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合作问题初探论文

摘要：中越历来是友好邦邻、传统的贸易国，在中国“一带一路”和“中国-东盟”的倡导之下，中国与越南的经济联系将会越来越紧密。研究中国与越南的金融合作在当今时代背景之下是可行性研究方向之一。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金融合作问题初探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金融合作问题初探论文 篇1：

互联网促进丝路金融合作的战略路径思考

摘 要：本文以互联网为视角，以丝路金融合作为主题，在梳理互联网丝路金融合作的发展动态的基础上，分析了丝路金融合作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认为我国应构建线上金融服务系统，推動人民币成为“丝路货币”，通过金融产品创新活跃丝路金融市场，充分利用互联网促进丝路金融合作的稳步发展和不断深化。

关键词：互联网；丝路金融合作；丝路货币；战略路径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对中亚国家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经过多方的努力，丝路经济带上的合作日益深化，金融合作作为丝路合作中重要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但由于各国经济、文化、地理位置方面的差异，通过传统渠道进行金融合作存在种种制约，而基于互联网的丝路金融合作则由于其服务便捷、信息匹配快等优势而逐渐受到人们认可。如何创新金融合作模式，激发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内生合作意愿，已成为丝路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现实课题。在这个基础上，本文以前瞻性视角将互联网引入丝路金融合作发展进程，通过研究基于互联网的丝路金融合作战略路径，帮助创新金融合作模式，解决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合作的现实课题。

一、互联网丝路金融合作的发展动态

丝路金融合作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货币金融合作、贸易金融合作、投融资金融合作。

1.货币金融合作

货币金融合作主要指货币结算、货币互换、货币汇率协调及区域货币一体化等方面的合作。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资料，自2013年至今，中国已与36家央行签订了互换协议，中农工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部进驻迪拜，其他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也正在迅速地扩张中。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倒逼影响，以五大行为首的商业银行开始主动通过自建电子商务平台、与电子商务公司合作、开展在线借贷业务等模式逐渐拓展自身的互联网金融业务。

与此同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一期也于2015年10月正式投入运营。CIPS由中国人民银行仿照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组建，能够实现其规划的基本功能，安全性、结算效率也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CIPS的成功上线运行是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管理方面的重大突破，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货币结算方面的一大进步。

2.贸易金融合作

贸易金融合作主要包括贸易支付、贸易结算等金融服务方面的合作。

近年来，我国基于互联网的贸易金融服务呈现出较为良好的发展趋势。以出口贸易为例，2011年-2015年，我国出口贸易总额渐趋平稳，而出口跨境电商的交易规模却实现高速增长（如图1所示）。细分模式后，出口跨境电商中尤以网络零售潜力巨大（如图2所示）。以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AliExpress）为代表的跨境电商一方面受惠于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另一方面也通过跨境贸易的结算为我国跨境电商出口额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3.投融资金融合作

投融资金融合作的主要内容为个企贷款、基金销售、证券投资等。

2013年6月，支付宝和天弘基金联手推出的“余额宝”综合了支付宝的平台优势和货币基金的专业优势，迅速突破1亿用户并成为中国最大的货币基金。根据网贷之家的数据，截至2017年11月，我国已有5965家P2P网贷平台，其中正常运营1954家，累计问题平台数量4008家，累计交易额超过60091.32亿元。以“天使汇”为首的众筹虽起步晚但发展快，为民间资本的融通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这些全新领先的互联网金融完全可以拓展用于促进线上丝路金融合作。

二、互联网丝路金融合作的制约因素

1.互联网发展区域不平衡

互联网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情况在本国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均有体现，互联网普及率较低的地区尤以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为主。

图3展示了中国各省份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分布（颜色越深表明信息化发展水平越高，颜色越浅表明信息化发展水平越低）。对国内各省份的评价结果显示，国内信息化发展水平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北、西南、东北三个方向基本呈现递减态势，而作为互联网发展程度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内部发展也并不平衡。

图4反映了“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信息化发展的程度。从图中可以看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信息化程度差异较大。其中，欧洲地区及部分西亚国家信息化发展程度高，中亚国家互联网发展程度则相对较差，地区形势动荡的国家（如伊拉克）信息化程度最低。

