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能优化生态文明论文

摘要：现代国家生态治理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主旨是通过生态环境监管、经济政策、法治体系、能力保障和社会行动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构建起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进而提升党的战略顶层设计能力、政府制度创设和实施能力、市场绿色创新和绿色生产能力以及社会的参与决策能力。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效能优化生态文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效能优化生态文明论文 篇1：

论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保障

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逐渐走向“深水区”，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目前，全国生态环境系统格局整体稳定但形势依然严峻，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事故频发、污染物排放量大面广、排污收费额（主要为超标排污费）呈现逐年攀升态势”[1]。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如何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如何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

一、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的现存问题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须臾离不开法治提供的稳定性、权威性、可操作性和可预期性的法制体系。换言之，生态文明建设要想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迫切需要法治来保驾护航。作为治国理政的重器，法治可以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予以严厉制裁，对修复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正向激励。通过法治提供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助于为生态环境污染做“减法”，有助于为生态环境保护做“加法”，这对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有裨益。尽管生态法治对生态文明建设举足轻重，但目前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仍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

（一）生态文明立法不够精良

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四十年来，已经“批量产出”环境资源保护专门性法律30余部，行政法规90余部，部门规章600余部，生态文明建设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但是，以上立法距离生态环境保护良法善治还存在一定差距，难以满足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的实际需要。正如汪劲所言：“环保法律看上去很完善，但真正面对具体问题时却很难从看似‘完善’的环保法律中找到能够切实解决具体问题的条文规定。”[2]概言之，生态文明立法不够精良主要表现在：一是立法体系不协调。生态文明建设立法体系碎片化明显，难以应对生态体系整体性。以危险废物治理为例，危险废物治理是一个涵括废物投放、收集、运输、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等诸多内容的系统工程，“单纯依靠市场激励机制、社会参与机制或行政管制机制均难以有效应对危险废物风险，迫切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与串联下，将‘三大机制’予以整合”[3]。由此可见，生态环境系统的系统性和复杂性，迫切需要构建一整套结构严密、衔接配合的生态文明立法体系。二是法律可操作性差。生态文明立法因循守旧、创造性不足，且部分条款内容粗疏、针对性不强，导致不少立法难以操作。

（二）生态文明治理效能不足

生态文明治理对生态文明法律的实施具有决定性影响，过去四十多年中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自身治理能力不足的“内忧”与频频受外部因素干扰的“外患”，生态环境治理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实效性大打折扣。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主要采取政府主导型模式，市场和社会力量因公权力的“挤压”而无法发挥治理潜能，以至于生态文明治理常常陷入“无效率、反应滞后、缺乏激励、不能反映民众价值偏好的危机”[4]。生态环境治理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标上具有复合性特征，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在法治的框架内各司其职、各尽其职和协作配合，毕竟“环境保护并非仅是国家的责任，也非仅靠经济或社会一方的力量可以完成，欲达成此目的还需要所有相关力量的共同合作”[5]。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以提升生态文明治理效能。

（三）生态文明司法救济不够

司法救济是确保生态环境功能不受损害和维护公众环境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近年来，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力度逐步加强，但却难以满足生态文明司法保护的现实需要，这主要表现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不健全、环境司法保护力度不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难以落地等问题。具体来说，其一，生态环境司法保障力度不够，司法机关难以在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因素的干扰中发挥应有功效。比如，由于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诉讼范围、污染鉴定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使得作为“公共利益守护者”的检察机关难以有效通过公益诉讼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其二，生态环境司法专业化体系尚未形成。专业化是环境资源司法发展的方向，但目前环境资源司法审判的机构设置、审判规则、法官队伍等方面都未达到专业化要求，现实中绝大部分涉及环境民事、行政、犯罪的案件未能得到归口审理。

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的具体对策

以实现“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通过推进生态文明立法的科学化、促进生态文明治理高效化、加强生态文明司法权威化、实现生态文明守法普遍化等方式，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进一步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

