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技儒学特征论文

[摘要]先秦诸子百家中，唯独墨家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科学精神，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应用技术的探讨。后期墨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自然视为独立的认知对象。《墨经》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首次展现了科学理性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统一。在中国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分析墨家学说衰亡的原因、重估墨家学说的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古代科技儒学特征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古代科技儒学特征论文 篇1：

浅谈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

我们祖先凭借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创造了辉煌的科技成就，我国古代科技成就曾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遥遥领先于世界，但它却没有像西方一样孕育出近代科学，反而在明清之际变得停滞不前，其原因何在？下面我就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来加以探讨，希望能从这些发展特点中找出中国古代科技兴衰的一些原因和启示，为今天科技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一是中国古代科技自成体系，独立性和排外性强。中国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地形上又多是平原和丘陵，我们的祖先就繁衍生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农业生产和各种手工业生产为主要的生产活动形式，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缺少交流的情况下，中国各学科独自发展，自成体系，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科技体系，例如医学，特别是中医理论。

另外，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一经形成后便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自成体系，有着很强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保守性和排外性。随着这一体系本身的形成和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它的保守性、排外性日益突出，这使得与原体系不同的科学成果和科学思想的出现就成为很困难的事。与此同时，它对外来的科学技术的吸收具有很大的选择性和排它性。当然，如果外来的东西不会影响到这个体系本身，就可以顺利地被接受并融化在这个体系之中。例如原产美洲的花生、玉米、烟叶、番薯等农作物传入中国后迅速得到种植和推广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但其他与原体系不同的科技就难以吸收了。例如，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科技知识，就没有被中国科技体系所吸收。原体系的保守性与排外性显然成为其吸收新知识的一种障碍，从而导致中国科技在明清时期落后于西方。

二是中国古代科技具有大一统的结构体系特征。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就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统一的封建国家可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这样一方面为古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古代科技也必须服务于大一统封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的需要。我国古代科技中的天文历法、农学、军事、地图绘制、水利工程、数学、皇宫建筑等学科，由于适应

了国家的需要，受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而得到大力推广和发展，使得这些学科打上了大一统科技结构体系特征的烙印。同时，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与封建王朝的兴衰密切相关，大一统的科技是中国特有的。

三是中国古代科技以官办为主。长期以来，观测天象、编制历法等工作，以及和它们相关的大型天文仪器的研制，大规模的天体测量，水利工程的兴修和一些大型著作的修撰等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下由政府组织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完成的。另外，绝大多数核心技术也都掌握在官办手工工场及其人员手中。多数对各门科学技术有重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或技术专家都出身于官僚家庭，有的就是当时的高官。在小农经济的大背景下，大部分的科技成就也只有在政府的组织实施下才能取得。中国古代科技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应用方面都具有官办性质。

四是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宇宙观是指导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主要思想之一。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着重研究事物的整体性，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整体和谐的思想，把自然界看做是一个有机整体，立足于从整体上来把握事物及其规律，强调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特点，都是基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强调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讲究“天人合一”。我国的中医理论就是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宇宙观的代表性成就。

五是中国古代科学儒学化的特征非常明显。科技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必然会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成长于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古代科技亦是如此。一方面，儒家文化对科学家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对科学研究也产生了影响。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中国古代科学的许多方面都与儒学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六是中国古代科技与政治密不可分。我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与政治制度息息相关，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能脱离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中国古代科技从产生之时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古代科技中的天文历法是中国古代建立“天人合一”政治哲学体系的有力工具；小农经济在封建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关系到封建国家政权的稳定和赋税的征收。所以与农业有关的学科历来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古代科技由此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科技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到了明清时期，政治上封建专制不断强化；在文化上采取“八股取士”，大兴文字狱；在对外关系上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在经济上重农抑商。这些措施严重阻碍和束缚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使得我国科技在明清时期落后于西方，没有发展成为近代科学。由此可见，中

