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法的信用交易基本制度论文

【摘要】金融危机后，强化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已成为各国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我国目前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比较滞后，消费者各项权益实现存在诸多障碍，如何维护金融消费权益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界定金融消费者的基础上，立足国情，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提出从更新理念，加快立法，建立基本制度三方面保障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证券法的信用交易基本制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证券法的信用交易基本制度论文 篇1：

　我国《证券法》对信用交易法律责任规制的阙如

[摘要] 我国2005年修订的《证券法》引入了信用交易制度，但对信用交易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只有第205条，规定得简单、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并且法律责任形式单一。因此，应该完善我国的证券信用交易法律责任制度，确保我国信用交易制度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关键词] 信用交易法律责任完善

我国2005年修改了原1993年《证券法》，在交易方式上，通过新《证券法》42条“证券交易以现货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交易。”和142条“证券公司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引入了信用交易制度。法谚云：法律都不能没有牙齿，制度只有以责任作为后盾，才具有法律之力。所以，新《证券法》第205条对违反信用交易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规定，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的，没收违法所得，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许可，并处以非法融资融券等值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信用交易制度相比，我国信用交易法律责任的规定缺陷如下：仅有行政责任，忽略了刑事责任；规定得过于单薄、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因此应该借鉴他们完善我国的证券信用交易法律责任制度。

无论是美国的市场化的授信交易模式；日本的集中授信模式；我国台湾的两者结合的双轨模式，他们的证券基本法对以下信用交易的法律责任都有完备的规定。

1.证券信用交易的刑事责任制度。法律责任制度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其中刑事责任制度最重要，它是所有责任制度的最后堡垒，能有效地打击信用交易违法犯罪行为。从美国、日本、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证券交易法中看出，违反信用交易的刑事责任有：有期徒刑、罚金。

美国《1933年證券交易法》第78条之32节第一款规定：“任何人故意违反本法……或者其下的任何规则和规章的任何规定……应被处以不超过100万美元的罚款或者不超过10年的有期徒刑，或者两者并罚。……”美国的信用交易规定在《证券交易法》及其以下的规章、规则中，所以，违反了其中的信用交易制度，也按照本节科以罚款或有期徒刑或二者并处。

《日本证券交易法》第208条规定：“有价证券的发行人，证券公司，交易所等的高级职员于下列场合，处30万以下的过失罚款：（一）……违反第49条第一项（有关信用交易保证金的规定）或者……违反第162条第（1）项(信用交易的规定)”；第197条规定：“符合下列各号所列之一者，处3年以下徒刑或300万日元的罚金，或二者并处：……（七）违反第156条之三第（1）项规定未经大藏大臣许可而经营该项规定的业务（即证券金融公司向券尚借款借券）。”

《台湾证券交易法》第175条规定：“违反…… 43条第一项（信用交易方式的规定）……第60条第一项（信用交易的规定）……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15万以下罚金。”

我国《证券法》205条仅对对券商和对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员的处以行政责任，缺乏刑事责任，容易滋生行政腐败,并且对违法行为打击不力。因此，应该增加刑事责任制度。

2.证券基本法赋予规制信用交易的规则、规章普遍的基本法效力制度。美国，台湾的证券交易法作了如此的规定。这样违反了证券基本法以下的规则、规章也可依据证券法基本法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提高了规则、规章的法律效力层次。

美国证券基本法为我们作了榜样，它赋予了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的规则以法律效力的基本方式。《1933年证券交易法》第14节（a）款规定：“任何个人……违反委员会……规定的规则和规章，……应该属于违法。”国会通过使用“……应属违法”的字句，赋予了委员会根据《证券交易法》第14节（a）款制定规则的法律效力。

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78条之32第一款规定：“任何人故意违反本法……或者其下的任何规则和规章的任何规定都是违法的。…应被处以不超过100万美元的罚款或者不超过10年的有期徒刑，或者两者并罚。……”也就是说，违反了联邦储备委员会或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制定的规章，也按照证券基本法科以罚款或有期徒刑或二者并处。

《台湾证券交易法》也赋予规章、规则的普遍的法律效力，第177条规定，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处一年以下尤其徒刑，拘役或可或并科10万以下罚金：（二）违反主管机关依第61条（信用交易的具体制度的授权规定）所为之规定者。

