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效能低下原因研究论文

摘要：文章回顾了国内关于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相关研究，全文分四部分进行介绍。对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研究领域中的相关概念、理论模型、干预策略进行阐述，并对该领域研究现状进行评述，对今后研究提出展望。关键词：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研究综述1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研究中的相关概念（1）职业倦怠概念。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统计效能低下原因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统计效能低下原因研究论文 篇1：

心理求助行为：研究现状及阶段－决策模型

摘　要　回顾了国内外心理求助研究的进展和现状，指出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局限。在文献分析和前期研究基础上提出心理求助行为的阶段－决策模型，该模型将心理求助视为一个内部决策过程，包括连续的三个阶段，分别为问题知觉阶段、自助评估阶段、他助评估阶段。在不同的求助阶段，影响求助行为的因素及其影响力不同。文章简要介绍了基于这个理论模型所作的初步研究。

关键词　心理健康，心理求助，阶段－决策模型。

分类号R395

1 前言

在个体一生的适应和发展中，多数人都有可能发生心理困扰或障碍，其中许多人需要心理援助。但是现有研究表明，大量需要援助的人，甚至是处于危机状态的人，并不主动寻求援助。而东方人（包括中国人）较之西方人对寻求心理援助又更为消极[1,2]。例如，Andrews等人对10600多人进行了一个调查，发现虽然有超过1/5的成人达到了某种心理障碍的标准，但其中62％的人表示不会寻求专业帮助[3]。费立鹏等调查发现，中国的自杀死亡者样本中，有心理卫生问题者占63%，但仅有7%的自杀者生前曾寻求过精神卫生专业帮助[4]。鉴于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国际上心理卫生领域和医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近年纷纷把目光投注到人们遭遇心理问题时的求助行为上。

对心理求助行为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理论方面，通过对主动求助和不肯求助的个体进行比较，可以识别出实际接受心理咨询的当事人的一些有临床意义的心理特点。例如，了解主动求助者（他们构成心理治疗当事人的主体）独特的人格和动机特点，有助于深入理解心理治疗的本质，心理治疗的作用机制。在实践方面，了解妨碍个体心理求助的原因，了解那些面临危险而又不肯求助的个体的心理特点，对于寻找对策，提升公众对公共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率，对于设计更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策略，都具有显而易见的价值。本文目的有二，一是扼要地呈现国内外有关心理求助行为研究的进展，二是陈述作者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个心理求助行为的理论模型。

2 国内外心理求助行为研究概况

2.1 国外对求助行为的研究

国外有关心理求助行为的研究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早期的研究起于医学社会学领域对一般人“生病行为”的探讨[5]，较后才有学者比较集中地关注心理障碍者的求助。概括来说，有关心理求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⑴不同人群心理求助模式及其与当地社会心理卫生服务模式的联系。⑵影响心理求助行为的因素。⑶心理求助行为的跨文化比较。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研究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妨碍当事人寻求心理帮助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地提升目标人群对专业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率。就目前的进展来看，研究者所探讨的妨碍求助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人口统计学因素，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心理因素。在人口统计学方面，一个非常一致的发现是男性较女性不愿求助[6，7]。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研究者对公共心理卫生服务的便利性，求助者的社会经济条件，替代性的求助途径（如非专业帮助形式），以及受文化影响、与求助有关的偏见、信念和价值观念等因素进行了较广泛的调查，并确认这些因素对当事人的求助行为都有影响。从个体的心理因素方面探讨原因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的少量研究探讨了当事人的情绪管理能力，归因方式和控制感，对治疗的恐惧等因素跟求助的关系[8]。在三类研究中，以对社会和文化因素的探讨最多。

在西方的研究中，对少数族裔、移民求助行为的研究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有关亚裔（包括华裔）心理求助行为的研究尤其突出。根据Kung（2004）的归纳，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9]。一类是利用档案资料对亚裔和华裔利用公共心理卫生服务的现状和模式的研究，包括一些与其他族裔的比较研究。第二类是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侧重于了解亚裔和华裔大学生的求助倾向，并探查以下诸变量（如求助的态度、价值观、人口统计学资料、对移民社会的文化适应等）与求助倾向之间的关系。第三类研究是以社区中的华裔人群为对象，调查他们的求助态度和知觉到的求助障碍，其中一些研究还调查了实际的求助情况。大体而言，国外对亚裔或华裔求助的研究目的有二，一是实际了解这些少数族裔的求助行为特点，以便更好地为他们提供心理卫生服务，促进他们对移民国的文化适应。二是从跨文化心理学的角度，通过比较东西方文化中的求助行为，加深对东方人心理行为特点及其与所属文化之间联系的认识。可预料的是，这些研究比较重视文化因素对求助行为的影响[2,10,11]。一个相当普遍的发现是，亚裔的心理求助态度和行为与西方国家人群比较，显得消极一些，在治疗过程中的坚持性也低一些[10]。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一个关键变量，那些既保持着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同时又积极地融入主流社会者，对心理求助的态度和实际求助行为都较为积极[12,13]。

2.2 国内求助行为的研究现状

从文献来看，对本土中国人心理求助行为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检索“中国期刊网”数据库，仅得文献13篇（截止于2005年9月）。近年出现的少量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学生心理求助的倾向性和态度[14~16]，另有一项研究涉及本土中国人和生活在美国的华裔求助行为的比较[17]。在理论性探讨方面，有个别文献对中国人的“求－助”文化做出了分析[18]。

国内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面对心理困扰时的一般求助倾向，二是影响他们求助的原因。研究者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研究对象主要是大学生。总体来说，这些研究还明显处在初步的试探性工作阶段。

