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者股权本质研究管理论文

摘要：股权激励是现阶段企业经营中常用的激励手段，有效提高企业的活力，促进企业更大发展。文章就股权激励展开探讨，并着重对股权激励的不同类型与股权激励的运用进行阐述，旨在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促进股权激励的运用效果，避免股权激励走向误区，实现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经营者股权本质研究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经营者股权本质研究管理论文 篇1：

管理层激励、投融资行为与公司风险

【摘 要】 文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管理层激励、公司行为、公司风险的作用关系路径，即管理层激励影响公司行为，公司行为影响公司风险，旨在找到趋利避害、协调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路径和办法。研究发现，由于管理层激励的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表现在扩大投资规模，由此加剧了公司的风险；管理层激励可以抑制公司负债筹资行为，避免公司因负债过多而产生违约风险和破产风险。

【关键词】 管理层激励； 筹资行为； 投资行为； 公司风险

管理层激励已成为我国企业协调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方式和手段。由于我国一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产权结构不合理、所有者缺位、经营者往往具有某种政治地位，这些问题加重了代理问题，势必影响企业的绩效，加大公司的风险，损害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鉴于此，笔者分析了公司投融资行为在管理层激励与公司风险之间的中介作用，建立管理层激励、公司行为与公司风险之间的作用关系路径，旨在系统剖析由于代理关系引发的三者之间的关系，找到管理层激励方式与程度对投资、筹资行为的影响差异，从投融资行为两个方面摸索公司风险变化的规律，发现管理层激励对缓释风险、权衡公司风险和收益的正确方向。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开始关注管理层激励。当薪酬契约无法对管理层的工作努力和经营才能及经营效果作出补偿和激励时，容易诱发经理的机会主义和趋利行为，反映在投资行为上则可能出现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从而引发经营风险；反映在筹资行为上则可能出现过度负债经营，引发各种财务风险。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将对股东财富造成危险。通过对管理层进行激励，影响管理层对自己行为的选择，进而缓解此行为引发的各种风险。Ogden， Jen and O’Connor（2004）指出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商业战略决定着一个公司的运营和财务结构，公司的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影响着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和公司总风险。唐清泉、甄丽明（2009）指出，国有企业由于所有者的缺位或功能失效，管理层作为自利的“经济人”，容易导致严重的代理问题。管理层在受到激励之后，行为决策上就会有所倾向，从而影响公司的行为，使公司的风险有所变化。风险得到加强还是得以抑制，与管理层的激励强度密切相关。于富生、张敏（2008）研究指出管理层激励与财务风险密切相关，在管理层激励的实施过程中应关注公司风险的变化。以往的大多研究越过管理层的行为，直接研究管理层激励对公司绩效或公司风险的影响，忽视了公司行为这一重要中介的作用。

关于投资行为在管理层激励与公司风险之间的中介作用，有研究表明管理层激励会影响到管理层作出有所倾向的投资决策，引起投资风险变化，进而影响公司总风险，如Coles，Daniel and Naveen（2005）的研究提供了组织的重要特征、管理层激励的架构、管理层的关键决策（尤其是投资政策和负债政策）之间较强因果关系的经验证据。他们发现CEO薪酬的改变能够改变公司的投资决策行为，可能投资于冒险的资产从而产生较大的风险。Aggarwal and Samwick（2006）认为企业出现过度投资是因为管理层有私人利益；出现投资不足是由于相对于投资，管理层的私人成本太高，需要给予管理层适当的激励，管理层才可能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同时作者指出，激励的增大是来源于风险规避的减弱，在此条件下，激励的增长有利于投资和业绩的增加。周绍妮（2009）通过研究股权激励实施后公司行为发生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发现实施股权激励后，大部分公司的股利支付率显著下降，股东减轻了对管理层的约束和监督。同时，大多数公司的投资规模扩大，执行董事比例高的公司，投资规模有效降低，减少了过度投资行为，代理成本也随之降低，而与投资所带来的风险相关性并不显著。廖理、廖冠民、沈红波（2009）以2004—200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晋升机制具有激励效应，并且高管激励强度与绩效正相关，同时在经营风险高的公司，由于存在比较严重的业绩监督问题，高管的晋升激励效应更明显。

通过对筹资行为在管理层激励与公司风险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研究，探讨了管理层激励与负债水平、筹资方式之间的关系，推导出对公司风险的影响。Grossman，Hart（1982）发现，为了降低管理层对现金流的控制，即控制管理层的风险行为，债权筹资比股权筹资更有利，所以提高公司的负债水平是限制管理层控制现金流的方法之一，从而降低公司财务风险。吕长江和王克敏（2002）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实证研究发现对管理层激励尤其是股权激励，当股权比例越高时，越能够减少管理者与公司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同时公司的负债率和股利支付率都会降低，从而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李豫湘、甘霖（2004）研究发现管理层持有股份的比例与资产负债率呈负相关关系，公司风险会由此降低。以上作者在发现管理层持股激励能抑制负债无限制增长的情况下，得出有助于公司财务风险降低的结论。

