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质量法探析论文

[摘要]产品责任作为一个出现于工业时代的法律问题，已经在各国法律体系中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法律领域。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产品质量法探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产品质量法探析论文 篇1：

灌装低价白酒冒充名酒的行为定性

摘 要：对灌装低价白酒冒充名酒的行为定性，首先应判断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是否必然是伪劣产品，再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犯罪构成加以解读;在判断一产品是否为伪劣产品时，应当以产品质量法的实质要件为依据，仅以一产品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的形式要件为由，认定其为伪劣产品是对法律规定的扩大解释;低价白酒不是伪劣产品，灌装低价白酒冒充名酒的着眼点在于酒瓶，本质在于商标的假冒，该行为应受假冒注册商标罪规制;解决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竞合问题，关键在于分清各罪的规制对象，对数个犯罪行为分别进行评断，最后根据想象竞合犯、吸收犯等理论进行综合评价。

关键词：灌装白酒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假冒注册商标罪 竞合

一、问题的提出

虽然我国刑法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法不断完善，二者的司法解释也在增多，但是由于日常生活中，通常将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假冒”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伪劣”两个词合并使用，因此容易发生混淆。同样是灌装低价白酒冒充高价白酒，部分司法机关作出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判决，而另一部分司法机关作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判决。

[案例一] 梅某假冒注册商标案[1]

2016年6月至12月期间，被告人梅某回收“天之蓝”“海之蓝”“五粮液”“国窖1573”等白酒酒瓶，并且通过网络购买上述白酒的商标、防伪标及包装盒，随后在其租赁的北京市丰台区大灰厂的出租房内，将其从批发市场购进的低端白酒灌装到“天之蓝”等高价白酒酒瓶中，后通过贴标、封盖、装箱等方式重新包装，冒充“天之蓝”“海之蓝”“五粮液”“国窖1573”等品牌的高端白酒对外出售，市场价格共计人民币82859元。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被告人梅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案例二] 何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2]

2015年8月至2016年10月期间，被告人何某某先后伙同被告人王某甲、王某乙、余某某、谢某某，在兰州市城关区高滩村一出租房内购买制假设备，用尖庄、绵竹等品牌白酒，灌装制作五粮液、五粮春、金成州等品牌白酒向王某丙销售谋利。经审计上述查获的白酒价值133527.67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人何某某有期徒刑1年6 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灌装低价白酒冒充名酒的行为到底是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还是假冒注册商标罪，抑或是数罪并罚，需要界定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是否必然是伪劣商品[3]。再对两个罪的犯罪构成加以解读。

二、“伪劣产品”的标准

上述案例中，部分司法机关将“灌装低价白酒冒充高价白酒”的行为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主要原因在于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伪商解释》）第1条解释了刑法第140条的“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合格产品”的概念。尖庄、绵竹等品牌白酒为低等级、低档次的产品，五粮液、五粮春、金成州等品牌白酒为高价白酒，以低等级、低档次白酒灌装冒充为高等级、高档次白酒的行为符合“以次充好”的规定，因此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如案例三所示。

[案例三] 张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4]

自2014年1月份開始，被告人张某某、雷某受王某（逮捕在逃）指使，在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样田村一出租房内，以每箱10元的价格为王某用低档白酒灌装五粮液、洋河、牛栏山等品牌高档白酒，假酒制作完成后王某将成品假酒运至朝阳区南四环98号、100号假酒库房;后2014年3月17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在样田村将正在制作假酒的被告人张成龙、雷某二人查获，并在样田村及朝阳区南四环X号、X号假酒库房起获假冒五粮液、洋河、牛栏山等6个品牌的假酒共计3587瓶（600余箱）及压瓶器等制假工具，经估价，货值金额为97万余元;至案发，二被告人共获利13000余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某、雷某无视法律，将低档次白酒灌装制作成高档次白酒用于销售，被当场查获的假冒高档次白酒价值人民币90余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应予惩处。

而另一部分司法机关将“灌装低价白酒冒充高价白酒”的行为认定为假冒注册商标罪的主要原因在于，低价白酒不属于劣质产品，而是真品。这种以“真”换“真”的行为不属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规定的“以次充好”的方式。[5]低价白酒与高价白酒属于“同一种商品”。[6]灌装低价白酒冒充高价白酒的行为，关键在于使用了其他酒类商标，而这一行为属于冒用他人注册商标，因此该“灌装低价白酒冒充高价白酒”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如案例四所示。

[案例四] 李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7]

自2013年年初以来，被告人李某某从“陈姐”（在逃，另案处理）等人处购买大量高档酒的包装盒、酒瓶、瓶盖、瓶身商标贴标等，在其承租的海口市高坡村的民房内，通过将绵竹大曲、金六福、苏百利等低价白酒、洋酒灌装到贵州茅台、五粮液、剑南春、国窖1573、泸州老窖、洋河蓝色经典海之蓝、洋河蓝色经典天之蓝、轩尼诗、马爹利等高价白酒、洋酒的酒瓶内，并加以包装后加贴购买的未经许可使用的高价酒的商标标贴的方式加工假冒商标的白酒、洋酒。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某未经注册商标许可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且假冒两种以上商标，非法经营数额97625元，情节严重，依法应予惩处。

