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问题经济法学论文

摘要：近年来，世界各地相继发生多起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其中尤以我国最为突出。“民以食为天”，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不仅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而且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中试就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从刑法规制方面做一阐述。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食品安全问题经济法学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食品安全问题经济法学论文 篇1：

政府规制机构研究

摘要：在现代社会，政府规制机构是有别于传统机构的新兴力量，无论在权力来源、组织机构、运作方式等上都呈现出特殊性。我国规制机构在制度设计与实践中，困境与希望并存，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关键词：规制机构； 可能性； 可行性； 合法性

文献标识码：A

当下，随着反垄断法正式文本的呼之欲出，经济法学者对反垄断法诸多法律制度进行了专题性的深入分析。其中，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反垄断法执法机构这一命题，耗费了学界大量的心力，仍争议颇多。如果把视角投向更广阔的空间，我们会发现，在新型经济规制领域，依照国外制度和国际惯例，已涌现出一批与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类似、置于相同情景之下的规制机构。这些发端于传统体制之中，已具备某些新的制度因子的规制机构，是否昭示着未来可能的变革与发展趋势这一问题值得拓展研究。

一、 政府规制机构的一般性考察

在政府对市场予以规制的进程中，存在着三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行为主体：被规制产业、消费者，以及政府规制机构。三者之间的博弈将导致利益格局的变化，最终推动市场规制行为的形成与完善。其中，相对容易确定的是被规制产业与消费者，而政府规制机构作为规制过程的起点与源头，是规制行为的实施者，是整个流程的主导者，处于极重要的地位。

(一) 政府规制机构的界定

为什么在机构林立的政府科层制度中，具有自身特殊性与相对独立性的政府规制机构能组建成长起来?对于此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通常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随着现代化社会分工和组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任职者必须具有其职务所需的专门知识和技能。而此种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一般都需要经过相当时间的正式教育和充实的专业训练。因此，政府规制机构必须组织起一支职业化的队伍，使之长期专注于某些特殊产业或市场领域，熟悉这些产业的经济特征，渐渐累积规制执法的经验。他们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将使政府规制机构在市场规制行为中，享受到“职能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好处”：^[1] 表现在信息收集方面，规制机构能产生“专业经济”，降低信息成本；规制机构可以反复多次地执行某项特殊职能，节约交易成本等等。例如，在世界各国反垄断法执法机构人员的构成上，即典型地体现了专业性与职业化特点，由于垄断案件判定的争议性与复杂性，涉及经济学、法学等多个学科背景，故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人员构成极为多元化，一般包含经济学家、法学家、律师、政府官员以及产业代表等知识背景差异较大的从业人员与专业人士。

在现代社会，规制机构居于利益的巨大漩涡里，规制过程涉及各利益集团的博弈与冲突，意图保持中立地位的规制机构必须被授予巨大而广泛的权力，具备相当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才可能实现规制的政策目标。西方发达国家规制与改革的历程无不表明，政府如何保持自己的超然地位，如何提高自身的规制能力与效果，将直接影响微观经济的运行与改革进程，从而制约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一个良性的规制制度与规制机构的设立，最重要的莫过于以下要求：

1. 独立。即要求规制机构的职能与政府的其他职能相分离，尽量减少政治或行政的因素影响，以免干扰规制机构依法公正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规制机构决策与意志的独立性，意味着：(1)独立的委员会制。有别于普通行政机关的原则是行政科层等级属性的“首长负责制”，独立委员会制目的就在于执行某一项专门工作任务，委员会的成员也都是专家，委员会可以集中精力于它的工作，适于解决各个委员会所管辖的专门技术性问题。委员会的讨论和决议是集体决议，避免了独任制的缺点。这种经济管理机关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不隶属于政府(即使有些属于政府，但是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不同于一般的政府机关)，从而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可以减少政府权力的不当干预。例如当前我国的证券监管委员会、保险业监管委员会、银行业监管委员会以及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这几个专门委员会，法律规定其为国务院所属事业单位，而没有规定其为国务院所属行政部门，也是为了保证其相对独立性，避免行政权力的直接干预。(2)独立的运作机制。人员的任免须经权力机构同意方可任命，任期较长且是分批分次进行更迭，决不同于普通行政机构；规制机构议事规则具有特殊性，一般采用合议制，集体讨论后再进行表决，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规制机构的决策不受或在很少的程度上受其他部门的影响，它只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履行日常规制之责，同时就此承担法律责任。^[2]尽管在现实中，规制机构完全的不偏不倚只是一种例外，但规制者的利益独立于被规制者、相对独立于政府机构，却是保证规制机构独立性的基本条件。

