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应急管理分析论文

一、我国城市灾害管理的现状2003年“SARS”事件之后，我国政府加强了对灾害管理机制的建设：制定并颁布了《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形成了包括灾害在内的各类灾害事件应急预案框架；建立责任政府，加强政府部门的责任和透明；加强灾害管理的国际合作等。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城市应急管理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城市应急管理分析论文 篇1：

城市综合管理的实践：“网格化”与“大联动” 陈海松 应敏

导读：上海城市管理现代化走的是一条以信息化支撑的城市综合管理之路，主要模式有“城市网格化管理”和“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两者各有特色，取长补短，整合发展，才是方向。具体而言：要注重顶层设计，构建权威高效统一的市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夯实基础；要注重加强城市管理与社会管理，做实做强城市综合管理，这是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加强城市综合管理。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信息化和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这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的任务。基于特大型城市规模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定位，以及现代城市管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要求，上海抓住和利用信息化时代的契机和红利，积极探索城市综合管理，取得许多成功经验。主要模式有两种：一是2005年以来实施的覆盖全市的城市网格化管理；二是2009年以来，闵行、奉贤、崇明、长宁、杨浦、静安、嘉定、浦东、松江等九个区县实施的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两种管理模式都是及时发现、快速处置，有效解决城市管理问题的信息化管理模式，各有特色，各有缺陷。因此，取长补短，整合发展，才是发展方向。[1]

一、城市网格化管理是信息化应用的尝试，是上海城市综合管理的重要抓手

上海城市管理现代化以信息化为突破口。2003年《上海建设系统信息化规划纲要（2003-2010）》明确提出：“2010年，基本实现城市管理对象的数字化、城市管理过程的数字化、城市管理评价的数字化，形成城市管理数字化的格局。”2004年10月，北京东城区在全国首次推行“网格化城市管理新模式”，在数字化城市管理方面取得重大突破。2005年7月，建设部出台《关于推广北京东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的意见》，决定在全国推广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上海成为首批试点城市，卢湾区和长宁区成为首批试点城区。2005年10月，上海城市网格化管理市级平台和卢湾、长宁2个区级平台试运行。2008年以来，全市1（市级平台）+17（区级平台）城市网格化管理平台全部建成，覆盖200个街道镇，共约1200平方公里主要城市化区域，涵盖88种类的部件和32种类的事件。目前，该系统已经集成公用设施、市容环卫、道路交通等1134万个部件信息。

（一）上海城市网格化管理是一种偏重于城市管理的城市综合管理新模式

上海城市网格化管理，是以现有的管理体制机制为基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主动发现为核心，以资源整合为目标，以社区网格为单位，通过单元网格将“块”和“条”的职能整合，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中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监督和处置相分离的主动发现、及时处置城市管理问题，提高政府管理效能的一种信息化管理模式。

上海城市网格化管理将城市管理内容分成部件和事件，不仅涉及建设、交通系统的大部分管理内容，而且还扩大至医疗、食品卫生等领域。城市管理部件即城市管理的静态要素，是指城市公共区域内的各类城市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市政工程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及其附属设施，涵盖单元网格中的公用设施、建设管理、道路交通、交通运输、市容环卫、环境保护、园林绿化、工商行政、食品药品监督、安全生产监督、公共卫生等88种设施、设备。城市管理事件即城市管理的动态要素，是指单元网格中正在发生的影响城市运行和管理秩序、环境的，需要管理部门或专业单位实施管理和处置的行为。目前，涵盖市容卫生、设施管理、突发事件、街面秩序、综合管理等32种。城市管理单元网格，是指按规定的标准（以1万平方米左右区域为基准），对管理区域进行划分，所形成的边界清晰、大小相当的管理地块。单元网格是网格化管理的地理基本单位，若干单元网格构成工作责任网格，即网格监督员巡视的责任区域。2011年底，共划分万米网格34 619个，责任网格1526个。2012年底，责任网格发展到1809个。

城市网格化管理基本流程是：首先将全市城市化地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大小适当、边界清晰的地域区块——责任网格；然后由区（县）人民政府设立的区（县）网格化管理机构负责招聘一支网格监督员队伍，由网格监督员手持通讯设备对责任网格进行巡查，及时将发现的问题通过拍照、录音等方式将相关信息传送至区（县）的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中心；接着，再由该网格化信息中心予以立案，并将案件分派给对所发现的问题负有处置责任的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环卫、燃气、供排水、电力、通信等公共服务单位，由这些部门或者单位在规定的时限内进行处置，并将处置结果反馈至区（县）网格化信息中心；最后，对处置结果进行核查后予以结案，表示所发现的相关问题已经解决，而且处置情况还需要接受监督和考评。简单言之就是“发现、立案、分派、处置、核查、结案”等环节。其中，及时发现问题、有效分派案件、高效监督处置是网格化管理最为核心的环节和最为突出的功能。[2]

（二）上海城市网格化管理是一种“科技+制度”的城市综合管理新模式

网格化管理的独到之处在于数字科技介入管理的全过程，精确界定管理范围、精确定位管理对象、精确描述管理标准、精确规范管理流程，实施精细化管理。经多年实践探索，上海城市网格化管理已经形成了集信息采集平台、运行机制和工作标准为一体的完整体系，实现市、区、专业工作部门和网格监督员联动的管理模式和信息资源共享系统。

一是依托信息系统，精确界定管理范围、精确定位管理对象，并实行信息共享。上海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依托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环境，整合基础地理、单元网格、城管部件事件、地理编码等多种数据资源，并实行基础数据统一采集、统一编码、统一管理、统一更新，实现了基础地理数据的共享；同时，实现了与“12 319”城建服务热线、“12 345”市民服务热线联动的信息共享，以及与公安视频信息、“110”接警中心的井盖案件信息共享。

