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保合作探析论文

摘要由于环境问题与区域地理因素、生态环境系统的紧密关系，从而使当今的环境问题跨越了主权国家的地理边界，渗透到整个区域甚至全球生态系统。环境合作有助于促进环境领域内国际机制的建设和发展，国际机制的功能性能够推动环境合作的不断深化，环境合作与国际机制之间的互动机理推动了环境合作机制的建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际环保合作探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国际环保合作探析论文 篇1：

以五大发展理念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以五大发展理念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文■张焕波 杜靖文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刻不容缓，国际产能合作不仅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提质增效，而且有利于拓展国际竞争空间，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合作。要用五大发展理念指导国际产能合作，将我国经济充分融入到全球经济浪潮中，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国际产能合作 一带一路 对外投资 五大发展理念

一、国际产能合作提出的背景

国际产能合作是我国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的战略选择，契合世界发展需求，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是全球经济转型升级历史浪潮下的新思路、新契机。

一是国外具有市场需求基础。国际产能合作可以将我国自身的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相对接，实现互利共赢，促进产业链的全球化。“一带一路”项目沿线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但市场潜力巨大，日益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且生产要素的成本比较低。这对我国企业来说是“走出去”的良好机遇，不仅有利于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加强与国外地区的交流与合作，而且能够帮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当地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有力地促进较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另外，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基础设施升级的问题，我国与发达国家进行国际产能合作也能有效弥补当地的基础设施缺口。

二是我国有能力进行国际产能合作。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装备制造业发展迅速，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大约是世界装备制造业总量的1/3，钢铁、电力、铁路、机械、电子、有色金属、建材、轻工纺织等产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特别体现在性价比的高竞争力。在我国装备制造能力、运营管理能力、建设能力等逐渐提升的背景下，我国有能力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与国际间的合作与沟通。

三是国际产能合作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需求。虽然我国装备制造业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我国产能利用率低，通过扩大国内投资和刺激国内需求的途径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余地有限。为了适应、引领新常态，需要逐渐发展为以优质产业输出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使我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扮演资本供给者的新角色，提高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国际产能合作形势总体判断

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日趋提高、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以及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中国经济与世界各国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中国资金、技术和设备越来越多地进入国际市场，中国产业优势进一步显现。2015年我国国际产能合作增幅强劲，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超额完成全年10%的增长目标，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对外承包工程亮点纷呈，大型项目显著增加，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对外合作互利共赢。根据商务部数据，201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是“十一五”的2.3倍。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据国家发改委预测，预计到2018年，我国对外产业投资将从2015年的1200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600亿美元。2016年国际产能合作的形势会比较好，一方面，围绕“一带一路”等经济外交方针，政府将会有更多深入的推进工作，另一方面，2016年会有相当多的国家走在经济复苏的道路上，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缺口较大，这是产能合作的新契机。

（一）政策叠加提供保障

随着经济危机逐渐缓解，国际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各国积极寻求各种途径实现经济复苏，面对国外日益旺盛的市场需求，我国企业不仅要作为商品供应者“走出去”，更要以“资本供应者”的角度“走出去”，提高“走出去”的深度和广度。2015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从“重要意义”、“总体要求”、“主要任务”、“提高企业‘走出去’能力和水平”、“加强政府引导和推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六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指导意见，此后我国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合作规划和配套的政策措施，为我国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障。另外，我国与其他国家政府间投资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多双边高层合作机制的建立也体现了我国政府在政策上支持国际产能合作。

（二）“一带一路”引领作用突出

2015年3月，我国政府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掀开了新的篇章。目前已经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合作的意愿，其中大多是与国际产能合作相关的加工制造类园区，30多个国家与我国签署了合作协议，20个国家与我国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此外，我国发起的亚投行开始逐步运营，人民币海外合作基金也逐渐设立，将为我国在国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外承包工程建设等项目提供金融保障，有力促进我国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电力、铁路、机械等优势装备制造业“走出去”。

（三）企业积极转型升级

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一带一路”沿途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起步的初期，我国企业“走出去”不仅能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劳动力或资源能源，而且可以拓展我国企业的国际发展空间，促进我国企业的转型升级。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浪潮下，我国企业正在积极利用全球智力资源，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以用户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坚持商业原则和国际惯例，通过并购国外企业、建立国外研发中心等途径进行高新技术投资，促进我国先进制造业和优势产业的输出，在长期看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四）营商环境持续改进

2014年9月，我国商务部发布《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确立了我国境外投资以“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只针对敏感国家、敏感地区的敏感项目进行境外投资审批，并逐渐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我国政府积极搭建对外投资合作平台，与多双边国家签署互联互通合作协议，推进对外承包项目工程的实施，并加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为我国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我国还积极探索境外企业风险预警系统，防范和化解我国企业在境外面临的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等。另外，我国通过优惠信贷、出口保险、项目融资等各种途径，有效缓解了我国企业在境外融资难问题。

三、以五大发展理念指导国际产能合作

我国国际产能合作时间不长，经验不足，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例如，部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仍有待提高，不论是技术装备还是管理体制仍有待加强；部分保守观点担心我国优势产业输出是否会对我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难以用正确的态度来认识国际产能合作；部分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很容易只关注自身企业的发展，而忽视对方国的切身需要，没有协调好企业发展与当地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反映了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体现了世界先进发展理念，符合全球经济发展潮流。国际产能合作必须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根本指导，才能走得好，走的远，走的稳。

（一）以创新理念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源源不断的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国际产能合作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技术装备创新。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办厂，绝对不是简单的将中国现在的工厂复制过去，更不是把淘汰的落后产能转移过去，而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运用一流的技术设备在当地生产。二是管理体制创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间还不长，中国在走出去的管理体制中也还不完善，特别是事中事后监管制度需要跟上。发达国家在国际产能合作中的一些经验可以借鉴，但是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涌现的全球化时代，面临新的特征、新的问题，都是历史上任何国家所未遇到的，这就需要我们创新管理模式。三是合作模式创新，国际产能合作涉及面广，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大力支持，建立各方将国际产能合作纳入双边、多边合作机制的框架里共同促进，中国将发挥自己的优势，对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中外企业予以融资便利。

