨兼程地走过了110个年头，伴随着青岛这座城市的成长与崛起，城市的发展又给南车青岛四方股份这个古老的品牌企业不断注入新血液、新动力，激励着一代代四方人奋发图强，勇攀高峰。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工厂铁路设计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工厂铁路设计论文 篇1：

铁路工厂厂房的照明设计

摘要：根据对铁路工厂厂房照明设计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的思考，结合现行相关规范和标准图集，简要谈一下本人在铁路工厂厂房照明设计方面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照度标准 灯具选型 应急照明

0 引言

铁路工厂厂房一般为单层工业建筑，并根据生产工艺需要，大多是多跨度单层厂房，各跨度视需要可相同或不相同。设计前首先要对设计对象有深入的了解，比如对该工业建筑的建筑分类、建筑规模、工艺流程等等一系列问题要有个清楚的认识，这些问题清楚后才会知道怎么设计才能满足规范和工艺方面的要求。

1 照度计算与节能

照明设计必然涉及到照度计算问题，我们首先要通过照明空间的照度要求计算出所需的灯具数量。照度计算主要分为利用系数法、逐点计算法和单位容量估算法（这种方法不适用于施工图阶段），但是本人认为采用利用系数法计算时必须了解灯具的相关数据，然而我国目前灯具厂家样本的数据不全，建议应与有实力的灯具厂家通过照度计算软件共同计算。厂房照度要求应按《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04，规范执行。通过照度计算在确定灯具数量时要特别注意其中的节能要求，就是功率密度值的限制，这是强制性条例不能违反的。根据《建筑照明设计标准》的第3.3.5条和第7.2.10条规定，照明灯具都应该采取节能措施（也就是单灯的无功功率补偿），功率因数一般不会低于0.9。

2 灯具选择

厂房的照明可采用荧光灯光带（槽式灯）或气体放电灯具，一般是普通照明结合局部照明。有些厂房工艺设备上有专门的局部照明，我们设计时只要考虑普通照明就可以了。在厂房中，照明灯具的悬挂高度在4米左右时，可以选择荧光灯，悬挂高度在5米左右及以上时，一般选择适用的高压气体放电灯。厂房灯具安装状态按建筑层高划分一般划分为高顶棚、中顶棚、低顶棚三类。高压气体放电灯主要有高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高压汞灯。高压钠灯光效高，金属卤化物灯显色性好，高压汞灯显色性差。灯具在厂房屋架上悬挂高度应按室型系数RI[RI=房间长X房间宽/室空间高（房间长+房间宽）]值选取不同的配光的灯具。当RI=0.5~0.8时，宜选用窄型配光灯具；当RI=0.8~1.65时，宜选用中配光灯具；当RI=1.65~5时，选用宽配光灯具。在选择灯具时一定要按《建筑照明设计标准》表3.3.2-2要求，其效率不能低于75%。

3 厂房应急照明

应急照明包括疏散照明、安全照明、备用照明。关于疏散照明的设置要求《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十一章的第11.3节已经讲得很明确。备用照明是用于确保正常活动继续进行的照明，一般铁路工厂厂房没有这方面的设置要求。疏散照明分为疏散应急照明，用来确保疏散照度，以及疏散指示标志（分为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和蓄光疏散指示标志），用来指示疏散方向，灯光疏散指示标志需要电源，蓄光疏散指示标志是利用蓄光自发光材料的蓄光发光功能无需电源。疏散照明一般设置在内部环境复杂或者建筑内部人员对该建筑内部环境不是很了解的建筑疏散走道或疏散线路上，用来在事故时引导人员疏散用。厂房内部安全照明灯具尽量设置在内部疏散线路附近，作为电源故障时确保人员安全用，厂房高度不高时可以考虑吸顶安装，高大空间场所可以安装在1.8～2.2米左右的墙面或柱面上。墙面或柱面上的安全照明灯我们也可以预留专用电源插座。疏散指示标志的安装高度《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第11.3.4条有规定。灯具用于消防应急照明时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只要求应急时间不少于30分钟。应急照明的照度要求《建筑照明设计标准》的第5.4.2条有明确规定。

