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资源引导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辽宁省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所呈现的问题日益严重,资源型城市转型已经成为所有资源型城市所面临的当务之急,也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城市资源引导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城市资源引导分析论文 篇1：

青岛市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与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和分析

摘要 在分析青岛市城市资源、基础设施条件与其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资源和基础设施这两大因素与青岛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关系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2001-2004年期间，青岛市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与其经济社会各年度的协调发展度均大于0.8。其中，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现持续增长的势头，而城市资源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则呈现出波浪型态势，说明后者的发展尚不够稳定；另外，除了2002年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的发展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外，其余年份都是滞后的。今后要进一步加大对青岛市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开发和建设的力度，以满足城市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城市资源；基础设施；评价指标

城市是一个由自然环境、经济社会诸要素构成并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复杂系统，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以建设生态城市为目标, 通过规划、监测和调控等手段引导城市生态复合系统向更加协调、平稳、均衡发展的动态过程［1］。而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命脉和基础，它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支撑系统和承载体，其承载能力必须与城市经济社会活动所产生的需求压力相适应，才能保证城市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2］。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来分析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与其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性，可以衡量前者是否适应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并能把握彼此的协调发展趋势，对指导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的开发和建设，增强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的经济社会效益，促进城市可持续、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国外在基于城市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城市可持续、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并应用于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3］。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它建立了“经济、社会、环境和机构制度四个二级指标，提出了驱动力（Driving forc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的DSR 概念模型, 并结合《21世纪议程》中的有关章节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核心指标框架［4］；英国政府于1994年发布了该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并在明确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目的和功能基础上, 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指标体系［5］ 。另外，世界银行、国际科学联合会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都提出了相应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6］。近年来国际上又最新提出了一些直观的、较易操作的指标体系及其定量评价的计算方法，如可持续性的晴雨表（Barometer of Sustainability）［7］、真实发展指标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8］等评价模型。

国内对城市可持续、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3］。如1997 年，海热提等以乌鲁木齐市为例建立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9］；1999年，黄思铭等按发展度、承载力及环境容量设计了省级、市级、县级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 并对昆明市的18个具体指标进行了评价［10］；2000 年，凌亢等以城市可持续发展特征分析为理论基础，采用理论分析、经验选择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城市可持续发展定量评价指标体系［11］；2002年，曹慧运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以及线性隶属方法对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程度进行的评价［12］等等。

目前国内外虽然提出了诸多评价模型，但指标体系往往是从整个国家和区域出发，从综合和整体入手，涉及到的关键指标数目很多,面很广，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 的指标体系有147个指标［13］；邓宏海所列的环境质量指标达300个［14］；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指标体系有近1 500项［15］。数目、层次太多限制了评价体系的实用程度，而且不容易区分和清晰地辨别各个重要系统的相互关系和对整个区域或城市发展的贡献与作用；特别是围绕城市可持续发展，从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入手，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合理地评估和衡量城市资源、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的研究还较少见。因此，在当前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状况, 设计出一套指标体系, 定量地评价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青岛是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之一。2002-2004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5.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3 000美元；青岛以占全国0.11%的土地和0.56%的人口，创造出占全国1.59%的生产总值和1.85%的财政收入，其经济总量已进入全国大中城市前十位。然而，青岛市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支撑条件还较薄弱，化石燃料和矿产资源贫乏，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可利用建设土地资源稀缺；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主要污染物已达到控制指标的上限。另外，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滞后发展的状态。青岛和国内大多数城市一样，面临着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以土地、能源、水资源等要素资源和基础设施供给约束所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便是当前乃至较长一段时期内制约全市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之一。

2 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经分析和参照相关文献，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建立了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三项指标下面又分几项能够体现该指标特性的分指标，构成多层次的指标体系(见表１、表２)。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青岛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另外一部分取自建设部公布的全国城市统计年报、国家环保总局下发的“生态城市建设指标”、青岛市十五规划以及厦门、大连、宁波和杭州四个城市的统计年鉴。

