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系统历史文化论文

摘要：科技创新是旅游业现代化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如何有效推动旅游科技创新对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协同理论，构建了旅游产业科技创新系统发展的协同度模型，并应用该模型，以江苏省2006年～2014年的指标数据对区域旅游科技创新协同度进行测度，分析旅游科技创新系统的演化趋势。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协同系统历史文化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协同系统历史文化论文 篇1：

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协同关系研究

摘要：本文借助加权TOPSIS法、联立方程法、互动协同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协同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处于增长态势，但系统间差距处于扩大趋势，同时该区域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分层特征，但不同层次省市的俱乐部趋同存在明显差异;②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具有内生性，且两者存在显著的互动效应，同时该区域绿色城镇化对旅游业的驱动效应强于后者对前者的作用;③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关系处于不协同阶段，同时该区域11省市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可分为稳定型与跃升型，此外该区域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水平形成“东强西弱+局部塌陷”的总体格局;④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对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水平的作用具有差异性，整体上，绿色城镇化建设水平与其关系呈拉长的倒“U”型，存在门槛效应，而旅游业发展水平与其具有较强的正向驱动关系。

关键词：绿色城镇化;旅游业;互动协同;长江经济带

当前，我国城镇的生态环境质量虽呈现持续好转的总体态势，但也存在成效不稳、容易反弹、局部恶化的问题。同时在城镇化尚处于加速阶段的背景下，推进绿色城镇化成为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与绿色化的深度融合，表征区域在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平衡点的基础上，实现低碳、循环、包容性发展。[1]由此判断，绿色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实现路径。旅游业是典型的绿色产业，具有产业集聚性、社会影响性、文化溢出性等特征，可从多个维度作用于绿色城镇化建设;同理，绿色城镇化建设也会从产业优化升级、基础设施完善、社会文明提升、生态环境改善等多个方面促进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基于旅游业视角探究两者关系成为绿色城镇化动力来源研究的焦点，该问题的探讨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直接响应，凸显后疫情时期新格局背景下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性。

一、文献综述

鉴于拉美国家畸形城镇化饱受诟病，致使较多学者将可持续发展思想融入“生态城市”的概念，进而形成绿色理念。该理念形成后，演化为两条研究路径，一是绿色理念的丰富与完善，如提出“精明增长”与新城镇主义;二是将该理念与建筑、规划进行衔接，形成绿色建筑与绿色规划等细分研究领域。绿色理念形成与发展为国内绿色城镇化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国内学者注重从认识论角度分析绿色城镇化的内涵、困境与路径。多数学者认为绿色城镇化应以生态文明为引领，凸显以人为本的核心特征，并通过绿色、创新、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以利益共享、福利普惠、绿色和谐为目标的空间再生产。镜鉴绿色城镇化内涵，较多学者发现，绿色城镇化建设面临着工业化思维尚未扭转、产业低碳化不足、基础设施绿色化欠缺、环境正义彰显较弱等方面的困境。[2]生态文明思想融入建设全过程、绿色生产方式嵌入全产业、空间设施绿色更新、环境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成为破解上述困境的共识性路径。[3][4]为了更好地把握绿色城镇化的演进规律，关于绿色城镇化水平测度的研究开始出现，但总体数量偏少。这些研究聚焦不同维度的绿色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指标体系的准则层主要包括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等维度，要素层主要涉及生态经济、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方面的具体指标。[5][6]这样的设计考虑了系统性，而忽视了准则层内部构成维度之间的相互关联，进而难以表征准则层不同维度的重要程度，最终可能导致测度结果出现偏差。

旅游业与其他系统的关系研究发轫于其对区域经济单向驱动或阻滞作用的分析，Rodenburg发现，不同规模的旅游企业发展促进了巴厘岛经济发展，而Fleming和Toepper指出，旅游业的脆弱性会影响经济的稳定性。随后旅游业与生态环境单维度互动作用研究，引导了国内外学者关于旅游业与其他系统互动关系研究范式的构建，如Timothy和Nyaupane基于发展中国家案例分析得出，旅游业发展促进了文化遗产活化与保护，同时多角度文化遗产保护也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随着自组织理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的引入，旅游业与城镇化多维度互动研究受到重视，如唐鸿、彭邦文、赵磊等学者借助耦合协调模型研究了张家界、云南、我国31省市旅游业与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互动协同关系。[7-9]这些研究遵循“互动协同关系理论建构—互动协同关系验证—政策建议提出”的研究范式，可较好地剖析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过程和方向，然而这样的研究可能存在逻辑链条断裂。具体而言，两个系统关系的实證检验部分应分为两个步骤，其一，从要素作用系统视角，测度两个系统之间是否具备互动作用;其二，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算系统间互动协同作用方向与程度，这样才符合“存在—验证”的逻辑规律。然而现有这方面研究均是在默认存在关系的前提下，直接转入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可能导致测度结果存在一定偏颇，仅有的少量关于绿色城镇化与旅游业关系剖析的文献，也是沿用了上述范式。综览既有文献，现有研究已在绿色城镇化理论框架构建、实证测度与对策建议以及旅游业与其他系统互动关系分析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为本文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证结果佐证，但还存在3个方面的不足。其一，现有的关于绿色城镇化建设水平评价的文献，没有对准则层不同维度重要性进行区分，且缺少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以绿色为导向的生态发展观指导;其二，绿色城镇化与旅游业实证分析还停滞于省市层面，没有聚焦城市群、经济带等协作区，而作为注重产业分工协作、设施互联互通、生态共保共治、服务便利同享的长江经济带，肩负着打造美丽中国样板的重任，因此该区域绿色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协同发展对其他重大国家战略区域的绿色发展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其三，研究范式陷于先入为主地认为存在互动关系和直接验证系统互动协同作用的方向与程度的窠臼，缺乏对两者是否存在互动性的验证，导致逻辑链条不完整。鉴于此，本文以绿色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协同关系厘清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借助加权TOPSIS法全面把握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建设与旅游业发展水平情况，同时利用联立方程法验证两大系统是否存在互动作用，最后采用互动协同模型测度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效应的时空演变规律，以期了解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协同发展阶段及空间特征演进过程，进而有利于提出促进该区域两大系统向耦合共振、协调共轭的高水平互动协同阶段演化的对策建议。

