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学理论论文

2022-04-20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学一直以来面临着是“学科”还是“领域”的论争，加上学科制度的一些调整，使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面临着巨大压力。基于此背景，从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两方面分析其发展困境，从高等教育学学科的性质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分析其困境产生的原因。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高等教育学理论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高等教育学理论论文篇1：

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建设理论不断丰富，并实现跨学科综合性发展，高等教育学不断发展、成熟，但是将高等教育学视为一门学科思考，其建设理论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本文就高等教育学的简述、学科框架与性质、促进高等教育学发展的措施三个部分加以简要分析。

关键词：高等教学学科建设理论思考

高等教育学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已有30多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我国高等级教育学持续发展，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探索热情高涨。但是我国高等级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提高学科建设水平，发挥高等教育学的实际作用，就我国高等教育学目前发展状况来看，探讨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理论非常重要。

一、高等教育学的简述

我国高等级教育学的发展历程虽然相比较于西方起步较晚，但是在一百多年以前，梁启超、张之洞等教育致力者提出对高等级教育的理解，我国高等教育学的雏形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高等教育学发展至民国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制定了相关制度，并有更多研究者参与其中，例如，蔡元培、竺可桢等。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社会环境有了极大改善，一些学者从我国发展现状、前景出发，对高等教育学做出了新的阐述，开创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学，如潘懋元等。

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被探索，实际上从1983年开始，这一年高等教育学成为学科专业目录中的一项，从此开始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高等教育学》这本书的出版，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更是有了存在的理论基础。

二、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框架与性质

（一）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框架

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框架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为研究内容、研究途径、学科体系。虽然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内容仍然存在争议，但是高等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规律的学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潘懋元先生对高等教育学研究内容的范围有着自己的理解，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内容主体应该是全日制普通高等本科教育。在研究途径上，同样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多学科研究方法是研究高等教育学的主要途径，有学者认为通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研究高等教育学的主要途径，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学没有具体研究方法，潘懋元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具有特殊性，对其他学科具有启发作用，具有“方法结构”性。高等教育学在学科体系方面，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学》首先提出教育规律、性质、目标、原则、制度等，并做了相关阐述，成了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先导。

（二）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按照功能分类，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可以分为五种，分别是使用学科、主体使用学科、使用理论学科、使用实践学科、理论实践学科。第一，使用学科。在这种学科性质之下，高等教育学被列为综合性学科，以普通教育学为基础，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主体使用学科。在这种学科性质之下，高等教育学被认为一门基本应用学科，侧重于理论研究、教学技术研究、教学方法研究。实际上，由于高等级教育学还没发展到成熟、完善的阶段，一方面要进行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要实际应用，因此，高等教育学被归类于主体使用学科。第三，使用理论学科。在这种学科性质下，高等教育学既有使用性又有理论性，相比较于教育学，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更侧重于将普通教育理论应用于高等教育，在教育学领域对高等教育学理论、认识加以完善、改进。第四，使用实践学科。从教育学角度来说，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实践学科，从其他学科角度来说，高等教育学是一门理论学科。第五，理论实践学科。高等教育学只研究高等教育矛盾与规律，有自己的体系，因此被归类为理论实践学科。

三、促进高等教育学发展的措施

（一）扩大高等教育学的培养目标

高等级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要想得到突破性发展，就要相应扩大高等教育学的培养目标，建立更广阔的发展基础。例如，分析社会发展需要，避免教育对象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缺陷降低综合素质，避免教育对象因专业限制而固化思维模式。高等教育学的培养目标得到扩大，不仅有利于建设环境改善，而且可以培养综合性人才，为发展注入活力。

（二）完善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重点，不仅要结合专业知识和通用知识，而且要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和国家需要的人才，这样才能建立培养综合素质人才的高等教育模式。随着时代发展，高等教育教学模式要更丰富，融合理论知识、实践知识、人文教学、人才发展教学，建立更完善、系统的教学模式。

综上所述，随着教学需要，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将更成熟、完善，借鉴更多学科知识，形成系统的建设理论，为自身发展、其他学科发展形成一种参照。

参考文献：

[1]张宏波.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若干理论思考[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07：3-5.

[2]方泽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述评[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5：78-87.

[3]侯怀银，李艳莉.21世纪初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探索[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04：43-49.

[4]李庆豪.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进展、问题与前景[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4，04：19-22.

