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游民意识管理论文

《坏孩子的天空》是由日本导演北野武拍摄的一部关于青少年成长的影片，该影片以叛逆高中生小马和新治为表现对象，表现主人公另类的“预期社会化”过程，呈现他们在预期社会化过程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人类的社会化是指一个婴儿从出生到学会把自己看成独特的个体，来构建社会联系、发展道德观念、学习语言的过程。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电影游民意识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电影游民意识管理论文 篇1：

"长城"之围的联想

王学泰兄与我是相识十余年的老友。记得最初认识他是在一次品尝美食的聚会上，以后就成了谈论饮食文化的同道。由于我一直从事着科技专业，于文史只是蜻蜓点水式的玩票客，所以尽管他对游民的研究已达十年之久，不断地发表了深有见地的长短文字，我却只至近两年才拜读了他在学术上最闪光的成果--有关游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论著。

尽管个别前辈学者也曾关注过游民问题，但作为一个专题做全面深入剖析的，他是当之无愧的开山者。而这山一开，便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上下三千年的游民与游民文化的历史长卷。

这一幅游民与游民文化的历史长卷，画面并不美丽，很像是用扫帚蘸了阴沟污泥画就的大泼墨。因而它给我的不是美感，而是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惧感，它使我忆起了鲁迅先生在《华盖集·长城》一文中说的：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我突然觉得这可怖的游民历史画卷，就是一道围绕在身边的长城，砌城的砖有的古至数百年、上千年，但其间混杂着颇多补添的新砖。请看：往日劫取生辰纲的好汉们已改去抢劫银行运钞车了；偷鸡的"鼓上蚤"改行去偷汽车了；往日拦路生财的成了今天的车匪路霸；当年的"酒色娼妓"阎婆惜们走进了发廊、歌舞厅、洗浴中心；而当年出自游民文化人笔下的通俗小说，也化做了今天的新式武侠小说和痞子文学，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小说行销排行榜的首席宝座，成为高等学府内最走红的文学读物……。

面对"长城"之围的我，不禁浮想联翩，于是开笔写下这篇《长城之围的联想》。

一、我的读史恐惧症

我读中国历史时，总是感到既自豪又痛心。何以自豪用不着再做解释，可痛心的是中国历史中不断出现人与事的轮回，其出现的频率远比外国大得多。

本来学历史是要人们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复前人走过的弯路，避免出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不该发生的事。然而事与愿违，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却总让人看到一出出循环上演的丑剧、恐怖剧，令人毛骨悚然。它使我想起知堂先生在《永日集·历史》一文中写下的：

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他能揭去我们眼上的鳞，虽然也使我们希望千百年后的将来会有进步，但同时将千百年前的黑影投在现在上面，使人对于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吓。……世上如没有还魂夺舍的事，我想投胎总是真的，假如有人要演崇弘时代的戏，不必请戏子去扮，许多脚色都可以从社会里去请来，叫他们自己演。

我不信鬼神，也不信投胎转世之说。但活了六十多年，亲见那一再转世的游民英豪确乎车载斗量。

近来看了学泰兄对游民与游民文化的研究专论，我突然有所领悟，尤其是他在《被忽视的游民与游民文化》一文中说的：

一个民族(特别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民族)早期思想资料会成为这个民族文明、文化发展的基因，不管此后其经济与社会背景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其文化机体如何成熟，还是要表现与其它文化不同的面貌，这就是基因在起作用。中国也是这样。除了儒家、道家、法家一些思想主张构成中国文明发展的主流外，游士纵横家们的无是非观、纵横捭阖的阴谋诡道也为离经叛道的士大夫和游民知识分子所取资。它与游民从自己的地位和经历所生发的思想情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游民意识。游民在人格理想上崇拜游侠；在人际关系上注重小圈子，重视帮派的利益；在道德上他们推崇义与义气；在处理事务和斗争中看重目的，不讲究手段，只讲敌我，不讲是非。这些在游民知识分子的历史的作为上与文艺创作中皆有所反映。