4 照明配电系统

我们在整定照明用微型断路器过载电流时要注意车间厂房照明我们常用高压气体放电灯，如金卤灯从开启到正常工作的启动阶段，有1～2分钟电流会上升到正常工作电流的2倍，因此我们确定微断的整定电流时要避开这个电流值。

系统图中我们分配相序时尽量保持三相平衡原则，最大相负荷不宜超过三相负荷平均值的115%，最小相负荷不宜小于三相负荷平均值的85%。照明设备的负荷功率统计时，除了灯具灯源本身的功率外，我们还要考虑气体放电灯整流器的功率损耗（在功率密度计算中也不要忘了），其中荧光灯具整流器的功率损耗为灯源功率的20%，其它类灯具整流器的功率损耗为灯源功率的8%左右。另外设计时每个配电箱体要留占总回路20%的预留回路。

5 照明配电回路设定

首先应按工艺生产流程划分为不同回路，其次单个回路功率上的限制以及配电距离、控制区域、灯具位置等也是划分回路的依据。

在《建筑照明设计标准》中的第7.2.7规定每一照明单相分支回路的电流不宜超过16A，所接光源数不宜超过25个；连接建筑组合灯具时，回路电流不宜超过25 A，光源数不宜超过60个；连接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的单相分支回路的电流不应超过30A。请注意这一条与《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的第10.7.8条的区别，民规中相应的第一句话说的是灯具数不超过25个，照明标准中说的是所接光源数不宜超过25个，也就是说单盏的双管荧光灯具按民规一回路可以接25盏，按新照明标准只能减半了。

6 线路敷设

厂房中，照明电源进线可以引自厂区变配电房，如果照明负荷不大也可以直接引自厂房内的动力电源总箱。注意由变配电房直接引入的电源线路如果截面太小（如照明负荷）要进行短路时动热稳定的校验。电源进线电缆可采用交联电缆（YJV）直埋地敷设。一般室外直埋地敷设电缆我们都选铠装（YJV22），铠装电缆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可以参考国家标准图集《建筑电气常用数据》04DX101-1。

7 设备选择与安装

厂房灯具由于数量多而且都是大面积同时开启关闭，因此大开间厂房内灯具的操作控制主要采用集中控制方式，在管理间或值班室照明箱处统一操作。少许小开间场所可以采用翘板开关就地控制。对于没有值班室的厂房，我们可以将照明配电箱安装在厂房入口附近墙面上（方便操作），这时要注意厂房内部环境对照明配电箱的要求。

照明配电箱上大开间厂房照明灯具回路的通断我们采用转换开关或控制按钮。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断路器是不频繁操作电器，经常带负荷通断会降低断路器触头的使用寿命，容易损坏；另一方面直接采用断路器的翘板操作，事必影响配电箱、柜的防护等级，这在设备防护等级要求高的场所使用就不合理了。因此对于工业建筑中需要直接在配电箱、柜处统一操作照明回路的控制情况，建议采用安装在箱、柜面上的控制按钮（通过接触器控制）或转换开关等电器操作。

8 照明灯接地

照明灯具根据防触电保护方式可分为四类：0类，保护依赖基本绝缘（在易触及的部分及外壳和带电体的绝缘），使用在安全程度高的场合且灯具安装维护方便，如空气干燥、尘埃少、木地板等条件下的吊灯、吸顶灯；Ⅰ类，除基本绝缘外，易触及的部分及外壳有接地装置，一旦基本绝缘失效，不致有危险，用于金属外壳灯具，如投光灯、路灯、庭院灯等，提高安全程度；Ⅱ类，除基本绝缘外，还有补充绝缘，做成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提高安全性，绝缘性好，安全程度高，适用于环境差、人经常触摸的灯具，如台灯、手提灯等；Ⅲ类，采用特低安全电压（交流有效值<50V），且灯内不会产生高于此值的电压，灯具安全程度最高，用于恶劣环境，如机床工作灯，检修坑道壁灯。

9 结束语

本文主要谈谈一般性工业建筑照明部分设计的要求。对于爆炸危险场所的照明配电应按相关规范要求设计。

参考文献：

[1]北京照明学会照明设计专业委员会编.照明设计手册.（第二版）.