作者：黄敏

高等教育学理论论文篇2：

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思考

[摘要] 我国高等教育学一直以来面临着是“学科”还是“领域”的论争，加上学科制度的一些调整，使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面临着巨大压力。基于此背景，从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两方面分析其发展困境，从高等教育学学科的性质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分析其困境产生的原因。为解决其困境，应运用多元方法聚焦于高校中的微观问题研究来提高研究成果的实践实用性，并要加强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实践的联系。

[关键词] 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研究;学科性质

1984年潘懋元先生主编的《高等教育学》的出版，标志着高等教育学学科正式成立。以此时间来计算，我们可以说高等教育学将进入不惑之年。然而，当我们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之后，会对高等教育学进入不惑之年这一说法产生怀疑。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在20世纪80年代初获得了国家学科制度的认可，但时间已过去30多年，高等教育学学科仍面临质疑。从学科内部即研究主题、研究方法来分析学科发展中遇到的困境，给出相应对策，以期推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

一、追寻高等教育学学科创立的缘由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很好地诠释了我们需要追寻高等教育学初创缘由的意义。我国高等教育学的产生是应一线教育教学实践需要而生的，如课程和专业怎样建设、如何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等问题难以在传统教育学理论中找到答案，因此学者潘懋元、朱九思等先生发起建设高等教育学学科一呼百应[1]。高等教育学被广泛研究始于1978年以后，1983年，高等教育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认定为二级学科;1984年，潘懋元先生组织编写《高等教育学》出版，同年，成立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6年，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成立。在这一时期，学者主要通过出版教材与专著、建立研究机构、培养高等教育研究人才等方面来发展高等教育学。

二、关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与“领域”论争

高等教育学在我国不断發展的同时也面临是“学科”还是“领域”的纷争，自1983年高等教育学被学位委员会认定为二级学科以来，一直未摆脱学科危机的困扰，在2011年《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发起的学术论文研讨中，很多高等教育研究者发表论文重议高等教育学到底是一门学科还是研究领域，在此次讨论中，有持研究领域论者、学科论者、折中论者和超越论者，这是一次非常深入且全面的讨论[2]，这也说明学界从多元角度来思考高等教育学，为高等教育学的发展提出了宝贵的建议。然而，随着2011年版学科专业目录取消了二级学科建制、教育部第四轮评估的启动以及“双一流”建设等政策的出台，二级学科弱化问题突出，高等教育学受到巨大冲击[3]，加上学术界一直质疑其独立性，使高等教育学陷入更为紧张的处境，再次引起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深思。

三、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研究主题与方法的现实难题

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合法性建立在知识基础和制度基础之上。就知识基础而言，学科合法性的关键是有适切的研究方法与独特的研究对象，适切的研究范式与明确的研究主题是学科内在合法性的重要依据[4]。然而，其“内在合法性”在不断遭到质疑，高等教育学这门学科发展仍然存在着发展困境，“从内修与外治的关系而言，其首要任务是要提高自身的学科实力与水平，以证明学科的专业性。”[5]因此，笔者主要分析了学科的“内在合法性”即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主题、方法的现实难题，并寻求相应对策，以期推进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发展。

（一）在研究主题上，不重视微观主题研究

禹旭才教授曾认为“三重三轻”是我国近年来高等教育研究的特点，即：研究重心上，重宏观轻微观;研究取向上，重现实性问题轻预测性;方法上，重定性研究轻定量研究[6]。也有研究者以2004～2014年我国CSSCI数据库收录的5258篇高等教育研究主题的文献为样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是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公平、高等教育学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外国高等教育、民办高等教育[7]。显而易见，以上主题主要与宏观研究相关。

除文献中反映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主题之外，从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历届学术年会主题中也能从中有所发现，表1列举了从2008～2019年历届学术会议主题，从表1可以看到，年会主题主要是强调宏观议题，但从近些年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研究在重视宏观主题的同时也关注微观主题，如2016年的年会主题主要是强调高等教育学学科自身发展等。

（二）在研究方法上，不重视多元方法研究

透视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历程，高等教育研究者一直力图通过实证研究来证其科学性、客观性，但从整体来看，其研究方法主流仍是思辨研究。禹旭才教授曾认为有许多研究成果是纯思辨的研究，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的成果很少[8]。之后，有研究者对2015年18家期刊上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研究范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结构主义占发文量的55.04%、经验主义占发文量的25.52%、实证主义占发文量的17.01%、人本主义占发文量2.43%[9]，以实证主义为研究范式的发文量远远低于以结构主义为研究范式的发文量，这说明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范式中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此外，人文主义的、解释学的方法论等也没有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高等教育实践活动中，尤其是以微观主题为研究对象时，研究者会不断面临着复杂问题，如果研究者只是选择单一研究方法，这是无法从深层次去分析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难以发挥高等教育学的功用。