看到这儿，我对自己何以对历史怀有恐惧感似乎有所了悟，这当是游民文化基因的魔力所致吧!看看我们这个人口繁衍力特别强盛的民族，当井田制一经解体，就出现了为数可观的不同于"石民"的"游民"。由于"游民"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它有远比"石民"更顽强的生命力和"游走性转移"(借用病理学称病灶时说的)力，因而不时再现其祖先的面目。

其实"石民"也曾出现历史的轮回。如果不健忘的话，"文革"前十余年的毛泽东时代，严格的户口制度和按户口发放的各种命根子票证(粮票、油票、肉票、鸡蛋票、豆腐票、布票、糖票、点心票、工业券……)，已使人成了比"石民"更坚牢的"钢民"了。当年那良好的社会治安，至今还让人怀念不已。不过这为时短暂的桃花源，毕竟是历史的怪胎，转眼间"文革"造反有理的大旗一挥，一批蛰伏冬眠了的蛇蝎又一个个复活起来，成为更加可怕的"两头蛇"与"双尾蝎"。

改革开放以后，系在"石民"身上的绑绳逐渐松动。经过"文革"锻炼的游民寻找"快速致富"的门路，于是乎男盗女娼等见不得人的勾当又在阴暗处蔓延。我终于明白了我的读史恐惧症的病理机制在哪里。只叹"五四"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时，却没有谁去触动"游家店"的一根毫毛，而"文革"中起来砸烂旧世界的却又是这"游家店"的嫡传弟子们!

二、移民文化、游民文化之异同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出现过一场被誉为"80年代的文化热"的文化史、文化发展战略和比较文化研究的热潮。它发端于1982年下半年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两次中国文化史研讨会，随即出现了全国性的研讨热潮，并成立了专业的研究机构。随后上海、广州两市又在1986年分别制订了文化发展战略。

就在制订上海文化战略的过程中，有关"海派文化"的形成再次成为热门的话题。一些学者就上海这一当年东亚最大的国际商埠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指出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上海发展最快的这一时期，来自五湖四海的拓荒者、淘金者，一齐涌进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就国内移民而言，早期来上海的广东人多数做了大洋行的"康白度" (Comprador·买办)，宁波人做了中小商人和裁缝，江北人做了厨师、剃头匠等下层服务人员。这里不仅有精明的金融家、企业家、顶尖级的学者，能干的报人和出版家，还汇聚了顶尖级的作家、艺术家--鲁迅、茅盾、夏衍、田汉、黄自、聂耳、刘海粟……等等。海派文化人来自天南地北，决定了海派文化具有最大的兼容性，它最不墨守陈规，最能突破窠臼，最勇于接受新事物。海派京剧敢于吸收话剧的灯光布景，演《小放牛》可以真牛上台，演《天河配》时可以插映一段织女入浴的电影，没人担心这么干会不会气歪了祖师爷的鼻子。

从这些方面看海派移民文化，确实与大洋彼岸的移民国家美国的文化有几分相近之处，原因首先在于勇于走出故土的移民都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闯将，胆子小的、心计不强的、生命力不强的，谁敢只身到"冒险家的乐园"去闯码头呢!因此，当年参加讨论的学者中有人引用了费孝通先生在《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一文中说的：

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方式，决定了这人群的文化性质。

20世纪中叶以前的大上海这一迅速成长的移民城市，决定了"海派文化"的特征，它既不同于"京派文化"，也不同于中国其它大都市的文化。不过，所谓移民者，是从甲地移到乙地之民，到了乙地后，绝大多数都落地生根，和游来游去无处生根也不想生根的游民，自有本质上的不同。

回过头来再看游民文化。请允许我当一回文抄公，摘引几段学泰兄的文字：

游民与匍伏在角色规定下的"四民"不同，他们脱离了社会秩序，失去了角色位置(许多游民无妻无子)。他们是没有根基、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暂时获得的谋生的手段极不稳定，生活堪虞，前途渺茫，所以他们有一种不安全感和焦灼感。这决定了他们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反叛性，从总体上说他们是反社会的，而且，时时都有可能引发出破坏一切的能量。