2. 高效。是指规制机构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较高的效率履行自己的职能，获得较好的规制效果：(1)规制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权力体制之间的传统疆域，体现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的作用，有利于缩短过于冗长的立法、司法程序，提高规制效率。(2)由于规制机构的人力资源配置中经济学家、法学家、行政官员和行政技术专家的多元化配置，使得规制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凝结成为一个知识组合。不同的知识信息可以进行直接的汇合与交流，能较好地解决专门知识在复杂规制过程中的局限性问题，自然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因此，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法主体，规制机构的目的在于通过立法明确其地位，强化其职责，在保证提高经济监管和协调效果并提升社会监督的力度的同时，避免传统行政机构代行经济管理职责所存在“官商不分”、“权责不明”的流弊。专门规制机构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了一种经济管理的新方式和新思路，即“专家司法”的专业委员会对经济进行管理。

(二) 政府规制机构的权限

也许，在这个多元的社会，作为社会中的主体，任何人、任何机关都已经不是纯而又纯、非此即彼或者非黑即白了，可能在不同场景中兼具多种角色。由于规制机构可以行政规章的形式创制法律与标准，并通过监督与制裁来贯彻法律，故规制机构所享有的法律权限超出了单纯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这些权力的边界是如此广泛，以至于给予规制机构相当的自由裁量权，并产生了可感觉到的民主赤字和专制权力的威胁，故规制机构被攻击为是违宪的政府“第四分支”就不奇怪了。①作为第四种权力的规制机构，以打破传统三权分立格局的姿态而横空出世，实质上反映和体现着为适应经济的集中和垄断而在政治权利上所采取的新的权力集中。严格来说，它们不同于任何一个传统的行政机关，公权和私权的平衡、协调，必然要求规制机构自身的相应专业素质和社会经验，要求手段的灵活性和综合性；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各种利益形态的纵横交错与剧烈冲突，亦必然要求在特定领域打破分权制衡和严格法治原则，实现行政与政策的主导。^[3]具体而言，规制机构的权力包含以下几项：

1. 准立法权。立法权本专属于权力机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专业分工的细化，权力机构没有时间、精力也没有能力就每项社会事务进行立法，但又不能放任在某些领域出现法律真空，于是各种授权立法应运而生。因此，权力机构通过授权把部分立法权让与各种独立规制机构，各规制机构则根据总体的规制政策与目标，制定立法机关也无法完全制定的详细规则，从具体细节上补充授权性法律，行使类似于立法的权力。如在环境规制的问题上，予以费率制定和标准设立，详细规定排污标准以及违法行为将要受到的惩罚等级等。

2. 行政权。承担从信息收集到法律执行的各种行政任务，例如，收集并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依据法定程序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市场主体进行处罚，等等。

3. 准司法权。独立规制机构具有对违法行为进行裁决的权力，这使它承担了部分的司法权(由于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机关，故称之为“准司法权”)。准司法权一方面表现在规制机构对特殊案件的具体裁决过程上，另一方面表现在规制机构享有法院的某些职能。例如，规制机构可就某项诉讼主持听证会，并进行裁决；规制机构可以收集证据并且采用它认为需要采用的规则来起诉和处罚违规的企业，即建立起一种类似于法庭的机制使特殊权力得以实施。例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除具有对不正当竞争及欺诈行为发布禁令的权力、对经营者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和调查的权力、对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调查权等权力——行政权外，还可以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贸易管制规则，通过这些规则使反托拉斯法具体化和明确化——准立法权，以及对具体违法案件进行审理、做出裁决的权力——准司法权。美国反垄断制度的有效运作，与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执法机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有着直接关联，即是规制机构的典型代表了。又如，我国新修订的《证券法》第180条规定，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批准，证监会可以冻结和查封与被调查事件有关单位、个人资金账户、证券账户和银行账户。尽管此条规定引发了人们对证监会所享有权限的质疑，但从性质而言，这无疑是准司法权的授予。

二、 我国政府规制机构：现状、困境与可能

(一) 现状与困境

我国现有规制制度是在传统计划规制向市场规制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带有突出的非规范性与转轨性等体制特征。具体而言：

1. 规制机构设置重叠，主体多元繁复，规制权力割裂且相互重叠。依据现行法律，我国目前负有市场规制之责的机构，除综合性的规制机构，如发展改革计划委员会、财政部以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外，还存在众多的单一行业性、单一部门性的规制机构，如海关、劳动、卫生、银行、证券、保险、药品等，不一而足。规制机构如此部门林立、山头众多，一方面造成了市场法律空间的进一步“分裂性”和非透明性，不利于统一市场法律空间的形成，易为大面积、高深度、交叉性的权力寻租提供法律空隙；另一方面，众多机构在同一狭窄市场空间里同步执法，难免导致各自为政、自成体系、互不协调、互不配合甚至相互推诿。如此众多的部门各有自己的规章、自己的规制标准，往往有多个规制机构对同一市场主体、行为进行规制，政出多门，彼此之间往往相互抵触和矛盾，既不利于规制之法，更不利于市场主体合理的法律预期，^[4]不适当地增大了市场交易的成本。例如，对消费品质量的规制机构有商务部、技术质量监督局、工商局等；对水污染的规制有各级环保、航政、水利、卫生、地矿、市政管理机构及重要江河的专门机构等；甚至对城市出租车的规制也必须由建设、安全、旅游和物价机构来共同实行。

