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人身保险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保险利益原则作为保险法的重要基石，从其产生以来就一直广受争议，尤其保险利益归属主体在保险法学理上存在不同观点。随着保险利益原则的不断发展，学界也不乏对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原则存废之争的讨论。
第一篇：人身保险论文范文
浅析人身保险受益制度
摘要：在人身保险中，抽象化所有的规则、程序，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者其实就是一个利益平衡的组合。受益人是投保人、被保险人互相博弈后诞生的角色，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方在理性驱动下利益形成均衡、达到最大化，也就是说，任何变动都不可能在不损坏其他两方的效益情形下使一方效益得到进一步优越，即实现帕累托最优。
关键词：人身保险；受益人；利益均衡
作者简介：陈欣，男，汉族，上海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
一、人身保险受益制度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人身保险受益制度围绕的核心就是人身保险受益人。为了更佳地浅析这一制度，本文中假定涉及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方均为不同的当事人。
（一）受益人产生由来
依据《保险法》第十八条，可以看出受益人这一概念是人身保险中特有的，而在我国的财产保险中并无规制。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特别是人身保险之死亡给付情形下，因为保单的给付是以被保险人的死亡为要件而生效成立，当事故发生的时侯，不可能要求被保险人自己来行使该保险金的请求权，故有必要特设此种受益制度。同时，对被保险人来讲，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的身体生命安全，投保的目的当然是在保险事故发生致使与被保险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有关的个人的利益遭受影响、损失后，能够获得财产上的补偿、救济，或者这种补偿、救济及于相关人，就是说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对相关人的利益进行弥补，使他们的利益得到某种程度的平衡。因为一般情况下，被保险人与相关人之间存在着经济上的联系甚至感情上的牵连。显然，这种制度充分表达了对公民私权的尊重，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受益人法律地位
根据保险制度的基本理念——损失补偿，当人身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的实际保险利益受损，保险人才按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补偿，所以保险合同的真正保障对象是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是当仁不让地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是保险金请求权的原始权利主体。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的规定对此也给予了肯定。而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或法律的直接规定有偿或无偿移转于相关人，相关人因被受让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而成为受益人，故受益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即受益权）派生于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是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发生转移的结果。这不同于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的一切权利和义务所构成的法律地位概括转授于他人，产生取代原被保险人位置的保险合同新的被保险人之法律后果。因此，受益人所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的范围不得超越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的范围，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应当承受被保险人保险金请求权上的一切利益或一切不利益，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相关抗辩事由均可向受益人进行主张。①
（三）受益人宏观角色
在人身保险中，抽象化所有的规则、程序，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者其实就是一个利益平衡的组合。依照《保险法》第十二条“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不过这种保险利益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合意的结果，因为《保险法》第三十一条明示“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而受益人是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的产物，参见《保险法》第十八条“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在现实物质社会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都作为理性人，都会在合法的情况下使自身的利益趋于最大化。