根据我国《证券法》42条和142条的授权规定看，在我国，信用交易主要由行政法规或规章作出具体规定，他们效力低下，并且权力有限，我国《立法法》规定，行政法规和规章不能规定刑事、民事责任。因此，为了有效地对信用交易的违法行为进行打击，我国有必要赋予规则、规章的普遍的法律效力。因此，《证券法》第205条可以修改为“证券公司违反了本法及其以下行政法规或规章的规定……”。这样， 违反《证券法》以下的规则、规章，也可以205条追究各种法律责任。

总之，信用交易要在我国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就应该借鉴成熟的证券市场的经验,完善我国的证券信用交易法律责任制度。

作者：罗荣华

证券法的信用交易基本制度论文 篇2：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

【摘要】金融危机后，强化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已成为各国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我国目前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比较滞后，消费者各项权益实现存在诸多障碍，如何维护金融消费权益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界定金融消费者的基础上，立足国情，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提出从更新理念，加快立法，建立基本制度三方面保障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 保护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消费已成为我国人民生活生产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消费的概念深入人心。然而在金融消费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金融纠纷也不断显现，消费者权益被侵害的情况时有发生。仅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表明，2010年全年共收到银行保险类投诉3775件，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目前已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的呼声。

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理分析

（一）金融消费者的界定

伴随金融消费理念的不断深入，我国银行、保险领域均开始出现、使用“金融消费者”、“保险消费者”的概念，但各金融行业对金融消费者的理解各有不同。在日益强调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背景下，如何界定金融消费者尤显急迫。金融消费者在我国尚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其界定在我国学术界也未统一，主要有三类观点：一是援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的界定，将其定义为“为了满足家庭或者个人的生活需要而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或使用购买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的自然人”。二是将金融消费者作为存贷款人、保险相对人、有价证券投资人等的笼统称谓，“与金融机构建立业务的自然人”。三是以是否处于弱势地位作为界定金融消费者的标准，“在金融交易中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同时对金融经营者一方的信息披露存在严重依赖性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但不包括金融企业法人”。可见，学术界对金融消费者界定的主要分歧是金融领域内的投资人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金融消费者是否仅限定为自然人。

从国外的金融消费者的立法来看，各国界定也各有特点，与国内分歧基本吻合。美国将其定义为主要为了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获得的任何金融产品或者服务的自然人；日本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保护的对象为资讯弱势之一方当事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欧盟根据金融消费者弱势程度不同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

对于金融消费者界定的争议，笔者认为基于以下理由金融消费者可定义为在金融交易中处于资讯弱势一方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其一，尽管金融消费者是一般消费者在金融领域的延伸，但金融消费者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费者更高级的表现形式，交易所包含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使其明显区别与一般消费者，用90年代产生的概念来羁绊金融消费者的定义缺乏科学性。其二，从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立法的目的来看，无疑是为了倾斜保护在金融交易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处于弱者地位的金融消费者，实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在金融交易中处于弱者地位的金融投资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同样需要法律的保护。其三，全球范围内能达成保护金融消费者共识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关系一国的金融稳定。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及金融创新的步伐加快，金融市场中投资者的高风险性对于金融稳定的影响力必将远远超过传统的金融消费者，更需要重点保护。其四，以主观目的来区别消费者与投资者缺乏客观标准，两者识别标准的模糊将带来操作难问题。目前金融领域内金融投资者往往不仅是投资者也是消费者，投资与消费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身份亦有重合，除了可与金融机构实力相当的交易对手外，大多数投资人都可以纳入金融消费者的范畴。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理基础

1.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是保护人权的体现。传统的民法理论将人权界定为自然人的权利，“随着道德的进步，人类认识到，人生活在社会中不应该把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更不能把他人作为纯自然的掠夺的客体，人应当相互尊重，尊重对方是人；人应当相互尽义务，这就是人权观念”［1］。而随着人权理论的深入研究，有学者提出了法人人权理论，国外许多立法也承认自然人的权利也适用于法人。在此我们不讨论该理论成立理由是否充分，但我们可以肯定作为法律上的拟制的人格，法人要存在与发展就需要赋予它一定的人格权，尽管这种权利与自然人人权是有差别的。在金融机构处于强势地位的金融领域内，金融消费者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应该得到起码的尊重，而非仅仅作为金融机构获取利益的工具存在。当前以获利为目标，漠视金融消费者的人权，剥夺金融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利，强制、欺瞒金融消费者接受不合理交易条件的不道德金融机构仍为数不少。欲改变现状，打击金融机构不良行为，实现金融消费者基本人权，非加强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不可。