[2]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第三版）.中国电力出版社.

作者：李　琳

工厂铁路设计论文 篇2：

成长的“峥嵘岁月”

青岛的人杰地灵，带给这座城市很多惊喜与自豪，同时回报世界更多的精彩与感动。南车青岛四方股份在这片热土上，风雨兼程地走过了110个年头，伴随着青岛这座城市的成长与崛起，城市的发展又给南车青岛四方股份这个古老的品牌企业不断注入新血液、新动力，激励着一代代四方人奋发图强，勇攀高峰。

韬光养晦

时光倒回110年前，占领青岛的德国人在修建胶济铁路的同时，开始兴建胶济铁路四方工厂，南车青岛四方股份开始了一段崛起的“峥嵘岁月”。作为与青岛同步成长的企业，四方工厂成为青岛沧桑岁月的一个缩影，1914年侵占青岛的日本占有四方工厂，1923年北洋政府接管工厂，1938年日本再次占领四方工厂，1945年国民政府接管四方工厂。在纷乱的岁月，四方工厂几易其主，默默承担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重任，从事铁路机车、客车及货车的修理和组装，在学习与探索中积蓄力量，静待光明到来之时的一鸣惊人。

身为青岛本土企业的“领头羊”，面对德国、日本等侵略者和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不同时期的统治和压迫，四方人团结一心，不屈不挠，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组织了“圣诞会”，举行了多次罢工斗争，带动并深刻影响着青岛市的工人运动。1925年，中共四方工厂支部成立，使四方成为中共青岛党组织的创建地。解放前，四方人反侵略反压迫的工人运动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已载入青岛工运的史册，并在中国铁路工运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获得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四方工厂久已积聚的力量在这一刻进发，续写成长新篇章。当家做主人的四方人满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开始了艰苦的创业，1952年7月，四方工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行研制出新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命名为“八一”号)，结束了中国人不能制造火车的历史。在此后的几年内，工厂又连续创造出第一批铁路客车、第一列双层客车等中国铁路工业一个又一个“第一”，并形成了机客车的批量生产，为铁路工业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四方工厂被誉为“新中国机车车辆的摇篮”。1954年，国家确定四方工厂为铁路客车设计主导厂。1959年，中国第一列双层客车运行在沪杭线上。在不断的跨越中，南车青岛四方股份创造了一个个奇迹。

风雨坎坷路，更能督促企业的成长壮大。迈入上世纪60年代，伴随新中国成长的风雨历程，四方工厂克服重重困难，顶住压力，广泛开展群众性质量攻关活动，坚持发展生产和产品开发并举，成功研制出中国首台液力传动内燃机车并实现批量生产，由此实现了中国机车牵引动力由蒸汽向内燃的历史变革。70年代，四方工厂生产的机、客车开始大批量出口。十年间，先后向坦赞铁路、越南、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等国家出口机车，奠定了四方工厂成为中国机客车出口基地的地位。

领跑“铁路大提速”

改革开放给四方工厂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工厂以服务铁路客运事业，实现国家机车车辆工业现代化为己任，不断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步伐，企业步入发展快车道。