已有的研究在分析管理层激励与公司行为之间关系时，推导了对公司风险的影响，或者直接研究管理层激励与公司风险的关系，而把公司行为作为一个“黑箱”，没有强调管理层受到激励之后在行为决策上的倾向，特别是在公司的投资决策和筹资决策这两个关系公司战略发展的重要方面与公司风险关系如何？从管理层激励到公司行为，再到公司风险的作用关系路径如何？本文的研究主题由三条路线牵引，即管理层激励影响公司管理层的投资行为，投资行为可能引发不同程度的经营风险；管理层激励影响公司管理层的筹资行为，筹资行为很可能引致财务风险；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最终影响公司的总风险（研究思路见图1）。

我国高管人员的财富和财力还处于积累阶段，短期报酬激励对于管理层十分重要且风险较小，吸引力十足（唐清泉，2007）。我国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转变而来，管理层面临任职升迁的政治方面的风险，对于长期的激励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具有不确定性，而且我国管理层人员的薪酬普遍较低、差距较大。在基本收入较低时，管理层会缺乏投资动力，通过管理层薪酬激励之后，管理层在收入得到改善和提高的情况下，会努力寻找投资机会，扩大投資规模。

管理层持股作为一种长期的激励机制，是协调管理层与股东利益冲突的关键治理机制。罗富碧、冉茂盛和杜家廷（2008）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与投资明显正相关。我国目前的情况是管理层持股较少，很难充分发挥它的激励作用，管理层主人翁的地位难以得到体现，扩大投资规模必然要求资金的注入量，风险会大大提升，管理层在综合考虑个人收益、声誉等方面的影响，会缩小投资规模。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a：管理层薪酬激励与投资规模正相关。

假设H1b：管理层持股比例激励与投资规模负相关。

我国管理层薪酬普遍较低，差距较大，通过提高管理层的薪酬水平仅是短期激励计划，管理层对企业没有剩余索取权，无法从本质上让管理层体会到主人翁地位的增强，过度的负债筹资会导致财务风险增大，甚至会面临破产，但是破产对于一个高管声誉的影响会十分严重，所以在我国实施的管理层薪酬激励中，管理层不会过度负债筹资，管理层薪酬激励与负债水平负相关。

如果未对管理层进行持股激励，充分利用债权人监督，股东会希望通过增加负债来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限制管理层对自己有利而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当实施了管理层持股激励之后，使管理层与股东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股东这种利用债权人监督的想法会被弱化，以致负债水平降低。

假设H2a：管理层薪酬与负债水平负相关。

假设H2b：管理层持股与负债水平负相关。

企业投资规模的大小与企业未来的成长性、企业规模的大小、企业管理层风险偏好等关系密切，投资额大的项目，企业必定希望得到高的回报，以弥补投资时的巨额付出。高风险高回报，投资规模越大，在要求高回报的同时会伴随着高的经营风险。

假设H3：投资规模与经营风险正相关。

公司财务风险的大小与筹资数额的多少、投资回报率的多少息息相关，负债水平越高，财务风险会越大。

假设H4：负债水平与财务风险正相关。

公司风险分为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经营风险的大小直接取决于日常企业的各项活动特征，而财务风险则与企业的负债经营水平息息相关。在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的共同作用下，公司的总风险程度会发生变化。

假设H5a：经营风险与公司风险正相关。

假设H5b：财务风险与公司风险正相关。

二、模型和数据

除公司风险的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总经理职位发生变化的数据来自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外，本文所用其余数据均来自国泰安中国股票市场数据库（CSMAR）。选取2008—2010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为了确保研究成果的客观和准确，剔除以下样本：1.ST公司和金融类公司；2.相关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3.2008—2010年间总经理职位发生变化的公司。经过对数据的收集和筛选，本文总共得到了1 497个样本。在实证方面，本文用SPSS17.0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运用AMOS7.0做最大似然估计来测算模型参数及模型的拟合度。

本文所涉及的变量较多，具体的变量指标参见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根据理论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验证理论分析的正确性。本文根据理论构建的模型构念如图2所示。

在理论及构念图的基础上，初步构建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3所示。

三、实证分析

信度是指测量的一致性，是研究者对于相同的或相似的现象（或个体）进行不同形式或不同时间的测量，其所得结果是否一致的程度。本文通过SPSS17.0对文中的可测变量做了信度分析，各指标的信度分析结果参见表2。