（一）推进生态文明立法科学化

生态文明立法是生态文明法治的“排头兵”，其最终目标在于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法善治。详言之，就是不仅要重视增加立法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注重提升立法的质量。提升立法的质量，不光是查缺补漏、提高可操作性与合理性，更要从制度整体考虑，使各项制度环环相扣、彼此照应。简单来说，就是要提升生态文明立法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可操作性和合理性，促使生态文明立法从“有法可依”向“良法善治”转变。结合生态文明建設的法治保障需要，未来生态文明立法应当运用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推进环境立法法典化工作，对现有的环境立法进行体系化编纂，使环境法律与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各单行法之间形成结构合理、内部协调、制度衔接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同时，加强对生态环境法律的立、改、废，及时清理那些不好用、不能用、不够用的法律法规，加强地方立法创新。为提升生态文明立法的可操作性，亟需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和创造性，即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难点问题进行规定，同时加强立法前期调研，增强立法的创造性和回应性。

（二）促进生态文明治理高效化

古语有云：“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效果如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生态环境法律的实际执行与否。要破解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内忧”和“外患”问题，提升生态文明治理的高效化，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理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体制机制，统一和明确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管机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问责机制，构建跨区域和跨部门的环境治理合作机制，以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干扰。二是构建生态环境治理多元共治模式，并在制度层面予以积极回应。为构建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在制度建设层面“需要树立共治理念、协商各方利益、实现信息共享、优化治理结构”[6]。多元共治是促进生态文明治理的有效方式，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治理裁量权和收益权共享，即在明确主体权责、优化治理程序、加强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的基础上实现生态环境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三是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其“回头看”机制。环境保护督察是督促各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依法、有效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重要抓手，通过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回头看”机制的有效执行，可对相关职能部门形成强大的外在压力。

（三）加强生态文明司法权威化

生态文明司法作为守护生态环境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司法机关的事后救济或制裁不仅可以有效惩治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对潜在的环境违法犯罪者也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要提升生态文明司法的权威化，需要从三个方面发力：其一，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制度建设。探索建立生态环境司法“三合一”审判制度，将涉及生態环境保护的民事、行政、犯罪案件统一归口管理，同时在有条件的地区设立生态环境审判庭，打造专家型法官队伍，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案件的审理质量和效率。其二，明确环境犯罪案件移送标准，借由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合作来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违法成本低是影响环境违法犯罪打击的重要因素，加之各个部门“各自为政”，衔接配合不是很紧密，导致环境违法犯罪者难以被有效追责。为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应当明确生态环境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程序和标准，厘清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的职责范围和协作事项，增强打击环境违法犯罪的合力。[7]此外，建立健全环保警察制度，通过环保警察的侦查、取证和移送，以减少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移送环节，增强对潜在环境违法犯罪的震慑力。其三，探索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具体而言，可以明确和细化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起诉范围和举证责任等内容，同时加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与生态损害赔偿的制度衔接。

（四）实现生态文明守法普遍化

生态文明法治实现的根本途径在于守法主体对法律的遵守和信仰，而非对违法的制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使其仅仅依靠公权力不可能获得全面的解决，需要公众和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监督以及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申言之，生态文明建设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决定了需要政府、企业、公众、学校、媒体和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只有各主体以主人翁的态度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依法履行低碳生活、垃圾分类、绿色消费等环境保护义务，生态文明法治才能真正实现。推进生态文明守法的普遍化，不仅需要大力培育生态文明法治文化，让社会公众坚定遵守生态文明法律，还要促进环境公益组织的发育壮大，以“动员多元化社会力量多层次地共同参与治理”[8]，使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做到知行合一”[9]。以当前如火如荼推进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为例，生活垃圾分类不是政府的“独角戏”[10]，而是需要政府、企业、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学校、专家、媒体等多元力量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相互配合，“在共同合作和相互协商中平衡各自利益，形成多方认可的治理方案”[11]。唯有如此，才能发挥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协同效应，才能更好地守护生态环境。

三、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法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和保障，唯有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的轨道上，运用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保护生态环境，才能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行之有效的、持续稳定的制度规范体系。就目前而言，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仍存在立法不够精良、生态文明治理效能偏低、生态文明司法救济不够等诸多问题，亟需推进生态文明立法的科学化、促进生态文明治理的高效化、加强生态文明司法的权威化以及实现生态文明守法的普遍化。为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未来立法应当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立法体系建设以及相关制度建设，在内容上重点明确生态环境治理中各参与主体的权力（利）、义务和责任边界，以此为基点，构建出科学完备、行之有效、疏而不漏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唐绍均，蒋云飞.论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的履行障碍与相对豁免[J].现代法学，2018（2）：169-181.