国古代科技受制于封建皇权政治的需要，被赋予极强的政治功利性，与政治密不可分。

七是中国古代科技应用性强，忽视理论研究，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探索不够。我国古代发达的学科都与实际应用有关。例如古人认为天体现象能反映天命，关系王朝的兴衰，所以天文历法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天文历法测算需要数学，数学学科因此发达。古代数学除被应用于天文历法外，也与土地丈量、地图测绘、赋税计算、水利工程建设等实用事务有关。例如《九章算术》完全是为实用目的而写的。而农学、医学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实用性学科，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造成中国古代科学实用性强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古代科技部门是直接为国家治理服务的，当时政府注重的是科学技术的应用，而不注重探究事物的原因。另外，古代的知识分子重视读经书，他们关心的是功名和业绩，而很少自觉地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也不重视理论的研究。

八是中国古代科技从内容上来看，它主要集中于与农业、国计民生有关的农学、天文历法、数学以及医学等领域。

九是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中国古代科技主要采用对传统典籍的整理和对经验的总结，缺少科学实验，轻视对理论的概括和研究。

十是从科技应用上来看，主要服务于封建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大型工程建设的需要。例如《九章算术》主要解决土地丈量，谷仓、堤坝、河渠修建，收税等实际问题，为数学学科发展而研究数学的极少。

十一是从分布领域来看，主要集中在与农业息息相关的农学、天文历法、医学以及数学等领域，其他领域涉及较少。

十二是从发展水平上来看，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遥遥领先于世界，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明清时期落后于西方，没有发展成为近代科学。

总之，中国古代科技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自成体系而且独立性与排外性强，与政治联系密切，以官办为主，形成了大一统的结构体系。在思想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学化的特征非常明显。在应用上，学术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和国计民生，实用性很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对传统典籍的整理与经验总结，缺少科学实验，轻视对理论的概括和研究。在发展水平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于世界，但在明清时期落后于西方，没有形成近代科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遗憾。今天我国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需要从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以早日实现“中国梦”。

（责任编辑庞丹丹）

作者：谭周桂

古代科技儒学特征论文 篇2：

重估墨家学说的科技价值

[摘要]先秦诸子百家中，唯独墨家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科学精神，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应用技术的探讨。后期墨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自然视为独立的认知对象。《墨经》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首次展现了科学理性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统一。在中国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分析墨家学说衰亡的原因、重估墨家学说的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墨家　《墨经》　科技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

一、超越于同时代的墨家科技思想

墨家是一个富有科学精神和逻辑修养的学派。在墨家的科学思想中，既有严谨的实验精神，又有严密的逻辑方法，而这些对于科学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墨家的科技结构中，同时具备理论、实验和技术这三个要素。墨家本为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很有利的道路，也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发展方向。正如胡适所言：“看《墨辩》诸篇，所载的界说，可想见当时科学方法和科学问题的范围。无论当时所造诣的深浅如何，只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范围，便可看推想这一支学派，深浅如何，只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范围，便可看推想这一支学派，若继续研究下去，有人继长增高，应该可以发生很高深的科学和一种‘科学的哲学’。”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重视理论、崇尚科学的因素。墨子提倡“学而能”，(《墨子·尚贤下》)即学而知。他主张“精其思虑，索天下之隐事遗利”。(《墨子·尚贤中》)但在认识论上，墨子偏重于经验论。而墨家后学完全克服了墨子经验论的倾向，高度重视理论思维，精心研究各门科学知识。在狭义的《墨经》四篇中，墨子的鬼神迷信思想被抛弃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以彻底的无神论和科学观。相比较而言，《墨经》的理论是当时最正确、最科学的理论。《墨经》囊括了逻辑学、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生理学、心理学、数学和物理学(尤其是力学、光学)等各门学科的内容，堪称为一部微型的古代百科全书。