3 心理求助行为研究中的一些主要发现

3.1 心理求助倾向的研究

关于求助倾向，国内外的研究者均发现个体在遇到心理问题的时候，表现出先求诸己，后求诸人的倾向。很少有一遇到心理问题自己不做任何尝试就求助于人的现象。就求助对象来说，如果要寻求帮助，大多数人愿意从家人和朋友那里获得帮助，而不愿意到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寻求帮助[6,15,16,19]。余晓敏，江光荣对中国大学生的研究也表明，在面对心理困扰时，大部分学生会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但是还有1/4的学生会采取消极的应对策略。在面对心理困扰时，如果决定求助，大学生首选的求助对象是朋友，其次是恋人，家人。大学生较少选择的求助对象是心理咨询师和教师[8]。所有这些研究都提示，专业的心理咨询或精神卫生服务未被大学生充分利用。

3.2 影响心理求助行为的心理学因素

如前所述，影响潜在当事人向专业人员求助的因素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人口统计学因素，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心理因素。鉴于本文的关注点主要在心理因素方面，以下集中介绍这个方面研究得到的一些发现。

已有的一些研究探讨了当事人的情绪管理能力、对治疗的恐惧、人际依赖性、羞耻感，以及自我效能等因素与求助行为的关系[20~23,8]。

情绪的处理能力（Emotional Competence）是指个体感知情绪、管理与自己相关的情绪以及以社会所接受的方式处理他人情绪的能力。Ciarrochi研究了当大学生遭遇情绪和自杀问题时，情绪的处理能力对个体向心理专业人员和非心理专业人员寻求帮助的影响。结果发现，有较高的情绪处理能力的人更愿意从各种资源中寻求帮助。就不同问题与求助的关系来说，他们更愿意向专业心理咨询人员寻求帮助的问题是自杀问题，而不是情绪问题[20]。还有研究者考察了人际依赖与躯体健康问题求助之间的关系，发现低人际依赖者较不愿意求助[24]。笔者推测，低人际依赖者在遇到心理困扰时，也可能不愿意寻求专业帮助。

治疗恐惧（Treatment Fearfulness）是另外一个研究较多的因素。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治疗恐惧是妨碍心理求助的一个原因[22,25,26]。Kushner和Sher将治疗恐惧定义为由于对寻求和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不良预期而产生的一种主观上的忧虑。治疗恐惧会影响个体对治疗的选择态度[22]。Kushner和Sher对大学生和学校咨询中心的来访者进行调查，发现那些有寻求专业帮助的需要，但是并没有行动的“治疗回避者”治疗恐惧水平最高，其次是那些认为自己永远不需要心理治疗的被试，而那些需要治疗并且已经寻求了治疗的个体，治疗恐惧水平最低[26]。研究还发现正准备接受治疗的个体治疗恐惧水平要低于那些没有考虑过寻求专业治疗的人。此研究一方面表明治疗恐惧与回避治疗行为有关联，另一方面表明已有治疗经验对继后的求助态度有积极作用。Kushner和Sher分析出六种治疗恐惧：对尴尬的恐惧，对改变的恐惧，与治疗刻板印象相关的恐惧，与过去心理治疗系统治疗经验相关的恐惧，与特殊问题相联系的恐惧（例如，在系统脱敏法中所要经历的治疗刺激），对社会成见的恐惧[22]。

Komiya，Good和Sherrod对心理求助态度与接受心理帮助的羞耻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27]。他们的研究发现，羞耻感与心理求助态度呈负相关，羞耻感越高，心理求助的态度就越消极。Zhang等人曾研究了对心理问题的认知与心理求助的关系。他们发现，对心理问题持有偏见的人经常将心理疾病知觉为躯体不适，以逃避对心理疾病的觉察和鉴定，而且即使当他意识到躯体的不适有心理原因时，由于担心消极的社会反应，也会避免暴露出来[28]。崔君红以中学生为被试，发现心理问题认知与求助态度有中度的正相关，即对心理问题的认知越正确，越倾向于求助[23]。这几位研究者所发现的影响因素都跟当事人对于心理问题的社会性评价有关，前面Kushner等人关于治疗恐惧的分析中，有几种恐惧（如害怕尴尬和对社会成见的恐惧）也属于这一类。这一类因素虽然是个体变量，却反映着文化的影响。

最近，江光荣等发现另一个影响当事人求助行为的心理因素。这个因素是当事人有关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15]。余晓敏、江光荣提炼出两种不同的自我效能感[8]。其一是当事人处理个人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这种自我效能感是指当事人知觉到自己存在心理问题时，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来处理的自我效能感。其二是当事人想要求助于专业治疗时，对于自己是否能做一个“好”当事人，从而取得积极治疗效果的自我效能感。这项研究引入了两种求助情境，一是假设的情境，一是真实的情境，假设情境是问被试“假如遇到”心理和情绪上的困扰，他求助心理咨询的意愿程度；真实情境是问被试“此时”他“因为心理困扰”求助于心理咨询的意愿程度。结果表明，被试处理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在真实求助情境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被试作为当事人的自我效能感在两种求助情境中都起着重要作用。这项研究还分别比较了几种心理变量对求助行为的影响，除自我效能感外，还有心理健康控制源、对社会成见的担心，以及当时的情绪状态，结果发现，自我效能感的效应量最大。

4 心理求助行为研究中的局限

综观国内外对心理求助行为的一般研究和针对中国人求助行为的研究，可发现存在以下不足：

⑴在视角上，较多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较少心理学的视角。这表现为大量研究集中于人口统计学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变量，较少关注个人的和心理的变量。然而较近的研究表明，社会和文化的变量合在一起，对实际求助行为的解释比例仍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例如，Kung利用洛杉矶县1747名华裔社区居民的流行学调查资料分析发现，现实因素（如花费、时间、是否知道如何就医、语言等）比文化因素（如对心理治疗的相信程度、对心理问题的识别、害怕丢脸等）对受调查者寻求心理服务的影响更大[9]。如果分别考察现实因素和文化因素对实际求助行为的关联，则只有现实因素可以预测实际求助行为，文化因素则不能够有效预测。而余晓敏、江光荣最近的研究发现，个体面对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这一心理学变量，对于求助意愿的解释力远高于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文化程度等变量[8]。这提示今后的研究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个人的、心理的变量上。

