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合作国际金融论文

2013年9月13日，上海合作组织第十三次元首理事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成员国元首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比什凯克宣言》，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成员国就全面深化在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文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并进行了战略部署。比什凯克峰会开启了上海合作组织务实合作的新起点。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组织合作国际金融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组织合作国际金融论文 篇1：

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突出问题分析

摘要：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水平标志着一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状况。近年来，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比较快，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针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内部管理、利益分配、服务职能、生存环境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合作组织；现代服务业；政策扶持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中共中央将发展“三农”问题作为每年的1号文件出台，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又将扩大内需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之一。而我国农村需求要得到满足和持续扩大，农民收入要增加，就离不开发达的农村商贸流通业，也离不开组织农村商贸流通的重要主体——农民合作组织。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组织还存在机构不健全、管理比较混乱、服务体系不完善、运行不通畅、农户入户率低、合作组织竞争力弱等突出问题。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并提出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农民合作组织是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以农民为主要成员，围绕某个专业或产品，按照自愿、自立、互助原则组织起来，在技术、资金、购买、销售、加工、储运等环节开展互助合作的经济和技术组织。截至2009年9月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21.16万家，比2008年增长90.8％，大体上平均每3个村已有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山东、江苏、山西、浙江、河南、河北、辽宁、安徽、四川、黑龙江等10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占全国总数的66.23％。农民合作社涉及种植、养殖、农机、林业、技术信息、手工编织、农家乐等农村各个产业。农民合作组织逐步从起步时的技术互助、信息传播，扩展到资金、技术、劳动等多方面的合作，从生产领域逐步向生产、流通、加工一体化经营发展。近年来，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取得一定成绩，但发展中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有：

(一)内部管理不规范

在实践中，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自成立之时就没有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经营运转也没有章程可依，即使制定了章程，严格按章执行的并不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日常事务通常由一个在合作组织内较有影响的社员代理，一般社员很少参与其中，整个组织缺乏民主、公平、公正的运行机制。

(二)农民合作组织服务职能不强

由于自身经济实力有限，大多数停留在生产领域而没有向流通领域延伸。由于流通主体地位残缺，应承担的流通职能很难发挥出来。在“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这种农产品流通模式中，农民合作组织自身规模偏小、实力偏弱，代表农户利益的合作组织在与龙头企业的博弈中常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三)提供服务项目传统且少

农民合作组织提供服务项目主要是围绕生产为农户提供简单的市场信息和技术服务，很少涉及农产品的加工、运储、销售服务，围绕流通领域提供的现代服务业很少。农产品经过专业合作组织以初级产品的形式出售，价格比较低，农户难以分享到农产品经过加工之后的高附加值。

(四)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

由于产权不明晰，利益分配缺乏制度支持。同时，农民合作组织内部管理不规范，合理分配利润缺乏公正、公平条件，易使农户利益受到损害。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利益分配中存在分配过于向大户集中、财务监管不力、防范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等问题。

(五)产权不明晰

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大多数是在政府部门牵头的带动作用下组建起来的，具有明显的官办色彩，从诞生起，产权就不够明晰。在合作组织运作初期，由于没有可供分配盈余，产权问题显得不那么重要，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一定可供分配盈余之时，产权问题变得敏感和重要，但由于组织成员事先没有对合作组织产权进行界定，以至于盈余难以分配，不利于合作组织内部稳定。

(六)生存环境不宽松

我国虽然取消了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和派购，但仍控制着相当数量的农产品收购权，农民合作组织很难在这些领域找到生存与发展空间。另外，国内统一市场尚在形成过程之中，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仍不同程度存在，也阻碍着地区间的商品流通。这种改革中的制度性供给不足和扶持力度的不均衡性，带来的负面效果是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市场运行的动力不足、市场功能得不到发挥。

二、促进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对策

(一)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和监督

机构是否健全，财务是否公开，运转是否高效。直接关系到组织的发展、农户需求的满足程度和农民收入的增加等问题。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和监管相当重要。此外，还要对农民合作组织活动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进行监督：(1)加强内部监督。主要是发挥监事会和社员的作用，采取社务公开、账务公开等方式，监督管理人员的行为。(2)加强外部监督。一是系统监督。二是社会监督。系统监督主要是上级主管部门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社会监督指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机构的作用。