在先秦诸子中，甚至于后来的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天道或自然界作为“天人合一”的一极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而真正成为主体所探索的对象。儒道两家的这一思想倾向更为典型。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之类的形而上学问题，他以解决人的自身问题为直接目标，具有纯粹的道德哲学特征。《易传》对于自然界的结构、变化讨论较多，但对于天道的理解和界说却是抽象的、思辨的，并没有在科学的意义上对自然界的本质、规律作深入和具体的探索，并且其思想旨趣在于强调“德合天地”，仍未能突破以天证人或以天合人的思维框架。先秦道家强调“道法自然”，表现出崇尚自然的思维倾向。但其所指的“天道自然”只不过是要求人们按照自然的原则生活，返朴归真以维护人性的纯真。道家也未能开辟出一个以自然界为对象的独立的认知领域。儒家的“天人合一”之说重在调节人与人的关系和追求社会整体的和谐，而道家则重在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提高个体的精神生活，儒道两家分别从群体与个体、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两个不同的侧面确立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先秦之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一种以儒道对立互补为基本结构的文化格局。墨家与先秦其他学派的思想、文化倾向不同。墨家是“士”和“工匠”结合而成的学术团体，具有学者和工匠两种知识传统。从《墨子》全书看，墨家成员大都直接参与了各种生产工艺技术活动，掌握了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墨家将学者知识体系和工匠实践经验相结合起来，将自然现象客观内容的认识和思维形式在确定性、一致性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形成一系列的科学定义、科学命题、经验公式等成果，《墨经》是其集大成。墨家以集团形式到处奔走，因此有机会去熟悉、掌握当时最先进的各种生产技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材料，为墨家科学活动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维空间，为其科学理论思维准备了实证材料。后期墨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自然视为独立的认知对象。虽然后期墨家并没有提出一个系统的自然观，也没构筑起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但重要的是他们把研究对象转向了人自身以外的自然界。与其他诸家如儒家仅把“格物”的“物”当作表征政治人伦的概念不同，墨家将“物”这一概念予以提升、抽象，认为它是一个“达名”，包括天地万物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物”获得了普遍的形式而成为主体认知的重要对象。

科学主体要正确地把握外物和获得外物的知识，还必须就对象进行逻辑分析，使用清楚明白的概念和遵循严密的逻辑规则。墨家很关注逻辑问题，其道理也在此。后期墨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建立起第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严密的逻辑体系。许多学者指出，后期墨家的逻辑学足以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印度的因明学相媲美。墨家重视逻辑学，说明墨家学者具有一种理智心灵，其中渗透着认知理性的精神。而先秦诸子(除后期墨家外)是以整体性的直观、类方法把握对象世界，这种思维方法不是通过纯粹抽象的逻辑方式所获得，而是通过“观物取象”，也即直观综合的产物，因而具有感性的特征，甚至于有主观比附的倾向。这种方法以直观性的类的观念为基础，通过类推的原则来把握事物的联系和本质。如先秦的“天人合一”观念认为，天道或人道在结构、秩序或功能方面相似、相通或说是同类，于此由社会人事推测出自然界的本质及其变体，反之又可以由自然界的本质及其变化推测社会人事的规律或变化。“天人合一”是由人观天、由天证人的思维过程，这一过程属于直观性的比类推理过程。孔子所说的“推己及人”、孟子的“诚者天之道”或“尽心、知性、知天”，以及老子所说的“抱一而为天下式”，甚至于荀子所说的“礼者天地之经”，都是在“天人合一”的意义上从不同侧面体现了直观比类这一思维方法的特点。这种整体性的直观比类方法，强调客观事物之间的辩证联系，具有辩证思维的特征，然而由于它忽略了对对象世界进行详尽、逻辑性的分析，因而带有模糊性、直观性、思辨性的特征，从这种思维方法中发展出来的自然科学具有重实用、重技术、轻理论的经验倾向。在先秦，整体性的直观比附方法获得了普遍的形式，成为先秦哲学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家把握世界的基本方法。

