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院校人体生命科学论文

中医院校人体生命科学论文 篇1：

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课程见习带教的研究探索

【摘要】在各大医疗机构中，中药针剂以及中成药口服剂的使用都是非常普遍的，其中，开具医嘱的不乏为西医医生，然而能真正掌握中医适应症、体现辨证论治来使用中成药的西医却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与中医学这门课程在西医院校的教学重视度有关。由于中医药可以贯穿于患者诊治过程的不同阶段，掌握好其适应症，合理介入中医药治療，都依赖于医者的中医基础临床技能。为使西医院校医学生在中医临床见习过程中不虚度光阴，充分利用一天的见习时间熟悉并提高中医基础临床技能，研究探索更加合理、可行的针对非中医专业学生的见习带教方法，制定中医基础临床技能带教手册，初步形成适合非中医专业学生的中医基础临床技能见习带教体系，是今后需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西医院校  医学生  中医学课程  见习带教  中医基础临床技能

【基金项目】2019年度昆明医科大学教研教改课题基金（课题编号：2019-JY-Y-105）;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项目（项目编号：ZLXS201919）;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培训项目。

据调查，大约90%以上的中国人都接受过中医中药治疗。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历经两千多年的时间，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积累总结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及丰富经验的中国传统医学[1]。中医理论博大精深，是我国在传统生命科学中最具自主创新能力的领域[2]。数千年来，为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3]。所有的综合医院都必须设立中医科室，同样，中医学这门课程也是西医院校医学生的必修课，旨在为非中医专业的医学生奠定基本的中医学知识基础，拓宽医学生的视野，使其今后在临床工作中多一种运用中医学技能治疗疾病的方法[4]。然而由于中医学课程教学内容多、分配课时少，普遍没有相关前导课程作为铺垫，中医概念较为模糊、抽象，学生难以接受，导致很多西医专业的学生对中医认识不够，存在偏见，或者不感兴趣，认为对自己今后工作的帮助不大，那么，如何让西医院校的医学生正确认识并能接受中医，适当掌握中医基础临床技能，加强中西医之间的沟通、协作，变得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中医学课程开展的意义及必要性

大多数的医学生毕业后都会进入医院工作，成为医务工作者，尤其是临床专业的医学生，今后面对的工作对象是患者，现今各大西医医院都在开具中成药、中药针剂治疗，有一定的中医基础，可以针对患者先进行中医辨证分型后，再选择对症的中成药或中药针剂治疗，会增加治疗疗效，让中医中药能够得到合理适宜的使用，避免浪费医疗资源，同时也可以确保医疗质量安全，降低医疗纠纷，让患者受益。

虽然西医院校都将中医学这门课程设置为必修课，但通常都只有一个学期的授课时间，而见习带教课通常都只有一天，甚至有的西医院校仅为中医学这门课程开设了理论课时，而省略了见习课时，因此西医院校的医学生在临床上见习中医学课程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如何利用这有限的临床见习的时间，让学生能够更加走近中医临床，将理论课所学习的中医学的内容运用于临床实际，在面对中医患者时能够结合中医四诊收集到的资料，作出初步的中医诊断，并能对患者进行恰当的中医辨证分型，制定适宜的中医治疗方案，在选择中成药和中药针剂时能够合理选择用药，中西医优势互补，培养出具有中西医结合思维方式及在现代医学领域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是中医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中医见习课在西医院校的开展现状

西医院校中医见习课的设立是为了使医学生从中医理论学习向临床实践应用进行过渡，是将课堂所学的知识在临床进行实践的第一阶段，然而传统的中医教学较为注重对中医理论知识的系统传授，但是现代教育观则要求通过教学互动，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学习中医的兴趣。因此，如何能通过老师的带教从而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并真正接纳中医学，是有效提高中医教学质量的关键。为了更好地提高西医院校学生对中医课程的兴趣和探索意识，实现以学生为教学活动主体的教育理念，有学者引入了SOAP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5]。也有学者采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方法（Flipped Class Model，FCM）[6]，两种见习带教方法相互结合，取长补短，以学生为主导，老师为引导，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通过解决问题的思路过程来促进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加深学生对课程的理解程度，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并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查阅文献发现，虽然国内也有学者针对西医院校的医学生在中医学见习课的带教方面展开研究，但是文献数量非常少，研究得不够深入，而且大多是从教学方法的选择方面进行研究，并没有从整个中医基础临床技能的见习带教方面进行研究，也没有形成一定的中医见习带教体系。