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中，一般认为Cronbachα值≥0.70时，属于高信度；0.35≤Cronbachα值<0.7时，属于尚可；Cronbachα值<0.35则为低信度，不可取。检测结果显示，除持股激励之外，其他变量的信度都在0.7以上，说明各可测变量能够较好地反映潜变量，持股激励的信度为0.557，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所以，总体来说初步检验信度可以接受，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本文通过组合信度分析和平均变异量抽取值分析来检验指标内在质量，进一步证明选取指标的可行性。组合信度分析及平均变异量抽取值分析结果参见表3。

组合信度作为潜在变量内在质量的判别标准之一，一般认为在0.60以上，表示模型的内在质量理想。从表3中可以发现，组合信度值均在0.7以上，说明模型的内在质量较好。

平均方差抽取量是潜在变量可以解释其指标变量变异量的比值，是一种收敛效度指标，其数值越大，表示测量指标愈能有效反映其共同因素构念的潜在变量。一般的判别标准是平均方差抽取量要大于0.50。在表3中，六个潜在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值分别为0.804、0.702、0.557、0.740、0.694、0.744，均在0.5以上，整体来说模型的内在质量较好。

通过以上对信度和效度的简单检验，可以发现变量之间的信度和效度较好，支持以下模型参数估计，模型中可测变量参数估计值见表4。

标准化系数又称为因素负荷量，该值越大表示指标变量越能有效反映其要测得的构念特质。在本文的初始模型估计中，所有的标准化系数均在0.65以上，因素负荷量值介于0.686到0.964之间，表示模型的基本适配度良好。例如经营风险，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855和0.686，表示经营风险作为潜在变量对测量指标OR1和OR2的直接效果分别为0.855和0.686，其预测力分别为0.855×0.855=0.731和0.686×0.686=0.471。说明用连续3年每股收益（EPS）的标准差和以历史3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标准离差率来度量公司经营风险，可行性较好，能够解释经营风险，说明每股收益的标准差和主营业务收入的标准离差率能有效反映其要测得的经营风险的構念特质。

在潜变量和可测变量之间的解释与被解释力度较好的前提下，对潜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进行分析，潜变量回归系数估计值见表5。

从表5和图4中可以发现，各个可测变量对潜变量的解释力度各不相同。如管理层持股激励中管理层三年的平均持股比例对管理层持股激励的解释效果大于公司董事持股比例；在筹资行为中，流动负债除以总资产对筹资行为的解释力度最大；以用于投资的现金流量来衡量公司的投资规模效果更佳；而对于风险的衡量，用每股收益的标准差来表示公司的经营风险比用主营业务收入的标准离差率来解释效果更好，现金比率则比流动比率能更好地度量公司的财务风险。

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八组潜变量的关系中，有五组变量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有一组持股激励对筹资行为的影响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薪酬激励对筹资行为的影响和持股激励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没有达到理想的显著水平。

表5的结果显示，管理层薪酬激勵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且与预期的理论假设相符，即管理层的薪酬激励能够促进公司投资规模的扩大，支持了假设H1a。对于管理层持股激励与投资行为的关系，结果并不理想，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即在持股激励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上本文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魏锋、冉光和（2006）和陈晓明、周伟贤（2008）的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对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在这一点上本文没有突破前人的研究成果。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我国管理层的持股比例过小，甚至是零持股，激励效果不明显；二是我国管理层的财富和财力处于积累阶段，他们对于薪酬的提高更为敏感，而长期的激励方式有一定的风险。

在管理层薪酬激励对筹资行为的影响方面，虽然研究表明管理层薪酬激励与筹资行为负相关，即薪酬激励能够抑制负债水平，但结果并不显著，即假设H2a没有得到证实。对于管理层持股激励对负债水平的影响，本文回归结果显示在0.1的水平上显著，与吕长江、王克敏（2002）和李豫湘、甘霖（2004）的研究结果一致。虽然结果并不是十分理想，但仍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即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上升，有助于抑制公司负债水平的增加，通过对管理层进行持股激励，加强管理层的主人翁地位，使得管理层作出恰当的筹资决策，而不致于一味地过分筹资，负债不断增加，导致无限制地偿还本金和利息而备感疲惫。对于管理层持股激励对公司行为的影响，虽然在对筹资行为的影响上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但是整体的效果不是很理想，这可能是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整体持股比例甚少、零持股现象严重导致的，使得管理层持股激励的作用难以发挥。可见，只有在管理层持股激励普遍实施的前提下，它的功能才能够真正发挥出来。

关于投资行为与经营风险的关系，本文显示结果为正相关，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了假设H3，进一步说明在扩大投资规模的时候，经营风险也会增大，所以管理层在作出决策时必须慎之又慎，在追求高回报时，风险也是相伴的。

对于筹资行为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①，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了假设H4，即负债水平越高，财务风险越大，与陈长年（1997）和洪乐平（2004）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公司不能无限制地负债经营，如此一来，会面临巨大的财务风险。