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由于整个青岛市的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所涉及的因素范围广、数量大，对各个层次上的因素进行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为了能科学地确定出各个指标的权重,我们采用了美国学者萨蒂（T. L. Saaty）教授提出的层次分析法(AHP) 来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应用该方法, 将专家和决策者的分散意见整理成判断矩阵, 再利用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确定下层指标对上层准指标的贡献程度, 从而得到基层指标对总体目标或综合评价目标重要性的排列结果［16］。

各指标权重见表3、表4、表5

4 定量评价

4.1 青岛市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

4.2 青岛市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协调关系

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指在一定的资源约束下，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在不断建设和发展中所形成的承载能力，在时间和空间上，在数量和质量上，能够满足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需要［2］。

本文参照这个标准，对青岛市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进行综合评价：由表6数据可知，2001-2004年期间，青岛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现持续增长的势头，而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则呈现波浪型，除了2002年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的发展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以外，大多数年份都是滞后的。从表7数据可以看出，青岛市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各年的协调发展度均大于0.8，并保持增长的态势；同时，从协调发展趋势指数来看，衰退和增长型兼有，青岛市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协调发展的动态趋势还不稳定和明朗。

５ 结 论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可持续利用的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我们通过构建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统计和分析了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发展程度和趋势。结果显示，近年来，青岛市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但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比，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也存在着滞后发展的状态，青岛市总体上属于协调发展、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滞后增长型。因此，青岛市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应加大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开发和建设力度，进一步促进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在城市的发展实践中不断去弥补和完善该系统，使其真正成为青岛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共同支撑青岛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我们以青岛市为例的研究，同样适用于其它城市，这对指导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的开发和建设，增强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的经济社会效益，促进城市可持续、全面、协调发展，具有应用价值。

（编辑：温武军）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秦耀辰,张二勋,刘道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评价——以开封市为例［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3,(6):1～8. ［Qin Yaochen,Zhang Erxun,Liu Daofang. On the System Assessment of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Kaifeng City for Example［J］. Systems Engineeringtheory & Practice, 2003,(6):1～8.］

［2］ 申金山，宋建民，关柯.城市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方法与应用［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2000，13（5）:10～12. ［Shen Jinshan,Song Jianmin,Guan K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Infrastructure and Social Econom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J］. Urban Environment & Urban Ecology, 2000，13（5）:10～12.］

［3］ 牛海鹏,齐永安,袁占良.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方法［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2005,24（2）:292～294.［Niu Haipeng,Qi Yongan,Yuan Zhanliang. Evaluation Indicators System and Ways of Urban Ecologi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2005,24（2）:292～294.］

［4］ 叶文虎,仝川.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评述［J］.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1997 ,7(3): 83～87. ［Ye Wenhu,Tong Chuan. Reviews on the U.N.Indicator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1997,7(3): 83～87.］

［5］ 王朝科. 英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评介［J］.山西统计,1997,(7):41～43.［Wang Chaoke. Reviews on the English Indicator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Shanxi Statistics, 1997,(7):41～43.］

［6］ 邱茂慧,陈忠暖,蔡霞.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及综合评价研究评述［J］.热带地理，2002，22（3)：222～225.［Qin Maohui,Chen Zhongnuan,Cai Xia. Review of the Study on Indicator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Tropical Geography, 2002，22（3）：222～225.］

［7］ PrecottAllen. The Barometer of Sustainability: a method of assessing progress towards sustainable societies［A］. Gland, Switzerland and Victoria, BC: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and PADATA［C］. Switzerland: IUCN, 1995.

［8］ Clifford Cobb. If the Economy is up, why is America Down［J］.the Atlantic Monthly,1995. 276(4): 65～71.