由于中医学这门课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在查阅外文文献时发现，几乎查不到国外学者针对西医院校医学生中医学这门课程的临床见习带教做相关研究。但是，中医药走出中国大门是势不可挡的，作为东南亚华人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新加坡中医专门学校结合自身特点，贯穿中西医汇通思想[7]，自行编撰中医教材来施教。同样，虽然加拿大中医的教育历史很短，其五个省的立法法规以及中医教育亦不尽相同，但是均对中医进行系统监管，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制定了加拿大中医教育的国际标准[8]。

三、中医见习课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的作用及意义

《中医学基础》这门课程是医学生的必修课，对于非中医专业的医学生来说，要掌握中医基本临床技能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这门课程的见习课时一般是9个学时，安排一天的时间在中医临床科室见习，想要利用这短短一天的临床见习时间让非中医专业的学生提高中医基础临床技能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对于非中医专业学生来说，了解祖国传统医学有利于加强中、西医之间的沟通与协作。通过分析国内外对非中医专业医学生中医基础临床技能见习带教的现状，了解到在非中医专业医学生的中医基础临床技能见习带教方面还未形成完善的体系，医学生进入中医科室临床见习的时候，大多都是走马观花式的大致了解一下中医科室开展的中医诊疗项目，参观一下科室的中医诊疗仪器、设备，并未能得  到全面系统的中医临床基础技能的见习带教，导致非中医专业医学生在面对需要进行中医诊治的患者时动口和动手能力都不足。

因此，提升带教老师对非中医专业医学生中医基础临床技能的见习带教水平，逐渐形成中医基础临床技能见习带教体系，力求让非中医专业学生在见习带教后能够提升中医基础临床技能。在給医学生作相关培训的同时，也不断提升带教老师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体表现为：

（1）对医院及整个医疗环境而言，很多西医医院都在使用中成药、中药针剂进行治疗，有一定的中医基础，对于中成药以及中药针剂的辩证用药方面会有一定的帮助，确保医疗质量安全，降低医疗纠纷，同时还可以保证医院的经营管理，为医院带来最大化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对于教学质量而言，在提高学生中医基础临床技能的同时，也提高教师的教授方法与技巧，推动教学工作发展。通过非中医专业见习生中医基础临床技能的提高，加深西医院校对祖国医学的认识，加强中西医之间的沟通、协作。

（3）对于医学高等教育而言，《中医学基础》是医学生的必修课，结合非中医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形成适合的中医基础临床技能带教方法，可以促进非中医专业学生中医见习带教体系的建立。

总的来说，提高非中医专业学生的中医基础临床技能势在必行，但是，医学生要想在短暂一天的临床见习带教过程中，提高中医基础临床技能，单单靠带教老师的授课、讲解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具备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所谓临床，就是要到患者床边去，面对面地与患者进行交流，借助中医相关书籍、中医经络腧穴人体模型、参观中药房等方式，只有理论学习结合实际不断反复操作训练，才能不断提高非中医专业学生的中医基础临床技能。

参考文献：

[1]安丽，李雅洁，曹国强.高等西医院校中医教学方法研究[J].医学信息，2018（12）：21-22.

[2]高占华，赵玉堂.浅谈中医教学面临的几点问题[J].教育教学论坛，2018（10）：224-225.

[3]杨军用，林红，杨百京.浅析西医院校中医教学的问题与对策[J].继续医学教育，2016（10）：45-47.

[4]马建昕，佘彬.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方法的改革[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3（7）：52-54.

[5]党慧敏，刘军花，安鹏.SOAP教学法在西医院校中医临床见习中的应用[J].中医教育ECM，2016（4）：78-80.

[6]朱宏，任丹，张婷.PBL联合翻转课堂在西医院校中药见习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18（16）：13-14.

[7]陈盛桦，蔡鸿新.新加坡中医专门学校自编教材述评[J].中华医史杂志，2017（3）：152-155.

[8]DU Huan-bin（杜桓斌）.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in Canada[J].Chin J Integr Med，2015（3）：173-175.