笔者在“openlaw”网站上，以“灌装白酒”为关键词，以一审刑事判决书为条件，搜索了2016年至2020年期间的相关判决，检索出共计915个结果（截止于2020年8月31日前上传数据），作出以下统计：

“灌装白酒”相关判决的罪名主要集中在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共计865件，其余为侵犯财产类的判决20件，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类的判决13件，危害公共安全类的判决11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的判决3件，贪污贿赂类的判决2件，渎职类的判决1件。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共计865件的判决中，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的判决最多，共计752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判决共计101件;扰乱市场秩序的判决共计6件;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判决共计4件;金融诈骗的判决共计2件。（见图一）

其中，在侵犯知识产权类752件判决罪名中，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判决共计742件，占总量（915件）的81.1%。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判决共计101件，占总量的11%。（见图二）可以看到，关于灌装低价白酒冒充名酒的行为，绝大多数的司法机关对此都作出“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判决。

灌装低价白酒冒充名酒的行为究竟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还是假冒注册商标罪，前提条件需要确定灌装的低价白酒是否属于伪劣产品。此外，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理论，劣质产品的盛行，势必会损伤合法生产者、经营者的创造性智力成果、研发的积极性，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8]因此，对“伪劣产品”作出合理界定实为重要。

刑法第140条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作出了规定，列举了该罪客观上的四种表现形式，并且《伪商解释》对刑法第140条的四种表现形式作出了具體说明，但始终都未明确“伪劣产品”的概念。纵观我国法律，《产品质量法》第26、27条，规定了生产者和销售者对产品质量负有实质上和形式上的义务。实质上产品需满足安全性、适用性、可靠性三个功能。即对于安全性而言，产品在适用过程中不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对于适用性而言，产品应当具有在一定条件下实现预期目的的功能。对于可靠性而言，产品应当与其标注的质量、功能等说明一致。形式上的要件系针对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标识而言。产品只有在实质要件上和形式要件上均符合规定才是合格产品。因此，司法机关从实质和形式上认定“伪劣产品”，缺一不可，如案例五所示。

[案例五] 时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9]

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间，经青岛某有限公司（另案处理）及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另案处理）实际控制人时某某授意，被告人张某1（另案处理）作为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王某1（另案处理）作为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产品经理，由张某1研发具体产品，并让王某1策划宣传文字内容，张某1修改并报时某某最终决定该套装的宣传文字内容。该套装在未取得任何许可证的情况下，以每件280元的成本价格由青岛某有限公司生产该产品2200件（箱），货值金额61.6万元，由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给吉林某农资有限公司产品1604件（箱），销售金额为人民币449120元，未销售产品596件，货值金额人民币166880元。经吉林省农药鉴定所核查，产品成分均已超出农药登记批准的使用范围。

二审法院认定，被告人时某某作为青岛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致涉案农药产品包装在未取得任何许可证的情况下，包装成玉米套装，并生产、销售该套装，且生产金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但是，《产品质量法》作为行政法规，并不能完全成为刑法定罪量刑的依据。因此，在判断一产品是否为“伪劣产品”时，不能简单地一概都以《产品质量法》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作为依据，部分司法机关作出的判决有进行更正的必要。

事实上，《产品质量法》中生产者和销售者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规定在第49条、第50条、第52条。[10]第49条规定产品需保障人体健康、财产安全，属于上述实质要件中的安全性功能;第50条规定产品不可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属于上述实质要件中的可靠性功能;第52条规定产品失效、变质问题，属于上述实质要件中的适用性功能。不难发现，《产品质量法》中规定生产者和销售者需承担的刑事责任均与产品的实质要件有关，而刑法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规定的也是行为人对产品实质要件的违背。因此，在判断一产品是否为伪劣产品时，应当以《产品质量法》的实质要件为依据，仅以一产品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的形式要件为由，认定其为伪劣产品是对法律规定的扩大解释。

三、“灌装低价白酒冒充名酒”行为评述

（一）“灌装低价白酒冒充名酒”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根据上述伪劣产品的认定标准，灌装低价白酒冒充名酒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理由如下：

首先，灌装低价白酒不符合“掺杂、掺假”的行为。刑法第140条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作出规定，《伪商解释》第1条第1款对“掺杂、掺假”的概念作出细化。上述案例中，灌装的是一整瓶的低价白酒，并不是在高价白酒内掺入低价白酒。即便是掺入了，也需要致使掺好的混合液体的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即掺入行为影响了产品质量，但是低价灌装的白酒投放到市场上依然需要通过质量检验才可以，因此其依然是合格产品，低价白酒与高价白酒均是符合产品质量的白酒。此外，高价白酒的使用性功能为饮用，而灌装的低价白酒的使用性功能也为饮用，并没有使其降低、失去使用性功能，不符合“掺杂、掺假”的规定。

其次，根据《伪商解释》第1条第2款的规定，灌装低价白酒的行为不构成“以假充真”。不论是低价白酒还是高价白酒，均具有饮用的使用性功能，因此不存在真假之分，也就不存在“以假充真”的行为。