⑵在方法上，较多流行学和社会调查的方法，较少心理学的方法。流行学方法和社会调查方法在获得宏观的、趋势的资料上较有所长，心理学的方法，尤其是实验的方法，则更能检验理论和解释现象。如果要较多地注意个人的、心理的变量，必须加强心理学的方法。

⑶在事实和理论的平衡上，较多事实的描述，较少理论的解释。这个领域的研究，无论国内国外，还主要停留在搜求事实的阶段，在理论探索上较为薄弱。目前的研究，既缺乏反映研究现象独特性的概念，又缺乏对变量之间关系的假设性解释，更没有出现有影响的理论模型。

⑷在研究对象上，过分集中于大学生，对城市社区居民和乡村人口的研究很少。

⑸对本土中国人求助行为的特点、影响中国人心理求助行为的因素、中国文化对国人求助行为发生影响的方式和途径等问题的了解还十分不足。

鉴于以上不足，今后的研究应在以下方面加强：

⑴加强对求助行为的个别差异和心理原因的探讨。由于偏重文化和社会学的视角，此前对求助行为的研究较重群体间的差异。一个得到最多研究的主题是移民和原住民之间的差异。这方面的研究对于了解同一文化内个体之间求助行为的差异助益不大。有三个理由要求加强求助行为个别差异的研究和求助行为的心理原因的研究：第一，研究求助行为的目的很大程度是为了提高对个体求助行为的预测力，而只有在个体水平上的理解才能提高对个体求助行为的预测力；第二，有初步的研究结果提示个人变量和心理变量对实际求助行为的解释力要高于社会学的变量和文化的变量。换言之，制约个体是否求助的原因更多是心理学的原因；第三，社会和文化的原因最终很可能是转化为心理变量而发生作用，因此心理变量中可以反映出文化和社会因素的作用。

⑵加强理论研究。对心理求助行为的研究需要从理论的角度审视求助行为的个人意义，并设法了解影响个体求助的内外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此前的研究在获得诸如一般求助倾向，影响求助行为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环境变量等事实资料方面已经有相当的积累，今后的工作应该加强对心理求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特别要加强对解释变量关系的理论模型的探索。

⑶加强对大学生以外的人群的研究。此前的研究太过于集中于大学生样本，对于一般社区居民的研究较少。大学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求助倾向，以及对他们的求助行为发生作用的影响因素都不能无限制地推及其他人群。例如，对于心理求助的文化偏见，对大学生的影响显然不及对社区人群的影响。

5 心理求助的阶段－决策模型

为突破上述本领域的研究局限，笔者在文献分析和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个解释心理求助行为的理论模型。此模型被命名为“心理求助阶段－决策模型”。

5.1 心理求助阶段－决策模型的描述

心理求助行为定义：在阶段－决策模型中，个体的求助行为被定义为：客观上存在心理困扰者以解决问题或解除痛苦为目的向个人之外的力量寻求帮助的过程。此定义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求助者”的外延被界定为客观上存在心理困扰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存在心理困扰而不自知。而不自知可能正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未能寻求专业帮助的原因。这些人应该被包括在研究对象之中，因为心理卫生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唤醒他们求助。第二，求助行为的目的是解决个人问题或心理痛苦。人类的求助行为有多种功能，有的求助是社交性的，如向某个特定的人求助以取得该人的好感。大量求助是非心理性的，如请求经济上、安全上的援助和保护。为避免歧义，需要限定所研究的行为是以解除心理痛苦或心理问题为目的的求助行为。第三，求助的对象是个人之外的力量。个人之外的力量可分为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两类。人类因心理问题而求助，并不一定限于专业人员，更大量的助人行为是发生在亲人、友伴、师生、恋人……之间，向专业人员以外的人求助，也是很重要的求助渠道，因此应被包括在研究范围之内。

阶段－决策模型将心理求助视为一个内部决策过程。这个决策过程由一系列先后相继的反应构成，完整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决策内容。下面是对这三个阶段较详细的描述。

阶段一：可称为“问题知觉阶段”。此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当事人产生对心理问题的知觉，即意识到自己是否有心理问题或是否有了麻烦。在个体知觉中，这可能表现为：“感到有什么不对劲”，“我生病了”，“这是不正常的”，等等。可能个体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情绪、行为或个人效能方面有了问题，但也可能在没有意识到有心理问题之前，个体已经在困扰之中生活了很久，并以习惯了的应付方式生活，没有感觉到有心理问题，也不知道求助。导致个体产生问题知觉可能是某种契机，比如线索提示，偶然触发等等，例如其他人的类似问题和遭遇，他人的提醒，甚至文学作品或影视剧中的情节线索等等。一旦个体意识到自己可能有心理问题，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阶段二：可称为“自助评估阶段”。自助评估即当事人评估个人是否有资源和能力来独立处理所面临的问题。这非常像Lazarus应激理论模型中的初级评估[29]。有几个变量会影响自助评估的结论，一是个体所希望的缓解目标；二是问题严重程度判断；三是个人所具有的应对资源判断。

个体所希望的缓解目标，就是这个人所期望的通过自助应该实现的目标，如感到不那么难受，高兴一些，改善人际关系等。个体会根据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来判断自我应对是否可行。凭经验可知，这些目标是非常个人化的。因此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如目标的个体或群体差异，目标的决定因素，目标跟问题性质及其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等等。

个体对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即当事人对自己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的知觉和评估。研究者相信，当事人主观体验的痛苦程度是影响严重程度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除此而外，可能还有对问题的后果（结果）的严重性的判断。