游民又一无所有，为求生存，他们富于进击精神。这一点与大多数国民退缩保守的性格不同。他们是我国传统社会中最具有政治主动性的一伙，敢于索取属于他们甚至是不属于他们的东西。特别是在社会动乱或改朝换代之际，他们是敢为天下先的，并常常在世事的变化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他们愤世嫉俗，反对一切贫富不均，但同时又梦想一夜暴富，坐拥百城，而且为此不择手段，为财而死；他既可打家劫舍、劫富济贫，也会骚扰百姓、为害乡里，加剧社会矛盾；他们标榜江湖义气、四海一家，但又往往拉帮结派、内讧内斗不断，为了个人私利或帮派利益，反目成仇，聚众械斗，心狠手辣；他们既反对封建专治权利的代表--官府，又崇尚暴力、权威，以暴易暴；他们既不满当代最高的封建统治者，又幻想取而代之，或者辅佐造反的英雄做打天下的开国元勋，封妻荫子、福禄绵长。在斗争中，见胜利则趋之若鹜，败则作鸟兽散，甚至沦为旧统治者的走狗。即使他们推翻了旧的封建统治者，也马上会成为新的封建统治者。

引文就此打住。写到这儿，我们已可清楚地看出移民、移民文化与游民、游民文化，二者既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也存在着许多本质上的差异。

二者的共性是：

移民和游民都拒绝了"故土难离"的信条，都认定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都抱定了"向前走，莫回头"的决心，勇于到外面的世界闯天下。因此他们都不愧为勇于突破窠臼敢为天下先的闯将，而且对闯天下抱有较高的期望值，都敢于充当冒险家。因此，移民文化与游民文化都是敢字当头的文化，都是破字当头的文化。

二者的差异是：

移民进入新天地，经历或长或短的时间后，即在新的沃土上落地生根，由阿拉宁波变做了阿拉上海，并引以为自豪；游民则习惯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并不想或不能(有案在身，不敢久居)落地生根。

移民在新土地上落地生根后，勇于吸收外来的新事物，不像游民只顾眼前利益，对新旧事物都不感兴趣。尽管移民与游民都有破字当头的精神，但移民既敢于破旧又敢于立新，而游民则一破到底，直到他们坐了龙庭，到了非立不可的时候，才重新拣起被他们砸烂的旧统治机制，实现一个名符其实的新瓶装旧酒。

移民期盼落地生根，因而总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社会秩序，在秩序内尽可能多地扩张自己的利益；而游民则具有先天的反社会性，蔑视一切秩序、规范、公德和一切对他们有所约束的东西，只热衷于他们自己的帮派秩序。

移民闯码头，为求生存也为尽快脱贫致富，练就一副灵活的经济头脑。在他们身上往往染有浓重的商贾气。而游民致富靠的是强取豪夺，商贾在他们眼中是夺取的对象，只有胳膊粗力气大脸厚心黑才是致富的本钱，所以游民身上总带有一股流氓气。

就以上几方面的异同来看，同样离别故土闯码头的移民和游民，他们的谋生手段、人生追求、思维模式、处世哲学都有很大的差异，其最终的结果是移民与游民成为两个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社会阶层。移民文化与游民文化也各奔东西，分道扬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将日益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转进城市，但愿这数以亿计的离土的人群中多一点移民，少一点游民!

三、游民研究与城市社会学

我是学建筑的，曾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所以看了学泰兄对游民研究论著中涉及的中国古代城市史和古代城市社会学的分析后，我特别敬佩他的跨学科知识的深厚底功，和综合的系统思维的缜密。给我印象至深的是他在《中国流民·序》中说的：

儒家认为周代实行的是井田制，这种制度下，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其实是无游民的。如果井田制有所败坏，农民、手工业者或商贾脱离了原来的定居点与相应的职业，就成为"游民"。

宋以前的大城市多采取封闭的城坊制。所谓"城坊"，指城市被街道分割成若干坊，坊的四周筑有高墙。居民住在坊中，坊有门朝启夕闭。隋唐的国都长安就是这种类型的城市。它有一百多个坊，商贾云集的东、西市与居民所住的坊分开。晚上坊门关闭，坊角有警卫，街道上有金吾巡道，不准夜行。这种城市容纳游民的能力很差。到了宋代，大多数城市打破了封闭凝固的城坊，一变为市民居住区与商业区相互混杂的街巷制(与现在城镇类似)。北宋首都汴京、南宋都城临安，商业服务业都十分发达，许多食品店通宵服务，这为游民提供了糊口谋食的机会。北宋时期人口膨胀，土地兼并激烈，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生活极不稳定的游民。

