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培训提升农民就业论文

摘要：解决失地农民就业和保障问题，不仅关系到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而且关系到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介绍辽阳市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与社会保障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从加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力度、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扶持产业项目发展、建立多口帮扶制度等5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教育培训提升农民就业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教育培训提升农民就业论文 篇1：

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失地农民就业现状及对策分析

摘要：以陕西省S村为例，分析了影响该城中村失地农民就业的主要因素：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就业缺乏整体设计，失地农民自身缺乏长期的就业观念，就业环境不良，农村职业教育缺失等。并就加快S村失地农民就业提出了4点建议：地方政府加强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制度支持，完善失地农民就业的经费保障，积极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失地农民就业能力。

关键词：失地农民;就业;城中村

基金项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大学生课题：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农民就业长效服务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 王华（1977- ），女，陕西三原人，讲师，硕士，从事公共服务与基层政府治理研究。

收稿日期 2014-11-28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中村发展的滞后性成为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城中村改造中，失地农民离开了唇齿相依的土地，却缺乏适应城市社会的知识和技能，如果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生计，他们会沦为城市中的“新贫民”，关注这部分人的生活，就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调查选择了陕西省S村，该村2009年被列入陕西的城中村改造名单，村周围企业高校聚集，交通便利，S村现如今已没有耕地，村里有800余户4 000余农民，每户农民家大多都有十余间房屋出租。S村的租客远远超过了其村农民人口，一方面给S村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使得S村村民对出租收入形成了依赖心理，由此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

调查采用问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对象选择16岁以上的该村农民。抽样采用了多段抽样和随机抽样，共发放问卷250份，收回有效问卷 235份，问卷有效率为94%。

1 S村失地农民就业现状

1.1 S村失地农民再就业率低、质量不高

在自然耕地被征收以后，加之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S村借着地理位置优势迅速发展起来，村内违章民房建筑林立，出租房屋成为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占到农民年均收入的5成以上。在调查中，以16～59岁为适龄劳动力标准，S村失地农民几乎无外出打工情况，绝大多数赋闲在家，未就业的适龄劳动力占调查人数的82.1%。该村失地农民反映再就业相当困难，既然出租房屋能够维持生计也只能安于现状。

调查中，也有极少数农民在村附近谋职，共18人，仅占调查人数的7.7%，他们的就业多为临时工、钟点工、自雇工等无制度保障的非正规性就业，基本从事建筑、运输、物流、物业管理、清洁环保等工作，这些工作的进入门槛低，工作稳定性差，基本属于脏、累、苦等低收入的产业以及城市人不愿意从事的拾遗补缺性质的服务业，就业的质量不高。

1.2 S村失地农民就业竞争力缺乏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市场就业为取向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和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产业结构调整，对求职者的年龄、知识、技术和市场竞争意识要求越来越高[1]。在对S村的调查中，失地农民普遍年龄偏大，40～59岁的失地农民所占比重达到58.3%。在文化程度方面，S村失地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3%，高中文化水平的仅占9%，大专及以上的占了8%。而且，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其文化程度有比较大的差异，年龄在40岁以下者，初中文化程度比重最大;40～49岁农民的文化程度以初中和小学为主，占到77.1%;随年龄的增长，50～59岁失地农民小学文化程度占到51.2%（表1）。

S村农民的文化程度低，影响了其非农就业的机会。在被调查的失地农民中，大多非农生产技能不足，只有5.21%的失地农民接受过非农职业培训，曾经从事过非农产业的只有15.1%。S村各年龄段的失地农民未从事过非农产业的比例都在5成以上。而且50～59岁的农民没有从事过非农产业的高达93.5%（表1）。因此，年龄大、文化程度不高和缺乏非农就业技能三大就业劣势，严重制约了S村失地农民在城市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表1 S村失地农民基本情况

%

1.3 S村失地农民就业意愿薄弱

S村的失地农民主要收入来源于房屋租金，因为难于找到就业机会他们对就业问题的考虑很消极。对于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就业培训，他们不关注，对于是否愿意接受培训，答案多数选择了“无所谓”。通过深入访谈，他们没有积极的就业态度，一是他们习惯了食利生活;二是一部分人认为即使工作也是收入太低，比较辛苦;三是感觉自己不能胜任，71.5%的农民认为自己很难再从事除了农业以外的工作。面对S村即将被拆的事实，当地农民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他们的就业意愿受到了年龄、知识与技能、目前生活状态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调查中实现临时性就业的18人文化程度都是中学以上，且年龄较轻。年龄越大，就业意愿越薄弱，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就不愿意谈就业。