投保人会给被保险人投保，一般基于情感+经济或纯情感或纯经济的利益。纯经济情形如《保险法》中“（四）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但不应仅止于此。面对纯经济利益产生的道德风险，被保险人不可能会非理性地、不衡量利弊地同意死亡给付的人身保险，至于被保险人为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被保险人意思表示为非真实意思的情况，《保险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已有相关的规制或规则保护。对于抉择受益人的考量上，虽然在保险合同关系中，受益人处于纯粹获益的地位，受益权的获得是给他设定权利而非增加义务，然而在包括保险合同关系在内的总的经济利益关系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者之间必然已经达成均衡的利益关系或对价支付，就算受益人的产生缘于慈善，这其实也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之间一种特殊的对价给付模式。所以，受益人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在利益上经过互相博弈，最终在保险合同关系中诞生的角色。
二、人身保险受益人指定与变更
（一）受益人的指定
1.制度现状与问题
在现行《保险法》制度中，我国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由“指定”产生，第三十九条“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但是依据之后的条文“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受益人本质上是由“被保险人最终决定”的，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受到被保险人的制约，须以其的同意为前提。这样的规制是为了切实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防范受益人或者投保人可能对他做出的不利行为，就此解决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
不过，这本身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由被保险人决定受益人的人选，是认为被保险人会选择与其有信赖关系或依附关系的受益人，但许多真挚的情感就是因为利益的渗入而出现变质。而且《保险法》第四十三条“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对受益人、投保人可能的不利于被保险人的行为已有充足地规定。何况，要保人才是契约的当事人。②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投保人是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法》第十条）。投保人按期缴纳了保费，履行了人身保险合同的义务，却要将抉择受益人的权利拱手相让，实在是防险过正，也有悖合同法的基本理念。从现实角度看，投保人辛辛苦苦支付了保险费，可到时候受益的人只是被保险人合意的菜，与其毫不相干，这样的保险合同能持续下去吗？岂不是连最初订立保险保障被保险人的目的也无法实现，甚至会成为保险经济发展的瓶颈。
本文认为受益人的人选应当由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共决。一方面被保险人依然可以有效防控道德风险，另一方面这本身就是私法自治的范畴，投保人应有的权利得到恢复。投保人考虑付出保费的对价等值回报，被保险人关注相关人的补偿和道德风险的防范，最终在投保人、被保险人共同理性地决策之下，一位符合利益均衡的受益人就会出现。事实上，如果投保人期待的对价在被保险人的保险保障中已获得完全支付，那么最后共决机制出现的结果与原来被保险人单决下产生的受益人是完全一致的。
2.受益人范围
既然受益人的产生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共同意思自治的表示，属于双方的私权，是利益分配的自然趋成，那么受益人的范围，一般而言，就应当不受任何的限制，任何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都有资格成为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或共同受益人。而当意思表示非真实时，如受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法定情形，则共同的合意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分别处理——可撤销或自始无效。《保险法》规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是出于用工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可能造就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合意的扭曲的考量，故此为特殊情况下的规制。
（二）受益人的变更
1.制度现状与问题
《保险法》中对于受益人变更的规定与受益人指定相一致，第四十一条“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最终决定权。人身保险利益是人身依附关系和信赖关系，具有特殊性，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一种财产上和人身上的利害关系。③作为关系自然有可能发生变化，比方说配偶关系解除、收养关系成立，相应的保险利益也就产生变动，由此带来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方利益均衡自然被打破，所以本质上讲，受益人的变更就是利益再分配问题。
