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革命理论管理论文

滕代远，湖南麻阳人，中国工农红军早期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事业的奠基人。在早期革命斗争中，他与其他革命者一道，共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进行了探索，本文试图对他的革命道路进行梳理。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滕代远就是在这一阶段活跃在湖南湘西地区的风流人物之一。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农民革命理论管理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农民革命理论管理论文 篇1：

具有新意　视角独特

2005年6月18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和中国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瞿秋白同志就义70周年。同年10月，龙德成先生怀着对瞿秋白同志无限崇敬的心情，经数年艰辛研究而撰写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瞿秋白同志牺牲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瞿秋白同志有过多次评价。1985年6月18日，在中共中央为纪念瞿秋白就义50周年而举行的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发表的讲话对瞿秋白同志的一生给予了新的评价。杨尚昆同志说：“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秋白同志“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工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的国情，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地研究，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在他的论述里，虽然不免包含某些偏颇和失误，但是他无疑是我们党早期探寻中国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最优秀的先行者之一。”^[１]本书就是以党中央对瞿秋白的上述新的评价为纲对其展开研究的。

瞿秋白牺牲70年来，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一直在研究他。据不完全统计，发表、出版研究瞿秋白同志的论著多达1500篇（部）。这么多的论著大致涉及11个方面对瞿秋白的基本评价：早期思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贡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几个问题；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对中国新闻出版教育事业的贡献；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所起的作用；对瞿秋白诗文、译作的探讨；瞿秋白与左翼文化运动的关系；对《多余的话》的评析；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而从“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等视角去研究瞿秋白的专著即使在1985年党中央重新评价瞿秋白以后也尚未见到。

龙德成先生撰写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一书正好是从这个视角去研究瞿秋白同志的，算是填补了这个方面的空白。

读了《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一书后，使我们能够更深刻理解1985年6月18日杨尚昆同志代表党中央对瞿秋白同志的新的评价。

作者首先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入笔来研究瞿秋白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成长历程的，因为“哲学家”是其他“家”的基础。就瞿秋白本人而言，作者认为，1923年秋应是一条历史的分界线。从1921年6月在莫斯科入党到1923年秋开始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之前，瞿秋白是一位具有共产主义觉悟与理想的战士，但还称不上“家”。从他讲授《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到次年春正式出版这两部讲稿为书开始，瞿秋白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目与身份出现在中共党内和当时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尽管当时党内外都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直到198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在纪念瞿秋白就义50周年时，才正式给了他“理论家”的评价。根据李维汉同志回忆，八七会议之所以推选瞿秋白为党的总负责人，是“由于瞿秋白同志理论水平比较高”。^[２]

作者还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角度探讨了瞿秋白同志的革命生涯，以史论结合的方法证明了中共中央1985年对他的正确评价。

在探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的瞿秋白时，作者吸收了十多年间瞿秋白研究的新成果，认为在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等方面，瞿秋白同志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作者分别以“无产阶级文学家”和“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为题，论述了瞿秋白对无产阶级文学、对左翼文化运动的卓越贡献，实际上论证了党中央评价瞿秋白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这一结论。

作者在探讨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瞿秋白时，在吸收其他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瞿秋白提倡的“大众文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先导。