二、绿色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协同作用机理分析

本文立足生态文明思想，引入芒纳星河的可持续发展三角，并借鉴刘君言和陈梦玫关于可持续发展维度分类与关系研究，形成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新可持续发展三角。该三角包括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正义、环境强可持续性，三者通过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追求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的新平衡与增长点。[10]具体而言，经济效率是物质基础和动力来源，社会公平与正义是制度保障和伦理限制，环境可持续性是刚性约束与生态福利。参考现有相关文献关于绿色城镇化指标体系主要涉及维度，同时考量不同维度城镇化过程，本文将绿色城镇化系统解构为经济绿色城镇化、社会绿色城镇化、空间绿色城镇化和环境绿色城镇化，分别表征经济发展有效性、社会包容性、空间公平性与生态可持续性，同时力求绿色城镇化体现以人为本和绿色发展理念。基于新可持续发展三角，经济效率对应经济绿色城镇化，社会公平与正义对应社会绿色城镇化与空间绿色城镇化，环境可持续性对应环境绿色城镇化。依据新可持续发展三角的相互关系，可推理出绿色城镇化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和重要程度划分，即在环境绿色城镇化强约束下，经济绿色城镇化在系统中处于重要位置，社会绿色城镇化与空间绿色城镇化处于相对关键地位。另外，既有的关于旅游业与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新型城镇化等方面的研究对旅游业系统的构成进行了梳理，大致沿着“资源—市场—效应”的视角将旅游业系统分解为旅游业支撑条件、旅游市场需求、旅游产业效应等3个方面，分别表征旅游业发展的依赖要素、旅游客源数量、产业直接与间接作用。其中旅游业支撑条件是旅游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基础条件，旅游市场需求是旅游业发展的内在条件，旅游产业效应是旅游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旅游业支撑条件与旅游市场需求多是通过旅游产业效应作为传导路径与其他系统发生关联。鉴于旅游业综合性，旅游业可通过要素集聚与产业升级、资源开发与文化活化、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技能提升与扩大就业，发挥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等多维度功能。

绿色城镇化与旅游业均是具有耗散结构的复杂巨系统，两者在远离平衡态的情形下，经过系统内部要素间非线性作用，引发系统涨落，最终导致两大系统关系从无序状态转换为有序状态。两者互动协同作用具有时空交互性、动态性与阶段性。接下来，以系统演化的某个阶段为例，从空间+功能视角，沿着系统内生性关联—外部交叉的逻辑来阐述两者之间的互动协同作用机理。首先，在生产空间维度上，基于经济功能视角，经济绿色城镇化借助资金支持与市场扩大双重手段，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如经济绿色城镇化注重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导致产业附加值大幅度增加，进而为旅游业发展所需的支撑条件改善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旅游业通过要素集聚导致产业优化升级，驱动区域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如旅游业介入区域经济，吸引生产要素在区域空间内集聚，产生规模经济，促使区域原有产业链与旅游产业链在深度融合中实现产业绿色化。其次，在生活空间维度上，基于社会功能视角，社会绿色城镇化与空间绿色城镇化建设引导的社会空间、文化空间演化，为旅游业健康发展提供多维度支撑。如社会绿色城镇化注重市域社会建设，通过公共服务体系转型与升级、社区治理模式改革与創新、激励保障体系构建与完善，为旅游业多维度作用发挥提供基础性保障。与此同时，旅游业具有经济上的乘数效应和社会上的幸福增进效应，这将助力绿色城镇化在建设进程中实现空间公平与正义。如旅游业发展必然带来经济财富累积，从外部条件助力社区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与社会福利提升。最后，在生态空间维度上，基于环境功能视角，环境绿色城镇化更加注重资源环境约束，促使地方政府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来优化环境，进而为旅游业发展提供生态保障。如地方政府会在强化自然环境保护的基础上，重视通过人工环境建设来正向影响自然环境，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与之高度匹配的人居环境。相应地，旅游业会通过优化美化环境与提升旅游者责任意识，驱动环境绿色城镇化建设。如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低碳理念、天人合一理念编制旅游规划，进而全方位、全要素、全场景推进旅游发展，这也是推进绿色城镇化建设的过程。

三、指标体系、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为了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关系，本文不仅需要构建绿色城镇化—旅游业系统互动协同的指标评价体系，而且需要厘清所有指标的数据来源，还需要遴选最优的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在遵循系统性、层次性、导向性等原则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绿色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协同作用机理，通过频数统计、理论解析与专家咨询3个步骤来遴选、构建指标体系。第一步，在Web of Science与CNKI数据库中，检索2009—2019年关于两个系统构成的高下载率、引用率的文献，然后对文献中的相关指标进行频数统计，选取反复出现的指标。第二步，参考新型城镇化水平与旅游业健康度指标体系[11]，对形成的指标池进行反对检查，构建初步指标体系。第三步，邀请相关领域的15位专家对初步建立的指标体系进行调整与优化。基于上述3个步骤，最终形成包含经济绿色城镇化、社会绿色城镇化、空间绿色城镇化、环境绿色城镇化、旅游业支撑条件、旅游市场需求、旅游产业效应等7个维度，涉及51个指标的绿色城镇化—旅游业互动协同评价体系。

本文以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51个评价指标的数据作为测算对象。这些指标的数据来源于2010—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及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统计年鉴或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还有少部分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所有价值型指标的数据以2009年价格基准，进行平减处理。

（二）综合赋权法

本文首先引入客观赋权法——熵值法来测度指标权重。该方法是根据某项指标的指标值间变异程度确定权重，该方法能够拉开不同维度的档次。其赋权步骤包括：数据标准化、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值、确定各指标权重，具体计算公式不再赘述，主要参考时朋飞、吴代龙等学者的研究。[12]

其次，为了避免客观赋权法使得每个系统指标间权重差异过大，本文引入层次分析法与模糊数学评价方法相结合的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再次测算两大系统指标权重。该方法具体包括3个步骤：构建优先关系矩阵、创建模糊一致矩阵、计算各因素排序向量。基于上述3个步骤可得到最底层指标相对于目标层的权重。