（二）以协调理念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国际产能合作要注重几个方面的协调。一是国内与国外的协调，即国内产能梯度转移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关系。中国沿海地区相对发达，而中西部地区仍然较为落后。在东部地区的一些产业或者产能既可以走出去，也可以在国内实现梯度转移。这就要求从全球产业链的角度，不拘于国内还是国外，进行合理产业布局。二是协调好发达国家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关系。国际产能合作的合作方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例如，发达国家在国际产能合作中的经验、技术和机制都相对成熟；发展中国家有丰富的劳动、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中国企业走出去都可以与这些国家的企业进行合作，取长补短，以合资的形式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从市场来看，发达国家基础设施需要大规模升级，发展中国家需要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国际产能合作要兼顾发达国家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市场。根据美国商会估计，从2013年至2030年，美国的交通运输、能源和废水处理及饮用水（与水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8万多亿美元投资，每年约4550亿美元。三是协调好远亲和近邻的关系，既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快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与发展，又不能忽视非洲、拉美等较远地区，要齐头并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节点做到重点突出。

（三）以绿色理念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进程，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一是所有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工程承包、并购等都要符合当地和国际的环保法律，坚持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合作与发展。二是中国走出的企业不是转移和淘汰落后产能，而是依托先进的技术、中高端的装备和科学的管理体系，如智能电网、钢铁、核电、高铁技术等。三是推进绿色国际产能合作，要从绿色环保产业入手，为全球提供绿色清洁产品。

（四）以开放理念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一是中国国际产能合作是开放式的，不搞封锁，也不拉帮结派，而是愿意与有共同意愿的国家一起推进全球产业的优化进程。2015年中国首次提出与发达国家在第三方市场进行产能合作的理念，意在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中国性价比好的充裕产能相结合，更好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帮助其加快工业化进程。中国先后向法国、欧盟、英国、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加强了联系。新年伊始，中英PIGA项目率先启动，英国又一次成为最先响应中国号召的发达国家。二是中国的产能合作不把政治理念掺杂进来，而是从当地实际情况和需求出发，按照所在国家的发展意愿和发展诉求，实现共同发展。三是中国会把自身成功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向其他国家传授。中国的优势产能在国际合作中，并非简单地将装备与技术复制，而应该考虑如何结合产业输出国特点、产业特点、产业承接国的特点，最大化撬动资源，实现合作。例如，中国在非洲建设的许多工业园区已经是非洲工业化的孵化器和催化剂，中国可以帮助非洲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四是中国会积极推动国内的改革，以更加开放的环境欢迎国外企业到中国投资，在中国进行国际产能合作。

（五）以共享理念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中国的国际产能合作将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提供正能量。一是要共同开发，发挥各国和地区的比较优势。例如，“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要素禀赋各异，比较优势差异明显，互补性很强。有的国家能源资源富集但开发力度不够，有的国家劳动力充裕但就业岗位不足，有的国家市场空间广阔但产业基础薄弱，有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但资金紧缺。这就需要各国通力合作，互利共赢。二是要共享利益。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的结合，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都坚持共同商量、共同建设、共享利益，充分考虑产能合作对方国家的需要，考虑对方的核心关切。与其他国家的海外投资一样，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将给当地带来就业岗位，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当地民众生活水平。可以说，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实际上是让中国这一架发动机更好地推动各国发展，走共同富裕、包容发展的道路。根据有关估计，2000年至2012年间，中国在美国的600项投资为美国本土创造了2.7万个新职位，随着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的加快，预计到2020年中国企业将最多为美国提供100万个就业岗位。

参考文献：

[1]张洪，梁松.共生理论视角下国际产能合作的模式探析与机构创建[J].宏观经济研究，2015（12）

[2]王本力，张海亮，曾昆.国际产能合作：化解产能过剩新思路[J].中国工业评论，2015（11）

[3]钟飞腾.“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5（8）

[4]吴频.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开展国际产能合作[J].对外经济实务，2015（5）

[5]武文卿.中国制造追梦2025 投资助推国际产能合作[J].中国招标，2015（21）

[6]张军.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恰逢其时[N].人民日报，2015—6—18

（张焕波，1978年生，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改革开放处。研究方向：国际经济、绿色发展。杜靖文，1993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金融）

作者：张焕波　杜靖文

国际环保合作探析论文 篇2：

国际机制视角下的东北亚环境合作

摘要 由于环境问题与区域地理因素、生态环境系统的紧密关系，从而使当今的环境问题跨越了主权国家的地理边界，渗透到整个区域甚至全球生态系统。环境合作有助于促进环境领域内国际机制的建设和发展，国际机制的功能性能够推动环境合作的不断深化，环境合作与国际机制之间的互动机理推动了环境合作机制的建构。共同利益、依赖路径、机制内容和机制效能是全面评估环境合作机制的四大基础要件。随着近些年来东北亚地区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不断加强和持续深化环境领域合作成为域内各国的当务之急。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是维护东北亚环境合作的重要工具之一，是推动东北亚环境合作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东北亚环境合作不断走向务实，形成了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格局，环境领域的机制化建设逐步明显，但是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建设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长期有效的建设和完善。大力推进和不断深化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建设，应当以域内各国在环境领域的共同利益为基础，顺畅环境合作方面的依赖路径，进一步完善地区环境合作机制的框架和内容并切实发挥其效能。