作者简介：

周映伽（1983年5月出生），女，汉族，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治医师。2008年毕业于湖南中医药大学，长期承担科室教学秘书一职，并长期承担昆明医科大学本科生的教学工作，主持教学课题2项，主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课题2项。

沈红梅（1969年3月出生），女，白族，硕士研究生导师，科主任，主任医师。1991年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长期承担昆明医科大学本科生及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参与教学课题3项，参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课题2项。

作者：周映伽 沈红梅

中医院校人体生命科学论文 篇2：

现代中医人才培养思路探析

【摘 要】本文就中医人才培养思路作了探讨，认为中医人才应姓“中”，要建立中医临床思维能力，打牢传统文化基础；中医人才应姓“博”，要学习多学科知识，拓宽知识面；中医人才应学习现代科技，将现代科技为我所用，促进中医药发展；现代中医人才培养必须早临床、多实践，培养具有“中医内核”，能够坚持用中医思维治病，同时适应时代需求的现代中医人才

【关键词】中医人才；人才培养

最近一百年是人类发展进步变化最快的一百年，人类几乎以超越以往数千年的速度发展变化着，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现代医学技术飞速发展，而中医则走过了坎坷曲折的百年，经历了民国的废止中医、建国初期的改造中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发展中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化中医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复兴中医等发展阶段，危机重重，中医“后继乏人”、“后继乏术”。中医继承与发展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医人才培养的问题，也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

21世纪， 我们应如何振兴与发展中医事业， 应培养一批什么样的中医人才？ 培养一种什么样结构的中医人才群体？ 这将直接关系到中医的前途和发展。只有培养和造就一批素质良好、结构合理的中医药人才群体， 才能进一步发展学术，中医事业才能兴旺发达、代代传承[ 1]。

1 现代中医人才要姓“中”

1.1 建立中医临床思维能力

近代中医药院校教育照搬西医教育模式，重西医概念，轻中医特色。中西医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世界和人体的方式，看待真理及获得真理的方式。如果不考虑中西医学的重大区别，硬把两者捆绑在一起，认为应该用西医学术来解释中医，尤其是以为可以用西医来规定中医理论中什么科学、什么不科学，然后按照西医来搞科研教学，那是行不通的。不但不会促进中医的发展，而且还会窒息中医。在现在的中医高等教育中，用西医理论诠释中医概念的现象普遍存在。如，六版教材的中医基础将“血”解释为“在血管里流动的红色液体”显然违背了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核心问题。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当年余云岫到日本学了一年解剖，回头就骂中医不知五脏长在何处。

中医临床思维能力是中医在诊断疾病与施治过程中的核心能力，是中医人才最不可或缺的专业技能。因此，对中医学生中医临床思维的培养是中医人才培养的核心。

现代中医教育要培养具有深厚中医药理论知识和中医临床医疗技能， 中医基本功扎实的高级人才。此类人才必须具有坚实的中医经典理论基础， 宽广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精通中医辨证和临床， 具备承载和传承中医“原始基因”的素质。在教育方式上， 实行传统师承教育与现代高等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师承授受， 学到名师纯正的学术经验和思想精髓。在课程设置上， 减少外语、计算机、西医类等课程的课时， 增加中医经典、儒家经典的学习， 真正做到使名老中医后继有人。

1.2 打牢传统文化根基

中医药学是在中国古代的人文、自然、思维成果和医疗临床实践经验中逐渐形成的一套独特医学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中医药学逐步构建了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及病因病机学、证候学等独特的理论体系，发明了望闻问切、中药、针灸、推拿等临床诊疗技术，特别是创造性地运用了以象思维为中心的临床思维方法。这些医药学传统智慧财富，并不归属于现代科学的知识体系，因而无论它的知识构成还是学术思想和思维方式，都迥异于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知识为学术基础，以原子论、机械论、实验、定量、现代逻辑等方法论为思维特征的现代科学体系。