最后，参考刘宏的研究进行综合权重测算[13]，即借助主观赋权法对客观赋权法得出的权重进行调整，使得指标权重更为合理。

（三）加权TOPSIS法

加权TOPSIS法是多属性决策分析法，基本原理是通过测算比较对象靠近或远离正理想解或负理想解的程度，这种距离程度包含在相似性指数概念中，并以相对贴进度的大小表征比较对象在备选方案中的优劣排序，进而支撑决策。由于加权TOPSIS法对样本指标数量、数据分布限制较少，既适用于小样本资料，也适用于多评价单元大系统资料，因此，加权TOPSIS法被广泛应用，主要包括供应链管理与物流、商业与营销管理、安全与环境管理等领域。此方法计算步骤包括：构建规范化矩阵、计算加权规范化决策矩阵、厘定正理想解与负理想解、测度不同方案分别到正理想解与负理想解的距离、确定相对贴接近度。其中，第三步最为关键，因为加权TOPSIS法的核心就是比较不同对象或方案与理想解的距离，这个距离直接关系着最优评估对象或方案的选择。具体计算公式不再赘述，此部分计算公式的参考文献与熵值法部分相同。

（四）联立方程模型

本文借鉴经济学中的联立方程模型，来验证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是否具有内生互动关系。该联立方程包括两个回归模型：

gu=c（1）+c（2）*tdl+c（3）*pcgdp+c（4）*ur+

c（5）*cii+c（6）*gcaca+μ（1）

tdl=c（7）+c（8）*gu+c（9）*faoc+c（10）*nta+

c（11）*tlp+φ（2）

其中，本文将绿色城镇化建设水平（gu）和旅游发展水平（tdl）作为研究模型的内生变量。参考王福胜等学者选取外生变量的方法[14]，本文从已经构建的指标体系中遴选关联度、权重水平高的指标，绿色城镇化系统遴选人均GDP（pcgdp）、城镇失业率（ur）、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cii）以及城区绿化覆盖率（gcaca）作为外生变量;同理旅游业系统选取旅游企业固定资产原价（faoc）、旅游人次数（nta）和旅游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tlp）作为外生变量。另外，μ、φ为两个模型的误差项。

（五）互动协同模型

本文在参考马宁关于协同模型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耦合协调模型，构建符合本文研究的互动协同模型。该模型构建的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借助加权TOPSIS法测度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即f（g）、y（t）。

（2）引入协同度模型。借助相关学者研究[15]，并结合本文实际的基础上，建构了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协同度测算模型：

四、研究结果分析

在刻画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发展水平时序特征的基础上，本文验证了该区域两大系统是否存在互动协同关系，接下来从时空视角剖析了该区域两大系统的演化特征，最后解析了单一系统（绿色城镇化或旅游业）对两者互动协同关系的作用。

（一）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基于全局视角，长江经济带2019年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的加权TOPSIS值分别比2009年增加0.1586与0.1892，表明该区域两大系统发展水平均处于增长阶段。基于区域内部视角，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变动趋势的特征为共性与差异性并存。（1）除上海之外，其他省市两大系统的发展水平在波动中上升;同时，上海两大系统发展水平在高水平层次上出现一定回落。（2）两大系统发展均呈现明显分层现象，但11省市的梯队俱乐部趋同差异显著。对于绿色城镇化系统，该区域分为两个梯队。上海、江苏、浙江位居第一梯队，安徽与长江中游、上游省市并存第二梯队。针对旅游业系统，该区域划分为三大层次，上海旅游业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一枝独秀，江苏、浙江紧随其后，其他省市则属于第三层次。（3）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绝对量对比存在大趋同小分异的现象，除上海外，其他省市绿色城镇化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都大于旅游业系统，表明长江经济带总体上属于旅游发展滞后型。

（二）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互动关系验证

本文借助Hausman设定检验对绿色城镇化建设水平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联立性问题进行检验。从回归结果看，U’（tdl-tdl’）（表征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残差值）系数的t值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为了验证两大系统的作用方向，本文采用3SLS法对两大系统联立方程进行系统性估计，得到估计结果（表1）。由表1可知，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存在显著的互动效应，且绿色城镇化系统对旅游业系统的作用效果比旅游业系统对绿色城镇化系统的作用效果更明显。此外，人均GDP、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对绿色城镇化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城镇失业率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旅游固定资产原价、旅游人次数、旅游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对旅游业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旅游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较为突出。[16]

（三）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时空关系解析

自2009年以来，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的互动协同度（D）由0.3571跃升到0.3981，表明该区域两大系统一直处于轻度失同阶段，但该区域两大系统的互动协同度呈增长趋势，已逼近濒临失同阶段。转向区域内部单元，该区域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可划分为两大类型——稳定型与跃升型。具体而言，（1）上海长期停滞于勉强协同阶段，而江西、重庆、贵州一直处于中度失同阶段;（2）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省份出现互动协同度阶段跨越的现象。其中江苏、浙江两省经长时间演化在2019年进入勉强协同阶段。基于空间视角可知，2009年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从长江下游至上游大致呈现“高—较高—低”的空间分布状态。2019年该区域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仍呈东强西弱的分布格局，但空間差异性明显缩小，勉强协同的省市由上海向四周扩展，濒临失同的省市在长江中游与上游集聚，而江西、重庆、贵州成为该区域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的低值区。

（四）长江经济带单一系统对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水平影响剖析

从整体上看，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与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的关系呈拉长的倒“U”型，即绿色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水平的提升，但一旦超过某一门槛值，绿色城镇化的抑制作用出现。以江苏为例，该省绿色城镇化建设水平快速提升，但鉴于系统作用时间的滞后性，导致旅游业受到影响后较长时间才出现快速发展，此时旅游业发展水平仍滞后于绿色城镇化建设水平，两者作用频率不一致，致使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在持续多年平稳变化和小幅度下降后才出现一定程度提升。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应密切监控绿色城镇化建设的速度、进程及问题累积。基于整体视角，两大系统的互动协同水平随着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即提高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旅游发展水平，能够促进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水平攀升，所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均应推进旅游业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实证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均处于增长态势，但两大系统绝对差距处于扩大趋势，同时该区域整体上属于旅游业发展滞后型;该区域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具有分层特征，但省市俱乐部趋同存在差异。（2）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存在显著的互动效应，同时该区域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相互推动效应具有差异性，该区域绿色城镇化对旅游业的作用程度强于后者对前者的作用。（3）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的互动协同关系长期处于轻度失同阶段;同时，该区域11省市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也出现分层特征，分为稳定型与跃升型;另外，该区域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水平的空间差异性得到一定改善，但东强西弱（局部塌陷）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4）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对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水平提升作用具有迥异性，整体上，绿色城镇化建设水平与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效应呈现拉长的倒“U”型关系，即存在门槛效应;旅游业发展水平与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效应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即其发展水平越高，对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效应驱动性越强。上述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意义。