再者，根据《伪商解释》第1条第3款的规定，灌装低价白酒的行为不构成“以次充好”。部分司法机关认为，灌装低价白酒冒充高价白酒属于以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高价次产品。事实上，“等级”“档次”等的概念，需要在同一背景下控制变量进行比较。例如，Z中学为省级重点中学，生源质量较好。在全市统一考试中，某学生甲的成绩平均分为90分，在众多出色的同学里成绩平平，因此班主任给甲同学的评定等级为B。而X中学为市里的一所普通中学，生源质量不一。在该全市统一考试中，某学生乙的平均分为90分，在校内名列前茅，因此班主任给乙同学的评定等级为A。即便是同样的试卷，同样的改卷标准，也会因为环境的不同而影响同学的等级评价，我们不能说甲同学就比乙同学差。同理，我们不能根据价格的高低来判断低价白酒和高价白酒究竟谁更高级，因为二者处在不同的生产厂家、使用不同的工艺技术、属于不同的品牌、采用不同的定价标准。再者，用价格评判产品等级的方式不合理。因为部分商标能对产品带来溢价效果，产品的价格往往远高于实际价值。例如奢侈品牌“LV”的箱包，动辄上万，扣除其原料、人工等费用外的利润十分可观。但此时一个原料、工艺、流程都优于“LV”的箱包，但是其定价低于“LV”，我们不能因为其定价更低从而评定他的等级更低。商品在物质生产完成以后，通过别的方式出现了增值，增值主要体现在品牌上。[11]因此，不能把增值与高质量等同，认为低价白酒的等级必然低于高价白酒的等级是不合理的。

最后，根据《伪商解释》第1条第4款的规定，灌装低价白酒的行为不构成“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对象是伪劣产品，且必须是伪且劣的产品（下文另行论述），而灌装的低价白酒是“伪而不劣”的商品。因此，该行为不能够被评价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再如前所述，投放到市场的酒类均需进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后方能流通，哪怕低价如二锅头、尖庄等的白酒最低也得符合酒类产品的国家标准。因此，“灌装低价白酒冒充名酒”不存在“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之说。

（二）“灌装低价白酒冒充名酒”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事实上，之所以出现将灌装低价白酒冒充高价白酒评价为两个不同的犯罪的现象，主要是二者的着眼点不同。将该行为评价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着眼点在于酒，认为低价白酒与高价白酒二者的本质不同，存在低级与高级之分，灌装低价白酒冒充名酒行为属于“以次充好”。将该行为评价为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着眼点在于酒瓶，认为低价白酒和高价白酒二者都是符合《产品质量法》规定的合格产品，不同之处在于低价白酒冒用了高价白酒的酒瓶即商标。灌装低价白酒冒充名酒行为应受刑法第213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罪所规制。

首先，低价白酒和高价白酒属于同一种商品。1957年6月15日，法国尼斯外交会议上通过了《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以下简称《国际分类表》），1961年生效，每五年根据时事的变化对其进行修订。1988年11月1日起，我国开始使用尼斯协定所规定的《国际分类表》。该表将商品和服务分成了45类，1-34类为商品，35-45类为服务。这45类商品和服务又按照“类、组、种”的方式细分，即类下设组，组内分种。《国际分类表》第33类为酒精饮料，3301组为含酒精的饮料（啤酒除外），组下有37种商品，如330001薄荷酒、330002果酒（含酒精）、330003苦味酒、330004茴芹酒、330005茴香酒、330006开胃酒……C330037白酒等，并没有因为价格的高低而作出低价白酒和高价白酒之区分，二者同属于C330007种商品，价格不属于商品种类的分类标准。

其次，灌装低价白酒冒充高价白酒的本质在于商标的假冒。如果认为此举是酒类被假冒而应该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那么反之，如将高价白酒“茅台”内的酒水灌装到低价白酒“二锅头”内，此时低价白酒被高价白酒假冒了，难道也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吗？再比如，同样价格的两个品牌的白酒A与B，将A灌装到B的酒瓶内，难道也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吗？如此显然是不能说服大众的。

商标除了识别功能外，还具有品质功能。不同的商标也代表着该商标下所注册商品的质量，这是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都会考虑到的因素。目前，市面上的假“茅台”层出不穷，但普通消费者很难尝出哪个是真“茅台”，哪个是假“茅台”，他们在购买时往往只认准“茅台”的商标及外观设计，而不是在试喝以后才决定购买的。因此，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性购买的也通常是商标。而商品的过剩与互联网的繁荣，使企业更看重商标随着不断投入而产生的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市场环境下的商标，相比传递信息的工具，本质上更是一种竞争工具，即市场主体通过对商标等抽象物的拥有而得以从市场竞争的压力之下解脱出来。[12]在此情形之下，商标的作用可想而知。