2. 与前述规制机构林立的情形相反，我国目前综合性规制机构的设置，显然规格过低，权威性较差。与西方国家专门性规制机构的设置相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我国现行的综合性规制机构，显然法律规格过低，缺乏必要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并不足以排除、防范地方保护主义，从而维护统一的市场交易、竞争秩序。同时，我国目前规制机构及人员组成，无论就数量还是素质而言都明显不够；就权力格局来说，基本隶属于地方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市场规制的做法，在相当程度上反而助长与加剧了市场的区域分割，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与要求。

深入分析，上述困境决非偶然，而是深层次制度缺陷的集中表现。这是我国长期计划体制下“分工合作”、“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惯性使然，是计划体制的后遗症，如此，构成了市场体制的严重阻碍甚至破坏性因素。对于政府规制机构的现状，可简要概括为“角色错位，职能冲突”——转轨时期，政府扮演着多重角色，承担着彼此相互冲突的职能：作为行政管理者，政府承担着一般社会管理者的职能，其工作重点在于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作为市场规制者，政府承担着规制市场的职能，要弥补与克服市场失灵；而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与管理者，政府须在法治的框架内，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如此多元化职能之间的利益指向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在实践中并无可能同时兼顾。政府必然要根据其对自身影响的权重做出取舍，即可能会为完成某项职能而放弃或不考虑另一项职能。相比之下，市场规制者的身份当然要比社会管理者、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与管理者的角色逊色和次要。例如，从市场规制者的身份出发，政府必须中立地、不偏不倚地对所有市场主体进行各种形式的规制，但所有者的角色却往往扭曲、阻碍政府公正地实施规制行为。诸如供水、供电、燃气、邮政、电信等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本应由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目的依法实施各种规制，而实际上相关政府规制机构却更多地从所有者利益出发，纵容垄断企业随意涨价、追求超额垄断利润，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利益。可见，政府集所有者与规制者于一身的身份，决定了其不可能在中立的立场上规制市场，也就决定了新市场进入者或非国有企业可能受到的歧视。明白了上述症结，也就不难理解实践中政府规制职能“缺位”以及对不同所有者的歧视了。

(二) 必要性与可行性

1. 必要性。在一国政治经济生活中，规制政策制定后，如何实施、实施程度怎样，还取决于是否有一个独立、高效且运转良好的政府规制机构。只有政府规制机构独立、高效且运转良好，才能保证规制政策在实施中不走样，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5]在借鉴国外相关制度和经验如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的基础上，我国开始依照经济法的理念对重要的经济管理机关制定专门法规。如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主要任务和内容中提出的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改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再加上此前已经设立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管委员会和中国电力监管委员会等，已成为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而诸如能源监督管理委员会、通信监督管理委员会、交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众多规制机构设立与否也成为学术与决策部门一时的焦点。

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多余，因为，正如上文所言，专门委员会在我国已经出现并将会更多的出现。但是，提出这个问题还是有其自身价值的。我们希望通过对其深入的阐述，加深对专门委员会这一类新兴经济法主体的理解。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在我国几乎所有的国家机关都具有类似于专门委员会的权力和性质、特征，各级行政机关除了行政执法权之外大都拥有行政委任立法权(立法权)以及行政处罚权。但是，这只是表面的相同，反映的是权力的原始和混沌的状态。实质上完全不同于西方分权主义基础上的权力再集中。因为，现在成立的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银监会等，不同于国家行政机关，它们是专门委员会。虽然经济法具有政府主导性特征，但是，专门委员会的经济法执法不是一般的行政干预，而是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专门委员会相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把经济法执法蜕变为行政干预，也只有这样，才能同时监督制约经济法执法。所以，当前中国不是要讨论是否有设置专门委员会这种机构形式的必要性，而是应该通过明晰专门委员会与行政机关各自的不同角色、不同定位，从而寻求限制政府公权力滥用的方法，改变这种权力的原始和混沌状态。众所周知，传统体制下，我国行政权的确无所不及，其触角遍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生活和市民社会的界限已经完全湮没。所以，只有改变当前的状况，才能培育出公平、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作为法律体系基础的民商法也才会有良好发展的制度环境。综上所述，这种权力的集中只会促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抵御行政权力对专门委员会和经济的过度干预，有利于建立充分的市场经济体制。