同样地，基于相同的理由，新受益人的产生应当采取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共同决定的机制。不过，受益人的变更又不完全同于受益人的指定。一般，受益人的变更分为两个步骤，原受益人的撤销和新受益人的设定，除非原受益人由于法定原因，而自动丧失资格。原受益人的撤销也采用共决，这肯定不行，结果必然是被保险人利益的受损得不到平衡。因为利益均衡被破坏的结果，也就是相对失衡，无外乎两种情况，要么投保人的保费对价给付不足，要么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放大或相关人补偿减少，共决机制下，不考虑投保人的特权，共决永远不可能合意。因此，原受益人的撤销应施行一票否决制，无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当然同时设置告知对方当事人的义务，无告知撤销无效。
2.变更时间
不管是一票否决制，还是被保险人终决制，都会碰到变更时间的问题。如果被保险人通过遗嘱或遗赠的方式表达受益人人选变更的消息，那么在死亡给付的人身保险中，投保人获知的时间定然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要是没有变更时限规制，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就生效，产生类法律上的溯及效力，造成的结果很可能对投保人非常不利，三方利益均衡偏向被保险人。所以，为了保证利益均衡的有效性，规制无告知的弊端，受益人变更时间应当确定在死亡保险事故发生前，给予被通知者必要的准备时间。
三、人身保险受益权阻却
当人身保险的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依法丧失受益权、放弃受益权，由于原受益人资格法定消灭，无论是否存在其他受益人，原受益权的行使都将发生阻却，下文就对此方面的规制进行探讨。
（一）第四十二条
《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二）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将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的做法，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受益权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给予受益人的一项保险金请求权，从性质上讲，是专属于受益人的债权，④而遗产依据《继承法》的规定，先要负担被保险人所有债权人的债权再转定为法定继承人的所有权，很明显一般两者大相径庭，除非受益权的安排与遗产执行程序的结果惊人的一致。另一方面，受益人是投保人、被保险人互相博弈后诞生的角色，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方在理性驱动下利益形成均衡、达到最大化，也就是说，任何变动都不可能在不损坏其他两方的效益情形下使一方效益得到进一步优越，即实现帕累托最优，所以不尊重原受益权意愿的把保险金列为遗产，实行新利益分配的举动，必然破坏最优效益，造成社会效益下降、资源浪费的结果。此外，这种不顾及当事人先前意愿的做法，不尊重私权、也破坏了私法自治的原则。因此，第二、第三情形应当另行规定。
（二）完善建议
1.设定受益人类型
当出现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依法丧失受益权、放弃受益权等情况的非人为受益人变更，单单从受益人的名字、名称，很难判断当事人先前的意愿，所以应当设定受益人的类型，比如讲，受益人代表的是投保人的利益，还是被保险人的利益，或是债权人型的，第一顺序继承亲人型的，还是非第一顺序继承亲人型的，如此将有助于实现受益人非人为变更下按照当事人的意愿再分配受益权，使法律具备可操作性。另外，不管是否存在其他受益人，原受益权的份额都应当单独再分配、不混同，理由跟上一段一致，不再赘述。
2.设置志愿顺序
受益人的非人为变更，通常更难让人意料和控制。比方说受益人在投保人、被保险人不知情下死亡，受益人就变成了一纸空文，或者受益人、被保险人同时车祸身亡，受益人无法变更，这都可能触发《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的适用，从而违背当事人当初的意愿，破坏已形成的利益均衡，因此效仿高考设定志愿一样，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可设置第一顺序、第二顺序、第三顺序志愿，避免不确定的风险，同时也能节约人为变更的成本，给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都带来便利。
[注 释]
①唐英.保险受益人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兼论我国<保险法>相关规定的完善[J].吉首大学学报，2011（4）：128-129.
②温世扬.论保险受益人与受益权[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2）：34.
③何丽新.论离婚关系中的人身保险问题[J].海峡法学，2011（2）：64.
④杨信.保险金列为被保险人遗产之合理性分析——解读我国<保险法>第42条[J].特区经济，2012（4）：255.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EB/OL].http：//www.gov.cn/flfg/2009-02/28/content_1246444.htm.
[2]唐英.保险受益人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兼论我国<保险法>相关规定的完善[J].吉首大学学报，2011（4）.
[3]曹阳.保险受益人制度探究[J].企业导报，2011（11）.
[4]严蓓佳.对保险受益人制度具体问题的探析[J].法制与社会，2012（4）.
[5]田晨晨.关于保险受益人法律地位的探讨[J].海南金融，2012（10）.
[6]温世扬.论保险受益人与受益权[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2）.
[7]何丽新.论离婚关系中的人身保险问题[J].海峡法学，2011（2）.
[8]杨柳.浅议保险受益人的范围界定[J].才智，2012（13）.
[9]杨信.保险金列为被保险人遗产之合理性分析——解读我国<保险法>第42条[J].特区经济，2012（4）.
