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论文

【摘要】作为精准扶贫重要内容的法治扶贫，农村法律服务在实现全面脱贫攻坚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农村法律服务面临人员数量不足、专业水平低、普法宣传覆蓋面窄等问题。应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厘清基层法律服务机构职责、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并为农村法律服务提供资金保障。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农村基层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农村基层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论文 篇1：

毛泽东农民利益维护思想当代价值探析

摘 要：农民利益能否得到有效维护，事关党的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毛泽东农民利益维护思想，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历程中所形成的关于农民问题的经验总结。深刻总结其理论精髓，可以得出以下启示：实现经济利益是农民利益维护的根本保证;提高农民素质是农民利益维护的内在动力;强化法律制度建设是农民利益维护的坚强基石;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农民利益维护的重要依托。毛泽东农民利益维护思想，对当前切实维护农民利益有着积极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农民利益;当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民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其本质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利益。毛泽东农民利益维护思想，着眼于农民问题的解决，着力于农民利益的维护，在动员广大群众投身革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当前，改革发展转入攻坚阶段，农民利益维护也面临着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如何妥善对待并合理维护农民利益显得尤为重要。

一、实现经济利益是农民利益维护的根本保证

经济利益问题始终是农民利益的重要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维护农民经济利益集中反映在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上。正如毛泽东所言：“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1]。大革命失败后，党逐步认识到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重要的同盟者，是革命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全党就此达成了一致意见，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明确指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2]因此，要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必须解决他们迫切要求的土地问题。“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3]为此，党领导广大农民奋起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使得农民有了获得土地的资格;毛泽东还通过“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来总结分析分配土地的经验，提出按照人口的多少、土地的肥瘦来分配土地。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分到农户手中，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经济利益的强烈需求，也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投身革命，保卫胜利果实的热情，赢得了农民对党的革命事业全心支持。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农民经济收入实现倍增目标。促进农民增收，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增加农民群体经济利益，就要从提高其经济收入方面着手。要进一步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大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品种和额度，减轻农民负担;实施科技兴农的战略，继续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科技推广，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实现农业技术改造;加大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力度，进一步优化种植业结构，加大对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的开发力度，鼓励农民多种经营，探索农民增收新渠道。

二、提高农民素质是农民利益维护的内在动力

提高农民素质，是农民利益维护的内在动力。党历来重视发展农民文化教育，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党创立伊始，1924年，共产党人澎湃在广州创办了一所面向农民的特殊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这所学校面向农民传播革命先进思想，以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为宗旨，党的早期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在这里授课，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农民先进分子，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开展。此后，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同志睿智地提出，改善农民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精神文化需要，要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在对待如何发展同农民需求相适应的文化形式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发展文化要有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和大众的方向，“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4]。因劳苦大众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占社会的绝大多数，我们只有让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对我们满意，确保他们的利益，才能巩固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内形势的日渐好转，毛泽东便向广大农民发出号召，鼓励他们投入到学习文化知识的活动中来，鼓励农民参加各种形式的扫盲学校和文化学校。于是，农民白天田地劳作，晚上去夜校识字读书。在“三五”计划完成后，我国的文盲、半文盲人数大为下降，人口整体素质有了大幅度明显提升。此外，党还通过文化标语、广播宣传、大众读物等形式，向农民通俗易懂地宣传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地用社会主义先进理论武装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

现阶段，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着农民收入能否增加。只有提高农民素质，大量的农业科技成果才能被农民所掌握，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才能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因此，维护农民利益，就要从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农民方面着手：一要号召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各类农业培训工程，学习吸收先进科技成果，并与自己的多年实践经验相结合，促进农业生产水平提升;二是宣传教育引导农民转变观念，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封闭意识，培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勇于创新、敢于争先精神;三是政府要制定并实施新型农民培育计划，确立实施目标，加大培训支持力度，全面推进新型农民培育工作，切实组织实施好各类新型农民培训形式，如新型农民创业培育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程等。通过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增强他们掌握和运用现代科技的能力，增强发展现代农业的水平，有效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才是维护农民利益的内在持久动力。