二是依托信息系统，精确描述管理标准、精确规范管理流程，使得操作流程更合理、规范。上海城市网格化管理利用计算机系统流程，建立了“发现、立案、派发、处置、核查、结案”的闭合管理流程，使管理环节格式化，从而减少了人为因素干扰，强化了管理质量的控制，实行城市日常公共管理事务的动态监管、处置、统计、分析。同时，通过规范工作标准，进一步明确了问题的发现标准、处置标准和责任单位的归属标准。

三是依托信息系统，创新城市管理机制，建立一套组织保障体系，进行分级管理。上海城市网格化管理最为精彩的是同步建设市、区两级平台，以防止数据不一致、标准不统一、流程不规范的问题。在市级层面上，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联席会议、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隶属市建设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市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市级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建设，以及城市网格化管理工作的监管和考核，并帮助协调解决各区县难以处置的问题；在区级层面上，城市网格化管理机构直属区（县）人民政府，承担具体实施工作，主要职能在于受理、派发案件至相关专业管理部门和专业单位，并督促问题切实解决，对于跨区案件，上报市主管部门协调解决。目前，各区县组建了受理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并连接各终端工作部门。

近年来，为推动和规范城市网格化管理工作，市政府陆续出台了《上海市城市网格化管理实施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同时《上海市城市网格化管理规范》、《上海市城市网格化管理考核评价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制度、标准和规范也相继出台。2013年7月29日，上海市政府第1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市城市网格化管理办法》，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了既有的概念、体制、规范、流程、标准等，明确了网格化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以政府规章的形式将城市网格化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进一步强化了上海市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与力度，形成长效机制。

（三）上海城市网格化管理面临的问题

一是城市网格化覆盖面仅仅限于城市化区域，还不包括农村地区。上海行政区划面积6340多平方公里，而城市网格化管理地域只覆盖约1200平方公里主要城市化区域，无法形成“纵到底、横到边”的全覆盖。

二是城市网格化管理功能有待进一步拓展。目前上海城市网格化管理不打破现有管理体制，不涉及行业审批管理和执法管理，其主要功能是“发现（问题）、分派（案件）、监督（处置）”，缺乏管理与执法的联动，日常管理与应急管理的联动，无法满足城市综合管理的需要，无法适应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对提升公共事务质量和公众满意度的需求。

三是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发现机制和信息种类单一。当前，城市网格化管理主要由网格监督员队伍负责信息采集工作，且主要采集城市管理的部件事件信息，体制外发现机制欠缺，社会管理类的信息采集欠缺。

四是城市网格化管理权威性不足、监督乏力。目前，区城市网格化管理指挥中心级别不高，权威不够，而且，城市网格化管理绩效考评结果未能有效纳入区县、街镇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导致案件推诿、扯皮，协调困难，难以保证处置结果的质量，甚至有些区县出现网格化管理逐步衰退的迹象。

五是城市网格化管理数据分析利用能力有待提升。目前，网格化数据分析集中在反映管理绩效的发现率、结案率和及时率等指标上，而对于数据反映的深层次问题缺乏科学的分析，数据的分析决策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是上海城市综合管理的新探索

在城市政府职能转变与城市治理兴起的背景下，为了有效解决城市和社会管理中的问题，2009年以来，上海部分区县探索实施的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机制（以下简称“大联动”），较好地解决了城市管理功能碎片化和服务裂解性的问题，这既是特大型城市综合管理的新探索，也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有益探索。

“大联动”机制是在不改变现有行政管理组织体制和各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增加额外行政编制的情况下，以信息化平台建设为支撑，以“管理力量大整合、信息采集大共享、社会服务大集中、矛盾隐患大排查、社会治安大联防、行政执法大联勤”为重点，优化城市管理运行机制，形成综合管理、综合执法、综合服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新格局。目前，“大联动”有三种类型：一是在城市网格化管理、综治管理和应急管理三个独立平台上，重构一个总平台，建立区县层面大联动中心，并建立街镇大联动分中心（分平台）和居村委大联动工作站，例如闵行、静安；二是在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基础上，建立呼叫中心，构建街镇管理分平台和社区大联动工作站，并与公安、应急等相关信息系统互联，例如奉贤、崇明、长宁、杨浦；三是在试点街镇分平台运行的大联动，例如嘉定、浦东、松江。

（一）“大联动”是一种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融合发展的城市综合管理新模式。

“大联动”以“整合资源抓源头、服务民生谋发展、综合治理保稳定、化解矛盾促和谐”为最终目标，把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有机结合，突出社会管理，强调民生服务和社会稳定。

1.“大联动”拓宽了城市管理的空间

“大联动”通过建立区县、街镇、居村委三级管理网络，进小区、上街面、到农村，实现城市管理区域的全覆盖，管理重心下移基层社区。

2.“大联动”深化了城市管理的内涵

一是“大联动”把城市日常管理、治安维稳和应急管理统筹考虑，实施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融合发展的城市综合管理。二是“大联动”实现了管理、服务、执法有机统一，更加注重民生服务。大联动机制立足于民生服务与社会前端管理，着力将民生诉求、矛盾隐患解决在基层、化解在前端，实现了从“就事论事”向“系统解决”转变。例如，闵行区把服务作为最主要的管理来对待，整合区内各种服务热线为一条“962 000”服务热线，受理市民相关诉求，并把大调解、廉政建设、爱国卫生、流浪乞讨、治安隐患排查、安全生产监管、行政审批监管等管理事项和服务内容，融入“大联动”平台，不断拓展“大联动”的内涵，积极打造服务政府。