作者：陈欣
第二篇：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问题研究
[摘 要]保险利益原则作为保险法的重要基石，从其产生以来就一直广受争议，尤其保险利益归属主体在保险法学理上存在不同观点。随着保险利益原则的不断发展，学界也不乏对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原则存废之争的讨论。诚然，英美法系不少国家从形式上或实质上废除保险利益原则的做法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支持，但是这一做法是否也适用于我国保险法，或者说是否适用于我国现行保险法律体制，仍然值得商榷。故从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原则存废之争的讨论中探究保险利益原则在我国保险法发展中的命运，并以保险利益原则作为切入点，审视与保险利益原则相关的保险利益归属主体和受益人指定、变更权法律制度。自保险利益原则引入我国以来，尽管我们不能说其起到了杜绝道德危机的发生，但也不能否认其在稳定我国保险市场，防止赌博、避免道德危险上的作用。在我国保险法理论尚不完善的今天，废除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应用的做法尚不可取;人身保险利益归属主体应由投保人转为受益人;受益人之指定、变更权的主体也应由被保险人转为投保人。
[关键词]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利益存废;保险利益归属主体;受益人指定、变更权
保险利益原则在其产生之初因其能有效地防范赌博行为，预防道德危险的功能颇受嘉奖，也因此被各国保险法确认进而成为保险法一大核心制度。然而，在20世纪末期，澳大利亚在意识到保险利益原则所产生的限制保险市场发展的弊端后改革，便逐渐展开了逐步否定保险利益原则在保险合同中存在必要的改革①。随后，作為保险利益原则发源地的英国也产生了废除该原则的呼声，美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美国保险市场及其法律制度与英、澳相似，从而主张美国也应该学习英、澳等国的做法，废除保险利益原则。近年来，保险利益的存废之争在我国保险理论界也引发了不少思考。
一、保留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适用
就保险利益存废之争而言，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得出各学说之间孰优孰劣的结论为目的，采纳任何一种观点的前提，都在于充分考量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背景，从而选择适合我国发展现状的学术观点。就此，本文先在下文中讨论两大法系对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利益的态度。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合同适用上的观点多有不同：英美法系国家主张废除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合同（主要是人寿保险）中适用的学者认为，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利益中的继续适用业已出现弊大于利的现象。总结其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由于保险利益原则本身的不确定性，保险利益原则实际上在预防道德风险的同时也创造了逆向风险，且这种不确定性给保险人创造了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来剥削保单持有人的机会，阻碍了保险市场公平目标的实现[1]。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曾指出：“为满足保单持有人将保单作为其财产的一种形式的需要，以及为避免如若在保险实务中保单持有人对被保险人生命具有某种利益而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两点就足以说明不应限制保险的自由性。”AUSTL. LAW REFORM COMM’N INSURANCE CONTRACTS 87（1982）. 其二，保险利益原则的存在阻碍了保险市场的活性。例如，澳大利亚的viaticum settlement It was traced by the Fourth Circuit fairly recently in Life partners， inc .v. Morrison ：A viaticum settlrment，by which a dying person is able to acquire provisions for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s journey by selling his life insurance policy， is thus thought to provide a viaticum. In the language of the industry， the insured is the viator， who sells his policy at a discount to a provider of the viaticum.，life settlements，stranger-orentated life insurance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人身保险，澳大利亚法规审查机构（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在澳大利亚1995年法案颁布后做了一项数据统计Australia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Statistics：Half Yearly Life Insurance Bulletin（Jan.5，2011）.，这些数据清楚地展现了没有保险利益原则介入的保险市场也可以是健全的，并有利可图的。其三，并非所有的缺乏保险利益的保险单都创造了一个不能忍受的道德风险，也并非具有保险利益的保单就一定能够阻止道德风险的发生，保险利益原则设立的初衷并未发挥其预想的功能。而且投保人或保险人可以简单地通过创造“伪装”，从而避开保险利益原则而使保险公司当然地认为其具有保险利益[2]。大陆法系多数学者主张同意主义，同意主义以被保险人的主观意愿为准绳，衡量人身保险合同的效力，以此来实现区分保险与赌博并防止道德危险发生的目的，但现实中，反映在书面上的被保险人的同意，并不一定能够代表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愿，而可能是胁迫、欺骗、收买的结果，而此时保险也可再次沦为赌博工具[3]。