（一）强化两大系统增长极建设，发挥集聚扩散效应

该区域应继续培育两大系统发展水平的增长极，一方面应借经济、科技、区位、政策等多重叠加优势，推进上海两大系统综合水平继续提升，进而借助“知识溢出”“产业示范”等传导路径影响江苏、浙江、安徽，促使长三角成为整个区域两大系统发展的高地，进而辐射带动整个流域高水平发展;另一方面，结合省区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时空演化特征，凭借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优势，着力将湖北培育成长江中游的增长极，通过与湖南、江西联动发展，共同促使长江中游两大系统发展水平跃升;此外，依托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促使重庆在构建国家中心城市过程中，实现重庆两大系统发展水平跃升，与四川共同发挥西部增长极的作用。

（二）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引导绿色城镇化建设

旅游业应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通过产业融合、产城融合等举措，驱动绿色城镇化建设水平提升，进而推进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关系向良性共振阶段演化。首先，长江经济带应基于融合和创新为核心的新动能建立、旅游消费结构性深化、优质生产要素集聚体系构建等措施的落实，驱动该区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其次，该区域应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为依托，通过旅游产业链与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等产业链在解构、重组和协同的基础上，实现不同产业链的延伸融合，进而驱动经济绿色城镇化建设。最后，该区域应重视城市的历史文化街区、旅游景点集群和旅游综合体建设，形成具有溢出效应的旅游文化空间，进而促进旧城区空间更新和新城区空间完善。

（三）深化流域管理机构沟通合作，构建多维度协作机制

应在构建与培育增长极基础上，通过区域内部多层面合作来解锁“东强西弱+局部塌陷”的空间格局。一方面，以《长江保护法》实施为契机，推动长江经济流域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协同管理机制构建，如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等部门与长江经济带11省市政府形成合作平台，共同推进整个区域绿色城镇化建设效率提升与长江黄金旅游带建设。另一方面，该区域应通过统一市场体系联建共享、联合推动跨界产业发展、1+N的社会保障政策共建、环境协同治理，实现与绿色城镇化建设、旅游业发展相关的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生态文化旅游廊道建设、公共服务便利共享、人居环境优化等目标。[17]

（四）强化绿色城镇化反哺效应，跨越两大系统相互掣肘门槛

长江经济带应在继续推进城市空间生产、生态、生活绿色化建设的同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破解绿色城镇化进程的结构性问题，并注重绿色城镇化建设在旅游业发展条件改善、运行效率提升与配套设施完善等方面作用的发挥。其一，该区域应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约束条件，在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修复的进程中，通过提高产业绿色生产率、国土空间利用率、社会服务保障率来促进绿色城镇化建设，实现“质”与“量”的增长。其二，该区域应在绿色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注重与旅游相关生产要素质量提高、城镇旅游基础设施智慧化迭代、城镇空间文旅消费品质提升来满足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求，进而促进两者发展差距缩小，从而遏制绿色城镇化建设对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效应产生负向影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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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亨明）

作者：时朋飞　李星明　邓志伟

协同系统历史文化论文 篇2：

江苏省区域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协同度研究

摘 要：科技创新是旅游业现代化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如何有效推动旅游科技创新对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协同理论，构建了旅游产业科技创新系统发展的协同度模型，并应用该模型，以江苏省2006年～2014年的指标数据对区域旅游科技创新协同度进行测度，分析旅游科技创新系统的演化趋势。研究表明，江苏省旅游科技创新系统协同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协同发展水平仍较低，协同度在[-0.175，0.312]之间震荡，尚未形成有效的区域旅游科技创新协同机制。为此，应进一步推动创新驱动战略，“以游客为本”，创新智慧旅游服务供应链，提高旅游业服务质量，鼓励旅游专利申请，提高科技研发成果的市场转化度，提升旅游业科技含量。

关键词：旅游产业；科技创新；协同度模型

协同是指系统之间或系统各要素之间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彼此间的和谐一致[1]。旅游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科技创新是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总称，是旅游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影响着旅游产业发展的质量与速度，是促使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内生力量；另一方面，旅游业发展的需要也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创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产生活，为全球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全新变革[2]。在世界科技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的协同发展是旅游业转变增长方式、保持竞争活力的重要支撑，而此问题也正成为产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3-4]。

国外学者对旅游创新的研究较完善，从旅游产业创新的分类[5]、旅游技术创新与旅游业发展的关系[3、5-6]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对旅游产业科技创新的研究较少。国内相关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探讨旅游科技创新的定义[7-8]，分析旅游发展与科技创新的关系和作用机理[7、9-14]，对旅游产业创新能力进行测评并分析了其区域分布特征[15-17]。学者们使用了创新专利成果数据来表征科技创新的水平，为区域旅游科技创新研究提供可参考的指标[16-17]。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产业科技创新展开了有益的探讨，但在研究方法上多为定性分析，定量研究较少。对旅游产业科技创新系统协同度的研究几乎没有。

协同度是衡量跨组织协同创新效果的有效工具之一，用以表征复合系统中各创新要素在系统演化过程中协同一致的程度[18]。协同度高低可以反映复合系統协同机制运行的好坏，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度越大，越能实现“1+1>2”的整体效应。本文运用协同学理论与方法，定义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协同度为“科技创新与旅游产业发展之间的彼此配合和相互促进的程度”；确定了科技创新系统和旅游产业系统的序参量，用序参量描述系统的有序程度；建立区域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协同度模型。评价江苏省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水平和状态。

