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儒学核心价值观研究论文

【摘要】《新加坡的挑战》这本书用朴实的语言与对话给我们即将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带来新的教育价值，文章通过论述杜维明教授对儒家思想核心价值及儒家伦理现代意义及儒家教育思想的解读，意在指明新儒家的发展前景与传承方向。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东亚儒学核心价值观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东亚儒学核心价值观研究论文 篇1：

文化自信视域下 新时代儒学创新并服务现代治理研究

摘 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本文着眼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不忘本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梳理现当代儒学发展历程与新时代儒学发展的现状，揭示新时代儒学建构的理论价值和运用价值，探索儒学服务现代治理的现实路径，提出新时代儒学创新并服务现代治理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文化自信；新时代儒学；儒学创新；现代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1]鉴于此，如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不忘本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梳理现当代儒学发展历程与新时代儒学发展的现状，揭示新时代儒学建构的理论价值和运用价值，提出新时代儒学创新并服务现代治理的对策建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时代课题。
一、新时代儒学发展的背景与现状

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革新，到康有为挖掘制度变革的传统资源，再到胡适、陈独秀等倡导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展开批判，近代思想史某种程度上也是传统文化逐步丧失自信、制度化儒家逐步走向瓦解的过程。这既为西方文化思潮的引入提供了空间，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铺平了道路，也在挑战与机遇并存中赋予儒学现代转型与重构的使命。而后，胡适、冯友兰援引西方哲学观念诠释传统典籍，建立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侯外庐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发展作为哲学史发展线索和解释原则，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以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为基础，接纳西方价值并在承续宋明儒学传统中构建哲学/文化新体系，包括儒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几经转换。此外，从陈独秀等人立足现实批判儒家制度化/世俗化后的礼教和帝制，梁漱溟等人弘扬儒学的真精神真价值，倡导乡村建设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延续批判立场，侧重清除社会生活中的封建糟粕，以及第二代現代新儒家致力学术传承儒学慧命，试图融合儒学与自由主义，沟通学术与政治，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儒学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传承路径几经变迁。尽管坚信儒学价值者有之，但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主导思潮是侧重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从而为现代化之路扫清思想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研究逐步从丧失文化自信的泥淖中走出来。不仅张岱年、任继愈、萧萐父、李锦全、冯达文、郭齐勇等先生为教材编写和学科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国内学界在学术转型中也形成了独特的问题意识。张岱年、方克立等先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批判儒学蕴含的封建主义，同时肯定和运用其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综合创新；庞朴先生用唯物辩证法探究儒家辩证法，着力儒学的知识整理与思维分析；李泽厚先生在“西体中用说”新释下引入马克思主义并强调两者的一致性；张立文、牟钟鉴、郭沂等先生侧重从传统儒学出发提出和合学、诚仁之学、新道论等体系[2]（P171）。此外，还有侧重消化运用西学理论方法诠释儒学的丰硕成果，如汤一介、洪汉鼎、陈少明等先生引入解释学进行中国经典诠释研究，陈来、张祥龙、杨国荣等先生援引现象学对儒学功夫论实践的诠释。以上研究也有海外学者的参与和推动，如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等先生利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新思潮，立足文明对话，构建全球伦理，重构儒家文化，积极向西方学界诠释和传播儒学特质；傅伟勋、成中英、黄俊杰等先生对中国诠释学建构提出了不同思路；黄俊杰等先生对东亚儒学的研究，拓展了儒学研究的新视野。但需强调的是，以上学者的研究领域不限于此，他们的研究旨趣与研究方法侧重不同也各有特色，但并非截然对立，如陈来先生近期就有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发展的研究。一方面，马、中、西的互融、互通、互释成为儒学研究的重要趋势，超越了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缺乏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对话的立场，多元研究范式并存并相互竞争与融合的格局已经形成；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看，简单利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角度界定评价儒学的研究范式被超越，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开始转换与重构；再一方面，儒学重新紧扣生活、切近社会、融入制度、关怀政治，也成为时下儒学研究的重要趋势，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例如，黄玉顺先生通过儒学与现象学的对话提出“生活儒学”理论，主张回归生活本源，面向现代性的生活方式，重建形而上学，建构“儒家自由主义”与“国民政治儒学”；林安梧先生以社会正义论为核心，从契约、责任和“一体之仁”诸方面探讨“后新儒学的社会哲学”；张晋藩先生在中国法律史与法律文化研究上，探讨古代司法文化对当前司法改革尤其是监察制度建设的借鉴意义；干春松先生研究制度化儒家的建立与解体，关怀后制度化时期的儒学重建，引发了重建经学、设立国学学科等儒学参与现代文教制度等更细致的探讨；《开放时代》杂志重视以学术关怀社会，组织知名学者围绕“儒学与社会主义”展开研讨[3]（P10）；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等联合主办以“新时代的儒学创新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论坛，提出“新时代新儒学新使命”[4]；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一书出版，“贤能政治”的制度设计成为时下讨论的热点之一。此外，创制“儒教”等特定的“政治儒学”的影响也值得警惕。综合来看，当前儒学研究视域和路径较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更为多元，为儒学重新进入当代社会进行了更深入而有效的探索。但是，在多元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学创新的任务更为繁重，挑战更加艰巨，承担的时代使命更为重大。