此外，即便二者同属于侵犯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但仍然有很多不同点。[13]第一，从客体上来说。假冒注册商标罪侵犯的是国家的商标管理制度和管理秩序，以及商标所有者的商标专用权。[14]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侵犯的是国家对普通产品质量的管理制度。灌装低价白酒冒充名酒行为，混淆了商品来源，必然侵害了商标所有者的商标专用权，进而侵犯国家的商标管理制度和管理秩序。但是不论低价还是高价，均是符合国家产品质量的白酒，因此并没有侵犯国家对普通产品质量的管理制度。第二，从目的上来说。实施假冒注册商标罪是为了混淆商品或服务来源，最常见的就是“搭便车”行为。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实施，主要是为了混淆商品质量，主要的行为方式为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更确切地说，假冒注册商标行为更大意义上是一个手段行为，目的是为了后续行为能够谋取更大的利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直接体现出了其犯罪目的。[15]显然，灌装低价白酒冒充名酒的行为符合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实施目的。

综上所述，灌装低价白酒冒充 “伪而不劣”的高价白酒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假冒注册商标罪而不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四、延伸：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之竞合

上述案例涉及到的是伪而不劣的产品，事实上，一个产品是否被认定为伪劣产品，往往关系到是否会造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侵权知识产权类犯罪的竞合问题，解决竞合问题的关键在于分清各罪的規制对象，对数个犯罪行为分别进行评价。

（一）两罪的规制对象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有四种表现形式，分别是“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第一、二、四类型均属于伪劣产品没有异议，但事实上第三种以次充好型产品也属于伪劣产品。即便是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高档次产品，二者之间应当达到足够的差距，且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应当几近于残次品。[16]残次品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严重缺陷或达不到出口合同标准的产品，与正品有着本质区别，属于不合格产品。因此，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规制对象为伪劣产品，并且是伪且劣的产品。

根据假冒注册商标罪法条规定，该罪的犯罪对象为注册商标。通过注册取得商标权，排斥他人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以导致消费者混淆的方式使用相同或者近似商标。[17]但对于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可以是合格产品，或称伪而不劣的产品，也可以是伪劣产品。因为各个企业对自身发展的定位不同，对各自的产品适用不同的标准，有些采用国家标准，有些制定更为严格的企业标准，但只要该假冒的产品满足国家标准，也是合格产品，虽伪但不劣。

有学者指出，伪劣产品不能成为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对象，因为假冒注册商标罪中明确规定，必须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所有人相同的商标。但是从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的规定上看，即便从名称、原料、形状、性能、用途上对“同一种商品”进行判断，也并不必然得出假冒的商品一定是合格产品。哪怕假冒的商品为伪劣产品，只要符合上述方面的要求，依然属于“同一种商品”。因此，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规制对象可以是伪劣产品，也可以是伪而不劣的产品。基于此，从生产环节到流通环节，不同环节和行为个数将影响不同的罪名成立。

（二）两罪的适用竞合

第一，在生产过程中假冒注册商标的。首先，分辨存在的不同行为。部分学者指出，生产行为通常是指进入流通领域之前的一系列工序，包括对原材料的加工、对产品的包装、贴牌等行为。此环节的假冒行为属于生产行为的一部分，事实上属于一个行为，不具有独立评价的意义。[18]但是，这只是生产商对于流水线作业式的分类，并不能实现刑法意义上对数个不同行为分别评价的效果。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假冒注册商标的，存在生产和假冒两个行为。其次，再看该产品是否为伪劣产品。在符合入罪数额标准下，若为伪劣产品，既成立生产伪劣产品罪，也成立假冒注册商标罪。按照牵连犯理论，即基于一个犯罪目的实施数个犯罪行为，数个犯罪行为之间存在手段与目的或原因与结果的牵连关系，且触犯了数个罪名的犯罪形态，择一重罪处罚。若为伪而不劣的产品，则只能成立假冒注册商标罪。（见下表）

当然，此种认定必须在“同一种商品”基础上进行，若假冒的商品与被假冒的商品不属于“同一种商品”，结果则有所不同。如，白酒属于《国际分类表》的第33类白酒、红酒、洋酒类——第3301组含酒精的饮料（啤酒除外）——第330037种白酒。酒精属于第1类化学品、树脂——第2组工业、科学、农业、园艺、林业的工业化工原料——第010041种乙醇。虽然二者含有酒精成分，但是显然白酒与工业酒精不是“同一种商品”，将工业酒精进行勾兑进而冒充白酒，此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而不是假冒注册商标罪。[19]

第二，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只成立一个销售行为，此时看该商品是否为伪劣产品。在符合入罪数额标准下，若为伪劣产品，既成立销售伪劣产品罪，也成立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属于一行为触犯数个不同罪名，为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处罚。若为伪而不劣的产品，则成立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见下表）

第三，在生产中假冒注册商标后，又自己销售的。对于前一生产行为，按照上述行为进行定性。有观点认为，生产行为是销售行为的手段，销售行为是生产行为的目的，二者成立牵连关系，是两个独立的行为。[20]但是构成牵连犯的数个行为之间没有必然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不一定要自己实施生产行为，因此二者并不构成牵连关系。但是在生产中假冒注册商标后，又自己销售的，销售行为是生产假冒行为的必经阶段，生产出来的产品必然需要销售出去，否则该行为没有意义。根据吸收犯理论，一行为是另一行为的必经阶段、组成部分或必然结果，而被另一行为所吸收。因此，销售行为被生产假冒行为所吸收。但是刑法第140条为选择性罪名，因此，该产品若为伪劣产品，生产假冒行为在上一步成立生产伪劣产品罪的情形下，可以直接适用选择性罪名，成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假冒行为若在上一步成立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情形下，销售行为成立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但被前一行为所吸收，只成立假冒注册商标罪一罪。若为伪而不劣的产品，生产假冒行为在上一步成立假冒注册商标罪，而销售行为成立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但其被前一行为所吸收，只成立假冒注册商标罪一罪。（见下表）

