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监图书管理论文

摘要：中国古代图书馆管理思想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分三个时期分别阐述了古代图书馆管理思想的萌芽、积累和形成，对各阶段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作了简要说明。关键词：图书馆；古代；管理思想图书馆管理思想是关于图书馆实际存在的有关管理活动及其职能、目的、范围和技术方法的知识主体，是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秘书监图书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秘书监图书管理论文 篇1：

古代如何管理图书？

中国自古便赋予图书十分崇高的地位。《易经》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尚书·顾命》说文王登基时，将《大训》《河图》与其他镇国之宝同时陈列在太庙中;西汉“求遗书于天下”，积累起“如山丘”的藏书……这些都说明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国家层面的图书典籍搜集、整理和使用工作。在现代图书馆出现之前，各朝代都设置了管理国家藏书的政府机构，其中设置时间最长的就是秘书监。

秘书监的设立

据考古发掘和研究发现，我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就是商朝的甲骨文，在商朝也出现了最原始的国家图书馆。商朝神权迷信极为严重，统治者用神权巩固统治，维护其自身利益。《礼记·表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他们大至祭祀、典礼、征战，小至狩猎、出游、天气、收成，都要求神问卜，以定吉凶，决定行止，他们把记录问卜之事的龟甲、兽骨加以保存，以便日后查阅，这些甲骨就是我国最初的“书籍”了。到了商朝后期，使用的汉字达4500多个，现已发掘的甲骨卜辞总量达15万块，这些甲骨大多是按照时间跨度存放在不同的穴窖中，并由称为“作册”的史官进行保藏、管理和查阅。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殷墟保存甲骨卜辞的处所是我国最早的图书馆。

周朝时礼乐制度完备，文化空前繁荣，周天子设置了太史、内史（或称册尹）来记录史事，保管文书档案，并设置了专职管理收藏典籍的地方——藏室。根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曾担任国家藏书机构的史官。

秦朝实现了文字的统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一统奠定了基础，使图书和图书馆事业开始了高速发展。秦朝执掌国家图书典籍的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仅次于丞相的行政长官，为御史之长、三公之一，是朝廷的核心成员。御史大夫之下设负责具体管理典籍的御史，秦时御史张苍即为掌管秦宫廷藏书的官员。由此可以看出，秦朝时国家的图书管理机构就形成系统了。

到了汉朝，汉高祖刘邦鉴于秦朝文化上愚民政策的失败，采取了对战国以来各种思想流派和学说不加禁止的措施，仍用御史大夫等掌管典籍。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朝廷正式解除挟书禁令，民间藏书成为合法之事，解开了束缚图书发展的枷锁;汉武帝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官府藏书上也服务于这一思想，他广开献书之路，借以鼓励把流失的典籍上送朝廷，广泛收罗天下图书，充实了皇家藏书;到汉成帝时，官府藏书数量已“如山丘”。汉桓帝时，正式设立我国藏书管理机构——秘书监。秘书监的负责官员称监丞，下有校书郎中、校书郎、典籍等职。

秘书监职责的完善

魏、蜀、吴三国按东汉的职官设置各级官吏，秘书监的设置也为其继承。曹操为魏王时，由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兼管图书秘记。曹丕即位后将秘书令的职辖一分为二，中书与秘书分开，下面又分设秘书承、秘书郎、校书郎等官员。晋朝是秘书监的一个发展时期。晋惠帝将秘书省设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不仅典掌图书文籍，还兼领著作局，这极有利于典籍的编撰。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则因袭旧制。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朝代更迭，隋朝再次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隋文帝时期重视收集天下图书，规定“凡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同时隋朝废除了魏晋以来任官只重门阀的九品中正制，实行了科举取士制度。这种制度促使知识分子阶层扩大，从而也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隋炀帝时期，在秘书监职能不断完善的情况下，秘书监官员大力从事抄书工作，国家藏书事业发展更快。丰富的图书典籍为皇室图书馆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政府部门图书馆的建立创造了有力条件。当时皇家图书馆称修文殿和观文殿，政府藏书机构是西京的嘉则殿等处。修文殿藏书质量最高，备有一套最完备且无重复的正御本书籍。经过多次征集整理，皇室藏书数量猛增，仅西京嘉则殿的政府精装藏书就达3.7万卷。