互联网的特性不仅是单边，更要是双边、多边的。中国内地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信息化程度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互联网的便利程度、弱化其在丝路金融合作上的优势。这就说明需要发展落后地区互联网设施，同时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网上金融服务系统。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促进丝路金融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2.流通货币不确定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数量广泛，囊括了中亚、欧洲、中东的多数国家，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仍没有统一的通货。金融合作受限于汇率，一旦国际汇率发生较大波动，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产生直接影响。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推进人民币成为“丝路货币”已是大势所趋。

但是，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主要货币在国际市场上仍占据较大份额，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自由兑换也尚未实现，这些问题都给人民币区域化带来了相当大的阻力。没有统一的通货，不仅降低了互联网给境内外居民与企业带来的便利，而且减少了境内外居民与企业投资国内外资本市场的渠道，制约了互联网丝路金融合作的发展。

因此，促进人民币区域化、尽快完善基于互联网的货币流通渠道成为重中之重。

3.金融产品种类不丰富

目前，我国利用互联网进行金融创新的浪潮已经掀起，BAT三巨头也纷纷加入。阿里金融推出的支付宝和淘宝众筹在融资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腾讯于2014年推出的“微信支付”已逐渐步入日常生活，百度也与中信建投合作推出了“百度财富”这样的网络贷款与理财平台。

但是，这些突破仍然停留在工具平台的层面，很少有对金融产品本身进行的创新。产品结构雷同、服务内容单一，创新力度不足，同类互联网金融机构之间竞争激烈的背后是金融产品的高度同质化。对我国在丝路沿线的金融市场上，相对而言缺乏的是针对不同主体的多层次、多样化、高度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如果将互联网丝路金融合作局限于工具平台，我国金融服务平台的竞争优势将逐渐被沿线国家本地产品的优势所掩盖，国外市场的拓展也将受到限制。

三、互联网丝路金融合作的具体路径

基于以上对互联网丝路金融合作制约因素的思考，我们将互联网丝路金融合作的具体路径分为三步（如图5所示）：构建网上金融服务系统为第一步，旨在为后续的互联网金融合作打好平台基础；完善基于互联网的货币流通机制是第二步，目的是给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人民带来便捷的金融服务；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是第三步，希望能够达到深化金融市场的最终结果。

1.构建网上金融服务系统

如图6所示，网上金融服务系统由多个平台组合形成，信息平台、电商平台、支付平台是系统的核心三要素。信息平臺打通信息流、电商平台承担物流、支付平台完成资金流，三个平台共同作用促进丝路金融合作的发展。在此过程中，需要借鉴传统丝路金融合作的经验，以经验构建系统，以系统完善理念，达到线上与线下的协调发展。

具体到国家和地区而言，虽然我国和丝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并不平衡，但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也存在着实现信息化超常发展的可能。以我国为例，信息化发展水平较为成熟的省份，却并不一定是发展最迅速、经济增长最快的省份。目前，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投入资本、引进人才、创新技术及国家的政策鼓励，实现超常发展，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接近甚至赶超先进省份。

2.完善基于互联网的货币流通渠道

丝路金融合作亟需一种沿线各国均认可的货币。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人民币完全有优势成为丝路经济带上统一的流通货币，即“丝路货币”。

完善基于互联网的货币流通渠道，需要做到：①完善CIPS一期，尽快发展CIPS二期。CIPS一期实现了大部分基础功能，但在结算方式、业务种类、运营时间等方面仍有提升和发展空间，希望通过二期予以完善；②加速推进人民币区域化。中国需不断加强对外开放，同时积极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作用。为降低外汇浮动风险，可提供人民币融资优惠，尽量精减国际主要外汇币种兑换环节，从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③尝试扩大人民币金融产品的营销模式。这不仅有利于提升互联网基金产品的竞争力，而且能够丰富经济带内国家和地区的理财模式，同时提高闲散资本与产业资本对接的效率。

3.鼓励丝路金融产品创新

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特征，积极运用创投基金、产业基金、保险基金等推动资产证券化，充分利用直接融资渠道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