墨家在早期墨子那里就已经开始了逻辑规则的讨论，并把逻辑规则运用于论辩活动中。例如，墨子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反对论敌的言论，提出了“类”和“故”这两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概念。“墨子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即‘有故’，没有理由的就应服从有充分理由的，即‘无故从有故’。(《非儒下》)在科学研究中，寻根问底，多问为什么，这是很可贵的科学思想。后期墨家沿着墨子所开创的致思方向，对形式逻辑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探讨，遍及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等基本规则。如在概念论方面，提出了“以名举实”的原则，同时对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分类，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种。在逻辑判断方面，提出了“以辞抒意”的原则，对判断规律作了探讨，研究了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问题。在逻辑推理方面，提出了“以说出故”的原则，并且探讨了多种逻辑推理的具体方法，包括“效”(效法)、“辟”(类比推理)、“侔”(直接推理)、“援”(间接推理)、推(归纳

法或演绎法)等。重视分析性的逻辑方法是后期墨家区别于其他诸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特征。

墨家科学思想已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科技思想水平。墨家科学思想首先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知识表达语言。如逻辑学上有名(词项、概念)、言(语句、判断)、辩(证明、反驳)、且、已、必、使、尽、止等范畴；哲学上有久(时间)、宇(空间)、有穷、无穷、同、异、同异交得、兼、体、化等；数学上有方、圆、平、直、倍等范畴；物理学上有力、动、止等范畴。这些概念虽然与现代科学语言有着重大的差别，但其表述上独特的体例和简洁的风格在先秦典籍中是非常突出的，这表明墨家已试图用一种特殊的区别于当时一般的自然语言来表述他们所要探讨的科学问题及科学结论。在某些领域，墨家建构了具有逻辑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尤其以著名的光学八条表现最为典型。另外，《墨经》列举了各门科学上的定理及其证明，对一些概念给出了相对严格又颇具抽象程度的定义或界定，在给定义时又能够由简入繁、前后相接，在已被定义的简单概念的基础上再去定义相对复杂的概念。如对圆的定义，“圆，一中同长也。”(《墨经·经上》)“圆：规，写交也。”(《墨经·经说上》)这条对圆的定义与现代几何学的定义并无差别。这表明墨家已掌握了科学概念定义的基本方法，这一点在先秦各派中是绝无仅有的。墨家在科学研究活动中还引入了实验环节，虽然实验粗糙，但表明墨家已建立了一个初具结构的科学活动过程。由此可见，墨家科学与作为西方近代科学“种子”的古希腊科学不仅极为相似，而且处于相当的水平。

二、《墨经》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首次展现了科学理性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统一

重效益、讲实用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价值取向。以实践应用作为文化建构的价值取向，是墨家科技思想所体现的文化特征之一，也是传统的实用理性价值观的表现。墨家思想中的一个中心观念即“利”。作为一种关注天下的学说，墨家提倡功利的目的是着眼于天下而非个人的，这也正是他们重视科学技术的理论动机。他们将“兴天下之利”与“除天下之害”并提，且以此作为“仁人”奋斗的目标。这种“利”的观念也渗入在墨家提出的判定言论是非的“三表”之中：“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所谓“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要求一种学说必须以实用为目的，以百姓人民的物质利益为出发点。《墨经》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首次将纯粹的科学主义价值观与注重实用的工具主义价值观融为一体。这种价值取向虽然缺乏高度的自觉性而只是自发的。但它却为中国科技文化史甚至于世界科技史开辟了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科技价值方向——科学主义与工具主义相结合的科技价值观方向。

《墨经》把自然客观世界作为独立认识对象，经过“巧传则求其故”(对代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探求其原因和规律)的抽象概括，以形成反映事物本质规律的科学技术。《墨经》的科技思想有利于人们用来进一步把握、改造客观事物，使之在某种程度上变为符合人的利益和需要的自为本体。如《墨经》中阐述的“衡木加重而不挠”的桔槔机，“绳制挈之”的滑轮以及“车梯”等利用杠杆和斜面原理的简单机械，都是反映人们变事物自在本体为自为本体的范例。这些简单机械的研究和利用，发挥了人们认识与改选自然的主观能动性，改善了生产条件，提高了劳动效率。