（二）“大联动”是一种“科技+制度+协同”的城市综合管理新模式

“大联动”整合资源，重心下移，实现了联网、联动、联勤，形成了“科技+制度+协同”的城市管理新机制，顺应了整体性、系统性治理的内在要求。

1.整合信息资源，集约高效地搭建数字化城市综合管理平台，形成信息化、网格化管理

“大联动”调整和整合现有的巡防警务系统、城市网格化管理系统、安全生产监管系统、危化物品管理系统、市政服务系统等城市管理数字化资源，对接“12 319”和“12 345”服务热线等资源，建立区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平台，及时采集和处理相关城市管理的事件，形成信息采集、流转、处置、反馈的运作流程，并进行监督考核，实现了区、街镇、社区三级网络的有效串联，联动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接口有序和工作联动。“大联动”解决了信息“孤岛化”现象，向集约高效的数字化、信息化“智慧城市”方向转变。

同时，“大联动”整合与城市管理相关的社会协管力量，以及市容环境管理和治安巡逻力量，分别组成社区网格化巡管队伍和街面网格化巡管队伍，并在街面网格管理中实行联勤巡管模式，形成“网格叠加、工作联动、角色互补、绩效激励”的工作机制，实现了管理信息的无缝衔接、管理空间的无缝衔接、管理时间的无缝衔接、管理责任的无缝衔接。

2.整合各类管理资源，实现条块、条线联动，协同管理

一是建立高位协调、覆盖城乡的组织体系，提升管理机构权威。“大联动”建立了高层次的管理协调机构，通过设立三级“大联动”网络， 真正落实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充分整合各类管理资源，强化街镇在城市综合管理中的主体作用，实现管理中心的重心下移，最终实现“党委领导、统一指挥、各方联动、各司其职、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工作体系。这样，日常及时发现问题、快速处置问题的协调就有保障，条块联动、条线联动就有了保证。

二是整合力量，工作联动。一方面“大联动”整合各类协管力量等前端管理和发现资源，完善发现机制，健全隐患排查机制，突出源头管理、前端管理，实现了从“事后处理”向“事前防范”的转变；另一方面“大联动”整合行政管理力量，建立“条条联勤执法、条块联动管理”的联动机制，加强部门合作，初步解决了“条”上有权管的看不见、“块”上看得见的无权管的体制弊端。

三是建立了内部考核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绩效评价机制，提高管理实效性，让其“联”起来，更让其“动”起来。

3.加强制度建设，为城市综合管理提制度保障

为了避免人走政息，确保“大联动”的常态化，制度建设是关键。例如，闵行区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大联动”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和技术标准规范等11项制度。

（三）“大联动”是一种符合现代城市多元共治发展方向的城市综合管理模式

“大联动”通过整合协管队伍、发动志愿者队伍、实行市民有奖举报等形式，以及充分发挥居村委自治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广泛动员、鼓励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协助城市管理，实现了政府与市民的互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互动，形成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的新格局，符合现代城市多元共治的发展方向。

（四）上海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面临的问题

1.“大联动”常态化的保障机制有待完善

一是区县和街镇两级联动中心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大联动”中心大多是个临时组织，机构定位不明，无固定的人员编制，制约了“大联动”的稳定发展。例如，闵行区联动中心虽然是个事业编制单位，但协调联动对象是政府各行政管理部门，区联动中心在指挥协调、应急联动、督查督办等管理工作中，经常遇到自身法律地位不明确、管理权威不足、联动协调难等实际困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民生问题的处置效率，而街镇一级联动分中心至今没有人员编制，人员流动性大，队伍不稳定。

二是目前推行“大联动”的关键是依赖领导重视，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而且各区县“大联动”缺乏全市统一的工作平台、流程、规范和标准，不利于“大联动”机制的长效化建设。例如，闵行区开发的大联动信息系统与市建交委的城市网格化系统并行使用，要使两者有机融合，需要在技术标准和管理流程上，加强制度规范，才能有效对接。

三是“大联动”的法律保障机制不明确，违法执法的风险较高。“大联动”提倡各职能部门跨前一步做事，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但一定要理清联动联勤与依法行政的职权边界。当前，对于一些法律规定不明确的事情，往往依靠“大联动”机制，通过相关职能部门协商确定由谁来执法，如果商定不成，则由领导指定某机关执法。这种联动如果处理不当，可能违背职权法定的原则，偏离了依法行政的要求。

2.“大联动”在资源整合中仍面临“条”“块”权责不匹配和推诿扯皮现象

目前，“块”的责任更大，但可利用的资源仍然有限，特别是垂直管理的“条”不服从大联动指挥中心的指令时，“块”也无能为力。虽然，区县政府一般都把“大联动”工作绩效纳入干部的政绩考核，但是对“块”上考核容易，对“条”上的考核权缺乏法律支持。

在实施“大联动”的过程中，出现了“大联动”机制替代职能部门履职的苗头。“条”上的职能部门认为“大联动”以块为主，属地管理，应由街镇组织力量查处，自己是个配角，将处置难题推给街镇。而“块”则随意放大“大联动”的功能，把难题推给“大联动”的协调部门，问题上交。

3.“大联动”的公众参与仍处于初级阶段

目前，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多依靠政府的宣传和推动，且往往是以行政或经济刺激手段，动员社会组织和居民参与。“大联动”中的社会参与也处于这种低端阶段，突出表现为社会组织参与度不高，居民参与则处于被动式参与层面，自觉性不高。

三、“网格化”和“大联动”融合发展是上海城市综合管理的发展方向

2014年3月5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特大型城市治理新路子，上海有责任、有基础。”城市网格化管理和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都是上海探索特大型城市综合管理的成功经验，是探索符合中国特色、上海特点、时代特征的特大型城市治理的新路子。它们各有千秋，取长补短，融合发展，才是方向。