总之，该书具有一定新意而视角独特。其史料价值、学术价值较高，是瞿秋白研究方面原创性、思想理论性较强的学术专著。

注释：

［１］《人民日报》1985年6月19日。

［２］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第191页。

作者单位：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系

作者：谢洪兰

农民革命理论管理论文 篇2：

滕代远早期的革命实践与探索

滕代远，湖南麻阳人，中国工农红军早期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事业的奠基人。在早期革命斗争中，他与其他革命者一道，共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进行了探索，本文试图对他的革命道路进行梳理。
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滕代远就是在这一阶段活跃在湖南湘西地区的风流人物之一。他不仅广泛传播新思想、新理论，还办报刊、写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并组织领导进步学生运动，有力地推进了湘西地区的革命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3年，滕代远克服阻挠和困难，前往常德的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求学。这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五四运动的爆发，深深影响了该校一批进步学生，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进步思潮也随之纷纷传入。当时，学校已有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这是湘西北的第一个团组织。滕代远深受影响，经常阅读《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湘江评论》《湖南通俗日报》等进步书刊，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开始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4年6月，滕代远、滕代胜、滕代顺与麻阳一些旅居外地的进步青年学生发起成立了麻阳新民社并创办社刊《锦江潮》。编辑部设在省立第二师范，滕代顺任主编。滕代远在此刊发表了不少揭露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土豪劣绅种种罪行的文章。1925年5月，他在第3期上发表《中国的现状》一文，揭示了英、日、法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财富、侵犯我国主权的暴行，并惊呼：“若是吾国人还是迷醉不觉悟、不速图自强，眼看大好的河山，就要沦为异域了……时至于今，要想中国富强，要救中国危亡，唯一的办法便是全民大家联合起来，干预国政，干预革命的事业，把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打倒，这样中国的政治才能跑上轨道，教育之振兴才可以实现。”①在同期发表的《读书为什么》一文中他指出：“我们读书一方面应有承受旧社会文化遗产的天职，另一方面又有创造新社会、新文化的使命，以更增人类之幸福，这是读书者的责任。”②文章有力地批判了“读书为官”“读书专为求衣食”的思想观念和封建军阀故意诽谤新文化运动的企图，呼吁青年们勇敢地冲破种种束缚和压力，外出求学谋求知识，顺应潮流起来革命，为推翻封建军阀势力、赶走帝国主义而斗争。

在麻阳新民社和《锦江潮》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思想在麻阳乃至整个湘西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共产党的主张受到进步群众的普遍欢迎。

有了先进理论的指导，滕代远不断深入到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去。1924年10月，他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团组织直接领导下，他工作认真负责，反帝爱国热情更加高昂。他先后任校学生会组织部长兼总务主任及常德学生联合会组织部长兼总务主任，以此动员各界成立常德外交后援会，同时发动各校学生和社会各界青年组织救国义勇队，上街演讲，到处张贴“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政府”等爱国标语，号召民众抵制外国货，每次英日轮船来常德，救国义勇队就驾着小船日夜值班包围商船阻止英日货上岸，违禁者则当场烧毁货物查抄船只。五卅惨案后，滕代远等通过常德学生联合会发动各界声援受难同胞并成立湖南雪耻会常德分会，发动学生、工人、店员罢课、罢工、罢市，组织查禁日货行动小组20多个，查烧日货，惩办奸商，常德的反帝爱国运动进展得如火如荼。

1925年11月，中共常德特别支部成立，滕代远等转为共产党员。继而与谭肖岩、傅规杰、黄均德等国民党右派展开坚决斗争。又建立了非基督教大同盟，领导省立第二师范革命学生与常德的教会势力作斗争，在大街小巷进行广泛的爱国宣传，呼吁民众从英、美、意等帝国主义利用传教麻痹毒害的阴谋中清醒过来。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滕代远等又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并组织成立了各业工会。同时他还时常深入常德郊区做农运工作。1926年4月8日，国民党右派因为被夺权积怨在心，以省立第二女师闹学潮为导火线，爆发了震动全省的二师惨案。不久滕代远、粟裕等41名学生被开除学籍。

关注革命的基本问题，
助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滕代远以实际行动强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注重发展革命武装，主张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重视党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的这些思想和实践为中共实现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力地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1925年10月底，中共湘区区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四大关于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同盟军，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必须尽可能地组织农民从事经济和政治斗争的精神。滕代远在雨花亭乡第三乡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上说：“我们农民最了不起、最伟大，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我们农民起来打倒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是革命的必经过程。”③他通过革命实践来组织农民群众翻身，来认识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