当地政府开展的就业培训收效也不理想，对培训目的认识不清占到了调查总数的69%，这部分失地农民大多缺乏长远的考虑与竞争意识，把培训当成一项任务或负累。通过访谈进一步了解到他们多数把就业培训理解成加强人际交往的一个方式，通过培训可以和村干部取得更多的联系。69.8%的农民对就业培训效果评价不高，10.3%的农民反映就业培训缺乏完整的培训体系与制度，培训都是零敲碎打，没有和就业直接挂钩，农民没有感受到培训带来的益处。

2 影响S村改造过程中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主要因素

城中村改造和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能否使村民顺利实现城镇化，积极地推进失地农民就业是保证城中村改造和完成建设的关键。在调查中，S村失地农民就业存在一些制约因素。

2.1 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就业缺乏整体设计

首先，当地政府对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没有足够认识。征用S村的耕地时，当地政府认为失地农民问题是简单的经济补偿问题，主要采用了以发放土地补偿费的形式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就被推向村里，S村失地农民并没有被列入城镇的就业体系，当地政府没有出台相应完善的就业保障政策。

第二，虽然政府开展了失地农民就业培训，但是S村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农民长期依赖出租收益，使得他们难有长远的就业观，而当地政府对此缺乏积极应对措施。因而，对于S村开展的就业培训来说，由于没有一套系统的管理办法，就业培训流于形式，收效甚微。

第三，缺乏就业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目前政策执行之后对执行效果的追踪和反馈几乎是个盲区，相关部门没有对政策做出适合S村的调整，这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资源浪费，也降低了人们对改造、对政府的信任与信心。

2.2 失地农民缺乏积极的就业观

访谈中了解到，S村的失地农民目前以出租经济和集体分红为主要收入，而且出租经济在一段时间还将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出租房屋只需要失地农民提供自己宅基地的使用权，不需要承担劳动，各家宅基地较多，出租收入十分可观。由于视野不够开阔，就业意识薄弱，观念保守，他们只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满足，忽视了长期就业的重要性，进而对家中下一代的教育和就业也不是十分重视，以至于年轻人容易形成不健康的价值观，不懂得劳动的重要性，整天无所事事。从长期来看，这不利于失地农民保持稳定的生活，不利于他们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2.3 就业环境不利于失地农民就业

2.3.1 就业市场不完善。

首先是就业信息不对称，失地农民不知道该通过什么途径来找到合适的职业。陕西省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来扶持城中村失地农民就业，并通过电子政务平台、网络报纸媒体等渠道宣传政策。但由于S村失地农民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所处环境的关系，很少接触网络和报纸，这就导致在被调查者中，一些失地农民有自主创业的想法，但是却没有人对本区就业创业政策完全了解，即使有8.1%的人表示对此有点了解，但苦于找不到入手的方法。

其次是S村的第三产业欠发展，村镇企业发展不够成熟，可以吸纳的劳动力数量有限。S村周围交通便利，第三产业发展空间还很大，但是因为传统建筑格局导致的拥堵狭窄的整体环境，使得第三产业发展受限，目前不多的村办小厂效益不乐观。

2.3.2 就业创业的资金支持不稳定。

在调查中发现S村部分年轻的失地农民有很强烈的自主创业的欲望，但是他们困于没有大量的资金，更不知道从何处获取创业资金。与此同时，当地的一些小银行有部分闲散资金，但是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2.3.3 大量年轻流动人口的竞争。

S村周围交通便利，涌入了大量外地的年轻打工者，这些农民工群体大多受到了城市文明的辐射，他们和S村失地农民相比不仅具有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工作经验的优势，而且他们具备积极的就业意识和市场意识，加之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导致失地农民在就业上不具备很好的竞争优势。

2.4 农村职业教育缺失

对S村职业培训情况的调查显示，缺乏针对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一是S村没有专门的农村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现有的培训组织都是当地政府临时组建的，而非常设的组织。其次，就现有的培训项目来看，缺乏针对这些年龄偏大、知识技能匮乏的失地农民的项目。其三，对失地农民的培训没有硬性要求，加之失地农民培训弹性大，约束力不强，导致培训率低，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3 加快S村失地农民就业的对策建议

3.1 加强失地农民就业的制度支持

S村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地方政府要发挥公共服务的职能，从制度建设上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保障失地农民的就业和再就业。

3.1.1 当地政府有责任通过政策倾斜，帮助失地农民就业。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的保护政策，优先录用失去土地的农民;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发挥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建立失地农民就业保障金，这部分资金用来补贴失地农民职业技术培训费用;或奖励、补贴安置失地农民就业的工作单位;或有偿扶持S村失地农民办理集体企业、个体经营。