由于中医药学与现代知识这两种体系存在一定的“不兼容性”，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尤其值得重视。当代大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几乎都是精究现代科学技术，如数学、物理、化学。各级教学只重视应试教育，忽略了人文教育，大學生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对于文理医理并重的中医药学教育来讲，单薄而贫瘠的传统文化背景很难体悟到中医的深邃和神妙。纵观现代成绩斐然的老一辈名中医药专家，很多从小接受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和熏陶，因此他们对中医药知识体系的把握和思维方式的运用，更符合中医药学科的规律。20世纪的蒲辅周、施今墨、陆瘦燕、董建华、姜春华、钱伯煊、时逸人、王渭川、魏长春等著名中医药专家，都是在基本上没有接触过西式基础教育训练的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习中医药，从而为其奠定了中国式思维方式的基础。

现代中医人才培养应以传统文化教育为基础，加强学生素质教育。为了更好地搞好中医药文化教育，从文化的角度帮助中医大学生解决学习中医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困难和困惑，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和北京中医药大学牵头组织福建、成都、广 州、上海、黑龙江、吉林等十余家中医药大学、中医院、博物馆等相关机构的专家学者，从文化学、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东西方文化学、中西医比较学、中医药临床优势等角度，编写了全国第一本专门针对中医药大学新生进行中医药文化教育的启蒙教材——《中医文化入学教育》。该教材由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高思华主审、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 毛嘉陵主编。《中医文化入学教育》教材的编写和课程开设，可望填补中医高等教育课程设置上的一项空白，而且也可望使刚入学的中医大学生能够从接触中医药的初期就能对中医科学知识体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2 现代中医人才要姓“博”

从目前中医院校输出的人才特点看， 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综合判断能力较差， 缺乏科学思维方式的指导；二是获取医学科研和医疗实践新信息的能力和创新意识较差； 三是道德素质滑坡， 缺乏应有的团结互助、公平竞争精神和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能力； 四是人文精神欠缺， 普遍忽视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学、美学等社会人文类课程的学习和对人文精神的崇尚。因此， 当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以后， 不能很好地处理医患关系以及高科技与人的关系， 缺乏奉献医疗卫生事业的精神和从事医疗工作应有的热情， 在医学科研活动中也不能更好地贯彻和体现医学医疗“ 以人为本”[2]的理念。

要适应未来社会的变化， 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现代中医人才培养必须坚持培养复合型人才。也就是说， 学文科的，应适当攻读理科范畴中的某些知识， 迎接自然科学的挑战； 学理科的， 更应重视人文知识的学习。这种复合型跨学科的学习势在必行， 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所以说21世纪新型复合型中医人才的基本要求应该是： 人文与社会科学（ 包括法律、资源、经济、伦理） 基本知识与基础修养； 广博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尤其是数学、物理、化学及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知识； 熟练地应用电子计算机与计算机化的本专业情报信息系统； 相当的外语书写、阅读与表达交际能力； 坚实的医学科学理论、技术基础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把握医学科学的发展方向； 进行自我设计、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能力， 广泛的适应能力与竞争创新意识； 良好的表达能力与人际交往能力， 以及参与社区保健及进行健康教育的能力。

3 现代中医人才必须学习现代科技

传统中医诊断是通过望，闻、问、切的传统方法来实现，而远古西医是通过视、触、叩、听来诊断，现代西医则渗入大量的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诊断。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明、发展，CT、MIR、DSA、HIFU刀、血液透析、先进的生物化学检验、超聲诊断、介入诊疗等先进的诊疗手段引入以及医院信息系统应用，更是极大地推动了医学发展。随着现代技术在医学上的应用，西医在疾病诊疗中日益突显优势，在医疗份额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给中医药的发展以及大众对中医的认知度提出了挑战。我们不能把这些技术只局限于西医领域，更应该把它归结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实际上这是社会发展，尤其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造成的，更是为了适应满足患者的需求所造成的[3]。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应该是中西医共享技术，这就要求现代中医人才必须学习现代科技。

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医院校教育固然应以中医为主体，但绝不能忽视对中医专业人才科学素质、科学思维模式及科研思路与方法的培养。应在强调以中医药知识和技能为主体的同时， 重视现代自然科学、现代医学、计算机、现代诊断仪器、统计学及科研思路与方法等科技知识的教育， 给古老的中医科学注入现代科学的新鲜血液， 以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

参考文献：

[1] 王新陆.中医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路与构想[ J] .中医教育， 2005， 24（ 5） ： 1.

[2] 刘宗超.人力资源开发[M]. 北京： 政事出版社，1999. 23.