1 研究区域概况

江苏省位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辖江临海，扼淮控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旅游资源高富集区，旅游产业发展基础坚实，旅游经济高度发达。《2015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统计数据表明，2015年江苏省全年接待境内外游客62238.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9050.1亿元，比上年增长11.1%。截至2015年，江苏省A级景区总数达到626家，其中5A景区达到20家，位居全国第一[19]。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产业， 成为拉动消费的最大增长点，在江苏省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江苏省不仅是旅游大省也是科技大省，旅游业主动积极应用最新的科技成果，提高服务素质和管理效率，实现向旅游强省转变的目标。

2 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协同理论认为，序参量是指确定系统的宏观行为并表征系统有序化程度的参数变量，它决定系统的最终状态和结构，在系统演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20]。因此，序参量的选择至关重要。围绕科技创新和旅游产业两个子系统，依据科学性、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的原则，参照相关研究成果[16、21]，科技创新子系统设立2个序参量，分别为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并选取旅游产业专利授权数、旅游产业B2C电子交易额、院校旅游人才数量等9个要素指标，以表征科技创新成果及其在旅游业中的应用情况。旅游产业子系统设立旅游效益和旅游业规模2个序参量，选取旅游收入、旅游人次数、旅游贡献率等8个要素指标，以表征旅游产业发展状况。区域旅游科技创新协同度测量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上述指标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江苏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数据平台”以及“大为innojoy专利搜索引擎”。

2.2 研究方法

2.2.1 相关系数矩阵法

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直接影响协同度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采用R型主成分分析来处理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通过相关系数矩阵法来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假设指标数量为n，其相关矩阵为：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序参量指标的赋权

运用相关系数矩阵法测算各要素指标的权重，结果如表2所示。

3.2 江苏省旅游科技创新系统有序度测算与分析

根据上述指标选取江苏省2006年～2014年的统计样本数据，由于各指标的量纲不统一，首先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序参量指标无量纲化。根据表2确定的指标权重，利用公式（3）和公式（4）分别计算得出江苏省旅游产业和科技创新子系统的有序度， 计算结果如表3、图1。

（1） 科技创新子系统有序度持续增长

由图1可知，2006年～2014年， 江苏省科技创新子系统有序度总体上在不断提升，2006年仅为0.027，2014年接近1，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科技创新系统的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序参量均朝有序方向发展。江苏省教育发达，科技力量雄厚，截至2014年底，全省有普通高校137所，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171.6万人；科研投入比重高，全社会研究与发展（R&D）活动经费178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2.55%，从事科技活动人员120.3万人，其中研究与发展（R&D）人员74.6万人。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0%。2015年，江苏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7年位于中国首位。与此同时，为了实现由旅游大省向旅游强省的转变，将旅游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江苏省大力推进旅游业科技创新，不断提高旅游业的科技含量。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新经济资本为特征的智慧旅游是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典范[22]，江苏省是智慧旅游的先行探索地区，也是全国智慧旅游试点城市最多的省份，2012年有7个城市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智慧旅游的建设大大促进了旅游业的技术创新。

（2） 旅游产业子系统有序度总体上升

由图1可知旅游产业系统有序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仅在2012年～2013年旅游产业系统有序度呈明显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在2013年受到了中日关系紧张、雾霾等环境质量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以及价格等因素影响，使江苏省旅游业入境旅游人数和收入指标数据发生了逆转，2013年全年接待海外过夜旅游人数288万人次，比上年下降9%；旅游外汇收入23.8亿美元，下降了6.3%。导致系统所属的序参量协同作用比较差。

3.3 江苏省旅游科技创新系统协同度测算与分析

以子系统有序度为中间变量，应用公式（5）的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计算得到江苏省旅游科技创新复合系统协同度，其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结果显示，2006年～2014年旅游科技创新系统协同度在[-0.175，0.312]之间震荡，系统协同发展水平较低，说明江苏省尚未形成有效的旅游科技创新协同机制。从江苏省旅游科技创新复合系统协同度的动态演变发展过程来看，在2006年～2014年间，整个复合系统的协同度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也有下降甚至出现负值的时期，这说明江苏省旅游科技创新系统在动态演化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从系统协同度的静态分析来看，在2008年～2009年和2012年～2013年两个时间协同度出现了两次明显下降。2008年～2009年期间协同度为负值，说明旅游产业科技创新系统发展不协同。究其原因，是因为2008年～2009年科技创新子系统的有序程度提高幅度较大，而江苏省旅游产业受到全球金融危机、旅游产品老化等的影响，旅游产业子系统的有序程度提高幅度较小，导致了整个系统的不协调[23]。2012年～2013年期间协同度为正值但出现明显下滑，是由于旅游产业系统有序度下降， 而科技创新系统发展是有序的。从2013年～2014年系统协同度上升速度很快，主要是因为2010年以来，江苏省把智慧旅游作为建设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2014年江苏省推出了11家省级智慧旅游示范基地和31个省级智慧旅游优秀项目，智慧旅游是旅游信息化的高级阶段，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旅游产业充分融合应用，满足旅游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也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增长，2014年江苏旅游总收入超过8145.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3.2%。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以2006年～2014年江苏省为样本，对区域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的协同发展水平和演化状态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江苏省旅游科技创新协同度在[-0.175，0.312]之间震荡，协同发展水平偏低；整个复合系统的协同度整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出現有下降和负值的状况；2013年后，复合系统的协同度上升速度很快。协同度在提高，科技含量的提高对旅游业转型升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2 建议

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需要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者和旅游从业人员的相互配合和共同努力。鉴于以上协同度分析，为提高江苏省旅游产业的科技创新水平，促进旅游业发展为人民群众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和对策：

4.2.1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深化“政产学研”合作，提升旅游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力度

首先，政府应加大对旅游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制定相关鼓励政策，激发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互联互通，由政府牵头组织高校、旅游行业、科研院所等力量创办旅游产业技术创新研究机构，市场化运作，突破院所类智库与旅游实践联系不紧密的瓶颈，打通科技创新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通道；采取激励措施，鼓励以股权或者期权等形式让科技人员更多地分享技术升值的效益。充分发挥“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溢出效应，促进旅游科技成果的研发和转化。其次，加强科技创新法律法规建设，鼓励更多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申请专利，保护知识产权，为旅游科技创新保驾护航。