本文结果证明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都与公司总风险正相关，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了假设H5a和假设H5b，即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任何一个增大，都会导致公司总风险变大。所以，公司应当在财务风险较大的情况下，力使经营风险较小，或者在经营风险较大的情况下，使得财务风险较小，这才是明智之举，才能避免公司总风险无限增大。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一高一低的搭配具有中等程度总体风险特征，当高经营风险和低财务风险相搭配时，对于权益投资人有较高的风险，也会有较高的预期报酬，符合他们的要求；这种资本结构对于债权人来说风险很小，不超过清算资产价值的债务，债权人通常是可以接受的。当高财务风险和低经营风险相搭配时，对于权益投资人来说经营风险低，投资资本回报率也低；对于债权人来说，经营风险低的企业有稳定的经营现金流入，可以为偿债提供保障，可以为其提供较多的贷款。因此，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此降彼升的状态是一种可以同时符合股东和债权人期望的现实搭配。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要对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首先需要验证模型是否出现违规估计②，这就涉及到检验标准化参数估计值和误差变量参数估计值是否合理，之后才可以进行模型整体的拟合度检验。误差变量参数估计值参见表6。

从表4和表6可以看出，标准化系数小于1，误差方差没有负值出现，即没有出现违规估计的情况，可以进行整体模型拟合度的检验。

模型的整体适配度指标又称为对模型外在质量的评估，用来检验模型与数据是否契合得良好。模型验证性分析的拟合指数参见表7。

从表7中可以发现，只有GFI、RMR、NFI、IFI、CFI这几个指标基本达到适配标准，而其他指标并没有达到要求，鉴于模型的拟合度并不十分理想，所以需要对模型作出修正。

在结构方程中，对模型的修正表示对模型指标之间关系的一种释放。通过修正可以降低卡方值，提高模型的拟合度。本文依据各变量及误差项之间的理论关系，将下列误差项连接（e3<-->e12、 e11<-->e12、e4<-->e12、e1<-->e9、e3<-->e10、e11<-->e13、 e3<-->e11、e9<-->e14、e1<-->e5、e1<-->e11、e6<-->e12、e4<-->e10、 e2<-->e14、 e2<-->e10、e9<-->e5、e9<-->e6、e4<-->e11、e7<-->e12、e3<-->e6、e13<-->e14、e9<-->e11、e3<-->e14），在修正项之间，除少数几项外，绝大部分都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可以进行修正。模型修正的协方差估计值见表8。

对模型的修正后的参数估计值和潜变量回归系数估计值分别见表9和表10。

从修正后的结果可以看出，修正后变量之间的显著水平基本没有变化，可测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依然显著，说明以上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修正后的拟合度得到了很大改善，模型修正后拟合度指标值见表11。

从表11的各种拟合指标可以看出，模型的卡方值为101.3，df为47，卡方值之所以较大是由于模型的样本量较大，卡方值与自由度的比值为2.16，表明本假设模型与数据拟合度尚可接受。表中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R为0.006，小于0.05；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为0.028，小于0.05；GFI值为0.990，大于接受值0.90；AGFI值为0.979，大于接受值0.90，说明绝对适配度指标达到了要求。NFI值为0.989，RFI值为0.979，TLI值为0.988，CFI和IFI的值都为0.994，均大于接受值0.90，显示模型可以接受，达到了增值适配度指标的要求。各项拟合指标都显示拟合良好，说明整个模型拟合较好。

从表12中可以看出以公司行为作为中介作用的情况下管理层激励与公司风险之间的关系。薪酬激励作用于投资行为，容易导致投资规模的扩大，从而引发经营风险，也就会使公司总风险加剧。持股激勵虽然有抑制投资规模盲目扩大的作用，但效果并不明显，可能是由于我国管理层持股比例过小的原因导致的。在以筹资行为作为中介变量时，虽然持股激励和薪酬激励都能起到抑制管理层过度负债筹资的作用，但是持股激励的措施更为明显，使得负债筹资的水平大为下降，从而缓解财务风险，降低公司的总风险。从激励、行为、风险路径分析各项效果值可以看出管理层薪酬激励与管理层持股激励对公司总风险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实施激励的过程中应当区别对待，谨慎执行。

在研究管理层激励、公司行为、公司风险的路径关系过程中，本部分验证了公司行为是否起到了中介作用。本文利用管理层激励对公司风险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不同来体现公司行为中介作用的效果。中介作用模型如图5。

验证后的参数结果如表13。从表13发现，在管理层激励、公司行为、公司风险的路径研究中管理层激励对公司风险的间接影响，与管理层激励对公司风险的直接影响（ERISK<---薪酬激励、ERISK<---持股激励）有着显著的差异，说明公司行为对管理层激励与公司风险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具体来说公司投资行为在管理层薪酬激励与公司风险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最为明显。说明管理层在实施薪酬激励时，要特别关注激励之后管理层的投资行为决策，不同的投资行为会带来不同的公司风险。作为公司的所有者对于管理层的行为应当时刻关注，决不能误认为对管理层的激励能起到一劳永逸的效果，从管理层激励开始到对公司的绩效或风险产生作用为止，这一过程中的细节是管理层激励效果能否按照预期目标发展的关键所在。