(二)不断提高农户入社比例

在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参加了不同类型的农业合作社，有的农户同时参加几个专业合作社。如，世界第一大农业国美国，82％以上的农场主至少加入了一个合作社；丹麦有98％的农民是农业合作社社员，平均每个农户参加3.6个不同的合作社；法国、荷兰90％以上的农民加入了农业合作社；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民也达到90％以上。而我国目前这一比例仍很低。2009年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约22万，入社农户达3 986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6％。目前，应采取多种措施，不断提高农户入社比例。

(三)加强流通渠道建设，平衡各方权力关系

合作组织中的权力结构实际上是合作各方相互依赖性的反映，而依赖的主因是资源的稀缺性。因此，平衡权力结构要从平衡资源稀缺性着手。对“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头企业”这种农产品流通模式而言，应从提升农产品流通合作社的规模与实力、降低龙头企业的稀缺性等方面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权力，从而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之间的权力逐步平衡。一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中心进行横向整合。具体模式为：“农户+农业专业合作联合体+龙头企业”。由于这种横向整合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规模和实力，减少了合作组织数量，增加了合作组织的稀缺性，从而使龙头企业对合作组织的依赖程度增加，各方权力结构会朝着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方向倾斜。二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中心进行纵向整合。具体模式为“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产品批发商”、“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零售终端”(超市、连锁店、集贸市场)。

(四)完善利益分配方式

要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分配体制。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利益分配中存在分配过于向大户集中、财务监管不力、防范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等问题。我们应不断完善分配方式。利润分配应坚持按交易量(额)比例返还为主，并限定会员出资额度和按出资额返还比率的原则。尽管法律规定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然后按此规定返还后的剩余部分可按出资额等比例予以分配。但法律并未对会员的出资额度作明确规定，这种情况对农民不利。因为虽然法律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选举和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成员各享有一票的基本表决权”，但同时又规定“出资额或者与本社交易量(额)较大的成员按照章程规定，可以享有附加表决权”，这就使政府或企业等具有很大资金优势的会员极易获得比较多的附加表决权，对农民的主体地位是一种威胁。因此，农民合作组织有必要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会员的最高出资额度和按出资额比例返还盈余的比率，将其控制在比较低的范围内，限制政府或企业在组织内部的支配权。

(五)选择适宜的发展模式

目前，我国根据发起主体不同，农民合作组织目前主要有政府经济技术部门领办型、能人带动型、龙头企业带动型等，这些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各有利弊，应根据当地情况选择适宜的发展模式。

政府经济技术部门领办型农民合作组织是指县、乡经济技术部门发挥其技术、资金、服务、组织管理等优势，广泛吸收农民会员，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优势是有利于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是政府有关部门转变职能的途径之一。其制约因素是由于利益联结机制松散，不利于进一步发展。政府的影响占据着主导地位，不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规则。但就现实情况分析，在初始阶段这种模式更容易成功，但它不应该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最终目标，而应该仅仅是一个过渡，必须逐渐地把主体地位让位给农民，真正使它们成为“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农民自主管理的组织。能人带动型农民合作组织是指由农民企业家或有一定经济实力和能力的农民带头人、种养大户等带动的合作社。其优势是减少内耗，决策迅速，既能提高农户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又兼顾了农户经营的自由性。其制约因素是权责划分不明确造成农户不愿意承担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损失，带头人往往会承担自己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不仅影响带头人的积极性，更会影响合作社组织运行的科学性。龙头企业带动型农民合作组织其显著特点是规模大、影响范围广(跨省区)，对农户帮助效果明显。其优势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连接龙头企业和农户的中间组织，增强了农民的谈判地位，将农户生产与企业需求紧密相连。但其制约因素也很多，如龙头企业的体制直接影响到农户的利益。不管哪种模式，由于缺乏制度约束、财产抵押和风险控制，农民利益得不到稳定的保障，有些合作社应对外部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和农民是一种买断关系，容易把损失转嫁到农民身上。