唐朝国力强盛，版图辽阔，政治、文化、军事均空前繁荣，图书大量刊行，各项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带动了图书馆事业也呈现出兴盛繁荣的景象。唐朝置秘书省总理图书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图书的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唐朝秘书省人员较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所设主事、典书、亭长、掌固、熟纸匠、笔匠等职官均是前所未有。系统完善的职官体系，为唐朝官府藏书的搜集、整理、发展乃至利用提供了保证。

唐太宗时的秘书监魏征为《隋书·经籍志》所写的“总序”，是一篇有重要价值的图书馆学文献，代表了唐代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水平。魏征把书籍看成是人类智慧的宝库、变通世道的利器。他以大量篇幅系统研究了上古至唐初历代的图书馆事业，描绘了一幅兴衰图，并就各代图书馆建制、发展、活动内容、藏书规模等做了探讨，把图书和图书馆看成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锐利器具。

秘书监的削弱和革除

北宋时期经济发展迅速，文化繁荣，学术昌明，科举盛行，雕版印刷经过200年的流行达到了其鼎盛阶段，为各种门类的学术著作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和保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宋朝历代帝王一贯推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保护甚为关注，使宋朝国家藏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纪录。据《宋史·艺文志》记载，两宋共计有图书9819部、11.9972万卷。然而，与此同时，宋朝掌国家经籍图书的机构———秘书省却未能取得与图书事业同步的发展，其职能和作用被严重削弱，其官员的职官地位和俸禄不但比宋朝其他官员低，与唐、五代、元和明初的秘书省官员相比，也是最低的。

宋朝立国之初，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镇，稳定政局，建立了一套官、职、差遣相区别的官制制度。秘书省诸官皆是只拿俸禄、不务职事的寄禄官，它在统治者眼中无实际地位，职官地位也就相当低。元朝时政府设立秘书监，其职亦承历代政府“待遇儒臣”之意，由于秘书监是个“朝廷所以优待文臣”的地方，故“其监承皆用大臣奏荐，选世家名臣子弟为之”。其职能是“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同时兼领天文历数的部分职务。因此秘书监所掌管的从现在看来，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档案，而且是专供皇帝等少数人阅览和皇室成员自身形成的档案，其职能已从掌管天下典籍变成了专管档案了。

明朝在建国初期，仍然仿照唐、宋、元旧制，设弘文馆、秘书监，专司收藏和整理典籍。后因丞相胡惟庸谋反案件的发生，导致了明太祖朱元璋对明廷官职进行改革。洪武十三年（1380年）七月，朱元璋下令裁撤了中书省、丞相等职位，同时也将有1200余年历史的秘书监一职彻底革除了，并其任于翰林院，至此，秘书监被彻底废除。明朝秘书监制度的废除是其宫廷政治斗争、阶层分解的牺牲品，对藏书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相当大的副作用。虽然有翰林院的监督，但是毕竟与秘书监的专人管理大相径庭，这导致了明中叶以后，国家藏书的逐渐衰败，宫廷藏书也逐步散亡。再加上南京和北京的宫殿多次发生火灾，殃及到国家藏书楼被焚，官府藏书杂乱无章，图书霉烂、虫蛀现象普遍。明末之时，文渊阁藏书所剩无几，以至于清初之时，有人认为明朝文渊阁只是沿袭其名而已，文渊阁藏书数量当为虚数。