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所指出的保险利益原则适用弊端的确有其一定的道理，从澳大利亚的法律实践中，我们也能看出澳大利亚废除保险利益原则澳大利亚1984年《保险合同法》第16条：“保险利益不是必须的，普通保险合同不因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而无效。”第17条：“损失发生时法律上或衡平上的利益并非具备……”对其保险市场的发展来说的确有不错的成果。然而，我们不能一味地只看见废除保险利益原则而使得保险市场繁荣的结果而忽视了废除该原则的制度前提，以澳大利亚为例，Atmeh学者曾在其文章中指出“澳大利亚的法律似乎在完全废除保险利益原则上作了一个平衡举措。一方面，法律上已经准备好接纳以他人生命为赌博的风险将增大的现象;另一方面，为换取废除保险利益这一结果，澳大利亚创造了一个全面的法规体系，以简化市场消除保险利益存在时对市场的效率的阻碍” It was traced by the Fourth Circuit fairly recently in Life partners， inc .v. Morrison ：A viaticum settlrment，by which a dying person is able to acquire provisions for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s journey by selling his life insurance policy， is thus thought to provide a viaticum. In the language of the industry， the insured is the viator， who sells his policy at a discount to a provider of the viaticum. 。这一改革不仅要考虑到1909年《海上保险法》并且要考虑改革的任何部分是否会影响其他法律制度的运作，是否限制了竞争，同时还要考虑经济和区域发展、消费者的利益、企业的竞争力以及解决方案[4]。由此可见，澳大利亚之所以能够提出废除保险利益原则的改革并在保险合同中适用，前提就在于其同时也考虑到了国家的法律制度前提。
是故，是否应当废除保险利益原则的关键不仅在于废除与否本身，而且在于我国目前法律制度下是否适合废除，是否有废除保险利益原则的法律制度基石。切莫本末倒置，一味追求、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而导致不仅保险利益原则所本应有的功能不能实现，且废除后应有的效果也因条件不成熟而难以发挥。因此，保险利益原则的存废问题，不能一概而语，主张废除的学者最应提出的不是该原则目前存在之弊端，以及废除该原则后对保险市场、对保险消费者以及保险人的利处所在，而是提出当前我国废除保险利益原则的基础是否具备。换句话说，废除保险利益原则以避免前述保险利益原则的弊端应当具备哪些法律上及社会上的基础条件，如若不具备应从哪些方面着手改善以使我国的社会条件、法律制度条件适于接受废除保险利益之举措。
正如前文所述，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为什么在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期提出废除保险利益原则的改革措施，不仅在于其认识到保险利益原则继续存在的弊端，更关键的是，这些国家在主张废除的同时也在不断构建其制度前提以寻求与其他法律制度的衔接，因为法律之间具有密切联系，要想彻底废除一项原则或制度将会导致一系列的变动。反观我国保险法甚至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在我国保险法理论尚不完善的今天，采取小修改会比激进地废除更为可取，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尽管不少学者高谈废除保险利益原则有诸多益处，也不能将其任意适用于我国，否则不免发生排异效果，反倒得不偿失。更进一步说，保险利益原则自其被引入我国以来，也的确发挥了防止赌博、避免道德危险的作用，盡管我们不能说其能够起到杜绝道德危机的发生，但也不能否认其在稳定我国保险市场上所发挥的作用，更不能因噎废食，况且，至少在目前，人身保险合同项下保护被保险人的生命应当比保险市场的繁荣来得更重要。
二、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之归属主体
世界各国对人身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的学说很多，主要的有“投保人说”“被保险人说”[5]“投保人和受益人说”以及“受益人说”四种学说，其中又以“投保人说”和“受益人说”之争最为激烈。由我国《保险法》第12条第1款以及第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2条第1款：“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1条：“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四）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可知，我国现行立法形式上采取的是“投保人说”这一观点，要求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然而，除规定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外，为了辅助保险利益实现防止赌博、避免道德风险的目的，我国《保险法》还规定了受益人指定、变更权实际上由被保险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9条：“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受益人发生道德危险则丧失受益权等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43条：“……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以此来防范受益人发生道德风险之嫌。由此可知，我国立法在人身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上不仅考虑到投保人的道德风险防范，更多的还考虑到对受益人道德风险的规避。其一，被保险人于实务中通常指定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主体作为受益人，即使受益人实际上对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但由于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的行为，可以视为推定同意，进而视其为具有保险利益之人。其二，《保险法》第43条“受益人一旦发生道德危险即丧失受益权”的规定，也从侧面体现了人身保险合同中容易发生道德风险的主体是受益人。