2.保护金融消费是追求公平正义的体现。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作为平等民事主体，自愿缔结合约完成交易，履行各自的义务，形式上两者是公平正义的，但实质上是不公平不正义的。因为两者在交易地位不平等，公平交易成为无源之水。金融机构实力强大，在市场上居于支配地位，而金融消费者则处于弱者地位，易被欺凌：信息及金融知识欠缺影响金融消费者在交易中做出理性判断；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同质化，格式合同的普遍以及消费者对金融机构交易依赖性使金融消费者丧失了讨价还价的余地，接受各种不合理的要求；由于金融机构行为缺乏规制，金融消费者一旦支付了货币，金融产品和服务风险基本转移给自己，其要承担的风险过大。可见，如果基于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是平等民事主体的观念而给予双方同等的保护，这将无视金融机构与消费者的实际地位差别；只有充分认识金融消费者弱势地位，从其立场出发，给予特殊和倾斜保护，才能实现实质上的公平和正义。

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分析

（一）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由《宪法》、《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保险法》、《证券法》等法律层面的规定，《储蓄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等法规层面的规定以及金融监管部门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组成。

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进行了保护，但除了《证券法》中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作为其宗旨外，其他立法目的中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视程度并不高。如《商业银行法》“为了保护商业银行、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将金融消费者和商业银行的权益并列在一起，并没有强调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尽管也提到“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但立法重在促进银行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保险法》也未基于保险消费者弱势地位对其提供特殊保护。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法律规定应属于经济法的范畴，其应从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出发，充分考虑消费者弱者地位，给予特殊关怀，体现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而目前我国相关立法缺乏对金融消费者的弱者地位的认同和倾斜性保护，仅有的规定又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具体制度严重缺失。

在机构设置方面，我国相关立法并未明确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机构，使消费者保护方面缺乏组织保障。实践中也缺乏全面履行该职责的机构。就消费者协会而言，由于金融消费者较一般消费者的特殊性，消费者协会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难以全面保护金融消费者，加之专业知识的缺乏也难以有效救济消费者权利；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作为我国金融各行业的监管部门，更侧重于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和防范金融风险，亦未能有效承担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银行业协会等金融行业内部的自律组织由于其定位、机制等方面的原因限制其全面履行该职责。可喜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贵州遵义中支、安徽安庆中支等分支机构通过制定各地区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意见、保护方案、保护工作指引，开展地区内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试点工作，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中心，提供消费者纠纷解决途径，前瞻性地开展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前期的研究工作。

在金融消费者维权方面，由于缺乏金融消费者权利救济方面的法律规定，加大了消费者维权难度。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相关损害赔偿条款的缺失使消费者维权于法无据；金融机构内部不健全的金融纠纷处理机制无法及时有效受理投诉，解决纠纷；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投诉的接受和处理机制也相对滞后，证监会处理纠纷的信访制度本身就存在缺陷，银行业和保险业的监管部门相关机制也比较缺乏；依据目前法律规定，若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身利益，金融消费者还需面临举证困难、诉讼时间长、维权成本高等问题。

（二）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现状

金融消费者权利是指金融消费者能做出或者不做出的一定行为，以及要求金融经营者相应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保障［2］。目前我国学者提出金融消费者有“八大权利”、“九大权利”等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权利保护现状的分析，本文列举以下在实践中有突出实现障碍的权利：

1.知情权问题。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国消费者享有了解其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3］。在金融领域，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也应受到保护，且非常迫切。这是因为“由于金融商品的虚拟性及复杂性，作为个体的金融消费者，其认知能力是有限理性的，他们不可能具体了解到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的收益变化和市场波动等方面的信息”［4］。金融市场中，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双方地位悬殊。金融机构掌握信息充分，处于优势地位，使其可充分利用支配、甚至垄断地位掌控信息披露的程度，使金融消费者在没有获得足够做出决定的信息前提下进行非理性选择。

我国目前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情况令人堪忧，金融机构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不完整、不准确的情况仍存在，隐瞒、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仍有发生。一些金融机构的收费项目缺乏透明度，使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和服务后无法接受五花八门的收费项目；一些金融机构为推销自己的金融产品，过分夸大收益，不进行风险提示，虚假宣传，虚假承诺，使消费者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购买金融产品，最终使自身利益受损。在金融交易过程中，只有明确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义务，消费者才能够拥有、使用、理解足够的信息，才能使其免受不公平、欺诈和歧视的待遇。