1986年四方工厂抢抓机遇，投入近亿元，在青岛棘洪滩开始了客车系统扩建工程，这是四方工厂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技术改造，并实现了“两年建成并达到试生产”的目标，创造了铁路工业建厂史上的奇迹，为四方工厂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四方工厂不断加快技术创新步伐，研发制造了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一大批新产品。1998年四方工厂研制出中国第一列单层液力传动动车组、第一台交流传动内燃机车和双层健康快车，树立了良好的产品和企业形象。客车转向架的产品设计水平和实物质量在同行业中继续保持领先优势。从1997年铁路第一次大提速开始，工厂就成为铁路提速的主力军，前五次铁路大提速共研发制造了1100辆提速客车。1989年，工厂跨入全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行列；1990年，工厂晋升国家二级企业。2000年，工厂加大深化企业改革的力度，加快精干主体、剥离分立生活后勤系统和生活辅助系统的步伐，基本完成工厂的公司制改造，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机构，不断完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2001年初，根据中国南车集团公司加快集团内优势企业改制步伐，工厂启动股份制改造工作，至2002年7月，南车青岛四方棚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

跨越了一个百年，四方工厂在世纪的拐角处迎来她新的飞越……

作者：李逢玲

工厂铁路设计论文 篇3：

“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展望（一）

一、何为“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1964年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决策下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战略。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个“三线”建设的高潮，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动乱的情况下，“三线”建设也没有完全停下来，国家为此共投入2052亿元的资金和几百万人力，历时15年之久，在“三线”地区和一二线地区腹地，建设起了以国防工业、基础工业为主的近2000个大中型工厂、铁路、水电站、科研院所等基础设施。“三线”建设规模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战略的空前壮举。

所谓“三线”地区，是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等省区的中西部地区和部分省山区。“一线”地区是指东部沿海和边疆省区。处于二者之间的缓冲地带则被称作“二线”地区。

此事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由于“二”线建设主要是国防工业，处于深山僻野的保密状态，仍然不被大多数人所知晓。甚至“三线”军工和他们的后人也常常疑惑地自问：去建设“三线”是为什么？值不值得？如今，在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揭开这一系列谜底非常必要。

从1964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个“三线”建设的高潮，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动乱的情况下，“三线”建设也没有完全停下来，可见这个建设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

把中国分为一线、二线、“三线”是毛主席亲自划分的。从黑龙江到福建、广东、广西沿海各省、市、区是一线，一线就是前线。西南三省，西北除新疆、内蒙部分地区外大部分地区，湘西、鄂西、豫西、山西等地区是“三线”，中间地带是二线。“三线”又称大“三线”，这是因为沿海各省在自己的省区内，也划一片地区为小“三线”。

二、中央缘何决定搞“三线”建设？

1964年，初夏的5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开了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严肃地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前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工业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毛泽东所说的“屁股”，是指基础工业。他的担心，是针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简称“三五”计划）的部署。

“三五”计划本来中心任务是放在搞好农业和轻工业，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因此被称为“吃穿用”计划。而对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投资有所减少。毛泽东起初也是同意的，但是，国际形势的严峻，使他越来越感到不安。

三、决策”三线”建设的形势背景

“三线”建设是完全根据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开始的。1964年，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已取得很大成绩，“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已基本克服，而国际形势却异常紧张，这时毛主席提出了“三线”建设问题。本来“大跃进”期间，已经在西南和西北开始建设钢铁企业、军工企业，修建铁路，但在调整期间由于资金困难，全部下马了。毛主席首先从恢复这些企业的建设入手，提出了建设“三线”问题。他在1964年5月就明确指出：攀枝花钢铁厂还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 又说：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置，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起来。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9月，又提出批评，说把川黔、滇黔两条铁路停下来是没有道理的。11月在听取西南地区钢铁产量增长情况的汇报时又指出：“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都搞起来，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毛主席还说，你们再不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没有钱，可以用我的稿费。毛主席关于建设大小“三线”的讲话很多，可以看出毛主席非常重视“三线”建设。