由此，本文认为尽管我国人身保险利益归属主体的相关立法在形式上采取的是“投保人说”的观点，但其实际上更倾向于“投保人和受益人说”的主张。实则，不管形式上的“投保人说”还是实质上既要求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又辅之以其他法律规定以避免受益人道德危险的做法均不合理，理由具体如下：
一是我国保险法形式上为“投保人说”，但实质上倾向于“投保人与受益人说”的做法，尽管勉强能够实现保险利益原则设立初衷，防范对被保险人道德风险，但其造成我国保险法理论与实践的混乱，这种制度背后的理论基础薄弱也不利于我国保险法的发展。
二是形式上要求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做法，极不利于保险市场的发展，将使各种类型的“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合法基础[3]。无保险利益即无损害，无损害则当然无保险金。我们不妨做以下假设，如若不要求人身保险合同中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身体或生命具有保险利益的话，在被保险人遭遇保险事故后，受益人则取得保险金请求权而得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然事实上，对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的受益人在该保险事故中根本未遭受任何损害，既无财产上的损失也无精神上的损害，那么将得出不具保险利益的受益人在没有任何损害的情况下获得保险人给予的经济上的补偿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无疑是滑稽的。因而，受益人应当是对被保险人人身或生命具有保险利益之人，否则将得出无损害而获救济的结论，势必是不符合保险的宗旨及其功能的。
三是需要强调的是，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可能会提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经被保险人同意而指定的受益人取得最终的保险金请求权是被保险人行使对自己身体或生命受损而获得的经济上的补偿的处分权，是其意志自由的体现。换句话说，不论其指定谁为受益人，也不论该指定的受益人是否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均是被保险人行使处分权的体现。对此本文并不赞同。因为，这一主张没有考虑到人身保险合同中真正遭受损害的人的利益。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若被保险人不幸遭遇保险事故残疾或死亡，真正遭受损害的是其配偶、父母、子女等与其有血缘上或经济上利益的人，这些人或因和被保险人的亲密关系而遭受精神上的打击，或因丧葬事宜、子女抚养、夫妻扶养、父母赡养等而遭受财产上的损失。所以，与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人，才是真正应当受到保险金补偿的主体。虽然囿于人身保险的非损害补偿性，人身保险的保险金给付并非严格遵循遭受多少损失就有多少补偿，但是在保险法律体制中至少应当确保的是，于人身保险合同中，因被保险人身体或生命受损遭受精神上损害或财产上损失的人，可以获得保险的保障从而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金（即这里的保险金），而非任何一个经被保险人指定的并不一定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应当获得这笔保险金。更进一步讲，即使承认被保险人对保险金的处分权，该处分权也并非不受任何限制。况且强调受益人必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也符合保险设立的初衷与其基本功能。是故，本文主张无保险利益者不能成为受益人，即使经被保险人指定也不行。笔者在此并非否认被保险人对保险金的处分权，而是强调保险制度设置应当尊重并遵守保险的宗旨和目的。“无损害则无保险”，倘若被保险人的确有强烈的欲望将因自己身体或生命受损而获得的保险金给予对其无保险利益的人，那么，其完全可以于保险法之外赠予其任何形式的与保险金价值相当的财产，而不是罔顾保险的初衷，将保险金作为民法上单纯的财产随意处分。
另外，查阅相关司法判例，将截止到2017年3月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涉及“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亡”与“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亡”的案件收集起来做出粗略统计，结果显示涉及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亡的案件仅20余例，而涉及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亡的案件高达500余例。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我国保险法在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上应采纳“受益人说”而非“投保人说”，且被保险人的同意也不应成为推定受益人具有保险利益的理由。有学者可能会说如此限制受益人的资格条件更不利于保险市场的发展。实则不然，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投保人与保险人，受益人只是人身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之一，对受益人资格的限制只会更有助于发挥保险保障真正在保险事故受损者的利益的功能，而且放宽对投保人的限制也有利于保险市场的繁荣。