个人应对资源的判断，主要是指当事人对自己解决或应付所遇困难的能力和经验的判断。在这个方面，个体处理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可能是一个关键变量。

严重程度的判断与应对资源的判断肯定会发生相互作用，但二者并不是同一判断，而是相对独立的过程。对于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当事人可能会参考社会一般看法或标准，如医学标准或社会常模标准。而应对资源判断纯粹是个人化的，它们跟个体的应对经验和自我效能感密切相关。

自助性评估的一些常见的表现形式有：“问题并不严重”，“我还能忍受”，“我能对付得了”等等。自助性评估的结论可能包括⑴我是不是可以独立靠自己来对付；⑵如果我不能自己处理，这问题可不可以放在那里不管（后果严重吗）？只有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时，当事人才可能想到求助于外在力量。这时进入第三阶段评估。

阶段三：他助评估阶段。他助指当事人寻求一切自己之外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的行为。这些外援可能是家人、朋友、老师、领导等等，当然也可能是心理卫生领域的专业人员。他助评估是指在当事人已经决定求助于个人之外的力量之后，决定向哪一种外在力量求助的决策过程。

他助评估的首期工作内容之一，是搜索“可资利用的外在帮助资源”。搜索的结果是当事人在心里产生一份可求助对象的清单。接下来，当事人会对各个求助途径进行评估取舍。这一取舍过程存在相当大的个别差异。有的当事人会非常冷静地权衡各种条件、代价等因素，然后像做一个商业决策一样地做决定。有的当事人则比较冲动，可能在简单法则支配下做出决定。

评估时当事人会用到的评判标准和“参数”可能包括以下数种：⑴便利性（帮助资源与当事人的时空接近程度），⑵经济性（选择某个帮助资源要付出的“成本”：时间、金钱、社会形象、亲友情感负担（因自己的问题和求助而使亲友难过）、个人自尊等），⑶有效性（对所求助的对象或途径的帮助效能估计），⑷“受助者自我效能感”（当事人对于自己接受某个特定帮助时，能否做一个“好”的受助者的能力的知觉），⑸问题性质和严重程度知觉（一般生活问题还是医学或心理学上的困难），⑹问题行为的社会容认度（指在当事人知觉中，公众对于自己出现心理问题的容纳、接受程度），⑺求助行为的社会容认度（指在当事人知觉中，公众对于自己因心理问题求助的容纳、接受程度），和⑻以前的求助经验（可分为效果方面的经验和情感方面的经验，情感经验是指此前的求助给当事人留下的情感印象是积极还消极的）。

由上述模型可以看出，在求助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出口”，一些选择。而向专业人员求助这一“出口”，是在第三个阶段的末端。只有前面所有出口都被“堵住”的情况下，当事人才会向专业机构和人员求助。笔者认为，这正是实践中求助于专业人员的比率低下的基本原因。

5.2 模型的特点

第一，此模型将聚焦点放在当事人的求助行为的内在过程上，并认为这一过程的实质是做决策。当事人外显的求助行动是受内部过程支配的，真正重要的是内部过程。如前所述，心理求助研究中，传统上是比较重视文化和社会的角度，阶段－决策模型则明显是一个心理学的角度。笔者认为这个角度可能比文化－社会的角度更有实际意义，它能够从个体水平上解释求助行为，从而提高干预的针对性。并且，一些文化和社会变量的作用也可以通过转化为心理变量后的形式得到体现。

第二，阶段－决策模型将个体的心理求助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并可根据决策内容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阶段。从文献看，此前研究者都疏忽了时间问题，把实际上在不同时间点发生作用的变量放在同一时间断面来处理。这样处理的结果，可能造成某些效应在统计上被抵消或被稀释。例如，当事人与求助有关的两种自我效能感——独立处理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和做好的受助者的自我效能感，如果不分时间点，这两个变量的效应都会被稀释，如果按上述三阶段模型考虑，独立处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主要于自助评估阶段起作用，做好的受助者的自我效能感主要在他助评估阶段起作用，分阶段检验时，其效应量会较大。

第三，阶段－决策模型的理论取向与社会认知理论比较一致。社会认知理论在方法论上采取现象学观点，重视当事人主观经验的作用，认为主观的现实是人的直接现实。在阶段－决策模型中，不少影响求助决策过程的内在变量都具有现象学的特征，例如“社会容认度”概念，被定义为当事人知觉中，其行为的社会认可－排斥程度。

5.3 基于模型的初步研究

夏勉、江光荣以上述阶段－决策模型为依据进行了一项研究[30]。研究的时间断面属于求助行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此阶段的当事人意识到自己有心理困扰，且不能自己有效解决，产生了向个人之外的力量求助的动机。被试包括两类对象，一是正在专业心理咨询机构求助的大学生，另一是意识到自己有心理问题但没有向咨询机构求助的大学生。选择这两类被试比较的设计思路是，检验上述第三阶段评估过程的影响变量是否真的能够将两类被试区分开。研究考察了三个预测变量：心理问题的个人责任归因、作为心理咨询当事人的自我效能和心理求助行为的社会容认度。结果发现，求助行为的社会容认度和作为当事人的自我效能感都能够有效地区分两组被试。变量之间的关联情况是：个体知觉到的心理求助行为的社会容认度越高，越倾向于求助；个体知觉到的作为心理咨询当事人的自我效能越高，越倾向于求助。这个结果在其设计限度内，完全支持心理求助的阶段－决策模型。

阶段－决策模型的提出是研究小组工作的一个重要进展。该模型中包含大量假设，检验这些假设是研究小组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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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光荣　夏　勉

统计效能低下原因研究论文 篇2：

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研究综述

摘 要：文章回顾了国内关于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相关研究，全文分四部分进行介绍。对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研究领域中的相关概念、理论模型、干预策略进行阐述，并对该领域研究现状进行评述，对今后研究提出展望。