（一）长期以来，否定和肯定“三线”建设的争论一直存在，一个焦点就是，当时是否真的有战争爆发的可能？当年的形势真的很险恶吗？

1994年，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已满30年，由于美国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其中一部分终于被曝光解密，证实1964年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且不仅仅是设想而是变成了具体实施方案。 此外，中方也陆续解密了相关资料。

中方档案表明：1964年4月25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写出一份报告，报送毛泽东主席。报告提出：中国工业过于集中，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及附近，一旦发生战争，交通可能陷入瘫痪。

毛泽东看完报告后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要有根据地，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中央常委们一致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修改“三五”计劃，把抓“吃穿用”和“三线”建设结合起来。

1964年8月2日夜里，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美国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中越边境地区也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

6日清晨6点，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略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指他原准备骑马沿黄河考察综合利用问题的计划）得重新考虑。”8月12日，毛泽东将总参谋部作战部的报告退回给总参谋长罗瑞卿，并急切地问：“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

30日，邓小平批示将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研究后提出的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印发。

报告建议：

（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15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

（2）第一线，特别是15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

（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迁移一部分到“三线”；

（4）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

（5）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美方档案表明，1963年4月，通过卫星U-2高空侦察机侦察，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十分惊恐。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1963年9月，蒋经国到美国，商谈使用空降兵部队打击中国核设施问题。

1964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又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的绝密报告。报告认为：必须采取“相对沉重”（即没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击，利用在中国的特工进行秘密进攻。空投一支100人的破坏小组能够制服中国核基地的警卫部队并毁坏核设施，但要完全彻底地摧毁它则很困难。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

9月15日，中国的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约翰逊和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顾问邦迪举行了聚会，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以。于是，试图伸向战争按钮的手终于缩了回来。

那么，中国领导人当时是否了解到美国的这些绝密计划？后来解密的档案证明：1964年9月16、17日，也就是美国最后讨论对中国核基地进行袭击的时候，周恩来主持了由军委和国务院负责人组成的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有人提出推迟到1970年在“三线”地区建设好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核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也有人认为早晚都有压力，还是按计划10月爆炸。

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附上罗瑞卿起草的请示报告，提出三种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三、“推迟爆炸”，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爆炸。

（二）1969年“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潮，则是在苏联的核打击威胁之下掀起的。

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这时，苏联领导人企图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多次进行了研究。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竭力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核进攻计划。还有一个意见，即有限地对中国实施“核外科手术”，主要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

苏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反对这样做，认为太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两颗原子弹难以消灭其抵抗，反而会使苏联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1978年叛逃美国的苏联人舍甫琴科（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回忆说：“在轰炸中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们有几个月不能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最后的决定是，“存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来显示苏联的实力。阵阵袭来的战争阴云，使祖国广袤的西部地区，通过“三线”建设的特殊方式，第一次在国家计划中占有空前的重要位置。“吃穿用”结合“三线”建设的“三五”计划指导思想再度发生变化，“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终于确立。

四、“三线”建设的功过与是非

由上可见，“三线”建设的两次高潮，都是面临美国、苏联袭击的危险之下进行的，并非无的放矢。但是不是反应过度？档案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也是有战争打和打不起来两种考虑的。问题不在于哪种可能性大，而在于没有后方基地的中国，无疑是在拿国家命运赌博。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即使得出入侵战争的可能性较小的分析，也不能不考虑到对方违背理性的行动。准备的后果可能是浪费，不准备的后果则可能是灭亡。由此看来，进行“三线”建设，建立后方基地是一种必要的选择。

苏联反击希特勒的侵略战争，就是因为在乌拉尔地区建设了巩固的后方，才有支持战争、最后举行大反攻的物质基础。这条经验对中国的“三线”建设是起了作用的。中国是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国，有前方、有后方，当前方受到威胁的时候，自然要考虑后方的建设问题。还有，“三线”是大后方，是中国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又是经济很落后、生活很貧困的地区。从工业布局、开发资源、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方面考虑，建设“三线”也是有理由的、必要的。至于在部署上有些错误造成一些浪费，当然是缺点，是值得总结经验教训的。