［9］ 海热提·涂尔逊,王华东,王立红,彭应登.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7,7(2):47～50. ［Hairet Tursun,Wang Huadong,Wang Lihong,Peng Yingdeng.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of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1997,7(2):47～50.］

［10］ 黄思铭.云南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1999,（2）:93～96. ［Huang Siming. Researches on Indicator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Yuannan［J］. China Soft Science, 1999,（2）:93～96.］

［11］ 凌亢,赵旭,姚学峰. 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研究［J］.中国软科学,1999 , (12):106～110.［Ling Kang,Zhao Xu,Yao Xuefeng. Studies on the Index System and Method of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China Soft Science,1999, (12):106～110.］

［12］ 曹慧,胡锋,李辉信,梁镇海,王昭昭.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J］. 生态学报,2002,22(5):787～792.［Cao Hui,Hu Feng,Li Huixin,Liang Zhenhai,Wang Zhaozhao. Evalu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system in Nanjing City［J］. Acta Ecologica Sinica,2002,22(5):787～792.］

［13］ 范柏乃,马庆国. 国际可持续发展理论综述［J］.经济学动态,1998,(8): 65～68.［Fan Bainai,Ma Qingguo.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J］. Economics Information, 1998,(8): 65～68.］

［14］ 毛锋,米红.可持续发展研究态势评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1998,17(1):20～25.［Mao Feng ,Mi Hong. A Commentary on the Stud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998,17(1):20～25.］

［15］ 刘传祥,承继承,李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996,6(2):3～7.［Liu Chuanxiang,Cheng Jicheng,Li Qi.Basic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Sustain Able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1996,6(2):3～7.］

［16］ 罗守贵，曾尊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述评［J］.人文地理，1999，（12）：54～59.［Luo Shougui,Zeng Zungu. Reviews of Researches on Indicator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Human Geography, 1999，（12）：54～59.］

［17］ 廖重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J］.热带地理,1999，(2):171～177.［Liao Chongbin. Quantitative Judgement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 and Economy［J］. Tropical Geography, 1999，(2):171～177.］

［18］李孝坤，韦杰.重庆都市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演进分析及对策探讨［J］.经济地理，2005，25（3）：387～390. ［Li Xiaokun, Wei Jie. The Evolution Analysis and Probing into Strategy of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Chongqing City［J］. Economic Geography, 2005，25（3）：387～390.］

［19］戴淑燕，黄新建.可持续发展协调度的评价方法分析［J］.科技与管理，2004，(6)：22～24. ［Dai Shuyan,Huang Xinjian. Analysis of Method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ordinated Index［J］. Science-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2004，(6)：22～24.］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于　博　刘新梅　郑响理

城市资源引导分析论文 篇2：

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驱动因素分析

摘要:随着辽宁省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所呈现的问题日益严重,资源型城市转型已经成为所有资源型城市所面临的当务之急,也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借鉴国内外文献及辽宁省各资源型城市相关部门专家的意见,文章设计问卷进行调研;借助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通过因子分析识别出辽宁省资源型城市驱动因素主因子;结合辽宁省各资源型城市的实践探讨影响因子的作用机理,从而提出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驱动模型;最后提出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转型;驱动因素;因子分析

一、引言

随着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资源短缺问题的日益严重,我国的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也遭遇了瓶颈,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资源型城市转型已经成为我国城市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匙”。资源型城市因资源而兴,也因资源枯竭而亡或者转型,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也是至今为止尚未破解的世界性难题。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既有美国休斯顿这样的转型成功的典范,也有前苏联的巴库失败的案例。目前,世界上很多资源型城市或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型城市还处于艰难的产业转型之中,因此,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研究也是世界其他国家的迫切要求。

我国在资源型城市转型方面无论是学术上的研究还是政府的实践都处于起步阶段。国内的很多资源型城市多已经开展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实践,但大部分都处于摸索阶段。对于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的驱动因素,国内目前很少进行实证研究。但是,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路径及问题,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了研究,文献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过程及在此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本文在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因子分析识别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驱动因素的主因子,并结合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实践对主因子进行深入分析,提出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驱动模型。