第四，在生产中假冒注册商标后，又销售他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此时不再适用前述的吸收犯理论，因为销售的是他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成立单独一个行为，需要单独评价。依然需要区分伪劣产品与伪而不劣产品。生产假冒行为如前所述进行评价，对于销售行为，若销售的是伪劣产品，成立销售伪劣产品罪或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择一重罪处罚。若销售的是伪而不劣的产品，成立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将生产行为构成的犯罪与销售行为构成的犯罪实施数罪并罚。

五、结语

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4月公布的《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现状（2019年）》中指出，“2019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新收侵犯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5242件，同比上升21.37%。其中，侵犯注册商标类刑事案件4982 件，同比上升21.01% 。”[21]侵犯注册商标的犯罪十分严重，不仅侵犯了商标注册人的商标专用权，也损害了消费者和其他商标投资者的利益。灌装低价白酒冒充名酒的行为仅是近年来频发的侵犯注册商标类犯罪的一个缩影，但其仍然在各地出现了判决不一的情况，这不仅需要司法工作人员加强对新型案件的认知，也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认识到新型案件背后蕴含着的法律原理。

注释：

[1] 参见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刑初578号刑事判决书。

[2] 参见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7）甘0102刑初1209号刑事判决书。

[3] 参见朱孝清：《略论惩治假冒商标犯罪的几个问题》，《法学》1994年第2期。

[4] 参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4）通刑初字第957号刑事判决书。

[5] 参见李腾：《低价白酒灌装冒充高价白酒出售性质的认定》，《犯罪研究》2016年第4期。

[6] 根据《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关于刑法第213条规定的“同一种商品”的认定问题：名称相同的商品以及名称不同但指同一事物的商品，可以认定为“同一种商品”。“名称”是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在商标注册工作中对商品使用的名称，通常即《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中规定的商品名称。“名称不同但指同一事物的商品”是指在功能、用途、主要原料、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方面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相关公众一般认为是同一种事物的商品。

[7] 参见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海中法知刑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

[8] 参见王志广：《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研究（理论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9] 参见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3刑终28号刑事判决书。

[10]《产品质量法》第49条：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产品质量法》第50条：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銷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产品质量法》第52条：销售失效、变质的产品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销售产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参见黄晖：《商标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12] 参见章凯业：《商标保护与市场竞争关系之反思与修正》，《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

[13] 参见赵秉志、许成磊：《侵犯注册商标权犯罪问题研究》，《法律科学》2002年第3期。

[14] 参见刘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15] 参见肖晚祥：《假冒注册商标罪司法实务问题探讨》，《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6期。

[16] 参见刑事审判参考第677号：杨昌君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17] 参见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09页。

[18] 参见熊劲松、苏惠渔：《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争议问题探讨》，《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 年第 5 期。

[19] 参见齐明华、臧博：《灌装低价白酒冒充名酒销售如何定性》，《中国检察官》2018年第14期。

[20] 参见王志祥、刘杰：《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竞合问题探析》，《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21]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9）》，中国法院网https：//www.chinacourt.org/app/appcontent/2020/04/id/504957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2月25日。

作者：叶捷　陈颖

产品质量法探析论文 篇2：

产品责任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分析

[摘 要] 产品责任作为一个出现于工业时代的法律问题，已经在各国法律体系中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法律领域。通过对美国、欧洲及亚洲国家和地区产品责任法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比较考察,可以发现,发达国家普遍采取较倾向于产品责任受害人及其亲属的,相对完备的损害赔偿制度设计,普遍认可缺陷产品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和不同程度的惩罚性赔偿，就我国而言，现行产品质量管理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产品责任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保护都存在一定的欠缺。所以应尽快制定专门的《产品责任法》,采取限幅数额的办法，明确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的大体数额,以切实保护产品责任受害人的人身、财产及精神权利。

[关键词] 产品责任 精神损害

一、产品责任及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概念

产品责任，通常是指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对因制造、销售或者提供缺陷产品，致使他人遭受人身、财产损害所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产品责任法上的精神损害，是指由于产品缺陷导致的受害人精神上的伤害与痛苦，它可能表现为由于人体特征形象毁损和人格特征伤害所带来的卑屈与羞惭，也可能表现为由于亲人故去所导致的永久性的痛苦的心理体验。产品责任法是结合了加害人主观过错、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以及侵权行为和精神损害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这几个方面要素进行具体考量，以确定赔偿范围的。而精神损害赔偿，就是“权利主体因其人身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受到损害而要求侵害者进行赔偿的一种民事责任”。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目的是对受害人进行慰籍和补偿，同时又带有对加害人的惩罚。不可否认，不论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是多少，身体伤害所造成的终生遗憾和苦痛都是无法真正弥补的。法律做出的金钱赔偿只是为了尽量消除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和不安，平复其内心的创伤，其给付是象征性的,其慰籍和补偿仅仅属于一种安慰而已。