秘书监的重新设立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始终在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上下功夫，于是大搞图书编修笼络人心，缓和文化冲突，如康熙皇帝授命编修的《古今图书集成》达1万卷;乾隆皇帝授命编修的《四库全书》多达79337卷，成为封建王朝中修书最多的一个朝代。

清初，明朝宫廷和政府机构藏书得以保存，清朝宫廷藏书就在明朝藏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清朝雍正时期设置了文渊阁职，实际上是履行前朝秘书监的职能。乾隆时，因为收藏《四库全书》陆续建成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等宫廷四阁;又因为将藏书在江南开放而在江苏、浙江建成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江南三阁。为了加强国家藏书的管理，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内阁借鉴宋朝馆阁管理经验，并考虑到清朝宫廷藏书多处的情况，提出由文渊阁统一管理朝廷藏书事务，其他宫廷馆阁不另设立官职。

当时拟定的文渊阁管理章程中明确说明《四库全书》分藏于各阁，阁中图书“特许臣僚借读”。在章程中，他们提出了文渊阁官员的职责分工、文渊阁与内府管理的关系以及每年的曝书制度等。至于图书的借阅，“如翰林及大臣官员内欲观秘书者，准其告之领阁事，赴署请阅”，这标志着秘书监制度又被重新启用了。

随着现代图书馆的诞生，秘书监这一机构已退出历史舞台，现代图书馆的机构性质、藏书内容、读者对象、管理制度乃至职能作用虽远非秘书监所能比，但秘书监对我国典籍的贡献是难以磨灭的，秘书监时期形成的图书馆学思想，收存、编修的文献典籍，创造的古籍分类和管理经验等，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

【责任编辑】王  凯

作者：王政军 张莉

秘书监图书管理论文 篇2：

中国古代图书馆管理思想的萌芽与发展

摘要：中国古代图书馆管理思想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分三个时期分别阐述了古代图书馆管理思想的萌芽、积累和形成，对各阶段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作了简要说明。

关键词：图书馆；古代；管理思想

图书馆管理思想是关于图书馆实际存在的有关管理活动及其职能、目的、范围和技术方法的知识主体，是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中国古代图书馆管理思想起源于对书籍的管理。自从人类有了藏书活动，书籍管理的历史便已开始。但是在西汉刘向、刘歆大规模整理书籍以前，这种书籍管理活动尚处于零散、局部的状态，在藏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藏书管理思想尚属于无意识、不自觉的一种行为。尽管如此，这种最初的管理活动对后世图书馆管理思想的系统形成，其作用是不能泯灭的。现将中国古代图书馆管理思想的发展分为萌芽、积累和形成发展三个时期加以阐述。

1 图书馆管理思想萌芽时期：殷商——秦代

商代殷墟甲骨是我国早期文字的主要载体。对甲骨这些材料的保管整理，就形成了最初的档案和藏书，因此可以说，殷商时期对甲骨的收藏管理，是中国早期图书馆管理思想的萌芽[1]。西周时期，周王朝为了治理政治事务设置了多种史官，史官之收藏可以看成是图书馆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春秋这一时期的图书形制是竹木简牍，官府藏书由原来官守其书的状态分散至其他阶层，私家藏书已初步显现。秦朝的统一为藏书发展提供了条件，秦在利用遗留典籍基础上建立了多处藏书机构，称之为眀堂、石室、金匮。在这一时期，从少数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推测出当时产生了模糊的图书馆管理思想。

（1）《周礼》的“辟藏”说。“藏”指分官收藏职权范围内的典籍，“辟藏”指取出所藏典籍的意思。这是图书馆藏书管理知识的早期记载，反映了我国图书馆管理思想的萌芽。清人阮元在《杭州灵隐书藏记》中说：“《周礼》：宰夫掌官契以治藏。《史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藏书曰‘藏’，古矣。”可见图书馆管理职官在此已萌芽。

（2）目录学之先河。孔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编订，被认为是孔子将学术分类用于图书分类的首次尝试，其序次诗、书，对各篇章进行分类编排，开我国目录学之先河。

