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制度发展论文

2022-04-19

摘要:法律援助制度是一种司法救济制度,旨在使每位公民在诉讼中的权益可以得到平等的保护,以实现司法公正。1994年,我国首次将法律援助写入法律,这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萌芽时期。自此以后,该制度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司法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法律援助工作在实施中遇到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法律援助制度发展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法律援助制度发展论文 篇1:

世界法律援助制度的历史与发展

摘要法律援助制度虽然在我国只有近二十年的历史,在国外却是源远流长。法律援助制度是如何产生并一步步走向成熟?目前世界范围内法律援助实施的现状又是怎样?我国法律援助实施的状况又是怎样?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有哪些优缺点?又有哪些应该保持和改善的方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本文将从以上几个方面依次进行阐述。

关键词法律援助历史发展现状差距问题和解决

法律援助,英文表达为“Legal Aid”,是“对无力支付律师费的人提供免费或廉价的法律服务”。

1 起源

法律援助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英格兰。早在1495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就发布了这样一条法令:“正义应当同样给予贫困的人,根据正义原则任命的律师应同样为穷苦人服务”,并授权法庭指定律师为贫穷的民事诉讼当事人提供法庭代理。这是世界上第一条有关法律援助的法令。

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借鉴,可以算是世界法律援助之师。其中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发展又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先,而欧美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1.1慈善法律援助阶段

法律援助制度实施之初被当作是对穷人的一种慈善行为,此时政府在其中并不起主导作用,法律援助是一种民间行为。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法律援助由律师为公共利益并因其职业道德新要求而自发提供。

1.2过渡法律援助阶段

到了19世纪,随着民主制度在欧美的相继建立,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政治权利,在欧美资产阶级国家得到确认。这一时期,天赋人权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极力标榜的宪法原则。早期将“穷人”作为阶层作为法律援助对象的理论,逐步为保障公民诉讼权利的理论所代替,从而使法律援助从单纯的慈善事业开始向国家责任转化。

不过此时的法律援助仍然带有早期的一些特点:(1)提供法律服务的范围和程度有限;(2)法律援助的主要提供者还是律师,由法律援助机构付费给律师,由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由于法律援助主要由私人律师自愿提供,因此仍被看作是一种慈善行为而非权利。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法律援助从慈善事业向政府义务过渡的转型期。

1.3权利法律援助阶段

自20世纪以来,法律社会化思想进一步推动了法律援助的发展。二战以后,更是进一步以社会为本位,为实现公民之间的平等,强调当事人有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这些促进了现代法律援助的新发展。

现代法律援助开始的标志是美国总统约翰逊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向贫穷宣战”计划,此计划的目标是消除贫穷。人们由此开始认识到穷人要面对许多能够付费的当事人所不会遇到的法律问题,并开始注重穷人的“未满足的需要”,如住房、社会安全、家庭和债务问题。向穷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主要模式是建立由支领薪水的法律服务人员组成的社区办公室。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70年代又出现了“获得司法程序上的公正”的呼声,这种理念认为人们不仅需要法律咨询和诉讼代理,还应该得到法律信息、受到法律教育、进行法律改革等,其最终目标是要使所有人达到实质上的平等。

同时,法律援助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由刑事法律问题逐渐扩展到包括家庭、居住、债务、社会安全等在内的民事法律问题。在1978年的欧洲部长会议上发表的《法律援助与咨询》更是将获得司法程序上的公正的权利视为任何民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并郑重宣布法律援助不应该再被看作是一种慈善行为,而应是整个社会的一项义务。

经过上述三步的发展,法律援助从当初的慈善行为发展成现在的国家义务。由“穷人的慈善的法律援助”变成了“作为每个人权利的法律援助”。

2 现今国外法律援助实施的状况

目前世界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各国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和经济实力不同,在法律援助的指导思想、立法规定、援助的方式、对象和条件等方面也不尽相同。下面就以欧美国家以及日本、韩国为例进行介绍。

第一类以英美两国为代表,英国和美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基本属于一种类型。虽然两国在法律援助规定以及组织形式等方面各有特色,但总体而言,其法律援助主要都是由受政府资助的独立的私人团体来实施的,各大律师协会、各种私人基金乃至律师个人,在这种体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只对法律援助进行宏观调控,对于具体的操作则在所不问,其所追求的只是实质的法律援助。