二、产品责任法上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及数额问题

关于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及数额问题，各国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有着不同的观点。就其赔偿范围而言，受害人因伤残受到精神损害，本人应获得赔偿自不待言，理论和实践也普遍予以认同。但是在精神损害是否还应包括由于受害人死亡而给其直系亲属带来的精神损害这一点上，尚存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受害人亲属的精神损害理应同受害人本人的损害一同给予赔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精神损害应只针对受害人本人而言，不应包括他人。笔者支持前一种观点，认为法律应给予赔偿的精神损害既应当包括受害人本人的精神损害，也应当包括因受害人受伤致残和死亡给家属带来的精神损害。当受害人受伤致残或死亡后，受害人父母、子女、配偶因与其关系较之其他人更密切，必然会受到精神打击，而且较之其他人更难以承受。法律对其精神损害一并判以金钱赔偿并不违背“弥补与抚慰”的立法目的。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由于精神损害无法量化，因此确定赔偿数额时，应结合受害人精神损害的程度,以及亲属与受害人的亲密程度等因素具体考量。各国一般在遵守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由法官依据“自由心证”对精神损害赔偿进行裁量。笔者认为也可参照审判先例限定赔偿幅度，视具体案情的不同，在限定的幅度内相对固定地确立赔偿标准。

三、产品责任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比较法考察

1.英美法系

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倾向于将精神损害归入财产损害赔偿制度中。从英美国家的判例法来看，精神损害的范围包括疼痛与折磨、精神打击、丧失对生活的享受、寿命缩短和丧亲之痛等。具体而言，受害人不论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是情绪上的痛心；不论是因失去原有的情感、安慰和保护等产生的痛苦，还是因不能享受生活、丧失对生命之追求而引起的损失，都被纳入了赔偿范围。

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18条提供的选择条款规定：本法规定的非金钱损害赔偿的金额不得超过2500美元，或不得超过金钱性损害赔偿金额的两倍，以两者中的少者为准，但原告通过优势证据证明：产品使原告遭受严重的和永久的或长期的（1）毁容;（2)身体机能的损害;（3）痛苦或不适;（4）精神疾病，则不在此限。而《欧洲共同市场产品责任法》第11条规定:基于本法所定以外之事由,因具有缺陷商品所生伤害或有损害请求权，不受本法之影响。可见，虽然该法未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但它却不排除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在赔偿数额问题上，美国法为补偿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和不幸而给予的赔偿额往往占赔偿总额的大部分，有关个人对因产品缺陷而死亡的这类案件所造成的损害案件同样可以获得赔偿。所依据的法律主要有两类:（1)大家都称之为“生存者法”的法律，授权死者的个人代表（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为其个人伤害起诉，如同本人不死时可亲自起诉一样。(2)一般称之为“不正常死亡法”的法律，一般允许由死者遗产继承人或某些受益人起诉，这些人因死者的死亡而遭受经济方面的损失。

2.大陆法系

《德国民法典》第847条规定：在侵害身体或健康,以及在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受害人所受损害即使不是财产上的损失，亦可以因受损害而要求合理的金钱赔偿。第338条规定：受害人因健康受损而在参加社交生活方面受到限制的，有权得到合理的赔偿。如果健康受损使受害人的生活严重地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的，也应给予赔偿。虽然德国法对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了具体范围的限制，即在产品责任领域中，只支持因一般人格权受侵害的金钱赔偿请求，以填补非财产上的损害。但毕竟在立法上认可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地位，发挥了其应有作用。德国最高法院认为：“民法第847条规定的痛苦金请求权，具有双重功能，对受害人所受非财产上损害提供适当的补偿，但同时由加害人就其所生之损害对被害人予以慰藉” 。

另外，日本《制造物责任法》第6条也规定：关于制造物的缺陷的制造业者的损害赔偿责任，除依本法的规定外，依民法（明治29年法律第89号）的规定。根据《日本民法典》第710条规定：不问是侵害他人身体、自由或名誉情形，还是侵害他人财产情形，依前条规定应负赔偿责任者，对财产外的损害，亦应赔偿。

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同理，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害的相互转化也应该存在。物质赔偿的作用应不仅及于财产损害，对于精神损害的补偿与抚慰作用亦不可抹杀。产品责任制度中对精神损害给予金钱赔偿，我们不能承认人可以用金钱来赎买，但必须承认，人的损害是各有其价的。

四、我国现行产品责任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立法考察及完善

1.我国产品责任立法概况

《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虽然文字上没有明确“精神损害赔偿”一词，但它还是被理论界广泛认同为推动中国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产品质量法》中也未出现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条款，从2000年修正以前的《产品质量法》上观察，可以发现第32条第2款“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中的“其他重大损失”几个字。我们可理解为考虑到法的前瞻性所留的余地，而精神损害就应属于要补充进“其他重大损失”的内容。另外，第32条第1款关于抚恤费的规定，抚恤费应理解为因产品缺陷造成受害人死亡时，加害人支付给受害人亲属的一种安抚的费用，其作用属于精神上的安慰而非财产补偿，因为另有一笔“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用于经济补偿。