（3）图书馆作用说。战国荀况在《荀子荣辱》中认为：“三代虽亡，治法犹存。”初步反映了人们对古代图书馆藏书历史作用的认识，即其藏书目的在于教育王公子弟，使他们懂得统治方法[2]。

2 图书馆管理思想积累时期：两汉——隋唐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府藏书的确立时期，它确定了封建社会官府藏书的类型，完善了图书馆的工作内容，充实和配备了图书馆管理官员。汉初时，由萧何建造了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等宫庭藏书处所，成为我国早期的图书馆。东汉时期蔡伦发明了纸，中国的文字进入了纸的时代，国家机构藏书和宫庭藏书不断增加，校书和著述国史的事务日益繁多，因此经历多次变化，最终确定了秘书监作为国家正式的图书管理机构。三国时期，魏王肃向朝廷上《论秘书丞郎表》和《秘书不属少府表》，建议提高秘书丞的政治和经济待遇。此后几个朝代均沿袭了秘书监制度，只是在名称上略有变化。到隋唐五代，我国官府藏书得到重要发展，官府藏书极大丰富，管理工作也不断得到完善，因此，到唐代秘书省的规模和职官体系逐步完善，这在中国秘书监制度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时期有关图书馆早期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

（1）对藏书校勘的日益重视。由此产生了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郑默的《中经》、荀勖的《晋中经簿》、牛弘的《请开献书之路表》、唐贞观时期的《隋书·经籍志》等重要书目。

（2）分类思想的起源。刘歆《七略》分图书为六大类，三十八种，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法，他首创撰写叙录、总序、大序、小序等方法，开我国提要目录之先河，后人章学诚盛赞此类书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班固据《七略》编成《汉书·艺文志》，开创了我国根据官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荀勖的《晋中经簿》是中国较早的一部以四部分类为主的书目，较好地反映了《七略》成书后三百年内，学术发展带来的文化典籍范围扩大情况，使“四分法”在我国成为永制。南朝齐秘书丞王俭在《七志》中增入《图谱志》完善了书目提要内容。梁阮孝绪的《七录》在分类上增加佛法录、仙道录，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佛教、道教盛行、典籍增多的现实，其撰写提要介绍作者事迹和版本流传情况，比之王俭又进一步。专科目录学肇始于这一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经增多，相应出现了不少佛经目录，较著名者如释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僧佑《出三藏记集》。僧佑之后佛录渐从译经特征编排，转向以佛经内容分类，隋释法经编撰《大隋众经录目》，把“经”、“律”、“论”分开，“大乘”、“小乘”各列一录，三藏以外的书分为抄录、传记、著述三集，这样把一切佛书汇集在一个严密的体系之中[3]。隋朝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的出现是我国图书馆管理从感性知识向理性认识转化的开始。而《隋书·经籍志》则是继《汉书·艺文志》后，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开中国古代图书著录四分法经史子集命名的先河，确定了四分法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地位，它记载了我国上古和中古时期的书籍发展情况，这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整理书籍。秘书监魏征为《隋书·经籍志》所撰总序，标志着我国古代图书馆学发展的新阶段，图书馆知识的积累逐渐走向成熟，较为系统的图书馆管理思想逐步积累。

3 图书馆管理思想形成发展时期：宋代——清末

由于北宋时期发明了活版印刷术，加上宋代统治者实行文教政治，从而大大推动了出版业的兴旺发展，各种书籍大量出版，形成了官府图书馆、书院图书馆、私人图书馆三大体系。而宋代图书馆管理机构几经更易，元丰改制前，馆阁分揽全部官府藏书，秘书省有名无实。元丰改制后，馆职废除，秘书省成为统一管理官府藏书机构。明朝秘书监职能改隶翰林院。由于管理不善，典籍损失严重。清代鉴于明代官府藏书管理机构设置的教训，同时总结了唐宋诸代的经验，进行重大改革，不再设置秘书省及众多的各馆馆职，采用集中管理的方式，全部官府藏书由文渊阁统一管理，阁职分工明确，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图书馆管理机构。我国数千年来的官府藏书管理机构的建置沿革，是向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至清代以单一阁职的统一管理而告终，同时也表明我国古代图书馆管理体制的变化。