当前，不仅在学术文化方面中华大地业已成为儒学研究的中心，在社会生活层面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民间儒学形态。一是对经典的诵读，形成声势浩大的读经运动。其中包含各种形式的“书院”建设，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大学生的校园读经与研究，以及针对幼儿的童蒙教育。此外，还有对“四书五经”的经典研读、《弟子规》《三字经》等通俗读本诵读。其中，既有采取批判继承、辩证分析的态度，也有不求甚解、歪曲解读或复古守旧的乱象。二是探寻儒学进入当今社会生活的可能路径，如“乡村儒学”“社区儒学”“企业儒学”“经济儒学”以及修缮祠堂、续修族谱等开始涌现，试图发挥儒学推进经济发展、凝聚精神力量、参与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推进乡村振兴等功能。三是对儒家礼乐文明的发扬。其中包含对汉服、唐装、茶艺、陶艺等器物文化的继承，对成人礼、结婚礼、民俗文化节庆等典礼的继承，也有强调日常生活礼仪的复归。四是延续儒家的修身传统，强调儒学的价值信仰系统对加强个体修身成德、规范个人言行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个人思想、精神和言行的重要指南。作为生活方式的民间儒学的复归有其合理性要素，需要包容，鼓励探索，但其中也有参差不齐、良莠混杂之处，亟待规范与引导。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复兴进入新时代。“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被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5]在习近平提出增强文化自信、重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今天，新时代儒学的研究论域至少包括五点：一是习近平关于增强文化自信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研究，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儒学创新发展的原则和方法论探索，三是彰显儒学的意识形态资源，推进儒家精神文化与意识形态巩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社团和企业文化建构的关系研究，四是儒家制度文化与国家治理、全面从严治党、勤政廉政建设、法治建设、基层善治、企业治理的关系研究，五是着眼国际战略布局，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研究。近年来，理论界就上述论域已经形成了不少新思路新论断。应当说，文化自信引领新时代儒学创新并为我们党治国理政、制度创新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政治环境和理论氛围已经形成。
二、新时代儒学建构的理论价值和运用价值

新时代儒学创新并服务现代治理的整體环境的形成，自有其内在的缘由。笔者以为，其重要缘由当是新时代儒学建构的理论价值和运用价值在当代中国日益呈现。

其一，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巩固意识形态主导话语权。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6]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契合基本国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制度选择，而且也应当与决定精神追求、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并影响治理体系选择的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相结合。正如刘云山所言，“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8]（P4）儒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协调，有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术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一方面，站在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角度，儒学扎根中华大地，有着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民族视角，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站在意识形态认同的角度来说，从民族文化尤其是儒学中汲取思想滋养，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更加契合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社会心理，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断创新创造，变得更加丰富饱满且富有民族特色，得到更深层认同与广泛传播。

其二，站在儒学自身发展的视角看，有利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构建当代儒学新形态并实现文化传承创新。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7]“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7]扎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时代儒学，一要尊重古今、中外在社会结构、制度体系、生活方式诸方面的差异性，回应、反思和超越原教旨主义的倾向，并与西方思潮和现代价值展开对话与竞争。二要注重学术与政治的合作，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发展，延续儒家经世致用、关怀大众、共建社会的传统，“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7]，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教化功能。三要立足国情，回应时代关切，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儒学创新发展所赋予的时代主题和现实意义，在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与先进文化中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促进儒学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结构、制度体系、生活方式相融合，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新时代儒学引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方向能够被广泛接纳和认可，实现儒学在文化、制度、生活诸层面的再度融入，为儒学的思想创造和社会实践提供源泉和动力，推动儒学在新时代、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繁荣发展。新时代儒学将有别于20世纪现代新儒家的传承脉络，也有别于狭义的“大陆新儒家（儒教）”，它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21世纪儒学新形态之一。

其三，从社会需求看，儒学具有服务时代发展和现代治理的现实意义。“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7]“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7]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发展的新时代儒学，不仅具有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价值，也有落实于个人、社会、国家、世界层面的具体意义。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7]从个人层面而言，儒学能够成为我们中国人精神滋养、价值指引、心性陶冶的不竭资源。第二，“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6]儒学在漫长的“熟人社会”当中发展出一套调适人我关系的规则，加以损益能够运用于社团/社群的人际交往当中。此外，经过中国企业家20多年实践，“企业儒学”也体现出强大的实用功能和强大生命力。[9]第三，“（儒学）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6]挖掘儒学资源加以思维启迪和行动借鉴，对当下治国理政、面临问题、生活困惑进行有效回应，能够推进面临难题的化解，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治理体系创新、思想文化建设服务。

此外，从全球视野来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6]“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7]就儒学的普遍意义而言，通过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复兴，能够弘扬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精神，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对话、融合与互鉴，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新时代儒学形态而言，经过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国新时代儒学，能够积极向世界传递蕴含中国立场、智慧、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让中国模式成为解决世界性问题的重要思路之一，彰显当代中国的文化与制度优势，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

三、新时代儒学创新并服务现代治理的对策建议

尽管儒学发展的外在支撑环境日趋完善，其功能意义的呈现验证了其发展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但是，在儒学热的当下，理论界更要理性地反思。其繁荣背后的隐忧、挑战与困难亟待学界提供前瞻性探索，智库贡献建设性对策，为新时代儒学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第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明确新时代儒学的创新原则和发展方向。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重要论述传承和发展了我党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文化观，肯定了广大儒学研究者的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持自信，又是对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满自信，本质上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这意味着坚持儒家文化自信，并非奉行原教旨主义，也不能割裂红色传统，还不能脱离中国实践而流于空疏，而是要构建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时代儒学。以道德建设为例，“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推而广之，新时代儒学创新并服务现代治理，就是要紧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主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革命文化基因得到传承与融合，外来文化洋为中用，在参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创造转换，在与新时代社会环境与制度系统良性互动中推陈出新，在解决现实问题的现代化建设中古为今用，成为新时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新实学”。

应当说，当前主流的儒学研究与实践是与习近平的文化思想相吻合的。但当前儒学发展的社会思潮更趋复杂，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忙着“创教”和“干政”的部分学人[10]（P52），搞以儒治国、完全回到孔子、全面儒化中国等复古主义，甚至宣扬专制主义、权威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这是与时代发展和儒学创新方向背道而驰的。此外，拒斥与马克思主义对话，背离社会主义制度而另搞一套，打着儒家的旗号而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试图达成某种不正当政治目的，也将得不到社会政治系统的接纳与支持，甚至影响儒学在当代中国的整体发展空间。“如何进一步厘定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以便充分发挥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国家建设和改革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为当下思想文化领域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5]新时代儒学的发展必须与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相融合，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