关键词 国际机制；东北亚；环境合作；互动机理

环境问题与区域地理因素、生态环境系统密切相关，呈现区域性、长期性、共同性的特征。当今的环境问题不仅是国家内部事务，其已跨越国界限制，渗透到整个区域甚至全球生态系统。随着环境问题规模和范围的扩大，监测和解决难度的增加，单一国家在资金、技术、人力等方面都难以应对区域环境问题，因此“合作”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必要途径。近年来，东北亚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酸雨、沙尘暴、水污染等问题日益引起域内各国关注，加强和深化环境领域合作成为解决东北亚环境问题的一种内在要求。东北亚环境合作始于冷战结束后，历经20年发展，“已经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多领域的新格局”［1］。国际机制不仅是分析环境合作的一个重要视角，更是推动、发展和深化东北亚环境合作的一种有效方法。

1 环境合作与国际机制：互动机理

环境问题是指人类活动使环境质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危及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包括自然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两个方面。当今的环境问题已经被引入国际关系领域，这是因为环境问题的产生具有跨国界性质的影响，环境问题的解决涉及到跨国因素，即环境问题需要通过各国政策协调、区域合作、国际机制等途径解决。随着环境问题及其影响的日渐突出，其区域性、共同性等特征更加明显，使域内各国在环境领域产生共同利益，形成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为当前的环境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合作是指“行为者通过政策协调的过程，不断调整自身的行为，适应他者目前和以后的需要”［2］。合作是一组关系，“这组关系不是建立在压迫或者强迫之上的，而是以成员的共同意志为合法基础的”［3］。环境领域合作是指各国针对全球或区域领域的环境问题，通过政策协调，采取一致行动，进行超越国家或地区界限的合作，从而妥善解决环境问题。各行为体在环境问题领域开展合作主要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增加了区域环境政策空间的密度，“形成了国际机制的激励因素，在那些紧密的政策空间中要比那些较低的议题密度领域多”［4］。紧密的政策空间能够达成更多的环境协议，这有利于环境合作机制建设。另一方面，促进产生环境领域的共同意识，形成深化共同利益，突显环境合作效益，为环境机制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随着环境合作的逐步增多，进一步加深各行为体在环境领域的相互依赖。因此，环境合作可以使各行为体相互依赖程度增强、政策密度增加、共同利益深化，从而促进了国际机制的产生和发展。

国际机制是指“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原则是指对事实、因果关系和诚实的信仰；规范是指以权利和义务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规则是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和禁止；决策程序是指流行的决定和执行集体选择政策的习惯”［5］。在此，一系列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限定了行为体特定的行动并禁止其他的行动，这有利于推进合作。国际机制的产生能够规范行为体的行为，加强政策协调，促进共同利益，从而进一步深化各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国际机制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汇聚各行为体在环境领域的行为预期，提供信息沟通渠道，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这有利于塑造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协调各行为体的政策和行为。国际机制的功能性能够进一步协调各行为体的政策，从而促进行为体之间形成特定的合作性协议，“被设计出来的合适的制度，能够帮助利己主义者即使在没有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也能够进行合作。”［4］国际机制的功能性还能够建立法律责任模式，提供对称性信息，促进环境领域合作。国际机制虽然不如国内法那样有效力，但国际机制类似于“准协议”，有助于规范和组织行为体之间关系。

郭 锐：国际机制视角下的东北亚环境合作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8期从互动机理角度分析，一方面，国际机制有助于降低各行为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增加合作机会，促进环境领域合作。首先，在国际机制框架下，各行为体能够就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进行多边合作，这大大降低了各行为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其次，环境合作机制的建立使各行为体在环境领域建立了密切联系，违反这一联系必然影响到环境领域的交易成本；第三，国际机制的建立使在环境领域合作中各行为体追加议题的成本比没有国际机制的条件更低。另一方面，环境合作有利于环境领域内国际机制的建设和发展，国际机制的功能性有利于环境合作的进一步深入。环境合作机制是通过转变观念，加强国际机制在环境合作领域中功能性的发挥，实现区域内的互利合作，从而实现区域整体的环境利益。环境合作机制能够有效地平衡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加强制度约束、互相监督，从而进一步促进环境领域合作。在环境领域中，各行为体面临着诸多环境问题，行为体之间的利益交错，环境合作机制的建立等，要调和各行为体在环境领域的利益冲突，或者通过依赖路径促进环境合作机制的建构。在环境合作机制建设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机制的框架和内容，推动各行为体之间的环境合作，同时，注重环境合作机制的效能，发挥国际机制在环境领域的作用。

2 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的现状评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亚地区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沙尘暴、海洋污染等问题逐渐成为域内各国的共同威胁。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是域内各国促进环境领域合作的重要途径，也是改善区域环境状况，实现东北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于维护区域稳定、巩固区域关系意义重大。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包括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会议、东北亚环境合作高官会议、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等会议机制，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清洁发展机制等双边和多边环境项目合作机制。从共同利益、依赖路径、机制内容和机制效能四个方面，全面评估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现状，是分析东北亚环境合作的重要手段。

2.1 共同利益评估

共同利益是东北亚环境合作的重要基础，也是环境合作机制建设的基本激励因素。“国际机制的形成取决于共同的或者相互补充的利益的存在，这些利益能够被政治行为者所意识到，从而使共同的生产联合受益的行为是理性的”［4］。区域环境问题具有整体性特征，其环境问题的治理具有正外部性，同时，国内环境问题具有负外部性，因此域内国家的环境合作能够对其国内环境状况乃至整个区域环境状况产生积极的影响。目前，沙尘暴、酸雨、海洋污染等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东北亚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东北亚地区的多数沙尘暴起始于蒙古境内和中蒙边界一带，向东南方向传播过程中，严重影响了中国北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等地［6］。东北亚酸雨的频发区主要是中国长江以南、日本和韩国，其主要来源于本地区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可见，东北亚各国在区域性质的环境问题领域具有共同利益。

东北亚各国在环境合作机制中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在东北亚环境合作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发达国家能够在环境合作中获取巨大的经济效益。截止2009年初，东北亚地区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执行理事会（EB）成功注册了36个CDM项目，其中，中日30个、韩日4个、日蒙2个。每年中韩蒙从这些合作项目中分别获得1.64亿美元、0.15亿美元和336亿美元的收益，日本则通过上述合作项目获得1.54亿tCO2e的温室气体［7］。巨大的经济利益成为东北亚各国在环境合作过程中共同利益的主要内容。