三、强化法律制度建设是农民利益维护的坚强基石

毛泽东比较注重通过强化法律制度建设来维护农民利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立后不久，1928年底，湘赣边区政府便制定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从法律上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此基础上，1929年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对农民土地政策进一步修改。苏维埃时期，在毛泽东的支持关心下，1931年苏区政府制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法律层面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并且，它在经济上主张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要把田地分配到广大的贫农、佃农手中。此外，还取消所有强加在农民身上的不平等的苛捐杂税，打破地主阶级、封建势力在乡村的统治，让广大农民翻身，在政治权利方面享受平等待遇。此后，毛泽东在总结乡村苏维埃政权工作的经验中，提出乡苏的一切工作，要以保证满足人民的利益和革命的需要为原则指针。他指出：“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5]除此之外，苏区政府先后颁布施行了多项政策法规，制定了包括宪法大纲在内，涉及刑事、民事、土地、婚姻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约一百二十余部。从农民权利保障、开展农村社会救济、兴修农田水利等方面进行细致规定，明确政府应尽职责和农民应有权益。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又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等众多法律。这些法律法规，有效维护了广大农民切身利益，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构筑了坚定的群众基础和制度保障。

维护农民利益，要与时俱进，加快相关法律制度完善步伐。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利益维护面临新的问题，一些事关农民利益的法律条文亟待修订完善。维护农民利益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重要使命，“党的一切工作离不开人民，党工作的一切更是为了人民。”[6]确保农民利益得到有效维护：第一，必须根据农村发展的现实需要，及时制定完善农业领域的紧缺法律，确保农村事业发展有法可依，改善我国农村领域相关法律不足现状;第二，必须加快法律制度改革，修改一些过时的法律条文，加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调整现行土地管理法等;第三，必须加大农村普法工作宣传力度，让法律深入农户，让农民学法、守法、懂法，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第四，必须重视农村基层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和相关法律人才队伍建设，构建政府财政支持与社会慈善行为相结合的法律援助模式，为农民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

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农民利益维护的重要依托

什么是农民组织化，它主要包含两层意义，简单地说就是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在政治上，广泛动员，组织起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在经济上，整合农业生产闲置资源，以共同应对自然灾害风险挑战，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在旧中国，一方面，封建专制统治占主导地位，农民政治地位极其低下，生存权益难以得到维护，成为被地主阶级鱼肉的对象。同时，农户长期分散化、粗放型经营方式，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并且，在雨雪虫害等自然灾害面前，由于组织程度较低，农户抵御灾害能力大大减弱，农民往往处于困难无助境地。针对这一状况，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农民自身过于分散，力量薄弱，只有把他们组织起来才能应对共同的敌人。为此，在党的领导下，1921年浙江萧山衙前村率先成立衙前农民协会，迈出了农会发展的第一步。此后，各地农民协会纷纷成立，广大农民开始逐渐参与到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中。在这一时期，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正如毛泽东在1927年所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强调：“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7]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面前，毛泽东亲自领导并参与农会组织的建设，号召广大农民依靠团结的力量来维护自身利益。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他又依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提出采取贫民团、贫下中农协会、合作社等方式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

苏维埃时期，根据革命形势需要，农会作用主要集中体现在团结民众开展政治斗争方面，如打击土豪劣绅，参与政权建设等。农会既“是农民群众的战斗组织，也是教育农民、领导经济与政治斗争的指挥部。”[8]除此之外，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也进行了诸如修桥铺路等一定程度的经营。为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1933年毛泽东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他提到了当地群众发起的犁牛合作社。毛泽东认为通过互助合作形式，很好地解决了耕牛缺乏的问题，是值得推广借鉴的一种农业生产方法。在毛泽东的主张建议下，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很快在中央苏区推行开来。抗日战争时期以后，农会纷纷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等多种合作形式。农民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农民政治地位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为党的革命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持和可靠保障。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农业经营体系要实现组织化。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这是我党在新时期对毛泽东农民组织化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是符合现阶段农业发展实际的正确决策。地域上的分散性，加之农户家庭模式经营格局，使农民天然地处于一种无组织的状态。与之相对应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需要。要改变这一现状：第一，必须提高农民合作化水平，推进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重视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第二，完善农业组织化服务体系。在农产品加工方面，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使企业与农户之间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第三，培育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把各类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代表农户群体同市场购买者开展商谈议价等业务往来，提高农户市场竞争能力，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而争取人心的关键，是我们的施政方针和策略必须求取‘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9]可以看出，政治成败系于人心得失，赢得人心重在谋利为民。“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民富裕小康这个最大公约数是中华民族圆梦百年梦想的关键所在。在推进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只有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才能真正达到国富民强的全面小康总体目标。因此，在充满变革的时代浪潮中，我们更需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维护农民利益思想，重视维护和发展农民利益，做到维护农民利益永不停滞，发展农民利益永不满足。

参考文献：

[1]斯诺文集：第1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208.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39.

[3]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7.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8.

[5]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3.

[6]闫勇，王丽霞.弘扬张思德精神优化党的工作作风[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2）.

[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0-21.

[8]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136.

[9]林学启.人心是最大的政治[N].学习时报，2015-08-03（A3）.