的确，游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它和城市的发展、开放型的城市结构的出现，以及人口的过度增长，生活资料的相对匮乏，以及官场的腐败、贫富差距的拉大，都有着密切的机缘。

再看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社会学，虽然它并不属于新兴学科，但由于社会学在我国曾消失了近三十年之久，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的城市社会学只到80年代才重新出现在高校的讲坛上。

城市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概念、观点(视野)、方法研究城市社会的学科。它的使命是正确地认识和掌握城市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制订正确的城市发展方针、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以提高管理城市水平。

城市社会学诞生于西方的工业社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该学科的创建做出极大贡献的美国芝加哥学派。19世纪下半叶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工业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城市化的进程空前加速，1880年才50万人口的芝加哥，到1930年增长到337万，一跃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大量的移民涌入芝加哥，使芝加哥成为种族混居、藏污纳垢的大都会，成为犯罪率直线上升的罪恶之都。正当此时，芝加哥学派率先走上街头做实际调查，分析了许多复杂的社会现象后，提出了积极的诊断和处方，为芝加哥的健康发展，也为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次大战后，和平环境下人口迅速增长，再次出现了城市化的高峰，相继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青少年犯罪、离婚率上升，以及各种心理畸变等新的社会问题。因此，1955年出版美国学者柏吉尔的《城市社会学》一书，特别增加了病态社会秩序的研究，日本学者大桥熏的《城市社会病理》一书，也对现代城市病做了详细的诊断。但由于西方国家没有我国特产的游民与游民文化，因此，当世纪之交中国的城市进程加速时出现的游民急速膨胀，和游民文化一步步向主流文化逼进的严重局面，都是西方学者未曾接触过的新问题，从他们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诊断和处方，更没有有效的免疫疫苗。因此，我以为学泰兄对游民与游民文化的研究，有着开创性的贡献。但接下来应该有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学者接过接力棒，对因游民与游民文化迅速膨胀导致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病，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作者：杨乃济

电影游民意识管理论文 篇2：

叛逆少年的预期社会化

《坏孩子的天空》是由日本导演北野武拍摄的一部关于青少年成长的影片，该影片以叛逆高中生小马和新治为表现对象，表现主人公另类的“预期社会化”过程，呈现他们在预期社会化过程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人类的社会化是指一个婴儿从出生到学会把自己看成独特的个体，来构建社会联系、发展道德观念、学习语言的过程。^[1]社会化具有永久性和阶段性，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是以预期社会化的形式出现的，预期社会化是指青少年向未来社会角色学习的过程。^[2]完成预期社会化是社会化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步，经过这一步青少年正式进入社会。在预期社会化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如影片中的小马和新治一样的叛逆青少年，他们在青春期产生的抵触、抗拒校园教育的种种叛逆行为都因为在预期社会化中所受到不恰当的场次影响形成的。我们要理解影片中坏孩子的种种叛逆行为，解读他们的灰色青春故事，就需要分析他们在预期社会化过程中分别受到的三个场次的影响。

一、灰色幽默中的校园教育

久石让曲谱的欢快旋律响起，多重跳音和连音符的转换活泼中透出一点乖张的小阴谋，声画同步的规律预示着小马和新治的恶作剧要开始了。北野武以轻松欢快的方式展现小马和新治的叛逆。他们在上课的时候恶作剧，一起跑到教学楼的楼顶上，用笤帚之类的东西制作成他们数学老师形象的拉线玩偶，将手电筒挂在玩偶的跨间来模拟老师的生殖器。更过分的是他们趁着数学老师上课的时候从楼顶将玩偶放下，悬于老师授课的教室的窗外，一边抖动玩偶一边用线操纵着手电筒生殖器，敲击着教室的玻璃。正在听老师授课的同学看到这样的玩偶，都开始哄笑起来。老师看到后更是被气得七窍生烟。当他们因为看不惯老师炫耀自己的新车时，烧毁了老师新买的汽车。当其他同学都在上课的时候，小马和新治到操场上骑自行车吸引上课同学的注意。勒索同学是小马和新治常干的事，而他们让同学蹦跳来检查同学是否在身上藏钱币的方法也让人忍俊不禁。强大的灰色幽默手法让整部影片趣味性大增，灰色幽默的灰色成分带给我们的是关于青少年预期社会化中校园教育的指向性思考。