第二，注重学术论证和话语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学研究的范式重构，形成新时代儒学的研究范式。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1]“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11]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儒学研究者既要自觉把讲政治放在首位，又要注重学术与宣传的差异性，做到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统一，避免缺乏学理支撑的空洞论调；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在儒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正视研究范式重构的困难，不能将新时代儒学简单理解为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整套概念和命题，又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的新时代儒学发展的前景。这种自信来源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建设、治国理政、建设实践需要儒学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话语，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能够凝聚优秀人才，成果具有广阔社会运用空间；二是这一范式具有理论优势和特色，透过学术论证和话语创新，细化前文提到的研究论域和基本进路，从视角方法、诠释思路、具体研究上推进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度融合。

具体而言，从视角方法看，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借鉴了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跨学科视野、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导向、回归实践语境的研究思路，即新时代儒学关注社会存在（尤其是社会政治制度环境）与观念更新的互动，注重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及儒学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对话、批判和融合，回应新时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挑战与机遇，在社会主义制度环境和建设实践中着力探索儒学与当代社会的结合点，能够使儒学现代化的探索显得具体鲜活和切合实际。当然，传统的哲学、史学、文学学科对儒学的深度研究仍具有学术价值，可以在思想创造、知识整理、脉络梳理等层面提供新时代儒学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形成相互借鉴的互动格局。

从诠释思路看，一是要以“马”释“儒”，论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契合之处。如利用国富民强、公平正义、共享发展、文明友善、和谐善治、生态文明等理念，诠释和发展儒学精神。更具体的例子如民本仁政思想的阐发，可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眼光看待民本仁政思想的历史背景与时代要求，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诠释民本仁政思想的终极关怀，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沟通儒家的民本仁政的精神追求，以“良政治理”“协商民主”探索民本仁政思想的当代制度建构，以“五大发展理念”探索民本仁政的当代实现路径，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索实现民本仁政的文化支撑环境，以此在坚持问题导向、立足社会现实中实现儒学观念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

二是以“儒”证“马”。一方面，我们要在融合诠释中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和思想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协商民主”“生态文明”等理论，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吸收儒学思想基础上的重要理论创新，学术界和理论界需要朝着打造融通中外的学术理论而不懈努力；另一方面，我们要以儒学蕴含的鲜活民族话语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丰富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如共产党人的“初心”，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以及“小康社会”等概念，是蕴含儒家思维方式的政治表达。又如习近平在山东菏泽考察调研时，曾给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们念了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他以浅显的对联诠释古代良好官民关系的内涵，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有更高的修养境界和认识，得到了更强烈的情感共鸣和思想认同。

就具体研究而言，理论界同仁要脚踏实地、稳步积累、持续发力，将宏观理论与具体研究紧密结合，将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用具体成果来拓宽新时代儒学的研究论域，支撑其研究进路的可行性，努力形成更多具有解释力、说服力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宏观层面，要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各类人才评价体系、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等手段，凝聚优秀力量，推进新时代儒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在微观层面，要直面和持续总结鲜活的实践经验，不仅要重视观念和观念系统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也要重视儒学在具体领域的实际运用和探索发展。如“企业儒学”的新探索，是新时代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领域，将儒家的治国理念转化为现代企业的治理哲学，以儒学之道驾驭现代管理科学之术，不仅因应现代企业实践的现实需要，也为儒学适应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提供试金石。[9]

第三，增强马克思主义引领多元儒学思潮的能力，扩大新时代儒学的思想感召力和社会影响力。随着传承发展儒学的氛围日益浓厚，越來越多的学者和社会人士都自认为儒家，俨然形成了坚守儒学价值的思想派别和实践群体。为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亟待构筑儒学发展的红线、底线与支撑线，既要避免偏离轨道，走向与主流意识形态背离，又要避免走向原教旨主义，走向与时代价值和当代社会系统的背离，还要创造利于其发展的良好政治、社会与制度环境。从更具体的方面来说，一是宣传儒学的价值内核契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社会政治理想与价值追求等核心精神，增强儒学实践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运用，避免儒学发展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潜在冲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大众化、普及化、通俗化，需要在传播媒介和体制机制建构方面进行更多探索。二是彰显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新时代儒学创新的意义，引导人们直面制度背景与问题情境，立足新时代中国实际推进儒学发展，提升儒学实践群体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和参与。例如，宣传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绿色发展、文化兴盛、社会善治的系统工程，将吸引一批有志于推进传统文化复兴的社会实践者的热情参与。又如，对“社区儒学”“企业儒学”文教制度等层面的实践，在规范引导中给予空间，培育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儒学先锋。

第四，细化专题和个案研究，探索新时代儒学服务现代治理的现实路径。一是儒学创新服务中国学术文化建设。我们要将新时代儒学研究引向深入，挖掘更多可供运用的儒学概念范畴、精辟论断和理论体系，为形成更具解释效力的学术概念话语系统服务，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二是儒学创新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核心价值观培育要充分利用儒学的教育手段和情感资源，既善用理性辩说，又要注重制度规约、礼仪习俗的环境营造，置入家庭、社区、企业、政治生活，带动参与和互动，还要形成个体在场感，激发内在情感，激励警示并举，学修并举，在实践中磨炼，做持久功夫。三是儒学创新服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我们要以习近平讲话风格为范例，通过天下为公、以民为本、为政以德、勤俭清廉等深入浅出的创新诠释，运用古语名言说理、史实典故隐喻、古人榜样感召、阐发古典新意等方法，更新和形成更具共鸣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尤其是深入浅出的叙述话语，滋养公民文化建设和党员干部修养，强化国家民族深层文化认同。四是儒学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创新。我们要积极借鉴儒家制度化的成功经验和制度化儒学资源，梳理全面从严治党、民主协商、人民调解、监察制度、干部示范效应、群众路线、居民自治等理念中蕴含的儒家文化基因，论证蕴含儒学智慧、体现民族心理的制度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与优越性，并创造性地运用于各项制度建构中。五是儒学创新促进基层善治。这将有利于基层问题化解、基层制度创新、基层治理现代化并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六是儒学创新促进中国故事、中国声音的国际传播。我们要利用传播规律，善用孔子学院，深化各层次各领域交流，通过文学影视、图文动画、学术讲演等载体，用知性讲理、故事寄情、德性感召，传递蕴含儒学理念、价值、智慧的中国声音，尤其要用中国故事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进而化解中国威胁论与崩溃论的影响，增强我国的文化话语权。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05）.