关键词：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研究综述

1 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研究中的相关概念

（1） 职业倦怠概念。

职业倦怠（job burnout）的相关研究起源于国外，最早由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弗鲁登伯格（H.J.Freudenberger）提出，国内也有译为“工作倦怠”、“职业枯竭”等。早期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服务业及医疗行业中的职业倦怠状况，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职业会带来较多的人际压力、长期的精力损耗、工作热情的逐渐消退等不良影响，导致从业人员对工作对象漠不关心，进而对工作长期抱持负面态度。临床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管理心理学家从各自的专业方向，对职业倦怠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从症状、心理健康、人际关系、影响因素等不同维度进行了不断探索，以期找到预防和解决的方法。

研究者对职业倦怠的概念争论不大，一般认为职业倦怠是综合性的心理症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情绪衰竭、人格解体、个人成就感丧失。其中，“情绪衰竭”是这一系列症状的主要方面。它是指一种过度的付出感以及情感资源的耗竭感；“人格解体”是指对他人消极、冷淡、过分隔离、愤世嫉俗以及冷淡的态度和情绪；而“自我成就感丧失”是指自我能力感降低，以及倾向于对自己做出消极评价，尤其是在工作方面。早期的研究者倾向将相关研究限定在服务业的范围，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概念的范围被不断扩大，适用于更广阔的职业范围。修订后的概念仍然由三个维度组成：衰竭、工作懈怠、专业自我效能感低。其中，衰竭被定义为心理资源的损耗，工作懈怠指的是对工作不关心并有距离感。[1]

（2） 图书馆职业倦怠。

图书馆员作为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的实施者，日常工作中直接面向读者提供图书借阅、文献检索、信息参考等公共文化服务。图书馆员的职业倦怠问题直接影响着读者服务的质量和效能，影响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界对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研究日益重视，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研究。

国外出版的《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词典》（2004）中将图书馆员职业倦怠定义为“当图书馆员在某一岗位工作时间长或工作要求过于苛刻，会导致图书馆员产生一种身心衰竭的情绪，进而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工作态度懈怠。”[2]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研究逐渐兴起，相关研究从美国开始并逐步影响扩展到欧美及亚洲各国。国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图书馆员中存在一定比例的职业倦怠群体，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情绪衰竭，图书馆馆员的情绪和情感处于极度疲劳状态，丧失工作热情；去人格化，图书馆员以消极否定的态度对待读者；低个人成就感，图书馆员对工作的意义与价值的评价降低。

国内研究者对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概念较为模糊，缺少专业角度的论述，更多的是依据实践进行的描述性定义。国内大多数研究者将图书馆员职业倦怠作为现象进行研究，缺乏完整的理论支撑，对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定义虽然都关注到了馆员在工作中身心俱疲的心理状态，但与国外同行相比，概念的内涵和适用范围并未清晰界定。这也导致了后续的相关研究多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3） 测量工具。与职业倦怠概念的三个维度相对应，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诗勒和杰克逊共同开发了职业倦怠的测量的主要工具——马氏职业倦怠通用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MBIGS）。[3]在国外的职业倦怠相关研究中，该量表受到广泛运用，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得到了检验，被称为测量职业倦怠的黄金准则。该量表主要从三個维度测量员工的职业倦怠，包含“衰竭”“工作怠慢”“专业效能感”三个子量表，采用0到6分的七分等级量表打分，员工在“衰竭量表”和“工作怠慢量表”的高得分和“专业效能感量表”的低得分可以确定存在职业倦怠。国外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相关研究多采用该量表，使用职业倦怠量表和个体工作背景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图书馆员职业倦怠进行定量研究，运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成为国外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研究范式。

国内在职业倦怠研究领域的测量工具也多采用该量表的中文修订版，由中国人民大学的李超平教授主持修订。该量表包括“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落”三个子量表。情绪衰竭分量表包括5道题，玩世不恭分量表包括5道题，成就感低落分量表包括6道题，整个问卷共16道题。[2]中文修订版的量表经过国内学者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中应用，量表的构想效度和信度都有比较理想的结果。国内其他行业进行的职业倦怠研究多采用该量表进行测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国内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研究中鲜有使用此量表进行，多采用自行编制的调察问卷进行研究，数据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和深入研究。

2 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理论模型

自职业倦怠的概念提出以来，国外研究者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提出了许多理论假设和模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工作匹配理论”“资源保存理论”和“努力——回报模型”。“工作匹配理论”将职业倦怠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个体与工作的不匹配，从工作量、控制感、报酬、一致性、公平性和价值感等角度研究个体与工作的匹配程度，不再将职业倦怠单纯归结为个体因素。[4] “资源保存理论”则关注个体在工作中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工作资源来完成工作要求，认为职业倦怠主要由工作资源缺乏和工作要求过高导致，过高的工作要求是导致情绪衰竭和去个性化的主要原因，而缺乏支持和资源则不利于个体调节、恢复情绪。[4] “努力——回报模型”则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角度对职业倦怠作出解释，认为个体在工作中的努力付出超过回报时，会导致职业倦怠产生。研究表明个体在工作中的回报感越强，职业倦怠的水平就越低。[1]

国内对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研究中也对此也有涉及，从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社会文化等角度进行探讨。研究者从个人层面、职业层面和社会层面对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原因进行阐述，认为职业社会地位低下、缺乏成就认可，管理体制的僵化，馆员个人职业素质与工作的不匹配，劳动价值与职业报酬的背离，工作的高强度和低创造性，角色价值观与个人价值观相冲突等原因是导致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主要原因。[58]但总体而言，国内的相关研究缺乏理论深度，没有对图书馆员职业倦怠问题提出完整的理论假设和模型。