3.1.2 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一是要建立失地农民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将S村失地农民纳入这个平台，建立工作档案，对他们的就业状况进行实时监管，并为他们提供及时的有价值的就业信息、中介服务等;二是由政府牵头，在村中定期举办劳动力市场，免费进行职业介绍;三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加强与各类职业中介组织的联系，设立专门的热线电话、网上问答区等，为失地农民提供更贴切的服务。

3.1.3 要按照统筹城乡的原则，在S村建立失地农民的失业补偿机制。补偿的内容应包括货币等硬性补偿和职业培训等软性补偿;补偿前应对补偿对象划分等级，实行差异性补偿等。

3.2 完善失地农民就业经费保障

3.2.1 要解决经费来源问题。前期主要从地方政府相关专项就业经费和民间社会多渠道筹集专项就业经费，后期以S村村集体经济流动资金为主。

3.2.2 建立相应的基金。地方政府应建立就业培训专项基金，拓展培训服务渠道，资助以就业创业为导向的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应建立失地农民创业基金，将S村失地农民纳入小额担保贷款的政策范围，提供就业扶持。建立失地农民失业基金，为失地农民融入新生活提供坚实后盾[2]。

3.2.3 对S村失地农民中的创业者给予经济上的优惠政策。如在创业初期减免营业税;金融机构在贷款时给予优惠政策;政府和相关法人协商减免其所需要设施的租金等。

3.3 积极拓展就业渠道

3.3.1 成立创业中心，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创业中心可以为失地农民提供创业指导、创业培训、政策指导、信息咨询、公布优惠政策等多方面的创业服务。创业中心负责考核创业者本身的创业动机及所具备的能力。创业中心可以与企业管理咨询机构、培训机构等相关机构形成联动机制，帮助S村创业者选择创业项目，进行创业指导。

3.3.2 大力开发社区就业岗位。S村周围交通便利，对服务业的需求会逐渐增加，开发社区服务岗位，可以推动第三产业发展。而且，已经建成的S新村的公共服务还不完善，可以把S新村的绿化、环保、卫生、交通、便民服务等项事业结合起来，为失地农民提供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实现失地农民在家门口的就业。

3.3.3 引入市场机制，发展村镇企业。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使村集体经济在组织制度、经营机制上进行市场化改革，同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3.4 提升失地农民就业能力 提高就业能力是失地农民实现可持续就业的根本途径[3]。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政府和社会的帮助只是外因，只有通过内因，开发其就业能力，加大人力资本存量，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3.4.1 转变就业观。政府要积极引导S村失地农民对新身份的认同，定期在村内广播、网上宣传或者开办一些培训班，加强农民的基础文化知识，转变就业观念，普及相关法律常识，当地政府帮助他们积极投入到自身建设，提高文化素质。

3.4.2 开展劳动就业培训。劳动就业培训可以通过相关政府部门牵头，与一些高校和职业培训机构、企业相结合[4]，针对失地农民提供职业素养和技能方面的培训，并授予所有培训合格者资格证书。

3.4.3 加强邻里关系。当地政府应多举办相关活动，加强S村失地农民间联系，增强其集体荣誉感，促进互帮互助，共同创业就业。

失地农民就业是一项长期的工程，S村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些位居优越地理位置的城中村失地农民因为依赖出租红利而忽视长期就业。要改善这种状况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引导与辅助，也需要失地农民的观念转变及自身素质提升，使这一群体积极适应城市生活。

参考文献

[1] 翟年祥，项光勤.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的制约因素及其政策支持[J].中国行政管理，2012（2）：50-53.

[2] 田富强.西安失地农民就业安置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0，38（29）：16570-16571.

[3] 李国梁.可持续生计视角下失地农民就业能力开发[J].开发研究，2014（1）：27-30.

[4] 周青浮.“城中村”农户的城市化响应能力探究[J].开发研究，2013（2）：101-104，133.

作者：王华 谢彦洁

教育培训提升农民就业论文 篇2：

失地农民就业和保障途径探讨

摘要：解决失地农民就业和保障问题，不仅关系到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而且关系到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介绍辽阳市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与社会保障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从加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力度、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扶持产业项目发展、建立多口帮扶制度等5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