[2]汪劲.环保法治三十年：我们成功了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33.

[3]蒋云飞.社会源危险废弃物治理中的政府责任：依据、问题与合理界定[J].生态经济，2017（11）：196-200.

[4]高秉雄，张江涛.公共治理：理论缘起与模式变迁[J].社会主义研究，2010（6）：107-112.

[5]陈慈阳.环境法总论[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1：336.

[6]田千山.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概念与建构[J].行政论坛，2013（3）：94-99.

[7]蒋云飞.论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环境“两法”衔接机制[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1）：69-75.

[8]蒋云飞.危险废弃物风险的社会共治及其制度回应[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88-93.

[9]熊敏.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保障[N].贵州日报，2020-03-07（7）.

[10]毕竞悦.垃圾分类不是政府的“独角戏”[J].法人，2019（8）：21-23.

[11]蒋云飞.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多元共治及其机制建构[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14-20.

作  者：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刘小侨

作者：杨杰

效能优化生态文明论文 篇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现代国家生态治理观

摘要：现代国家生态治理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主旨是通过生态环境监管、经济政策、法治体系、能力保障和社会行动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构建起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进而提升党的战略顶层设计能力、政府制度创设和实施能力、市场绿色创新和绿色生产能力以及社会的参与决策能力。现代国家生态治理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高度统一，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迈入新境界。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

现代国家生态治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其生态文明思想实现的主要方式。现代国家生态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既包括以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等国家制度建设的国家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也包括党、政府、市场、社会等为主体的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两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国家生态治理体系是提升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的基础，唯有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能充分发挥国家生态治理体系的治理效能。

一、新时代国家生态治理理念的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开创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生态环境治理理念的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引领。

（一）全面系统的治理理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观点就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美丽中国”写进党章和宪法，成为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和全民的共同行动。生态文明是一项综合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以往单一化、碎片化、表面化、短期化的环境治理方案已不适合于当下中国治理实践，唯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文明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融入生态文明的理念，才能实现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模式的生态化转型，实现作为社会有机整体的生态化发展。在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將绿色发展作为全面小康建设的目标指引，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将生态法治建设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工作，将保障生态文明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中心任务。目的在于有效整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资源和力量，构建完备的制度体系和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效应。

（二）中国特色的治理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治理体系。[1]“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是新时代现代国家生态治理的基本格局。这是党和国家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政治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超越了西方国家立基于“国家—市场/社会”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公共治理理念，在国家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之外创设了新的治理维度，即执政党的治理，使国家、市场和社会治理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有机整合，党成为了现代国家生态治理的领导核心。政府、市场和社会是新时代国家生态治理的三维参与主体。其中、政府居于生态治理的中心地位，市场和社会是生态治理的关键参与者;治理主体分工各异、各有所长但绝非简单平等的关系，需因时因地而异。这样，确保了国家生态治理能够实现普遍性和多样性的统一，确保了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的兼顾，做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协同。“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现代国家生态治理的基本格局成为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所孕育出的创造性成果。

（三）最严法治的治理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现代国家治理就其本质而言是依靠制度的治理，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平台。坚持最严法治的治理理念既是生态文明融入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全面依法治国在生态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没有体系健全、运行有序的法治体系，就不可能有良好生态文明建设局面的出现。生态法治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过程，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支撑和保障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最严”生态法治观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党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政治智慧和坚定决心，为生态法治体系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四）人民中心的治理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1]共同参与共同建设突出的是人民在国家生态治理中的共治主体地位，共同享有则凸显的是人民在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分配中的中心地位。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是现代国家生态治理的重要特征之一。人民群众或者是以个体的形式或者是以组织的形式“有序地”参与生态治理，能实现公共生态决策民主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人民中心的治理理念还体现为生态治理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通过全面推进现代国家生态治理，提供更为优质更为公平的公共生态产品，能增强民众的生态获得感。

二、新时代国家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

国家生态治理体系是提升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的基础和前提，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重要抓手，对其进行改革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将国家生态治理体系明确为生态环境监管体系、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政策体系、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生态环境保护能力保障体系和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等五个方面。