[3] 姜爱平，崔蒙.关于中医现代化的思考[J].中医杂志，2007，48（8）：742-744.

作者：徐厚平

中医院校人体生命科学论文 篇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体育院校与机构11年立项分析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调研、数理统计、文献计量学等方法，对2004-2014年体育院校与机构立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体育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项目立项数量和资助金额稳步增长，获资助项目涵盖了国家自科基金委的7大学部；运动人体科学是稳定的研究方向，体育工程学、体育计算机科学研究不断升温。今后应加强学科和科研平台建设，深化学科交叉和交流合作，培养优秀人才，更好地促进体育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体育；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Key words：sport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

20世纪80年代初，为推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变革科研经费拨款方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它是我国自然科学类研究最高级别的项目。近3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推动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发展，促进学科建设，发现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体育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学科，涉及管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力学、医学等多个学科门类[1]，体育类自然科学也是体育科学的重要研究方向，获得基金支持是发展体育自然科学的重要渠道。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体育院校与机构近些年立项情况分析，能够反映我国体育自然科学研究的现状、热点和发展方向，有助于了解研究的发展动态，为体育科学研究选题、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提供导向和参考，以促进我国体育自然科学研究更好的发展[2]。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2004-2014年体育院校、机构获得的国家自科基金项目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獻资料调研、数理统计、文献计量学方法，统计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络检索系统、基金委员会发布的年度报告、资助项目统计汇编以及基金委计划与财务系统的统计数据。统计分析指标具体包括立项数、资助金额、资助强度、所属学部、主持人的年龄结构和职称结构、核心主持人和增量主持人情况、项目依托单位、项目组成员结构、项目主题内容分布等。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分类统计，并对体育科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和发展进行了回顾和展望。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体育院校与机构立项总体情况

2.1.1 立项类别和资助经费分析

2004-2014年体育院校与机构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27项（见表1），各年度项目立项的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由2004年的3项，增加到2014年的16项，增长幅度为433%。2008年由于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科技奥运”的提出，促进了体育自然科学的研究，立项项目达到了11项，之后一直稳定在两位数，2010年获批14项，达到第一个高峰。11年内的所有立项项目中，面上项目占主体，获得92项，占72.4%；青年项目仅获18项，占14.2%。青年项目要求申请者当年男性未满35周岁，女性未满40周岁，由于我国从事体育自然科学研究的青年人才储备和拔尖人才不足，因此青年项目明显落后于化学、物理、生物等学科。重点项目立项1项，占0.8%，由国家体育总局吴侔天教授获得；专项项目共立项9项，占7.1%，专项项目虽然资助的金额较少，但对基金初次获得者和体育特殊的研究内容有较大帮助，其中有4位获得专项基金的主持人，在以后再次获得了基金项目。11年内联合项目、国际项目共立项7项，占5.5%，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对外开放、合作交流程度不足。因此，需要在体育合作交流、协同研发方面加大引导和鼓励。

经费方面，从2004-2014年的十一年间，我国体育院校与机构获得国家自科基金委资助5233万元，平均每年为475.7万元，已成为研究的有利资助渠道。经费由2004年的57万增加到2014年的923万，增长幅度为1519%；其中2010-2011年增加了407万元，增幅为127%。2009-2013年共获得经费3306万元，明显高于2004-2008年的1004万元，增幅为229%。说明基金的申报和经费的申请越来越受到我国体育科研工作者的重视。从资金的分布看，面上项目最多，共获得资助4262万元，占81.4%；青年项目获得资助387万元，占7.4%，其次是国际项目共获得了297万元，占5.7%，其中天津体育学院张勇教授的国际项目，一次性获得资助270万元，创下单项资助最高项目；重点项目获180万元，占3.4%；专项项目获99万元，占1.9%；项目平均资助额度达到41.2万元。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加大了面上和青年项目的资助力度，还拓展了联合项目的资助范围，体育工作者更应把握机会争取更多的基金项目和经费支持[3]。