四、研究结论

本文发现公司风险不仅与公司行为直接相关，与管理层激励间接相关，投融资行为在管理层激励和公司风险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一）以投资行为作为中介的情况下管理层激励与公司风险的关系

管理层薪酬激励对投资规模的扩大具有显著的正影响，投资行为对经营风险有显著正影响近而对公司风险具有显著的正影响，结论与假设相符。说明投资行为作为中介变量，受到管理层薪酬激励的影响，在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会加剧公司的风险，所以在对管理层进行薪酬激励的时候要注意把握“度”，否则可能会得不偿失，造成加大公司风险的局面。

管理层持股激励对投资规模的扩大有负的影响关系，但本文的验证中结果并不显著，可能是我国管理层持股比例过小，主人翁地位体现得不够充分，很难促使管理层以主人翁的心态合理地作出投资决策。

（二）以筹资行为作为中介的情况下管理层激励与公司风险的关系

管理层激励能起到抑制公司负债筹资的行为，以避免公司因为负债累累而面临破产的危险。管理层持股激励对负债筹资的抑制作用明显大于薪酬激励的抑制作用，负债水平降低，财务风险也会得到缓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公司的总风险。

综上所述，在研究激励——行为——风险的路径关系时，确实发现公司行为作为中介，会受到管理层激励的影响，之后又会对公司风险产生作用。同时，管理层薪酬激励和管理层持股激励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持股激励对公司风险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薪酬激励要注意“度”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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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媛媛 赵建丽

经营者股权本质研究管理论文 篇2：

试析股权激励的不同类型及其运用

摘要：股权激励是现阶段企业经营中常用的激励手段，有效提高企业的活力，促进企业更大发展。文章就股权激励展开探讨，并着重对股权激励的不同类型与股权激励的运用进行阐述，旨在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促进股权激励的运用效果，避免股权激励走向误区，实现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股权激励；不同类型；应用

现阶段，许多企业主要以股份制的形式存在，股权是投资人投资所享有的权利。享有股权的投资人，可以称之为企业的股东。股东与经理人之间是委托代理的方式，股权激励机制是调节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促使二者之间形成良好的利益共同体，从而有效提高企业的经营质量，实现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股权激励机制能够使得股东更加重视自己的长期效应，经理人更加重视自身的眼前效应，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质量，实现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一、股权激励的相关概述

（一）股权激励的涵义

股权激励是企业的股东为了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提高企业经营者经营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股权激励主要是以股权作为奖励的激励机制。股权激励是现阶段企业经营过程中最为常用的激励机制，能够有效的提高企业的经营活力，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质量，实现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股权激励引导长期行为

股权激励是一个长期的行为，企业的经理人也就是企业的经营者，经营者的职业得到会影响企业的相关决策和投资的经济效益，如果经营者不能科学合理的进行工作，导致相关决策不够合理，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股权激励是一种长期的引导行为，确保经营者在实际的经营的过程中，能够科学的展开工作，确保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股权激励能够游戏的将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联系起来，促使经营者能够站在股东的角度合理的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分析，并制定合理的解决方案。股权激励能够规避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并对经营者的相关行为进行约束，确保企业的经营质量。

二、股权激励的不同类型

股权激励可以按照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不同对股权激励进行划分，可以将股权激励方式划分为：股票期权、虚拟股票、股票增值权、经营者持股、员工持股计划。

（一）股票期权

股票期权是股权激励中的重要类型，是股东对经营者的激励模式。在一定的时期内事先对企业的流通股票进行购买，经营者是股票期权的受益者，经营者在获得股票期权后，具有一种权利。在实际实施股票期权中，需要企业的内在价值能够在证券市场得到真实的反应，而企业的经营状况与股票的价格有着直接的关系。股票期权经一年以上才会使经营者或得相关的经济效益。在此期间，经营者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需要尽可能的提高企业的经营状况，提升企业的股票价值。股票期权的股权激励是一种长期的激励模式，是促进企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措施。

（二）虚拟股票

经营者获得企业一定的虚拟股票，而经营者会享有股价升值带来的相关经济效益。虚拟股票的效益分红与持有虚拟股票的数量有着直接的关系。经营者对虚拟股票没有所有权、不具备表决权、不能进行虚拟股票的转移和出售，经营者一旦离开公司将不能在享有相关的权利和效益。