2.我国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

1997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因卡式炉爆炸引起的毁容案件，首次做出了赔偿受害人10万人民币精神损害的司法判决。“……原告贾国宇与家人及邻居在春海餐厅聚餐。……卡式炉燃气罐发生爆炸，致使贾国宇面部、双手烧伤，……法院认为：实际损失除物质方面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的精神压力与痛苦。本案原告贾国宇在事故发生时尚未成年，身心发育正常，烧伤造成的片状疤痕对其容貌产生了明显影响，并使之劳动能力部分受限，严重地妨碍了她的学习、生活和健康，除肉体痛苦外，无可置疑地给其精神造成了伴随终身的遗憾与伤育，必须给予抚慰与补偿” 。这样的表述和司法判决是在立法相对模糊的情况下作出的富有勇气的判决。此案发生4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赔偿解释》）终于就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引致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不是正式立法，但该规定还是富有建设性的。

3.财产损害能否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以及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

对于财产损害能否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赔偿解释》第4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据此可知，在产品责任案件中，只要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损害的，就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在我国规范性文件中第一次确认“物品”损害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事实上，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正是通过一定的金钱补偿，对受害人遭受的精神痛苦加以抚慰，从而减轻其因此造成的损害。只要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客观上造成了精神损害，都应给予补偿。我们所要抚慰的是受害人遭受侵害的精神痛苦，没有必要追究导致痛苦的损害的类别。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问题，《赔偿解释》第10条规定：“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该规定没有涉及具体数额，但为确定赔偿标准提供了比较权威的参考。

4.完善措施：进一步明确产品缺陷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

“精神是抽象的、无形的。精神损害赔偿有别于财产损害赔偿，其数额确定难以有一个固定统一的标准，只能根据精神损害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与该精神损害有关的各种因素加以确定” 。《赔偿解释》第10条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很难量化，实践操作中赔偿数额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很难保证判决结果尺度统一，保障司法公平。笔者建议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采取限幅数额的办法，首先由全国人大或最高人民法院依据现阶段社会发展水平制定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相对稳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表，规定各种精神损害赔偿额的上下限；同时根据加害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侵害的方式、侵权行为发生的场合、侵害的手段及对受害人造成的后果、有无混合过错等因素，分别规定加重和减轻赔偿的情形；然后，各地方立法机关依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统一的赔偿幅度内，确立本地区的具体执行标准。这样既能根据地区差异而制定合理的赔偿数额，又能保持本地区内赔偿数额标准和幅度的统一和公平。

五、结语

从立法模式上看，我国没有专门的产品责任法，《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组成了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值得注意的是，产品责任主要法律《产品质量法》中专门规定产品责任制度的仅7条，即第40至第46条。与发达国家的专门立法相比，我国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尚处于幼稚的成长阶段。我们应以冷静、务实的态度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品责任损害赔偿制度“成长的烦恼”，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先进制度，完善既有法律体系,最终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产品责任法。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页

[2]张 云:《产品缺陷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初探》.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75页

[3]贺光辉:《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析》.理论学刊,2006年第1期,第84页

作者：张　科

产品质量法探析论文 篇3：

民商法对消费者信息权的保护

摘 要：我国推出的消费者信息权较晚，但是其发展速度较为迅速，逐渐成为民商法中的主要内容。随着网络技术不断发展，消费者信息中所包含的内容也较为广泛，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特别是在电商交易盛行的当下，逐渐出现消费者信息权被侵犯的情况，甚至有些补发分析交易买卖消费者信息。基于此，本文主要阐述消费者信息权的概念及特点，并探究民商法对消费者信息权的保护。

关键词：民商法;消费者信息权;保护

引言

现阶段，信息技术的产生以及和各行各业的融合，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随着信息技术深入发展，信息化程度逐渐提升的同时，也提升了消费者信息所蕴涵的商业价值，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掌握消费者信息就能提升市场竞争力。近些年来，出现了大量消费者信息被侵犯的问题，而且商业市场上对顾客的争夺也表现出强烈的趋势。我国消费者信息权保护方面的法律较为薄弱，而且还存在一些概念、界限模糊的情况，导致消费者信息权侵犯情况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一、消费者信息权的概念及特点

（一）消费者信息权的概念

消费者信息主要指的是消费者身份信息，包括姓名、年龄、家庭住址、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职业、学历等内容，这些内容是一个人的基本信息。消费者信息权属于一种综合性权利，能够确保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自己的信息不被他人窃取、利用和侵犯，受到法律的保护，在法律保护下给予消费者的一种消费权力。一般消费者信息权中包含的要素较多，包括信息报酬权、信息知情权、信息删除权、信息修改权以及信息封锁权等，对消费者的一切信息进行保护。在权力体系建设中，消费者信息权的重点在于信息决定权，消费者有权对自己的信息选择公开，包括公开的时间、地点以及方式等，消费者还有权决定自己信息是否能够被他人利用，并对信息的利用范围和形式进行限定和控制，对自身信息进行自由支配。消费者信息知情权也是重点内容，对个人信息应用掌握情况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应用信息的范围、内容以及类型等，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应该确定自身信息权益，了解自己信息是否被利用或查询，这样才能保证自身的信息权。