3 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干预策略

基于量表调查和访谈研究，国外研究者对图书馆员职业倦怠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数据分析和理论模型的支持下，提出了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干预策略。研究者对图书馆员的个人价值观、社会支持、压力水平以及工作环境等因素进行相关性研究，交互分析了职业倦怠与馆员工作状况、生活状况、人格特质等因素的相关关系。[2]对于导致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工作量、角色冲突、缺乏支持和资源、缺乏信息和控制感、人际情绪压力等因素，提出了安排适宜的工作量，降低个人角色冲突，加强组织内部信息沟通，组建人际小组缓解馆员人际情绪压力，提高个体工作效能感等干预策略。

国内学者基于本土化的研究，从心理学、人本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干预策略。与国外研究不同，国内的相关研究认为应从社会层面、管理层面和个体层面着手，对图书馆员的职业倦怠进行干预。社会層面，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改善图书馆员职业待遇，增强馆员的职业自豪感；管理层面，落实人本的管理理念，营造宽松和谐的工作氛围，建立有效的激励评价体制；个体层面，引导馆员加强自身素质提高，提高馆员专业技能，关注员工心理健康。[56，89]

4 研究展望

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研究经过近40年的发展，国外的相关研究已进入定量研究和理论演进的阶段，对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概念研究、测量工具、研究方法、理论模型乃至干预策略都有了较为成熟的研究结果。国内对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内共计有147篇相关文献，研究者主要从调查分析、心理学分析与研究、现状和现象、成因及对策、干预及抑制等方向展开，进行了介绍性、探索性研究，将“职业倦怠”引入图书馆界，取得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与国外研究相比，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对象上存在较大差距。国内研究者对职业倦怠的研究多基于经验分析和主观判断，缺乏定量统计研究，研究方法的不足直接导致研究结果缺乏说服力。国内的相关研究内容过于浅显，研究内容大多局限在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原因和对策，坐而论道，泛泛而谈，对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结构化研究基本没有涉猎，对职业倦怠与工作压力、自尊、社会支持、工作价值观以及工作满意度等相关因素的研究几乎没有，对职业倦怠的相关理论研究也较为匮乏。研究对象上，国内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高校图书馆范畴，对承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公共图书馆研究较少。在面向高校图书馆的已有研究中，缺乏对研究对象的进一步细分，很少由区分职能部门、岗位性质的相关研究。

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后续研究拥有巨大的进步空间，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1）在研究方法上，要加强调查法和测量法相结合的研究，充分利用职业倦怠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借鉴国外相关研究和国内其他职业的职业倦怠研究方法，改变凭经验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采用职业倦怠的通用量表MBIGS中文修订版进行测量，搜集数据进行职业倦怠的维度和元素分析，在数据的支持下进行进一步研究。

（2）在研究内容上，进一步细化研究领域，加强职业倦怠与工作满意度、社会支持、角色冲突等相关细分领域的研究，科学把握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干预策略。

（3）在研究对象上，要加强对公共图书馆员等对象的研究。同时依据图书馆内部不同的职能部门、岗位性质，对馆员的职业倦怠进行分类研究，针对不同部门、不同岗位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王晓春，甘怡群.国外关于工作倦怠研究的现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3，567572.

[2]陈宇旸.我国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69.

[3]曾玲娟，伍新春.国外职业倦怠研究概说[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8184.

[4]赵崇莲，苏铭鑫.职业倦怠研究综述[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6569.

[5]吴涛.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归因及其对策[J].图书馆学研究，2004，2831.

[6]张蓓.高校图书馆职业倦怠的成因及对策[J].黑河学刊，2015，126127.

[7]胡唐明，郑建明，秦嘉杭.知性的干预德性的柔化——图书馆职业倦怠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48.

[8]张馨，王家同.高校图书馆员工职业倦怠的心理学分析[J].情报杂志，2006，144145.

[9]孙玉红.我国图书馆职业倦怠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1，5659.

作者：豆碧涛

统计效能低下原因研究论文 篇3：

让行动成为前进的方向

〔摘要〕个案是一例学习效能低下的高中生，采用行为活化（BA）的系列训练进行辅导，从日常行为记录表开始，找出消极行为的TRAP模型，使用价值树等方法对模型进行分析，找到突破点，并排除障碍落实计划。训练过程中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学业参与度量表、心理弹性量表以及自我效能感量表进行了前后测，结果发现训练效果非常显著。行为活化训练对专业要求不高，易操作，短程高效，而且适合团体进行，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提升学生学习效能的方法。

〔关键词〕行为活化训练;学习效能;TRAP模型;日常行为记录表

〔

一、个案基本情况

小胡（化名），女，重点中学高二年级学生，相貌清秀，成绩中等。家庭关系和睦，爸爸相对工作比较忙，平时和妈妈交流比较多。妈妈比较焦虑，觉得孩子在家也是动作拖拉，做作业时注意力不集中，交谈多次没有效果。班主任觉得该生上课比较认真，但是自修课状态不好，不用心也不专注。小胡主诉学习没有动力，主观愿望希望能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力争在高三时考一个心仪的大学，但是一落到具体行动，就完全两样了。家长开始着急，与班主任沟通后，建议她来做心理咨询。

二、问题分析与干预目标

小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学习效能感低下，导致学习没有动力。在认知层面，她有努力学习的愿望，更大的困惑来自她无法实现。所以，在认知层面的咨询不一定能有效。如果能指导学生在行动层面发生改变，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咨询方法。

行为活化（Behavioral Activation，BA）是Lewinsohn及同事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为治疗抑郁症设计的一种行为治疗的方案。90年代末，Jacobson 等根据6个月的随访追踪发现，单纯使用行为活化疗法（BA）与完整的认知行为疗法（CBT）的治疗效果相比并没有统计学差异，并且在2年后的随访中发现，BA疗法预防抑郁症复发效果好于CBT。该实验引起了人们对BA疗法的重视。随着BA疗法的不断丰富，它的优点开始逐渐显现。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表明，在中学生中开展小组行为活化训练，能显著降低学生的负向情绪和抑郁水平。但是，国内大陆地区对BA 研究开展得很少。