由于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因此各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点有所不同。日本、韩国较好地解决了国内环境问题，其更多关心的是区域环境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在东北亚区域环境问题领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俄罗斯、蒙古和朝鲜更多的是关注国内环境问题。东北亚各国在环境合作中的关注点和合作项目的安排顺序上存在不一致，这严重影响了东北亚各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塑造。同时，东北亚各国缺乏政治互信，习惯于将他国的发展和强大视为一种威胁，各国在发展道路和战略模式上互相猜疑，这也严重阻碍了东北亚各国在环境领域共同利益的发展。 2.2 依赖路径评估

路径分析是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现状评估的重要内容，也是机制建设的重要手段。国际环境合作背景、经济手段互动和政策协调是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建设及发展的重要路径［8］。国际环境合作在促进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建设及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标志着国际环境法形成。在此基础上，国际环境合作机制得以建立和发展，其惩罚性和服务型的特征能够有效约束各国行为，提高国家之间在环境领域的互动。国际环境合作机制通过海洋保护、空间环境保护等环境会议和合作项目，不仅提高了东北亚各国的环境合作意识，加强了域内各国的互动程度，还进一步推动了东北亚环境合作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经济手段互动是推进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东北亚地区经济互动集中在中日韩之间，三国已形成了初步性的磋商机制，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增强。中日韩经济合作为其环境领域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经济合作的成功经验能够推动环境领域合作机制的建设。在中日韩环境合作的基础上，逐步加强与俄罗斯、蒙古和朝鲜之间的互动，这有利于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建设和发展。同时，东北亚各国之间环境政策的协调，推动了东北亚环境合作的发展，进一步组织和协调了东北亚各国行动，为机制化框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的依赖路径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东北亚国家在历史、政治、安全等方面存在着发展的困境，这严重阻碍了东北亚国家在环境领域的合作。域内各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深受政治军事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及国家发展战略等因素影响，导致东北亚各国在环境领域的合作政策互动程度不高，严重阻碍了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建设。在东北亚环境合作进程中，中日韩在环境政策方面互动较多，俄罗斯、蒙古和朝鲜的政策协调较少，这不利于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的整体建构。

2.3 机制建设评估

目前，东北亚地区已经建立了多种区域环境合作机制模式，包括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会议、东北亚环境合作高官会议、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等会议机制以及双边和多边环境项目合作机制。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会议是中、日、韩、俄、蒙于1992年成立的各国环保部门政策对话机制，主要以高官论坛形式介绍和交流各国过去一年环境政策的进展状况，并就有关环保主题进行研讨。1993年，中、日、韩、俄、蒙、朝召开了首次东北亚环境合作高官会议，并以此作为决策机构，对东北亚环境问题进行协调和磋商。东北亚环境合作高官会议是东北亚各国建立综合性区域环保合作机构的最初尝试，该会议主要由各国外长及主管环境工作的部长组成，目的是支持发展域内各国之间的正式合作。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机制建立于1999年，其目标是解决区域环境问题，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每年中日韩环境部长都会举行会议，并本着务实、协商的态度，积极拓展环境合作项目，进行多领域的合作与对话。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一缔约方规定的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它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双赢的国际环境合作，是以有约束力的国际环境法规为基础并依托于国际市场机制进行的项目合作”［9］。东北亚地区清洁发展机制在中、日、韩、蒙等国之间取得了积极进展，成为一种有效的市场化运作模式［10］。此外，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还包括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东亚酸沉降网以及东北亚各国之间的双边合作机制。上述会议机制以及各种双边和多边环境项目合作机制，对于积极探索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的建构路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过，目前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建设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不足。首先，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中的合作协定基本上是“软法”，合作会议多是采取对话协商方式，这导致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的约束力不足，环境领域合作的实质性进展缓慢。其次，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缺乏有效整合，难以集中域内各国的人力、资源、知识和技术共同应对环境危机事件［11］。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会议、东北亚环境合作高官会议和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在合作形式上存在重叠，严重影响了东北亚环境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第三，在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中，中日、中韩等双边环境合作机制已经取得积极成果，但东北亚地区多边性质的环境合作机制大多是一种论坛形式，尤其是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会议和东北亚环境合作高官会议合作的形式较为松散，其所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

2.4 机制效能评估

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在东北亚环境合作中取得了积极效果。1993年，东亚地区建立了“东亚酸沉降网”，该网络在国际间监测合作评估东亚地区酸沉降状况，防止国际酸沉降危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沙尘暴治理领域，2002年中日韩开始建设沙尘暴共同监测网络，实现数据共享，2005年中日韩蒙启动了联合治理沙尘暴项目。清洁发展机制在东北亚环境合作中成效显著，其是基于市场的环境合作，并遵守了一整套国际标准和规范［12］。清洁发展机制在促进环境技术转移、推动区域环境合作、促进国际资金融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建设，加强了东北亚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理解和沟通，缓解了域内国家在环境问题中的矛盾，推动了东北亚环境问题的解决。

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在东北亚环境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首先，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的整合能力、推动环境合作的能力亟待加强。环境问题具有潜在性、跨界性等特征，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在整合域内各国知识、技术、人力等方面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的整合为基础，可以更好地推动东北亚环境合作的发展。其次，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应对突发性跨国环境事件的能力较弱。在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中，相关的协定和行动计划更多的是关注域内常规性质的环境问题，在处理跨国环境事件，快速动员多边力量联合行动等方面的能力亟待提升。同时，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缺乏针对环境问题事件的联合应急政策预案，在立法、计划、应急措施等方面发展不足。