（一）生态环境监管体系

“政府主导”的现代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决定了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强化和创新生态环境监管执法是国家生态治理的首要议题。

建立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机制是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建设第一要务。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是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实现的，加之生态环境系统本身所具有的系统性、整体性特点，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成为时代发展的必需。原有的生态环境执法机制，在横向上按照不同的生态要素进行分割管理，具有生态环境监管权的部门包括环境、水利、国土、大气、农业、林业、海洋等部门，管理职能重叠，时有“九龙治水”的乱象出现，没有形成治理合力;在纵向上，生态环境监管权又分为中央和地方，不同生态要素管理部门作为同级政府的组成部门在环境执法上会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后开启的机构改革，以增强执法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为重点，整合环境保护和国土、农业、水利、海洋等部门相关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执法职责，依法统一行使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与辐射安全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权等执法职能，推动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一个职责明确、边界清晰、行为规范、保障有力、运转高效、充满活力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正日漸完善。

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完善与优化，是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是现代国家生态治理的技术信息保障。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如公众环境参与、产权制度、领导干部审计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等，都需要以现代科学的生态环境检测体系为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监管部门以建立独立权威高效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为核心，通过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逐步构建天地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完善和优化了原有的生态环境检测网络布局。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质量管理体系事关生态环境监管体系有序运行和完整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环境质量底线方面，将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底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1]。生态环境治理管理体系是生态环境管理机关按照国家环境标准对各区域、各生产主体进行全程动态的评定。生态环境质量管理作为一项行政管理行为，地方政府和生产企业是其最为主要的行政相对人，而通过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质量管理又能够影响到对企业的生产行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通过环保督查、专项约谈等制度强化生态环境质量管理，对生态环境质量不达标地区的市、县级政府严肃问责、限期整改;另一方面加快推行排污许可制度，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对生产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监管，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末端治理。

（二）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政策体系

“两山论”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物质文明是基础，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所在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政策体系成为了现代国家生态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是生态治理体系基础性、根本性的治理体系。

一是建立健全公共财政生态治理投入政策。现代国家生态治理的目标就是要确保提供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生态公共产品，因此生态治理需要国家公共财政的有力支撑。要提高绿色公共财政支出的数量和比重，尤其是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公共财政支出优先领域，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确保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二是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政策。生态补偿是对无法或难以纳入市场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进行经济补偿的制度措施，主要方式是通过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进行核算并通过受益者付费或公共财政补贴方式进行补偿，或者是对保护生态系统而在经济上受损者给予财政补贴[2]。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框架基本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标准进一步提高，跨区域生态补偿方案基本成熟。

三是建立健全绿色产业政策。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是要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这就要求在经济发展中要出台价格、财税、投资等产业政策引领和扶持绿色产业的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树立绿色产业优先发展的理念，积极培育生态环保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要通过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建立现代绿色金融体系，运用金融杠杆的方式实现高污染高耗能等非绿色产业的自动退场，全力支持绿色产业发展。

（三）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和一项基本原则，实现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是现代国家生态治理体系的制度保障。

法治体系建设首先是生态法制体系建设。现代国家生态治理的前提是公平、明确和可实施的法律。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层面先后修订了《环境保护法》等8部法律、9部环保行政法规并发布了20余件党内环保法规，土壤、湿地、国家公园、长江流域开发与保护等方面法律法规正加快制定，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分的生态法制正在形成。

法治体系建设的中心环节是综合生态执法体系，事关生态法治的理念能否落地见效。如果没有系统完备全面的法律执行机制，再多再好的法律文本也只会停留在纸面，被束之高阁。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执法力度不断加大、手段日趋丰富、效能稳步提升，尤其是《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方案》有效整合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执法职责和队伍、科学合规设置执法机构、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体系和能力建设，初步形成了与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相适应的行政执法职能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司法守护。生态司法是国家生态法制得以实施的有力保障，是守卫民众生态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检系统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通过制度创新和机构整合，以环境司法审判机构和环境公益诉讼为两大抓手，坚持保护发展与治理环境并重、打击犯罪与保护生态并行、防治污染与修复生态并举，为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了司法屏障。

（四）生态环境保护能力保障体系

现代国家生态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要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展开，因此需要建立健全包括科技、物质、人才等方面的保障体系。