虚拟股权不同于股票期权，虚拟股权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的经济基金。较比股票期权，虚拟股票的受证券交易市场的营销较小，企业的经营质量和盈利能力的增加，经营者能得到分红奖励。虚拟股权是一种有效提高经营者经营质量的股权激励类型，但是虚拟股票也具有对现激励时现金支出压力的较大的缺点。

（三）股票增值权

股票增值权同样也是企业赋予经营者的一种权利，经营者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得规定数量和一定比例的股票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收益。经营者仅仅具有对这些股票的收益权，并没有股票的所有权和表决权。经营者不需要对股票增值权付出现金，仅仅需要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享受企业股票升值带来的效益。

股票增值权不同于虚拟股票，经营者不需要像股票期权那样付出一定的资金，经营者的直接获利来源是企业。股票增值权具有良好的激励作用，能够有效的提高经营者的经营质量，促进企业的经济效益提升。

（四）经营者持股

经营者持股的股权激励类型，是企业赠予的形式、企业补贴的形式、经营者购买的形式获得企业的股票，经营者成为企业的股东，促使经营者能够站在股东的角度，对自身的利益进行思考，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控制，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经营者持股的形式，能够促使经营者与企业共同承担风险、共享收益，形成一个良好的利益共同体，提高经营者经营效率。

（五）员工持股计划

同经营者持股类型类似，员工持股计划是针对企业内部员工的股权激励措施。员工可以由个人出资对公司的股权进行认购，从而使得员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有着直接的联系，使得员工与企业变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有效的激励员工的工作状态，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实现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股权激励的运用

（一）合理的选择股权激励的类型

企业在实际展开股权激励时，需要对股权激励的类型进行选择。选择股权激励类型时，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分析，结合企业的相关利益结构和企业的经营范围，确保企业的经营质量。在确保经营者和企业员工具有良好的利益下，能够提高工作质量，促使各类投资和管理的决策与制度的顺利落实，从而促进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制定科学的股权激励方案

科学的股权激励方案涉及许多内容，主要包括：股权激励的类型选择、股权激励的对象、股权激励的预期效果、股权激励的周期。合理的对方案内容进行选择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股权激励方案。企业的经营者是影响企业经营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实际的股权激励方案制定的过程中，经营者是股权激励的主体。股权激励的力度选择时，需要合理的对股权激励的制度进行选择，科学的对经营者的绩效进行考核，确保经营者积极性。

股权激励的周期设计要符合企业的发展需求，因此股权激励方案的周期设计时将企业在近期的一段任务作为股权激励的周期，也可以将股权激励的周期定为一个季度或一年。

（三）正确的对企业股权激励进行把握，合理的实施

股权激励是提高企业经理人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手段，但是股权激励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资金风险也是存在的，会造成企业资金流失，造成企业注册资金的降低。而且股权激励的模式还会使得企业股东手的股权减少，而且经理人为了获得经济效益会采取以操控股价的行为，会影响企业的发展效率。

企业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需要充分理解股权激励的重要性，并清晰股权激励的本质，从而有效的避免各类风险的发生，从而有效确保企业的经营者能够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促进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结语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各类问题，这也就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企业的股东采取股权激励机制，促使企业的经营者和员工能够以更大的积极性，提高工作质量。对股权激励的不同类型进行分析，合理的对股权激励进行应用，充分发挥股权激励的作用，促使企业员工与企业经营者与企业形成利益整体，发挥员工与经营者的积极性，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段玉峰.试析股权激励的不同类型及其运用[J].财经界（学术版），2015（14）.

[2]符号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及其绩效的实证研究[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

[3]肖淑芳，金田，刘洋.股权激励、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3）.

（作者单位：宁城华韩化工有限公司）

作者：王保军

经营者股权本质研究管理论文 篇3：

浅析股权代理成本的计量方法

摘要：目前，股权代理成本的计量方法多种多样，国内外学者分别用不同的指标来计量。文章通过对各种计量方法进行归纳总结，对其优缺点进行了分析，从而进一步提出改进方法和新的计量指标。

关键词：股权代理成本；计量指标；改进

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企业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出现了目标不一致的现象。在信息不对称、不充分的情况下，经营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惜牺牲企业股东的利益，从而产生了股权代理成本。

一、股权代理成本

企业所有者(即股东)与经营者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关系下，股东将一部分决策权委托给经营者，经营者以股东的名义从事各种经营、投资活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双方自然都追求自己效用最大化，那么经营者就不可能完全为了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行事。因此，股东必须设计出一种合适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来限制经营者偏离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于是就产生了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激励和监督付出的成本和企业经营者采取的行动不一定能做到使股东的利益最大化，造成股东福利部分损失所带来的一种成本，称为剩余成本。

激励成本、监督成本和剩余成本共同构成了企业的股权代理成本。这种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者必须承担的一种成本，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和消除，只能通过各种努力将其降到最低，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各种计量方法及其指标的优缺点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在对股权代理成本的研究中，运用了不同的指标来计量。