[2] 郭沂.当代儒学十家撮要[J].当代儒学，2011（1）：171-196.

[3] 甘阳，等.儒学与社会主义[J].开放时代，2016（01）： 10-80.

[4] 孟志远.新时代新儒学新使命——儒学创新与发展国 际学术论坛召开[EB/OL].中国当代儒学网，http：//www. cccrx.org/news/html/？10000.html，2018-05-31.

[5] 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2015-2017年儒学研究十大热点发 布[EB/OL].凤凰网，http：//guoxue.ifeng.com/a/20170920/ 52089329_0.shtml，2017-09-20.

[6]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9-25（02）.

[7] 习近平论中国传统文化——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选编 [J].党建，2014（03）：7-9.

[8] 刘云山.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几个维度[J].当代世界， 2014（7）：2-4.

[9] 黎红雷.企业儒学的探索[N].光明日报，2017-08-05（11）.

[10] 黄玉顺.当今儒家的“创教”与“干政”及基督教在中国 的传播问题[J].当代儒学，2013（1）：52-58.

[1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 民日报，2016-05-19（02）.

作者：韩中谊

东亚儒学核心价值观研究论文 篇2：

对儒家当代命运的几点反思

【摘 要】《新加坡的挑战》这本书用朴实的语言与对话给我们即将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带来新的教育价值，文章通过论述杜维明教授对儒家思想核心价值及儒家伦理现代意义及儒家教育思想的解读，意在指明新儒家的发展前景与传承方向。

【关键词】儒家；传统文化；道德教育

一、对儒家伦理学讨论的思考

说到儒家，我们不得不说一下它的历史渊源。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儒学现代观；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第二代儒学现代化观；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首的第三代儒学现代化观；以杜维明、刘述先为重要代表的并且正在形成的第四代儒学现代化观。我们此书主要是以杜维明先生为首的第四代新儒家学者的探讨。

我们都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个人的道德化，也就是学会如何做人。这看似简单的几个字眼却蕴含着最深层的意味，其实在当下看来，并不见得有多少人能真正学会做人。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完人，整天高高在上，做出一副超然脱俗的样子，实则玷污了这个颇有意境的词汇。正如杜维明教授所言，学会做人这是一项毕生的事业，这个学习过程是连续不断的，是永无止境的，要想成为一个完人，我们需要在伦理和宗教意义上，使人格得到全面的改造，要超越我们的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但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新时代，儒家精神的传承难上加难，人人都只为自己的蝇头小利着想，自我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一直强调的道德教育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出现“扶不起”、拜金主义等道德滑坡现象，情况不容客观。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在我们为如此灿烂的华夏五千年文化而自豪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肩负起传承优秀文化的历史使命，面对中华传统文化出现的危机和挑战，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

作为教育者，我们更应该重视传统文化的力量，学会做人，言传身教都要做好，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儒家的途径是重教育的，它不是只顾眼前的，而是对于一个复杂问题的整体性的长远的解答。它主张学习本身是一件有意义的重要事业，而自我是学习的焦点，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横向上，表现为自我的扩充过程，由自我扩展到家庭、邻里、社区、国家、世界和宇宙；在纵向上，表现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我们要把这一宏观格局贯穿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中，在实践中践行。当然，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社会或社会群体运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社会成员施加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以道德教育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儒家对于学的理解，即教育的理解是包括三个层次的，分别是自我的修身、心的培养和精神性的培养。它们书层层神话、层层递进的关系。这也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如若我们稍加反思，便会发现当下教育中存在不少问题。就拿大学生对传统礼文化的认识和传承来看，通过本人的一些调查和访谈及在生活中的切身体会，就发现了很多问题。我国历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礼文化源远流长。就其本质来说，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学的核心。孔子也曾说过：“不学礼，无以立”，“礼”就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它的起源、形成、发展都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实践、道德实践之间密切相关，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但是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这幅绵长画卷上，曾泛起一些涟漪，这些波折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陷入了漩涡，滑入了世界文化格局的低位，也曾被式微甚至当作了糟粕，其负面影响被夸大。时至今日，更受到西方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礼文化仍未被洗刷掉污渍，重新恢复其历史地位。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大学生处于三观塑造的阶段，易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对于礼文化的传承出现以下问题：传统礼文化的认知偏差；礼仪文明意识淡薄、素质低下；礼仪行为失范自我意识强烈，人际交往有障碍，具体可表现在校园文明、尊师重教等各方面，我想这是儒家伦理当代命运的一个缩影，所以我觉得儒家伦理进课堂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关乎大学生的成才、成长、更是一项具有历史前瞻性的工程。

在读了儒家伦理与东亚企业精神、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这两篇讲演稿后，我的感受之一就是儒家伦理精神在当代如果带着现实的态度来建构，以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人的精神境界与内心的安宁、重视人伦情感、重视家庭和社会和睦等价值为中心的“现代新儒学”文化，这一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应当没有疑义。这其中涉及到批判的意识，包括“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其实在现代社会的两极分化下，这两种意识成为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契机。对此，杜维明认为儒家思想成为二者转换中的关键因素。现代人类社会已逐渐步入全球化，但是同时又在进行一种个体的分疏，即个体脱离全球化的大潮，开始寻找民族传统中的文化所属。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文明发展的分合转化。现代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飞速提升，但是另一方面人类精神生活的发展程度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且世界全球化发展逐渐抹杀了民族和地区文化的特色，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踏上寻根之旅。传统与现代的此消彼长地反映的是人类文明的共性与特性，普世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相互转化。杜维明认为在传统与现代辨证发展的过程中，儒学如果能把自身的人文学术智慧运用到里面就能开拓出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他说：“这些价值的开拓，可以为全球性和根源性表面上看起来冲突矛盾的两股观念，找到一个结合点。”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互相接触，需要有一种润滑剂促进它们和谐共处，因此儒学的包容思想在这样的潮流中备受关注。杜维明说：“儒学广义的人文主义不止在于它对道家、佛学的包容性，进一步说在不同国度间、不同文化间还可以为我们发展一种赞同文化多样性、尊重差异和鼓励精神趋向多元性的伦理思想提供丰富的资源。”