（一）顶层设计，构建权威高效统一的市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

“大联动”并不是削弱或替代城市网格化管理，而是增进网格化管理，做实做强街面巡管网格和社区巡管网格，是对城市网格化管理内涵的深化和外延的拓展。因此，必须为两者取长补短、融合发展、相互贯通提供保障机制。

1.建立城市网格化管理与现有的联合执法体系的对接机制

从现有的城市网格化管理实践运作情况来看，网格监督员在巡视中发现的大多数问题可以按照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基本流程，通过分派给具有相应职责的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公共服务单位处置并解决，而对于一些情况复杂、跨部门、跨区县的案件，则往往因处置部门或单位职责单一的局限而不能得到及时解决，以致于成为一个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为此，结合目前一些区（县）开展的城市综合管理联合执法实践经验，《上海市城市网格化管理办法》第五条原则明确：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城市网格化管理与现有的联合执法体系的对接机制。

2.整合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和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信息系统

构建权威高效统一的市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是上海城市综合管理的基础和关键环节，建议从市级层面加强城市治理与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整合既有的城市网格化中心、“12 345”市民服务热线、应急办等城市管理资源，在市政府序列设置实体运转的城市综合管理中心，明确市、区和街镇三级中心的法律地位和工作职责，配置一定的人员编制，确保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在体制建设上有新突破。同时，要强化市级综合管理中心的资源共享、指挥协调、考核监督、数据分析等功能，特别要解决好对“条线”垂直管理部门的考核和大数据辅助决策作用的发挥。

（二）加强城市与社会综合管理是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上海城市管理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城市物质框架与相对滞后的城市管理方法之间的矛盾。虽然上海城市建设等物质形态已经城市化、现代化，但是城市治理能力、城市文化品质等精神形态没有城市化、现代化。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无法适应特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提升公共事务质量和公众满意度的需求，无法兼顾城市秩序和城市活力，无法最大化地利用资源破解城市发展的难题和社会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方法是加强上海城市综合管理，实行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有效联动，政府、社会和市民的良性互动，实现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的飞跃。

说明：本文系2014年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教研咨一体化开发课题《上海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的转型升级研究》的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袁钢.城市综合管理方法论研究[J].上海城市发展，2012（5）.

[2]董幼鸿.大城市社会管理机制创新面临的困境与化解——以上海基层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机制建设为例[J].改革与发展，2013（3）.

责任编辑：王 缙

作者：陈海松 应敏

城市应急管理分析论文 篇2：

我国城市灾害管理新机制的科学构建

一、我国城市灾害管理的现状

2003年“SARS”事件之后，我国政府加强了对灾害管理机制的建设：制定并颁布了《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形成了包括灾害在内的各类灾害事件应急预案框架；建立责任政府，加强政府部门的责任和透明；加强灾害管理的国际合作等。这对于提高城市应对灾害的救助能力，减少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提供了很好的解决依据。

近年来，我国逐步形成的城市灾害管理模式有两大特点：一是分兵把口。即对各种城市灾害的测、报、防、抗、救、援都实行分部门、分地区、分灾种管理。每一个灾种或几个相关灾种分别由一个或几个相关的部门根据灾害的发生地点在地域上实行属地管理，并且根据灾害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各个环节，参照各职能部门的功能实行分阶段管理。这种模式有利于发挥各职能部门、各专业救灾队伍的作用。分兵把口的灾害应急管理模式在小规模单灾种发生时是十分有效的，但在城市这个复合系统内则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随着社会和技术环境的不断变化，城市灾害发生的潜在可能性在逐步增加。对此，我国城市一般都建立了具有一定综合性质的灾害事故领导或协调机构。如有些城市先后建立了交通安全领导小组、防汛指挥部、防火安全委员会、抗震救灾委员会等。这些机构一般都是由某一灾种所涉及的职能部门作为成员单位构成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门分割的弊端。但这仅仅是基于单一灾种的初步综合，在减灾实践中面对多种灾害同时爆发的复杂局面很难发挥作用。二是“救火式”的群众运动。一旦某一城市发生了灾害，政府、军队、民众就会立即被动员起来，像攻坚战一样在短期内迅速组织强大的资源应对，效果也确实十分显著，但效益则未必最佳。如果是来一场灾害就手忙脚乱地像打一场战争，城市政府就会非常被动，经济建设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目前，我国城市灾害管理中主要有四大典型模式：“整合条块关系强化属地管理”的北京模式、“多元协调管理机构与应急响应机构相对接”的上海模式、“依托公安部门建立社会联动机制”的广州模式、“建立直属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应急处置事业单位”的南宁模式。在我国的传统管理中，城市灾害应急管理属于非常态事件，实行党政双重领导制，存在很多弊端，京沪穗邕的四大灾害应急管理模式突破了以往的陈旧机制，体现了我国大城市灾害应急管理的现状，是对城市灾害应急管理的有益探索。

二、我国城市灾害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城市灾害管理意识淡薄

由于长期受“以GDP为中心”的思维约束，多数政府的危机意识淡薄，没有将灾害管理工作提到政府工作日程上来，灾害管理长期以来是政府职能部门日常管理机制在突发事件中的延伸。这就容易导致政府忽视非常态性的管理，所采取的措施仅仅只是被动应付性，这就往往会低估灾害事件对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此外，我国对公众的危机教育不足，防灾应急教育还没有纳入教学体系中。社会的警觉性较差，市民缺乏自救、救护的防灾意识和能力，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灾害，缺乏基本了解、必要防范和自我保护能力，心理承受能力较差。