四、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现实难题之原因分析

“学科性质是对学科本质属性及功能分类的界定，它通过深刻影响学科的研究对象来决定学科体系的结构、层次和构建学科体系的方法。”[10]学科性质决定了学科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必须高度重视一门学科的性质，将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建设与优化，高等教育研究者在研究主题与方法的选择与其如何定位该学科性质有关，传统高教研究集中于宏观领域，对高校发展关注不足[11]。因此，要彰显高等教育学的功用，其学科性质应得到正确认识，而从我国学界现有的观点来看，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大致有四种界说，即“应用学科说”“主要是应用学科说”“应用理论学科说”和“基础理论学科说。”[12]可知，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仍存在争议，学界对高等教育学的性质尚存在争议时，这就会影响学者的研究方向以及研究方法的选择。

进一步来说，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偏向宏观领域是为适应当时形势，自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日益提高，同时给高等学校如何办好高等教育，并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带来了难题。因此需要高等教育研究者从宏观角度出发，提出宏观理论、政策来指导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传统高教研究偏向宏观研究与政策研究。而对于微观领域的研究，需要高等教育研究为高校的管理、教学和科研服务，为本校的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教育决策、课程与教学改革、教师专业发展、信息咨询服务等方面发挥功用[13]。微观领域的高等教育研究以高校在管理、教学与科研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为导向，为解决实践问题服务。

五、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对策思考

（一）加强微观问题研究，提高研究成果的实践实用性

“潘懋元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学不是一门纯理论学科，而是应用性的社会科学。”[14]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应用学科是指高等学校以解决社会生活、生产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为目标所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平台与专业，应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以基础学科为支撑，以社会的实际需要为导向[15]，为我国科技创新、经济建设和社会不断发展服务。应用学科的性质决定了高等教育学应以现实中的问题为导向，并凝练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经验和策略，进而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来指导现实问题。而且，质量时代高等教育核心任务的变化要求其更多地服务于提升高校教育质量，关注课程教学、大学师生与院校办学等微观领域[16]。如果高等教育研究者能够为本校设计合理有效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实施的过程中积极与其他教师保持交流，共同致力于本校的人才培养，同时高等教育研究者能够为高校中其他的现实问题提供可行性建议，这将不断彰显高等教育学的功用，高等教育学学科也将顺其自然地走出发展困境。综上所述，高等教育研究应聚焦微观领域研究，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

（二）多元研究方法共同参与，服务高等教育发展实践

20世纪90年代初期，潘懋元先生指出，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主要问题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17]，高等教育研究者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与实际问题相结合。高等教育研究须关注现实问题，而且为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的发展，这就需要高等教育研究走向微观领域。同时，高等教育研究者要重视现实问题研究和重视调查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的对象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如果我们只一味运用一种研究方法，这是不可取的，尤其是面对众多高校里面的微观主题，这是需要研究者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如解释学、人文主义的方法论等。这样才能提高研究成果的针对性、时效性，更好地服务于高等教育中的现实问题。因此，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应该追求多种研究方法共同参与，为高等教育发展实践服务。

（三）加强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实践的联系

我国高等教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这门学科一开始为服务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从学科建制的角度成立的，高等教育学发展初期得到学科制度上的支持，高等教育研究人才、研究机构、学会、教材与专著等大量增多，为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知识体系、本质等基本理论学术界尚存争论，高等教育学是“领域”还是“学科”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因此，为推进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研究的不断创新，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科，就要不断提高研究者的素养，加强学科建设的国际合作，更关键的是需要从高等教育的实践出发，高等教育研究既要重视宏观主题的研究又要更加重视微观主题的研究，通过解决高等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来提炼出理论，并指导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因此，加强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实践的联系，促进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1][2]方泽强.高等教育学科的历史争论、建设反思和未来发展[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25-131.

[3]刘小强.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学一级学科的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17（1）：20-24.

[4]周光礼.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J].中国高教研究，2016（10）：4-10.

[5]张晓报，易红郡.论高等教育学的生存逻辑[J].大学教育科学，2019（3）：43-48.

[6][8]禹旭才.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三重三轻”[J].教育科学文摘，2008（5）：76-77.

[7]杨海燕.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及前沿--基于CSSCI数据库2004-2014年收录文献关键词共现的计量和可视化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15（4）：46-56.

[9]《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2015年全国高校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统计分析—基于18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的发文统计[J].中国高教研究，2016（4）：23-29.

[10]李硕豪.高等教育学学科性质辨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2（1）：64-67.

[11]王洪才.论高等教育学的功用与使命[J].复旦教育论坛，2018（3）：5-11.