二、对新加坡挑战中几个概念的理解

在与国会议员的讨论、与部长们的谈话及与陈庆珠教授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大家主要围绕着几组概念进行讨论。在通过读其他资料的基础上，我了解到杜维明先生之所以提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是针对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断定儒教传统业已死亡的结论有感而发。”在他看来，“列文森对儒家中国之命运所作的阐释是武断的”。但是他也坦言：“儒学对当今的中国而言，只具有历史意义。”杜维明认为论证儒学现代发展的可能性是破解列文森言论的关键。为此，他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的一些观点，归纳拆分成几组概念进行分析。这些概念在与以上人员的对话中均有涉略。

首先是对于儒教中国和儒学中国的区别。列文森以“儒教中国”为题，阐述“儒学中国”的命运，杜维明认为二者不是同一类型的概念，也不属于同一层次的价值理念。他指出，“儒教中国”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第一，体现的是人物崇拜，即尊孔。这种崇拜不能称之为宗教信仰，无法形成像宗教那样比较稳定的精神依托，是一种很零散的感性表现。第二，体现的是政治化的儒家，即服务于政治的儒家思想。但是这不同于西方的帝王术，政治儒学不存在驾驳政权，是完全的依附关系。在杜维明看来，“儒学中国”，从广义上说，是指儒学思想体系，狭义上是指儒学文化价值。儒学最大的特性在于它的包容性，不论是何种学术、宗教，它都对之给予了相当的认可。

其次是文化认同意识与全球意识的融合，以上已论述。

然后是儒家人文精神。一定程度上儒家文化可以等同于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具有普适性和平实性。为了表现儒学的世界影响力，杜维明将儒学与西方的人文思想进行了对比。杜维明指出：“儒学基本的精神方向，是以人为主的，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和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在他看来，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都在体现着包容、和諧的人文主义。不论是在处理人与物，还是人与社会、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总保持着一种“平衡”，也就是“中庸”之道。杜维明认为这样的关系协调方式对于西方人文来说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儒家伦理的当代价值及如何传承思考

在杜维明这里，传统的儒学至少可以区别为三个部分：第一，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学。第二，作为一种纯粹学术的儒学，如对儒学经典的注释、训话及文章的研究。第三，作为一种伦理道德的儒学。对于这三者，杜维明是加以区别对待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学，亦即政治化的儒学，从“五四”以后一直是与传统政治中的权威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它虽然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反思中是作为消极乃至极有害的一面而被对待的。对于纯粹学术的儒学，杜维明个人做的工作较少。杜维明最注重的还是围绕着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这个核心的儒家传统，对其作现代性的阐释，同时也寄厚望于它的传承实践，特别是通过教育来实施儒家理想。新加坡的实验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

新加坡在杜维明等人那里，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这不仅仅在于它作来东亚经济的奇迹，而提供了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另一种模式，而且还在于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政府对亚洲价值的强调，以及有意识地把儒学伦理引入现代道德教育的种种措施。大致在80年代，新加坡政府开始把儒家思想引入中学教育，其目的在于塑造新加坡青年的道德意识。

我很赞同杜维明先生重视道德教育和教育从小抓起的观点。因为从宏观上来看，其实我们的道德教育走了一条“倒金字塔”的路子，也就是说我们在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家庭教育对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教育程度依次递减。等到孩子上大学了，大学生身上存在的各种礼仪文明方面的不良现象，比如随地吐痰、说脏话、自私自利等，就变得相当泛滥，这时候再去强调道德教育，我觉得是有点晚了。虽说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可塑时期，但是在其一路的成长过程中，对他们的伦理道德教育相当缺乏，想要在其具备一定的自我选择能力时，强加教育，根本是无济于事的。这样一来，才会导致诸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一类的公共课程中，大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不感兴趣。所以我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是纠正这一种教育模式，我们应该以一种“正金字塔”的教育模式来开展道德教育，从孩子小的时候，从一言一行中去规范，当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第一任老师是他们的父母，因此我们也要重视父母亲的教育。在我们如此竞争激烈的新世纪，为了得到更高的薪水、得到更好的工作岗位，求职者们每天都在忙着考各种证件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甚至在生活中，我们也都离不开“证”的世界，上学要有学生证、开车要有驾驶证、结婚要有结婚证、住房需要有房产证，但是唯独作为父母亲没有经过相应的培训就直接上岗，结果导致有些父母亲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管理、照顾自己更别提去培养新生代了。基于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在社会上广泛地开展父母教育和家庭教育，为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开展做一个良好的前奏，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学校教育只是社会化的一个部分，但是家庭和社会支持提携的共同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儒家道德教育也还需要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形成合力，它们要成为一个立体循环的教育链，任何一部分脱节都将导致教育效果受到莫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施行一些原则，如知行合一，注重对儒家文化的认知和践行相一致；坚持“扬弃”原则，实现儒家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内外兼修，兼顾儒家文化的形式与内容。

邓小平曾说过：“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要以身作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提出来了战略要求，而中华优秀传统作为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总书记在宣传阐释中国特色时，明确提出了“四个讲清楚”，鲜明地指出了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在2015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隔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与基础，离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植根之基，是我国现代文明的基础。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其意义非凡，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及中国梦的实现都是有所裨益的。

总之，我们应该以一种辩证的、发展的、全面的眼光来对待儒家伦理文化，要培养自己对本民族优秀文化肯定的一种文化自觉力和自信心，并要代代相传，使之发扬光大，历久弥新。

作者：武雅琴

东亚儒学核心价值观研究论文 篇3：

儒学的当代定位与发展前景

内容提要：文章就儒学的性质、基本特征和根本精神等答记者问。指出传统儒学要经过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重建，同时接纳和融合西方文化的民主、博爱价值观，才能实现面向现代化、全球化的思想转型，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并立足于世界多元文化之林。