关键词：失地农民；就业；社会保障；城市化；工业化；途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国产生了数以千万计的失地农民，而且随着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和机械化程度的大幅提升，压缩了大量农民的就业岗位，加之我国长期城乡二元化格局，导致城市居民在享受高补贴、高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得不到养老、就业、医疗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和政府补贴保障，农民依然把土地作为维系其基本生活的最直接元素。实际上，大多数农民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就业岗位、住房、生活保障和集体资产，特别是失去了维持其生存的低成本生活方式。部分农民并没有完全享受到土地增值给他们带来的利益，而是陷入“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的艰难境地。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新的弱势群体。失地农民的问题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其结果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尽管这一时期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创造了可观的就业岗位，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就业、生活、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解决失地农民就业和保障问题，不仅关系到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而且关系到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1 辽阳市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现状

随着辽阳市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被征地农民的数量日益增多。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市被征地农民总数约4万人，其中2007年后新增13 728人，主要分布为：辽阳县842人、灯塔市562人、白塔区256人、文圣区3 748人、宏伟区

2 670人、太子河区4 955人、弓长岭区695人。在这4万人中，按性别和年龄段划分，男性18～45周岁

9 238人、45～60周岁5 471人、60周岁以上3 841人，女性18～40周岁8 778人、45～60周岁6 385人、60周岁以上5 664人。随着全市新城和新市镇的开发建设，被征地农民数量还将大幅增加。

1.1 失地农民就业渠道狭窄，无业状况较为严重

失地农民的主要就业渠道：一是通过招工安置或自谋职业在本地企业务工。但因辽阳地区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导致大部分工业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农民工很难找到工作。对于自谋职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失地农民，其工作表面看似稳定，但这类人员普遍缺乏自谋职业的技能与资金支持，加上自身文化程度较低，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工种（如工人、勤杂工等），工资待遇相对较低，就业相对困难。二是外出务工。绝大部分失地农民没有受过非农业专业技术培训，也没有什么技术特长，因此很难找到收入可观的工作，只能做建筑工人、跑运输、搞装修、干零活、摆地摊等短期的临时性工作，这也是多数失地农民的主要就业方式。显然，这种就业方式易受季节性或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就业不充分或直接失业。在全市4万被征地农民中，征地时安置就业的占2.7%，外出务工占24.8%；经营二、三产业的占27.3%，从事农业生产的占25.2%，赋闲在家的占20.0%。其中，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其人均耕地面积已由征地前的0.08 hm2减少到征地后的0.02 hm2，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他们实际上处于隐性失业状态；而赋闲在家的25.2%的失地农民实际上处于无业状态。

1.2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

被征地農民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因城市建设、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等用地需要，耕地被征用而失去土地，但仍然保持着农民身份，并未真正转变为城市居民的农民。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建设的重心一直在城市，社会保障的覆盖对象主要是城镇居民，因此，失地农民因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所导致的身份差别，使其难以享受到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待遇，故而被征地农民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在辽阳市受理的群众上访中，涉及被征地农民补偿与安置问题占90%以上。如何加快社会保障机制创新，尽快制定失地农民群体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前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重中之重。为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日益突出的社会保障问题，有关部门进行了专题研究并提出了具体补偿与安置方法，如货币安置、留地安置、实物安置、集体经济建设、购买社保等。基于这些补偿与安置方式各有其优缺点，各地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采取多种方法综合运用并辅以相应的配套措施，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

2 辽阳市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2.1 征地制度不完善，征地补偿费用偏低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政府在履行征地手续后，农民对被征用土地不再享有相关权益。这一征地制度实质上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排斥了农民参与土地增殖过程中利益再分配的权利。现行《土地法实施条例》规定对被征用土地农民的安置有3种途径：一是传统的“以土地换就业”，即由征地单位吸纳失地农民就业。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劳动用工完全市场化，“以土地换就业”模式在实际应用中很难实施。二是由失地农民所在乡村集体负责安置，即把征地款付给当地组织，让其妥善安置失地农民。但目前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往往产权不明晰，监督机制不健全，管理能力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从而限制了就业容量，导致失地农民生活受到影响。三是对失地农民一次性货币补偿方式。各地对失地农民普遍采取的是一次性货币安置方式，即失地农民在一次性全额领取安置补助费后自主择业，自行解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待遇。由于土地补偿标准普遍偏低，加上部分被征地农民缺乏理财意识，导致补偿款很快被消耗掉，进而带来社会稳定的隐患。

2.2 社會保障制度缺失，社会保障资金困难

土地对农民而言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就业和养老保障功能。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再加上二元户籍制度，容易导致城乡经济差异的拉大和待遇方面的不平等。作为保障和就业载体的土地一旦失去，农民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城市市民，他们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会遇到许多制度障碍限制，如无法享受下岗职工社会保障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最终成为一个边缘群体，处于社会保障的真空地带。此外，各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基本以区县为单位进行统筹，所需资金大都需要从土地收益中列支，但土地实行区片地价后，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价格差距较大，如灯塔市实行区片地价后土地征收价格为3.5万元/667 m2，而市内土地征收价格超过8.0万元/667 m2，较低的土地收益难以满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需要。