（二）缺少统一的城市灾害应急指挥决策系统

城市应急中心太多，报警中心以及报警号码太多是造成公众报警知识缺乏、报警不方便的主要原因。日常受理公众报警求助的应急中心有：公安110、消防119、交管122、医疗急救120、三防、森林防火、供电、供水、燃气等约20多个。没有“权威、统一”的应急中心，这些中心大多按政府的职能部门或行业划分，无论在管理主体上、执行主体上还是在服务内容上，彼此独立、不统一。灾害应急救援工作中“多中心指挥”现象时有发生，往往延误救援。根据调查，在灾害现场，由于多名高层领导的出现，导致救援现场指令声不断，使得专业救援者不知所措。

（三）城市灾害管理模式与急剧扩张的城市规模不相适应

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与快速发展相伴而生的危机隐患不断增多，原有的致灾因素和致灾源不断外延、激化，新的灾种和致灾源不断产生。同时，多数城市规模迅速扩大，无论城市的内在结构还是表面形态都变得越来越复杂，而由于原有的应急管理模式中部门间权责关系的不对称，导致各种灾害应急管理部门之间的“界面关系”模糊，“谁都有责任，谁都有权力负责”，结果导致“谁都没有能力”来负责。

（四）政府与公众在城市灾害管理上存在沟通的“盲区”

目前，不少城市政府在开展城市灾害管理过程中，还存在沟通不畅、沟通不到位、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城市公众不知道，也没有渠道知道管理者的甘与苦、所思与所想；而管理者也无从知晓公众对城市灾害管理所持有意见和希望。可以说，这种沟通上的“盲区”是公众对城市灾害管理积极性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现在很多市民对参与城市灾害管理还缺少认识，也缺乏责任意识，有的不仅不参与，而且还不积极配合管理。这其中当然有公众参与意识不强等一些原因，但主要是参与制度不健全、参与机制尚未足够完善等方面的原因。

（五）城市灾害管理法律体系不完善

目前，我国有关城市灾害管理的法律法规主要分散在各种法律、法规和条例中。我国先后颁布和实施了与减灾有关的法律法规30余部。其中，《水土保持法》、《防震减灾法》、《消防法》、《防洪法》、《气象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的颁布提升了灾害管理工作，增强了灾害管理法制化水平，对防灾减灾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对比国外法律体系以及参考我国灾害管理实践活动的经验和教训，我国防灾法律法规体系有许多不足之处：一是法律体系中缺乏能指导综合防灾减灾全局工作的基本的法律法规，特别是还没有一部综合性的灾害管理的基本法律；二是不同部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制定的法律法规缺乏整体性，造成法律条文上的重复、矛盾和执行上的不协调；三是防灾减灾领域中许多需要法律调整的问题无法可依，用政策和行政手段代替法律的功能。

（六）减灾各环节与整体过程不协调

减灾工作的测、报、防、抗、救、援六大环节构成了减灾的过程系统，只有将各环节统一考虑才能形成合力，实现减灾效益的最优。但几乎所有的城市长期以来对待灾害事故都是重救轻防，以至于在减灾的物质和人力资源投入上出现不协调的局面。从灾后援建环节看，虽然城市政府一般都比较重视，通过民政系统的救济等途径对受灾群众的安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灾害保障的社会化、企业化运作远远落后于灾后援建工作的实际需求，尤其是保险业的介入还非常不够。同时，还忽视了公众社会心理恢复和灾害反思教育工作。

三、着力构建城市灾害管理的新机制

（一）树立城市危机意识，实现灾害管理理念的全方位转型

树立城市危机意识，是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是城市政府具有保护居民公共安全责任感的体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只有树立城市危机意识，才能把城市居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才能居安思危，对城市灾害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清醒认识城市灾害的破坏性，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及时制定、调整、更新应对城市灾害的计划。只有认真贯彻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树立城市危机意识，才能精心设计，建立起具有预防功能、应急功能和修复功能的城市灾害管理体系，把非常态的城市灾害纳入政府的常态管理中去，把完善城市灾害应急管理体系纳入发展规划中去，做到对城市灾害先知先觉，有备无患。

（二）成立整体化的城市灾害综合管理机构

世界上防灾领域的发达国家相继成立了灾害综合管理机构。我国应当吸取国外灾害综合管理的经验教训，把健全城市灾害组织管理机构作为城市灾害管理的重要基础工作。整合国家各部委的抗灾救灾机构及其职能，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常设的国家城市灾害综合管理的专门机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所属的市、县设立相应的机构，形成纵向的各级领导机构，综合管理各种城市灾害。只有建立国家城市灾害综合管理的专门机构，才能整合所涉及部门的职能，整合灾害管理的各个环节，从而使经费集中使用，数据充分共享，城市防灾减灾活动更加系统的进行。

（三）加强城市灾害管理法制建设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城市灾害管理的法律体系应对包括国家层次的灾害管理基本法、部门层次的灾害管理行政法以及地方性的灾害管理法规和条例三个层次。当务之急，迫切需要制定综合性、基础性的“灾害管理基本法”，并以此作为建立其他防灾减灾法规的基础和指导减灾活动的纲领。一旦发生重大灾害事件，政府就可依据“灾害管理基本法”采取应急措施，发挥综合救灾的优势，整合和利用各种资源，从而有效的组织救灾工作，把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到最低。

（四）建立科学的城市灾害预警系统

“有预见的政府作两件根本性的事情。它们使用少量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他们在做出决定时，尽一切可能考虑到未来。” 这是因为及时、准确的预警能够在灾害发生之前向社会公众发布灾情信息，从而及早消除灾害隐患，尽可能的减少灾害损失。灾害预警是指以先进的信息技术平台，通过预测和仿真等技术对灾害态势进行有效的动态监测，做出前瞻性分析和判断，及时评估各种灾害的危险程度，并给出参考性对策建议，提高政府应急管理的科学性和高效性。建立科学合理的城市灾害预警系统，可以至少实现两大目的：一是及时收集和发现灾害信息，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快速分析处理，然后根据科学的信息判断标准和信息确认程序对灾害爆发的可能性作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二是及时向公众发布灾害可能爆发或即将爆发的信息，以引起有关人员或全社会的警惕。