4.2.2 构建区域智慧旅游联盟，推动旅游业创新发展

互联互通是智慧旅游发展的基础[24]。旅游产品的无形性特点使得在旅游市场流通的不是商品而是有关旅游产品信息传递引起的旅游者流动，旅游产业信息密集的特点决定了成熟完善的信息系统是旅游业高速发展的科技保障[25]。首先，通过推进区域合作，以旅游信息服务为纽带，以智慧旅游发展为动力，以江苏省7个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为基础，建立区域智慧旅游信息咨询服务平台，深入研究游客的大数据，挖掘游客的旅游信息，了解游客的旅游需求，整合旅游资源，市场互动、客源互送，促进交流，成果共享，推动旅游科技创新。其次，通过旅游企业的跨界合作，把互联网技术和传统的旅游模式融合起来，依托战略联盟的技术集聚效应，实现多领域的合作共赢。建立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利用最先进的电子手段，实现全省旅游产品的在线发布和销售。如江苏省与中国电信江苏分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全省旅游资讯平台由PC端向移动端、由传统媒体向社交媒体、由网站向网群延伸发展转变。整合推出了江苏旅游微博、微信、微视频和手机客户端“三微一端”平台，开发应用全国首个省级旅游市场客情监测与分析系统，发行畅游江苏卡近5万张，支持途牛网、同程网两大在线旅游企业巨头和八爪鱼、马上游等一批特色互联网旅游企业发展。

4.2.3尊重游客的反馈信息以激发旅游行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倒逼机制

旅游业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旅游业粗放型经营模式仍未得到根本改变，旅游者对旅游信息精准要求和旅游个性化需求的海量增长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首先，旅游风景区大多还采用人工模式的传统管理方法，旅游旺季游客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排队购票、验票，游客对购票方便、进门快的需求促使了先进的计算机管理手段和通道控制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电子门票不仅给游客提供便利，而且也为旅游企业进行精确统计、全方位的实时监控和管理提供了基础。其次，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对旅游体验的需求也逐渐从追求单一的感官体验向追求精神、情感、智慧等深层次的综合体验转变[26]。游客在购买前对旅游目的地知识和旅游经历的缺乏，会使其旅游决策产生困难，智慧旅游信息服务功能的开发可以帮助游客智慧决策，游客还可以通过在线平台订制专属旅游方案（旅游套餐），使旅游更加便利、顺畅，可以有效提高满意度。根据中国旅游协会和中国旅游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旅游集团发展报告2015》，排名中国前三的旅游集团中，有2家为在线旅游企业，分别为携程网和去哪儿网。江苏在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客户端宣传销售、服务游客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主要旅游城市均已成功开发投放了一系列以手机为载体的APP旅游软件，满足自助旅游、在线预订的需求。据《2014年度江苏省网络交易发展情况报告》显示，由于途牛网、同程网、携程网的领头作用，江苏省旅游服务类B2C交易额达185.08亿元，同比增长349%。第三，游客在完成一次旅行后，往往要对外分享旅游活动体验和经历，这就要求建立各种社交网络平台，如微信、脸书、F2F、猫途鹰等。游客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会反馈信息，仔细分析游客的日常浏览内容、旅游网站的点击率和旅游攻略，分析游客的兴奋点，形成新的产品创意，以便企业开发旅游新产品。如江苏拥有吴文化、两汉文化、明清文化、民国文化、名人文化等历史文化，对游客与很强的吸引力，但历史文化景观的静态性和游客的深度参与需求是一对矛盾，亟须将文化与科技相结合，利用互联网、高科技手段“活化”历史文化，把历史文化景点融合运用幻影成像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让游客身临其境，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4.2.4强化旅游产业科技创新人才支撑

旅游产业科技创新离不开高素质的旅游产业人才。从江苏情况看，2006年～2014年期间科技人员数量的投入不断攀升，在促进产业科技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也要看到，高等院校旅游专业人才储备不足，科教资源释放不足，导致科教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旅游创新发展优势。应建立完善的现代教育体系，加强学科建设，搭建高等院校师资和旅游企业科技人员双向交流和培训的平台，提高旅游产业科技创新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同时，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创造良好工作环境，引进精于经营、善于创新的旅游人才。此外，旅游产业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大多局限在地理、旅游、历史人文方面，缺乏系统的科技素养，导致科技创新在旅游产业中形成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因此，提高旅游行业从业者的素质是提升旅游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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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ynergetic degree between regional tourism industry and scientific innov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WANG Zhi-min

（Tourism Department， Zhenjiang College，Zhenjiang 212003，China ）

Key words： tourism industry； scientific innovation； synergetic model

作者：王志民

协同系统历史文化论文 篇3：

共生与演化：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建构与演进机理

[摘要]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具有独特的运转体系和循环逻辑，且作为一种从单一种群到复杂群落的有生命的组织活动，同时具有协同共生性、动态开放性和循环平衡性等特征。文章运用系统学、生态学相关理论知识和结构框架分析界定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内涵与特征，从“价值回归”“制度转向”“结构重塑”“环境共生”四维向度构建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并指出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维生能力的构成及辩证逻辑，阐述其维生演进机理，以期丰富我国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研究，为新时代高校创业教育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共生;演化;演进机理

[作者简介]刘巧芝（1980- ），女，江苏丰县人，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杨涵（1964- ），男，河南泌阳人，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新疆  石河子  832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职业教育重点科研课题“兵团高职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育路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国发〔2018〕32号）指出，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创新创业生态、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大中小企業融通、政策落实等方面还不完善不充分。高校作为培养最具创新创业潜力人才的主阵地，结合其自身特色和发展定位与各多元主体形成互利共生的系统结构，最大限度地产生和释放着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红利”。在此背景下，我们不禁反思：在经历了从系统培育向纵深发展的历史演变中，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内涵不断丰富，特征逐渐凸显，如何促进高校发挥好特色、优势要素的引领带动作用，构建更加高端、普惠、开放、融通的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的发展？立足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探索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共生与演化的运作机理，期望创业教育理念和实践行为贯穿到全国各地区、各行业，让创新思想充分涌流，创业行为获得收益，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