[12]方泽强.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J].现代教育管理，2014（6）：7-12.

[13]张奎明.功用视角下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思考[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7（3）：12-14.

[14]邓晖.潘懋元.高教泰斗学人典范[N].光明日报，2014-09-11（001）.

[15]伍德勤.新时期应用学科的内涵及其建设与管理[J].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2017（4）：14-19.

[16]刘小强.寻找高等教育学的“另一半”——建设微观高等教育学刍议[J].江苏高教，2012（3）：24-27.

[17]潘懋元.高等教育研究的比较、困惑与前景[J].高等教育研究，1991（4）：1-12.

（责任编辑：张宏玉）

作者：周娟

高等教育学理论论文篇3：

高等教育学学科学术论文生产现状的多维分析

摘要：C100指数是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基于111种中文人文社科类期刊提出的学科学术论文生产评价的多维指标体系。基于期刊类型、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研究主题四个维度发现：高等教育学学科学术论文生产超越教育学其他分支学科总和；综合类与理工类高校实力强劲且跨学科、跨院系研究特征明显；核心人员年龄结构合理且年轻学者作用正在凸显；研究主题分布不均，侧重宏观研究。未来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在以下方面重点努力：高教类期刊尝试开设跨学科研究专题专栏；领军高教研究机构发挥使命与责任，加强相关研究与对话；研究人员坚定学科信仰，整合分散资源，构建学科理论体系；呼吁政府部门尊重学科规律，扶持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学术论文；C100指数；多维分析

1983年高等教育学获学科建制，目前硕士学位点122个，博士学位点22个，是教育学下设规模最大的分支学科。[1]然而，受“双一流”政策与第四轮学科评估的舆论影响，部分高等教育学学位点被撤销，发端于高等教育研究的院所面临重新整合甚至被取消的命运。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现状如何？学科评价对了解年轻且发展迅速的高等教育学学科现状进而促进学科建设至关重要。C100指数是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基于111种中文人文社科类期刊提出的学科学术论文生产评价的多维指标体系，能有效反映某人文学科的整体状况。

一、C100指数：基本内涵与分析维度

（一）基本内涵

C100指数是以特定时间段在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期刊群（100种左右）发表的论文为基础，为衡量不同研究机构的科研生产力而设计出来的指标体系，具有整体性、客观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动态性的基本特征。它一方面是基于中国社会科学索引创建15年来500多种期刊引文评价的丰富经验，另一方面是基于高质量学术评价的发展要求，同时受自然指数启发。[2]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依据CSSCI 2003—2012年的影响力指标，2015年首次推出C100指数的测试版，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语言学、历史学、教育学等89种专业类期刊和22种综合类期刊（如表1）。其中教育学类入选期刊分别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比较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二）分析维度

C100指数首先是一个质量指标，因为高影响力期刊相对严格的审稿制度保证统计源论文的较高质量；其次是一个多维指标，综合期刊、学科、机构、生产者等要素全方位反映高校和科研机构在高影响力的学术出版平台中所处的位置；再次是一个发展指标，通过生产者的构成状况展示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学术梯队、新生代学术领军人才、学术后备力量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状况。[3]C100指数包括学科群期刊、研究机构、生产者三个基本维度，另外研究主题也是反映学科的重要方面，因此增加此维度，具体如表2。其中根据出生年份将研究人员划分为Y1学科领军人才、Y2学科带头人、Y3学科骨干、Y4学科后备军。研究主题的划分主要是基于学科分支、图书分类、专业期刊的主题分栏、知名期刊载文[4]、学位论文[5]、高教类课题[6]的计量分析等。

二、高等教育学学科学术论文生产的现状分析

基于教育部2012年实施了第三轮学科评估，2015年正在进行第四轮学科评估的大背景，选取时间段为2011-2015年。数据库选择中国知网，搜集时间2016年10月1-7日，选择中国知网基于期刊题录收集比较完整且可直接导出Excel格式方便进一步统计分析。文献筛选原则依据研究对象是否属于教育学或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范畴，按表1目录提取作者、机构、题目、期刊等信息，同时剔除会议综述、院校宣传、专题研究序言、博士论文提要等，有效文献共5318篇。①

（一）基于期刊类型维度的分析

统计C100指数期刊群教育学与高等教育学的载文情况（如表3）可知：第一，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学术论文生产占整个教育学的半壁江山。C100指数期刊群中高等教育学载文量共2860篇，教育学载文总量为5318篇，占比53.78%，且5种教育学类期刊内部高等教育学的载文比（即表3中横向百分比）平均为55.81%。这说明无论教育学类期刊内部还是整个人文社科类期刊，高等教育学的学术论文生产均占优势地位。并且，入选期刊的载文比可以发现人文社科领域有影响力的教育类期刊以高教类期刊为主。