1　营业费用率(营业费用／主营业务收入)法

在营业费用率法下，企业的股权代理成本等于其营业费用与零代理成本企业营业费用的差额。所谓零代理成本即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分离的企业，股东与经营者合一，经营者拥有全部股权，因而不会产生代理成本。

对于营业费用，一般以主营业务收入加以标准化，即：营业费用／主营业务收入。即

企业的股权代理成本=OE_i／S_i-OE／S₀/S₀

其中，OE_i／S_i为i公司的主营业务费用率；

OE_o／S_o为零代理成本公司的主营业务费用率。

这种方法所计量的代理成本包括管理者的额外消费及其他代理成本，这些成本又被称之为直接代理成本。这实际上是从投入的角度来计量代理成本，并且以零代理成本公司作为参照公司，从而得出样本公司的代理成本。

2　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法

这种方法是用资产的无效使用(如管理失职、投资不当、过度在职消费、偷懒等)所造成的利润损失来计量股权代理成本。具体地说就是用资产周转率来测定企业资产的使用效率，并将其与零代理成本相比较，从而间接地反映企业的股权代理成本。即

企业的股权代理成本：S_o／TA_o-S_i／TA_i

其中，S_i／TA_i为i公司的资产周转率；

S_o/TA_o为零代理成本企业的资产周转率。

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从产出的角度来计量股权代理成本的。资产周转率越高，表明企业经营者对资产使用的效率越高。而若资产周转率低，则说明企业经营者可能将资产用于非生产性目的，代理成本就高。

目前大部分的研究主要运用营业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这两个比率来计量股权代理成本。

(1)优点：营业费用率是支出类指标，与股权代理成本呈正方向变化，即营业费用率越高，股权代理成本越大；资产周转率是收入类指标，与股权代理成本呈反方向变化，即资产周转率越高，股权代理成本越低。这两个指标都是以特定企业与零代理成本企业的相关投入或产出相比较，比较直观便于理解，用起来方便。

(2)缺点：

①营业费用包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财务费用通常包括利息净支出、汇兑损失及相关手续费等，营业费用中一般还包括运输费、装卸费、包装费等，这些费用均與股权代理成本并无本质联系，直接用营业费用率来计量股权代理成本不是非常合理，应将那些关系不大的费用剔除。

②现实当中，零代理成本企业很难获取，从而使得该方法的实际运用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之后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并没有选择零代理成本企业，而是直接运用营业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来计量股权代理成本。

3　其他方法

Sung运用闲置现金流量和内部股权比例来计量股权代理成本。运用闲置现金流并不能充分反映企业的股权代理成本。

齐寅峰通过分别推导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与存在委托代理问题时的股东预期收益率，以两种情况下股东预期收益率差额作为代理成本。但是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的企业很难获取，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困难。

陈冬华、陈信元和万华林在研究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管制的效率时，直接用在职消费来部分地衡量代理成本。但从实际情况看，在职消费信息的获取也有局限性，如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长期未披露在职消费情况、所披露的某些在职消费项目并非全部是经营者的直接消费等。

张华和刘霜叶在对上市公司代理成本进行实证分析中，提出新的代理成本计量指标——市净率。即股票总市价与净资产之比最大化，即市净率最大化。市净率越大，表明股东的目标实现得越彻底，公司管理者更好地尽了代理人应尽的义务，代理成本便越小，反之亦然。

三、对股权代理成本计量指标的改进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对股权代理成本的计量指标进行改进。同时，还可以采用与一些与公司委托代理相关的、可以作为股权代理成本指示变量的公司特征来反映股权代理成本。根据股权代理成本的构成，具体可以从激励和监督两个方面寻找更加合理的指标来计量股权代理成本。

1　激励方面

股权代理成本包括显性股权代理成本和隐性股权代理成本两个部分。隐性股权代理成本的高低随着监督控制是否有效而具有很大的伸缩性。若监督控制有效，企业经营者往往很难侵蚀所有者资产，隐性股权代理成本低；若监督控制失效，经营者便有很多侵蚀所有者资产的机会，而每个经营者都是理性经济人，他们必定会大量侵蚀所有者资产从而使得隐性股权代理成本十分高。企业必须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来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监督控制，从而降低隐性的股权代理成本。

同时，要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与监督机制相结合，才可以有效的降低股权代理成本。激励机制主要体现在经营者的报酬方式上，通过把一部分剩余索取权转让给经营者，使其在获取收益的同时承担风险，并且收益与风险相对称，从而将经营者的利益与股东利益有机联系起来，即用期权、股权、薪酬等将经营者的利益与股东利益一致化。这样就可以使得经营者不断