2.3 被征地农民文化程度偏低，再就业困难，社会保障压力较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劳动力与其他商品一样，在质量与价格上存在竞争，那些素质高、价格低的劳动力具有竞争力，而被征地农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加上信息闭塞和没接受过很好的培训，导致其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在辽阳市被征地农民中，文盲占调查总体的15.7%，小学文化程度占32.6%，初中文化程度占41.3%，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占9.0%，大专文化程度占1.3%，本科文化程度只占0.1%。被征地农民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缺乏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只能从事一些技术要求不高的体力劳动。从长远看，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难度还将逐步加大。

3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对策

3.1 加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力度，解决失地农民后顾之忧

全面推进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解决失地农民后顾之忧，是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根本之举。一是要解决失地农民身份问题。例如：对辽阳市河东新城规划区内的失地农民，应一次性彻底转换他们的身份，通过“农转非”，从根本上解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问题。二是转换身份后的农民应严格按照城市居民待遇，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网络，享受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及教育培训等待遇。原缴纳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由财政部门和劳动部门提出适当接续办法和指导意见。三是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例如：对原动迁区存在争议的房照应核量其实物，若面积差距不大，建议尽快认定并按标准补偿；如果差距确实很大，应由房产、土地等部门协调提出处理意见。四是向困难群众、弱势群体、鳏寡孤独等特殊人群提供政策倾斜。例如：当地政府和民政部门针对低保户、残疾人等特殊人群，制定失地农民日后生活困难方案。对于部分不愿迁入安置楼房的群众，房产部门应在廉租房建设计划中给予政策倾斜和适当补助。

3.2 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失地农民就业能力

就业和再就业是解决失地农民长远利益的最根本途径。只有充分就业，才能提高失地农民群体的生活水平，使其真正成为市民。要切实做好失地农民的劳动安置工作，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失地农民就业能力。坚持行政与市场相结合，借鉴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机制与方法，加强对失地农民的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使其掌握就业所需的技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在劳动就业方面，有关部门应给予必要指导，组织劳务输出，加大培训力度。

3.3 扶持产业项目发展，创造失地农民从业岗位

各级政府部门要鼓励和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项目发展，尤其是扶持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借此增加失地农民的就业岗位。辽阳市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链应进一步延伸和加长，以大豆深加工、肉食鸡深加工、鲜切花种植和包装等传统优势品种为切入点，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多年来，辽阳市在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和提供公益性岗位方面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增加了保洁、绿化、市政设施管理、社区服务等公益性岗位，促进了失地农民的再就业。

3.4 建立多口帮扶制度，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

对于有一定资本积累和产业经验，且具备自主创业和扩大产业规模的农民，应鼓励和支持他们完成产业升级换代，并将现有企业搬迁至工业集中区，引导其发展壮大，并在银行贷款、科技扶持、税费减免等方面给予帮扶支持。对河东新城地区具有一定规模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应从政府层面顶层设计，规划其产业定位和发展区域，以企业搬迁为契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升级换代，推进企业向规模化、高科技方向发展。

3.5 建立科学的筹资机制和体系

资金筹集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有关部门应在市场化运作的基础上，从征地源头开始，采取多方筹资方式，建立可操作性强的失地农民社保资金筹集机制，从地区实际出发，健全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失地农民纳入城市社保体系提供资金保障。

参考文献

[1] 马弛，张荣，彭霞.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研究[J].软科学，2004（6）：18-20.

[2] 韩俊.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J].科学咨询，2005（7S）：28-31.

[3] 李宜蒙.城中村改造中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探究[J].社会科学：全文版，2016（8）：00 239-00 240.

[4] 葛红岩，吕彦儒.城市化与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思考[J].农业经济，2006（5）：56-57.

作者：韩英娣

教育培训提升农民就业论文 篇3：

城郊非农就业农民收入影响因素和政策启示

摘要：基于浙江省杭州市城郊农民非农就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建立Hedonic模型，研究经济发达地区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的个体特征年龄、学历，家庭特征非农从业人数、家庭人数，外部因素亲友支持、村镇企业数，对非农就业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民的个体特征工作时间和就业领域对非农就业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就业领域表现为从事服务行业的非农收入低于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等的非农收入。提出政策建议如下：鼓励工商企业下乡，增加农民就地就业机会；加强农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规范企业用工行为，缩短岗位工作时间；开展职业价值宣传，扭转青年农民就业观念；加大非农劳动力政策支持力度；弘扬邻里互助精神，支持全家庭非农就业等。