一是建立健全生态治理科技支撑体系。现代国家生态治理水平的提升离不开科技的支撑，科技创新驱动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大气重污染成因研究和治理、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重大项目等科技攻关，对臭氧、挥发性有机物以及新的污染物治理开展专项研究和前瞻研究，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开展对策性研究，加快成果转化与应用，为科学决策、环境管理、精准治污、便民服务提供支撑[1]。2018年中共科学技术部党组印发《关于科技创新支撑生态环境保护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将生态治理的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制度化。

二是建立健全环境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环境应急物资是指处理环境应急事故所需要的设备、设施以及其他物资。我国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和《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等法律法规，对环境应急物质储备做出了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初步构建起全国性的应急物質网络信息数据库和物资调配机制，在省市两级政府建立物质储备库，并将企业相关的物质纳入到储备系统之中。

三是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生态治理人才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一支生态环境保护铁军，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1]十八大以来的生态治理实践表明，无论是有关生态文明的顶层设计还是有明确规定的法规制度，能否落地生根的关键性因素是人，尤其是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制度无法落地既有人员编制短缺、专业能力不强的问题，也有领导干部失职渎职的原因。新时代国家生态治理在配齐与生态环境保护任务相匹配的工作力量的同时，更要全面提高生态环境工作现代化水平，坚定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党风带行风促政风，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环保铁军，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提供不竭动力。

（五）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动员各方力量，群策群力，群防群治，一个战役一个战役打，打一场污染防治攻坚的人民战争”[1]。社会主体是现代国家生态治理的主体之一。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参与平台和机制，能够有效地保障和实现社会组织和民众的生态治理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全社会生态治理共识的形成，推动以生态价值观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的建立。

社会行动体系要以建立生态文明教育体系为基础。生态文明教育作为培育和宣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主阵地，担负着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理念和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历史重任。要“把珍惜生态、保护资源、爱护环境等内容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构建以学校教育为基础、覆盖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提升民众的生态文明素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全方位的人才、智力和精神文化支撑。

社会行动体系的实现较大程度取决于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公开目的在于通过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环境信息的权益，进而在现代国家生态治理中实现有序、有效的参与。为了推进和规范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企业公开环境信息，我国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2015年通过的《环境保护法》设专章规定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在明确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同时，也明确重点排污单位应当主动公开环境信息。

社会行动体系的构成单元是环保社会组织。以环保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主体和生力军，是现代国家生态治理主体之一。首先，社会组织既能实现个体生态权益诉求的组织化表达、为其提供群体性的支持，也能有效地与生态治理其他相关主体进行交流沟通，是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社会矛盾的缓冲地带。其次，环保组织具有专业化的优势，有助于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再次，环保组织能够对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展开独立的监督。我国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环保组织可以按规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环保社会组织正在规范健康快速地发展。

上述五个子系统之间既相互独立，也相互支撑，协同发力，构成了完整严密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治理体系。

三、新时代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代国家生态治理能力是指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等不同治理主体的生态治理能力，主要包括执政党的生态治理战略顶层设计能力、政府生态治理制度创设和实施能力、市场绿色创新和绿色生产能力以及社会的生态治理参与决策能力。

（一）执政党的生态治理战略顶层设计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1]。“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为基本格局的现代国家生态治理体系首先凸显的就是党在生态治理中的首要地位。党作为生态治理的一元主体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环境治理体制，目的在于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3]，承担了战略设计、关键性制度设计、远景规划、主体间关系地位的确立与协调沟通等元治理者的职责。

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中;党的十九大将生态文明提升为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将“美丽”纳入国家现代化目标之中，将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纳入民生范畴。生态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地位的不断跃升体现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设计不断完善，并通过党的领导方式将全党的意志转变为国家意志，最终成为全民自觉行动，天蓝水清地净的美丽中国梦正逐步实现。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提出治国理政的关键性制度设计，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一条基本经验和原则，现代国家生态治理也不外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颁布有关生态治理的党内法规或政策性文件至少有20件。这些关键性制度架起了现代国家生态治理所需的生态法治体系的“四梁八柱”，对重点领域、突出问题进行了及时有效的回应，确保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

（二）政府生态治理制度创设和实施能力

现代国家生态治理中的政府是广义上的政府，既包括立法机关，也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因此，政府生态治理能力分为立法机关和有立法权的行政机关的制度创设能力、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制度实施能力。