目前，国外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形成了三种发展模式。一是以专业合作社为主的欧洲模式：以德国、荷兰、法国为代表，大多是根据某一产品或某一项农业功能或任务而成立一种合作社。前者如牛奶合作社、小麦合作社，后者如收割合作社、销售合作社。合作社由农民提交股金，有的还吸收一部分政府的财政补贴。合作社和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农民合作社成为连接农民与市场和政府的纽带和中间组织。二是以综合性合作社为主的日韩模式：以日本、韩国、以色列、泰国、印度和中国台湾为代表，如日本、韩国的“农协”。综合性合作社涵盖生产、销售等多种业务，是半官半民的组织，与政府关系密切，政府对农协给予了大量的财政和政策支持。三是以跨区域、协作式合作社为主的美加模式：美国、加拿大、巴西建立在大农场、大农业基础上的销售性合作社，一般一个合作社只经营一种产品，但体现了对产品的深度开发，涵盖了销售、运输、储藏、初加工、深加工等各个环节。从世界各国农业合作实践经验看，各类合作组织要生存和发展，要么突破合作的单一功能，延长联合的链条；要么强化合作的专业类型，提高服务质量。因此，通过深化改革增强合作组织自身的功能和适应性，是合作组织继续发挥作用的唯一出路。此外，根据不同地区农民的不同要求，无论发展哪种模式的联合与合作，都是应当予以支持的。多元化是全球农业农民联合与合作的基本趋势。

(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确定科学的扶持方式

在农民与合作组织的成长和壮大中，政府行为举足轻重。政府对农民合作组织要给予必要的支持。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从2004年起，中央和地方要安排专门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开展信息、技术、培训、质量标准与认证、市场营销等服务。有关金融机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兴办仓储设施和加工企业、购置农产品运销设备，财政可适当给予贴息”，财政部当年大幅度提高了财政扶持力度，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专项资金规模达7 000万元，到2007年底累计达5.15亿元。在中央财政的带动下，地方各级财政也不断增加投入，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7年，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制定了专门文件，明确了政府的财政扶持。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提供的数字，2004—2008年，各省级财政安排专项扶持资金已超过13亿元。2008年，扶持资金比较多是江苏(5 000万元)、浙江(5 000万元)、山东(4 500万元)、北京(3 000万元)，比较少的是青海(600万元)、安徽(600万元)、宁夏(800万元)等。目前要确定科学的扶持方式，把握好扶持的原则、重点领域、重点产业和重点环节。扶持原则有：一是扶持的对象是全体符合补助条件的农民合作社，而不是他们当中的少数或个别农民合作社。二是扶持的基本方式是为农民合作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以改善农民合作社的竞争条件。三是扶持对象的确定和补助资金的发放坚持公开、公平、透明、规范，接受全体社员的监督。四是扶持向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合作社倾斜，在相同的条件下给予优先扶持。五是将农民合作社纳入政府相关支农项目的建设单位之一，与符合条件的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并且根据建设项目的特点，在同等条件下，适当地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重点领域近期应是：一要改善农民合作社的市场竞争环境，保证农民合作组织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二要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产业方面，应与国家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政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及农业区域发展政策等紧密结合在一起，重点优先支持那些依托本地主导产业、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发展起来的、带动所在县乡一方经济发展的能力强，并且符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方向、处于农业部农产品优势产业带内、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重点的扶持环节应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与改善，农业标准化建设，农产品市场营销，农业信息化建设，农业抗风险能力建设等。

(七)加强经营管理人才建设

农民合作社经营管理人才匮乏，已成为其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一是尽快将组织实施农民合作社管理人才的“金色证书”计划纳入《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建设规划》范畴。组织力量编写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人才培训教材及科普辅导读物。二是开展学历教育、远程教育、短期进修、国际交流等方式的培训。三是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人才培训的财政补贴力度，为培训工作有效开展提供经费保障。四是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吸引、留住人才的机制，鼓励大学生毕业、龙头企业人才、返乡创业农民领办、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五是充分发挥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合作社发展教育中心作用，使之成为农业部培养合作社管理人才的重要基地。

参考文献：

[1]李玉勤.“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与制度建设研讨会”综述[J].农业经济问题，2008，(2).