关键词： 儒学融合批判性继承

时有报刊记者来采访我对当代儒学的一些看法，并在报端零星刊出，但谈得不够系統。现就儒学在当代的若干热点问题略加梳理，以问答形式阐述管见，敬祈读者指正。

问1：儒学的性质如何界定？其基本特征和根本精神是什么？

答1: 对于儒学的性质，儒家、非儒家或反儒家学者看法各不相同，即使在儒家内部，见解也不尽相同。很多人认为，儒学是一种“伦理本位主义”哲学。这种定位忽视了儒学的道德主体性与人文性。我认为，儒学就本质而言是以内在道德而非外在伦理为本位的。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是有道德的。人生的根本意义和价值，就体现在对理想道德境界与完善人格的不懈追求之中。但儒学的道德理想并不是脱离社会实践的道德空想，而是对人的价值的根本性肯定，是一种“以人为本、以德为体”的人文主义思想艺术。所以，儒学在本质上是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儒学的根本精神是道德人文精神。

儒学具有五大特性：首先是道德的主体性。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就是讲道德之“仁”是人之立于世界的根本依据。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是讲人是有道德、有善性的。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离了道德仁义，人便与禽兽无异。其次是人文性。儒学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关怀人的生死存亡，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成就君子人格。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君子人格，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荀子“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的君子德操，体现的都是人文精神。第三是整体性。儒学以整体宏观地把握自然、社会、人生为理性思考的方向。“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观念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思维特色。儒家的大同就是“太和”，是追求最高的和谐境界，即整体和谐。第四是实用性。孔子讲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后儒讲内圣外王、修己治人、经世致用，都是要求将道德修养落实到安定民生、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事业，而不是空谈道德。第五是开放性。儒家历来重视兼容和谐、与时俱进、开放变革。儒家认为“文”（文明）与“质”（质朴）的关系是辩证的。一般而言，文明的发展是由简到繁，从野蛮到文明。但文明走向一个更高层次时，往往又变繁为简。由质到文是从野蛮向文明的进步，由文向质则是文明发展的更高层次。儒学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正是一种开放、发展的历史观。

儒学曲折发展的历史教训表明，如果将儒学的性质定位在“伦理本位主义”，就可能误导人们认为儒家只重视外在的伦理秩序和人际关系，而忽略其内在道德的根本价值。而将儒学定位为“道德人文主义”，就能引导人们去发掘儒学的内在价值，指导人们树立道德理想、完善道德人格、关怀人生意义、追求人生幸福，从而有助于建立一个以人为本、多元和谐的文明社会。

问2：在当代中国儒学是否正在复兴？其社会历史背景是什么？

关于儒学复兴问题，如果在20年前的中国，那简直是天方夜谭。1988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当代著名新儒家杜维明就慨叹“儒门淡薄，花果飘零”，而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则提出了“儒学游魂”说并获得广泛赞同。然而时隔20余年，一个儒学复兴运动已经在中国出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了。这个儒学复兴主要有以下十大标志：1、儒学学术会议连绵不断，影响深远；2、儒学学会组织、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3、各种名目的儒学与国学讲堂、论坛风起云涌，蔚然成风；4、孔子学院遍布世界；5、民间修复孔庙、文庙，兴办孔子学堂、举行祭孔活动成为普遍现象；6、孔子与名儒铜像遍及各地；7、成人、儿童的读经活动普遍开展，童学馆、读经班、讲经会纷纷开张；8、大量儒学论文、专著、系列丛书、杂志期刊、电子报刊的出版，标志着儒学理论的普及与提升；9、1990年以来，各级政府开始对儒学研究课题、祭孔、弘道活动采取有限支持与参与的态度；10、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元素日益增多。

当代中国的儒学复兴，是在经济发展全球化、中国经历20多年改革开放而进入和平崛起新阶段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产生许多问题。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与产业部门只关心GDP增长速度而忽视民生、安全、生态问题；重商主义泛滥导致欺诈横行、人性扭曲、道德滑坡。他如沉溺于经济竞争而忽视道义、商德，学校教育中偏重科学知识教育而忽视道德人文教育，在价值导向上出现权利本位与官吏腐败、贪图享乐、不孝不敬、炫贵斗富等等问题，人们开始从根本价值观上去寻求解决之道，日益认识到提倡仁爱和谐价值观的儒家思想对于提升人们的道德人文素质、医治社会精神疾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社会各界呈现出了对儒学的强烈需求，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迫切需要儒学的新时期。另一方面，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的不断扩大，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日益频密，越来越显示出中华文明的生机与影响，儒家文化成了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资源。我们从自身的发展中看到了儒家文化的不可或缺，我们也从世界各国对中华文化的热情探讨与尊重中（例如国外出现了汉学热，普遍欢迎孔子学院的建设与扩展）体会到本民族文化的特色与光彩。这就是当代中国儒学复兴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基础。

问3：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有些什么联系与区别？

所谓“民本”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民主”是讲人民当家作主，指人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或群体的事务。“民本”的要义是国以民为本或君以民为本，民主的要义是主权在民，人民是国家政权的主宰力量。

在儒家思想传统中一直存在一个民本思想传统。这个民本传统的核心是重视人民的力量。《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说，《孟子》的“民贵君轻”说，《荀子》的“载舟覆舟”说，都是重视并强调民众的力量，主张君主应该重视、爱惜民力。儒家民本传统在长期君主制社会中虽然是提醒、制约君主的思想观念，但基本上不具备“民主”的性质。然而在明清之际出现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潮中，儒家民本思想发生了质变，开始具有民主启蒙的性质。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就包含了人民是国家主体与主宰力量、君是民请来为民服务的客体力量的民主倾向。与黄宗羲同时代的浙江文学家张岱在《四书遇》中提出“予夺之权，自民主之”的思想，也具有了人民应是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主宰者的民主倾向。尤其是近代维新派儒家（如康有为、谭嗣同）和现代新儒家张君劢、徐复观等更是兼融了西方民主价值观，开始走一条从传统民本走向现代民主的思想路线。