一、从单一种群到复杂群落的互利共生：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内涵与特征

1866年，德国学者海克尔（E.H.Haeckel）最早提出生态学（ecology）一词，认为是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生态学理论认为，生物的生存和繁衍依赖于生态环境中各种生态因子的相互作用。创业生态系统是从生态领域解析创业活动的一种新思维，其跨学科领域的特点使其内涵、特征、结构及运行机制相对复杂。其内涵概括为：是一个由“创业性与教育性相融合”的以高校为中心，以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为目标，由政校企等多方面生态因子共同参与的，与教育理念、政策制度、组织结构、创新环境等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自我调节、可持续发展的育人系统，有其独特运转体系和循环逻辑，且作为一种从单一种群到复杂群落的有生命的组织活动。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具有以下独特特征：

遵循整体性原则，把握协同共生性。整体性原则是基于系统要素对系统的非加和性关系，在各要素之间存在相干性和协同性的情况下会有“新质”的突现。就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而言，这种“新质”的出现不是单一主体所具有的，而是生态系统整体所具有的。因此，从整体出发，只有通过探索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组成、结构及运动变化的规律性，从各要素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认识和把握其复杂的协同共生性，才能有效地使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产生整合与流动，使优质资源在组织间快速流动、共享集成，产生价值增值。

遵循动态性原则，把握动态开放性。生态系统内生环境与外生环境及其各要素或子系统之间，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流通。所以，系统总是动态且永远地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就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而言，种群（各参与主体或要素）—群落（子系统或单一生物链）—生态系统的动态开放性既表现在内外共生环境的发展变化中，又表现在系统生态结构的不断调整和演化中，还表现在系统内外部与环境边界的交换与流通中。因此，动态开放性是贯穿于整个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基本属性，在整个系统中无处不在。

遵循最优化原则，把握循环稳定性。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在经历了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协调的过程后总是处于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循环发展状态。为此，可根据生态系统无序与有序演化的需要确定最优目标，并运用各因素或结构间的交换关系或形态结构将整个系统分成不同的层次结构，按照最优化原则，在不断的循环运动中协调整个生态系统与各种群、群落之间的关系，使各生态子系统或各种群、群落的功能和目标服从于整个生态系统总体的最优功效，以实现系统的循环稳定性。

二、从局部协同到准生态化的选择：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建构

（一）价值回归：“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向融合

创业教育作为一个典型的新生事物，不可避免地给固有的观念和现存的制度带来冲击。它不仅仅是一种理念的变革，更是一种价值的选择。在“专业式”与“广谱式”双轨并进、“问题导向”与“学科导向”兼顾、“政府驱动”与“高校需求”互动发展过程中，创业教育既推动了大众参与创新创业的激情，又对已有体制机制、文化氛围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和重塑。作为“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主客体关系质态”，价值现象必然表现出“因主体而异”的“向主体性”或“主向性”鲜明特征。因此，在社会“创新链”中，高校创业教育已逐渐演变为价值创造的“主体”并体现着价值的个体性（独特性）、层次性、多维性和全面性，就主体创造的价值而言，又体现其“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双向融合的“时代性”特征。从教育本质上来说，高校创业教育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开展创业实践、塑造创业精神的教育活动，是对大学生个体成长发展进行的一种教育关怀。从教育所蕴含的价值维度来看，又是“‘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辩证统一”。据此，高校创业教育工作应把握好价值向度，既要立足于教育的根本任务，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化、全面化、差异化发展的需要，也要兼顾创业行为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维护社会稳定、发挥对就业的倍增效应作用，满足其对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实现对社会价值的事实关照，从而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向融合，个人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内在统一。

（二）制度转向：“需求侧拉动”到“供给侧推动”的根本转变

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解放生产力”，即强调以高校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对创新、创业和创造的潜能，实现教育改革从“需求侧的拉动”到“供给侧的推动”的根本转变。学生创业的实质是高校创业人才供给与社会创业需求的对接，大学生创业也存在供给侧与需求侧：供给侧的产品，即高校培养的大学生创业人才;需求侧对产品（创业大学生）的需求是由产业、行业等市场因素决定的，并随产业结构调整、行业兴衰等不断变化。因此，如何改善教育供给结构，找准我国创业教育改革提供与社会发展相契合的切入点，形成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新供给侧结构已成为实施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当前，高校创业教育工作已逐渐进入由点到面的连接与交互的实现过程。在宏观层面，强化国家政策的周密性和体系性，在创业扶持的关键节点上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如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措施和载体，从点上部署发展到生态系统的培育，依托建设专业化众创空间，精准对接实体经济，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加高端、惠普、开放、融通的创业生态系统。在中观层面，以促进创新和扩大教育服务多样化的“供给”为主要目标，以“产学研用”为根本出发点，深化产教融合，建立与“顶层设计”匹配的公共服务制度、社会创业环境、投融资环境等，加强对社会各力量的资源整合、优化配置;强化创新成果的孵化与升级，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高“供给”直接能力，为新的生产力成长开辟道路;厚植创业教育土壤，使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依托其自身演化发展特性根植于社会大生态系统中。在微观层面，借助“互联网+相关行业”的DNA关注创新思维的养成及创新能力的提升，强化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培训，以丰富“高精尖创新驱动”替代传统、单一的专业课程体系，逐步加强专业教育与社会生产力的对接，将创业教育机制体制、金融财政、科技创新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纳入创业人才培育的总框架，建立支撑体系。