（五）建立合理的城市灾害教育体系

近几年一些重大城市发生的灾害应急事件，受灾民众在心理承受能力、自救意识和能力方面都明显不足，这是我国突发事件管理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反观西方发达国家经常搞一些应对自然灾害的演习和应急预案的演练，一方面能够提高公共体系在极端环境下的应变和处置能力；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全民的防灾意识和应对知识。因此，各级政府既要把灾害管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展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培训，广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应急预案，尤其是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城市灾害教育不能只针对在校学生，更不能流于形式，而是要建立公共灾害教育体系，面向全社会开展灾害教育。要设立城市灾害管理的专门教育机构，提供专业训练，培养专业人才。选择条件适当的院校开设灾害管理专业，加紧创办灾害管理学院。做好全民性的灾害应对常识教育和常规演练，提高群众应对灾变的心理素质和实际能力，为城市灾害管理提供专业人力资源和群众基础。

（六）建构城市灾害应急能力评价体系

目前我国城市灾害应急能力普遍较为薄弱，且很多城市都还没有注重对城市灾害应急能力评价体系的建设，想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灾害应急能力的薄弱问题，目前急需的就是要制定出一套科学、规范、合理、高效、系统的城市灾害应急能力评价体系作为行动的基础。具体内容应包括：第一，城市灾害危险性评价指标集。选择的评价内容：地震灾害危险性评价、台风危险性评价、洪灾危险性评价、火灾危险性评价、矿山灾害危险性评价、技术灾害的危险性评价以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大规模自然灾害和技术灾害。第二，城市易损性评价指标集。易损性评价指标包括：城市行政级别分类、城市人口密度、城市经济密度、城市交通运输状况、城市通信状况、城市的供水系统状况、城市的供电系统状况、城市的供气系统状况等。第三，城市灾害应急管理能力的评价指标集。根据国内外城市灾害管理的经验，城市灾害应急管理能力的内容大致包括六个方面，即灾害预测与预警能力、社会控制效能、居民行为反应能力、工程防御能力、灾害救援能力和资源保障能力。

（七）构建城市灾害管理的社会整体联动机制

首先，构建政府各灾害管理主体之间的联动机制。包括组建统一的城市灾害管理专门机构、城市灾害应实行属地化管理、加强与其他城市的交流与合作。第二，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组织（NGO)之间的灾害管理联动机制。非政府组织作为城市灾害管理的独特力量，在灾害信息传播、弥补政府应急资源的不足、协助政府部门应急行动以及联络各地区进行协同应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政府与媒体之间应实现灾害管理的良性互动。政府和媒体的联合互动，不仅可以使政府及时准确地掌握信息，增加管理的透明度，稳定局势，还可以树立政府在市民中的威信与良好形象。第四，要加强政府与灾害管理研究力量的交流与合作。有效地应对城市灾害需要依靠科学，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和科研人员的辛勤劳动，因此，城市政府必须加强与城市灾害管理研究力量的交流与合作。

（八）构造“社区为根”的城市灾害管理基层网络

社区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特征。社区是组成现代城市的基本社会群众组织，一个城市在遭受灾害侵袭时，社区居民不但是灾害的直接受体，同时也是抗击灾害的主体。社区是实施城市灾害管理实务的组织细胞，是城市灾害应急管理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的支点。2001年国际减灾日的行动口号是“发展以社区为核心的减灾战略”，就是依靠社区组织，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动员所有居民参与社区防灾减灾建设，完善城乡社区灾害应急预案，组织社区居民演练。

我国在制订社区防灾预案、建立社区层次的应急反应队伍等方面和国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应在国家综合性的灾害管理战略指导下，因地制宜，构筑起邻里守望相助、社区常备不懈的基层防控网络。灾害管理工作在社区大有作为，大中城市应着力加强社区建设，把有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一是构建家庭防灾减灾单元；二是完善邻里救援的社区支持框架；三是发展非政府的民间社会组织自助系统；四是形成社区安全文化宣教模式和自救、互救实战演习，准备于日常，防患于未然。我们应当从编制社区的应急预案、社区的应急自救、社区避难和组建社区志愿者组织等方面入手，迅速提高社区应对灾害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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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建宇，苏幼坡.城市综合防灾管理保障体系的完善[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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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铁永波，唐川.城市灾害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建构[J].城市问题，2005（6）.

（责任编辑：黄荔）

作者：陈柳钦

城市应急管理分析论文 篇3：

提升北京市房山区城市服务管理水平对策探析

提升北京市房山区的城市服务管理水平是承接首都功能、建设“一区一城”、实现“新城新业新生活”房山梦的重大举措，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当前，房山区发展面临着“城市病”问题，也面临着管理体制不健全、运行机制不完善、社会参与程度低、智能化水平不高等本土问题。鉴于此，房山区应该围绕建设安全文明、和谐有序、美丽宜居的智慧城市这一目标，坚持统筹兼顾、分类管理、多元治理、创新体制、管理精细、提高效率等原则，进一步完善城市服务体系，提高服务能力；推动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运行机制；调动社会力量，推进多元治理；搭建智能平台，实现智慧管理。通过以上措施，真正构建城市服务管理的长效机制，实现城市服务管理水平现代化。