提高工作努力程度，减少在职消费、过度投资以及非理性投资等，从而大大减少经营者侵蚀所有者资产行为，并降低其所带来的隐性股权代理成本。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是最直接的激励方式。通过高管薪酬和股份支付激励企业经营者更加努力工作，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通过查阅各上市公司近三年的公司年报，由于存在股份支付行为的企业很少，故选取30家企业作为样本，运用EXCEL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性分析，其过程及结果如下：

(1)将30个样本分成两组：

A组由16个有股份支付行为的样本组成；

B组由14个无股份支付行为(即股份支付为0)的样本组成，

(2)对两组样本分别将(股份支付+高管薪酬)与营业总成本、利润总额、营业收入、净利润、营业成本、每股收益、经营净现金流量、股价、投资报酬率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得出结果如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存在股份支付行为的样本A中，

(股份支付+高管薪酬)与利润总额、净利润、营业利润、每股收益、股价、投资报酬率都不相关(相关系数小于0.3)，与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收入、营业成本、经营净现金流量是显著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在0.5到0.8之间)。而在无股利支付行为的样本B中，(股份支付+高管薪酬)与利润总额、净利润、营业利润都是显著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在0.5到0.8之间)，与营业总成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每股收益是中度相关(相关系数在0.3到0.5之间)的。

显性代理成本即股东将企业经营权授予经营者所付出的代价，是可以直接计量的，如高管薪酬、股份支付等；而隐性代理成本是经营者在对企业进行经营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给股东带来的损失，是一种难以直接计量的代价。

在样本A中，(股份支付十高管薪酬)与利润总额、净利润、每股收益都是非线性相关或线性负相关的，而在样本B中则是显著线性相关或中度线性相关关系。用来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我国新的会计准则要求股份支付计入成本，使得存在股份支付的企业利润被大幅度拉低，同时由于近几年股票价格的一路下跌，原有的股权激励失去了行权价值。同时，在样本A与样本B中，(股份支付+高管薪酬)与营业总成本、营业成本都是线性相关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可以用(股份支付+高管薪酬)来计量显性股权代理成本。

在样本A与样本B中，(股份支付+高管薪酬)与营业收入呈线性相关关系，与经营净现金流量呈显著线性相关关系，但与股价、投资回报率都是线性负相关的或非线性相关的，即对股价和投资回报率影响很小或没有，也就是说股权代理成本没有对股价和投资回报率起到刺激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隐性股权代理成本是微乎其微的。

因此我们在对股权代理成本进行研究时，可直接用显性股权代理成本来对其进行计量，即用(股份支付+高管薪酬)来计量股权代理成本。

为了具有可比性，需要用主营业务收入对其进行标准化，即

(股份支付+高管薪酬)／主营业务收入

综上所述，可以用(股份支付+高管薪酬)／主营业务收入直接计量股权代理成本。

2　监督方面

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可以有效防止企业经营者通过在职消费获得薪酬以外的额外收益，从而降低股权代理成本。直接用在职消费可以部分地计量股权代理成本，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很难获得在职消费的数据。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长期未披露在职消费，即使有披露，所披露的某些在职消费项目并非完全是经营者的直接消费。所以要找出可以替代在职消费的指标来计量股权代理成本。

在营业费用率法下，营业费用中包含了一些如运输费、装卸费、包装费、利息净支出、汇兑损失及相关手续费等不相关的费用，使得用其计量的股权代理成本失真。将营业费用率法改进，应将那些不相关的费用剔除。

办公费和业务招待费往往是企业经营者五花八门在职消费的“避风港”，因此办公费和业务招待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对在职消费的控制效率，可以全面反映经营者在职消费以及闲暇享受等自利行为，是监督企业经营者在职消费最主要的指标。将其标准化就可以直接用来计量股权代理成本。即

(办公费+业务招待费)／主营业务收入

四、结论

目前为止，在对股权代理成本的研究中，主要运用的是营业费用率法和资产周转率法计量股权代理成本。但是，由于其存在一些缺陷，故可对其进行改进，以更加准确地计量股权代理成本，为企业设法降低股权代理成本奠定基础。经过分析研究，笔者提出可以运用(股份支付+高管薪酬)／主营业务收入和(办公费+业务招待费)／主营业务收入这两个指标来更加合理的计量股权代理成本。

参考文献：

[1]Jensen M，Meekling w.Theory 0f the Firm，managerial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Economics，1 976，(5)，305-560.

[2]Phillip J.McKnight，Charlie Weir.Agency costs，corporate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n large UK publicly quotedcompanies：A panel data analysis.The Quarterly&eview 0f Economicsand Finance，Volume 49，Issue 2，May 2009：139-158.

[3]劉灿辉吴斌：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J].财会通讯，2009(8).3－5.

[4]杨蓉：管理者的代理成本[J].公司财务，2010(1).74-75.

[5]张华,刘霜叶：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实证研究[J].财会通讯，2009(1).29-55.

作者：王庆华 郭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