二、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驱动因素识别

(一)样本与调查问卷

如前所述,对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驱动因素,国外有了少量的文献。为全面、科学地分析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驱动因素,参考国内外文献,根据对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各个相关部门专家的调研意见以及国外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分别向鞍山市、铁岭市(调兵山市)、抚顺市、盘锦市、本溪市等地发改委、旅游局、农业局、科技局等处发放了调查问卷。其中向鞍山市发放20份收回20份,向铁岭市发放20份收回20份,抚顺市发放20份收回20份,本溪市发放40份收回35份。盘锦20份回收20份,计发放120份,回收115份,回收率95.8%。

问卷发放的城市中有3座城市被国务院确定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单位,本溪市也是资源枯竭城市,而且早在20世紀80年代,本溪矿务局就因可开采煤炭资源的枯竭而整体搬迁和解体,使大量的依靠开采而生活的人员下岗,社会问题严重。因此本问卷调研的城市既有辽宁省资源型城市的代表性,同时又具有普遍性,其结果是真实可靠的。涉及的部门都是与资源型城市转型直接的、间接的或相关的部门、大企业的领导。

本研究设计了17个有关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驱动因素的问题(见表1),对每一个问题回答分5级(1=根本不重要,2=不重要,3=无所谓,4=重要,5=非常重要)。

(二)描述性分析

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所得结果见表1。被调研的115位辽宁省内几个资源型城市的政府人员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17个方面驱动因素,均值几乎都大于4,表明目前资源型城市已经或正在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且这些政府也意识到资源型城市型对城市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

(三)因子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哪些因素是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驱动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企业影响的强弱程度,我们对调研问卷进行因子分析。所谓因子分析就是研究相关矩阵内部依存关系,将多个变量X1、X2……XP综合为少数几个因子F1、F2……Fm以再显因子之间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因子分析是探求所要分析的指标的共性,将共性大的指标提取出来作为一个新的指标,从而达到降维的目的,即减少分析变量的数目。数据可以进行因子分析的前提是分析的变量间存在共性,而相关分析是检验两变量间是否具有共性的统计方法。因此,首先对17个初始指标作相关分析。另外KMO指标是用来比较变量间简单相关和偏相关系数的,其值越接近1,数据越适合作因子分析,通常情况下,大于0.7,即可表明要分析的数据可以作因子分析。

因子提取使用主成分法,并进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分析采用Kaiser标准(特征根大于1)并进行碎石图分析。碎石测试和特征根测试均说明对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可以选择4个因子进行深入分析,提取的信息为66.207%,即这4个主因子可以反映初始17个变量66.207%的信息量。通过对17个初始变量作因子分析,其KMO值为0.726,本组数据可以做因子分析。因子负荷矩阵见表2,提取的这4个主因子的特征值和贡献率见表3。

为了验证因子分析得出的同一因子各个问题是否测量同一问题,我们进一步做了内部信度分析,得到四个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驱动因素的克朗巴哈α系数分别为0.961、0.855、0.907和0.715。所有的克朗巴哈α系数值均大于0.70的标准,因此保证了因子构造的一致性和有效性。依据因子分析原理,4个因子之间不具有相关性,而每个因子与所包含的变量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表中的系数为旋转因子载荷估计值,其统计学意义是变量与因子的相关系数,也称之为载荷。针对统计分析所得结果及提取的主因子反映的原始信息,4个主因子可重新定义为:y1为城市及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压力,y2为城市资源、环境及社会问题和区域优势,y3为城市经济发展受阻,y4为国家政策的支持。