一、提升城市管理水平重要意义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转型期，提高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建设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政府改革和发展的重点方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推进区级政府提升城市治理和服务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城市服务管理的目标是为市民群众提供一个安全稳定、整洁美丽的生活环境，让市民生活更方便、更舒适，使城市更健康、更有序地发展。提升房山区的城市服务管理水平是承接首都功能、建设“一区一城”、实现“新城新业新生活”房山梦的重大举措。随着全面深化改革逐步推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逐步实施，在大环境的变化下，立足房山区的本地实际，对城市转型升级过程中如何提升城市服务管理水平提出建议和对策，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房山区在城市服务管理领域作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全区城市服务管理体系逐渐完善，社会局面和谐稳定。但是，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现行的城市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制约了管理效能进一步提升。房山区特定的城市功能和有限的资源环境，客观上要求全区必须注重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把优化功能布局、提升城市服务和治理效能作为重点，立足于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切实推进城市功能配置、空间布局和城市服务管理的统筹衔接，促进城市规划、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城市管理运行更加安全高效、智能精细，使城市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生活。其中，改变传统的以突击方式为主、重点放在问题发生之后的反应式管理，建立从源头上抑制或减少城市管理问题的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是提高城市服务管理水平的有效保障。

二、房山区城市服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职责配置有待于更加合理化，机制落后

1.权责划分和职能配置不清晰

城市管理执法主体众多，且权限和管理职责范围存在交叉重叠，环保、园林绿化、交通、工商、城管等各管一块，没有明确的权力边界，有审批权的部门重审批轻管理，没审批权的部门在末端管理环节难从源头抓管理，造成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同时在协调方面也存在不到位、运行不畅的问题，甚至存在部门冲突和监管真空地带。

2.缺乏长效化管理机制

由于机构职能不够明确，体制不完善，日常基础工作不扎实，基础台账不完善，网格化管理模式执行不严，“前端”管理与“末端”执法衔接不到位，形不成合力，致使成果难以固化和维持，没有形成长效化机制，陷入反复抓、抓反复的恶性循环。

（二）社会参与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外部力量不足

1.公众参与需要提高

市民在城市治理方面的参与意识比较薄弱，缺乏参与的责任感，不能认识到自身的城市管理主体地位。由于市民文明参与意识不强带来了管理执法工作难度。不少市民缺乏主人翁意识，爱护城市意识不强，文明行为难以一时养成，参与城市管理不主动不积极。

2.城市服务工作市场化程度需要加强

在发挥市场作用方面，房山区在城市服务管理工作中基本没有引入市场元素，城市服务和管理的相关部门没有审批权，尤其是城管局只有执法权，没有其他部门的协同配合，仅仅靠城管局引入市场元素难度较大，因此城管局的管理负担较大。

（三）城市服务管理智能化水平有待提高

房山区城市服务管理电子化、信息化、集约化水平还不高。虽然目前日常的信息传输通道运行顺畅，市民可以通过96310、12355等热线反馈情况，城管局通过重点点位监控录像、跨街乡镇统一调度等手段，能够有效承担日常指挥调度、热线举报受理等工作。但在实时监控、动态管理、快速反应等方面的信息化水平依然不高，先进技术的运用程度比较低，存在信息孤岛现象，造成较大的信息资源浪费和管理成本，直接制约了服务质量和监管效率的提高，并没有建立起一体化的信息采集、问题分析、任务监管决策指挥体系，城市管理的智慧化水平较为落后。

三、提升房山区城市服务管理水平的对策和途径

（一）完善城市服务体系，提高服务能力

1.统筹资源，设立城市服务和管理中心

设立区级服务中心，承担对市民、企业的服务，也承担社区生活服务（统一的市民服务热线），结合网格化指挥平台，将监督指挥中心纳入区政务服务中心；有效推行智能执法系统，积极发动市民参与智能化管理，建立互动管理与资源共享平台；将现有的各类公共服务平台电话进行整合，统一设立市民服务热线，扩展服务功能。

2.整合社区力量，建设便民服务圈

尝试在街道层面整合各类基层力量，逐步将各类协管员划归街道统一管理，相应人头费从区政府部门划拨到街道。街道统筹管理使用基层管理力量。借鉴推广试点街道社区的成功经验，从各街道实际出发，以一刻钟便民服务圈为依托建立网格，与社区邻里中心建设相对接，真正把服务与管理结合起来，使服务更贴心，实现服务“零”距离。

3.开展市场化试点，提高服务效率

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公共服务定价机制，在城市服务领域开展政府购买服务试点，培育企业化服务的城市运行机制。通过政府间协议、合同外包、特许经营、政府参股、政府补助、凭单制、BOT 等多种形式，授权其他机构、私人企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明确政府向市场（社会）购买服务目录，制定放权清单。建立由独立第三方负责的社会组织评估机制，将评估结果作为企业（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和购买服务资质的主要标准，对依据放权目录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政府回购其公共产品和服务。

（二）推动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运行机制

1.明确职责体系

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对于需要整合的职能以及职能交叉重叠的部门进行撤并。在城市服务管理若干重点领域建立议事协调机制。在城市管理的社会化探索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厘清城市服务管理的行政职能和服务管理职能，将事务性工作交给相关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以及企业承担，实现政府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分离。集中理顺区、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站）、居委会的关系，在先行试点的基础上，整合社区治安、消防、交通以及网格管理员等人员和相关职责，试行一岗多责，建立统一的信息报送系统，实现信息共享，人员联动。

2.统一配置职能

对全区城市管理执法机关的职能配置进行统一规定，授予城管执法机关行使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规划、市政、绿化方面的全部行政处罚权和工商管理对无证经营的行政处罚权，公安交通对占用城市道路的行政处罚权，环保对社会噪音的行政处罚权，并按照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批复精神，将这些处罚权从原有行政机关完全剥离，由城管执法局依法集中行使，在城管执法局相应增加一定的执法力量。