表3C100指数期刊群中教育学与高等教育学的载文情况

第二，其他专业类期刊的高等教育研究相关载文主要源自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管理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等学科。依据表1统计教育学类期刊外的其他20个学科中专业期刊的高等教育学载文情况（如表4），可知：其中17类专业类期刊中均载有高等教育学文献且集中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此外，由表3可知，专业类期刊内部高等教育学载文比高达71.95%，这不仅说明专业类期刊内部高等教育学的载文远高于教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也反映高等教育研究跨学科特征明显。

表4其他专业类期刊内部高等教育研究的载文分布情况

第三，综合类期刊内部高等教育学载文依然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综合类期刊中社科院及社科联主办9种，高校主办13种。如表3，综合类期刊内部高等教育学文献占46.26%，其中社科系统主办的期刊占综合类期刊内部总量的32.95%，高校主办的期刊占67.05%。而华中師大与北师大两所师范大学学报载文57篇，却相当于9种社科系统主办期刊的载文总量，这说明综合类期刊内部高校学报是高等教育学载文的主阵地，也反映社科系统的高水平期刊多数并不重视教育学的相关研究。载文量超过10篇的综合类期刊如表5。

表5高等教育学载文10篇以上的综合类期刊

（二）基于研究机构维度的分析

统计第一机构共473家，其中高校415家、社科院与教育行政机关共58家，高发文机构的前25名情况如表6。另外，统计第一作者共2060人，其中发文1篇、2篇、3篇及以上分别有1633、259、168人，其发文量依次占总量的57.10%、18.11%、24.79%。根据普赖斯定律确定3篇及以上的为高发文研究人员，其中168位高发文人员中163人集中在58家国内高校，因此专门统计其分布情况如表7。分析发现：

第一，高发文机构与群体所在机构整体均呈现相对分散又高度集中的特征。如表6，高发文机构的前5名、前10名、前20名、前25名分别占发文总量25.28%、37.94%、50.80%、56.46%，前25名占据总量的一半以上，前5名占四分之一多。如表7，高发文作者分布在58家机构，然而5人以上的8家机构人数却高达85人，占高发文群体的52.15%。

第二，高发文机构与群体所在机构以“985工程”高校为主，但部分地方院校表现突出。如表6，高发文机构前25名的33家机构中“985工程”高校占16家，尤其是前11家机构独占10家。值得注意，浙江师范大学、温州大学、山西大学等6所地方高校跻身前25名。如表7，高发文群体所在机构“985工程”、“211工程”、地方高校、其他高校分别有18、10、27、3家，人数分别占60.12%、12.27%、25.77%、1.84%。其中2名及以下的高发文机构地方高校有25家，占机构总量的43.10%，但人数仅有30人，占总数的18.40%，说明部分高发文机构散落在地方高校。另外，教育部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分列第21和25名，说明国家教育行政机关也重视高等教育研究。

第三，综合类与理工类高校高等教育学学科实力强劲。如表6，前25名机构中师范类、综合类、理工类高校发文分别占总量的20.45%、20.87%、13.99%，师范类高校并没有明显优势；前10名该比为10.76%、15.49%、11.68%，综合类高校优势明显；前5名该比为6.85%、8.53%、9.90%，理工类高校表现突出。如表7，高发文群体中师范类、理工类、综合类高校分别有17、13、20家，人数分别占34.97%、22.70%、36.81%。进一步从平均值看，3名及以上相对集中的高发文作者机构中师范类5家39人、理工类4家26人、综合类6家44人，平均7人左右，并无明显差异。这说明综合类与理工类高校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并不依赖教育学的传统优势。华中科技大学是全国唯一获批高等教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的理工类高校，正是坚持“突出应用性、注重成果转化和社会服务的不同于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发展教育学科的路子”[7]。

第四，跨院系研究特征显著。如表6，高发文机构中非教育院系共发文473篇，占发文量（仅指高校发文量的1598篇）的29.60%，说明四分之一以上非教育院系人员参与其中。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3家高校该群体载文超过40%，该群体主要来自公共管理学院、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规划处、校长办公室、校史馆、图书馆等。另外，师范类、理工类、综合类高校该群体载文比依次为21.54%、32.25%、34.67%，说明理工类和综合类高校跨院系研究的特征更明显，并且该群体多重视问题导向的研究，也说明高校内部高等教育研究资源具有优化组合的巨大潜力。