关键词：经济发达地区；郊区农村；农民；非农就业；农民收入

收稿日期：2017-02-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41201125、4140164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14JJD7900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编号：14YJC790027）。

作者简介：柘益香（1984—），女，重庆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与区域发展和会计核算研究。E-mail：zheyixiang_123@163.com。

通信作者：顾光同，讲师，主要从事经济分析和政策研究。E-mail：guguangtong@163.com。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非农就业已经是我国农民就业的主流，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非农就业更是农民就业的最主要途径。《2016年杭州市统计年鉴》显示，2015年浙江省杭州市农村劳动力数共313.79万人，农村从业人员284.73万人，占农村劳动人口的90.74%，其中从事非农行业的比例达78.39%。非农就业者发现其劳动价值在非农就业收入效益中更能得到体现，导致农民的非农就业趋势更强[1]，因此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比例增加，非农就业收入也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非农就业收入增长成为农民家庭增收的主要途径。统计显示，2004年以来杭州市农民工资性收入稳步提高已经成为拉动杭州地区农民家庭收入增长的首要动力。因此，深入研究经济发达地区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及其影响因素，对于确保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学者从城乡结合部角度探讨了农村妇女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2]。也有学者以进城农民工为视角，研究人力资本对其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3]。有的学者认为城镇化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农村工业化水平对提高农民非农收入都起到正向作用，而城乡收入比和城镇失业率起到制约作用[4]；有的学者从人力资本视角分析了对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的影响，认为农民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非农就业，其非农收入也越高[5]；还有学者从村领导视角分析村领导受教育程度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6]。另外，地方政府政策导向与激励对农民收入、增收方式以及增长速度等都有明显影响[7]。地区经济水平也显著影响当地农民非农收入[8]。现有文献较少涉及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研究，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快，城郊农民非农就业收入是农戶增收最主要来源。本研究以杭州市城郊农民非农就业为视角，探索影响非农收入的主要因素，旨在为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1.1 问卷设计及调查实施

现代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是非农就业，经济发达地区城郊的农民更是如此，其非农就业收入是根据内部特征条件和外部环境多重因素约束，追求劳动供给与行业需求利润效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9]。基于农民行为理论，农民个体特征及其他外部环境因素是造成农民工非农就业及工资收入异质性的主因[10]。农民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从事行业等；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成员数、非农就业人数、家庭年收入、赡养老人数等；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技能培训、工作环境、交通条件、亲友支持程度、农业政策等。基于上述分析以及以往相关研究[11-13]，笔者所在课题组于2016 年在杭州市进行城郊农村非农就业收入现状调查，选取农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影响农民非农收入的外部因素等3大类因素，研究发达地区城郊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并据此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对新街镇、南阳街道、城厢街道、浦阳镇、闲林镇、余杭镇、临平街道等镇（街道）进行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2份，回收有效问卷385份，占发放总问卷数的95.77%。

1.2 样本基本特征

利用SPSS 19.0软件分析数据。在385个有效样本中，受访者的年龄主要分布在20～40岁和41～50岁，分别占总样本的46.48%、30.55%，50岁以上占21.41%；男性占比为63%，女性为37%，该比例也相对符合农村实际情况。即使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城乡结合部，郊区农村经济水平与市区城市经济水平仍存在很大的差距，郊区仍然保持相对较落后的经济生产方式，大多数农民仍从事体力劳动，因此，男性依然是劳动的主力军。农民就业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居民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住宿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领域，虽然就业种类多元化，但是基本上是一些低端行业和缺乏创新的工作。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小学至高中学历占绝大部分，文盲占4.16%，大专及以上学历占12.21%，总体而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受教育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10]。超过60%的农民从事非农就业的时间不超过10年，说明这些地区农村正在转型期，也是农村城市化的关键时期；43.73%的农民每天工作时间在8 h以内，但仍有将近25%的农民工作时间超过11 h，反映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的非农工作强度较高；受访者的非农就业平均月收入为3 118.71元，分位点50%即收入中间值为2 500元，分位点75%的收入为 3 500元，分位点90%的收入已在5 000元以上，非农就业收入分布呈现陡峭的右拖尾非正态形式，即大多数农民非农就业收入较低；样本家庭平均年工资性总收入为54 112.58元，相对欠发达地区农村较富裕；家庭中未成年子女数仅1个的占43.92%，没有未成年子女的占39.42%，2个未成年子女的仅占1482%，与欠发达地区存在明显差异，这种现象可能会使得原本劳动力不足的发达地区未来更需要其他地区输送劳动力；超过50%的受访者家庭拥有1～3个60岁以上老人，老龄化问题和抚养比失调问题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也越来越突出；受访者家庭中有将近90%的人员从事非农劳动，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大部分农户已经开始逐渐脱离农业。从影响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外部因素5级量表（分值越高，认为影响越大）统计结果看，影响非农就业收入分值较高的是交通条件、亲友支持度，分值中等的是工作环境，分值最低的是企业数量、就业培训、贷款政策。