学校是青少年完成预期社会化的主体，学校教育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讲具有重大的意义，青少年的预期社会化的重要场次是学校。普通的青少年在校园中通过学习获得符合特定社会要求的知识、技能、态度、习惯、理想、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来主动建构知识体系，促进自身社会化。而北野武银幕上的小马和新治却属于一个另类群体，类似于社会学家葛哈尔所界定的同龄人群体中的“强壮的少年”。^[3]这个群体被学校的管理层当作最麻烦最危险的群体，他们对教育有着公开的敌意，经常对教育者发起公开的挑战。小马和新治从影片开始就与学校教育在进行抗衡，他们似乎是一种反校园文化的存在。小马和新治所做的这些都是对教育者，对校园管理制度和管理者公开的挑战。在教育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伊凡·伊利奇指出，学校教育承担了四项基本任务：提供监护、分配人们在职业中的角色、学习主导价值观、以及习得为社会所赞许的职业与技能。^[4]伊利奇所提出的关于学校所承载的这四个方面的社会功能与促进青少年预期社会化息息相关。小马和新治对学校教育的抵触和“反校园文化”的范式，决定了学校教育所承载的四项基本任务无法在他们身上得以实施。

在对同学产生了众多负面影响，又对老师发起公开的挑战以后，小马和新治已经被勒令不要待在教室里。学校对于他们而言，首先已经失去了监护功能，失去监护功能以后的其它三项功能也就不复存在了。学校教育所要传达的主导价值观是青少年预期社会化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青少年生理和心理都处在不完全成熟的阶段，没有学校教育主导价值观的引导，青少年很容易误入歧途。很多教育学家认为，在学校课堂里所学的最重要的不是事实性的知识，而是社会知识。道德是社会化发展的重要内容，青春期少年需要形成恰当的价值观，也可以说建立一定的自我道德约束构架才能更好的向未来角色转变。由于没有恰当的主导价值观的影响，由于必要的主导价值观的缺失，小马和新治才会经历更多的曲折才达到了预期社会化的完成。

影片中还讲述到高考，班上有一人考上了国立大学，而其他很多人也都找到了工作。小马和新治一个成为无业游民，另一个成为送米工，由于两人在学校并没有获得任何能够为社会所赞许和认同的技能，两人逐渐沦为日本下流社会的人群。对待校园教育不同的态度衍生出不同的职业角色分配，进而决定了其所处的社会阶层。

二、暴力影像中的同辈群体

暴力元素在电影美学中日渐发展成熟，暴力影像元素在北野武的电影中非常常见，在其大部分影视作品中都穿插有大量的暴力影像元素。^[5]《坏孩子的天空》中叙事空间由校园转向拳击馆，北野武暴力影像元素的运用拉开序幕。拳击馆里的叙事风格从校园的轻松欢快瞬间变得异常隐忍冷静，拳击馆中拍摄的画面赋予充分的力量感，使得整个画面充满了张力，暴力冲突也成为这一部分影片情节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小马学习拳击的原因是一个曾经被小马欺负过的同学叫来拳击手小林找小马报仇，小马被拳击手的一记重拳击倒在地。总在学校威风凛凛的小马遭遇暴力，遭遇人生的第一次屈辱后有了他的第一个人生转折点——学习拳击。尔后小马与拳击手小林再次在拳击馆相遇，小马为了复仇与小林再次展开冲突。这一段暴力影像中，小马并未遵守拳击的规则，而是用最原始最野蛮最直接的力量向对手发起攻击。这一段画面充满张力，将青春期小马的易怒、冲动完全刻画于银幕上。在感受北野武设置于影片中的暴力影像的同时，作为坏孩子青春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暴力元素还引发了一些同辈群体关于预期社会化的思考。