（三）基于研究人员维度的分析

高发文群体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核心人员，其年龄分布能反映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学术生态。除去1名外国学者，按表2统计167位高发文作者的年龄段分布，对应分别有32、51、54、30人。另外，高发文单位是高等教育学领域的领军机构，肩负高等教育研究繁荣与学科建设的使命与责任，因此进一步统计前10名③相关教育研究机构的233位研究人员，對应年龄段依次有35、68、78、52人。同时，结合李明忠等统计我国122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点的829位导师年龄分布情况，对应年龄段依次有156、409、228、36人。[8]对比三组数据（如图1）发现：核心研究人员主要是20世纪60与70年代生人，充分发挥了学科带头人与骨干的作用，并且1959年及以前的老一辈学者依然活跃在学术前沿。除导师队伍外，“70后”研究人员的作用已经开始凸显，“80后”也呈现强势的后劲力量。理想的学术队伍应当呈现曲线高峰向右侧部分偏移的负偏态分布，说明年轻学者多，学科后继力量强大。[9]从图1可知C100指数下高等教育学的核心学术人员与核心机构的研究人员群体整体比较理想，“70后”与“80后”群体均超过60%。

图1C100指数高发文作者、高发文机构群体与导师队伍的年龄分布情况

进一步分析前10名机构内部人员②的年龄情况（如表8）发现：第一，研究队伍规模较大，均在14人以上。第二，老一辈学者在多数机构内部依然保持在五分之一左右。第三，机构内部研究主体以“60后”或“70后”为主。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60后”优势明显，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0后”优势明显。第四，“80后”年轻学者的后劲力量正在彰显。尤其是南京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80后”已经是研究主体，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80后”作用也开始凸显。整体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呈现较为理想的研究团队。

表8前10名高发文机构研究人员的年龄结构分布情况

（四）基于研究主题维度的分析

统计分析C100指数期刊群2860篇文献的研究主题分布情况（如表9）可知：研究主题分布不均，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制与结构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两大主题。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占据四分之一以上，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是后发国家的普遍做法，其中研究对象集中在北美和欧洲，研究内容以国外高等教育改革的最新进展与历史经验、一流大学建设的政策与措施、具体院校课程设置与教师队伍等，研究方法多为案例法和历史研究法。侧重宏观研究的高等教育体制与结构占总体16.15%，主要围绕大学的内外部治理与现代大学制度。事实上，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的众多研究落脚点也始终绕不开高等教育的体制与结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目前高等教育综合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与攻坚期，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制度完善、政策改革等是焦点问题。另外与我国长期实行高等教育计划体制机制，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引入市场体制机制，与高等教育体制机制进入大调整时期密切相关。[10]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与社会外部关系比普通教育更为密切和复杂，理清高等教育问题，必须超越传统教育关注微观领域人才培养的研究范畴，具有更广阔的研究视域。[11]

此外，高校课程与教学、教师与学生、民办与高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组织与管理主题分别占13.95%、13.32%、3.22%、6.92%。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后大众化与普及化阶段的来临，高等教育走向“买方市场”，生源结构异常多元复杂[12]，“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教学理念、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等相关主题的比重会不断上升。对比美英日高等教育后大众化进程的成功经验也发现：高职院校将是高等教育走向后大众化的核心机构。[13]同时，随着宏观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的逐步确立，侧重中观及微观院系组织与管理的相关研究将成为研究重点。统计分析2012至2015年我国主要高等教育核心期刊所刊论文发现：侧重宏观层面研究的“体制与结构”关注度已经逐渐下降，侧重中观层面研究的“组织与管理”关注度逐步上升。[14]目前，上述三个研究主题的关注度相对较低，需加强相关研究增强高等教育研究的前瞻性。另外，高等教育基本原理与历史的研究主题占10.45%，侧重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方法论的元高等教育研究主题仅占1.46%，相对来说这两个主题直接关系高等教育学学科的未来，对高等教育研究的真正繁荣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面临高等教育学学位点与机构的撤销，高等教育学学科未来如何发展，亟需高等教育研究者全体人员深刻反思。此外，高等教育经济与财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題分别占4.65%、4.13%。