作者：闫勇

农村基层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论文 篇2：

补齐农村法律服务短板

【摘要】作为精准扶贫重要内容的法治扶贫，农村法律服务在实现全面脱贫攻坚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农村法律服务面临人员数量不足、专业水平低、普法宣传覆蓋面窄等问题。应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厘清基层法律服务机构职责、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并为农村法律服务提供资金保障。

【关键词】精准扶贫 农村 法律服务

农村法律服务在实现全面脱贫攻坚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在满足广大农民对法律的需求，维护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村法律服务在推进农村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村法律服务”是指在农村，为预防和解决涉农纠纷，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以及其他法律事务所进行的法律服务。作为农村法律服务体系的子系统，农村法律服务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服务领域是农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引发的矛盾纠纷和法律事务；二是服务主体是提供与农村地区或涉及三农问题的法律服务的司法组织；三是服务对象必须是涉农的个体或单位。

我国农村法律服务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明显进步，在推进农村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加强法治宣传。广大农民相对城市居民来说法律知识匮乏，法治意识淡薄，遇到法律纠纷不知如何维权，有人甚至为此触犯了法律。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可以通过组织法律服务人员利用专业特长，开展各种形式的法治宣传活动。其次，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摩擦和矛盾，如果没有专业法律服务的引导及时化解纠纷，有可能会演化成恶性刑事案件，而农村法律服务机构和工作人员可以采取组织调解、诉讼等方式，积极引导涉事双方合理解决纠纷，避免事态恶化。再者，推动基层依法自治管理。各镇、街、村聘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参与制定和完善规范性文件、自治章程等，帮助镇、村依法进行管理和自治，促进农村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等方面的民主法治建设。最后，促进经济发展。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涉农经济纠纷日趋增多，特别是“订单农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等纠纷尤为突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利用专业知识为广大农民提供相关法律服务，促进农民增收脱贫、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法律服务面临普法宣传覆盖面窄、法律服务人员数量不足、法律服务运转资金不够的困境

目前，我国农村普法宣传主要是政府相关机构通过电视、广播宣传或普法宣传日定点发放宣传单、宣传手册。在实施过程中，有的基层部门之间缺乏事前沟通、协调，宣传内容重复，而且形式单一，实用性不强，宣传效用大大降低。有些村民甚至不知道有基层司法所、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基层法律服务所，更谈不上法律咨询。

近几年，法律服务队伍有所增加，但仍然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农村地区，法律服务人员严重不足、专业水平低。究其原因，一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专业律师大部分选择到经济发达地区工作，包括刚毕业的农村生源的法学专业学生都很少愿意回到农村；二是农民习惯于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寻求法律咨询和法律帮助的人不多，造成专业律师在农村接收案件很少，不得不转向城市发展，从而加剧了我国农村法律服务人员的流失；三是农村“法律工作者” 多是基层法律服务所的人员，由司法所人员兼任。他们一般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调整安排，多数不是法律专业人士。

农村法律服务机构主要是指基层法律服务所、基层司法所、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司法所是县（区、市）司法局在乡镇（街道）的派出机构，是司法行政机关最基层组织，担负的职责是直接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实施司法行政的各项业务工作。基层司法所是基层政法组织机构之一，具有司法行政管理职能，有固定编制、国家划拨经费且是免费服务机构。基层法律服务所是依据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在乡镇和城市街道设立的法律服务组织，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机构，是面向社会开展法律服务业务的市场中介组织，业务上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管理和指导，无行政管理职能，无固定的编制，自负盈亏，在基层司法所的指导下可以向服务对象收取服务费。主要职能是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业务活动，并进行相关的管理、培训、服务等。实践中基层司法所领导往往兼任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调解委员会的领导，本身职能不同、人员不同的机构却形成了“三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尴尬局面，由此造成了农村法律服务机构存在职能紊乱、角色冲突的问题。当农民遇到纠纷去基层司法所寻求法律援助时，若因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而转由法律服务所为其提供有偿法律服务时，容易引起农民误会，以为是本应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司法所乱收费，从而引发农民对基层司法所的不满。

现阶段农村地区经济状况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整体状况仍不容乐观，特别是偏远贫困地区。基层法律服务本应该向农民提供公益性服务，但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支付能力弱，政府对农村法律服务的财政支持和农民对法律服务的需求矛盾凸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财政拨付法律援助差距明显，由此会导致：一是经济条件不好但又不符合法律援助的农民会因难以支付服务费而放弃法律服务；二是提供农村基层法律服务者因经费不足或盈利少而在提供法律援助时消极怠工，服务质量低效。