我国对丝路沿线国家开放的金融产品应包括但不仅限于互联网平台推出的产品，也需拓展到资金结算服务、融资产品、风险管理产品等。以融资产品为例，根据李忠（2015）的分析，中国已经初步具备发行人民币国际债券的环境，可以进一步借助上海自贸区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平台，设计发行人民币国际债券，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综上所述，我国应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互联网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促进金融业态的多元化；构建网上金融服务系统，为丝路金融合作提供基础平台；完善基于互联网的货币流通渠道，推动人民币早日成为“丝路货币”；鼓励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活跃丝路金融市场。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合力，基于互联网的丝路金融合作才能稳步推进并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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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广奇（1964.03- ），男，陕西合阳人，经济学博士后，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金融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财务会计等；蔡溦（1993- ），女，江苏泰兴人，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

作者：马广奇 蔡溦

金融合作问题初探论文 篇2：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越金融合作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摘 要 ：中越历来是友好邦邻、传统的贸易国，在中国“一带一路”和“中国-东盟”的倡导之下，中国与越南的经济联系将会越来越紧密。研究中国与越南的金融合作在当今时代背景之下是可行性研究方向之一。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和越南近年来国内的金融基本面，包括有：GDP、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外汇储备等方面，以要素禀赋为理论依据，比较两国金融的要素禀赋，概述两国当前金融合作现状、两国金融合作问题，提出深化两国金融合作的措施，最终旨在寻求两国金融合作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中越 ；金融合作； 深化

中越两国地缘接壤，彼此之间经济往来密切。中国与越南都是世界上难得的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不断保持正向增长的国家，越南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与中国的发展速度相媲美，有“小中华”的美誉。中越双方应加强对话与合作，两国的金融走什么样的合作道路提高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优化两国经济合作架构，应该是两国政府乃至是商业性金融机构未来研究并推进的方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面对大规模的国际资本冲击，一个国家的金融力量根本无法抵抗，只有联合区域性内的金融资源加以重新配置，才能抵抗金融风暴的冲击，才能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金融风暴带来的损失。

一、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越金融合作现状

（一）中越深化金融合作的必要性

全球化的发展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推动着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有利于带动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的发展。但是，过快且不合理的经济全球化容易给国际游资造就破坏市场的机会，国际巨额资本的快速涌入和撤退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是不可估摸的经济损失。由于国际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处以信息末端的投资者容易跟随“领头羊”有可能形成货币危机的源头。此外，国际评级机构延迟评级容易对投资者发出有失公允的信号，在还没发生经济危机时，国际评级机构看好新兴国家的经济，投资者纷纷投资发展中国家；而发生经济危机后，国际评级机构却又下调受灾国的信用等级，无疑是雪上加霜加剧投资者撤离的速度。所以联合区域金融合作才能抵抗全球金融风波的冲击。

如果两国进一步发展成为更高级别的区域经济圈，中越两国可以率先实行单一货币区，联合区域的金融合作，不仅可以提高区域金融地位，还可以增强区域的竞争性，消除区域内摩擦和矛盾，降低贸易的货币互换的时间和兑换成本，稳定区域内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金融形势发展需求迫切，2008年至今，美元兑人民币一直坚挺地保持在6～7的区间，合理有序、渐进稳步地推进人民币升值是中国货币在国际化道路上一贯的作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能力稳定币值。从2013年-2017年，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和进口贸易额保持着一个持续稳步增长的趋势，表明着我国与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依然保持着较为盈余的外汇储备，这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最大的优势。

（二）一带一路中越双边贸易与投资概况

2010年CAFTA成立之时，中越双方约定的两国间的贸易目标为250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底，中越两国的贸易数额已经达到了1100亿美元。随后，两国的贸易总额逐年增长，到2012年，中越两国的贸易总交易额就达到了550亿美元，平均每年的增幅达到25%，其中2016年，中越的进出口额占比中国-东盟国家的16%，上升的趋势明显。

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额达到30亿美元，在越南签订的工程类合同达到了175亿美元，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对越南的进口2017年较2016年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这有利于多年来中国对越南保持持续顺差不利于两国的贸易关系。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越南金融合作现状