东北亚地区在地理上和生态上存在着密切联系，由于东北亚区域环境状况趋于恶化，建立健全相关的环境合作机制成为深化东北亚环境合作的内在要求。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有助于解决东北亚地区环境问题，加强环境领域机制化建设，推动东北亚环境合作进程。总体来看，东北亚地区的合作逐步增多，环境领域合作日益活跃，多边环境合作正不断走向务实层面［13］。然而，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环境合作机制仍需长期有效的建设和完善，共同利益有待深化，依赖路径急需顺畅，机制自身面临整合，机制效能需要提升。

3 深化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的对策建议

环境合作机制主要是通过制度安排在环境领域内实现区域合作。“制度可以通过规制行为者的行为减少不确定性、限制信息的不对称性并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减少冲突，加强合作，实现共同利益”［14］。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在推动东北亚环境合作，解决东北亚环境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也有助于增强东北亚作为整体在世界环境论坛中地位。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建设，要以东北亚各国在环境领域的共同利益为基础，顺畅域内各国在环境合作方面的路径，完善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切实发挥相关机制的效能作用。

3.1 深化东北亚各国环境领域的共同利益

共同利益是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基础。首先，加强东北亚各国的共有环境意识，深化共同利益。东北亚地区存在着沙尘暴、海洋污染等众多区域环境问题，这些环境问题严重危害着域内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应该增强域内各国之间的环境共同体意识和责任意识。其次，密切东北亚各国之间多领域、多层次的交往。受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东北亚各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不信任，加强东北亚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能够增进东北亚各国之间的理解，进一步深化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第三，通过环境合作的经济效应，深化东北亚各国在环境领域的共同利益。东北亚各国在环境领域的合作，“不仅促进了东北亚各国间经济联系和发展，也促进了东北亚地区环境产业和环境市场的发展，并为逐步实现东北亚区域资源与经济优势互补这一区域经济一体化铺平了道路”［1］。此外，还能够推动域内各国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建设生态经济，促进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3.2 顺畅东北亚各国环境合作的依赖路径

东北亚环境合作的依赖路径建设，首先要充分利用国际环境合作的大背景。20世纪90年以来，国际环境合作运动蓬勃发展，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环境合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国际环境合作的有利形势成为推动东北亚环境合作的重要外力，因此，东北亚各国要充分利用国际环境合作的大背景，进一步提高东北亚各国的环境意识，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推动下，各国应该积极寻求合作路径，推动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建设。其次，运用经济手段推动东北亚各国在环境领域的互动。中日韩在东北亚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国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经济手段促动环境合作的制度化发展在中日韩的合作中成为可能，可以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灵活运用经济手段互相促动环境合作的进行，实现中日韩三国的环境合作制度化”［8］。在中日韩环境政策互动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蒙古和朝鲜的环境政策互动，实现东北亚区域内的环境合作。第三，积极促进东北亚各国的环境政策协调。“对外环境政策是国家处理和调整有关国际环境问题领域的具体原则界限，是国家推动其环境外交、维护其环境权益、促进其环境发展事业的重要手段”［15］。政策协调是环境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途径。东北亚各国应该在环境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充分实现域内各国外交政策的协调，从而进一步顺畅东北亚环境合作的依赖路径。

3.3 完善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的框架和内容

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框架和内容的完善与发展是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建设的核心内容。首先，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应该在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的基础上，整合东北亚环境合作会议、东北亚环境合作高官会议等区域会议机制，建构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的新框架。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虽然起步较晚，但三国在跨界污染、沙尘暴、酸雨、海洋污染等环境问题的许多方面开展了合作与对话，取得了切实效果，成为东北亚区域环境合作的重要机制。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成为东北亚环境合作中的主要推动力量，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建设应该在中日韩环境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整合其他环境合作会议，这有利于区域环境决策和环境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第二，建立常设性工作小组和临时性联合应急行动小组，丰富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的内容。目前，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以会议形式为主，缺乏稳定的、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常设性工作小组作为具体开展东北亚环境合作的组织机构，能够为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提供实体机构上的保障，为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作用的发挥提供保障。联合应急行动小组是处理跨国环境事件的重要组织，其成员应当包括东北亚各国环境部门的官员代表、科技专家、环境NGO代表，“环境部官员可以充当资源调度人，科技专家则提供知识及技术方案，环境NGO代表则可以监察事件处理过程，充当公共关系发言人，凝聚社会支持”［16］。相对于常设性工作小组，联合应急性工作小组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形式，可以随着环境问题状况变动小组成员。

此外，拓展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的覆盖领域和范围，继续充实和丰富这一机制的框架与内容的同时，不断创新合作思路和运行方法，树立“合作共赢”思维和“多边联动”意识，从而使该机制与其他关联机制实现“全流程”互动和“无缝隙”对接，更加迅速有效地发挥联动作用和统合功能，更好地应对和处理跨国环境事件尤其是突发性跨国环境危机。北京时间3月11日13时46分，日本东海岸发生了9．0级强震并接连发生较强余震，强震海啸重创日本列岛的同时，还引发了严重的核泄漏危机，大量放射性元素释放到环境中，很多国家监测出超过本地标准值的辐射量。4月12日，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NISA)根据国际核事件分级表(INES)，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等级提高到最严重的7级。东北亚各国积极行动起来并展开了联合应急行动，有关国家实时共享应急信息的同时，还宽口径、多渠道地借力其他关联性合作机制，从而为尽快消解危机、开展求援重建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如借力于媒体合作机制，虽然此次日本强震及海啸过后未能避免“天灾过后尽谣言”的情况，发生了“抢盐风潮”、“辐射雨慌”等，但东北亚各国媒体的及时跟进，尤其是竭诚合作，联合发布及时、权威、透明的灾情信息，对稳定公众情绪、平息谣言十分必要和有效。