经过了十几年，“三线”建设完成的主要项目有：四川、云南交界的攀枝花钢铁基地；成昆、湘黔、襄渝、南疆、青藏（西宁至格尔木段）、阳安、京原、焦枝、枝柳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贵州六盘水煤炭钢铁基地和航空工业基地；重庆至万县长江沿岸的造船工业基地；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酒泉的导弹基地和钢铁基地；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湖北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秦岭火力发电厂、乌江渡水电站；渭北煤炭基地；湖北江汉油田、陕甘宁地区长庆油田、河南油田；四川西昌航天发射基地；江西直升机基地；豫西鄂西湘西兵器工业基地；云南的船舶工业基地；山西、河北的百余个山区军民企业等。

（一）创建攀枝花钢铁基地

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创建无疑是成功的。

在攀枝花钢铁公司规划区域内，和攀枝花钢铁厂同时建设的还有煤矿、电站、交通、林业、建材等一系列项目。最重要的还是从成都通过西昌、攀枝花到昆明的全长1000公里的铁路。这是我国最难建的铁路，其隧道、桥梁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条铁路。为早日建成这一交通大命脉，数万筑路大军战险山、斗恶水，日夜奋战。1970年7月1日，在成昆铁路全线通车的同时，攀枝花钢铁厂第一座高炉流出了铁水。1974年从矿山到轧材，钢铁厂基本建成了第一期年产150万吨钢的大型钢铁基地和煤、电、铁路、建材的全部配套设施，在地处深山的攀枝花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工业城市——渡口市（后改为攀枝花市）。攀枝花钢铁厂所采用的大型设备，除了几台大型吊车外，全部由国内制造，这与鞍、武、包三个钢铁厂不同。攀钢所采用的工艺流程，如高炉冶炼含钒、钛的磁铁矿、120吨氧气顶吹转炉炼钢、雾化提钒等，都是中国第一次采用。这是我国在美国、苏联封锁的情况下，自力更生的伟大胜利，是值得冶金战线广大职工骄傲的。但是，这些国产大型设备，毕竟大部分都是国内第一次制造，又碰上“文化大革命”，质量不过关，投产后不能正常生产，后来又进行了一年多的攻关才解决。

攀枝花建設所以取得成功，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央有关部门在大规划的大框框范围内放权，在基地内部组织统一的指挥机构和总党委，把各部门的资金捆在一起，统一规划、统一建设，避免了条条块块分割、你拉我扯白费工的弊端。

（二）建设中国最大的西南铝加工厂

以冶金工业为例，既然要准备打仗，就要有军工生产所需要的金属材料，以制造武器。建设“三线”，冶金工业的任务，就是一旦战争被强加在我国人民头上，在大“三线”能够生产军工所需要的各种品种、规格的金属材料。为了这一目标，冶金部在“三线”建立了配套的冶炼、加工企业。除攀枝花钢铁厂外，第二大的，要算为国防工业提供铝材的西南铝加工厂。六枝、盘县、水城是贵州的三个县，煤炭储量在200多亿吨，而且煤种齐全，也比较容易开采，是西南“三线”建设的最大的煤炭基地。建设六盘水的主要目的，是为攀枝花钢铁基地提供炼焦煤和动力煤，和攀枝花钢铁厂是一个整体项目。原来规划把煤运到攀枝花，回来的列车把矿石带来，所以在水城布置了一个100万吨规模的钢铁厂。煤铁交流，各得其益，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三）建设遵义钛厂和峨眉单晶硅厂