当今有些学者将儒家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完全对立起来，否认儒学传统里有“民主启蒙”的思想倾向，否认儒学有吸收、兼融现代民主价值观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这是一种理论偏见。也有些现代新儒家学者将“民主”仅仅解读为一种“外王”制度，甚至仅仅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与手段，则是一种浅见。其实，民主既是“外王”制度，也是“内圣”精神，而且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观导向。它是人们道德自觉精神与自由意志的体现，民主制度是在民主精神指导下通过民主选举和政治协商方式而建立的政治制度。传统儒学的仁爱思想提倡以民为本，明清之际又发展出民为主宰思想，本身就蕴含着对人民民主权利的尊重，它是能与现代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念会通兼融而形成民主仁爱价值观的。在推翻君主专制以后，中国的儒家式民主可以走一条从传统民本到现代民主的道路。

问4：如何正确认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肇始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而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声疾呼反帝爱国，倡导民主科学，本来无可非议，是应当肯定的“五四”主流。

但“五四”时期，有人在批判封建礼教的旗号下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整个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都等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予以批判否定，把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原因都归咎于儒家思想，形成一股全盘反传统、反儒学的社会思潮，这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例如，被誉为“文化革命旗手”的鲁迅先生在其代表作《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秦汉以后的君主专制社会，儒家提倡“三纲五伦”、“三从四德”的父权中心主义礼教，固然含有抑制人性特别是压制女性的“吃人”内容，但也存在有益于人心灵健康的“不吃人的德教”，诸如仁爱、和谐、孝敬、诚信等道德观念，如果把“仁义礼智，忠信和敬”等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优秀道德都一概判定为“吃人的礼教”，岂非过于片面、激进了？这无异于“把脏水连同孩子一起泼掉”的愚蠢行为！

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反传统思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发生的多次文化～政治批判运动（如批电影《武训传》、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等）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与传统及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极左思潮，实质上是“五四”时期全盘反传统思潮登峰造极的表现。这股全盘反传统思潮造成许多中国人价值观的混乱与道德的失落，误导人们抛弃儒学的优秀道德传统而去崇尚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直至今天仍然遗毒未除。

然而“五四”以来对孔子与儒学的严厉批判，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型，为现代新儒家重建儒学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参考与比较。它促使现代新儒家摈弃了传统儒学中不合时宜的伦理纲常（如三纲伦理、父权主义），並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科学、法治），以创建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新体新用新儒学。

问5：怎样认识现代新儒家？其困境和理论局限在哪里？

所谓现代新儒家是由一批抱持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而又具有现代经世意识的知识分子所建立的、力图通过吸纳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德形上学以抗拒全盘反传统思潮的攻击、寻求中国现代化理想道路的思想流派。这个思想流派是在儒学受到全面批判处于“花果飘零”时期在中国曲折成长起来的。从思想发展的背景看，现代新儒学主要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兴起的全盘反传统思潮（实质上是全盘西化思潮）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文化回应”。这一思潮大体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奠基于张君劢、熊十力，系统化于牟宗三的“新心学”和冯友兰的“新理学”，而普及于80—90年代的国际新儒学思潮。其主要思想代表是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他如马一浮、梁漱溟、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钱穆等人也都可归入“现代新儒家”阵营。现代新儒家做了许多理论创新工作，其中最有成效的是熊十力、牟宗三和冯友兰。熊、牟二氏弟子众多，在台港形成一大学派，其理论臻于精密；冯友兰则是孤将独帅，虽有弟子而未成军立派，虽有理论而未臻精密。

然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和严重的理论缺陷：第一，他们怀有过多的悲情意识，因此不能客观理性地评价马列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不能全面公正地认识与解释中国传统学术的缺陷以及西方新学的精华；第二，他们试图纯粹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开出或转出原本没有或极其贫乏的资源（诸如民主政治、现代科学与知识论）的努力是事倍功半的，在理论上充满矛盾与困惑；第三，他们虽然有援西入儒的思考，但他们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根本精神的认识是不深刻的，例如牟宗三提出“本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命题，仅从外王的制度之用去理解西方民主价值观，就反映了其固守传统不求变道的思想局限；第四，他们具有强烈的道统观念和卫道意识，缺乏新时代应有的博大胸怀和融摄多元文化的气度，因而在理论上表现为相当程度的主观独断性和排他性。至于冯友兰的“新理学”，更是一个粗糙而非精密的、矛盾而非一贯的理论体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其人生遭遇了过多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运动，因而干扰了他的“精神反思”，同时也由于冯氏在创建“新理学”过程中深受西方知识论和逻辑实证论的影响，过分注重了对理学概念的抽象分析而忽略了对儒学道德人文精神的阐发。因此，现代新儒学还只是应对型、精英型的，称不上是变革型、大众型的。当代新儒学的重建工作并不因为熊、牟、冯体系的完成而完结，而是任重道远，还须继续努力。

问6：中国会成为儒教国家吗？

现在所说的儒教，有两种涵义：一为“以儒为教”，这个“教”指教育、教化；二为奉儒学为宗教。这个“教”指宗教信仰。

《史记》、《汉书》里有“鲁人皆以儒教”之说，这里的儒教便是“以儒为教”之意。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以儒学“立教化，正万民”。隋唐以后所谓儒、释、道三教中的“儒教”，也都是“以儒为教”。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有人用西方宗教的标准来解释儒学，称儒学为“儒教”，“儒教”一词便有了宗教涵义。最早使儒教宗教化的人是维新派儒家康有为及其门生陈焕章等。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就鼓吹建立孔教，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积极支持陈焕章等发起成立孔教会，亲自出任会长，並撰写了《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孔教会序》等多篇文章，鼓吹以孔教为国教，尊孔子为教主。于是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尊孔立教的思潮。这股思潮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而走向衰落，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儒学复兴局面的出现，一些人再次鼓吹建立“儒教”教会，主张“以儒教为国教”，从而形成一股新儒教思潮。这股新儒教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蒋庆、康晓光、陈明等人，而以蒋庆最为著名。

那么，未来中国会以儒学为宗教、甚至可能成为儒教国家吗？愚以为不然，理由有四：

第一，儒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道德人文主义哲学，是一种无神论、理性主义的学术，不具备类似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有神论的基本特点。儒学尊崇孔、孟、荀、董、程、朱、陆、王等圣贤大儒，并非当作教主或主教，而是作为好人的榜样去学习、效法；