墨家通过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观察到同一事物客观地存在着像有无、是非、存亡、贵贱等相互对立的两重属性，从而提炼出同时把握事物同异两面，一分为二地抓住事物的基本属性，进一步揭示事物本质的“同异交得”的思维方法。“同异交得放(仿)有无。”(《墨经·经上》)“仿有无”即例如有无，在《经说》中列举了“有无”等14个例子。从这14个事例来看，所谓“同异交得”，从事物方面看，就是像有无、多少、去就、坚柔、死生、长少、白黑等相异或相反、对立的性质存在于同一对象；而从思维方法角度说，是指同时把握同异两面，或全面地、整体地看待事物。亚里士多德曾说，在自然事物中，“人们可以看到相反者自身总是出现在同一主体之中，而且是同一事物的属性；我说的是例如健康和疾病、美丽和丑陋、强劲和柔弱、明与暗、聪与聋。”亚氏的这种说法与墨家的论述极为相似。墨家对“同异交得”的原理和方法极为重视，这一思维方法引导墨家不断获取知识，发现真理。《墨经》中有关义利统一的价值观，渗透着同异交得思维方法的火花。墨家提出：“义，利也。”(《墨经·经上》)“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墨经·经说上》)这就是说，义即为利人之公利，要立志为天下人服务，把天下一切事务当作自己的份内之事，而不必考虑为个人所用。墨者主张一切行为包括科技实践的目的，都在于趋利避害。墨子自创立本学派以来，就反对把普遍原则和生活、行为相分离，认为对普遍性东西的追求，就在于应用它。在墨家看来，科技理论是“兴利除害”的工具。因而，其学派的论述是通过以事说理的方式“谈辩”的，墨者并不是抽象地讨论“辩”，而是以为现实服务为宗旨研究辩学的。

墨家掌握的技术是经验层次的知识，同时，他们从经验中抽象出的知识目的又是为了应用于实践之中。墨家的功利观是以满足人之所欲，使人达到温饱为基本目的。墨家的自然科学研究从属于墨家的“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最高宗旨，在墨家身上表现出思想理论与制造工艺的统一。梁启超曾指出，“质而言之，则利之一字，实墨子学说全体之纲领也。”他认为墨家所言之“利”是“殆利人非利己”，“其目的固在利人，而所以达此目的之手段，则又因人之利己心而导之”。因此，墨家学说是“圆满的实利主义”。

三、墨家学说衰亡的原因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影响

墨家是先秦最具有科学精神的学派之一，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墨家学说成为绝学，而墨家所开创和独具的注重科学的精神也湮没了。而吸收了道、法、阴阳诸家之长的儒家自汉代起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儒家以周礼当作最高规范，以社会政治伦理问题为中心内容，以阴阳五行为解释框架，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的思维方式，这些特点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思想奠定了基调，形成了一个沉重的思想传统。墨家的科学思想，将自然与社会分离，以自然物体、自然现象作为科学认识活动的独立对象，强调以科学实践为基础的理性分析，反对五行相克的先验图式，与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大相径庭。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来看，儒道两家本质上是作为主观境界型的学说，其主要目的在于提升人的境界，改善人的精神生命的状态，解决如何做人的问题，它们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人文主义的文化传统。墨家作为客观形态的理智性学说，其基本功能在于完善人的生存的外部环境和提高人们驾驭自然界的能力，它从另一层面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后期墨家的哲学理论和科学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可能发展方向。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史上，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一直处于支配性的地位，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后，人们以此为参照系，发现中国传统文化