滕代远离校后来到长沙，根据中共湘区区委安排，在长沙近郊区从事农民运动，不断深入的革命实践，使他逐步认识到农民的重要性。他首先在菜农中进行秘密的组织工作，建立了一批农村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的意义。他领导长沙近郊区农民协会支援北伐战争；打击土豪劣绅、惩办贪官污吏；加强农协纪律、巩固农会组织；平粜阻进，减租减息，维护农民利益；反对封建恶习、维护妇女权益；发展生产、兴办公益事业。1926年12月1日，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召开。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在大会上两次发言，滕代远以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的身份向大会报告了长沙近郊区农民协会工作情况。会后，他和柳直荀陪同毛泽东考察了长沙等地的农民运动，不久，毛泽东写下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长沙近郊区农运工作在当时搞得很出色，中共湘区区委书记彭公达称赞滕代远为“湖南的農民领袖”，并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省会近郊区农民的组织基础比各县均好，近郊农民被鼓动能参加暴动者有万人上下。”④

滕代远领导农民运动之初就主张打倒封建军阀、土豪劣绅，建立政权和发展革命武装。1926年10月，他主持召开了长沙近郊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他说：“农民要翻身，就是要泥腿子掌权，掌权就是成立我们自己的农民协会。”大会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⑤随后，农村土豪劣绅把持的政权都被取缔，农会接管了政权。农民要求建立自己的武装，很快备受滕代远关注。他在1927年4月18日写给中共湘区区委的报告中，要求建立农民武装。长沙近郊区连续举办多期农民自卫军训练班，抽调近百名农会会员参加武装集训，长沙近郊区农民协会农民很快拥有梭镖十万余支。在滕代远领导下，长沙近郊区农民协会起草通过了《关于近郊农民代表决议案》，提出禁止土豪劣绅参加政治，组织农民自卫军并发给枪支。⑥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国民党右派的屠刀接踵而至。对此，滕代远冷静面对，一面命令长沙近郊区各农会集合自己掌握的梭镖队和农民武装，检查武器装备，随时准备应对反革命的武装政变。6月22日，他在谷山龙王庙（现望岳乡谷丰村）召集18个镇乡的党员干部、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领导人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农民复仇大队。他说：“过去我们没有枪，拿着梭镖去和敌人的大炮、机枪斗，当然打不过了。现在我们就要从敌人那里夺过枪武装自己，建立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这就是复仇队。”⑦他还亲自担任复仇队队长，制定队规，确定行动任务，与敌人展开了一系列英勇斗争。

党的建设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之一。滕代远早期革命中对党的建设也极重视，尤其是军队中的党建问题。在长沙近郊区领导农民运动时，就特别重视吸收一些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为共产党员，建立起农村党的组织。1926年秋，中共长沙近郊区委正式成立，滕代远当选为区委书记。秋收起义失败后，他赴醴陵组建中共湘东特委并任书记，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于1928年7月成功策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井冈山时期，他更多地关注红五军与地方党组织的紧密配合，并在此基础上健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織。还突出表现在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上，无论在何地工作，他总是率先垂范走村寨、下军营，耐心细致地搞好思想政治教育。他认为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小资产阶级意识，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扩大和蔓延，要使党布尔塞维克化。他深谙毛泽东提出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强调红五军的建设要以政治教育为主，要让新战士懂得“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道理。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在军队里实行党代表制，连以上设支部，团以上建立政治部。各连队每日有两小时政治课，中队长以上每日有两小时“军官讲课”，另有“班长训话”，教育内容“取自省委、中央来件及共产主义与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浅说、新社会观及革命常识”。⑧同时，严明了党的纪律，规定红五军从军长到士兵，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和各级组织的监督下，谁也不许特殊，并严肃处理了党内军内无视组织纪律者，清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吃、喝、嫖、赌、抽鸦片、搞迷信等陋习。
重视军事斗争理论建设