完善农村法律服务机制的策略

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扩大法律服务覆盖面。民众知晓度是评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是否成熟、高效的重要指标。因此，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高群众法律意识，使他们懂得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重点。首先，加大新闻媒体对农村法律服务工作的宣传，尤其是在农村法律服务中表现突出的先进事迹和典型案例，引导广大群众对农村法律服务工作有全面、正确的认识，树立农村法律服务者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形象。其次，要扩大基层法律服务范围，特别是与群众关系密切的问题，比如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可以扩大受援助农民群体，将征地拆迁、医疗纠纷等新型矛盾纠纷纳入到人民调解的范畴。

厘清基层法律服务机构职责，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厘清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各机构关系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可将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援助机构和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从基层司法所剥离出来，使各自独立开展工作，对于综合素质较高的法律服务机构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调整到律师事务所，也可发挥社会力量，使其转化为社会公益组织或行业协会。同时，加强行业管理，让司法行政管理和行业协会管理有效衔接，形成分工明确、责权清晰、良性运行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

提高基层法律服务队伍规模和人员素养。要想解决农村法律服务人员不足和专业水平不高的问题。首先，加强现有人员业务素质培训，提高其专业化水平。其次，吸收优秀法学专业学子到基层做法律服务志愿者。再者，鼓励具有基层工作经历，了解农村工作情况的离退休政法干警到农村法律服务机构担任人民调解员或农村法律顾问。

采取政府购买，为农村法律服务提供资金保障。农村法律服务公益性决定了政府有责任采取积极措施保证农村法律服务的资金保障。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模式既有利于保障农村法律服务的稳定投入，又有利于保障普法宣传、法律援助等政府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同时，还应发动社会力量，鼓励社会各界自愿捐款，拓展经费来源渠道，使之作为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补充，但是要注意加强制度建设，建立专款专用，接受有关部门和社会监督。

（作者为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①程晓丽：《农村法律服务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法制博览》，2016年第10期。

作者：李丽

农村基层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论文 篇3：

关于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的路径思考

摘 要：农村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层，是推进国家法律贯彻执行和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关键领域，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剖析当前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明确提出了“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农村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层，是推进国家法律贯彻执行和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关键领域，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及重要意义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就是指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前提下，按照法律来管理农村各项事务，将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工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农村是基层中最基础的社会单元，农村法治建设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直接影响着国家整个法治化进程。

2、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是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有力保障。法治作为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最稳定、最有效的保障力量，解决各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运用法治的手段。

3、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是保障农村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实践已经证明，法治是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转的重要条件，农村改革越深入，农村市场经济越发达，农业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法治。为了充分发挥法治对农村改革发展的保驾护航作用，大力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势在必行。

二、当前农村治理法治化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从现状来看，与依法治国的目标任务相比，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整体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层干部群众法治观念淡薄、法治思维缺失，依法办事能力不强

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人治思想根深蒂固，人治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成为制约人们法治观念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加之在現实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后果，不同程度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些领导干部法治意识不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依然存在;部分群众“信权不信法”“信钱不信法”“信访不信法”，遇事找熟人、走关系等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地方不断上演“工闹”“拆迁闹剧”等等。

（二）农村工作中管理体制存在分工交叉、职责重叠等问题，影响治理法治化的推进

具体说来，就是没有厘清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是指导、支持、帮助的关系，而非行政隶属关系。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乡镇政府往往把村民自治组织视为自己的下一级机构，用命令、指示、考核等行政手段进行管理，干预村民自治组织的决策权、财权、生产经营权，操控选举，变相甚至直接任免村委会干部，将村民自治组织变为乡镇政府的附庸。

（三）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不适应农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也不同程度地暴露和反映出一些突出问题，已不能适应农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1、基层党组织整体工作水平与快速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有的党员干部还是固守过去的老传统老办法，缺乏主动进取和创新精神。有的基层党组织思想观念陈旧，工作方式方法不适应新形势。有的党支部书记工作能力和自身素质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有些基层党组织书记老化弱化现象严重，甚至有的基层党支书一干就几十年。农村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年龄老化、知识老化、作用弱化，农村领头雁后继乏人。

2、对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思想认识不到位，有些地方在工作布局上存在重经济轻党建的倾向，导致农村党建资源短缺、党建工作弱化。有些地方把经济工作作为“硬任务”考核，人财物各种资源优先保障;党建工作成了一项可有可无的软任务，常常缺乏阵地、经费等各种资源。一些地方村级党组织工作上局限于完成乡镇交办的任务，而对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事情关注不够，久而久之就会对党群、干群关系造成不好的影响。