2. 可行性。如前所述，规制经济学分析规制的基本经济制度背景是市场经济体制，一切规制措施，都是针对市场制度缺陷。但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规制世界都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于中国与各国巨大的社会背景差异，使得中国政府规制体制有着根本不同的体制性差异、逻辑起点与制度背景，这些事实都对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规制理论提出了特殊要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是实施规制的起点，而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内，政府往往是放松规制的源头。因此，依靠规制来克服既有的市场体制的缺陷与依靠放松规制来突破既有的计划体制并建立市场体制，肯定是截然不同的。只有立足于我国政府规制特殊的运作规律，借鉴规制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才能对我国政府规制体制乃至整个政府经济行为的运作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与评价。汲取上述各国规制法律制度的共同经验，进一步探讨我国所独有的特殊背景与条件，对规制法律制度影响甚远，更不容忽视，具体而言：(1)我国规制法律制度不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育，而是在经济转轨、冲破旧体制束缚过程中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因而其中不免带有明显的旧体制痕迹，更不能排除旧体制的计划规制方式假借政府规制之名卷土重来的可能。从形式上看，传统的计划规制方式与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规制存在不少相似之处，这即在客观上为体制转轨中政府以规制市场失灵的名义，行排除市场竞争之实提供了便利。诸多政府主管部门更直接采用传统行政手段控制社会与经济运行，却美其名曰维护市场秩序。如此，必然造成政府规制范围不断扩大、规制项目过多过滥，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例如，在进入规制上，所针对的行业不仅包含管道煤气、自来水等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垄断行业，还包含了出租车、民航、电信等许多竞争性行业。(2)政府不仅是市场失灵的规制者，更是政府规制改革的直接冲击、限制对象。这种主动与被动双重身份集于一身的现实，必然导致政府角色的摇摆、行为的混乱，使得政府规制制度改革变得异常复杂。例如，在一般意义上，政府以公共利益代表自居，实施市场规制行为；但更符合我们日常经验的却是，由于政府本身的利益偏好，被规制产业的“寻租”，规制者与被规制行业的“相互勾结”现象严重，即使是貌似公允的行业部门立法，也具有强烈的部门利益本位痕迹，其更多地是代表部门利益，而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去甚远，以此为依据的政府规制行为自然难以保证其公正性。市场垄断力量和政府公权力的日益结合，逐渐向“法定垄断”转变，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3)政府规制不足与规制过度并存。规制不足意味着：规制制度建设滞后，迄今未能形成健全的规制法律法规体系以及独立、完备的规制机构；规制制度在许多场合的形同虚设，政府在消费者保护、健康与卫生、生命安全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不足，市场环境严重恶化，假冒伪劣现象的屡禁不绝，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等，无不印证了政府在社会性规制职能上的缺位。规制过度意味着：政府对资源的再配置超出了市场失灵的范围，制约了市场竞争机制的运作，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审批制度改革的滞后，政府对投资、创业等方面经济性规制过多，由此而产生的寻租活动猖獗，人为加大了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了经济效率。①

在上述背景之下考察，我们发现，设立自主政府规制机构的动因十分明晰，即屏蔽政治和商业干扰对市场的干涉，增强透明度、专业性、稳定性和致力于最优长期政策。在规制法律制度中，这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目标。毫无疑问，与包含在行政序列中的职能部门相比，自主政府规制机构将是一个彻底的改进。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制度设计必须符合自身情况，具有灵活性与反应性。因为每个国家的制度与历史条件的差异，特别是行政与立法组成结构的不同，议会与司法监督的角色差异，规制体系的区别，以及政策制定和讨论的传统做法不同，在美国体系中运用的“独立委员会”模式并不能简单地移植到其他国家。^[6]对于中国规制机构的制度设计，下列因素是必须着重加以考虑的：

一是独立性。规制机构的独立性是现代规制法律制度的一个根本特征，其目的是保持规制执法的公正性，维护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独立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规制机构的执行职能与政府其他机构政策制定职能的分离，实现独立规制，使规制机构的决定不受其他政府机构的不当影响；二是指规制机构与作为其规制对象的被规制产业之间的分离，实现政企分开，保证规制的独立性。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企不分、证监不分，造成了政府行政职能的普遍错位和缺位现象。而规制机构是建立在政企分开、证监分开原则之上的当代公共管理机构，独立性是规制机构发挥作用最为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规制法律机构的具体设计上，必须处处体现这一基本原则，减少、过滤各种外部因素对规制机构的干预，使规制机构能够公平、公正地行使其职权。回溯前文，无可否认的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独立性，实践也证明，规制机构的规制机构是其功能发挥的关键之一。但是，每一种制度设计不能脱离相应的制度约束。按照学界较为认同的说法，规制机构独立性的获得，必然要求其在财政、人事上摆脱依赖各级政府的处境，必须是具有准司法权的机构，如有可能，应采取垂直领导并只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的机制。设立独立的规制机构是否仅是保证该机构在人、财、物上独立就可以了呢?事情或许并非如此简单。规制机构独立与否、何种独立程度取决于我国基本的国情。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框架之下，如此的机构设立意味着既有的行政权力结构将被“彻底”打破。整个政治框架的重新建立，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样的规制机构成立了，同时也意味着被赋予巨大的权力和能量，一旦规制机构被利益集团所俘获，则会对公平、效率的市场秩序建立带来相当的破坏。究其实质，规制机构本是在独立与行政依附之间徘徊、摇摆。因此，一味强调独立性肯可能缺乏现实根基，会变得一厢情愿甚至是限于危险境地。对于规制机构而言，其特性更是注定了我们在强化其权力的同时，也应有足够的措施平衡其权力，使其权力的行使“合理化”。^[7]