我国目前知情权保护的相关立法比较欠缺，法律法规层面缺乏对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专门规定；金融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中的相关规定太过原则。《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均强调了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但仍存在诸多缺陷：分行业进行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规定与规定之间缺乏统一和协调；现有的规定过于原则，不够全面；保护措施缺乏不利于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2.选择权问题。选择权在金融领域的基本内涵是指金融消费者享有根据自己意愿自主选择产品和服务的权利，即选择与不选择的自由，选择哪一家金融机构，选择哪种产品和服务的自由。金融消费者欲行使自主选择权需具备选择的能力，而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地位和实力的落差，缺乏金融知识、经验等因素影响消费者有效行使该项权利。一些金融机构在贷款中要求金融消费者必须同时投保相关保险，不投保则不予办理贷款；通过有利于自身的格式条款，排除消费者选择权，转嫁风险；由于报送的数据不及时、不准确、不完整，影响消费者征信记录，进而剥夺了金融消费者选择金融消费的权利；单方面决定提高服务收费，确定执行收费标准的时间；自行变更合同内容等情形严重损害了金融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总体来看，以下三因素导致选择权实现困难。一是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保障不利。知情权的实现是选择权实现的前提，掌握足够信息才能通过比较做出理性选择。二是部分金融消费金融知识匮乏，维护自身选择权的意识淡薄。三是部分地区金融市场不发达，缺乏竞争，一些金融机构利用垄断地位排斥消费者自由选择权。四是金融领域产品和服务同质化现象比较普遍，为追求利益，金融机构更容易结成统一产品、服务价格、准入条件的大联盟。

3.受尊重权问题。受尊重权意味着人格权不受侵犯，对于金融消费者而言，它是指在购买使用金融产品和接受金融服务时享有人格得到尊重的权利。受尊重权是人格权核心内容，但国内立法中相关规定往往过于原则，金融机构就金融消费者受尊重权的相关义务更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因此现实中金融消费者受尊重权的保护现状并不乐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金融机构提供“因人而异”的服务。从我国金融机构实际操作来看，金融机构不得因为金融消费者性别、民族、宗教等差别而拒绝提供服务，也不得因财务状况差别而拒绝提供基本服务，但不排除金融机构根据消费者消费金额的不同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5］。金卡、银卡、普通卡将持卡人划分为不同级别，并赋予不同的服务内容；VIP客户较普通客户拥有优先办理业务的权利；对小客户、微小客户缺乏服务耐心，甚至拒办相关业务等情形的存在，使大众老百姓觉得金融机构并不尊重他们。二是金融消费者的私人信息得不到有效保护。作为“人”，金融消费者理应享有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知悉、利用、公开的受尊重权。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发生各类业务关系之后，金融机构往往可以获得、保存金融消费者的个人身份信息、财产信息、金融交易信息等私人信息，未经金融消费者的同意，金融机构无权自行处置该类信息。但此类信息未经消费者同意即被第三方获取已成为消费者私人信息不受保护的突出表现：金融机构出售相关信息给其他经营者；因工作过失而使第三方获取私人信息；服务系统缺陷导致私人信息泄露；通过向大众公开消费者欠款情况，曝光客户私人信息等。在相关立法空白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受利益主导，缺乏对消费者尊严、隐私等人格尊重的意识。

4.安全保障权问题。金融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金融产品及服务时应该享有人身和财产不受侵害的权利。从金融消费者的安全保障权现状来看，金融消费者资金安全保障问题形势严峻：金融机构营业网点、ATM机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影响持卡人的交易安全；网上银行服务器架设安全防护不严密威胁金融消费者的资金安全；犯罪分子利用各种手段获取金融机构的客户信息，进而实施诈骗等。作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金融机构不可推卸保障消费者资金安全的责任，需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消费者安全保障权。

5.受教育权问题。金融消费的受教育权是指金融消费者享有的获得有关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方面知识的权利。其主要内容包括消费者正确自由公平选择金融产品接受金融服务所需要的知识以及明确自身的权利及金融机构的义务，并明白合法权益受损时如何维权的知识。目前我国金融知识普及活动主要由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行业自律组织推动，通过举办大型金融知识展览、金融知识进社区、金融知识下乡、确立公众教育服务日、开设公众教育服务网站等措施加强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整体来看，我国金融教育工作刚刚起步，金融知识普及面窄，未形成持续性教育，大部分金融消费者仍缺乏做出理性消费决定所需的金融知识。这使金融消费者难以准确理解把握金融消费合同中的专业术语、权利义务条款；对金融机构热力推销的各类金融产品，无力抵抗各类劝诱行为，容易陷入理财陷阱；维权意识淡薄，权利救济不及时。不可否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主要依靠相关机构、制度、政策等外部强制性保障，但金融消费者提高自身素质，增长金融知识，修炼内功，对更有效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样不可或缺。