第二，中国历来是信仰多元化的社会，即便是以儒学为主导的君主专制社会，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国教，而是保持了儒释道三教互斥互补、和而不同的文化格局，何况在信仰自由、资讯现代化的当代中国，更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各大族群、各种社群都一致信仰的“国教”；

第三，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格局是“一元主导，多元辅补”，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起辅补作用的是儒学、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以民主、自由、科学、法治为诉求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这种多元文化共存并进的局面将会长期存在，因此不可能发展为以儒教为国教的一元信仰的宗教国家；

第四，加入全球化潮流的中国，儒学作为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可能在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中华民族的道德人文素质方面发挥其重要作用，但不可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打天下。例如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法治社会等任务即非儒学所长，无须儒学去全面承担。

鉴此，儒学不可能起到国教的意识形态控制作用,中国也不会成为儒教国家。

问7：如何理解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在1938年发表的《论新阶段》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它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却经历了许多曲折。

宏观地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拿来主义”阶段（1917～1934），“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阶段主要是学习、传播马列主义，其“中国化”实践不免打上了教条主义烙印；二是毛泽东思想为主导阶段（1935～1976），这个阶段的中国化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家化。列宁、斯大林的革命斗争哲学与中国法家的变革进取精神相结合焕发了巨大力量，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与“尊法反儒”的文化路线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严重挫折；三是邓小平理论为主导阶段（1977～2001）。这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坚持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务实路线，摈弃法家的思想专制与斗争哲学，儒家思想开始复苏并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积极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四是中国和平崛起、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阶段（2002～）。这个阶段以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起点，以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国力标志、以2011年1月11日国家博物馆前竖立9.5米高的孔子铜像为文化标志，宣告中国进入了和平崛起、儒学复兴的新时代。在这个阶段，儒家思想中以德治国、小康大同、仁爱、和谐、礼义、诚信、孝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和而不同等价值观念陆续融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显而易见。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儒学中丰富的道德人文主义思想资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精神的动力和智力支持。近年来，有人提出“警惕有人儒化马克思主义、儒化共产党的图谋”，其实是杞人忧天。试问：儒化马克思主义、儒化共产党有什么不好呢？如果当代共产党人能将传统儒学的思想精华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的肌体内，岂不是能更好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吗？如果马克思主义的肌体因为受到儒学“坏水”的“侵蚀”而腐烂变质的话，那只能说明这个肌体太脆弱、太不堪一击了，那还谈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呀！

问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吸收了儒学哪些思想资源？

中共十七大报告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是由邓小平首先提出的。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强调的是中国特色，即中国国情。这个国情特色首先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繁衍生息中形成的民族精神与文化特色。如果离开了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与文化特色，那么社会主义就只剩下空洞的理想与僵化的教条了。实际上，邓小平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多个方面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例如，“一国两制”的理论基础是“和而不同”；“三个代表”思想吸取了儒家的民本、仁政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精神是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统筹兼顾，显然吸取了儒家民本、务实、和谐思想的智慧。特别是以“八荣八耻”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可以说是传统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扩充版（其“八荣”与传统儒家价值观的联系是：爱国尚忠、为民尚义、科学尚智、勤劳尚敬、团结尚和、诚实尚信、守法尚礼、奋斗尚强——合称“仁道”）。

从最高理想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吸取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其实儒家的“大同”并非完全的同一，而是承认差别的“大和（太和）”，即最高境界的社会和谐。这同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共产主义可谓“同归而殊途”。就治国策略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取了儒家“仁政”的思想资源，主张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以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为目标。就个人修养而言，儒家讲求“修己以安百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是现代社会领导者应该完成的人生任务。由此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与儒家的价值观、人生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显然吸取了儒家自强不息、实事求是、知行合一、仁爱和谐、民本务实、天人合一、执两用中、诚信守礼等深刻的智慧。

问9：21世纪的儒家文化应该如何定位？其发展前景如何？

整个20世纪，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看，是西方文化向东方侵略、扩张、强行推销西方价值观的时代，也是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既反抗又学习、既拒斥又吸纳的时代。从世界整体形势看，20世纪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或曰西风压倒东风的世纪。然而，到世纪交替之际，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是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迟滞和社会弊端丛生，出现了社会危机、道德未及的迹象，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东方文化代表的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崛起，似乎预示着东方文化的再度繁荣。于是有人便提出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21世纪将是中国与亚洲的世纪，是儒家文化占主导的世纪”，甚至还有“东风压倒西风”的乐观展望。这些说法过分夸大了中国和平崛起和儒家文化的影响与作用，反映了一种封闭式的文化一元论思想倾向。

在我看来，21世纪的世界文化格局，是多元文化竞争共存、互相融会沟通而非统一于一元的格局。在这个基本格局中，随着中国与东亚儒家文化圈经济实力的高速增长，儒家文化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将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但是必须看到，经济的发展与文化影响的扩大并不都是同步前进的，在象中国这样在现代化进程中属于后进的地区，推动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力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文化交互作用形成的合力，儒家文化仅仅是这股合力结构中的一股罢了。所以，我们应该给新世纪中的儒家文化以正确的定位，这个定位应当是：不为天下先，而只分一杯羹。即在世界多元文化结构中保持其道德人文主义的一元存在，而汇入于21世纪世界文化的主流之中。

但是，传统儒学必须作出根本性的改造和重建，才能胜任新世纪的主流文化角色。儒学改造、重建的基本任务是：摈弃那些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旧式伦理道德（如“三纲”伦理、父权主义、繁琐礼仪），对核心价值观体系作出新的简择、诠释与重塑，着重阐扬“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并创造性地吸收非儒学传统中那些能为儒学精神所包容的人文主义思想资源（如民主、人权、法治、博爱等价值观念），走一条“中学新用，西学儒用”的文化重建道路。传统儒家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忠、信、和、敬”为常用大德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既具有东方文化的特色，又可以接纳和融合西方文化的民主博爱价值观，从而发展出一套面向生活实践的新体新用新儒学。只有经过对传统儒学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重建，并且吸收非儒家文化的思想养料，儒学才有可能实现面向现代化、全球化的思想转型，才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并立足于世界多元文化之林。

（本文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浙江省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等职）

作者：吴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