二是合法性。与传统的行政机构相比，规制机构虽然集准立法权、行政权与准司法权于一身，但其权力的行使也必须满足合法性的要求：规制机构的权力来源于法律的授予；规制机构行使权力必须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遵守法定程序，符合法定要求与条件；规制机构制定的规则不得与法律相抵触等。但反观我国现实，却与合法性要求差距甚大：(1)定位模糊。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之下，一直是以“三定”方式进行各种机构的设置、撤销与合并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规制机构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设立、逐步具有部级规格，并普遍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使得国务院部、委与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致使国务院组织法的限制性规定流于形式。(2)权限不清。政府规制机构的模糊定位，将会导致权限的不明与错位，致使政府规制机构在行使职权时面临法律上的障碍。类似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银监会等机构，属于典型的行使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规制机构，将它们定位成事业单位，在法理上有些模糊。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事业单位，要行使某些行政管理权力，会面临法律上的巨大障碍。例如，依据我国《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立法法》及相应行政法律规范的规定，严格解释，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银监会等机构，是没有行政处罚权与规章制定权的。这种现状与法理的巨大反差，将会导致政府规制机构的职权范围处在不确定状态，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后果：其一，权力不足；其二，滥用权力。^[8]

三、 食品安全规制机构——对我国政府规制机构设置的一个实证分析

选择和建立适合国情、运转高效的规制机构，这既是各国政府规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目前中国政府规制改革的现实问题之一。但在许多领域与行业，恰恰是过度与不足，纠缠一起，呈现出一幅奇怪和异化的图景。最典型的莫过于食品安全规制。在食品生产日益成为工业化大生产的一个链条后，人们却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人类正在失去对食物供应链的控制，诸如水果、鸡蛋、肉类、蔬菜、汉堡包、冰激凌等最普通的日常食品在生产的每一道工序中都可能受到污染而致人于死地，近年来较为知名的食品安全事件如口蹄疫、疯牛病、二恶英污染等不但对消费者健康和安全带来严重威胁，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且引发政治危机以及纷繁的国际食品贸易纠纷。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转基因食品等也引发了一系列潜在的食品安全问题。

对食品安全规制最严格的国家当属美国与欧洲国家。在美国，负责食品安全管理的机构有三个：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负责除肉类和家禽产品外美国国内和进口的食品安全以及制定畜产品中兽药残留最高限量法规和标准。美国日用消费品市场上超过25%的产品与服务属于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规制，其规制的范围从普通食品成分到复杂的医疗和手术设备，从保健品到抢救生命的药物。目前，该项市场规制每年涉及约10000亿美元的产品；美国农药部，负责肉类和家禽食品安全，并被授权监督执行联邦食用动物产品安全法规；美国国家环境保护机构，负责饮用水、新的杀虫剂及毒物、垃圾等方面的安全，制定农药、环境化学物的残留限量和有关法规。但是在亚洲，人们对食品安全性的态度却大不相同。特别是在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更加严重，世界上其他国家很难见到的“食品造假”行为随处可见，甚至制假活动进一步升级，进入了由制假到制毒的“新阶段”。年复一年的因食品安全而引发的严重事件一次次突破我们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其充分表明，管理混乱的小生产者、不规范的行业生产方式以及规制法律制度的缺失，能够造成社会危害的程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面对如此频繁的食品安全事件，人们不得不对食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诸多环节进行反思，在如此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之下，我们到底该如何编制一个牢固而完善的食品安全网?针对食品安全，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善而有力的规制体系，仍旧处在危机推动性反应的阶段，往往是危机事件发生之后，政府才被动地意识到需要改革。然而，面对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事故，这种疲于奔命的灭火式管理显然有些力不从心。在现阶段，既有的规制仍是保留分散管理的模式，按照食品产业链的环节进行分工。其中，政府规制体系的系统性疏漏，规制机构的多头规制、分工不明便是其中最突出的制度性问题。目前，我国涉及食品安全的规制职责的有工商、质监、卫生、农业、药监、商务等近10个机构，各机构在食品安全的制度建设，检验、监测体系建设，风险分析、风险控制体系建设中，缺乏统一协调和统筹规划；规制的交叉重合与无人规制的盲区并存；整个执法体制尚未完全理顺，使得很大一部分规制力量在相互依赖、推诿中不断被消耗；割裂、僵化的食品安全规制模式，束缚了规制机构面对危机的快速、灵活的反应能力。

尽管在理论上，市场和政府常常是对立和矛盾的。但事实是，成功的市场经济几乎无例外地存在政府广泛而深入的规制。经验表明，在现代市场的发展中，正是市场中一次次危机与困惑、甚至灾难，将政府一次次拉进市场。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整合食品规制职能，成立综合性、权威性的食品规制机构，建立保障食品安全的全新模式，就有可能将食品安全的危机转化为制度建设的契机，真正使民众获得对于食品安全的信心。

参考文献：

[1]李郁芳.体制转轨时期的政府微观规制行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02.