青少年在预期社会化的过程中会接触到很多同辈群体，并且对同辈群体产生影响和反影响。社会学上将相互之间有大致相当的社会地位、年龄相仿的人群定义为互为同辈群体的人。^[6]纵观小马和新治完整的预期社会化过程，对他们预期社会化进程有所推动的关键性决定都是当他们受到同辈群体的影响后产生的。银幕上的小马和新治总是形影不离，无论做什么新治总是默默跟随着小马。新治是一个有着独特气质且长相俊美的少年，他很少说话，总是沉默的跟随着小马。小马的性格与新治则完全不同，他拥有作为一个群体中的决策者应该具备的所有性格特征，外向、果断、有主见。性格迥异的两个少年在各自预期社会化的过程中互为同辈相互影响。即使看似完全被动、处于被领导地位的新治，他作为小马的同辈也无时无刻不在对小马产生影响。小马产生第一次人生转折所受到的同辈群体影响是那个曾经被他勒索过的同学。而新治作为小马的跟随者也开始学习拳击，新治受到的却是作为同辈群体小马的影响。他们两人此后的每一次转折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同辈群体产生的作用力，小马离开拳击队是因为看到伙伴新治在学习拳击上比自己更有天赋，新治本是一名有天赋的拳击手，在结识拳击手朋友小林，并受到他抽烟喝酒各种不加节制的生活模式的影响后，新治最终沦为拳击场上的失败者。小马和新治预期社会化中经历了几个阶段。小马从叛逆学生到学习拳击，从离开拳击队到参加黑帮活动，最后被逐出黑帮沦为无业游民。新治从叛逆学生到学习拳击，从学习拳击到成为一名拳击队员，又从有天赋的拳击队员变成拳击场上的失败者，最后离开拳击队成为送米工。从一次次角色的转换中就体现出小马和新治的预期社会化在逐渐深入和推进。

同辈群体对青少年预期社会化的影响让人联想到拉康的镜像理论。在拉康的镜像理论中，6到18个月的幼儿（尚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碎裂身体）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统一影像，即产生一种完形的格式塔图景。这个完形的本质即是人对自我角色的想象性的认同关系。婴儿通过“我”的另一个影像来认识本我，形成本我的概念。^[7]拉康的本我与镜像，存在于同辈群体的关系映射中。青少年时代的小马和新治身心都处于不成熟的阶段，他们与拉康实验中的婴儿有共同点，即对自我认识都不完全。形影不离的这一对少年，两个人互为同辈群体其实也相当于互为镜像，小马从新治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从新治的所作所为中同时对自身有更深入的认识。反之，推论到新治亦成立。从认识的基础上，这两个不成熟的少年会根据认识的发展程度产生相应的动作，包括对对方行为的跟随、模仿或是反驳、推翻。

其中不得不说到，北野武安排的另一个作为小马和新治整体的对比对象，影片中这个爱上咖啡店女招待的少年渡边。循规蹈矩的渡边作为两个坏孩子的对比，成为小马和新治所代表的一类叛逆少年的对比镜像，同时也给坏孩子带来一些社会化内容的成长启示。渡边的情书被小马和新治偷看，虽然在偷看情书的时候，小马和新治是以看笑话和恶作剧的态度来对待的，但实质上爱情和性作为预期社会化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对异性产生情感这个青春期重要的话题，的确是渡边带给了小马和新治最初始的传达和启蒙。

三、反复娱乐化中的大众传媒

小马和新治购买成人电影票的过程充满了转承式的戏剧性，三进三出终于如愿观看到成人电影，北野武反复的娱乐化叙事手法使影片情节曲折有趣。影院的成人电影票学生无法购买，却对小马和新治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第一次进入电影院时，两人为了掩盖自己的学生身份，新治滑稽的称呼小马为部长，但是他们身穿学生装，影院的售票员一眼识破他们的学生身份，拒绝向他们出售电影票。第二次进入电影院，两人除了语言上的包装还对校服进行了一番改造，用纸巾做成的白色简易领带显得异常滑稽，这次两人依然被售票员识破，售票员送给他们两张赠票。他们锲而不舍的第三次进入影院，对校服进行了大量的改装，并且戴上了假发，售票员依旧识破了他们的学生身份，但是这一次终于被他们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打动，向他们出售了电影票。在向他们售卖完电影票后，售票员讽刺的称他们为“傻瓜”。转承式的叙事使影片的娱乐性大增，在这样反复类似性的叙事方法中，北野武除了希望得到戏剧性的喜剧效应之外，也传递了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给少年预期社会化带来的影响。