[2]杨丽艳.国外农民合作社发展模式与经验借鉴[J].现代农业科技，2007，03).

[3]苑鹏.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财政扶持政策研究[J].学习与实践，2009，(8).

(责任编辑：闫春英)

作者：陈淑祥

组织合作国际金融论文 篇2：

凝聚共识，全面推进务实合作

2013年9月13日，上海合作组织第十三次元首理事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成员国元首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比什凯克宣言》，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成员国就全面深化在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文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并进行了战略部署。比什凯克峰会开启了上海合作组织务实合作的新起点。

一、通过《<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保驾护航

比什凯克峰会的一大亮点和重要成果之一是，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13—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创立建筑于成员国之间良好的国家关系基础之上，组织的发展又有力地增进了彼此睦邻互利的友好关系。2007年成员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对组织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条约规定“缔约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参加任何针对其他缔约方的联盟或集团，不支持任何敌视其他缔约方的行动”，“积极致力于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在出现威胁某一缔约方安全的情况时，该缔约方可在本组织框架内与其他缔约方举行磋商，以妥善应对出现的局势”。显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既是成员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总结，更是成员国相互关系的准则，它为上合组织的平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有助于中亚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该条约先后得到了各成员国立法机构的批准，2012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所有成员国正式生效。比什凯克峰会通过落实该条约的重要文件，对巩固成员国睦邻友好互信的政治关系、加强经济合作、保障上合组织的健康发展意义非凡。

上合组织的发展取决于成员国相互关系，其成就也体现在国家关系的各个层面。随着上合组织的发展，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观察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之间的政治关系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相互之间的经贸合作不断深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中国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五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1180亿美元。组织成立之初的2001年中国同五国贸易额仅为120亿美元。

共同推进发展蓝图。在2012年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期间，成员国元首们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划》，该规划描绘了组织未来发展的蓝图，堪称上合组织第二个十年务实发展的路线图。成员国元首们在北京峰会上共同规划了新十年的发展，提出了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地区的长远目标。北京峰会标志着上合组织进入了务实合作发展的快车道。相对于北京峰会，2013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则是重在落实北京峰会精神，进一步探讨在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深化合作的具体措施，通过为期五年的上合组织发展规划。

二、加大安全合作力度，应对新挑战

维护中亚地区稳定，为各国经济发展创造安全环境，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首要任务。自成立12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中亚地区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2001年在上合组织宣告成立的第一天，成员国就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随后还通过了一系列加强各领域安全合作的重要法律文件，诸如《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合作协定》、《上合组织关于应对威胁本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事态的政治外交措施及机制条例》和《2011—2016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禁毒战略》等。上合组织安全合作涉及众多领域，涵盖军事安全、信息安全、联合执法、打击毒品犯罪等等。在各方通力合作下，成员国在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贩运和网络犯罪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绩。上合组织已经成为中亚地区安全的重要保障。

一个时期以来，中亚地区外部安全环境恶化，内部安全形势趋于复杂。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导致西亚北非地区的持续政治动荡，如今，叙利亚问题已成为国际事务的焦点问题。中东局势严重挑战中亚国家的社会稳定与地区安全。2001年美国发动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行动以来，阿富汗长期陷于乱局之中。美国和北约盟军2014年底大规模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显然是在甩包袱。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安全局势可能失控的前景更给对中亚地区稳定带来新的复杂因素。受中东和阿富汗局势影响，中亚地区内部安全形势趋于严峻：其一，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的跨区域传播之下，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影响上升。在西亚北非地区乱局中，伊斯兰政治势力迅速崛起，并对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产生示范效应。哈萨克斯坦的极端恐怖组织“哈里发战士”活动频繁，并声称对哈境内发生的多起恐怖事件负责[1]。吉尔吉斯斯坦的伊斯兰解放党队伍扩张迅速，由5000人增加到1.5万人，而且支持伊斯兰解放党的普通民众也日趋增加。其二，中亚国家在境外的反对派力量抬高声调要求参与国内政治进程。乌兹别克斯坦反对派联盟“乌兹别克斯坦人民运动”、“塔吉克斯坦国民运动”等呈现活跃态势。“乌兹别克斯坦人民运动”头目穆·萨利赫甚至呼吁推翻乌现政权，称“阿拉伯之春”表明民主和伊斯兰可以联合[2]。其三，中亚地区三股势力回潮。在地区外部势力作用下，中亚地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极端势力和分裂主义势力在一些上合组织国家的活动猖獗。2011年以来，中亚地区发生的恐怖事件明显增多，东突分子同地区三股势力沆瀣一气，在中国新疆制造的恐怖活动也相应增加。其四，源自阿富汗的武器弹药走私、毒品犯罪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冲击着中亚地区的稳定。