（1）宋代以程俱为代表，开始了图书馆管理思想的系统化尝试。他编著的《麟台故事》总结了中国宋代以前图书馆管理思想，使零散的图书馆管理知识得到整理和初步系统化，在书中，程俱将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归结为三点：其一是养育人才；其二在于资政参考；其三在于利用国家藏书进行修纂工作。这使得图书馆管理的目的性更加明确、具体，指明了管理的方向。书中还论述了国家图书馆藏书的购求、整理、典藏和使用等管理的基本环节，程俱还十分重视“馆职”，即对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管理，用了三个篇章加以论述。他在书中不仅从宏观上阐述了办馆思想，且在微观上论述了图书馆馆址的选择，馆舍设计建筑、图书馆人员的待遇等，这些都是程俱《麟台故事》对于图书馆管理学的重大贡献[4]。另外，南宋郑樵所编《通志二十略》颇有创见，特别是其中的《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是他研究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总结。《校雠略》是目录学专著，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前人的学术观点，在目录的著录方法与范围上，指出不能“只记其有，不记其无”，应将书、图兼收，通录古今，以便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图书分类理论上，他提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若无部伍之法，何心得书之纪”，“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在解题和编目问题上，他认为“书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即使对应释之书，也不能泛泛而说，提出“泛释无义”的原则，要求编目时目录要著录全面。在藏书理论上，他总结出访求图书的8种方法，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也称“求书八法”。他提出图书馆的知识是“天下之大学术”之一，同为“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明确地把图书馆列为一门单独的学问[5]。

（2）明代，随着活字和刻版技术日渐发展，官私藏书均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人们对图书馆领域进行了更广泛的探索。邱濬撰写成《论图籍之储》、《访求遗书疏》，认为整治图书馆是“治国平天下”的首要任务。关于图书馆管理活动的内容，他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将图书馆管理的一般内容及相互关系集中表述出来，这是图书馆管理认识史上的一大进步。鉴于对图书馆管理的认识和图书馆管理内容的理解，他还提出了整治国家图书馆的较为完备的管理意见和管理计划，著作中也提到了图书馆的设置和增设图书馆官员等问题。

（3）清代中叶，我国图书馆事业获得空前大发展，图书馆管理思想涉及到了新的领域，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以祁承熯、孙庆增为代表的“整理说”思想和以弘历、周永年君臣为代表的公共图书馆传播说管理思想。祁承熯在《澹生堂藏书约》和《庚申整书小记》中提出来购书、鉴书、分类书目的原则，孙庆增在《藏书纪要》提出一系列的藏书建设相关技术理论。弘历即清乾隆，建造了“七阁”——文渊阁、文津阁、文源阁、文溯阁、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贮“钦定”残《四库全书》以“嘉惠士林”。要求江南三阁对民间士林开放，为此数次发布谕示。除江南三阁，收藏《四库全书》副本的翰林院也加以开放。这反映了弘历的公共图书馆管理思想，开创了图书馆对平民开放的先例。周永年认为，“书籍者，所以载道纪事，益人神智者也”。遗憾的是，自汉以来，“官私之藏”，“未有久而不散者”，“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之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这些观点，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几千年封建社会图书馆管理上的主要缺点。周永年在《儒藏说》一文中，提出了公共儒藏的思想，注重藏书的利用和流通，他连年奔走四方，或投信鼓动师友，寻求响应和支持，“士大夫起而和之者颇多”。周永年的倡议和实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据史载：周永年“以为释、道有藏，儒者全无。乃开借书园，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抄，以广流传”[6]。弘历、周永年是古代图书馆管理改革的理论家、实践家，他们创立的公共图书馆管理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图书馆传统的对平民封闭的管理形式，成为中国古代图书馆管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东西方图书馆管理思想融合的起点。