货币层面的合作是中越双方政府金融合作的重要项目。在中国-东盟的时代背景之下，两国的中央银行积极参与了包括越南在內的与东盟地区的金融经济合作，甚至提出了更高级别的区域经济合作—东盟+中日韩（10+3），成立了货币与稳定委员会。广西和云南是与越南陆地接壤的地区，中央人民银行为了打造以广西、云南为金融中心，出台了《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改革总体方案》，该方案明确指出试验区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监管机制创新合作等方面先试先行。努力打造成为对外投资、融资、贷款等金融一体化的，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打造一个以人民币主导的人民币市场和人民币经济区，这无疑为极大地促进中越两国贸易投资提，同时为沿边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中国首支商业性银行—中国银行在1995年在越南胡志明市成立，多年来与当地的中越企业建立了良好商贸关系。现在，国内众多著名的商业银行早也已经入驻越南。2008年8月，越南西贡商信银行南宁代表处首次首家入驻到南宁，中越双方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合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2001年、2005年、2009年中国建设银行与越南等银行签订了边境贸易合作协议，正式成立边境贸易合作关系。CAFTA成立之初，广西众多国有商业银行中农工建交等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银行开展了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业务往来。

目前，中越双方边境贸易结算货币超过80%是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在边境贸易中人民币成为老百姓认可的货币，双边的金融基础设施和人民币结算网络正在不断的完善当中，中越的双边金融合作正在迈向一个更高的台阶，未来中越两国人民的生活将会迎来更密切的联系。

二、中越金融合作存在的问题

（一）高层对话不足及地缘间政治冲突不断

中越双方的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没有常规化对话的机制，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一定程度上阻碍两国金融合作。尽管两国已经签署了关于解决和合作的《中越协定》，但扩大中越贸易人民币结算比例，细节尚未明确，许多过程机制尚不完善，这极大地限制了两国货币互换的效率，限制了中越之间的双边贸易结算和货币流通。目前两国的货币兑换业务主要通过代理提供金融服务，增加了货币兑换的成本，大大降低了货币流通的效率，阻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削弱了企业外部融资努力。

（二）实体基础数量不足

边境区域和传统边境贸易仍然是中越双方商业往来的贸易模式，中越双边的金融业务依旧是分散的且层级比较低的，更多的是以结算类为主，中越双方金融实体渗入到双方的当地不足，没有将两国商贸金融互通互联化。目前国内金融海外分支机构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中小国家中的分支机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西亚等地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仍存在盲区。对金融机构来说，网点布局不充分一方面导致支持我国企业走出的范围受到限制，金融机构也无法及时掌握项目面临各类风险，影响资金安全和项目实施。中越两国缺乏大型的经贸项目，无法支撑两国金融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三）两国的货币汇率的形成并非由正规金融机构决定

中越双方的正规金融发展相比民间金融较为落后，两国正规金融机构货币互换还尚在启步阶段，官方的货币互换机制尚未形成，两国间的货币互换都是由强大的经济主体自发形成，这种金融结构没有合理的保障机制，容易造成经济风险，甚至会演变为金融风暴。目前，由于人民币和越南盾都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国际金融贸易中，如果相互兑换货币，中国和越南只能通过购买第三方货币（如美元）来结算，这无疑提高了人民币和越南盾。赎回的时间成本，现实情况就是虽然我国的“中、农、工、建”四大行与越南金融机构达成一定阶段性的合作，但是由于越南国内的“地摊银行”在本国内有地域优势，同时“地摊银行”愿意承担更高的汇率风险，所以通过“地摊银行”结算的比例依然很高。

（四）人民币的弱流通性限制了中越双方的金融合作

中越边境贸易主要是依靠人民幣结算为主，但是一般贸易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结算，其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只占25%，美元占75%。由于人民币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越南民众持有人民币只能在边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购买的对象是只能是中国的产品和服务，对于别国的劳务无法使用，这极大的限制了人民币的内在价值和流通价值。