2.1.2 立项项目所属国家基金委学部分析

体育院校与机构获批的基金项目涵盖了国家自科基金委除地球科学部以外的7大学部，反应了目前我国体育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性、交叉性、多学科特性。从各学部立项的情况来看（见表2），生命科学部立项项目最多共立项61项，占48%；其次是医学科学部立项35项，占27.6%；数理科学部立项13项，占10.2%；管理科学部立项8项，占6.3%；材料与工程学部立项5项，占3.9%；信息科学部立项3项，占2.4%；化学科学部立项2项，占1.6%。其中医学科学部项目获得的连续性较强，每年都有立项；数理科学部仅2004、2008、2014年没有获得项目资助；生命科学部项目立项增长较为明显，从2007年的1项增长到2008年的7项，增长率为600%，2013年达到最高的11项。从总体情况上看体育运动人体科学和运动医学研究不断深入和加强，已形成相关学科、科研平台和团队；与体育联系紧密的数理科学、管理科学研究正在形成和发展，科研团队和研究基地建设还需要大力加强；体育相关材料与工程学、信息科学、化学等高水平研究刚刚起步。

2.1.3 立项单位分布分析

本研究以赫芬达尔指数，即各依托单位获资助项数占项目总项数的百分比的平方和，来测度2004-2014年体育院校与机构资助项目在各单位的分布状况。该指数越大，表明资助项目在各依托单位中分布越不均衡，即资助项目越来越集中在一部分依托单位，反之亦然。通过计算得知各年度赫芬达尔指数在01803～03830之间，其中2005年、2008年有所增加，总体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由2004年的03267降低至2012年的01328，2013、2014年上海体育学院获得6项和7项基金，指数增至02265和025。各单位获资助项目分布的不均匀度在逐步降低，立项单位由2004年的3个，增加到12年的9个，之后一直稳定在8个。

从近11年立项的15个单位情况来看，体育科研机构4个单位共获得13项，占102%，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体育科学和运动医学研究所，有较强的实力，共立项10项；上海体科所具有地域优势立项2项；湖南体科所周志宏教授立项1项。体育院校有11个单位获得立项，是自科基金立项的主力军（见表3）。上海体育学院仅2004年没有立项，2007年立项1项，其他年立项都在2项以上，2014年达到7项，共获36项，占283%，立项最多；北京体育大学，每年都有立项，共获26项，占205%，位于第二；天津体育学院仅2006、2009年没有立项，共获19项，占15%。这3所院校都是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其中上海体育学院拥有国家体育总局运动技战术诊断与分析、运动健身科技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市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北京体育大学拥有运动人体科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国家体育总局运动适应重点实验室以及5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天津体育学院拥有国家体育总局竞技运动心理与生理调控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对基金项目的获得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都体育学院共立项10项，占79%，都为2009年之后获得，它拥有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重点实验室，在运动医学和运动损伤防治方面研究实力较强。广州体育学院立项5项，其中范毅方教授一人获得了3项，占其学校的60%。沈阳体育学院立项5项，以青年项目、体育管理学项目和冰雪项目研究为主；武汉体育学院立项4项以运动生理学和水上项目研究为主，有明显的地域优势；立项1项的单位有3所。南京体育学院和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都是2012之后新增的立项单位，基金申报得到了更多单位的重视。获得自科基金较多的单位大都具有领先的学科建设和科研平台，充分显示了科研平台建设对于凝聚人才、培养学术团队，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重要作用[4]。同时也要看到张勇教授和范毅方教授个人立项数量在其学校的重要地位，显示了高水平人才的突出作用；以及沈阳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发挥地域优势，保持单项研究领先的特点。

2.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体育院校与机构立项人员情况

2.2.1 立项项目主持人总体情况分析

为了解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人员情况，我们对2004-2014年间体育院校与机构获批基金的76人进行了统计研究（见表4）。结果表明，项目主持人具有教授职称的占40.8%；副教授职称的占44.7%；博士学位获得者占总数的72.4%；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有19.7%，硕士生导师的有53.9%，充分体现了自科基金获得者的高水平和精英性。其中40岁以上的人员是获批体育类自科基金的主力，占总数的72.4%，40岁以下的主持人大都具有博士学位，在体育工程、体育计算机等新兴学科研究较为突出。有国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的有22人，占28.9%，这使他们开阔了眼界，接触了国际名师和知名研究机构，促进了基金项目的获得。