本文个案适合采用BA疗法。该个案辅导是一次尝试，具体干预目标为：用BA训练来增加学生的积极体验，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能感。

三、行为活化干预过程

第一次咨询：建立关系，认识行为活化

咨询师主动和小胡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了解小胡面对的困难。随后介绍行为活化。

首先，与小胡共同讨论情绪、行为活动、环境间的关系，帮助小胡意识到：消极情绪使我们采用消极行为回避问题，使我们的自我效能感更低，情绪更消极，进而更消极地回避问题，陷入恶性循环。

其次，让小胡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以改变认知和情绪，通过咬笔实验进行体验。

再次，向小胡介绍BA训练的基本思路。如何打破恶性循环呢？当我们理解并认同了行为可以改变情绪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增加积极的行为活动，来打破恶性循环，即“行为活化”。我们会一起记录、分析现在的活动，找到消极的或可以改进的行为，然后根据生活中各方面的价值目标来计划一些活动，从这些活動中我们既感到愉悦，又收获意义感和掌控感。当我们完成这些与我们生活价值紧密联系的活动时，我们更有可能拥有积极而愉悦的感受，这些感受将改变我们对自己生活的态度和想法，使我们更加优秀与幸福。

最后，和小胡制定咨询契约。

1.遵守纪律与制度，不迟到，不早退，按时进行咨询，遇特殊情况事先请假。

2.认真完成咨询师布置的作业，如实完成培训前后的测量，做好每日记录表等。

第二次咨询：进行前测，记录每日生活

应用焦虑SAS、抑郁SDS、学业参与度、心理弹性CD-RISC、自我效能感等量表对小胡目前的状况作前测，结果见表1。

部分量表说明：

1.学业参与度量表（Student Engagement in School）（Shui-fong Lam等，2014）反映中学生在校的参与度，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8～0.89，重测信度为0.60～0.74）。总分大于130，表示学习参与度高。

2.心理弹性CD-RISC量表（Connor和Dvidson，2003）评估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总分大于75分，表示抗压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好。

3.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Ralf Schwarzer等，1981）评估个体遇到挫折或困难时的自信心，中文版已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总分大于30分，表示自信心好。

从测试数据看，小胡并没有显著的焦虑（SAS临界值为50分）或抑郁（SDS临界值为53分），但学业参与度不高（76分，低于130分），抗压能力差（心理弹性45分，低于75分），自信心不足（一般自我效能感为22分，低于30分），这与她的现状分析高度吻合。

咨询师将测试结果反馈给小胡，并让小胡了解了自己目前的状态。然后开始布置本次咨询的作业：记录每日的生活，来帮助自己了解自身特定的行为及情绪的规律。

每日监测表是按细分时间段记录每日活动的详细表格，我们将其分为上学日版本（按每节课记录）与休息日版本（按自己的单位活动时间记录）。对于每项活动，还要对其愉悦度和重要性以0～10打分。每天还要给当日的总体情绪打分（0～10，0代表最消极情绪，10代表最积极情绪）。所有打分基于自己的主观感觉。当天的表格一定在当天完成。

布置作业：记录自己一周内的每日生活。

第三次咨询：分析自己的行为模式

首先，和小胡一起识别每日监测表中的消极行为。观察每日监测表，一起分析哪些行为是消极行为。消极行为指的是不仅不能提高你的生活质量、让你获得愉悦感和意义感，反而会使你陷入消极情绪的行为。一般来说，消极行为可能有“逃避性行为模式”“日常管理中断或破坏”等特点。

其次，和小胡一起分析消极行为，制作TRAP模式图。TRAP指的是：一个内部或外部的事件（Trigger）如何引起消极情绪（Response），并建立起一个逃避模式的循环（Avoidance-Pattern）。示例如下：

小胡：老师，我最近一次数学月考成绩很不好，我很伤心。我觉得我挺努力的，可是就是学不好。（这是T）我感觉自己很沮丧，都想放弃了。可是数学又不能放弃，无论我选考哪门课，数学都是必考的。（这是R）

咨询师：那么你现在是怎样应对数学学习的呢？

小胡：我现在感觉自己对学数学都没有兴趣了，上课有时也不是很想听，就发呆。作业有时也不是很想做，反正做了也是错误很多。可是，上课不是那么认真，作业不是那么及时完成之后，我感觉好像数学学习的情况更不好了。（这是AP）

我们根据这个例子可以画出小胡行为的TRAP模式图，见图1。从这张TRAP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小胡对“数学月考成绩不好”的应对方式是“上课发呆，逃避作业”。这样的反应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总是更喜欢做自己擅长的事。但是，这两种应对方式并没有带来“沮丧”情绪的好转，反而导致“数学成绩更差”，而当“数学成绩更差”后，她会更倾向于选择“上课发呆，逃避作业”这样的行为，这就陷入了一个消极循环，并且一直沉浸在低落沮丧的情绪中。

布置作业：当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模式了解得越多，就越方便我们寻找可以带来改变的行为模式。所以，本周要求小胡继续完成每日监测表，找出自己的消极行为，用红笔圈出，绘制消极行为的TRAP圖，并尝试能否让这些消极行为改变一点点。

第四次咨询：澄清价值目标

通过两周的记录与分析，小胡基本能找出自己的消极行为，并能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终止一些简单的消极循环。她最大的感受是学习效率提高了，但学习动力还是不足。

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增加合适的行为活动。一般来说，当我们完成一些与我们生活中的价值观紧密联系的活动时，我们更有可能拥有积极而愉悦的经历，这些经历将改善我们对自己生活与学习的感受和看法。所以，需要帮助小胡明确她在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价值目标。