三、促进深化中越金融合作的举措

（一）加强两国政府金融沟通，达成两国政府金融共识

两国政府的金融共识是两国贸易、商业、金融交流发展的基础，为两国金融合作提供更详细的框架内容。中越双方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中国与东盟时代背景下发展机遇，建设中越金融合作的平等对话，加强两国金融政策的高层交流，加强两国中央银行以及监管机构之间的交流、沟通与对话，尽快建设两国区域间经济风险防范体系。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越双方应加深货币领域合作，设立正规金融体系下的两国货币现钞汇率兑换机制，为两国贸易往来提供信用基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越双方银行间本币清算合作机制，以高效、便捷、准确为目标，打造一个循环、效率、信用的金融市场环境。建立两国间本币与外币的现钞供应与回流机制，推进本币与外币间的业务结算。开展外汇交流，推进跨境本币支付结算体系建设，打造经济合作带综合经济区。要充分发挥亚投行等双多边金融机构和合作机制作用，继续落实好10+1、10+3领导人会议有关成果，通过产融结合不断加强区域投融资合作，充分发挥金融的先导性和引领性作用，为一带一路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产能合作扩种融资渠道。

（二）逐步推进以银行为主体，多层次金融机构布局模式

中越两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发展较为相似的市场环境为两国带来了很好的基础，中越边境区域金融合作层次较低，其中商业银行在双方边境地区是主要的融资和发放贷款的主体，所以，以商业银行为领导的主体可以率先作为深化两国金融合作的先锋队，再带动发展和完善其他金融结构的形成机制。银行间的合作同时也能满足现阶段在日益增大的贸易、投资需求，同时鼓励两国商业银行在两国互设金融服务中心，更能满足两国贸易、投资对货币互换的需求。双方中央银行积极为两国的金融合作提供平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利用此平台发挥自身优势运用多种金融方式搭建人民币与越南盾汇兑渠道，包括互联网模式下的兑换渠道，引导越南老百姓使用电子支付方式，在越南以人民币为主的结算地区可以建立越南盾兑换人民币ATM服务网点，推广人民币信用卡作为国际结算的通道，打通互联网支付方式，促进两国金融的深度合作。

（三）完善以正规金融机构主导的人民币-越南盾汇率兑换机制

广西作为与越南海陆相连的省份，在地理上有天然的优势，可以借助广西正在建设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结合两国贸易往来结算业务量较大的地区，银行作为货币兑换的主体，建立双边货币兑换做市商。按照商业银行交易规模、资金实力、跨境结算和汇兑业务的能力由两国的中央银行筛选决定市商的梯队，为了防范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做市商时的风险，建议可以根据两国中央银行签署的人民币-越南盾货币互换协议，有计划地按市场经济的需要交换货币，防范在货币兑换时由于汇率带来的风险，可由中央银行承担较多的风险，商业银行承担较小的风险，待货币交换完毕后可把风险重新分配，最终达到双边货币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人民币-越南盾汇率兑换机制的落实，势必需要落到产业实体经济，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下中越项目合作深度不断加强，但我们明确金融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总体目标，为“一带一路”战略保驾护航。“一带一路”涉及我国与沿线国家在贸易、产能、资本等方方面面的合作，在能源资源、农业水利、机械装备等各个领域为实体经济注入发展活力。金融机构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可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服务落实。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自身融资功能，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加大开展境外贷款、投贷联动等配套服务，服务国家重点项目落到实处。二是提高效率。通过不断完善区域金融合作机制，提高金融企业国际化水平，为企业提供外汇兑换，跨境支付结算等服务，消除我国与沿线国家间存在的市场障碍，保障多边贸易往来畅通。三是保障安全。充分发挥金融业风险管理职能，帮助实体经济降低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风险，提高资金收益和资金使用的安全性。