2.2.2 项目核心主持人情况分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核心主持人是指主持项目较多，在本学科领域具有较大影响的主持人。核心主持人数量依据文献计量学学者普赖斯提出的公式计算，确定主持过2项以上项目的人员为核心主持人。如表5所示，2004-2014年项目核心主持人共有26人，其中获得立项最多的有1人，共主持过8个项目，2人获得过4次立项，8人获得过3次立项，其余15人都获得过2次立项，核心主持人共立项70项，达到了34.2%的人主持55.1%的项目，与普莱斯教授提出的10%的主持人承担50%课题的理想值有一定差距。其中北京体育大学和上海体育学院核心主持人最多，都为7人，部分人员出自同一科研团队，作为参与人参加了同校其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核心主持人获得面上项目56项，占441%；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5项，占39%；专项项目6项，占47%；青年项目4项，占31%。核心主持人以有较大影响力的专家为主，中青年优秀科技人才不足。核心主持人大都善于掌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方向和政策，如国家自科基金鼓励承担或承担过3年期以上科学基金项目的人员，申报合作与交流项目，因此张勇教授、陈佩杰教授、周成林教授和洪友廉教授以在研项目为依托获批了此类项目；为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基金委根据当年情况设立专项研究基金，池建教授获得了2项专项项目，值得借鑒和重视。对核心主持人立项项目名称的重复热点词研究发现，26人中仅有董传升教授1人获得的2个管理科学部项目没有重复词，其他都有重复词。例如，重复热点词最高的是张勇教授，在他获得的8项基金中有7项在名称中出现线粒体；范毅方教授获得的3项基金中全都出现生物力学；王瑞元教授获得的4项基金都是围绕骨骼肌蛋白代谢进行研究。这说明具有稳定的方向，进行系列和连续的研究是获得国家自科基金项目的重要条件。

2.2.3 项目主持人增复量情况分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主持人的增加能够反映申请人的活跃程度。根据洛特尔定律，一定时期新主持人立项数占立项课题总数的百分比，反映了新主持人的涌现情况，称为主持人增量，增量理论最佳值为64；核心主持人立项数占立项课题总数的百分比，称为主持人复量。主持人增量和复量情况可通过洛特尔公式来定量化地计算[5]。2004-2014年国家自科基金体育院校与机构项目主持人增复量情况，增量在308～636之间，平均值为476，没有达到洛特尔定律的最佳值；复量在364～692之间，平均值为524。表明新增主持人较少，研究人员力量不足，结构不够合理。研究人员总量不足，项目申报数量少，新增的主持人少是制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体育科学项目立项数量的主要问题。

2.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体育院校与机构项目立项的领域与方向

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27项立项体育项目的主题内容研究与分析，可以看出体育科学研究中的传统优势领域、新兴方向以及近年的研究热点[6]（见表6）。研究表明，运动生理学是体育院校与机构自科基金项目立项的主要方向，立项63项，占496%。其中2006年少于其他学科，2013年与其他学科持平，其余都明显高于其他学科，2004年立项的3项，都为运动生理学方向；运动生理学2007年立项占当年立项项目的75%；2010年占当年立项项目的643%；2014年占当年立项项目的625%。运动生理学是体育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也是博士和硕士的招生学科，已形成人才培养的梯队和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实力较强。运动心理学立项16项，占126%，位于第二位；2004、2007、2012年没有立项，2013年达到4项，越来越受到重视。运动生物力学立项13项，占102%，仅2004、2005、2014年没有立项，其中以上海体育学院和广州体育学院居多，主要包括运动损伤和运动训练实践中的生物力学分析。运动医学立项10项，占79%，2006年立项1项，2013年达到4项，侧重于运动医学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体育管理学立项7项，占55%。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体育管理学项目主要是大型赛事管理、体育团队管理等方面的内容。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体育工程学、体育计算机科学近年来不断升温，共立项7项，占55%。2005年立项1项，其它都出现在2009年之后，以中青年具有相关背景的博士居多，例如：2010年沈乐君博士的《基于多摄像机和球类比赛概率图模型的比赛信息获取方法研究》、2011年王新博士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人体调控对出台速度影响的研究》。另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鼓励体育学术交流，立项了6项；运动营养方向立项1项，对此方面的关注和研究有待加强。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体育院校与机构研究的成就与展望