执政党主要负责宏观性、战略性的生态治理制度设计，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则主要由立法机关和有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完成。目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有30多部，行政法规有90多部，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上千件，基本涵盖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治理法律制度得到了充足的发展，生态文明作为“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组成部分写入了宪法，通过了被称作是“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等制度出台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管理、排污许可、河（湖）长制、禁止洋垃圾入境等环境治理制度不断建立健全。但客观而言，目前我国的生态治理制度创设方面还存在着部门立法为主、公众参与度低、专家专业化程度低等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治理制度的执行度。未来应制定明确的法律，一方面破除部门立法带来的各种局限性，另一方面也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定保障不同生态治理主体的参与决策权，增加专家或者是提高立法部门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或者实施不力，搞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4]。生态治理制度的实施包括生态执法和生态司法两个方面，其中生态执法是生态治理制度实施的主要环节，生态司法是确保生态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执法和生态司法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综合生态执法体系初步建立，生态执法的力度不断加大、手段日趋丰富、效能稳步提升;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司法体制基本建立，生态司法专业化正在稳步推进。但生态执法和司法机关人员配置和责任承担不匹配、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较低、职务晋升激励机制不足、生态执法和生态司法尤其是与刑事法律衔接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影响着现代国家生态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顶层设计制度安排中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原则性规定，未来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通过立法和行政体制改革将顶层设计具体化，最大限度地降低政策性内耗，实现政府部门权责合理划分以及部门权力、责任与能力的匹配。

（三）市场的绿色创新及绿色生产能力

企业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生产者，是生态环境治理、绿色发展的主要承载者。企业在现代国家治理能力中主要承担着绿色科技创新和绿色生产两个方面的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推进绿色发展，需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助推器。但是传统的技术创新是以实现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技术革新，在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驱使下，这种单向度的技术创新在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同时，由于无视环境保护导致了极为严重的生态危机，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绿色技术创新是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通过开发生态化技术、研发生态化产品、实现生态化营销和生态化消费，在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解决污染治理难题方面承担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技术创新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取得了飞速发展。2014年，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的《2014-2015年节能减排科技专项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了六大领域的生态化技术创新任务，通过国家政策引领全社会的生态化技术创新，助力国家的经济发展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也指出要“加快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针对目前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还存在着创新风险大、正向激励机制匮乏、政府支持有限、中小企业参与度低等问题，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后，党和国家正通过建立健全环境产权制度、积极推动重要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机制、完善财税政策支撑等方式来保障、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而其中重点就是要加快构建绿色生产体系[1]。绿色生产就是指企业进行节能减排，在生產、流通、消费各环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各类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国制造 2025》等顶层设计中对发展循环经济做出了制度安排，相关部门出台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加大政策扶持、丰富市场机制、推动技术转化、建设示范基地等环节大力推动循环经济新发展，循环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新阶段正在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推进产业循环式组合，促进生产和生活系统的循环链接，构建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四）社会主体的公共生态治理参与能力

社会主体是现代国家生态治理不可或缺的治理主体，能够实行对政府和企业行为的有效监督，有助于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通过建章立制，尤其是《环境保护法》和《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对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做出专门规定，以保障实现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为抓手，鼓励群众用法律的武器保护生态环境;畅通生态公共参与通道，规范引导公众依法、有序、理性参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公众生态参与还集中体现在环境公益诉讼中。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赋予了环保组织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等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民政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将环保组织的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予以较为全面的规定，使环境公益诉讼审判工作有序开展，稳步推进，有效地督促和加强环境行政执法，追究环境污染者和生态破坏者的法律责任，引导公众采取法治化的途径有序参与生态治理。针对目前社会主体的公众生态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着相关法律规定操作性较差、环保组织设立和发展的政策与资金扶持不够、对公众环境信息公开有限、环保组织规模整体偏小且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专章指出要“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提出将从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众知情权、健全举报听证舆论和公众监督等制度、构建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等方面，引导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各类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发挥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在生态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结语

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国家治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共时性推进生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现代国家生态治理观，成为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行动指南。现代国家生态治理既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能够通过体系和能力的同步建设提升治理效能;既符合我国国情和生态治理传统，又能通过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生态治理经验实现“后发优势”，迈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3）：4-19.