这种类型的法律援助,发源于英国式的慈善性质的法律援助。英、美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初期,并不是面向社会所有成员的,其援助对象是社会地位低下的特定阶层,如英国的“穷人法”;而美国法律援助的开始,则是各种族、各阶层为保护自身利益而发起的,其组织上的私人色彩更为浓厚。法律援助作为国家的一种责任,在英、美政府基本上局限于原则上的指导和财政上的支持。同时,法律援助的具体提供者——律师,由于受到传统律师职业自由观念的影响,本能地对由国家统一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采取抵制的态度。虽然如此,随着国家对法律援助财政支持的加强,以及私人法律援助机构的迅速发展,在英美,法律援助的社会化程度也达到了较高水平。

第二种类型,是以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福利法律援助制度。这种法律援助制度的特点就是将法律援助纳入国家的福利制度,由国家统一实施。在这种制度下,法律援助作为一种由国家提供的福利面向社会公众,其范围也大为拓宽,由国家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雇佣专门的服务人员,进行法律援助工作。与英美相比,私人律师和律师协会虽也参与其中,但是作用大为降低,国家责任原则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些国家,均建立了诉讼保险制度,其目的是使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中产阶级避免由于高额诉讼费而影响其家庭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法律援助的覆盖范围扩大。同英美相比,瑞典、丹麦法律援助制度的社会化程度更高,但是给国家财政造成的压力也相对更大,因此很难在全世界推广开来。

第三类是参照欧美国家建立起来的法律援助制度,其代表国家为日韩。两国法律援助都是始于二战以后,起初与英美相同,都是由各大律师协会负责。随着社会发展,又总结了本国实施法律援助的经验,采取了由政府监督,律师协会具体负责的法律援助体系,提高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化程度。

3 我国法律援助的发展及展望

我国的法律援助始于1992年。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年初,我国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开始实施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1条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在近16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各地立法不统一、援助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有以下特点:(1)对象广泛。不仅包括我国公民,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2)优先照顾原则。我国法律规定,凡盲、聋、哑、未成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刑事案件中外籍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其他残疾人、老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可以不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获得法律援助。(3)政府责任、律师义务、社会参与。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七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我国的法律援助基本有以下两种模式:(1)政府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由法律援助中心专职律师和由中心指派的社会律师共同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目前以该种模式为主;(2)由私人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或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或律师事务所自行受理,然后到法律援助中心备案并申请经费。

我国的法律援助事务主要由各级法律援助中心承办。至2005年12月,全国已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31298个,法律援助专职人员11377人,其中职业律师约5029人。1999年至2006年9月,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受理各类案件1224207件,受援人员2204403人。自1996年以来,我国许多律师事务所也同时承接法律援助业务,《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更是将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规定为其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我国在实施法律援助的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社会化程度不高。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数量和布局采取了量化的硬性规定。例如荷兰,政府要求保证申诉人1小时内能够到达最近的一个法律援助机构,5公里之内就应该有一个机构可以受理申请。再比如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法律服务公司,以保证为每1万个穷人提供2个律师。而在我国,截至2005年底,尚有200左右的县、市(区)没有律师,全国每10万人才分享1名法律援助专职人员,每24万人才分享1名职业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在经费方面,西方国家每年大都会划拨巨额财政用于法律援助,例如英国与荷兰法律援助的年度财政拨款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英国的法律援助开支是全世界最高的,约合每人每年30英镑,而我国2005年度各级财政用于法律援助的拨款总额为26220万元,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为0.21元。

第二,我国国内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财政上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也相对较为充裕,与中西部地区差距较大。以2005年为例,广东省用于法律援助的总经费超过了3000万元,山东省首次超过了2000万元,浙江、江苏也均超过了1500万元,河南、上海、重庆、辽宁、北京、福建的法律援助经费均超过了1000万元,上述10省法律援助经费总和占到了当年全国法律援助总经费的61.3%,而中西部很多省份当年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总额只有两三百万元。

第三,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性有待提高。据统计,2005年全国12万名专兼职律师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08299件,人均不到1件,相当多的律师并未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这对法律援助工作来讲是一种资源浪费,这主要是因为律师办案补贴较少。我国尚有部分地区没有出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或者制定办案补贴标准,仍有相当多的地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而且几乎所有地方的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均是按照每案一定数值发放补贴,大大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