3.1 学科和科研平台建设促进了立项项目的增加

体育院校与机构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获得，使人才和成果不断积累，学科发展更为成熟。截止2014年体育院校中已经有3所获得体育学博士点，10余所获得运动人体科学硕士点，部分院校开设了体育计算机、体育工程研究方向；一些院校的体育自然科学还被评为国家、省级重点学科。研究者们以独特的视角、科学的方法，高屋建瓴地探索体育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和热点问题，形成了有价值的成果，推动了运动技术水平提高和体育科技进步。2008年国家体育总局推行了重点实验室建设，目前已建成30余个覆盖了大多数体育院校，它们已逐渐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和获批的主力。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体育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学科和科研平台建设建设与其他传统科学相比仍有天壤之别，体育自然科学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力量薄弱、学科单一、科研平台层次不高。今后各高校可以采用与重点院校联合的方式争取科技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和投入力度，从而扩大体育自然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影响力，不断凝练人才和学术团队，促进更多国家级项目的获得。

3.2 学科交叉和体育专项研究应不断深入

目前在发达国家体育科学已发展成为具有深度交叉和应用性的学科，体现出强烈的科学取向[7]。而我国体育院校与科研机构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运动人体科学为主占将近70%，其他研究领域较少。我们要学习德国、美国的先进经验，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抓好国家体育总局重点实验室建设，开展运动实践相关专项研究。国家体育总局要积极与国家自科基金委进行合作争取设立专项研究，如“国家自科基金委奥运2008科技行动计划”资助包括：兴奋剂检测、运动医学、运动员体能恢复、安全检测、通信、视频、大跨度场馆建筑、供应链管理等。同时要树立为生命健康和体育运动实践服务的思想，加强在科学建身、生物医药、运动营养、高科技运动装备等方面的专项研究。

3.3 夯实研究基础培养体育科学研究人才

虽然体育科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中不是单独的学科门类，但通过知名专家的带动、稳定的研究方向以及对科研发展动向的把握，体育院校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基金项目。11年来127项自科基金的获得，使近1200人参与到研究中，其中不乏高级职称、青年骨干教师、博士学位获得者以及在校研究生，他们从中受到锻炼，积累了经验，逐渐成为研究的骨干。从目前我国体育自然科学发展现状并结合相关研究结果看，研究的人才基础和总量少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优秀人才匮乏，后备人才不足。在过去的十一年中，40岁以下的基金立项人员仅占276%；青年基金项目仅占142%。今后应进一步夯实研究基础，体育主管部门和各体育院校、机构要高度重视，提高体育自然科学的研究条件，充分发挥知名专家的作用，大力培养和引进具有生物学、医学、工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背景的优秀人才，凝练和培养学术团队，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提高高级别项目的申报数量和质量。

3.4 加强交流合作拓宽研究视野和领域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体育院校与机构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方面形成了以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为基础；体育数理科学、运动医学研究不断深入；体育工程学、体育计算机科学等应用科学与软科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局面。研究者们不断的结合其他学科和新兴学科，拓宽着体育自然科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但研究队伍具有相当大的封闭性，现有基金资助的课题，大多数成员都来自同一单位。今后要加强体育系统内部以及不同学科、领域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同时积极与国外高校和研究人员加强交流，联合申报，提高申报成功率和研究水平。另外要发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作用整合现有协会，成立体育自然科学研究会，对国内外最新成果进行报道，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立项情况和研究动向进行分析和研讨，加强各单位之间的联系和学术交流，活跃我国体育自然科学研究的学术氛围。

参考文献：

[1]孔庆波，张玲燕.2005-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课题立项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 2011（9）：151-154.

[2]孙汉超.体育社会科学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的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6，40（1）：1-6.

[3]陈安平，杨秉龙.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体育学研究现状分析[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2（2）：126-130.

[4]鲁长芬，杨文轩等.对体育学科分类的分析與调整建议[J].体育学刊， 2009，16（4）：6-10.

[5]徐元君.对1997～ 2003 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研究项目申报立项状况的统计分析[J].体育与科学， 2004（7）：39-42.

[6]邓柳丽.福建省2008-201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情况分析[J].中国科学基金，2013（5）：291-295.

[7]易剑东.对中国体育学科发展中两个问题的审视[J].体育学刊， 2013（7）：5-7.

作者：王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