4 结 语

国际机制与环境合作存在着互动机理，环境合作有利于环境领域内国际机制的建设和发展，国际机制的功能性有利于环境合作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在东北亚地区，沙尘暴、大气污染、海洋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域内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加强环境领域合作是解决东北亚环境问题的唯一途径。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是维护东北亚环境合作的重要工具之一，是推动东北亚环境合作发展的重要途径。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不仅是东北亚环境合作的重要制度保障，也能够为域内各国在军事、安全、政治等领域合作及其机制化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借鉴意义。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是东北亚合作的重要内容，东北亚环境合作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增强，能够进一步推动东北亚合作乃至东北亚各领域内的机制化建设，这对于塑造东北亚经济圈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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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from the Angle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GUO Rui

(College of Administr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gime; Northeast Asia;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teraction mechanism

作者：郭锐

国际环保合作探析论文 篇3：

科技合作引领气候治理的新形势与战略探索

摘要 《巴黎协定》的达成预示着全球正在积极向低碳转型。依靠技术创新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业已成为国际共识。欧盟近年来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力式微，美国特朗普政府直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一度失去领导力和方向感。中国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积极维护者，引导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并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近年来，中国已经从低碳技术输入国和受援国，逐步转变为技术输入和输出并举。在“后巴黎”时期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当做好战略性谋划和布局，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国际科技合作为切入点，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开展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新方向”为指导思想，以实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软实力和科技竞争力提升为内在动力，全面、积极、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走向依靠国际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新方向。

关键词 气候治理；国际科技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

《巴黎协定》释放出全球低碳转型的积极信号，依靠技术创新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共识和主要行动。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发展呈现新形势，相关技术的创新增速提高，但全球分布仍呈分散态势，基础研发、系统化和定制化需求亟待各国合力加强[1]。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力格局也已经发生了改变。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即在能源、环境、贸易、气候变化等领域采取一系列新举措，并已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这均将对全球以及中国低碳科技创新与合作产生复杂影响。气候变化是各国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各国互为“命运共同体”，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技术的支撑，但技术的支撑也需要全球智慧和全球协作。在科技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如何最大限度地寻求共识点并尽快行动起来？如何考量当前形势和未来行动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如何把握新形势，开展符合中国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科技合作？这些均是亟待理清的问题。

1 科技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形势

一是以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潜力亟待释放。当前，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为实现本世纪末温度升高不超过2℃的目标，需要全球经济和能源系统深度的低碳转型，并在本世纪下半叶达到温室气体的零排放。2015年，《巴黎协定》将控制温度上升的目标更加严格地限定在2℃以内，并努力实现1.5℃的目标。然而，与上述控温目标相比，通过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的潜力仍有待大规模释放。

从技术转让的对象和频率来看，至今为止，低碳技术的国际转让仍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市场进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内部之间的低碳技术转移仍较少发生。从技术转让的效果来看，在这些有限的面向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低碳技术转让实践中，作为技术接收方的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国家，大多仅停留在接受和使用了低碳技术设备方面，并未从中获得直接的低碳技术创新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与合作需求[2]。

二是以科技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共识日渐形成。技术开发与转让一直是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重要议题。二十余年的技术谈判始终伴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歧，但谈判从政治上促进了各方以技术应对气候变化共识的形成和强化。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使得通过国际科技合作的方式提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日渐成為共识。《巴黎协定》技术条款的核心是，加强所有缔约方之间的气候技术合作、重申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行动予以支持，这为“后巴黎”有效落实技术开发与转让行动提供了明确方向和目标。巴黎会议期间，由中、美等20个国家作为创始国共同提出并加入的“创新使命”旨在推动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研发活动的信息分享和合作创新。“自主贡献预案”（INDCs）进一步促使各国重视以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创新引领经济社会的低碳转型。

三是气候变化领导力出现真空，以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迎来窗口期，利于维护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成果，并拓展全球气候治理的合作空间。受全球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欧洲经济一度陷入低迷；欧盟东扩导致其内部气候政策分化，相关谈判失效，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下降。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之后，欧盟本身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治理的政治意愿降低。英国脱欧、难民问题更是将欧盟转变为气候变化领域的“搭桥者”、“领导者”-“协调者” 等多重身份的杂合体，已不能依靠绝对的领导力来引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走向[3]。

另一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宣告了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从“逐步积极”退变为“十分消极”。这意味着美国已经主动放弃了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权。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第二大碳排放国和第三大人均碳排放国，美国在气候变化政策上的倒退，迫使全球气候治理联盟面临重新洗牌。在这期间，气候谈判在严格履约、落实《巴黎协定》减排承诺等方面达成更加积极的共识并付诸行动将十分困难，但在发展科技和开展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寻求最大公约数不失为一种务实选择。

2 新形势下中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科技合作的战略意义

一是中国低碳技术发展迅速，优势产能的对外输出需求增加，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科技合作可助力中国低碳产业海外拓展。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国低碳产业日趋壮大，在新能源设备研制技术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核能发电等低碳领域形成了一定优势，实现了获得国内自主知识产权和共有国际市场知识产权，并实现了一定的产业化目标。中国长期以产能推动低碳产业发展，在太阳能产品和生产装备制造、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制造、太阳能发电运营维护等产业，中国专利申请量均突破了10 000件。中国已逐步从低碳技术的净输入国和受援国，逐步转变为输入和输出并举的低碳大国[4]。开展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对外合作不仅可以进一步提升中国低碳技术发展水平，还能为中国优势低碳技术及产能向他国推广和输出提供机遇。

二是把握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机遇期，提升中国国际科技合作话语权，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有力科技支撑。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创新增长迅速，但相关技术全球分布呈分散态势，基础研发和系统化定制均有待加强，这意味着传统的以单个国家或企业“各自为阵”、“闭门造车”式的技术创新模式，无法集合全球创新知识和资源，难以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之需，更无法促使该类技术的全球扩散及应用。因此，唯有通过各国合作才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科技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和全球应用。

在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合作方面，中国参与合作众多，但真正主导的合作还比较有限。虽然中国积极参与了气候变化领域的诸多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如地球科学系统联盟框架下的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全球气候系统观测计划等，但大多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话语权少、承担的研究比较边缘化，仅在为数不多的项目，如被称为“人造太阳”的规模最大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国际核聚变实验堆计划（ITER）中逐步开始扮演了主动的角色，以平等、全权伙伴身份参与到了相关合作中[5]。