3、党员整体素质偏低，结构不合理。目前农村党员队伍存在老龄化、学历层次偏低、党员整体素质不够高等现象，导致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四）当前农村基层法治化机制制度执行落实不到位

当前农村普遍制定有村规民约、自治章程、村民参事议事机制，村级民主决策和议事程序、三务公开等民主法治制度，但部分制度不够完善，没有实现村村普及，一些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群众知晓率不高、执行打折扣、落实不到位的情况，有的制度甚至在制定出台后就一直停留在“纸面”上，没有付诸实施，成为一纸空文。

三、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一）切实提高农村基层各治理主体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培育法治文化

1、增强农村基层干部法治观念和法治思维，提高其依法办事能力。一是要在基层干部中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完善基层干部学法用法制度，紧紧围绕基层工作实际来谋划和开展普法工作，充实和完善法治教育培训内容，特别是要丰富与基层工作密切相关的法规制度，完善诸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维护稳定、计划生育等难点热点问题的法律知识。教育基层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执法为民。二是加强农村基层干部管理，形成良好法治环境。将是否懂法尊法用法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实行“一票否决制”和“问责制”。探索在乡镇一级建立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行述职述廉述法“三位一体”的考核制度。

2、对群众进行普法教育，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培育法治文化。要全面深化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的信仰”，尊重法律权威，坚守公平正义，确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认识到法律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是维护公民权利的有力武器，增强人们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意识。要增强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充分結合群众生产生活上的“法律需求”，建立多样化的普法平台，设计多样化的普法形式和载体，特别是以案说法教育，教育引导群众依法处理个人事务、依法理性表达个人诉求，着力在农村形成信仰法治、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法治文化。

（二）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建设法治型党组织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任务的战斗堡垒，可以说是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最基本、最直接、最有效的力量。要充分发挥党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扩大党组织覆盖面。一要加强和改进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出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法治化中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加大党建工作经费投入，建立基层党建工作保障机制，保证“办事有经费、活动有阵地、工作有力量”;二要抓好基层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党性教育、廉政教育和法治教育，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三要选优配强支居“两委”班子。注重从优秀村干部、大学生村官、创业能人中选配村支书，选好“领头羊”，再通过民主选举选配综合素质高、法治思维强的作为班子成员;四要拓宽渠道，不断壮大村级经济。

（三）完善农村工作的相关管理体制机制

1、厘清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发挥乡镇人大的作用。党通过乡镇人大决策区域内的大政方针，并对乡镇政府实施监督。加强乡镇人大建设，使其切实承担起权力机关的神圣使命。首先应当增加乡镇人大的会次和会期。其次应完善党在人大内依法活动的方式，在法律中赋予政党提出议案的权力。党委针对区域重大事项提出议案后，由乡镇人大审议，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通过人代会表决的方式决定是否通过。另外，还应加强对财政预算及预算修正案审议方面的工作，在乡镇权力由民选产生的情况下，应在乡镇建立担负预算审查和审计职能的机构，归属人大领导，将财权控制在人大手中，以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

2、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一是完善决策机制，加强决策风险评估，创新群众参与方式，充分利用公开征求意见、召开听证会等方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集中民智、汇聚民意，增强决策科学性、可行性、有效性。二是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村务监督机制，推行财务、村务、党务、服务“四务公开”新模式。加强村务监督，是村级工作运行机制的创新，不是村级管理体制的变革，村务监督委员会要自觉接受村党组织领导，各项工作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对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负责，村委会要自觉接受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村务监督委员会要担负起监督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监督村委会等村级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主动收集和认真受理村民对村务管理意见建议的主要职责，重点加强对村务决策、村务公开、村级“三资”管理、工程项目建设、惠农政策措施落实等方面的监督。

（三）加强农村基层法治机构和法治队伍建设

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着力解决法治机构设置不完善、法治机构队伍不稳定和人员配备不足、法治工作物质装备和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不到位等问题，努力提高基层法治机构工作能力。加强基层人民法院、检察室、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等派出机构建设，建立农村基层大法治网络，整合县一级公检法司力量，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的法治网络。

（四）推进法治干部下基层活动

要积极引导、推荐优秀法治干部到基层挂职、任职或驻地服务，为他们在基层工作创造条件，帮助协调解决困难。深入开展“法律援助服务为民”主题活动，建立便民化法律援助服务体系，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站和法律援助队伍建设，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提高法律援助质量。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类“中心、展馆、公园、广场、街区、长廊”等场所建立法治文化阵地;广泛开展“法律进村庄、进企业、进工地、进学校”等专项宣传活动，努力提高法制的社会影响力;大力宣传基层法治建设中的先进典型，通过各种形式交流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激发法治干部下基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作者：陈梦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