三、人身保险利益归属主体的变更对受益人指定、变更权的影响
受益人作为人身保险合同的关系人，其产生途径为经由他人依法指定。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应该由谁来指定受益人更为合理的问题，也即受益人指定、变更权的归属之争。理论上对此主要有“投保人说”和“被保险人说”两种观点。
主张“投保人说”的学者认为受益人的指定、变更权主体当属投保人所有，被保险人仅享有同意权。理由总结如下：一是由被保险人享有指定权违背合同法原理;二是由被保险人享有指定权的做法不合于通例。综观国内外保险立法，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皆将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赋予投保人，例如，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59条第1款则确认投保人拥有指定受益人的权利，日本2008年6月6日颁布的《保险法》第43条亦体现了该内容[6];三是被保险人的同意权的设置足以防控道德危险[7]。
主張被保险人说的学者则认为，受益人的指定、变更权主体应当属被保险人所有。理由归纳如下：一是被保险人是保险金的当然享有者，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指定受益人无异于是将其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自愿转让给其指定的受益人[6];二是由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被保险人自行决定由谁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可以有效防范道德危险。
我国《保险法》第39条规定了受益人的指定权归属问题，从第1款规定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似乎得出指定权的主体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但该条第2款又规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由此看来，实际上是被保险人真正拥有受益人的指定权，而不是投保人享有完全的指定权[8]。由此可知，我国保险立法目前仍采取的是“被保险人说”的观点。
本文认为在维持现行保险法立法不变的状态下，为了弥补保险法理论不足之缺陷，并尽可能使保险制度在实务中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采纳被保险人说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如前文所述，据我国《保险法》第12条及第31条的规定可知，我国保险法目前在保险利益原则的立法上采纳的是“投保人说”的观点，要求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对受益人对被保险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不问及。在如此立法背景下，人身保险合同中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主体是受益人，易受保险金诱惑而引发杀害被保险人以获取保险金之道德风险的人也是受益人，那么本应受保险利益原则控制的也应为受益人才对，然我国保险法并未以保险利益原则对受益人的资格予以限制，那么，被保险人的人身如何能够得到保护，如何降低受益人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如何让被保险人的人格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除规定受益人发生道德危险即丧失受益权外，也应在受益人的指定、变更权上有所限定。是故，在默认现行的保险利益归属主体为投保人的前提下，赋予被保险人享有对受益人的指定权，以指定、变更权的行使来控制对自身最有可能发生道德风险的受益人的人选，以此平衡被保险人人身不受自身控制的状态，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不要求受益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时，由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受益人发生道德危机的可能性。既保障被保险人的人身也最大程度尊重被保险人的人格。
试想如若在现行立法背景下，仍赋予投保人享有受益人的指定、变更权，势必引发更多的人身保险合同道德风险问题。因为投保人并非人身保险合同中人身受到保障的主体，那由其指定谁可以在被保险人死亡时享有保险金受领权的受益人，必然没有被保险人斟酌得认真仔细，况且保险法也不要求受益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是故，由投保人指定受益人将更易发生道德风险，不利于保险制度应有功能的发挥，故在现行立法基础上，为了更好地保护被保险人，尊重被保险人人格，平衡受益人不受任何资格条件约束的不确定状态，本文认为主张“被保险人说”或许是目前的最佳选择和权衡之举。我国现行立法采纳的也正是如此。