第四,法律援助的社会捐助和行业奉献未能持续有效深入开展,法律援助资金过分单纯依赖于财政拨款。一些地方挤占、挪用、截留法律援助经费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有效开展。

4 中国高校法律援助实施状况

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不仅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也揭开了我国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作为适应现阶段社会法治发展需要应运而生的新生事物,是我国法律援助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如今我国法律援助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对于促进司法公正、完善社会弱者扶助体系、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以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以民间组织为补充的中国法律援助模式下,我国高校法律院系充分利用知识优势,建立了一些法律援助机构,以为大众提供法律援助为己任,同时促进法学教育改革。早在司法部进行法律援助试点工作以前,武汉大学就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这是一个由法学教授、律师和青年大学生组成的提供法律援助的社会公益性服务机构。司法部开展法律援助试点工作以后,各高校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法律援助机构。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律援助协会”。在全国政法院校中,地处上海的华东政法学院率先于1997年成立了“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以“为维护公平与正义而努力奋斗”为宗旨,逐渐发展成为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窗口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基地。随后,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相继设立了自己的法律援助机构。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全国所有的法学院校都设置了法律援助机构。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较政府及其他社会团体的法律援助机构,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与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相比,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运作机制比较灵活,制度上可以根据本地区、本校、社会支持等实际情况制定章程。在经费方面,可以争取社会团体、企业、慈善组织的赞助来筹集资金。与其他社会团体法律援助机构相比,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更具有人才优势、知识优势。同时法律援助这一公益性活动把教学科研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不仅使法律院系的学生有了实践机会,而且促进了法学教育方式的改革,达到双赢。

实践证明,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以调研过的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为例,自2006年3月开始,华政就在上海市万航渡路1575号开展法律咨询,至今已接待案件1000余起,代理案件40余起,广受好评。

在几年的运作中,高校法律援助工作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各自的发展程度不一,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1)目前各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不足。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基本上是依赖学校拨款,如从学生社会实践经费、共青团活动经费中拨出部分,但其金额十分有限。经费不足使得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负担不了进行案件代理所需要的各种费用,不得已提高启动法律援助的门槛和缩小法律援助的范围,放弃了一些应该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其二,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缺乏稳定性。高校法律援助工作基本上由大学生承担,而大学生随着毕业不断更换,再者缺乏专职的工作者,使得法律援助机构缺乏稳定的人员,开展工作没有连贯性、完整性。在办理重大、疑难的法律援助案件时,显得力不从心,从而限制了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

(2)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现在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援助形式主要有法律咨询、代书、提供意见、诉讼代理。大学生主要精力投入在日常学习之中,难以为进行法律援助工作而牺牲课业时间,而且我国法学教育注重理论教学,一直不存在西方式的判例教学,很少有与理论教学相配套的专门实践课,这使我国法律院系的学生缺乏必要的实践操作经验,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这些都是制约高校法援发展的因素。

(3)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管理机制不健全。我国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基本由高校自主决定设立,隶属于高校学生处、团委、教务处、相关院系或校属律师事务所,基本上得不到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导和帮助。我国在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之初就指出:“应当重视和加强对社会法律援助机构的管理、加强工作指导和监督,明确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条件和接受业务指导、监督的关系”。然而,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没有专门管理、推动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发展的部门,不能针对高校法律援助特点进行有效管理。同时国家将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定位为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补充,没有给予必要的支持。这种既需要,又不扶持的态度使得各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水平不一,有的甚至流于形式,出现发展的不平衡和运作的不畅通,抑制了更多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

作者:薛清文

法律援助制度发展论文 篇2: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摘要:法律援助制度是一种司法救济制度,旨在使每位公民在诉讼中的权益可以得到平等的保护,以实现司法公正。1994年,我国首次将法律援助写入法律,这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萌芽时期。自此以后,该制度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司法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法律援助工作在实施中遇到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关键词: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法律援助辩护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近亲属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的,或者具备法定情况时由公检法机关直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法律援助制度最早建立是在十五世纪的英国。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萌芽时期是1994年,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的标志是以200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的实施。相比较西方国家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晚但发展速度极快。法律援助制度在建立至今不足二十年,却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为我国司法诉讼制度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法律援助机构数量增加,法律援助律师队伍不断壮大。(2)援助范围扩大到民事、刑事、行政等案件,援助案件数量也日益增加,(3)法律援助制度平等地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重要体现,有利于社会平等与司法公正的实现。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短期内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并且在不断在走向正规化、制度化,但是该制度毕竟还处于起步阶段,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一下几点:

1.人们对法律援助制度了解认识程度低,运用不够广泛。

作为一种新的法律制度,法律援助辩护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力量源泉来自于人们的广泛运用以及认可。但是,我国普法活动已开展多年,很多公民仍然缺少法律意识,不了解法律援助制度,甚至不知道有法律援助制度的存在。法律援助制度的本意是帮助经济困难以及特殊的人群,那么自然该制度的宣传重点应在乡镇等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然而,很多地区对基层法律援助的宣传少之又少,使得经济水平较低而最需要法律援助地区的民众对法律援助制度的了解也是少之又少,进而造成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难之又难。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人口的大量流动伴随的是源源不断的社会矛盾,但是农村人口普遍文化水平低,权利保护意识弱,并且不知道有法律援助制度的存在。所以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往往采取非法的手段来解决,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阻碍社会的发展。

2.法律援助的人力、物力严重不足。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城乡贫富差距大,农村人口远多于城镇人口。随着普法的深入,法律援助制度将得到广泛的应用,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日益增多,但是国家财政难以满足法律援助的需求。一方面,我国属于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财政很难支撑法律援助所需费用。故造成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很难有稳定的财政支持。并且许多政府官员并不重视法律援助工作,往往将财政用在发展地方的经济上。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资金少,援助工作渐渐成为律师们的公益事项,使得法律援助机构内部高素质人才流失。同时,很多地方虽然已经设立了法律援助机构,但是很多都是无人员、无编制、无办公场所的空架子机构。

3.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远低于有偿诉讼。

首先,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更何况法律援助是无偿的,自然援助律师办事的积极性不高,也不会尽全力去帮助法律援助对象。其次,政府对法律援助重视程度不高,财政支出较少,这样往往造成高素质人才的流失,素质不高的人才提供的服务自然是不尽如人意了。最后,法律援助管理制度缺少规范性。一方面,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无有效的保障途径,既无内部追责制度,亦无外部的救济途径。另一方面,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缺乏统一的管理制度,每个机构各办各案,缺乏协调,无统一的工作程序,影响法律援助原本期待的效果的达成。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1.深入普法工作,广泛宣传法律援助制度。

普法工作是一项庞大而繁琐复杂的工作,面向的是素质不一,文化水平高低不同的大众,需要通过多元途径来进行,才能做到普法这个“普”字,全面加有效。如在公告栏张贴普法海报,无偿提供宣传单,亦可设立免费咨询热线,为民众提供正确的法律意见,宣传正确的法律援助知识。除了前述传统的宣传方式,还可以通过如秦皇岛电视台《法制民生》、长沙电视台《政法报道》等电视栏目,对法律援助的案件进行报道追踪,以案说法,达到宣传法律援助制度的最佳效果。法律援助制度的深入宣传,使得穷人也可以打得起官司,利用合法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弱化社会矛盾,利于社会稳定和谐。

2.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增加资金来源。

(1)提高政府官员对法律援助的重视程度,明确经济发展与法律发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财政是法律援助工作最重要且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政府应将法律援助拨款单独列出,作为专门款项,以保证法律援助工作有足够的资金得以运转。

(2)开拓经费来源渠道。仅仅依靠财政是很难支撑法援工作长期高效进行的,所以应增加资金来源渠道。针对国内,可以举行慈善义卖或者建立法援基金会,广泛集中社会力量,倡导公益奉献精神;针对国外,可以吸收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在国外的爱国人士的力量,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帮助。

(3)健全援助资金收支监督管理体制。资金来源多元只是法律援助的前提保障,更重要的是将这些经费用到实处,所以资金收支的监督是很有必要的。法律援助经费的收支两条线应分属不同的部门,实施收支分离,相互制约,并且还需定期向审计部门报告情况,将资金支出去向明细向社会公布,以此来确保资金用于合法的用途。

3.培养专职法律援助律师,提高服务水平。

(1)政府出资培养专职的律师进行援助,壮大法律援助的律师队伍,提高律师的职业道德,有利于缓解援助供不应求的现状。

(2)政府与当地律师协会或者律师事务所可以签订行政协议,律师协会或事务所定期派出律师进行法律援助,可以缓解财政压力,也保障了援助律师的业务水平。

(3)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适当给予援助律师一定的福利,并且按照律师个人的业务水平以及案件处理情况而定,吸收全社会高素质人才加入法律援助的队伍。