三、建立和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

（一）更新理念

1.从人权、公平、正义角度出发，重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基于金融消费者人权不可侵犯，为追求实质公平和正义，国家应重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并通过立法给予其特殊保护；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促其树立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意识。

2.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监管目标之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不仅关乎人权和公平正义，也关系金融稳健，影响社会稳定。金融危机后，西方世界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提出包括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消费者权益双重目的的“双峰”监管模式。该模式基于英国经济学家MichaelTaylor的“双峰”（Twinpeaks）理论，他提出“金融监管的目标一是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性监管，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二是对金融机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合规监管，保护金融市场的消费者或投资者免受不道德的经营者侵害”［6］。实践证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不当最终将影响金融行业的健康运行，引发金融风险，故而金融消费者保护应尽快写入我国金融监管的监管目标，且其重要性应与审慎性监管并列。

3.对金融消费者实行统一保护。我国分行业的监管模式下，对各行业的金融消费者实行分别保护的现行做法存在规定重复、规定冲突等弊端，且分散立法的模式不能适应混业经营以及金融创新的推进。从国外看，功能性监管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也只有功能性监管才能有效监管混业经营。我国分行业的监管模式并不意味着金融消费者立法必须采取分散的立法模式，采取统一立法模式可以更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尽管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监管，但统一监管是我国监管发展的趋势。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有的国家首先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实行统一保护，而后监管机制也自然过渡到统一监管的做法。

（二）加快立法，设立机构，搭建金融纠纷处理平台

顺应国际金融消费者立法趋势，针对我国立法存在诸多空白的现状，在界定金融消费者包括金融领域内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基础上，加快金融消费者立法进程,才能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金融消费者纳入保护范围，以弥补立法空白。由于金融消费者与一般消费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至多能将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金融消费者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缺乏适应性和全面性。所以笔者建议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制定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中最核心的基本法律。该法中应明确立法目标，科学界定金融消费者，设立保护机构，彰显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基本权利，强调金融机构必须履行的相应义务，并完善相关责任条款，疏通金融纠纷解决渠道。另一方面该法应理顺现行立法中互相冲突的地方，修改和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设立方面，笔者建议设立统一的、专门的保护机构。有学者提出对应我国分行业监管模式，分行业设置保护机构。对此，笔者认为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已突破了行业的界限，实行统一保护，再以行业区别设立保护机构会导致概念、体系的混乱；分行业保护不能有效解决混业经营趋势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容易造成相同问题处理不一的局面，亦使保护机构协调难，互相推诿。另外从国外的法制实践来看，美国CFPB(消费者金融保护署)作为金融消费者专业保护机构，将原本分散在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机构的保护职责及权利由其集中实行，并被赋予一系列监督、执法、规则制定等权利，保障其有效履行职责；英国的FAS（金融服务局）、加拿大的FCAC（金融消费者委员会）等机构均是专门负责全国消费者保护的机构。通过认真比较国内适合承担保护职责的机构，基于中国人民银行的中立性和权威性地位，考虑其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前期实践摸索以及其分布全国的分支机构，笔者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组建设立国家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赋予其足够权利，统一、专门履行全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参考国家外汇管理局机构设置，国家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分支机构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合署办公，负责地方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

在金融消费者投诉和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应加强相关权利保障立法，使消费者在维权时有法可依，确保权利能够得到救济；国家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内部应设立专门的投诉受理和处理部门，以免消费者投诉无门；金融机构内部要完善投诉处理机制，确保金融纠纷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处理，节约消费者维权成本，加强消费者对金融机构的信心。

（三）建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基本制度

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基本制度建设中，一方面要建立对金融机构行为规范的管理性制度，明确金融机构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保护消费者资金安全、保护消费者私人信息、维护公平交易等义务及相关行为标准，明晰金融消费者权益损害赔偿责任。另一方面要加强金融教育，提高消费者的金融素质，以期通过强制性和自律性相结合的方式有效维护消费者权益。鉴于文章篇幅，本文仅选择了以下几项制度进行分析。