1.3 模型

由于非农就业及其工资收入具有显著异质性[10]，农民非农就业劳动供给可看作一系列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外部特征的供给，这些供给特征价格是市场上观测不到的，即隐性的。根据Rosen提出特征價格（hedoinc price）理论和隐性市场观点[14]，非农就业收入可认为是由这些劳动供给特征带给行业效用最大化，以及农民在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特征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形成的博弈均衡价格。因此，本研究采用Hedonic模型来分析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根据Malpezzi、Stephen的Hedonic模型建议，采用半对数Hedonic模型在统计学意义和经济学意义上都更合理，设非农就业月收入为因变量y，调查有效样本数为n，则半对数农民非农就业Hedonic模型为：

式中：lg（y）表示n×1的非农就业月收入y的自然对数列向量；α表示常数项；Z是n×k的矩阵，表示农民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外部因素特征等共k个农民劳动供给特征变量；β是k×1的列向量，表示农民劳动供给的k个特征变量的回归系数，其经济含义是特征因素单位变动时带来的月收入增长率；u为服从零均值同方差的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1.4 变量选取和特征描述分析

根据前面的研究，将影响农民非农收入的因素分为农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外部因素3类变量，大类细分为二级变量，其中非农就业农民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就业领域、学历、从事非农岗位年数、每天工作时间；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年纯农业收入、成员数、就业人数、60岁以上人数；外部因素变量包括工作环境、交通条件、村镇附近企业数、就业培训力度、贷款政策以及亲友支持度等，各类二级变量的含义、赋值方式以及统计特征描述结果见表1。

2 实证分析

2.1 Hedonic模型回归结果

本研究采用半对数Hedonic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模型、参数检验，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剔除变量，得到模型的拟合优度R2为0.659，方差分析模型整体检验F统计量值为8.963，说明模型在1%水平下显著，因此，不管模型的拟合优度还是模型的显著性都说明具有进一步讨论的价值。农民的个体特征变量年龄、学历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影响为正向；工作时间和非农就业领域分别通过了5%和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影响为负向。家庭特征变量：非农从业人数、家庭人数分别通过了0.1%和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影响为正向。影响非农就业外部因素变量：亲戚朋友对外出就业支持度、村镇附近企业数都通过了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影响为正向。除以上变量外，模型中的其他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2）。

2.2 农民个体特征变量的影响分析

城郊农民从事非农工作年限即工作经验对自身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达地区交通便利，城郊农村相当一部分农民既从事农业劳动又从事非农业劳动，受自身教育水平的限制，大多数农民难以胜任对技术和文化水平要求较高的工作岗位，随着其工作年限的延长，工作岗位固定，收入也相对固定，也就是说农民从事非农工作年限增长无助于其非农就业收入的增加。

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年龄对其非农就业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民年龄越大，其非农就业收入越高。样本数据显示，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年龄主要集中在30～50岁，年龄越大更愿意从事制造业、建筑业等需要体力的工作，这些行业急需大量劳动力，工资相对高而且工作岗位稳定。年龄较小的农民善于接受新事物，不愿意从事需要过多体力劳动的岗位，大多从事服务行业，但这类行业工资收入相对低。

非农就业领域对农民非农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民从事餐饮住宿业、居民服务业以及其他服务行业的收入，没有从事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以及仓储业等行业的工资收入高。《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从业仍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从地区看，东部地区的农民工以从事制造业为主，占44.6%；中部、西部地区从事制造业农民工比重相对较低，分别为232%和154%。经济发达地区建筑业用工需求明显， 杭州市交通运输业发达，受互联网经济的影响，仓储业用工需求激增，这些都造成城郊农民从事这些非农行业工资收入相对服务业更高。

学历对农民非农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非农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阅历相对较丰富，更有机会从事对技能要求较高的岗位，工资收入自然相对较高，其收入的抗干扰和抗波动能力更强，同时也能更好地获取行业需求信息，并理解国家关于非农就业方面的相关政策，因而其非农收入要高于其他农民。

每天工作时间对农民非农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城郊农民从事非农岗位的每天工作时间越长，非农收入越低。经济发达地区尤其城郊的农民不管是经济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早已融入城市，其收入相对欠发达地区较高，有充足时间从事工作以外的活动，另外随着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规定执行力度的加大，高层次工作用工更规范，工作时间相对较短，并不是每天工作时间越长收入越高。