另外，统计专业类与综合类期刊载文的研究主题分布情况发现：专业类期刊比较关注高校课程与教学（25.40%）、教师与学生（26.63%）等主题；综合类期刊相比分布较分散，较多关注高等教育体制与结构（15.71%）、高校课程与教学（11.46%）、高等教育基本原理与历史（10.42%）等主题。统计教育院系及研究机构和其他院系及研究机构发现分别载文1467、1150篇，分别占发文总量的51.29%、40.21%。对比各研究主题分布情况（如图2）发现：任何研究主题均有其他院系及研究机构人员参与，充分说明高等教育研究跨学科、跨院系的研究特征，并且其他院系及研究机构关注的主题基本与专业类期刊一致，多关注高校课程与教学、教师与学生、高等教育经济与财政等主题。这一方面与高校的基本职能是人才培养有关，与此直接相关的专业、课程、师资等是核心研究问题，另一方面与高等教育研究队伍广泛分布在众多院系与职能部门有关，主要以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发展规划处为主，其研究人员往往也在教育研究机构兼职。但元高等教育研究主要是来自教育院系及研究机构的人员，这是高等教育学研究人员的话语权区。

图2教育院系及研究机构与其他院系及研究机构的高等教育研究主题分布

三、基于C100指数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几点思考

从C100指数111种人文社科类期刊载文看，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学术论文产量超越其他所有二级学科总和，独占教育学的半壁江山。从机构规模看，全国59%的本科院校设有高等教育研究机构。[15]从最新的2017-2018年CSSCI收录的37种教育学类期刊看，高教类期刊13种，占35.14%。可以说，高等教育学从体量看是一门规模庞大的学科，然而学科建设依然困境重重。基于C100指数高等教育学学科学术论文的生产现状，从以下四个方面思考未来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

（一）高教类期刊加强与其他专业类期刊交流，开设跨学科研究专题专栏

C100指数下的111种高水平人文社科类期刊，除中国文学、宗教学、考古学外，84家其他专业类期刊中60家载有高教类学术论文，22家综合类期刊中19家载有高教类学术论文。可以说，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分布十分广泛，跨学科研究特征明显。但是，李均通过对文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高等教育学6个学科知名期刊的引文分析发现：高等教育学是一门高度开放的学科，但主要是从其他学科单向索取式的开放。[16]面对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众多主题高度交叉的客观现实，高教类期刊与专业类期刊需加强合作交流，尤其是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期刊合作，共同开展诸如大学治理等高等教育研究重大问题、人才培养等基础问题的专题组稿。另外，高教类专业期刊针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交叉现象，可以专门开设跨学科研究专栏。众多非教育院系及研究机构分散着大量研究力量，其研究成果具有自身特点，高教类期刊可以尝试为该类群体设置研究成果发布专栏。此外，高等教育研究人员主动在其他高水平专业期刊发表高教类研究成果，这不仅有助于吸引其他优秀研究成果，也有助于提升高教类期刊和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提升学科地位。

（二）发挥领军高教研究机构的使命，加强机构的研究及对话合作

部分理工类与综合类院校高等教育学学科实力强劲，这说明与师范类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具有不同的发展历程。学者的成长与学科的发展依托所在组织机构，目前众多高教机构发展的摇摆不定，尤其需要领军机构发挥使命与责任。基于此，一方面加强不同类型、层次、性质高教研究机构的诞生原因、职能定位、发展历程、组织结构、人才培养、课题开展、转型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为众多处于迷茫发展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提供参考。部分学者已明确提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具有天然的智库特点”[17]，“促进部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积极走专业化‘智库’之路是一种必要选择”[18]。瞿振元在第四届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表彰大会上也专门强调：高教机构正努力成为探索教育规律、创新教育理论的“思想库”，成为提出政策建议、服务教育决策的“智囊团”，成为服务基层教育改革实践的“设计师”，成为引导教育舆论、更新教育观念、推动教育改革的生力军。[19]另一方面，发挥专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不同类型机构间的对话与合作。高发文机构中主要是高校内部的高教研究机构，同时民间、官方的研究机构也积极参与其中，高等教育研究的繁荣发展需要不同性质机构的合作交流、协调发展、多方发声。其中，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协作组、院校研究学会等应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2013年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协作组会议上潘懋元先生曾专门指出：应允许层次性智库的存在，学校智库满足微观的校本研究，地方性智库满足地方性决策需要，全国性智库满足国家宏观问题研究的需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应主持全国性智库的建设，实现重大协同创新。[20]

此外，借鉴学习国际知名教育研究机构的成功经验。国际知名教育研究机构主要体现以下几点特征：跨学科研究组織明显，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有14个研究小组，其中包括经济教育研究小组、国际教育开发研究小组、比较教育研究小组等从不同角度协同攻关研究教育问题[21]；注重机构间的合作研究，美国知名教育智库——教育政策研究联盟正是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密歇根大学教育学院、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学院、西北大学教育和社会政策学院等7所不同知名大学的教育学院强强联合而成[22]；研究人员的多学科背景，欧洲著名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都是交叉学科中心或跨学科中心，研究人员主要来自公共管理、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科学学等学科领域[23]；注重研究特色的凝练，纽约州立大学2000年成立始终关注全球私立高等教育的研究中心，华盛顿大学2002成立持续关注全球博士生教育的研究中心；注重研究成果的传播，美国教育政策研究联盟的联络处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院的主要工作是出版和安排会议，其基本目的之一是“确保研究和成果传播努力的一致”，并有专任主任负责。[24]