[2]刘新梅，刘胜强.我国电信管制机构改革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6).

[3]蔡永民，刘光华.经济法研究中的语境论进路[A].李昌麒.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C].法律出版社2001.286.

[4]于雷.市场规制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4.

[5]李郁芳.体制转轨时期的政府微观规制行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92-94.

[6]胡鞍钢，胡光宇.世界经济中的中国[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32.

[7]李剑.试论我国反垄断执行机构建立的可行性[J].现代法学，2004，(2).

[8]周汉华.行业监管机构的行政程序研究：以电力行业为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2).

责任编辑 刘凤刚

作者：陈　虹

食品安全问题经济法学论文 篇2：

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现状及刑法规制

摘要：近年来，世界各地相继发生多起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其中尤以我国最为突出。“民以食为天”，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不仅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而且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中试就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从刑法规制方面做一阐述。

关键词：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犯罪 刑法规制 立法 转基因食品

一、国内外食品安全问题的现状

（一）国外食品安全现状

近年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公众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一波未平一波又一起的的食品安全事件屡见不鲜，引发了广泛的热议。2011年4月11日 瑞典宣布：在欧洲出售的雀巢婴幼儿食品里可能含有大量有毒元素；5月5日 韩国质检部门通报，在韩国市面45种抽检的乳制品中均发现微量甲醛[1]。对于食品安全给予高度关注的美国，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也是愈演愈烈，据2010年8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据统计，近年来，美国平均每年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达350宗之多，比上世纪90年代初增长100多宗。

（二）国内食品安全现状

近十年来，国内食品安全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其危害更是怵目惊心。2004年，阜阳劣质奶粉喂养出“大头娃娃”，营养不良导致免疫力低下，严重者可致死；2006年，含瘦肉精的猪肉，人食用会出现头晕、恶心、手脚颤抖，甚至心脏骤停致昏迷死亡；2008年，含三聚氰胺的婴幼儿奶粉，可能导致肾结石，肾衰竭等泌尿系统疾病，严重者可致死；2012年的毒胶囊事件和果冻事件，轰动全国。近十年来，被公开曝光生产和销售伪劣、有毒有害食品的案件，受害者成千上万。这些问题已对人民生命健康和民族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

（三）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特点及原因

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问题食品的涉及面越来越广，危害程度越来越深，制毒制劣的手段越来越隐蔽且多样。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主要问题是在食品加工中违规添加工业制剂，如今年发生的“胶囊事件”、“果冻事件”等等。

造成了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管制方面的原因。我国人口多，食品安全涉及面广，政府管制部门在食品安全管制方面不仅经验欠缺，而且人手不足，手段落后，監管无力， 对食品安全问题无法及时做出有效的反应。2.生产方面的原因。食品企业、从业者急功近利，诚信缺失，只顾赚钱，不顾食品安全，这也是我国食品行业的一大弊病。3.消费方面的原因。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需求层次多样，也客观上为劣质有害食品提供了市场。4.其他方面的原因。食源性疾病引发的问题，生物毒素的污染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的问题等。

二、国外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法及对我们的借鉴作用

食品安全牵涉社会和谐稳定，影响人类文明发展和民族繁衍生存。因此，在国外，许多国家已经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给我们解决国内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美国，一是建立三级监管体系，采取专业人员进驻食品加工厂、饲养场等方式，从原料采集、生产、流通、销售和售后等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监管。二是实施食品召回制度，企业得知产品存在缺陷，主动从市场上撤下产品；食品药监局等在紧急情况下可强制要求企业召回产品。三是强化第三方检验和认证，FDA有权对实验室认证机构和第三方实验室进行检查；四是强化风险控制，所有登记的食品企业必须制定实施食品防护计划；五是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明知故犯的企业主管和个人，将被判处最高十年监禁和不封顶数量的罚款。

在日本，一是实行可追溯管理，二是信息交流机制，三是严厉的处罚机制。总结起来也就三点：监管触角伸向产地，为每份食品“建档案”，食品造假出狠招重罚。发达国家在处理食品安全问题方面都有很多的共同点，那就是，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科学关系，透明的全程可追溯体系，严格的处罚措施等。这些措施，对解决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我国刑法规制现状及立法缺陷