文章把其他影响因素设为ya,用以说明主因子没有包含的信息,它的贡献率为1-66.207%=33.793%,影响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驱动因素的表达式为:

y=0.28048y1+0.18806y2+0.12036y3+0.7316y4+0.33793ya ①

(四)因子分析结果

从公式①中可看出,目前影响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驱动因素主要是城市及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压力,其累计贡献率达到28.048%,这说明资源型城市内的城市及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问题已经日益严重;其次来自城市资源、环境及社会问题和区域优势的驱动也比较大,其贡献率为18.806%,这说明辽宁省内的资源型城市对资源环境及社会问题和区域内的优势也十分重视;城市经济发展受阻的贡献率为12.036%,说明资源型城市一般经济发展都遇到了瓶颈;而来自国家政策的支持的驱动因素的贡献率为7.316%,这说明资源型城市转型同时也需要国家政策地大力扶持。同时,这四个主因子的贡献率差距不大,说明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是受到多个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驱动因素的几乎均值都超过4.0,因此,可以说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政府面临的驱动力量很强。虽然这些政府认为国家政策支持的影响因素较小,但是政府对国家政策支持的敏感性最强,均值都在4.5以上。其他依次为城市经济发展受阻、城市及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压力、城市资源、环境及社会问题和区域优势。

上述结果说明:辽宁省资源型城市的政府之所以采取转型战略是由于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经济和社会上的问题所产生的压力,但是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资源型城市本身的发展模式的不足,却重视不够。

三、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驱动因素分析——以本溪为例

世界上的事物如果要进行前进和发展一般来说要受到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内外两方面原因共同作用,使得世界不断发展。资源型城市转型也不例外,由主因子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资源型城市在转型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内外两部分驱动因素。外部驱动因素是指在转型过程中,一般不受或很少受到城市影响的驱动因素,通过引导的手段来进行影响,在主因子中即为国家政策的支持。内部驱动因素是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很多不可调和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城市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得政府进行资源型城市转型,在主因子中即为城市及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压力,城市资源、环境及社会问题和区域优势,城市经济发展受阻三个方面。图1为辽宁省资源型城市转型驱动因素图。

(一)内部驱动因素

1、城市及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压力

目前,由于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特点——以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初加工为主要经营手段,随着城市内的矿产资源的逐渐枯竭,城市发展的速度也在逐渐减慢,甚至停滞。因而,导致城市及农村居民的收入也相应下降,使得辽宁省大多数资源型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都要低于省内的平均水平,或者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要落后于平均水平。城市及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压力直接导致了政府对城市发展过程存在问题的高度重视,所谓“穷则思变”,这也引起了地方政府对资源型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途径的思考。面临城市居民的生存问题,资源型城市转型已经势在必行。

2、城市资源、环境及社会问题和区域优势

辽宁省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同时也产生了各种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对地方政府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对资源型城市转型起到了驱动作用。同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充足的资金也对资源型城市转型起到驱动作用。

(1)资源环境问题

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由于其发展模式的原因,主要会对城市产生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矿产资源逐渐枯竭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已经严重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及城市经济的正常发展。例如,在本溪市,矿产资源的长年大规模开采是导致生态破坏和污染严重的根本原因,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是无法修复的。城市中心区58.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420家工厂,且大部分为重工业企业,其中重排污企业竟有200家之多,“三废”直排破坏生态环境,严重影响居住质量。2006、2007连续两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单月平方公里降尘量指标均分别在4.5万吨、13万吨和21.5吨以上,列于全省各市指标前列。最值得关注的是本溪曾被联合国认定为“卫星上看不到的城市”,足见本溪的污染状况不仅在我国城市中是最严重的,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由此可见,资源环境问题在资源型城市中已经到了不可不解决之问题。

(2)社会问题

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也同样会产生各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也直接影响了城市发展的进程,同样在本溪市,在资源枯竭状态下的产业衰退周期内,大部分聚集在城市中的产业工人纷纷下岗,占全部产业工人比重达27%。这些产业工人多为体力劳动者,素质偏低,因此很难实现再就业。由于收入水平低,形成城市贫困群体,需政府提供低保、医疗救助、贫困救助的人口剧增,城市低保人口为11.2万人、保障面10.7%,因公伤、职业病致病残人数达2.7万人,使本已入不敷出的地方财政,更是雪上加霜。