3.加强队伍建设

要通过专家讲授、模拟演练、实地体验、交流互动等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全面提高执法队员理论知识和实战能力。特别要注重对一线执法队员法律法规、沟通技巧、执法技巧、执法程序等方面的培训，全面提升专业素质，使其在面对复杂局面的情况下，将依法行政和运用执法技巧相结合，积极化解遇到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强执法队伍管理，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建立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继续完善落实城管工作各项制度规范，加强经常性教育，建立常态化监督检查队伍，完善城管执法系统层级监督和内部监督，加大执法责任追究力度，坚决守住执法底线，不触碰执法红线、高压线，提高制度落实和纪律约束力，确保廉洁、公正、高效履行职责，提升队伍形象。

（三）调动社会力量，推进多元治理

1.落实重心下移，发挥属地政府主体作用

充分发挥属地政府的主体作用。依托属地党委政府，建立健全定期汇报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制度，及时提出城市治理的意见建议，加强区政府城市治理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协调。落实街道在基层的牵头抓总作用，强化日常组织统筹、指挥调度和监督考核，整合辖区城市管理执法资源和社会资源，对城市管理突出问题实施联勤联动、联合执法、综合治理，不断提高基层工作统筹力、执行力。

进一步拓展参与对象的范围。不仅要发展在校学生，还要加强与本辖区社区组织、单位的联系，将他们也纳入志愿者队伍，强化责任单位自治、自律和大局意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兄弟部门如公安、工商、环保、城建和卫生等联手共建，事先通气、互商对策、整体联动、形成合力。这样既壮大了队伍，造成了声势，又有利于各种疑难问题的解决。

2.积极引导宣传，发挥社会力量参与作用

积极引导和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一项长期基础性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和社会主题活动。进一步发挥各新闻单位舆论引导的积极作用，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各界自觉遵法守法、维护环境秩序的意识。发挥好社区在城市治理中的基础平台作用，通过街道、居委会等加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引导群众参与决策，利用网络手段收集公众意见，对合理有用的意见进行采纳，对意见受理情况进行回复等。要充分发挥城管志愿者在宣传教育、引导示范、柔性劝阻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和作用，积极劝阻破坏卫生和危害环境的不良行为，形成群策群力、共治陋习的良好局面。

吸纳公众参与，发挥社会力量。创新不同的参与方式，使公众有机会和平台参与到城市的建设管理中去。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通过行业协会、自律会、商会等发挥行业自律和专业服务功能，发挥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组织成员的行为导引、规则约束作用。探索扩大政府购买服务、市场化运作的范围，引导社会力量落实维护环境秩序的社会责任。组织市民开展当一天“城管110”接报员、随同城管现场执法等活动，通过公众参与到具体的城管执法实践，切实感受城管工作的艰辛与重要，取得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3.强化信息公开，发挥公众监督作用

稳步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借助媒体力量，畅通群众了解城管工作的信息渠道。全面推进“四公开、一监督”工作，向社会公开城市管理责任清单，公开网格化管理机制，公开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过程和结果，公开考评情况，积极落实综合监管职能，强化督察督办力度，检查部门、属地履行职责情况，实现监管全覆盖。

发挥广大公众的监督作用。完善科学民主决策程序，按照民主、公开、科学、合法的原则，建立重大事项集体讨论制度，实行重大决策信访风险评估制度，确保程序合法、决策民主、实施科学。强化城管社会监督，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在推进城市管理长效化工作中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城市管理信息员、监督员、巡访员的监督、参谋、桥梁作用，使城市管理从市民最需要、反响最多的地方抓起、抓好，使决策的制定更具有针对性和实际操作性，为执法工作提供社情、民情的支持，从而不断推动城市管理长效机制的建设。

（四）搭建智慧平台，实现智慧管理

1.搭建综合集成的智慧化城管平台

完善智能化城管系统全区域正式运行，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以及物联网技术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结合实际运行情况，进一步调整优化平台，使智能化城管平台功能更强、流程更优、效应更佳。在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市政公用、城市秩序等公共服务领域，建立健全城市管理信息采集机制、处置机制、综合评价机制，从而实现精确、敏捷、高效、全时段、全方位覆盖的城市管理。以人性化服务为工作目标，提高政府自身内部的办公自动化水平和外部应急管理水平，建设智能化的便民设施和智能化的信息查询、事务办理平台，提高百姓的生活便利程度。

2.健全信息共享机制

鼓励和促进行业先行、部门先行，逐步实现各系统有效整合，充分利用和挖崛“大数据”，提高决策反应能力。进一步完善供热燃气、供暖、管网建设、环卫等系统平台，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加强软硬件开发，实现实时监控、快速反应、辅助决策、督察督办的管控模式，更快速、便捷、高效地服务于百姓。依托数字化城管平台，整合“12345”、“12319”、“96310”热线，由城管执法部门聚合资源，统一受理市民举报、投诉和求助，实现信息共享，缩减信息鸿沟，形成统一指挥、监督有力、沟通快捷、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反应快速、处置及时、运转高效的城市管理新机制。

3.深化协调联动工作

健全城管执法协调领导小组平台，认真履行通报、挂账、考核等职能，协调监督各部门落实管理执法责任。深化政府间互动、多职能部门联合执法机制，继续推动综合执法与专业执法、行政管理的衔接，探索推进部门间信息共享、文书互认、惩戒联动等机制，提升城市综合治理效率。加强城管执法、公安治安管理的联动，固化街面秩序日常联合巡查机制，深化集中整治行动、重大会议活动同步部署、同步上岗、统一调度机制，加强执法保障，提高执法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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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连玉明.《城市管理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李静敏）

作者：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