（三）结构重塑：从单一种群发展到一体多循环生态链的建构

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是一个由多个循环生态链构成的具有复杂的协同共生性、动态开放性和循环平衡性等特征的生态系统。我们始终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任务，在系统内外部，建立营养结构生态链和组织结构生态链，将单一种群的发展及单一主体的培育方式逐渐演化为多循环的生态链结构。如建立营养生态链：“双创课程教育体系及师资队伍”作为生产者为生态系统循环提供物质能量基础，即产出“创业知识能量”;各高校扮演分解者成为“创业知识能量”的中转站，通过实施精细化的过程管理，发挥创业教育咨询及辅导的功能;受教育个体或群体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负责吸收并转化课程体系及师资队伍的“创业知识能量”并形成新的实践想法。建立组织生态链：科学合理地建立组织架构，整合优质资源，形成创业合力，如充分发挥“产学研用”合力育人的作用，不断推进企业、科研机构、创客等创新主体协同创新，打造开放共享的创新机制和平台，构建高校创业教育“多边协同治理机制”，突破高校创业教育结构之困，建立从单一种群发展到一体多循环生态链的创业教育生态结构并使其得以在开放与共享、协同与竞争、共生与演化中良性发展。

（四）环境共生：“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融互通

一棵树苗要长成参天大树，不仅需要肥沃的土地，还需要充足的阳光雨露。环境——作为“阳光雨露”的承载者，在创业成果孵化过程中，通过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源源不断地向创业教育主体提供适宜其生长的物质和能量环境，以满足其成长发展的需要。从创业教育的大环境来看，可以将宏观、中观和微观政策指导下建立的硬件环境界定到“正式制度安排”层面，将鼓励和带动创业形成的文化氛围、意识养成形态层面的环境界定到“非正式制度安排”层面。在“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互通互融的过程中建立各生物群落协同共生的关系，以促进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如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业文化，有的鼓励冒险、变革创新，有的鼓励对商机的识别与开发等，这种不同的态度促使某一种创业行为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产生。而“清晰的产权制度、自由竞争的市场”作为“正式制度的基础”则促进创业教育在更适宜的制度环境下产生更多的创业活动。在“正式制度”层面，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发挥积极社会引领和示范作用，打造具有一定号召力的资源圈和能力圈，通过示范高校的辐射带动和引领作用，逐步实现由点到面的“网格式”育人新格局;利用传播媒介，把更多的注意力、资源配置到创业教育领域，充分挖掘创新创业案例中的精神内涵，挖掘“人人都能出彩”的故事;利用文化载体，如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等，不断为高校育人工作注入新鲜血液，激发内在动力，着力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在“非正式制度”层面，主要是“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成员自律等非强制力或‘软约束’作用下实施”，包含着某一社会或地区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习俗与历史选择五大要素，由于其内在的传统性和历史积淀因素，不仅需要“资源对接、技能提升和平台服务”等硬件环境，更需要在协调五大元素发展的一致性上不断激发受教育者内在的勇气和斗志，并在其产生的行为约束能力的保护下将外在的行为内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使创业教育的实效性在长期条件下得到切实提升并发挥其正反馈效用，以增强创业教育的软硬件环境在“正式制度安排”层面的引领与凝聚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层面的互融互通作用，逐步打造环境共生、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生态环境，为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给养。

三、从协同共生到动态发展的循环：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维生演进

（一）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维生能力的构成及辩证逻辑

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生存延续能力的强弱、大小取决于系统的组分结构和环境结构。因此，增强系统维生能力的途径涉及组分构成、环境影响两方面。

组分要素调整促进系统协同共生性。構成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各要素（如生产者、分解者和消费者）组分数量会发生变化，在不同的环境（如历史背景、文化差异等）中，各构成要素的特性或多或少会发生变化，随着新元素加入、旧组织老化，原有的系统结构为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会做出相应的调整或改变，但只要主要特性没有变，系统的维生能力就依然存在。如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参与主体相互依存并通过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形式为主要纽带形成多个复杂的生态群落，这些群落相互依赖并在互动过程中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因此，要保护和改进系统的结构以维持循环稳定，就要在系统基本要素上坚持结构导向，如建立健全高校创业教育体制机制，打通各参与基本要素相互关联的“结合点”，突破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循环“瓶颈”，形成多元互动的结构氛围，以增强系统的维生能力。

环境不断变化提高系统适应力。构成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各参与主体嵌在开放式社会网络当中，已形成协同效应的生态群落，但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总是会诱使生态群落的生存环境发生这样那样、或快或慢、或大或小的变化，即环境对系统提供资源和施加压力的类型、方式、数量的变化会引起系统发生变化，影响系统的生存能力。这种环境因素在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中主要包括外生环境和内生环境。外生环境是指不同的历史文化、时代背景、政策措施、体制机制等;内生环境是指不同的实践方案、文化氛围、组织机构等。因此，要选择适宜生存的创业环境并不断改善或创造更适宜的环境，以提高生态系统适应环境的能力，增强其维生能力。

（二）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演进机理

随着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不断发展，相关参与生物群落日益增多并被联系在一起，在协同共生发展的同时，各群落之间的关系出现阶段性、动态性、复杂性发展特点，是一个不断由平衡—不平衡—更高层次的平衡的演进动态系统，主要包括演进的动力机制和平衡调节机制。

系统环境的变化形成演进的动力。由于受外生环境的影响，系统内各生态群落的相互作用发生变化，打破了原有生态系统的平衡，在某个阶段某个时点，这种内外部的变化形成了演进的动力。如国家宏观政策、市场变化、外部资金支持等外生环境发生变化，作为分解者的“中转站”——教育组织机构及作为生产者的“知识能量产生者”——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等就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同时，这种演进能够自发地通过内部管理与协调实现动态的自我维护、自我强化以及自我价值创造，以实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不断向前发展。

协同作用提升平衡调节的能力。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各群落之间或内部总是在相互作用、相互适应中不断发展变化，甚至相互转化。在由平衡—不平衡—更高层次平衡的演化中，系统通过正负反馈调节，不断协调系统内部各群落的关系，以重新达到平衡或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平衡状态。如不能通过自身平衡调节能力达到下一个演化阶段，就需要借助外力影响以恢复平衡或实现下一阶段的平衡，避免整个生态系统发生恶化，即向下、后退的演化。

系统是循环演进不断发展的，我们对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研究也只是在其中某一个阶段进行窥探，要在各生态系统与子系统及其构成要素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共生、资源共享、价值共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共生与演化，既是结合我国国情，促进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又是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我们有理由相信，高校创业教育带来的是一场更深层次的变革，它必将带着其独特的文化和背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潮中一路高歌猛进、披荆斩棘，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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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巧芝 杨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