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凝聚共识，团结一致，携手合作，加强抵御外部各种势力渗透的能力，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威胁和挑战，确保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亚地区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的大背景下，上合组织维护地区安全的任务空前艰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成员国元首强调，要积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大力度防范网络犯罪、武器弹药走私，以及毒品犯罪，全方位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共同维护中亚地区安全。切实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3年至2015年合作纲要》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合作协定》。

就周边形势对中亚地区的影响，成员国元首们探讨了阿富汗、叙利亚问题，并阐述了共同立场。元首们呼吁国际社会为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创造条件，坚持主张发挥联合国在协调解决阿富汗问题和阿经济重建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在叙利亚问题上，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坚决反对外部力量绕过联合国对叙利亚动用武力，主张用和平手段实现叙利亚内部和解及局势正常化。在此次元首理事会举行前夕，美国总统奥巴马以掌握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证据为由，宣布准备对叙利亚进行有限军事打击行动，同时加强了在叙利亚周边的军事部署。在中东地区形势剑拔弩张之际，2013年9月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G20峰会期间，普京总统向奥巴马总统提出化解危机的良策。9月13日，上合组织峰会期间，成员国一致赞同俄罗斯提出的倡议，支持将叙利亚化学武器置于国际监管之下，并最终销毁。成员国呼吁各国最大限度地采取负责任态度，保持克制，避免可能导致对抗进一步升级的言论和行动[3]。

三、推进务实合作，共谋区域经济发展

上合组织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各国都在致力于实现本国经济现代化发展目标。在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深层次影响各国经济的背景下，加快上合组织框架内优势领域的合作步伐，进一步推动互联互通，完善交通网、能源网、电信网的建设，对拉动上合组织国家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比什凯克峰会期间，成员国元首们强调，要继续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和落实措施计划，切实落实《2012—2016年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推动项目合作的措施清单》。积极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强互利合作，进一步促进各国经济现代化，建立紧密投资伙伴关系、协调发展交通通信，创新技术和农工综合体，建立多功能国际物流、贸易和旅游中心，应用新技术和节能技术，并注重发挥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潜力。

成员国元首一致赞同习近平主席的倡议，主张大力拓展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务实合作。习主席主张传承丝绸之路精神，开辟交通和物流大通道，尽快签署成员国之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峰会前夕，习近平主席倡议建设横跨欧亚大陆的经济大动脉——“丝绸之路经济带”[4]，经济带东起太平洋西到波罗的海，覆盖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南亚等广大地区。经济带的发展蓝图将造福沿线国家和地区，使中亚内陆国家尽享亚洲东部的发展机遇和欧洲西部的繁荣。经济带的建设同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相辅相成。上合组织成员国为经济带的核心国家，居于中间地带。组织框架内已经贯通和规划建设中的公路、铁路和航空网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奠定了前提和基础条件。“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沿线国家拥有较强的互补性经济结构，便于实现资源、高新技术和投资的长短板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极大地扩展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空间和潜力，为组织的发展带来新机遇。