1.强化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义务。获得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是金融消费者各项权利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也是其他权利实现的前提基础，因此世界各国对金融消费者知情权进行了重点保护。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主要依赖于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为保护金融消费者知情权，规范金融机构欺骗、劝诱等不当行为，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从四个方面强化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义务。一是金融机构首先要了解消费者的信息，而后确定推荐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项目。这项义务在国外部分国家的金融立法中已有体现，如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要求金融机构在获取消费者的相关信息后对某项金融产品和服务是否适合消费者做出评价。金融机构在进行产品和服务推荐之前，需了解消费者的信息，依据消费者的知识、经验、财务状况情况向消费者介绍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并对产品和服务的适合性做出评价。二是对消费者适合且感兴趣的产品和服务的相关信息给予“真实”、“充分”、“有效”的披露。“真实”是指金融机构不得提供虚假信息；“充分”要求凡是能够影响消费者做出决定的相关信息应在交易前、中、后过程中给予全面、持续、完整的告知；“有效”则指金融机构提供给消费者的信息需及时并以消费者容易理解掌握的方式进行。美国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日本的《金融商品交易法》、韩国的《资本市场与金融投资者服务法》、欧盟的《金融工具指令》等立法均确定了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标准，可加以借鉴完善我国金融机构信息披露标准。三是对产品和服务存在的风险信息进行重点提示。金融机构不仅要向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有利的信息，相关风险及其他不利信息也应披露，从而使消费者能够做出合理的判断。四是完善金融机构披露义务的责任条款。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规定金融从业人员违反说明义务的，应当承担投资本金损失的赔偿责任。明确金融机构违背披露义务的民事赔偿责任，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

2.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受尊重权。将受尊重权视为一项消费者的基本权利，重视对金融消费者尊严、私人信息等人格的保护已成为国际金融消费者立法的重要内容。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规定“金融机构有明确而持续的义务尊重其客户的隐私，并保护这些客户公开个人信息的安全与秘密”，欧盟《数据保护指令》、《数据保护章程》等细化、明确了个人信息的保护工作。而我国相关立法缺失的现状难以保障金融消费受尊重权的实现，亟待从以下方面制定和完善相关立法。其一，树立金融消费者受尊重权是重要人权，金融机构必须履行相关义务的理念。其二，明晰消费者受尊重权的内涵和范围，如明确私人信息的范围。其三，建立金融机构尊重消费者的行为准则，如持续保密义务及保密的各项措施及保密责任制度等。其四，完善消费者受尊重权的法律救济手段，明确金融机构违背相关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

3.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金融消费者掌握金融知识的多少与各项权益顺利实现密切相连，而目前我国监管部门、金融机构、自律组织各自开展的教育活动缺乏持续性、普遍性、整体性，难以形成合力。有效提高金融消费者素质是破解消费者权益保护难题的重要手段，从国外的法制实践来看，金融消费者教育工作被视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要内容。在英国，2003年，FSA（金融服务局）经过开展大规模的消费者现状调查活动，确定了消费者教育的战略目标和7个方面教育重点项目。金融危机后，为继续加强由政府主导的金融教育工作，FSA于2010年4月成立“CFEB（消费者金融教育局）”，独立、系统、全面地组织开展消费者教育工作［7］；澳大利亚政府也建立FLF（金融教育委员会），对澳大利亚国民进行理财目标确定、预算方案拟定及储蓄习惯养成等方面的基本金融知识教育［8］；美国《公平准确的信用交易法案》第五项明确提出设立“金融扫盲和教育促进委员会（FLELC）”，目标在于通过实施金融教育国家战略，提供“无偏见的，可靠的”金融信息，提高美国国民的金融素质［9］。可见，国外对金融教育的重视程度及资源的大力投入确保了整个教育过程的顺畅及有效。笔者建议可从以下几方面初步构建我国金融教育工作体系：一是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素质现状的摸底调查，立足现状，确立教育目标及重点。二是在国家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内组建履行金融教育职责的部门，配备工作所需的权利和资源，制定金融教育规划，有计划、有步骤的领导、组织各相关机构、部门开展各项教育活动。三是将金融知识纳入公民基础教育课程，实现普及教育。四是强化金融机构金融知识宣传义务，建立相关工作考核机制。五是建立配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确保教育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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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人民银行丽江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证券法的信用交易基本制度论文 篇3：