中国可把握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科技发展机遇期，及早谋划国际科技话语权体系建设。通过深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国际科技合作，增强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科技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提升中国在世界科技治理体系的“软”实力，进而取得与中国大国地位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科技话语权，为推动经济可持續转型、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和参与全球治理等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三是为中国“后巴黎”时期如何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找到适当的切入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其表象虽然是各国对各自承担责任如何分配的博弈，但实质却是各国如何在低碳社会转型道路上保持其更强竞争优势和更少付出额外成本的较量。因此，气候谈判并非仅是一个政治谈判，还是一个经济谈判。“后巴黎”时期，全球气候治理走向何方？如何凝聚共识？如何兑现承诺？如何取得成效？均有待各国建设性投入。

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全球科技合作作为切入点，提出议题建议、中国立场和方案，对中国而言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6]。一方面，倡导低碳科技国际合作由于不涉及过于敏感的减排利益问题，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更易凝聚各方共识。另一方面，倡导低碳科技国际合作，可以成为中国在“后巴黎”时期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的重要抓手，推动气候谈判走出“零和”游戏，取得务实进展。这既能体现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的行动，也能避免因为美国的退出而将减排压力不合理地增加到中国身上。

3 新形势下中国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科技合作的战略构想

3.1 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开展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新方向”为指导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构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更为合理的价值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关键在行动。通过开展科技合作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的开发和转让对全球实现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至关重要。

同时，深入开展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对外合作，以推动中国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进步，也是加速中国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加速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的内在要求。新形势下，中国应当积极把握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开展科技合作的战略机遇，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开展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新方向”为指导思想，明确科技应对气候变化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的重要方向，主张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科技无国界、受益应当由全人类共同分享”，积极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相应的作用，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力争推动科技应对变化的国际共识转化为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方向。

3.2 定位于“号召者”、“引领者”和“协调人”的角色

其一，积极发挥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号召力作用。巴黎协定的达成，预示着低碳科技合作的国际共识日渐明显，但如何使得这种国际共识能够转化为后巴黎时期气候治理的重要抓手，并付诸于实际行动，仍需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在公约减排承诺自主决定，供资压力对我可能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可选择在公约谈判及其他国际场合多强调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现实意义，多阐述低碳科技的创新和应用对各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低碳社会转型的积极影响。

其二，坚持多元参与、各尽所能、务实提案、共同引领。 号召各国开展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要独树一帜，在国际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扮演“排头兵”、“领头羊”的角色。当前，中国正处于应对气候变化科技的发展期，虽然中国已经在核电等低碳技术领域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较之发达国家，中国低碳科技整体上仍处于跟跑或追赶阶段，国际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7]。因此，需强调合作主体的多元参与、共同引领，鼓励处于不同科技发展阶段的国家各自尽其所能参与到合作中来，并鼓励各国地方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等积极参与合作。要推动各方展开有关全球低碳科技创新合作方案的概念、设想、实施方案和相关经验和教训的大讨论，使得中国对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号召力转化为多数国家的共同意愿和行动，共同引领气候治理的科技合作新方向和新行动。

其三，不冒进、不退缩，做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合作领域的协调人。需要看到，在以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共识向具体行动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因为合作各方科技水平和基本国情的差异而在合作中产生分歧。“后巴黎”时期，“协调人”的作用对于处理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事务异常重要。

中国积极引领气候治理的科技合作新方向，就是要定位于在后巴黎气候治理中发挥“协调人”作用。协调人的作用旨在引导不同科技水平和科技合作意愿的参与者向着共同目标努力，往往体现出的是大国外交的成熟、自信和值得信任，不带个体偏见。“协调人”不是要争当权威或绝对主导者，也不是要一味地做一个“亲力亲为者”，而是一个个体的软实力和感染力的体现。在国际气候谈判场合，协调人作用的发挥，有助于尽快发现各参与方优势，利益趋同的可能性，找准关键点和突破口，借势借力整合有利资源、贡献各方其在技术、资本、智力、市场等多方面的力量，形成政、产、学、研和国际组织、多边机制多元化投入的格局，进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高效和妥当地实现各方利益和共同目标。

美国虽然退出巴黎协定，但并不意味着他不担心气候变化会给美国带来的潜在危害，因而，发展清洁技术仍然会是其政府需要考虑的内容。我们可以不跟美国谈要不要遵守协定，但可以跟美国谈具体的合作，只要对美国而言有利可图，仍然可以将美国的创新资源调动起来。

3.3 务实推进近期、中期和远期战略目标的实现

其一，近期目标：适应现有话语权，充分体现参与度。用好现有对话渠道和资金渠道，巩固和拓展合作领域，彰显中国利用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动行为，积极引领低碳科技合作新走向。用好中美、中欧、中德、中法、中以、中巴（西）、中俄、中加以及中国和比利时创新对话机制，促进在清洁、低碳等应对气候变化科技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落实中国非洲、中国东盟、中国南亚、上合组织国家、拉美国家、阿拉伯国家等科技伙伴计划就应对气候变化科技领域开展合作的有关内容。利用联合国体系、二十国集团机制、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等多边对话渠道，设计可使别国能共鸣、中国能掌控的低碳科技合作具体议题，引导各方广泛开展讨论。利用南南气候合作基金、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现有资金渠道，为相关地区开展低碳领域科技合作提供资金支持。