（三）专业研究人员坚定学科信仰，整合分散资源，构建学科理论体系

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界限十分模糊，绝大多数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主题都来自类似社会问题的强烈驱动，并以一个领域广泛的知识为基础，且通常会打破学科及其偏爱的主题领域之间的界限。[25]众多业余研究人员参与其中，这说明高等教育学是一门门槛较低、张性极强的学科，虽然给高等教育研究带来了不同视角及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无形之中增加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难度，也动摇了高教育研究人员的学科信仰。另外，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人员在理论研究的世界寂寞耕耘，然而其研究成果的运用是众多高校职能部门与政府决策部门，其较多依附内外部的行政权力，与部门领导的重视密切相关，可以说高等教育研究实质上两端连接的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面对专业与业余、行政与学术的矛盾体，其核心是构建起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塑造学科话语权，规范高等教育研究。虽然整体看高等教育学学科主力生态结构相对合理，但是面对年轻的“80后”学术后备军学科信仰尚不成熟、部分内部研究人员对学科路线的反复质疑、众多业余研究人员的无学科意识，坚定学科信仰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基本前提。

纵观整个世界高等教育研究产生的时代背景正是二战以后（20世纪50年代）现代学科的兴起[26]，高等教育学的产生逻辑、研究对象、知识体系与教育学不同，更符合由社会需要逻辑主导的现代学科的学科发展逻辑而不是由学科知识的自然演化逻辑，是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27]此外，高校是知识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我国未来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离不开大规模、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研究，每一所高校的科学发展更依赖于内部完善的高等教育研究支撑，可以说高等教育学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是一门独立的、不断走向成熟的学科。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尤其是专业人员，需坚定高等教育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信仰，坚信高等教育学具有广阔的需求市场与发展前景。

梳理C100指数视角下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发现：高等教育研究资源比较分散，呈现群众性教育科学研究的特征[28]，大致呈现高等教育专业研究人员、高校职能部门研究人员、其他学科研究人员、业余爱好者等群体。不同群体的研究重心、目的、方法、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一方面高教研究机构可尝试专门组建校内外协同机构，凝聚分散研究力量，围绕专题开展高质量研究。同时，也可以跨部门培养高等教育学人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专业研究人员需自觉主动承担起高等教育基础研究的使命，整合繁杂多样的研究成果，构建理论体系提高学科的理论创新。高等教育学应用性的学科性质，问题导向的研究特征决定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多方合作交流，回归自下而上的实践需求逻辑。

（四）呼吁政府部门尊重学科规律，扶持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

学科发展离不开外部认同，尤其在当前我国的学科体制下学科“不仅指一类知识或学问，还是国家管理和调控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单位；是行政建制在科学研究中的体现，其意义超出了研究范畴和教育范畴”[29]。目前我国对于学科支持按照一级学科取向，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模式下获得一级学科对于学科发展至关重要，但这也导致依靠高等教育研究起家的高等教育学学位点不得已追求教育学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同时也逐渐侵蚀淡化研究特色。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也尝试建设独立的高度教育学学科，正是由于学科制度的不同，高等教育学在中美两国的境遇截然不同。[30]回顾高等教育学学科繁荣但又曲折的发展历程发现：高等教育学科建设自始即从学科外在制度建设着手，这是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学科专业制度的实际出发做出的合理选择。[31]因此，需不断呼吁政府部门根据学科发展规律调整学科目录设置，将部分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如果某一种社会现象或活动牵动的利益特别广泛，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我们就完全可以提高这门知识的地位，让这门知识发展得更快，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32]正是基于学科体制的现实问题与高等教育学已经具备学科建设的基本条件，有学者提出高等教育学是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应然学科，其建设路线可以通过创设良好的学科制度环境，以自觉的行动加速学科内在理智的发展和成熟，避免学科在没有外在建制的情况下长时间的无序、随机、徘徊，为学科建设赢得时间，具有目的性强、组织程度高、效率高等优势。[33]

注释：

①其中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的《情报学报》CNKI只收录到2002年，综合性社科期刊《社会科学》并没有收录，因此这两种期刊数据提取选择万方数据库。

②11家机构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另外，统计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员时，将其他相关系科中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相关人员也统计在内，比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下的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育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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