(3)区域优势

城市的区域优势可以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一个平台和可靠的保障,为城市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沈阳与本溪同为全国老工业基地,无论从自然地理角度,还是从区域经济角度,两市都是相对完整的地域单位,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具有经济一体化建设的绝对优势。沈本两市地域相连,沈阳的浑南高新技术开发区距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仅18公里,地理空间相互交融。沈阳和本溪同是满族文化肇興地,浓郁的满族文化和风情把两市人民融合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具有相同的历史文化渊源。这样在本溪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借助兄弟城市的发展带动本市的发展,进而取得良好的转型绩效。

3、城市经济发展受阻

除了以上驱动因素外,由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失衡,造成了经济发展受限也直接导致城市转型的思考。在本溪市的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城市结构失衡,本溪是城市人口超百万城市,城市化率高达70%。作为典型的工业城市,只有第二产业足够强大,才可以支撑如此巨大数量的城市人口享有较好的生活水平。目前,由于本溪资源枯竭以及产业、产品、所有制结构等原因,导致第二产业不发达,下岗失业人员增加、贫困人口多、收入水平低。其二,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第一产业不足10%,第二产业比重高达60%以上,而第三产业比重仅占30%左右。其三,产业、产品、所有制结构失衡,重工业比重大,占96.8%;初级原材料产品多,占83%;国有企业比重高,占84.46%,导致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机制不活等问题产生。

(二)外部驱动因素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外疗驱动因素主要是国家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要政策,例如,国务院资源转型城市试点区政策、辽宁省实施的“五点一线”战略和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等。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城市地方政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上的扶持,使得资源型城市在改革的过程中少走弯路,为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奠定了政策上的基础,并对资源型城市转型起到了极大的驱动作用。

四、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资源型城市进行转型主要是由于资源型城市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源型的产业结构造成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以及城市经济发展制约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日益严重迫使当地政府必须正确面对资源型城市对未来发展之路的规划,这些资源型城市转型就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另外,由于国家也及时地发现了资源型城市问题,为其发展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进行扶持,使得资源型城市转型步入正轨。

通过对资源型城市转型驱动因素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驱动因素基本上是由于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城市的进程,因此,在以后进行资源城市发展的时候,应该首要考虑这些问题,这样,资源型城市转型才能够正确地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1、钱勇,于左.东北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难题与破解[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8(1).

2、张冬冬.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2008.

3、曲庆江.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困境与经济转型对策研究[D].吉林大学,2004.

4、李德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05.

5、孟超.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07.

6、程毛林.城镇生态系统的因子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2(1).

7、余建英,何旭宏.数据统计分析与SPSS应用[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8、朱庆华,耿勇.中国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因素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04(3).

*此项目属辽宁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L08DJY110)成果。

(作者单位:赵虹,辽宁科技学院管理系;刘宝,辽宁科技学院国资处;范宏斌,本溪市钢铁集团公司冷轧厂)

作者：赵 虹 刘 宝 范宏斌

城市资源引导分析论文 篇3：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综述

摘要：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区域产业开发、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以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为前提，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以生态和环境保护为条件，以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的发展。它不单单是经济结构的转型，还必须与社会发展、居民富裕、环境治理相结合，必须处理好可持续发展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社会发展、生态优化和城市功能完善，从而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经济转型；城市功能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以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为前提，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以生态和环境保护为条件，以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的发展。它不单单是经济结构的转型，还必须与社会发展、居民富裕、环境治理相结合，必须处理好可持续发展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社会发展、生态优化和城市功能完善，从而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进行概述的基础上，总结实践经验，探讨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和发展思路。