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方建议加强上合组织框架内金融、能源和粮食安全合作，推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成立能源俱乐部，建立粮食安全合作机制。12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经贸合作快速发展，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迫切需要货币流通的便利，投资渠道的畅通。上合组织框架内诸多项目的推进落实也在呼唤融资平台的早日搭建。能源合作是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经济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也是最有成效的领域。能源俱乐部有助于促进和便捷能源交易与合作，对此，上合国家的企业家们早已翘首以盼。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一些中亚国家贫困问题加剧，同时粮食短缺、粮价上涨问题空前突出。2012年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普遍出现粮食短缺加重的情况。2012年春，吉尔吉斯斯坦有18%的居民食品不足，食品价格上涨导致贫困居民不得不减少食物的摄取。[5]土库曼斯坦从2012年7月起粮食价格上涨了3倍。因此，探讨粮食安全、改善民生成为上合组织需要解决的一个新的迫切问题。

四、增进人文合作，夯实组织发展的民意基础

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有力带动了人文领域的合作，成员国民众之间的往来明显增多。人文合作是上合组织国家政治、安全和经贸往来的纽带。比什凯克峰会期间，成员国元首强调，进一步加强科技、人文和旅游领域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拉近各国人民之间友好情谊，促进地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比什凯克峰会前夕，习近平主席在中亚访问期间，提出未来10年，中国将为成员国提供3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1万个孔子学院教师到中国进修的名额。

峰会期间，中方还宣布，将在上海政法学院设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利用这一平台为其他成员国培养司法人才。中方拟同有关各成员国合作建设中医医疗机构，把中国的传统医学资源造福于成员国人民。2012年中方已经率先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中国建议在观察员、对话伙伴国推广建立类似机制，以增进上合组织所有国家民众之间的了解、相知与友好往来。

五、传承上海精神，推进上合组织的健康稳步发展

上海合作组织奉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积极实践平等互利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她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建设性力量。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呼吁传承“上海精神”，不断增进成员国之间友好互信关系，在秉承上海精神的基础上开展互利合作。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高举这面旗帜，切实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真心实意推动本组织框架内各领域合作，使成员国成为和睦相处的好邻居、同舟共济的好朋友、休戚与共的好伙伴”[6]。

实践证明，上海精神是上海合作组织顺利、成功发展的灵魂。上海精神起源于“上海五国”时期，当初五国领导人正是本着平等互利原则，顺利解决了边界遗留问题，出于共同发展的愿望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成员国相互关系的准绳，成员国主张摒弃冷战思维与零和游戏规则，共同创立了平等、互利、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倡导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安全观，奉行协商一致原则，成员国无论强弱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在各自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中国秉承上海精神，同中亚国家发展全面深入的伙伴关系。习近平主席在阿斯塔纳发表演讲时，再次阐述了中国的中亚政策：中国致力于同中亚国家发展长期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尊重中亚国家对本国社会制度和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谋求中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不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7]。习主席的讲话再次向世界传递了明确信息，即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既定政策和主张，同时也宣示了中国同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一道共同推进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向前发展的坚定决心。

（作者系中国上海合作组织

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所欧亚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Один на один с Европой Джихадисты снова прибегли к тактике волков-одиночек， 04.04.2012. http：//religion.ng.ru/society/2012-04-04/5_tet-a-tet.html

[2]В Праге 29-30 июня пройдет второй съезд Народ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Узбекистана， 28.06.2012.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php？id=18956&mode=snews

[3]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比什凯克宣言，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0913/c157278-22918646-3.html

[4] 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2013年9月7日，阿斯塔纳。

[5]Кыргызстан：18%населения не могут обеспечить себя продуктами питания，13.04.2012.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php？id=18506&mode=snews

[6]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弘扬“上海精神” 促进共同发展.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913/c70731-22918643.html

[7]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弘扬“上海精神” 促进共同发展.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913/c70731-22918643.html

作者：陈玉荣

组织合作国际金融论文 篇3：

上海合作组织不断深化合作的动因分析

胡锦涛主席2009年6月在俄罗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九次会议上强调指出,经过数年发展,“上海合作组织生机活力日益焕发,维护成员国和平发展权利、促进地区安全稳定、推动互利共赢合作的作用不断加强,成为欧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建设性机制之一。”①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深化合作,使之能够长足进步的动因是什么?本文拟从地缘政治格局、非传统安全、经济利益等方面予以探讨和分析。