大众传媒被普遍界定为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对大众传播信息的媒介工具。^[8]电影作为一种以消遣娱乐为主传播信息为辅的媒介，也属于大众传媒的一种形式。小马和新治为了买到成人电影票三次乔装打扮进入影院，费尽周折最终买到票顺利的观看成人电影。成人电影对于叛逆少年对性的接触和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爱情和性是青少年预期社会化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内容，在青少年时期，他们会尝试与异性接触、交往，作为寻找配偶的预热。小马和新治这时身体发育已经趋向成熟，对于自己身体的变化会产生好奇。男性荷尔蒙的分泌会促使他们对一知半解的性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时候没有人向他们解答心理的疑惑与问题，没有进行正确的行为疏导，他们只有通过其它方式来满足心中的好奇，成人电影对他们就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随着工业革命和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渐步入信息社会时代，作为一种非正规、非正式的现代大众传播网，对个体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影响。现代大众传播网是由各种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形式所构成的，这一大众传媒网络的构成特别是对社会教育、对个体社会化的作用越来越大。电影作为大众传媒中的一种，对青少年社会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众传媒的服务对象广泛，比如成人电影的功能应是服务于成年人的。成人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专门化的文化信息载体，会对成人这一特定人群发挥社会化功能。小马和新治作为未成年人，就会受到其不恰当文化信息的影响。小马和新治正处于可塑性大，自控能力、辨别和抵制错误思想侵蚀能力还较低的时期， 成人电影追求感官享受，对青少年的性知识并没有起到恰当的启蒙教育作用，反而会导致他们形成不恰当的性观念和性认识。

相较于其他青少年，叛逆的小马和新治更追求新鲜、刺激和带有神秘感的事物，成人电影的观看实际上是他们在提前预支成年人所享有的资格和权力。然而当他们没有完成相应的社会化，心理成熟程度没有达到社会认可标准的前提下来提前行使这些权利，比如说观看有暴力、黄色淫秽内容的影片，对他们身心的发展是有害的。所以，接触成人电影给他们的预期社会化带来的是消极的、负面的影响。

北野武在温情、幽默、喜剧中传达着叛逆青少年的预期社会化问题。影片中的小马和新治在应该接受学校教育的时候选择了不恰当的方式完成青春期的预期社会化，经历了很多曲折与坎坷。新治因为交友不慎，隐没了自己的天赋和才能，在比赛中成为落败者。小马进入黑帮已经属于歧途了，即使在歧途之中，他也没能遵守黑道的生存法则，最终被驱逐出帮。庆幸的是在重逢以后，在遭遇了弯路和挫折以后，两个少年终于逐渐成长。在影片的末尾，新治问：“小马，我们已经完蛋了吗？”小马回答：“笨蛋，我们才刚刚开始呢！”重新开始，说明俩人已经意识到自己青春期的那些不恰当行为。此刻的小马和新治可以算作完成了整个预期社会化。最终把小马和新治重逢的地点设置在校园里，在此处也是有深意的。那些青春期叛逆少年所有在学校没有接受的道德教化和知识技能的学习，接下来也许就要通过社会来加以补足了。

小马和新治并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的个案，青春期总会有这样的叛逆少年的存在。这些少年是人类社会化进程的一个标符，他们的存在也许应该对学校教育、对社会、对家庭关于如何引导青少年更顺利的完成预期社会化进而向成人过渡这个问题产生一些思考、提醒和修正。

参考文献：

[1][2]（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45，159.

[3][4]（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487，490.

[5]赵婕.暴力·静观·人生——论北野武的叙事策略[J].电影文学，2008（3）.

[7]（德）格尔达·帕格尔.拉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6.

[8]（美）约翰·维维安.大众传播媒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3.