一、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最早见于1920年代初英国学者奥隆索（Auronsseau）提出的“矿业城镇”概念和加拿大学者麦金塔（Machintosh）提出的“原材料理论”，历经理论奠基和初步发展、理论规范性研究、转型研究、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四个阶段，理论研究相对成熟。

国内学者关于该问题的理论研究相对较晚，1978年李文彦在《地理学报》上发表的题为“煤矿城市的工业发展与城市规划问题”的文章，对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和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被认为是对资源型城市问题的开创性研究。此后，随着资源型城市问题的不断显现和加剧，国内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逐渐深化。1990年代初期，刘家顺、樊杰等研究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的弊病，探讨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入1990年代中期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理论研究同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理论界开始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来研究资源型城市发展中的经济增长、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寻求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沈镭对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特殊性、限制因素等展开了深入分析；张米尔重点研究了资源型城市演进的动力机制、产业转型的制约因素，提出要在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产业转型策略；王广凤、张军、刘家顺。等提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要与技术进步相匹配，此外，徐建中、刘淼群，吴新文、李剑斌等相继提出并不断完善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水平的评价体系。

国内学者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在研究范围上，从最初的问题城市（如煤炭资源型城市），到资源枯竭型城市，再到所有资源型城市，经历了由点到面，研究范围逐渐扩大的过程；二是研究的重点问题，从最初的产业结构，到经济结构，再到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发展，经历了主导产业发展研究到全面发展研究的过程；三是在解决对策的研究上，从最初的政策优惠（资金扶持和技术支持），到城市发展动力机制，再到战略性改革层面，经历了由浅入深，逐渐接近制度层面的研究过程；四是在研究方法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征突出，从最初的城市生产力布局逐渐拓展到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具体分析方法不断创新。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

自20世纪60～70年代始，世界上许多知名的资源型城市先后走上了转型发展道路。成功范例有德国北威州包括波恩、科隆等八大城市在内的“鲁尔工业区”，英国包括卡迪夫、斯旺西等城市的威尔士地区，法国包括梅斯、南锡等城市的洛林地区，以及比利时的烈日省、日本的北九州等。从这些国家的经验看，资源型城市一般有三种路径选择，即转型、转变和转移。“转型”是指发展与资源型产业不相关的产业，重新培育主导产业，资源型城市走综合发展道路；“转变”是指资源型城市立足现有资源，围绕主业，实施深度开发和相关产业多元化的发展战略；“转移”是指那些无接续资源、区位条件不利、难以发展其他产业的资源型城市实施整体迁移。在这三种路径选择中，“转型”是相对普遍的选择。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需要十多年甚至几十年时间，而且还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进行调整和适应。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但各国政府基本都通过采取优惠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大技术投入等措施，发展新兴产业和替代产业。这些成功经验为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我国属于资源型城市较多的国家，目前公布的资源型城市有118座，约占全国城市数量的18%。它们曾经是我国城市体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提供初级资源产品、构建国家工业体系、支持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做出过历史性贡献。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资源型城市出现的时间较晚，在建设之初和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本应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由于资源衰退甚至枯竭造成的损害可持续发展及被迫转型的问题。但受传统体制下“基地发展模式”的影响，在建设初期未能统筹安排，未能做出有前瞻性的长期发展战略。在资源开发鼎盛时期，资源型城市又没有预留自我发展基金，及时推动工业化升级，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集群。到资源衰退乃至枯竭时，资源型城市已经面临产业结构单一、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增长滞缓、就业压力巨大、财政资金短缺、居民生活困难、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被迫转型。

对于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国政府进行了积极的干预。特别是进入2l世纪以来，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我国政府致力于解决的重大问题。自2001年阜新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开始，国务院组织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先后批准了三批、共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给予政策，支持转型。2003年国家发布的《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把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作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重点和难点。2007年国务院在《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即在2010年前基本解决资源枯竭城市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2015年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健全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在试点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中央财政首先给予资源枯竭型城市以财力性转移支付，接着给予资源型城市棚户区改造以政策支持。国家发改委设立资源型城市接续替代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国家开发银行设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专项贷款，并准备建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与国家政策相伴随，各省也结合当地实际出台了相应的支持政策。2010年12月17日，国家发改委组织召开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东北地区座谈会”明确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衔接，同时指出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在经济、社会、生态方面的转型以及城市功能提升和体制机制完善等方面的积极探索，不仅对其他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而且也对国家实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和借鉴意义。