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变是

导致上合组织成立与合作的直接动因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1996年组成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2001年6月14日,乌兹别克斯坦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加入“上海五国”。同年6月15日,上述6国元首举行了首次会晤,并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是大国与邻国的中国和俄罗斯,与中亚各国寻求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这一新型合作机制,起因是为了应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变。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的防御空间大为缩小,西线几乎直接暴露在西方面前。与此同时,美国却加速了北约东扩的步伐,通过“颜色革命”,在前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内扶持亲美势力,推翻亲俄政府。为平衡在西线直接遭遇的巨大挑战,俄罗斯需要将中国和中亚各国作为战略依托,缓解地缘政治压力。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为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尤其是着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然而,中国的周边环境尤其是东部的地缘环境却并不理想,目前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如美国背景下的台湾问题、中日关系问题、南海争端问题以及美国主导的“第一岛链”问题等。

为此,中国需要在防止东部政治环境恶化的前提下保证北部和西部环境的稳定。冷战结束引发的地缘政治格局巨变为中国加强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中亚位于亚欧大陆板块的腹地,历来是各种政治力量竞相角逐的战略要地。在前苏联时期,由于采取高压政策,中亚地区勉强得以维持相对和平与稳定状态。但随着苏联解体,前苏联的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中亚地区再次成为俄罗斯、美国、土耳其、伊朗等国竞相争夺的目标与对象,给本已动荡不安的中亚又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再加上民族问题以及各种外部势力的干预与插手,中亚地区始终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中亚地区各国领导人强烈地意识到,只有加强地区成员之间以及与俄罗斯、中国等周边大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才有可能恢复中亚的和平与安宁。

历史进程中的机遇与中亚各民族谋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使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之间在国家利益上出现重要的重合。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平台,俄罗斯不仅可以巩固本国东部的周边国际环境,而且在与北约对抗时,还会得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某些方面的有力支持。上海合作组织使中国最大程度地维持了北部和西部的和平稳定,这既有利于国内的经济建设,也有利于中国集中精力处理东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不断深化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推进者。上海合作组织也为中亚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平台,通过这个组織,中亚各国得以维护本地区的安宁与稳定。

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是

促使上海合作组织深化合作的主要动因

冷战结束给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带来的最大变数是“传统安全问题尚未完全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所谓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②欧亚大陆特别是中亚地区所面临的最大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以及毒品走私与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问题。

苏联解体、中亚各国纷纷独立使该地区原有的主导思想体系迅即崩溃瓦解。一时间中亚地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思想文化真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乘虚而入。③从1998年开始,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由阿富汗急剧向中亚蔓延,这些恐怖组织制造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恐怖活动,随之形成了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邪恶势力。

与中亚接壤和毗邻的俄罗斯和中国同样未能幸免。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在俄罗斯的车臣等南部地区十分强大。他们与恐怖主义势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相互勾结,不仅在当地实施了一系列恐怖主义活动,而且还把恐怖活动扩展到俄罗斯全境。仅在2004年,他们就先后制造了别斯兰人质事件、北奥塞梯人质事件等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活动。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对中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国家安全构成危害的主要是来自新疆、西藏等地的“东突”和“藏独”分裂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及境外国际敌对势力。其中,中国新疆地区以“东突”恐怖组织最为猖獗。该势力是中亚“三股势力”的主要力量之一,以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为目标,几乎每年都要在中国境内制造多起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活动,特别是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在其直接煽动和策划下,造成1700多人受伤、156人无辜死亡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更是骇人听闻。④

由此可见,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既是中俄两国面临的共同威胁,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所有成员国所面临的“公害”。由于“三股势力”这类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性、地区性和全球性,仅仅依靠一国力量根本无法解决。为了联手反恐、打击“三股势力”,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成立时各国元首就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9•11事件”发生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加强了以打击本地区“三股势力”为中心的反恐合作。2004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在塔什干正式挂牌运作。从2005年开始,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中俄每隔两年就举行一次“和平使命”反恐军事演习。迄今为止,已经先后举行了三次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上述条约、机构和活动既向全世界展示了上海合作组织反对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决心与能力,也对欧亚地区特别是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起到了实质作用”,对“三股势力”的震慑效应也是明显的。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联合防范和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基础是非常牢固的。很显然,共同打击“三股势力”以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促进本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已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不断扩大影响、充满生机活力的主要因素。上海合作组织在合作反恐、反分裂、反宗教极端势力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新疆“7•5事件”发生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发表声明一致表示,各成员国将加强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的合作,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⑤2010年,上海合作组织将在中哈边境举行的 “和平使命—2010”联合反恐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必将把上海合作组织的联合反恐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内生的利益诉求是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深化合作的根本动因