（一）我国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

1993年2月22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首次通过法律对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加以规制，从法律的高度对于产品的生产加工加以引导。1995年10月30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从立法的高度对于食品安全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规定。2009年2月2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这是针对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所制定的一部法律。《食品安全法》及2009年7月8日国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从食品生产、监管、流通等各个环节作出详细的规定，对于从事食品生产行业的从业人员从事食品生产给出了明确的方向，对于违反食品安全法的人员也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目前我国《刑法》中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规定主要见2011年2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于原来的相关食品安全犯罪的条文进行了修改。目前，我国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法律法规大致形成了一个体系，该体系为解决当前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保证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缓解食品信任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二）食品安全问题的刑法规制及缺陷

我国针对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虽然形成了一个法律体系，然而这个体系尚不完善。我们知道刑法是最后的救济手段，也是最严厉的手段，因此在应用的时候需要非常慎重。刑法第三章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分别从伪劣产品、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不服卫生标准的化妆品和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等方面对与人体健康相关的产品的相关犯罪做出了规定。综合来看，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条文只有两条，并且这两个条文还是《刑法修正案（八）》中修改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刑法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还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目前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原因之一。

另外，笔者认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以销售金额的多少来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是不尽合理的。首先，对于这个销售金额的问题，其举证是非常困难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没有正规的发票作为买卖的凭据，在取证时就难以证明生产者和销售者的销售额，这种情况对于定罪量刑是极为不利的。其次，仅仅以销售金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也不合理。如果生产厂家一生产出伪劣产品就被查获，这就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没有销售金额，这样是不是就不能认定生产者是犯罪行为？但是生产者的行为又确实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因此，在定罪量刑时还应以其他的手段作为量刑的标准，全面考虑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危害性，以达到合理定罪量刑和保护食品安全的目的。

四、解决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建立健全合理的食品安全监管权责一体的机制，使得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相关人员在失职的情况下能够切实的追究责任到个人，并形成相应的考核和奖惩制度。把食品安全监管的业绩作为平时工作考核的一项内容。

（二）严格行政许可的程序和取得许可的标准

在食品安全监管这一方面，刑法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食品安全监管属于国家行政权力，在食品生产、流通、加工等各个环节中都应予以监管，切实起到行政监管的作用。然而，在今天各种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局面下，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因为监管不力才造成的。监管部门为了利益，各种权力寻租、利益寻租现象也不少见。行政法律法规中也有相应的行政许可监管等制度，然而食品安全问题仍然频发，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无法真正的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源头监管不力，导致后面的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为遏制这一现象，在刑法上应当对食品安全监管不力做出相应的规制，狠抓食品安全监管，彻底改变食品安全监管的现状，应当将食品安全监管不力的行为列入到渎职犯罪当中。刑法第九章的渎职罪中对于相关的监管行为没有规制，这不得不说是一大漏洞。因此，将违反食品安全监管规定的行为列入到刑法的规制中有利于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完善监管体系，从监管的环节遏制食品安全问题，从生产、加工、流通环节就对其进行检测，剔除不合规定的伪劣产品，阻止伪劣产品进入市场，从中间环节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将食品生产纳入到行政许可当中，从源头对食品生产进行监管。加大行政许可的审查力度，从其生产资格、原材料及基础设施等方面按照相关食品安全法规的规定进行严格的审查。在行政许可之后，从事生产期间，要不定期、突击式的进行检查，在生产商家措手不及之时最能对其生产状况进行最真实的了解。

（三）进行刑法修改

作为社会规范的最后一道防线，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新型手段的犯罪也逐渐增多，为克服法律的滞后性这一特征，笔者认为应进行相应的刑事法律的修改。第一，细化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现在的犯罪手段越来越高，涉及到的食品种类也越来越多。如果没有相应罪名的话，就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量刑，而是一概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这一罪名定罪。第二，把因食品问题受害的人群作为量刑的一个标准。因为食品安全问题涉及的人身安全问题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社会危害性大，危害范围广，仅仅把销售金额作为量刑标准是不够的且是不合理的。将人身危害和销售金额结合起来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仅仅解决一两方面的问题是不够的。因法律具有滞后性这一特性，我国的相关刑事立法还不完善，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社会上新出现的问题。因此，立法机关还应当在总结社会经验的同时制定新的顺应时代变化的法律，在制定刑事法律的时候，还要考慮到它所对应的那些行政、经济法里所规定的处罚条款，尽量与其对应。

参考文献：

[1]Http：//www.nhaidu.com/news/73/n-313773.html.

[2]吴恒.易粪相食：中国食品安全状况调查（2004-2011）[J]. http：//www.zccw.info/report.

[3]张军，姜伟，郎胜，陈兴良.刑法纵横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熊选国，任卫华.刑法罪名适用指南——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M].北京：中国人名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5]刘青青.关于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原因分析及政府监管对策研究[J].商品与质量，2012（3）.