结构的平面性缺陷，也就是说只有实践理性，而缺乏认知理性的层面，因而使中国民主和科学难以正常地发育和成长。国人在对传统文化反思的过程中，发现墨家学说与西方文化有相通之处。胡适就曾指出：“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这些学派在中国古代一度与儒学学派同时盛行。”“我认为非儒家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所谓“非儒家学派”主要指墨家学派。胡适在此看到了墨家学说的独特价值，要求复活这一传统，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应以逻辑方法为基础，哲学的发展也“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中国到了近代与西方相比落后了一大步，其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一种发达的认识论和逻辑意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构，其“根本路径是在原有的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中，融人墨学一极，形成儒、道、墨的新格局。这一文化新格局中，既包括实践理性，又包括认知理性，实现形上与形下、德性与知识的统一。其结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偏枯的，而是饱满健全的，可以满足人的生命存在的全幅需要。”中国科学的落伍，开始在先秦及先秦之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先哲似乎没有意识到有把自然科学方面知识当作重要追求目标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东西，正是2000年前后期墨家倡导的科学精神。后期墨家的哲学理论、科学思想及逻辑理论在秦汉之后骤衰，而儒道结合的思想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关于墨家与名家消亡的原因，李约瑟认为：“大概是中国社会生活具有把思想极化为儒道两种类型的作用。一方面是，士大夫的具体社会目的阻碍了对逻辑问题的任何密切注意。”在我国古代社会，士大夫在学习知识和发展知识的取向上侧重于社会目的。这种社会目的显然是向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国家治理的方向倾斜，而将人们的探求落人人治社会。因此可以断言，中国古代人们的社会选择，促使了墨家的消亡。汉武帝开始的独尊儒术，应是对此直接的打击。墨家学派本来体现了极好的劳心与劳力的结合，而劳心与劳力的结合正是近代科学与技术研究发展所必需的。墨家作为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的集团，被当时社会政策所压制，墨家学说也难以为继。相反，儒家因世世代代受统治者及社会支持而承传和兴旺起来。墨家的湮没与儒家的兴旺给我们现代社会的启示意义很明确，学术体系要得以繁衍，科学精神要得以继承并发扬，社会的支持非常重要。在中国处于百家争鸣时代，《墨经》无疑是中国古代科学文献中最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然而，由于墨家具有反宗法观念，儒家则把宗法结构外推到国家，主张建立家庭与国家同构体；在古代中国，宗法组织从来没有像西欧中世纪那样被高级宗教瓦解过，所以墨家的衰落是历史与社会环境所致。由此可见，宗法组织的家庭观念和科学有着天然的对立。传统文化是小农经济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家族宗法的社会秩序相结合的产物，而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秩序对科学技术的依赖程度很小，在科学思想和科学内容上要求并强迫科学认识活动服务于维持社会等级秩序的政治需要时，墨家的科学思想失去了生存的社会环境而被湮灭，以“仁礼”为核心内容、以元气阴阳五行为形成框架的儒学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干，这也是历史的必然结局。

墨家学说作为我国古代产生的一种重要学说，是不能被人为地贬斥和泯灭的。因为墨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科学思想既有它当时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又有它超越时代的思想内容。墨家的科学技术和要求社会改革的思想，随着社会历史和科学文化的新发展，应该受到人们的重视。爱因斯坦所说的西方科学形成的条件同样适用墨家学说。先秦时期墨家之所以在科学方面独树一帜，是因为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后期墨家注重对外物的探索，从而有自然哲学、知识论、逻辑学的形成，为科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研究墨家学说，我们不仅仅只限于关注其具体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其内在的科学精神和认知理性精神。墨家科技思想以自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强调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但中国古代科学没有照此路线发展，而是走向了注重技术创造，忽视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基本规律的研究的道路。中国古代科学长期停留在现象的描述阶段，缺乏实验手段去验证其普遍性，古代科学家对于自然现象的观察无法归纳为普遍的法则，不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规律性的指导。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缺陷，正是因为失去了墨学注重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这一重要文化传统。

作者：童恒萍

古代科技儒学特征论文 篇3：

开创与抑制

摘 要：注重实用理性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特点和基本原则。在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科学知识的范围确定，技术活动的经验传统，科技文化的传承等都与之有着密切联系。实用理性是中国古代科技走向辉煌的重要原因，但同时它也是古代科学技术未能迈进现代之门的主要原因。从社会和历史的维度，对中国古代科技活动中的实用理性原则进行分析与批判，对于我们建设现代科技文明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实用理性；科技文化；工匠传统