2.3 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分析

家庭纯农业总收入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达地区家庭纯农业总收入占工资性总收入比重整体比较小，对非农就业收入的反应不敏感。家庭60岁以上人数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达地区家庭60岁以上人数特征相似，以1～2个老人为主，因而对非农收入影响不显著。家庭成员数和非农就业人数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家庭成员数和家庭非农就业人数越多非农就业收入越高，由于城郊家庭60岁以上人数特征相似，某种程度而言，增加农村家庭人口尤其非农就业人口可以增加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高，因此非农就业收入相应增加。

2.4 外部变量的影响分析

工作环境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农民非农就业领域主要包括制造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大部分从业人员对这些行业的工作环境表示满意，因而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影响较小。

交通条件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杭州市城郊农村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较完善，市区到城郊交通工具有公交车、出租车、快车、顺风车等，甚至农民自己开车或者骑电动车等，这些使得交通条件已经不是影响非农就业的主因。

就业培训力度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城郊的农村地区，相关非农就业培训体系仍然不完善，造成就业培训力度影响不明显。

贷款政策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农业政策主要是针对加强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社会公共品的投入以及农村引进人才政策等。不管农业政策和农村政策，目的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改善民生。但这些政策对农民非农就业帮助不大，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

村镇附近企业数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村镇附近企业数越多，农民非农收入越高。村镇附近企业越多，农民进厂就业就越方便，一方面农民既能搞好农业生产，又能增加务工收入，因此，附近企业数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是正效益。

亲戚朋友对外出就业的支持度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亲戚朋友越给予非农就业支持，农民非农就业收入越高。亲戚朋友对农民外出就业的鼓励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二、三产业，甚至居住地也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3.1 结论

通过构建半对数Hedonic模型对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因素进行分析，结论如下：城郊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的年龄、学历、每天工作时间和就业领域，家庭的非农从业人数、家庭人数，外部的亲友支持度、村镇企业数都对非农就业收入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学历、非农从业人数、家庭人数、亲友支持度和村镇企业数对非农收入有正向影响，每天工作时间和就业领域对非农就业收入有负向影响。就业领域从第二产业类到第三产业类按1～9量化，负向影响表现为由于非农就业农民受自身教育水平等限制，其从事服务行业的非农收入低于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等的非农收入。

3.2 政策启示

增加农民收入是目前国家制定“三农”政策的核心目标，非农收入增长是农民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村有其自身的特点，根据本研究结论，对增加农民家庭收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鼓励工商企业下乡，增加农民本地就业机会。本研究发现，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村本地企业给当地农民带来了便利的非农就业机会，在不影响家庭务农收入的前提下，能够增加家庭的非农收入，因此，鼓励工商资本下乡兴办企业，有利于促进农民家庭收入的增长，实现“三农”政策的核心目标。

第二，加强农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本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越高，工作经验越丰富，其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并且职业的收入回报也越大。加强农村劳动者的文化教育，支持和完善农村教育培训体系，使农民掌握更多的职业技能，提升自身竞争力和职业适应性，是促进农民家庭增收的重要措施。

第三，规范企业用工行为，缩短农民非农就业岗位工作时间。本研究发现，农民非农就业的每天工作时间越长，非农收入越低。企业应适当缩减岗位工作时间、降低岗位的工作强度来吸引农村工作者，为务工人员创造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建议相关部门完善劳动保障政策与措施，规范企业用工行为，缩短农民非农就业岗位工作时间。

第四，开展职业价值宣传，扭转青年农民就业观念。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村青年农民虽然具有较强的非农就业能力，但是由于其不愿从事层次相对较低的工作，非农就业收入往往偏低，也阻碍了家庭非农收入增长，因此，在农村地区开展职业价值宣传，扭转青年农民的就业观念，对农民家庭非农就业收入增长能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五，加大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的政策支持力度。本研究发现，虽然现在国家和地区推行了很多惠农政策，但是对非农就业导向支持的政策建设相对薄弱，除了当前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外，还应从用工企业入手，对企业采取政策性的税收和贷款激励，对郊区的企业实行就近农民职工配额制。

第六，弘扬邻里互助精神，支持农民全家庭非农就业。中华民族向来有互帮互助的传统，本研究显示，亲朋好友的大力支持有助于非农就业农民家庭稳定，从而有利于他们寻找到更为合适的就业地点和岗位，也有利于更多的劳动者从事非农就业，这些都是推动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增长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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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柘益香 王成军 顾光同 费喜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