经济利益是当今国际社会维系国与国之间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要素。自2001年6月成立之日起,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就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主要“抓手”之一。当边界遗留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地区非传统安全局势得到有效控制,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就把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作为国家发展的头号议事日程。这样来自经贸合作方面的利益驱动就成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深化合作的源源不断的动力资源。

地理相连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都渴望抓住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促进本国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三的经济大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中国自身的石油产量还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因此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地缘因素,特别是从能源战略安全考虑,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蕴藏丰富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成员国就自然成为中国能源进口的首选供应国。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已成为促进中国西部发展的强大动力,也为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合作提供一个难得的机遇。正在争取和实现全面振兴的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能源和矿产储量,需要稳定的能源市场和资源市场,而中国是一个最佳选择。俄罗斯正在进行的开发远东计划亦为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除中俄之外,上海合作组织的其他4个成员国都是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通过中国和俄罗斯的市场,他们不仅可以出口本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且可以购进自己所需的物资。此外,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的“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和金融服务网”的建立,还可以大大带动中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目前,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每年一度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的主要议题。早在2002年6月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就确定了各成员国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2003年9月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则将经贸合作具体化和机制化,确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合作的重点领域和示范项目,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的区域经济合作开始步入正轨。2006年《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包括经贸合作在内的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目前,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5个成员国的贸易额已由2001年组织成立时的121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00亿美元,预计201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1000亿。只要各成员国不断加强组织内部经济整合的力度,不断清除阻碍经济合作的各种障碍,上海合作组织必将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一大亮点,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强大引擎。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构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危机面前,2009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九次会议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舉行,深化合作、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危机,成为与会国的共同愿望。各成员国都出台了各自的反危机计划,并在双边和多边框架内采取措施,力求把国际金融危机对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这次峰会上宣布,“中方将提供100亿美元的信贷支持,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作出自己的努力。此外,中方将组织贸易投资促进团赴成员国,推动同各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和双向投资。”⑥

综上所述,无论是地缘格局巨变释放的政治压力、非传统安全的威胁,还是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不断增长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内生诉求,都将继续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另外,我们也应看到,上海合作组织深化合作既存在着诸多有利动因,也存在着某些不利因素。合作越深入,交往越频繁,成员国的利益差异和观念分歧也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对此,需要有清醒的认识,需要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所强调的,上海合作组织今后发展的大方向,应该是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⑦具体言之,上海合作组织今后在政治上应该以落实《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主线,坚持不懈地巩固成员国团结互信;安全上应该以构筑战略安全、执法安全、信息安全体系为手段,为成员国营造和平安宁的发展环境;经济上应该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为目标,推动成员国共同发展;人文上应该促进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促进人民世代友好;对外交往中应该以平等互信、合作共赢为原则,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相信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必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继续焕发出勃勃生机并在不远的将来实现质的飞跃。

(第一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

第二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娟娟)

① 胡锦涛:《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共同创造和谐美好未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九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9年6月17日,第2版。

②《中共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页。

③ 巴哈提(哈萨克族):《中亚地缘政治的现状与未来》,《新疆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49页。

④《乌鲁木齐“7•5”事件无辜死亡156人》,《人民日报》2009年8月6日,第4版。

⑤《上合组织就乌鲁木齐“7•5”事件发表声明》,《人民日报》2009年7月12日,第3版。

⑥ 胡锦涛:《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共同创造和谐美好未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九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9年6月17日,第2版。

⑦《胡锦涛接受中外媒体联合采访,就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方向、加强中俄战略协作等回答记者提问》,《人民日报》2009年6月19日,第1版。

作者：潘正祥 李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