滕代远作为红五军和红三军团的缔造者之一，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他的贡献更突出地体现在对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的思考上。这一点较集中地反映在《中国新军队》一书中。该书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红三军团和其他红军的情况于1936年春在莫斯科写成的。他关于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的思想，除了上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外，主要还有如下几点：

1、红军是人民的武装。滕代远强调中国工农红军不是军阀武装，而是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工农子弟兵。这支军队是领导人民分土地求幸福的军队，是能征善战的人民武装力量；官长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团结一致；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工农和人民的支持。这支军队有纪律、有战斗力，勇往直前。

2、提出一系列游击战术。滕代远强调，军事理论一定要和实践相结合，决不能机械地照搬理论。考虑到国民党右派、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势力强大，我军力量较为薄弱，只能采取变动不居、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到处发展游击队伍，开展游击战争，从而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并提出12条战略：不攻坚；打圈子脱离敌人包围和穷追；在没有地方党及群众组织的地方不要轻易作战；不明敌情绝不作战；轻装袭击；用群众封锁袭击；用群众扰乱，红军以主力解决敌人；在后有追兵、前有阻挡部队或追兵强大时，为了脱离敌人的追击，可以一小部队距敌四五里引其走上大道；不打硬仗，不能有十分把握的仗就不打；敌人若进攻我们的根据地，我军则绕道去劫其后方；我们要进攻某地，不直接前往；敌人急迫地追来，可以择山林隐藏打埋伏。⑨红五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奔赴井冈山后，在毛泽东、朱德直接指挥下创立并逐步完善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战术。

3、贯彻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如何对待俘虏，也是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区别于旧式军队，“中国新军队”还新在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滕代远以身作则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对每战所俘的白军官兵，首先解除官兵的武装，清理军官身上的文件后，再分别管理。向白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宣传红军优待俘虏的主张。开欢迎新同志的会议，公开征求他们的意见，愿意当红军的马上把名字记下，不愿当红军而愿回家的则开欢送大会，每人发5到10元缴枪费，并按回家道路之远近补发路费。由红军官兵派代表跟他们谈话，希望他们觉悟，归家去打土豪分田地，不要再当白军又来打红军。敌人的伤病员除发给更多的钱外，并给他们用好药，请轿夫和船夫送回，并顺便带去宣传品；对被俘军官，为防止其逃跑及发生其他事变，则派武装战士押管，让他们留在红军学校当教员，如被俘的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旅长周士达、郭耀宗、彭梦耕等。这些都打破了白军 “红军是土匪，杀人放火，缴枪后还要挖白军的心脏”等可耻造谣的反动宣传。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滕飞：《我的父亲滕代远》，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1、24、27、25、29、34页。

⑧滕久昕、张泰山：《滕代远与红三军团》，《党史纵横》2011 年第 12 期。

⑨谭善祥编：《滕代远早期文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0-62页。

（责编 五一）

作者：廖三秀

农民革命理论管理论文 篇3：

毛泽东农民思想形成轨迹及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

[摘 要]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基本问题。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它不但引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取得了胜利，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同样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农民；新农村

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得农民问题不仅成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决革命和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的首要问题，也是当今中国社会建设的一个基本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创造性地研究和解决农民问题，形成和发展了关于农民问题的完整的系统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他一生中最富有创造性的重大贡献之一。当前，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关于农民的思想理论对于我们顺利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伟大历史任务起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思想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形成了一套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农民问题理论，其基本内容包括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革命道路理论及土地革命理论等等。

1　一师求学——大革命时期(1914—1927)

出生在农民家庭的毛泽东，与农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小热爱劳动人民，同情穷苦大众。1914年春，毛泽东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开展农村调查活动，初步接触到了农民问题。毛泽东建议，读书不但要读死的书本、有字之书，而且还要读“活”的书本、“无字之书”。所谓读活的书本和无字之书，就是要向群众、向社会实际学习。毛泽东还提出建立共产主义新村的设想，在他看来，这种“新村”就是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