（四）继续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机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当前，世界经济继续呈缓慢复苏态势，世界主要货币政策的日益分化，汇率波动幅度加大，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继续处于低谷，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更加频繁和无序，整体金融风险呈上升趋势。相对来说，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增速回落，但中国外汇储备数目庞大，主权信用良好，人民币正逐步走出国门，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加强货币流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目标。要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金融市场在货币政策方面达成一致，继续推动人民币成为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促进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以本币定价、结算或投资。继续稳定和开拓人民币流通渠道，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为我国发展与各国贸易、扩大对外投资的提供助力。人民币在沿线区域内加强流通有助于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最大化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获得的收益，促进各国和区域间贸易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提升。还将有利于我国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参与国际竞争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未来十年我国对外投资将达到史无前例的1.25万亿美元，我国将更多扮演“世界投资人”的角色，给沿线国家乃至全世界创造巨大的发展机遇。要提高中国对外投资效率，拓宽投资渠道，逐步改变当前对外投资以外币为主的局面，通过我国企业以跨国并购投资、设立和参与境外产业园区等形式“走出去”，提高对外开展人民币直接投资规模。金融机构要主动发挥先导作用，大力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合作、产能合作等，推动高铁、核能、信息产业等我国高端制造业走出去，敢于主导和参与制定国际金融规则，不断增强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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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永起

金融合作问题初探论文 篇3：

环首都贫困带农村贫困治理路径分析：一个农民组织化的视角

[摘 要]环首都贫困带的形成更多地取决于政策上的限制开发，环首都贫困带不仅给当地带来了困扰，更是严重影响着“京津冀一体化”重大国家战略。本文从农民组织化的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新的探索，以期寻找到一条新的贫困治理路径。

[关键词]环首都贫困带；贫困治理；农民组织化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9.215

1 问题的提出

在北京和天津周围，围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 元的272.6 万贫困人口集中的“环首都贫困带”。按照国内外其他大都市的惯例，城市的辐射功能可以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可是为什么会出现“环首都贫困带”这一特殊情况呢？除了该地区自古就是贫苦之地，“自然条件恶劣，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耕地瘠薄，产出低且不稳定”[1]，又因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被限制开发等原因外，政策致贫的因素不容小觑：该地区作为首都水源和生态屏障，有关部门限制该地区开发，但缺乏完善的补偿机制，与密云等京属县同策不同利。相较于县城居民，农民的贫困更甚，受政策影响更深。以赤城县为例，畜牧业曾是当地农民的支柱产业，为了配合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自 2002年12月起，首都周边实行了禁牧政策，该县农民收入明显下降。

十年过去了，现在又是一个什么状况？学者的研究表明，该地区的贫困非但没有得到治理，甚至贫困状况在加剧（郭晓杰2013，冯茜2015）。对于这样一个分布于首善之地周边的贫困带，贫困的治理不仅关乎该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保证社会的公平与稳定，更是涉及“京津冀一体化”这个国家重大战略的稳步实施。那么，该如何治理“环首都贫困带”，成为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2 以往对措施研究的概要分析

关于“环首都贫困带”脱贫致富有效途径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探索。在这十年的探索过程中，由于认识和视角的不同，主要形成了外加的扶贫机制和内生的脱贫机制两个方向，前者是宏观的、固化的，后者是微观的、具体的。

河北省委党校课题组从扶贫对象识别、扶贫项目选择、扶贫资源整合等几方面做了扶贫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探索，是外加型扶贫机制研究的典型代表。此外，那威从建立生态补偿和水资源产权制度、支持特色生态农业发展和综合利用优势资源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另外，部分学者从微观的具体措施来解决“环首都贫困带”的问题。李丹基于生态型贫困视角从加大资金支持力度、生态保护补偿、资源有偿使用、资源深度开发等方面提出了促进环京津贫困带脱贫的对策建议；张祖群和赵建强分别从旅游开发的视角研究了扶贫机制；郭晓杰从产业融合的视角提出了环京津贫困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

纵观学者们对“环首都贫困带”的研究，虽然得到了不少有益探索，不过效果并不明显。探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外加的扶贫机制研究，过于宏大，可操作性不强；第二，内生的脱贫机制研究，虽然具体，但部分建议脱离了实际。因此，本文从农民组织化的视角，通过对农民组织化减贫机制的介绍引出从农民组织化视角对治理贫困的新途径的研究。