4 结语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图书馆发展的一条主线是藏书管理，因此藏书管理思想占据古代中国图书馆管理思想的重要位置，但其重藏轻用，注重收集、整理、保存文化遗产，没有注重对藏书的充分开发与利用；另一方面，从古代开始，在我国图书馆管理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十分重视人的因素，从东汉时期设置的秘书监制度，以及发展到后来的馆阁制度的论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图书馆管理的一大特色。总之，我国古代图书馆管理思想是我国整个图书馆理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相关研究不仅让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我国图书馆发展的脉络，对日后我们进行相关研究也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黄宗忠.图书馆管理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2]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韩淑举.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述略[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2，（1）：70-75.

[4]姚伯岳.《麟台故事》整理前言[J].图书馆学研究，1987，（4）：73-77，9，144.

[5]朱天俊.郑樵目录学思想初探[J].社会科学战线，1978，（3）：346-351.

[6]田建良.周永年《儒藏说》及其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J].图书馆学刊，2005，27（5）：39-40.

作者：程璇

秘书监图书管理论文 篇3：

唐代历史环境构架下的秘书省地位和作用分析

摘 要：在我国古代隋唐时期，统治阶层为了加强政权控制，积极的对官制进行了调整。随着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制度不断调整、融合，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消减了自身的弊端，在动荡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的形成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制度框架。完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管制形式健全的历史任务，为唐代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局面的出现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唐代;历史环境;架构;秘书省;地位;作用

唐代秘书省是由监、少监、丞、郎组成的行政中枢，而秘书监就是最高的职务。唐代秘书省除去省部之外，还辖制著作和太史两局。太史局主要负责天文历法，与秘书省时分时合，唐代秘书省的职能地位在天宝初到唐末达到了巅峰。

一、唐代秘书省的历史地位

（一）制度上的集大成者

隋唐时期继承了北周政权建立的“关中本位政策”，政治制度也是从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承接集成。隋唐时期的官制演变大成，并逐渐的固定了下来。唐代秘书省在制度上继承了汉魏六朝数百年的发展内涵，是历史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简而言之，隋唐秘书省制官制度远接汉魏，近承北朝，是依据北周官制的大体形式，结合南朝的实践经验，最终杂糅形成。

（二）图籍职责的清晰

秘书监这一职位最早出自东汉桓帝延熹二年，主要负责图书保管和古今图书文字勘定。因为负责的图书属于禁书，所以有秘书之称。至隋朝时期，秘书省辖制太史、著作两曹，主要负责中央层面的图籍的收集、管理、校勘等工作。唐代初期继承了隋朝的机构设置，但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较多的变动，唐代初期秘书省的图籍职责逐渐的清晰起来。

二、唐代秘书省的历史特点

（一）秘书省政治性逐渐消失

随着秘书省图籍职责的明确，自身所攜带的政治色彩也逐渐的消亡。发展到唐朝时期，秘书省更多负责的是收藏图书、字画、拓本等图籍文献资料。随着贞观年间的著作罢史任，秘书省已经成功转型为存粹的图籍管理机构。同时，唐初秘书省任职的人员多参与政事，到唐朝中晚期，秘书省的长官已经在政局中被逐渐的边缘化。

（二）职官任职的学术性的保持

唐朝秘书省的任职官员大多属于学术型官员，在唐朝的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但一直都保持着任命上的学术性，即职官的任命会考虑到人员的学识修养。在秘书省职官的迁转过程中，唐朝中晚期的高级官职和尚书省六部官员的迁转逐渐增多。