然抛开现行立法不谈，承接上文所述在承认人身保险利益归属主体为受益人之后，本文认为：“投保人说”更经得起推敲。理由如下：一是从合同法的原理考虑，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为投保人与保险人，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仅为保险合同中的关系人，作为当事人一方的投保人负有支付保险费的义务，理应享有对保险金归谁所有的指定权，符合合同法权利义务平等之法理。二是与前述要求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主张相衔接，如若法律已经规定保险合同中指定的受益人必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后，那受益人的道德危险基本受到保险利益原则的约束，由被保险人把关指定受益人以防范道德危险的目的业已实现，是故也就没有由被保险人来制定受益人来降低道德风险的必要了。三是赋予被保险人具有对投保人指定受益人的建议权[9]，而非指定权也可以实现对被保险人人格的尊重;而且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保险交易效率，符合商法追求效率的目标。四是，基于隐蔽性授权。从合同目的上看，保险金的请求权和处分权本应属于被保险人所有，据此，可以肯定的是，指定、变更受益人的原权利由被保险人享有。当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不一致时，出于缔约便利的考量，应解释为被保险人实现授权了投保人于合同缔约过程中享有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权利，如此，方能说明是投保人并非被保险人出面与保险人缔结合同并依约支付保险费了[7]。本文认为在人身保险利益归属主体由投保人转为受益人后，受益人之指定、变更权的主体也应由被保险人转为投保人，如此不仅符合保险法原理，可以使我国保险法理论不断趋于完善，也更加方便了保险实务，可谓一举多得。
综上所述，于理论基础而言，保险利益原则在我国保险市场规范的重要性仍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我国保险法理论尚不完善的今天，废除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应用的做法尚不可取;于制度建设而言，人身保险利益归属主体应由投保人转为受益人;受益人之指定、变更权的主体也应由被保险人转为投保人。
[参 考 文 献]
[1] 温世扬.给付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制度构造——基于比较法的视角[J].中国法学，2010，（2）：81-90.
[2] Atmeh， Sharo Michael.Regulation Not Prohibition： The Comparative Case against the Insurable Interest Doctrine[J].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Business，2011，32（1）：93-140.
[3] 任以顺.保险利益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82-85.
[4] 徐梦琪.国际保险法律改革背景下保险利益之存废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4：10.
[5] 高宇.保险合同权利结构与保险利益归附之主体——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改草案送审稿）》第12条、33条、53条之规定[J].当代法学，2006，（4）：69-77.
[6] 贾林青，贾辰歌.论保险受益人的指定与适用范围——兼谈我国《保险法》关于受益人规则的完善[J].保险研究，2015，（5）：78-83.
[7] 温世扬.保险法学（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99-200.
[8] 徐卫东.保险法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70.
[9] 最高人民法院保险法起草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合同章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264.
〔责任编辑：徐雪野 田丹婷〕
作者：宋美慧子
第三篇：把握保险利益原则，正确购买人身保险（上）
一、案例故事
刚满4岁的小女孩芳芳，因父母在外地工作，暂时由上海的外公抚养。外公为芳芳买了一份寿险，并指定自己为受益人。半年以后，芳芳因意外事故死亡，外公与芳芳的父母同时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却认定这张保单是无效合同，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退还了保费。
二、简要分析
明明购买了一份保险，为什么保险公司拒绝赔付，而且只退还保费呢?
原来，这就是市民在考虑买保单时常常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可以给哪些人购买保险?
对于这个问题，法律上有很明确的规定。这就是我国《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利益原则。一般而言，寿险保单订立后，被保险人一旦身故，保单中的受益人(领取保险金的人)就会得到保险公司支付的保险金。为了确保被保险人的生命安全，不致诱发故意杀害被保险人的恶性事件发生，在保险业务中，一般要求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必须要有特定的人身或经济利益关系，这就叫投保人必须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如果在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时，没有保险利益的存在，合同就会被认定为无效。
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可以为自己、配偶、子女、父母以及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抚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投保，也可以为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除此之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但对于未成年人，为了特别保护其利益，除了父母外，任何人也不得为其投保以死亡作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即使是父母投保，也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限额。所以，在本案例中，芳芳的外公虽然抚养小女孩，但他给外孙女购买的保单，还是应该依法被认定为无效。(未完
待续)
作者：张学森?南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