其二，中期目标：塑造话语权，发挥建设性作用。主动有所作为，探索建立新机制，提出新方案，借助公约资金渠道，落实我提出的相关合作机制和方案。着眼于调动全球科技资源为我科技发展所用，探索建立以相关领域国际国内科学家、智库团体为基础的“低碳科技国际合作战略咨询网络”机制，并适时成立实体机构和秘书处（可考虑设在中国），就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大科学和大工程等战略性问题，开展广泛交流，及时提出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要的大科学和大工程计划，为各国开展低碳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提供战略科技咨询建议。基于中国科技“三跑”并行的现实需求和实现非对称性科技竞争优势的战略考虑[8]，针对应对气候变化科技领域的基础研发、示范、应用等不同阶段，具体分析与现有合作方和潜在合作方展开合作的合作力量对比、合作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相关合作风险等，确立中国与发达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重点及合作模式，紧密结合国际政治形势，适时提出中国有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合作的立场和方案。借助公约资金渠道，提议、形成和实施我提出的促进低碳科技合作共赢的资金配套计划，充分发挥公约资金机制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目标的作用。

其三，远期目标：实现话语权，发挥创造性引领作用。致力于打造中国低碳国际科技交往中“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新格局。探索在公约下形成“南-北-南”合作新框架，实现与公约内外资金机制的联动，对接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形成名副其实的全球科技合作网络，使得科技资源能被各个网点及时获取，科技成果能被全球共享。

3.4 坚持互信、共治、多样、普惠的合作原则

当前，在低碳技术领域，各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同、优势各异，既存在互补，也存在竞争，甚至有些情况还会存在合作地位的极其不对等的现状。在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如何避免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在合作意愿产生上的障碍？如何避免因为短期利益上的竞争性而放弃合作？这就需要确立各国在合作中坚持互信原则，通过充分交流，增信释疑。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对全人类的发展具有正外部性效应，是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确立各国应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中看到长远利益上的趋同性，坚定遵守互信原则，这既是开展合作的先决基础，也是取得合作效果的必要条件。

尽管各国科技发展实力不同，但无论是哪一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合作中来，均是有利可图的，这一利益是一种长远利益，更是一种根本利益。如何确保各方利益的实现，就需要坚持共治原则。

在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合作领域，号召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引领是坚持共治原则的具体内容，这也与中国后巴黎时期以主动引领的方式参与气候治理的战略思路一致。各国通过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除了长远利益上的趋同，也存在短期利益上的差别，这就需要通过具体的合作安排来实现由合作意愿向合作行动迈进的目标，需要倡导多样化、适应性的合作，即对具体的合作要有明确的战略定位，对合作领域要有战略预判和战略重点，对合作形式要有战略安排和设计；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国家间优势互补的合作计划，探索并引导“南-北-南”三方技术合作等新形式。

为保证科技合作的成果能尽快且广泛地应用于全世界各地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合作应坚持普惠原则，强调力求通过信息和数据共享等手段，实现合作过程的互联互通，合作中的经验惠及合作主体的各个合作阶段，合作的成果普遍惠及各个国家。

4 具体合作方案

一是，中美合作。新形势下，中美低碳科技合作应致力于携手拓展低碳科技合作领域，增强低碳科技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力。具体而言，中美合作应定位于增进与美国地方政府及企业界在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合作领域的共识，消除科技合作知识产权问题上的误解，增强互信。加强与美国地方政府的沟通，积极促成发展战略对接。重点着眼于清洁煤利用、可再生能源及零排放汽车、能效提升和节能技术、气候变化预测、储能、核能、电网现代化等领域的基础研发、示范、资本引入、成果转化等领域的合作。在合作形式上，一方面，可通过优惠的财税政策和人才政策，吸引更多美国企业和机构来华设立研发中心和院校。另一方面，强调共赢共享，倡导双方政府（中央或地方）和双方企业/机构共同出资，联合实验室、联合研发机构、联合办学、互派科研人员往来等，设立清洁低碳技术专利扶持基金、建立低碳技术专利池，形成“政-产-研-用”便利化渠道。妥善处理合作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可参考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知识产权框架安排的成功经验，探索形成适合于中美各类合作的知识产权指导建议。

二是，中欧合作。新形势下，中欧应增进战略互信，共同发挥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引领作用。具体而言，中歐应加强减缓气候变化政策措施的对话与交流，共商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合作新问题和新路径，致力于涉能源供应、工业、建筑、交通及航空和海运活动等重点行业的节能和提高能效领域的基础研发和标准规范领域的合作；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低碳技术及适应方案的开发和应用领域的合作。在合作形式上，一方面，可考虑由双方政府共同出资、共同建立全球性的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合作管理机构，并可考虑将“低碳科技国际合作战略咨询网络”机制作为此管理机构之核心，联合发起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大科学、大工程项目的研究和实施等，联合建立区域性实验平台和研发机构等。另一方面，可考虑以单方面出资或多渠道筹措资金等方式，在第三国开展标准共建及互认等领域的合作，为探索实现“南-北-南”合作新模式积累经验[9]。此外，要把握好当前中欧关系的良好态势，妥善处理经贸领域的清洁能源贸易摩擦，为双方开展相关领域科技合作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三是，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应紧扣双方需求，寻找合作切入点和着力点，有针对性地推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具体而言，合作应定位于为向有需求的“一带一路”国家部署中国优势低碳技术，寻求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共性技术需求领域的联合研发和示范[10]，保持和凝聚在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共识。重点考虑在适应气候变化领域、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源（如沼气）等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先进冶金节能装备和技术等工业低碳技术领域，基础设施、交通和能源，节能低碳标准体系完善，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智慧能源网为平台的新的能源体系等领域的合作。在合作形式上，其一，与基础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的合作，可通过双方共同出资或我方单独出资等形式，就共性重大技术课题开展联合研究、共建联合实验室等合作平台。其二，与技术经验丰富、法制相对健全、市场环境较好的国家合作，可利用“一带一路”现有的政府间合作平台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等渠道，通过技术许可贸易、建设低碳技术开发区、低碳技术孵化器等手段，并依托旗舰项目，转让中国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并可通过联合制定标准，推动相关领域的标准的互认和统一。其三，与欠发达国家合作，可依托公约资金渠道等形式，开办技术培训班等形式，输出中国成熟技术经验及标准，为今后开展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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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佳妮 王文涛 仲平 王灿 刘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