（三）秘书省地位的沉浮

随着时间推移，唐初的中央政治体系逐渐向着中书门下制发展，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凸显出一元化的权利核心特点。中央官职的权利大小一方面取决于皇帝的宠信程度，另一方面则取决与不同历史阶段的机构合作和斗争态势。在唐朝的秘书省之内，这些特点同样存在。比如因为魏征高超的参政议政能力，导致贞观时期秘书省掌握了很大的活动空间。唐代中晚期因为国家经济实力的下降，更具政治性质的翰林院掌握了参政议政的职能，秘书省逐渐恢复了图籍的搜访、整理、编撰的职能。

唐初的秘书省的设立是隶属于三省之一的中书省，秘书省有下设太史、著作两局。《太平广记》引韦述《两京记》记叙了开元以前秘书官员的任职情况，曰：“唐初，秘书省唯主写书贮掌勘校而已，自是门可张罗，迥无统摄官署，望虽清雅，而实非要剧。权贵子弟及好利夸侈者率不好此职，流俗以监为宰相病坊，少监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为尚书郎病坊，秘书郎及著作佐郎为监察御史病坊，言从职不任繁剧者，当改入此省。然其职在图史，非复喧卑，故好学君子厌于趋竞者，亦求为此职焉。”随着开元之后的科举制度的兴起，秘书省任职人员在初唐被赋予了进仕的含义。形成了“进士非科第者不授校正，校正欠资考者不署畿官”的任职习惯，最后演变为规章制度。

三、唐代秘书省的历史作用

（一）藏书制度的完善

我国古代官府藏书制度在西汉时期逐渐的成型，官府开始营造不同功能的藏书的场所，同时还设置了系统的职官来负责各种图书的校勘、编目以及抄写等工作。在东汉末年的秘书监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社会中专门司职图书的官制出现。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制度上的尝试，隋唐时期的秘书省负责的官方藏书制度趋于完善。在两汉时期，官府的藏书来源是进行社会购募、官方修撰、机构抄写，并没有其他职能的体现。东汉至唐的秘书省职官制度的完善，主体的职官建制没有发生变化。在图籍的管理层面来讲，秘书省凭借官藏的身份，在图书的形式上非常的讲究。选择书法优秀的人员运用社会流通的纸张、笔墨进行书写，加盖官方藏书印章，同时采用特殊的装帧方式。不仅可以防止藏书的丢失，还可以民间藏书形成区别。

（二）图籍收藏丰富

随着隋唐大一统的局面出现，社会经济稳步发展，为盛唐文化的诞生打下坚实基础。图书的编撰活动繁盛，促进了图书诞生、流通以及运用。隋唐科举制度的确立，雕版印刷的出现都造就了唐代藏书的兴盛。唐代秘书省图籍收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扩充和发展，直至后唐时期编撰的《旧唐书》也认为唐朝藏书以开元年最为兴盛。

（三）馆阁藏书制度的形成

秘书省之外设置宫廷藏书，起源于两汉时期的内外三阁制度，隋朝设立了专门负责宫廷藏书的观文殿。唐代设立了弘文馆、史馆、集贤馆等，不仅收藏了大量的图籍书画，还设立了专门的图书管理、校勘的职务。承担了官方层面图书整理活动，逐渐的演化为官府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的文馆职责和秘书省藏书职责是重复的，藏书人员的职官设置更加的完善。从五代时期出现的馆阁制度，再到唐代秘书省的发展，都为宋代馆阁制度的出现奠定坚实基础。

结束语：综上所述，唐代历史环境构架下的秘书省地位和作用可以细分为三个层面，即秘书省的历史地位、历史特点和历史作用。要客观的评价唐代历史环境架构下秘书省的地位和作用，为人们理解隋唐时期的文化环境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王小甫，等.创新与再造：隋唐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05）.

[2]郭伟玲.试论唐代秘书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J]图书馆学刊.2015（09）

[3]吴夏平.唐代秘书省社会地位变迁考论[J]史料研究.2016（06）

作者：邬烜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