（二）消费者信息权的特点

第一，消费者信息权的主体。消费者信息权的主体为消费者，这个消费者主要是自然人，该权利为个人信息权的下属权益，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该权利进行划分，才能将权力的价值发挥出来，对权力进行调整，实现权力和消费者之间关系的平衡。以客观角度为入手，对权力进行分析，消费者信息权主要是具有识别特点的消费者的身份信息，消费者具有明显的可识别性，可以对其进行更精细的划分，分为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等，并以此为基础，将消费者也分为直接客体和间接客体两种。直接客体能够实现独立识别，不需要借助消费者的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等信息;间接客体不能实现独立识别，需要借助消费者一些相关信息，比如婚姻状况、医疗信息等。

第二，消费者信息权的信息属性。消费者信息权的信息属性有明显的双重性特点，不仅对消费者而言有良好的信息保护作用，而且对商户经营者来说也表现出良好的促进作用，能够有效提升商户在行业市场中的核心竞争能力，了解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促进其消费。比如，消费者信息权中的人身性，和消费者个人信息之间的关联较大，可以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分析，实现信息识别。消费者信息权的信息属性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也就是财产性，这是消费者信息经济属性中的终点内容，能够通过消费者财产情况，大致判断出其消费情况，利用这一信息，对消费者的需求和消费能力进行评价，从而挖掘消费者的消费价值。然而，在消费者信息权发展过程中，随着电商行业的产生，也逐渐出现消费者信息被侵犯的情况，消费者信息能够通过不同渠道、形式在市场上流通，这主要是消费者的信息中所包含的经济属性逐渐提升，一些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獲取利益，直接对消费者信息权进行侵犯。

二、民商法对消费者信息权的保护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目前我国民商法体系中的重点内容，是具有专项效益的法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法律内容，主要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利益，避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现阶段，随着社会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渐增强，消费者能够借助法律手段，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避免个人权益受到侵害。同时，在该保护法中对消费者信息保护权也有具体规定，即能够在法律条款的约束下，保护消费者产品购买以及服务享受的过程中，假如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虚假信息，对消费者造成误导，或者没有向消费者提供相对应的服务，这就会对消费者财产造成损害，而虚假信息提供者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从而起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尽管在法律中没有明确的将消费者信息权被侵犯这条罪责纳入民事责任体系中，但是却明确了产品、信息提供者的责任和义务，假如出现消费者权益被侵害，消费者有权要求其进行赔偿，或者取消合同，从而保证自身的合法权益。在逐渐发展过程中，可以结合实际消费者情况和法律保护要求，对现有法律实施进一步完善，结合消费者信息权，实施更加精细化的保护，在明确的规定下，提升信息保护的质量，加大法律惩罚力度，将法律的作用发挥出来。

（二）《产品质量法》

《产品质量法》是针对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生产者、经营者所提出的一项法律要求，对其有明确的权利规定和义务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明确目前生产和销售等方面的责任，并通过规定对其进行约束，促使其满足现阶段的发展需求。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明确产品或服务的性质、特征、形式、方式以及注意事项等内容，并完善各方面内容，这也是民商法中需要完善的内容。《产品质量法》针对消费者而言，能够保证消费者在产品购买或享受服务的过程中，有知晓产品质量、了解服务内容的权利，在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要明确标准，保证消费者能够有效发展其中存在的问题，假如未能向消费者表达全面的信息，可能会对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损害，也就是侵犯消费者的信息权，需要信息提供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到法律惩罚。在实际，产品责任中对信息侵权概念和内容的制定并不明显，而且在进行信息表述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充分的情况，导致信息缺乏真实性和实效性，当出现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时，经营者和生产者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时消费者可以灵活的运用法律信息保护自己的信息权。

总结

总之，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国家逐渐提高对消费者信息权保护的重视程度，尽管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和信息权相关的内容较少，而且不具有精确化，但是现阶段已经开展关注消费者信息权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通过民商法，对消费者信息权进行正当保护，促使消费者信息权更加具有完善性。

参考文献：

[1]钟宏.浅析民商法视角下如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安全[J].法制与社会，2020（14）：220-221.

[2]桂文强.民商法保护在网络交易安全中的作用[J].法制博览，2019（26）：193+195.

[3]邱玉成.大数据时代的我国个人信息民法保护刍议——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区分为角度[J].法制博览，2019（21）：39-40+45.

[4]刘旆.基于民商法的消费者信息权保护对策[J].法制与社会，2019（15）：11-12.

[5]宋昌磊.民商法对消费者信息权的保护探析[J].法制与社会，2019（12）：12-13.

作者简介：

张文涛（1982.01.02-），男，汉族，本科学历，河南律旗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研究方向为民商法。

作者：张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