参考文献:

[1] 江伟.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8页

[2]王蓓.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 [ J] .社科纵横, 2004, (4)

[3]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J].中国司法,2004(4)

作者:陶春娇 曹克亮

法律援助制度发展论文 篇3:

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及模式设计

摘要: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既为大学生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实践平台,又有效地缓解了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对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目前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存在不少问题,应建立法律援助协作配合机制、完善资金筹备管理制度、协调大学生法律援助工作和教学活动的关系,使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得到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社会实践;创新;模式设计

为了充分了解中国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推进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的创新性改革提供建设性意见,江苏警官学院“创和”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利用本次暑假的机会对中国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深入的调研。通过对受援助者、市民以及一些大学生法律援助机构的访谈来了解目前中国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的运作。以下内容为在此次调研的基础上对中国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现状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创新性改革的模式设计。

一、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

目前中国开设法律专业的大学已经近400所,在校法律专业的学生约36万人,其中掌握比较全面的法律知识并且能够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学高年级学生达到9万人左右[1]。同时,据司法部的不完全统计,从2003年5月至2006年5月,在进行法律志愿者注册试点的11个省(市)中,有52 423人报名成为法律援助志愿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在校大学生。

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在另一方面也缓解了中国当前法律援助面临的供不应求的矛盾局面。由于法律援助人才供给不足,中国约有3/4应援助的案件未得到援助 [2]。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和普法宣传的深入,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不断扩大。据统计,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 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 500万,共8 500万。如果按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0~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按万分之一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有3万多件。另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调查结果,中国残疾人6 000万,按3‰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18万件。而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到1998年底中国约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9 240万,按1‰计算需要法律帮助,有 9.2万多件案件需要办理[3]。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虽有交叉,但仍属于极为保守的数字。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案件计,现有的 10万多名律师只能办理10万~20万件案件。此外,法律人员与法律需求不呈正相分布,客观上制约了法律援助需求的满足,也加剧了供求矛盾。

目前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已为293 030人次提供咨询和宣传,代写法律文书4 467件,办理非诉讼事务4 441件,办理法律援助诉讼案件18 141件[4]。社会上需要法律帮助的人们得到了相应的援助,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供需矛盾,得到了正的外部性。

二、当前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一些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具体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生法律援助管理缺位。对大学生法律援助机构进行成功而有效的管理,是发挥其效能的关键。但从一些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运作的情况来看,管理缺位问题已经凸显出来。首先,从其内部管理来说,首先,作为一个NGO组织,许多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缺乏系统的健全的管理制度,没有切实可行的成员管理规章,内部分工职责不明,组织纪律松散,经费管理混乱;其次,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成员缺乏必要的激励。但目前,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成员们基本上是无偿劳动的。缺乏必要的激励也是导致目前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活力不足原因之一。从外部管理来说,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依托的是高等院校,高等院校为其当然的管理机构,在中国,司法行政部门统一领导和监督法律援助工作,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也应当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管理,在这种双重管制体制下,必须明确高等院校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管理的职责和权限。而在现实运作中,往往存在两部门之间管理权限不明确,导致管理缺失或产生管理冲突的现象。

2.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短缺。经费问题是攸关法律援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处郑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目前制约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经费问题 [5]。而从调研情况来看,对于大多数大学生法律援助机构来说都存在经费短缺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金来源没有明确依据。中国法律援助资金短缺的境况,政府拨款、学校支援少,因而大学生法律援助资金紧缺。大学生法援志愿者日益增多,广泛地开展法援工作,使符合受援助的对象能够意识到应该通过法援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社会法律援助对象的扩大与资金的稀少的矛盾日益尖锐,给大学生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二是资金不足、不到位。首先,国家和许多地方财政拿不出充足的经费投入到大学生法律援助事业中去,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大学生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也直接影响到办案质量;其次,很多大学生法律援助机构的预算经费下拨之后被挪作他用。