这里用到“我的价值树”这一工具。“我的价值树”包括五个生活领域的价值目标：情感关系（个体生活中与家庭、朋友、爱人有关的部分），教育与事业（我们想在自己的教育和事业上投入的时间），娱乐与兴趣（休闲时间里我们的自我娱乐方式和我们喜欢的放松方式），身体与心灵（身体和心理的健康，以及信仰或者精神），以及日常责任（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义务和责任）。需要说明的是，价值没有好坏，如实填写即可;它是长期的，无需拘泥于目前是否能完成;它也并非一成不变，我们可随时修改“价值树”。

布置作业：请小胡完成自己的“价值树”，继续完成每日监测表，用红色铅笔圈出自己认为的消极行为，并在旁边标注这个行为属于“价值树”里哪个领域的，思考自己在这个领域里与这个行为相关的价值。

第五次咨询：制定计划，将价值目标转化为活动

通过上周的记录与分析，小胡已完成了自己的“价值树”，并把自己的消极行为与自己“价值树”里的价值目标建立了联系。接下来，小胡需要把相应的价值目标转化为活动。具体步骤如下：

1.在每个生活领域中选取一个价值目标。例如选取事业领域中的价值目标：“做一个优秀的××（高中）人。”

2.根据选取的价值目标，列出能使其实现的适合自己的活动。这些活动必须具备三个特征——可观察、可测量、最小组成，以使活动具体明晰，容易完成。

3.填写价值活动目录表。

4.选择活动，填到“活动选择与评分表”中。可以较大范围地在各个生活领域中选择活动，既选择“愉悦的”活动也选择“重要的”活动，还要有每日监测表中出现频率较低的活动。可以选择对自己来说有一定难度和跨度的活动，为向更困难的长期任务迈进做出尝试和努力。

5.对选择好的活动进行难度评分。最简单的确定为1分，最复杂的确定为10分。

6.制定计划。在“活动选择与评分表”的10个活动中，从最简单的开始，选择1～3个活动，将其写在每日监测表的相应位置上，用红笔对该活动的愉悦度和重要性进行评分。

布置作业：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小胡将完成有活动计划的七张每日监测表。如果完成了一个计划好的活动，则在表中圈出来，并且对它的愉悦度和重要性打分;如果没有按计划完成，也不要擦掉，划去后试着将它重新安排在另一天中，并且在确认完成后圈出来。

第六次咨询：克服障碍，执行计划

这次咨询的一个重点是，与小胡一起回顾上周有活动计划的七张每日监测表，包括完成情况、完成活动的愉悦度和重要性，以及下周的调整和进展规划。第二个重点是帮小胡克服障碍，执行计划。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在执行计划之前，不要有太多的思考，直接行动起来，让行为来改变我们的想法。

其次，我们可能会遇到潜意识障碍，此时可以尝试“天使与魔鬼”的游戏来对抗潜意识障碍。当开始一项新的活动时，潜意识障碍就是我们脑海里的“魔鬼”，不断说出各种理由来动摇我们的决心。这时我们可以在脑海中再构造一个“天使”，来一一反驳“魔鬼”的各种理由和借口，直到将“魔鬼”辩得哑口无言为止。

此外，我们也可以尝试契约法，向他人寻求支持。我们可以与他人制定 “契约”，在契约中写下我们需要重要他人帮助我们的活动，还有他的姓名，以及他帮助我们的方式。接着我们需要与帮助我们的人确定实际操作方式。这会让活动更可行，更有乐趣，也增强了我们与他人的情感联系，对我们有积极的意义。

第七次咨询：回顾与修改，进行后测

咨询进行到这一次，已经接近尾声。回顾从第一次咨询开始小胡完成的活动、打破的消极循环、获得的积极情绪体验。此时小胡对自己的学习状态非常满意，觉得学什么都很带劲。家长反馈，孩子在家里的学习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状态好到让他们感动。结束咨询时，进行后测。

四、干预效果与反思

对比两次测试数据（见表2），小胡的焦虑与抑郁仍处于低水平，而学业参与度有大幅提高，抗压能力变强了，自信心也有所提升。至此良性循环已形成，小胡已掌握活化自己行为的方法，每日监测表也就无需再填写了。小胡的学习热情到目前为止越来越高涨。图2是小胡在接下来的考试中语数外三门总分年级排名的变化图，小胡的训练是从高二期中考试后开始的，高二上12月月考前结束训练，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小胡的成绩有所提升。而到高二上期末考試，有了更大的进步，小胡的学习劲头也非常足。而到高二下的期中考试，小胡的学习有所波动，但到高二下期末考试，又有了飞跃性的进步。

整体看来，BA训练对小胡的学业参与与学习成绩有着持续的积极作用，但我们也需要关注中间的波动部分。考虑波动因素中与干预有关的部分，可能在干预后，由小胡自己再独立填写每日监测表一段时间，会有更持久的效果。另外，若干预中对可能影响行为改变的自动性思维、潜意识障碍有更多的讨论，也许会有更稳健的效果。

参考文献

[1]Shui-fong Lam. Understanding and Measuring Student Engagement in School：The Results of an International Study From 12 Countries[J].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2014，29（2）：213-232.

[2]席居哲，桑标，左志宏. 心理弹性儿童的心理理论[J]. 心理科学，2011，34（3）：581-587.

[3]宋倩，苏朝霞，王学义.抑郁症的行为激活治疗（综述）[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3，27（9）：655-658.

[4]杨庭燕，李彦章，任燕玲，李洁.行为激活疗法治疗抑郁的研究进展[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2（11）：1049-1052.

[5]李玉霞.行为激活技术对抑郁症的疗效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19（10）：1164-1168.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杭州，310003）

编辑/张国宪 终校/卫 虹

作者：梁婵 梅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