三、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结论及启示

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相结合、政府主导和市场作用相协调、财政扶持和机制建设并进的原则，从改善城市社会民生问题着手，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线，以产业转型为核心，以城市功能提升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全面推进资源型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资源型城市具有数量众多、类型多样、问题普遍且严重、区域差异较大、传统体制惯性影响仍在、民生问题解决艰难、累积矛盾复杂等显著特征。这表明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正确处理好城市可持续发展所涉及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既包括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统筹解决的诸如政府财力支持与长效机制建设的关系，也包括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协调处理的诸如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的关系等等。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是探索解决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前提，不仅对推进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城市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其他国家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必须正确处理好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的关系。产业转型是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环节，资源型城市所在地的省、市政府必须正确处理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的关系，推行产业多元化模式，以产业转型带动城市转型。我国首批12个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的初步成效为全国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积累了经验，资源型产业和非资源型产业之间，可以是接续关系，可以是替代关系，也可以是接续和替代并存。

第二，必须正确好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环境污染、生态退化是资源型城市的突出表征，维护和治理生态环境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环节。因此，资源型城市所在地的省、市政府要贯彻科学发展、文明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建立资源集约型的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清洁生产，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对处于成长和成熟期的资源型城市，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要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既要提高科技水平，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更要体现经济发展对环境的补偿，实现经济、资源、环境的和谐统一。对已经处于衰退期和枯竭期的资源型城市，理应立足“生态恶化”的现实，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宁可暂时牺牲经济增长，也要走“先治理、后增长”的道路。这就要求经济增长不再是考核此类资源型城市政府业绩的主要指标；同时，国家还要加大对该类城市的财力性转移支付，弥补生态环境的历史“欠账”。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财力支持与长效机制建设的关系。资金短缺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直接困难，缺乏长效机制则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深层难题。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可以在短期内缓解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资金短缺问题，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问题。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财力支持与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建设的关系，必须把资金支持的启动效应和机制建设的长期效应结合起来，要从区域差异、城市类型、时间跨度上分清主次关系、先后关系，发挥它们各自的长处，以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区域差异看，金融机构存差过大、资金外流严重的地区，理应属于资金支持的重点区域，在资金启动转型的基础上，再逐步考虑构建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的问题。即使长效机制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先考虑构建“造血式”衰退产业补偿机制和“输血式”生态补偿机制，而后再考虑其他机制的建设。

第四，必须正确处理好城市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关系。资源型城市问题的沉积，与早期工业化的资源动员体制形成的地区专门化、经济建设型政府的后遗症以及国家不合理的税收制度紧密相关。因此，中央政府理应负有制度责任，正确处理城市转型与体制转轨、制度创新的关系。一是要处理好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坚持政府主导、市场推动、公众参与的原则，形成符合市场规律的运行机制、调控机制和监督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对转型发展的调节作用，整合和调动区域内的一切积极因素，广泛争取区域外的支持与合作。二是要处理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明确中央政府应担负的制度责任。如实行国家与地区的资源分享政策，对不同类型和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型城市，确定不同的资源分享比例，鼓励资源型城市发展下游产业，延长产业链，积累资本。特别是对于自然保护区和重点公益林区，中央政府要实施严格的保护制度，做出长久性制度安排，推动中央和区域共同构建“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机制。三是中央政府要赋予地方政府以及资源型城市政府更多的政策优惠，如资源定价方式、资源产权制度、资源经营机制变革等方面，要给予他们

责任编辑：黎贵才

作者：侯明　张友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