从总体上讲，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是建立在实用理性基础上的。中国的古人以追求实用为目的，在公元16世纪前，创立了辉煌灿烂的古代科学技术体系。围绕农业生产，在农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建筑学等诸方面领先西方世界。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河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中徘徊。"实用性原则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华文明强盛繁荣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在技术创造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古代中国能出现享誉世界的四大发明、精准微妙的天文历法、精妙至极的算学著作、宏伟壮观的水利工程、巧夺天工的宫殿建筑等等无不显现着古代中国人无穷的智慧与创造力，更是实用理性原则发挥引导性作用的结果。

中国古代科技中的实用理性是指科学技术研究的目的、手段、评价体系围绕着生产生活中面临着的实际问题展开，是有实用对象的倾向技术应用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经世致用，科技活动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一样，重人生，讲实用，宣扬"崇德利用"。研究各种事物是为了致用，为了提高道德。抽象思维的逻辑性归纳不是古代科技活动的目的。

中国古人很少思考那些与实际生产生活无关的抽象问题。实用理性的存在是从思维到行为的全程延续，“它以儒家思想构成了一种性格——思想模式，使中国民族获得和承继着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妄想，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

一、实用理性对古代科学研究内容具有确定性

中国古代科学研究不是为了对自然奥秘作追根寻底的探索，而是为了满足国计民生的实用需要。农学、天学、算学、医学诸学科之所以得到长足的发展，是因为这些学科与生产生活和国家事务关系密切。社会发展对哪方面有了解的需求，科学家们就去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实用理性指引研究活动的方向，确定其内容与范围。抽象和思辨不为人们的科技活动所看重。研究什么，怎么研究是根据科技活动对具体社会生活能够具有改善和贡献作用来确定的。

例如，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突出，古代天文学的两个主要分支天文观测和历法编制。它的实用目的十分明确：一是为了观星占卜，通过观测天象变化判断国运人事的吉凶；二是为了"观象授时"，即通过历法的制定，引导农业经济顺应气候、天象、物候的周期性变化。显然, 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被赋予了满足政治和经济实际需要的双重功能。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也带有很强的实用目的。传统数学的奠基之作《九章算术》分列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章, 共收集246 个应用问题的解法, 它们基本上是从生产和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实际问题。如方田章讲平面形求面积法，粟米章讲粮食交易的计算方法，衰分章讲分配比例的算法，均输章讲合理运输和均匀负担的计算法等。《九章算术》对后世历代数学家影响深远。数形结合，数学算术化成为中国古代数学的突出特点。古代数学家通过计算解决实际难题，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古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物质财富的创造。

古代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农业社会的稳固性维系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存在，同时也制约着其发展。古代科技活动求用的基本特征为封建社会的社会关系所需要，不断将各种科技成果应用在为农业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轨道上。从先秦时期开始，各种以农业灌溉为主要目的的水利设施的兴建就是古代科技活动的重要内容。秦国的郑国渠、都江堰，汉代的白渠和灵渠、隋代的大运河以及历朝历代各地的各种水利设施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古代科技活动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关系密切。

"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恩格斯。生产是产生实际需要的主要场所。以满足生产的需要为目标，在科学活动领域内，形成了科技活动的具体内容。古代社会的科技活动中，实用理性不仅是一种目标，而且也是规范，它在"体"和"用"的关系中十分稳固。中国古代科技的体是封建伦理道德，而用则是实用性。庞大的古代科技活动体系每一个环节，每一层结构，每一种建制均与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科学技术研究的指向性和实用性非常明确。

二、实用理性使古代技术创造活动偏重经验与技艺

在技术活动中，偏重经验与技艺被称为工匠传统。它是在生产活动中由工匠保持与传承的文化传统。中国古代科技体系呈现偏重技术的特点，技术发明高度发达。从事技术活动的工匠在冶炼、纺织、制瓷、建筑、机械等古代工业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技艺。这些人类认识发展阶段中珍贵的初步知识与技艺依靠口口相传，代代延续。