[6]张永伟，刘志芳.食品安全犯罪的行政法责任——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J].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10-1-30.

[7]刘净.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若干问题研究[J].法学杂志，2010（11）.

[8]张军，姜伟，郎胜，陈兴良.刑法纵横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池京征　庄映红

食品安全问题经济法学论文 篇3：

试论质量技术监督对食品加工过程的影响

【摘 要】社会发展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食品安全问题，近几年我国陆续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广泛重视。我国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主要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所负责，质量技术监督承担着我国人们食品安全的重要责任，我国已经制定出相关法律文件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于食品加工过程管理进行保证，希望能够保证我国食品安全。

【关键词】质量技术监督；食品加工技术；食品安全监管

一、前言

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也是我国可持续性建设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人们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其对于人们的经济损失，还能够对于人们的身体健康严重影响，食品安全问题也影响着我国食品加工企业的发展建设。但是我国近几年相继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对人们的身体健康进行了严重影响。政府部门已经对于食品安全问题采取了相对应管理措施，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还存在较多的食品安全问题。

二、食品加工过程质量技术监督问题及原因

1.食品加工过程中质量技术监督现状

我国食品加工质量监管部门主要对云农业及食品药品等行业的生产情况进行监管，但是并没有专门的监督管理机构对于食品加工监管部门进行监督，造成我国食品加工质量监管中的一个部门下面可能存在多个检测机构，这就造成不同检测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有限，在出现食品安全的过程中部门之间出现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食品加工过程中质量技术监督有效不高。

2.食品加工过程中质量技术监督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较快，造成管理人员在实际管理中无法跟上我国经济建设步伐。国家食品安全部分应该根据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一系列针对性标准，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已经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出现落后的问题。管理部门在推行新型的食品安全标准后，在全面落实中间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管理部门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存在工作效率不高的情况，延长了食品安全政策全面落实时间。

3.食品加工过程中质量技术监督问题原因

食品存在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食品生产加工中就已经存在食品安全性问题，因此对于食品生产加工进行质检技术监督十分关键。我国从2007年就已经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从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所脱离出来，并且对于我国全部的食品生产加工厂家的许可证进行统一编辑，可以发现我国政府部门对于食品安全问题尤为关注，但是这种严苛的管理监督方式并没有将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根本解决。

三、优化食品加工过程中质量技术监督对策

1.扩大食品加工过程中质量技术监督影响力

我国在推行了《食品安全法》后为食品安全提供了基础性的保证，也是我国现阶段有关食品安全方面重要法律文件，对于《食品安全法》进行完善的过程中，应该让食品生产厂家能够已经法律文件进行生产建设，对于食品安全中出现的责任问题应该清晰划分。让质量技术监督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保证监督质量。

2.提高食品加工过程中质量技术监督安全领域作用力

为了能够将食品安全事故问题有效降低，应该能够质量技术监督子啊食品加工过程中的安全领域作用力，对于食品加工做存在的安全质量问题应该坚决打击，增加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于食品市场监管强度，拓宽质量技术监督管理范围，最大范围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排查。对于食品质量安全的责任负责人应该增加打击强度。完善食品市场管理及许可证的监管制度，对于进入食品市场中的食品安全进行保证，让人们在实际消费中能够放心消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该积极鼓励食品加工企业构建完善的食品质量召回体系，对于企业出现的食品安全制度进行科学性引领。

3.建立食品生产加工自律机制

建立食品生产加工自律机制就是增加食品加工企业的信誉机制，让食品加工企业管理人员在实际管理中能够将食品安全问题放在首位，对于企业食品安全质量尤为关注，促进食品加工企业形成系统性食品安全质量信誉机制，增加食品加工企业的自律性。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可以通过对于食品加工设备的完善及提高工艺生产水平的形式，对于食品原材料及加工等流程进行严苛的监控，对于食品从业工作人员的工作素养进行针对性教育，让工作人员能够对于食品安全质量问题承担起监督责任，构建食品安全生产加工诚信体制，完善食品生产加工自律机制。

四、结论

近几年，我国相继出现了多例食品安全问题，人们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也是尤为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仅是突发性的食品安全问题，应该是与社会稳定建设同等高度的问题。对于质量技术监督对食品加工过程的影响进行研究，就是希望能够防止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张金丽，李真，邹瑾.供应链视角下食品质量安全控制的关键点分析[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3，10：101-103.

[2]高志宏.试论我国食品安全执法机制的变革[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06：74-86+156.

[3]戚建刚.论基于风险评估的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调查[J].法学家，2013，05：55-69+176-177.

[4]刘畅，张浩，安玉发.中国食品质量安全薄弱环节、本质原因及关键控制点研究——基于1460个食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1，01：24-31+110-111.

作者简介：

徐波（1965—）男，汉，山东省临沂市临港区徐家寨村，山东省莒南县检验检测中心，工会主席，大专，产品检验方面。

作者：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