浅谈证券信用交易的利与弊

证券信用交易又称保证金交易，是与证券现货交易相对应的一种交易形式，是指投资者按照规定的比例只缴纳一部分现金或证券作为交易保证金买卖证券，其差额部分向证券公司或者证券金融公司借贷而补足的一种交易形式。信用交易具体包括融资交易与融券交易两种形式。所谓融资交易，指股票投资者出于对证券价格将要上涨的预期，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同时由证券公司垫付其余款项而购入证券的一种信用交易方式。简言之。就是借款买证券，被称为“买空”；所谓融券交易。也叫“卖空”，是指投资者出于对证券价格将要下跌的预期，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同时向证券公司借入证券后按现行价格卖出，并在未来买入归还的一种信用交易方式，简言之就是借证券卖证券。

证券信用交易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境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大多建立了信用交易制度。境外融资融券交易的基本做法有三大类型：分散化的券商授信模式、证券金融公司集中授信模式和证券借贷集中市场模式等。在我国境内，证券信用交易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在证券市场建立初期。出于控制市场风险的考虑。不允许进行融资融券交易。因此1998年通过的《证券法》第三十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从事向客户融资融券的证券交易活动”，以法律条文明确禁止证券信用交易。但随着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市场对于信用交易这一形式存在着强烈的需求，地下融资融券活动开始涌动。为了向客户提供信用交易，证券公司不得不挪用客户保证金及证券，给证券市场带来了极大的隐患。而且，我国监管体系不断完善，证券市场制度建设不断健全，积极推行证券市场信用交易具备了充分有利的条件。这种情况下，2005年10月27日通过的修订后的《证券法》不仅删去了修订前《证券法》第三十六条的内容，而且修订后《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证券公司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这一规定表明我国允许融资融券交易，从法律上为证券信用交易的开展打开了空间。制度上虽然允许融资融券交易，但由于融资融券交易引发风险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所以对信用交易的开展我国仍持谨慎态度。要求融资融券交易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以对融资融券的证券交易活动进行严格的监管。

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信用交易也是一把双刃剑，证券信用交易在放大资金的同时，也在放大风险。我国的证券市场曾经因为不规范的信用交易引起过证券公司的大洗牌和巨大的市场冲击。在启动信用交易的时候，应尽量发挥其有利的一面，回避其不利影响。下面从证券信用交易的利与弊两个方面探讨这种交易形式。

一、适时开展证券信用交易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证券信用交易与传统的交易方式相比较，融资交易提供了一种财务杠杆，可以利用较少的资本获取较大的利润。同时，融券交易也提供了卖空的机制，有助于通过排除过高估价来提高市场效率。

首先，证券信用交易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

我国证券市场长期以来存在着只能“做多”的状况，单边“做多”的交易规则使得股票市场价格上涨时大家才能赚钱。而股价一旦下跌，交易量就会迅速萎缩，造成股价的进一步下跌，从而引发巨大的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造成严重的后果。证券信用交易可以改变这种状况，融资融券交易这样的“买空”、“卖空”。为我国的证券市场形成了“做空”机制，将结束国内单一的“做多”格局。而且，系统化、规范化的信用交易，能增强证券市场的流动性。证券信用交易可以维持证券市场交易的活跃，通过市场内存量资金的放大效应不仅可以增加证券市场的供需量，而且可以活跃市场中沉淀的资金。保持证券市场的活跃，增强证券市场的流动性。适度的信用交易有利于证券市场进一步稳定健康发展。

其次，证券信用交易有利于证券市场参与者实现更多的赢利机会。

一方面，对于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来讲，证券信用交易无疑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投资机会和风险回避手段。由于信用交易增加了“做空”机制，在行情上涨时。投资者可选择“做多”：行情下跌时可通过“做空”回避风险。甚至获得收益。另一方面，对于证券公司来讲，信用交易的开展。改变了以往业务比较单一，收入来源主要是佣金收入的状况。在现金交易情况下，证券公司主要收取的是佣金，如果市场行情下跌，由于交易量减少，势必影响其佣金收入。而开辟了为客户提供信用交易的业务后。可以保持稳定的交易量，而且证券公司为客户提供信用还可以赚取利息，所以信用交易的开展不仅可以保证证券公司的佣金收入，还可以使证券公司获得额外的信用利息收益。证券信用交易为投资者、证券公司等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更多的获利机会。