3 农民组织化减贫机制

农民组织化，是指农民为了更好地实现、保护和促进自身的经济利益而联合起来形成各种经济和政治组织的行动和过程[2]。农民组织化的减贫机制属于内生的机制，是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通过农民组织化的作用来达到治理贫困的机制。从宏观层面来看，农民组织化使区域农民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是农民实现和保护自身利益的根本途径，是应对农村经济战略转型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可以促进农业决策的科学化与合理化及保障农业政策的顺利实施，也是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的最佳载体[3]。从微观层面，农民在组织化的过程中，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通过建立政治类和经济类的农民组织，集中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克服“小规模”和“分散化”的家庭农业的弊端，促进了自身的经济发展。前文已经分析，“环首都贫困带”地区农民贫困除了一般普遍性的制约因素外，政策性因素的影响更是深刻，鉴于此，“环首都贫困带”农民的组织化能有力地表达和维护农民的利益诉求。

4 环首都贫困带农民组织化减贫模式分析

“环首都贫困带”区域环境特殊，是首都的绿色屏障和水源地，被限制开发。有鉴于此，经济的发展不能走一般“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的“三化”道路，只能利用环首都的区位优势加上因限制开发而保留的丰富的生物资源和独特的旅游资源，通过农民的组织化的发展过程，走一条特色的减贫道路。

4.1 建立跨区域、分层次的农民联合会，维护和巩固自身的经济利益

农民联合会广泛地收集农民的利益要求，逐级汇总，把片面的、浅显的内容升华成整体的、深刻的表达诉求，合理、有序、有力地向河北、北京甚至是中央翔实地反映地区贫困情况和农民利益诉求，以突破利益的群体性与表达的个体化之间的矛盾，减少农民因利益表达带来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的同时避免了非法性、分散性和片面性，能够更好引起高层的重视，影响政策的制定，建立起更完善的利益补偿机制。且农民联合会能够起到政府和农民桥梁的作用，不单单是向政府表达农民的利益诉求，也要发挥更加贴近农民的优势，宣传政府的政策，提高农民的大局观，维护政治上的稳定。

4.2 建立农民金融合作社，聚农民散钱为农民所用

农民金融合作社运作过程中，遵循农民入股自愿、退股自由、按股分红和民主协商的基本原则，以略高于银行的利率吸收本地区农民的闲散资金，再以略低于银行的利率贷于其成员，提高农民入股的积极性和资金的有效使用。同时，农民金融合作社可以向国家寻求财政补贴和低息甚至免息的贷款，加大资金规模。在农民金融合作社的建立和运行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建立和运行都要遵循国家的法律法规，如《合作社法》，避免非法集资，使贫困农民雪上加霜；第二，要对合作资金进行严格的监管，包括资金的流向、使用，避免外流和损失；第三，加大经营点布局，方便农民使用。

4.3 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农业

鉴于该地区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可先建立集市场信息收集、技术咨询、生产指导和销售一体的综合性经济合作社，根据经营对象的不同，分为特色经济作物合作社和畜牧业合作社，利用政治性组织和金融性组织打下的基础，开展集约化生产。“环首都贫困带”自然环境保护良好，污染少，可主打有机、绿色和无污染牌，创建统一品牌定位高端市场，满足北京居民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利用区位和环境优势，打进并占领北京市场，最大限度增加农民的收入。畜牧业的发展也可以遵循这条道路，并且随着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民经济组织的功能应进一步细化，由综合性向单一性发展的同时逐步提升服务能力，逐渐形成服务于各个阶段和各个门类的网格状体系。

4.4 建立农民旅游合作社，实现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完美结合

建立农民旅游合作组织，不仅可以解决资金和技术难题，还可以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更是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避免重复建设，造成恶性竞争的重要措施。“环首都贫困带”地区的旅游经济应以打造以农家乐为核心的生态旅游为发展定位，发挥毗邻北京的区位优势和优美自然环境的错位优势，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农业和生态养老等旅游休闲产业，把“环首都贫困带”打造成北京后花园，实现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完美融合的同时提高农民的收入。

参考文献：

[1]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环首都贫困带”，怎么看？怎么办？——河北省环首都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调研报告[N].经济日报，2012-05-22.

[2]程同顺.中国农民组织化研究初探[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3.

[3]程同顺.提高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和政策方略[J].调研世界，2004（2）：3-7.

作者：史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