作者：岑阳 郑坚

电影游民意识管理论文 篇3：

对簿公堂

从古至今,有人生活的地方就会有纷争,所以“对簿公堂”就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在远古时代,部落的首领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仆”是没有什么特权可言的,其履行责任的机会更多的是裁决部落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比如甲多占了一份战利品,或者乙的婆娘偷懒装病,逃避集体劳动之类。部落首领裁决的依据往往是强大的传统、沿袭已久的习惯和自己积累起来的威望,所以这样的裁决基本上能做到让部落成员心悦诚服。

生产力提高了,资源丰富了——当个别个体可以通过武力强占或者驱使别人来获得高于一般的生活水准,奴隶社会的到来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奴隶主和奴隶主之间的冲突变得越来越普遍,靠某些人的仲裁显得越来越苍白无力,所以大家都应该遵守的某种规则就愈来愈迫切地为更多人所需要,当这些规则形成了文字落实到了纸面上,最初的法律产生了。

奴隶社会中法律最健全的国家非古雅典城邦莫属。相传雅典城邦的自由民享有高度的参与城邦管理的权利,人人都具备参选执政官的资格——不要为这接近当代法律的表象所迷惑,享有这些权利的,只是占总人口数10%左右的自由民,至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连最起码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证。奴隶主对自己的奴隶可以生杀予夺,杀死别人的奴隶,也只需赔付少量的罚金。

被称为“至圣”的孔夫子的思想也远没有现代人为他美化的那么先进——他设想的“大同世界”是一个从君主到百姓都彬彬有礼、和谐相处的社会,但唯一没有给预留位置的,就是被统治者们视为工具的奴隶。在这一点上,他老人家没有免俗,他同样给奴隶们打上了“非正常人类”的标签。

到了封建社会,一个地方官员同时具备多种社会角色,比如知县,事实上是兼职县长、县公安局长、人民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甚至民政局局长的职能。所以,在古代,当好一个合格的地方官员是很不容易的,需要熟知法律以胜任法官角色,甚至需要精通侦查来理清各种案情。古代的公案小说中记载了很多贤能的官员爱民如子、断案如神的情节,一些复杂案情的审理过程中蕴含的推理判断智慧让现代人也叹为观止。包拯、海瑞、施世纶等在古人的笔下都是这样一些独具慧眼的智者,能够接通天地、明察秋毫。封建社会的法律也变得更加精细,但“刑不上大夫”,法律对官员和老百姓并不是完全平等的。

明清时代,开始出现了专门为别人打官司的“讼师”,这些人多是一些不第的读书人,熟知法律且辩才出众,为别人书写各种法律文书并承揽诉讼事务来获取利益。周星驰的两部电影《审死官》和《算死草》中,都刻画了这样才华横溢的古代律师形象。

在法律不够健全的封建社会,尤其是官匪一家、钱可通神的王朝末期,无良的讼棍当然可以大行其道。至于令百姓渴求不已的“青天大老爷”,则完全取决于官员个人的操守——在缺乏监督的环境中,个人的操守往往会屈从于很多外在内在的压力,所以没有健全的法律依据,“人治社会”不可能自主转化为“法治社会”。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了200余年,很多法律制度已经酝酿得非常成熟,所以在很多层面上,公民享有更多的自主权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观念的提出,尤其提升了法律对一般普通百姓的保护意识。但法律条文的愈加细致和更多以人为本的理念也必然导致很多本来简单的案件人为复杂化,很多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案件也频频出现。

比如一德国无业游民状告政府,因为政府没有为他支付嫖妓的费用。更奇怪的是,居然有律师为他代理,而法院也受理了案子,当地政府还得乖乖地应诉。再比如轰动一时的美国“辛普森杀妻案”,消息传出之后,我国很多基层的法律工作者很不以为然——以国情而论,无论从舆论角度还是从专业角度,绝对不会出现这样无法定罪的案件。但是这是法律制度健全的必然——只有真正贯彻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冤假错案的几率才会降到最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才会得到保障。

所以,真正的“和谐社会”不是全社会只有一个声音,而是让法律保障每一个公民拥有充分表达自己声音的机会。尤其是,让一个普通的百姓和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面对面时拥有同等的尊严和勇气,让更多的公民拥有和职能部门“对簿公堂”的资本和依据,这是法律健全必须经历的过程。

编辑/梁宇清

作者：赵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