最后，证券信用交易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

证券信用交易给投资者提供了一个以少量资金扩大证券资产实现杠杆效应的渠道。同样，证券信用交易也为证券监管机构提供了利用融资融券比例对过度投机行为进行监管这一有效工具。监管部门一方面可以利用这种比例关系调控证券市场的供需平衡，促进证券交易的顺利进行和价格稳定；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信用交易的相关记录及时有效地了解相关信息，有利于控制风险，加强对市场监督和管理。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证券信用交易是一把“双刃剑”，不仅要看到其有利的一面，更不能忽视其不利的一面。不规范的信用交易会造成证券市场的风险，甚至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

二、证券信用交易的弊端及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保证金账户采取抵押贷款形式。

作为保证金账户抵押品的往往是投资者自身账户的证券资产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形式。通常当证券市场的证券价格下降时，投资者抵押资产的价值同样也会下降，因此，保证金账户不可能获得充分的抵押保障，投资者的补偿能力可能受到制约而出现债务危机，所以，采取抵押贷款形式开立保证金账户，会增加信用交易的风险程度。

其次，风险来自信用交易的杠杆效应。

杠杆效应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当证券市场行情下跌时。它会带来负面效应，自动放大证券市场波动带来的资产价值的变化和投资者资金的大起大落。信用交易的杠杆效应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比如。当股价从20元降至10元，如果是现金账户，损失的只是10元，损失率为50％，但如果是保证金账户，虽然表面上看也损失10元，但亏损率则为100％，另外再加上本金和利息，损失就会超过100％，亏损率50％与超过100％相比，在股市下跌时，信用交易的风险要远远大于传统的现金交易，

最后，投资者面临在“保证金账户”存放更多的现金或证券资产的风

险。

在信用交易中，要求投资者保证金账户的保证金数额必须达到最低标准，这样的保证金被叫做最低保证金。如果投资者不能满足补充维持最低保证金的要求，证券公司有权强行平仓，卖掉投资者的证券直到维持保证金达到证券公司的最低标准为止。如果卖掉所有的证券资产还不能满足最低要求，投资者的账户就要被关闭。也就是说，在市场不景气时。信用交易的投资者不仅损失资本，甚至失去对自己资产的控制权。所以，证券信用交易这种方式可比喻为：要么是锦上添花，要么是雪上加霜。

正是由于证券信用交易存在着巨大风险，我国虽然在法律上允许这种交易方式的存在，但真正推行信用交易制度，还需要相关制度的完善，特别是风险防范制度的完善。

(一)在启动信用交易时，特别要重视培养市场的信用环境

首先，信用交易要以“信誉”为重。无论是需要资金的投资者，还是提供资金的证券公司，都要有良好的信誉。

其次，强化“信用”交易的信息披露，特别是信用交易的风险披露，监管机构要严格监管交易主体的交易行为。

再次，不得将最低保证金设计得太低。要有一定的符合标准和要求的保证金作为信用交易抵押，防止出现信用风险。

最后，对违反信用交易规则的行为进行严厉的经济惩罚，违反法律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所以。信用交易的实施也是有基本市场环境条件的。如果市场并不稳定，大起大落，信用交易的风险就会很大。因此，创造基本稳定的市场环境是保证信用交易制度成功的重要前提。

(二)在信用交易的实施上应更注重风险防范和控制，切忌单一的强调资金入市的思路

首先。参与信用交易的投资者要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

证券信用交易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在向市场推广时，有必要加强对投资者风险意识的培养，让投资者在充分认识潜在风险的同时，树立风险意识，掌握必要的防范和减少风险的知识。同时，积极完善投资者保障措施。

其次，加强对证券信用交易的监管。

证券监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之间应在当前分业监管的模式下，分工合作。加强沟通与协调。对证券信用交易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防范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最后，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尽快推出实施细则。

《证券法》修订后。2006年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信用交易配套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的推出对于有效防范和控制信用交易风险还远远不够。证券监管部门应加紧制定证券信用交易的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以便更好的规范和约束证券信用交易活动。

信用交易提供了投资者突破资金限制扩大投资规模以更有效的进行资金运作的渠道，对活跃市场、增加流动性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信用交易制度的启动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但是目前市场“信用”体系尚不完善，作为信用交易主体的投资者及证券公司的信用和风险意识并没有显著提升，证券信用交易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薄弱这一弊端也暴露出来。因而。不能以单一强调资金入市的思路为主导，否则后患无穷。所以，规范的从事证券信用交易是取其利避其害的最佳选择。

作者：李立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