党的三大以后，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和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专职领导农民运动，潜心研究农民问题，因而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这些认识集中反映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著作中。从这些著作提出的许多关于农民问题的科学思想来看，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已初具雏形。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农民阶级革命性的基础上，一是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二是强调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可见，毛泽东抓住了农民问题的实质，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三是分析了农村的阶级状况，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根据这种分析，毛泽东指出，农民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是革命的依靠力量，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四是认为农民问题解决的策略是建立农民政权与农民武装。

2　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

大革命失败后，为挽救革命所进行的三大武装起义相继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家被迫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探索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一一土地问题，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土地革命理论。上述两个方面的理论成果，构成了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基本框架，标志着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形成。

首先，毛泽东在1928年至1930年，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另外，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十年内战经验，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一整套军事战略战术。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认识论的高度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为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这样，毛泽东创立红色政权理论，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新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另外，毛泽东在深入研究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土地问题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土地革命理论。1928年10月，他在总结井冈山土地革命的基础上，起草了《井冈山的土地法》，这个土地法确定了平分土地的原则，1929年4月，毛泽东制定《兴国土地法》指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及少田的农民耕种。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这就解决了土地革命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地权问题，使中国土地革命完全纳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

3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37——1948)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在理论上得到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主要反映在《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及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中。毛泽东进一步确立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民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抗战胜利后，我党继续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另外，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工农联盟是基本的主要的联盟。“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农民也即是首先必须依靠的对象，从而保证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

二、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思想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但我们党并没有丢掉乡村，相反，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新形势下的农民问题，仍然把农民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虽然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出现过错误，但是总体上，毛泽东为了使新中国迅速

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走上富强的道路，围绕着工业化和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的正确理论。

首先，指明了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基本问题。民主革命胜利后，毛泽东一再强调农民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号召全党一定要重视农民，重视农业，要以农业大国这样的基本国情作为思考问题、制定政策、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出发点。比如，毛泽东认为农民是工业劳动力的来源，也是工业化资金积累的主要来源。1956年毛泽东曾说过；如果现在要求完全消灭剪刀差价，做到等价交换，国家积累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剪刀差价太大，使得农民无利可图，那也是错误的。

其次，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新中国建立后，通过土地改革分到土地的个体农民，无力进行兴修水利等农田建设，无力抵御自然灾害，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农业合作化的完成，把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个体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特别是在农村完成了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引导五亿多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首次把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问题，列为当时十大关系之首。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直接把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归结为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主张我国的经济建设在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

综上，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国情的重要理论，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

毛泽东以后的中共领导人是在继承和发展他的农民思想的基础上，实事求是的制定了符合时代的农村政策。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全过程中，始终高度注意和强调农民农村问题的优先地位和全局作用。1978年起，党的领导集体首先在农村进行改革，其实质就是给农民自主权，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后来，邓小平回顾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进行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江泽民说：“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农民有积极性，农业就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就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发展农业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纵观毛泽东对于农民的理论，他一直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而在当前中国农民依然面临许多问题，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拉大；农产品被低估直接导致农民至今未能摆脱贫困，以及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等等，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一项不但惠及几亿农民而且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胡锦涛指出：“我国有13亿人口，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农业和农村发展搞不上去，农民的生活得不到显著改善，我们就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能实现全国的现代化，不能实现全国的共同富裕，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在刚刚闭幕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另外，毛泽东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思想告诉我们新型农民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型农民，确认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固本之策。而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著名论断。实践证明这个论断的提出对引导和动员农民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论断对于今天仍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稳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农村的主体是农民，实现乡风文明，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是关键，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始终把农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不管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还是建国前后的土改运动等一系列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把农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做农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什么时候就赢得了农民。现阶段，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收入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影响了农村这个工业品大市场的拓展。所以，当前党中央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提高农民收入，确实解决三农问题，始终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总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情的国家而言，农民问题是一个长期而沉重的话题。农民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因此，认真分析和研究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有助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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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焦曼曼　许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