在西南“三线”建设的有色金属新建项目，重要的还有遵义钛厂、峨眉单晶硅厂（半导体材料厂）、自贡硬质合金厂。钛是20世纪50年代新兴金属，也是军工产品的重要材料。“三线”建设时，把已取得的工艺技术移植到遵义，建设大型的钛冶炼厂。那时攀枝花铁矿中的钛还不能回收，冶炼所需要的钛精矿，取之于广西、广东和海南岛海滨的砂矿，这些地方的海滩沙子里含有二氧化钛较高，采用重选方法，可以取得质量很高的钛精矿。单晶硅是电子工业必不可少的材料。“大跃进”期间，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研究出生产单晶硅的工艺，并建设了小型生产装置。为了在“三线”建立基地，就把有色金属研究院的人员调到二线，建设正式的生产厂，同时继续开展研究工作。这个厂子是很成功的，是我国第一个单晶硅厂，可惜也因受了“山、散、洞”的影响，厂址太靠山了，没有扩展的余地。

西北“三线”地区的冶金工业建设。在西北地区，冶金工业的“三线”建设规模没有西南那样宏伟，部分原因是地理位置靠北，部分原因是受投资的限制。但是也建了一些工厂，甘肃境内的白银钢铁厂的铜加工厂、小铁山的铅锌冶炼厂、陇西铝加工厂、红古的炭素厂；陕西境内的宝鸡稀有金属加工厂、西安精密合金厂以及青海西宁的特殊钢厂和宁夏的铍、钽、铌厂等。同时恢复了甘肃酒泉钢铁厂。在宁夏石嘴山钢铁厂原址建设了金属制品厂。

对于“三线”建设决策历来有不同说法，指责者称其是一种浪费。回答这个问题，经济效益是一个关键点。由于“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有些企业选址在不利生产的地区，加上缺乏论证、上马过急、产品过分为军工服务等问题，造成了较严重的浪费，许多企业经济效益低下。

五、“三线”企业外貌

主流观点认为，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来衡量，以冶金工业为例，”三线”建设无论在西南还是在西北，都是成功的。如攀枝花钢铁厂，已经完成第二期扩建，说明它有生命力，如果不成功，就会像“大跃进”时期建设的那些“小土群”“小洋群”那样自生自灭。但是，毕竟“三线”建设高潮到来之时，“文化大革命”高潮也到来了。“文化大革命”冲击了一切，自然也冲击了“三线”建设。在动乱期间，一些工厂有的暂时停下来，有的半停，影响了建设速度。从1964年到1974年，以攀钢基本建成为标志，整个“三线”建设至少耽误了两年到三年时间。这是时势造成的损失，不是 “三线”建设本身的失误。

“三线”建设所以取得成功，首先是由于广大职工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为了保卫祖国，大家把“三线”建设看做是神圣的事业，不管有多大困难，都全力以赴。只要一声令下，家可以撇下，背上背包，立即奔向党所指定的地方。行动之快，不亚于军队接受战斗命令。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下，都不退缩、不逃避，迎着困难上，饥、渴、寒、热都不在话下，充分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这就是“三线”建设的动力所在。当时的精神支柱，就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一线支援“三线”，是冶金工业“三线”建设得以成功的一条重要措施。“三线”工业没有基础，平地起家，没有领导和技术力量，没有生产建设经验，一时也制作不出那么多的设备。所以将许多新建企业都交给一些一线企业，由它们全力支援，直到建成为止。像冶金工业的长城钢厂、西南铝加工厂、西安精密合金厂等一大批企业，都有自己的母厂。从领导干部到工人，从技术到设备，都做到无条件地支援，有的干脆就是包建。这一决策很成功，许多工厂建设上的困难都迎刃而解了。

从上到下领导重视，措施得力，是“三线”建设成功的一项重要保证。国务院领导同志亲自拍板定案，省却了许多扯皮。部里派遣了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在现场亲自指挥战斗，随时解决问题。部里司、局职能机构全力以赴，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各省、区的党委和政府大力支持，亲自参加决策和建设的领导，各协作单位互相支援，这就争取了时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阻碍，一直搞下去，成绩会大得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