3.大学生法律援助工作与教学活动的关系处理不当。由于法律援助是一项很专业的实践活动,而大学生日常生活是在象牙塔里读教科书,教学活动仅局限于书本知识,所以造成大学生已掌握的基本技能与法律援助需求脱节的现象。由于学校过于追求理论功底的巩固,从而忽视了对技能的培养。实战经验的不足,极大限制了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受案范围和办案质量。同时,很多法学高校一味的追求法学生的就业率,把原本该按部就班的四年学习课程压缩到三年学完,有限的时间全部挤压在理论学习上,日常课程强度很大,同时并没有安排相应的实践课程作为教学环节,导致学生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参加大学生法律援助工作。

三、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的模式设计

就中国目前的状态来看,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一般见于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及相关的法规和行政规章中。但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方面,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的状态。应当借鉴外国立法的先进经验,通过相关立法明确高效法律援助机构的地位,保障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权利,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和法律援助现状的法律援助体系。

通过本次的创新性实践,结合大学生法律援助中的实际情况,现提出如下科学运作模式:

1.建立法律援助协作配合机制。首先,建立一套分工明确、管理到位、运行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具体来说,应建立健全的内部规章制度,包括:工作人员守则;电话专线接谈制度;来访接待制度;收结案制度;案件立案归档制度;评估制度;财务制度等。此外,还应规范办理援助事项的程序,包括:接待、咨询、审查、受理、决定、指派、办理、归档和检查等。通过加强内部制度建设提高法律援助机构的运行效率。同时完善内部组织规程,建立系统化的领导体系。其次,建立激励机制。一是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志愿者,相关司法行政部门和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以及高等院校要给以表彰和奖励,奖励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对获奖学生在法律援助机构的表现与学分相挂钩。二是可以规定对于通过司法考试已经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如果要取得律师职业证书,不仅可以以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为条件,还可以以在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实习达到一定年限并且案件代理等业务要求具备,经过培训为条件。最后,对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管理宜实行共同管理模式。即由司法行政部门和高等院校共同管理,但在管理职责和范围上有所不同,高校的行政主管部门是直接的上级,主要负责人事任免以及资金的调配。司法局是间接的上级,主要负责奖惩考核以及案件资源的合理配置。

2.完善资金筹备管理制度。大学生法律援助机构应该加强自筹、自营资金,以保证其正常的运作。根据实际经验总结,认为大学生法律援助机构在自筹资金方面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资金的筹备。首先,可以在学校内成立法学会,这既能向校内学生详尽地普及法律知识和培养法援人员,为我们法援组织提供优秀人员,又能通过缴纳会费缓解资金紧张的局面;其次,向社会寻求捐助。再次,可以和律师事务所结盟,寻求律师事务所的赞助。最后,依靠一些基金会开展法律援助事业,再比如南京大学劳动法律援助项目是在接受乐施会的财政支持前提下运作的,而华东政法大学的董保华工作室则是直接接受荷兰政府的财政支持。第二,资金的管理。应建立完备的财务制度,做好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工作,在中心资金的管理上,要形成体制化,避免管理上的人性化。

3.协调大学生法律援助工作和教学活动的关系。首先,师资优化,提高学生自身技能。招聘师资走校内挖掘和校外引进相结合的道路。校内挖掘就是积极引导本校教师加入法律援助辅导教师队伍。校外引进是聘请司法实务部门的人员作指导教师和管理人员。一是聘请法官、检察官、律师做兼职教师,以弥补校内教师实务经验的欠缺,实现师资力量结构的优化。二是聘请公检法部门离退休人员作法律援助机构的管理人员。法律援助机构是一个类似律师事务所的实体,在其运作中,围绕着案件的安排、档案和资料的管理、学生与受援助人之间的联络等,会产生大量的行政管理工作,聘请管理人员势在必行,可以有效的提高大学生的实践技能。其次,学校可以适当调节其课程安排和课程内容。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适当减小理论学习的强度,给学生“减压”,引导学生更多接触鲜活案例,并将课时学分和学时多多安排到课外学习上,把法律援助活动作为教学实践环节,使学生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放到实务中去,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和提升自己。

参考文献:

[1]段正坤.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上的讲话[J].法援大观,2003,(1):2.

[2]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J].行政与法,2005,(4):70.

[3]练琪,欧阳梅,陈建军.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与法科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J].高校论坛,2007,(5):16.

[4]用爱心为弱者撑腰2003年至今中国有52 423名志愿者投身法律援助[N].人民日报,2006-05-17.

[5]胡春莉.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之角色定位[J].中国法律援助,2008,(5):33-34.[责任编辑 魏杰]

作者:朱雅晶,刘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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