中国古代科学家研究方式与思想常常局限于个别经验事实的总结与归纳，甚少进行模拟自然过程的科学实验与量化分析。缺乏科学技术由经验形态上升到理论形态需要、动力与条件。由于工匠传统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中的长期影响，科学建制与技术创造都被抑制在经验常识层次，未能体系化、系统化。此外，实用理性的政治伦理化使得科学技术的评价体系从对自然与社会规律的符合与运用倾向于与封建统治秩序相一致。这严重影响了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向近代自然科技的飞跃。

另外，自然经济经过长期以农业为核心的持续发展，其内稳性极为强大。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阶段，不能出现根本性的破坏与否定因素。从自然观到方法论均是沿着既定的方向维持与延续。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与古代农业经济相应，其巨涨落所需的条件并不具备。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小农经济对科学技术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封建经济的保守性与封闭性扼杀了科学技术创新的动力与需求。中国古代的"官科技"现象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农本位与官本位的结合是官员们最主要的职责，也就是组织与领导农业生产是官府的分内之事。对于与农业活动不相关的科技活动官府是很少去支持的，各类科技活动是在官府的监控下开展的。纯粹凭借个人爱好与兴趣来进行科学研究活动在古代中国并不具备必要的社会条件。这样做的人不仅无法安身立命，也无法进行持续性的研究活动。总之，科学技术研究和创造活动不能超出实行理性所涵盖的表里范围，否则将为社会所不容。众多古代中国的科学家们所进行的活动无不具有强实用性的现实主义色彩，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理性原则。

三、实用理性使古代科技文化趋向功利化

科学技术活动是人的活动，科技的发展最根本的因素是人的因素。中国古代社会的精英阶层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其人生追求与理想是围绕着"修身、治国、平天下"。虽然封建王朝不断更替，但学子对出将入相，为官治国的功名利禄的追求始终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求知治学是获取功名利禄的手段。一般文化人将伦理道德作为研习学术内容，而科学技术真与善的价值追求也被歪曲为天道与人伦等文化内容，不被重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被践踏、漠视，科学技术被视为"末技"，"奇技淫巧"。

古代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被贬低，地位被异化。儒学的兴盛、科举制度的实行更是大大加强了整个社会对伦理道德思想的追捧与崇奉。科学技术成为"无用之辩、不急之查"。封建统治者还对科学技术进行了全面的控制与垄断。个人对天文历法的研究从晋朝以来，受到各个朝代的禁止。宋代曾颁布禁令，学天文有令禁，习历地得遣戍，造历者殊死。这使得原本发达的天文学日益衰落。政府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积极促进，而是不断抑制。对科学技术的鄙视是全社会范围的，科学家们不得不"青灯面壁""苦心孤诣"地进行纯理想的探求。进行发明创造的工匠们也当作社会末流，穷困而卑微。从事科技活动的人群社会地位低下，科技活动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受到压制。在中国古代著名科学家的行列中，不乏官场失意，从而将自己的才智贡献民间的有识之士。能够放弃官本位的封建伦理价值观，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是应该受到肯定的。

古代中国对科学技术缺乏应有的尊重，对科学技术的作用没有正确的认识。实用理性从立足于实用逐渐转向维系政治伦理，违背了真理客观与技术求用的初衷。长期文化的封闭性和政治化异化了实用理性精神，科学技术被封建社会的伦理价值观所禁锢。实用理性原则从科学活动本身的目标成为了服务政治统治的内在准则。这严重影响了古代科技向现代科技的转变。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活动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摆脱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藩篱，实现其飞跃不是偶然的。实用理性原则在推动其趋于极盛，走向辉煌的同时，也埋下了促使其衰败的祸根。

四、结语

实用理性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从开创性的促进到封闭性的抑制是一个社会与历史的过程。追古思今，我们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传统文化应该批判地继承；对实用理性在古代科技发展中的肯定与否定因素应该加以具体分析与研究。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待古代科技活动的各种原则和特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弘扬古代科技文化中的优秀品质，古为今用，为建设文明富强的科技强国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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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