[2]郭永园.协同发展视域下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30.

[3]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91-92.

[4]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57.

责任编辑：曹桂芝

作者：郭永园

效能优化生态文明论文 篇3：

“课程思政”的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对策分析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广泛关注。思政课程是大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途径，因此相关部门要结合思政课程的具体内容以及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在要求，将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引入到思政课程之中。本文主要分析“课程思政”的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对策，从而帮助大学生们树立良好的生态文明意识，进一步促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字：课程思政;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对策

一、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切实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已经成为了各大高校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开展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具体实践中，仍然有一些显示存在的问题，影响了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实际效能。目前，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缺乏系统规划。部分高校在开展思政课程的具体实践中，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同时也未能全面感知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其教学实践中虽然引入了一些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内容，但是其具体内容较为分散，同时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空白和交叉现象[1]。其二，生态文明教育的教师团队专业性有待提高。部分高校在开展思政课程的具体实践中，教师对生态文明教育的相关内容缺乏深入的认识和探究，其专业知识储备较为匮乏。因此老师们的生态文明教育往往停留在表面阶段，大多数老师仅仅从物质层面以及外部层面去分析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但是却忽略了对学生的生态道德教育。其三，生态文明教育的實际效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对于各大高校的思政课程而言，生态文明教育的主要是为了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理念。但是在生态文明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学生们的生态文明理念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差异，部分学生对生态文明建设缺乏全面清晰的认识，加之学生们对思政课程中的生态文明教育缺乏有效的感知，因此生态文明教育的实际效能被大打折扣。

二、“课程思政”的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对策

（一）切实提高老师们的专业水平

老师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引导者和启发者，老师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直接决定着生态文明教育的整体效果。针对这种情况，相关部门必须提高老师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在此过程中，相关部门要为老师们提供良好的培训平台，使得老师们对生态文明教育有一个全新的了解，不断丰富老师的生态文明知识储备，引导老师们对当前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有效打破传统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桎梏，从而使得老师能够结合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在要求，为学生们提供更加优质的课堂教学。与此同时，老师在开展思政课程的教学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和老师的课堂主导作用，有效强化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切实加强生态文明教育与思政课程的深度融合，并且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从而全面落实对学生科学生态观的培养。

（二）有效创新教育方法

在教育改革工作不断深化的现代社会，思政课程的教育方法逐渐多元化，这对生态文明教育的高效开展大有裨益。老师在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不断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在此过程中，老师们结合当前社会中的具体案例，培养学生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在讲述人与自然关系的教学实践中，老师可以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使学生们明白人与自然在历史各个发展阶段的关系，同时结合近百年来生物灭绝的社会现状，向学生们阐释人与自然和平相处的现实意义，从而帮助学生们培养良好的生态文明意识，并将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2]。与此同时，老师还可以通过互动教学法，营造一种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使得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生态保护和环境优化等现实问题的交流讨论中，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对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切实提高学生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度，充分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效能。

（三）切实丰富教育手段

在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老师要不断丰富教学手段，并通过对校园公共平台以及社会公共平台的合理利用，为学生们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教学体验。比如老师们可以带领学生们参观当地的工厂，引导学生们了解到工厂排污的具体手段，以及不达标排污可能引发的生态问题，切实感受到生态文明建设对自然环境的重要意义，从而进一步丰富学生们对生态文明教育的认识[3]。与此同时，老师还可以通过多媒体设备和多媒体技术，向学生们展示一些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视频和图片，引发学生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情感共鸣，切实提高学生们参与生态文明教育活动的积极性。

结语：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全面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相关部门必须全面落实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教育，并借助思政课程的平台，培养学生们良好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生态文明理念。在此过程中，各大高校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有效创新生态文明教育的方法，切实丰富生态文明教育的手段，从而为生态文明教育的高效开展提供良好的先决条件。

参考文献：

[1]马艺滔.“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语文生态文明教育的路径与方法[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33（06）：136-140.

[2]杨洪坤.生态文明视域下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研究——评《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教程》[J].环境工程，2020，38（11）：252.

[3]孙雯，徐乐中，李翠梅，黄天寅，郭永福.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性研究——以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J].教育教学论坛，2020（42）：70-72.

作者：毛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