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文化研究历史论文

2022-07-03

[摘要]如何加强教师党支部建设是近年来高校党建工作中的一个难点问题，支部组织生活与业务工作的脱节是造成这种问题的重要原因。基于解决这个问题，应当着力探索推动支部组织生活与教学科研工作的互促互进。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教师文化研究历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教师文化研究历史论文篇1：

教师应有对历史、现实、未来之自觉

摘要教师应有对历史、现实、未来之自觉。只有了解历史，才能对老师这一职业有更清晰的认识；不了解现在，会被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中；只有对未来有了预测才能够知道自己脚下的路该走向何方。

关键词教师历史现实未来

在现代科学高速发展的社会下，教师作为一种职业，已经渗透在了全世界各个城市，城镇，农村。教师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占有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对于教育的重视，更在于教师肩膀上负有的对整个社会发展方向起很大决定作用的重大责任。之所以说教师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具有一定指导方向性，是有历史可鉴的。教师在历史中最初出现是指年老资深的学者，没有形成职业，但尽管如此，老师在封建社会期间受到相当高的尊敬。在我国教师这项职业一直以“授业，传道，解惑”而备受世人的爱戴和敬仰，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师重道的良好美德。如《吕氏春秋·尊师》云：“生则谨养，死则敬祭，此尊师之道也。”可见我国自古对老师有着很高的尊敬，甚至比之如父，而古代更有“人有三尊，君、父、师”的说法。老师之所以能够受到如此高的尊敬和爱戴，笔者认为是因为老师在对个人及社会发展中做出的贡献有着必然的联系。从古至今，受人尊敬的老师数不胜数，最受尊敬当属孔老夫子。而且孔子不仅在他的年代受到其弟子的尊敬，而且受到世人的爱戴，更在整个封建社会制度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受到各代帝王尊敬。即使到了现在国际社会全球一体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孔子并没有作为封建礼教滞留不前，而是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受到了更多世人的瞩目，除了深远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更一步步地影响着全世界，以致西方不同社会体制的国家也开始研究孔子，如今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和孔子文化研究所就可以说明。历史上像孔子先生这样的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教师大都为他所在的年代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到了现代社会，尤其是文革之后，我国实现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经济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与此相匹配的我国的教育事业也是更为普及化、规范化。因此教师在这个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就更加重要。邓小平先生早就指出现代社会是综合国力较量的社会，科学技术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教育则是其中关键的环节。教育当然离不开教师，因此教师在这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就更加重要。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爱戴的人，享受“桃李满天下”的欣慰和愉悦心情，是我和所有古今中外老师的共同梦想。要想实现这个梦想，笔者认为，只有具备体会与反思历史，洞察与面对现实，探索与相信未来之自觉精神，才能成为一名满腹经纶，顺应时代，立足现在，放眼未来的社会真正需要，学生真正需要的老师。

首先，让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教师应当具有历史之自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古人早就告诉我们要为师先为人，作为一名教师应当以身作则，注重言传身教；“三人行必有我师”，古人早就告诉我们处处有高人，为师不可妄自菲薄；所谓“见贤思齐”，告诉我们要以贤为师……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从未停止对老师这一职业的讨论。“不去了解和研究历史是最大的无知”，只有了解历史，深切感怀历史，才能对老师这一职业有更清晰的认识。对于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我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家孔子，在几千年前就给出了答案，概括三个字“君，亲，师”。“君”者是指当老师的人要做到：道德高尚、言行举止皆为人们学习的楷模，对某一门学科知识有较深刻的理解，胸怀大志，虚怀若谷，有宽容之心。市场经济的社会现实，物欲横流，人心不古，要当好一名教师确实不易。只有树立正确的为师标准，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宽容学生、家长的各种敲贬，才能坚定自己教书育人的信心和决心；才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别人，才不会随波逐流，虚度光阴。“亲”者是指教师要热爱本职工作，热爱学生。只有热爱本职工作，才能积极钻研业务，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只有热爱学生，才能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师生之间才能做到感情融洽，教学相长。只有热爱学生，才能为学生的点滴进步而高兴；才能耐心细致地做好学生的各项工作。“师”者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就是培养学生的良好道德品质，在思想上对学生严格要求。教他们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就是用“八荣八耻”塑造学生的灵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将来报效祖国而发奋攻读。“授业，解惑”就是传授文化科学知识，解答学生各种疑难问题。业精于勤，教师对所授学科要深入钻研，切实理解和掌握该学科的系统性和阶段性，知识的重点和难点，调查研究掌握学情。只有这样，教学工作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能做到授业、解惑，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历史的精华我们要继承和发展，而历史的糟粕我们同样需要不断审视。还是我们的大教育家孔子，提出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谬论，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也植根于炎黄子孙的骨髓里，在此后的几千年时间里，无数读书人秉承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教诲，踏上仕途，轻农弃商，自工业革命以来就被西方列强远远甩在了身后，开始了近百年的屈辱史。“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又一次被历史所证明。而我们在授业解惑的同时，也应该拥有一颗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胆量和勇气。科学大家钱学森临走前的感叹，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自己的诺贝尔。当我们这些老师都缺少创新和进取精神的时候，又有什么理由去苛求自己的学生能做到？

研究历史我们可以让我们变得冷静，感受现在能够使我们睿智。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口号，而是应当融入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学会观察，学习，思考，和体会。

教师应该具有现实之自觉，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作为一名教师，如果不能把握现在，不了解现在，不知道现在正在进行的发生的，很快会被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中，很快就成为了学生眼中的孔乙己。现在90后的学生，对于他们而言，信息已经以各种方式充斥在他们周围，尤其是新世纪后，网络的普及使得他们接受信息量突然增加了N倍，对于知识的摄取，不仅仅从老师教导中得到，所以老师一定要有现实之自觉。

实现现实之自觉时应对现在的社会要有清醒的认识。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可能是当前社会的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从农民工到大学教授所具有的危机感都应该是一样的，农民工害怕工厂倒闭，自己的手艺不精被老板炒鱿鱼，于是拼命干活，努力学艺，以保住饭碗；大学教授同样应该害怕不能追赶上自己领域的发展，被时代所淘汰，被同行所轻视，于是虽年过花甲，依然孜孜不倦，刻苦研究做到不落伍，缩小和学生之间的代沟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在奋斗着，不管你愿不愿意，社会的洪流已将你我卷入其中，社会不会因你而停滞，我们只能去适应它，去迎合它。我们的校园还习惯性地用围墙将自己包围起来，让人感觉到一种喧嚣中的宁静，但社会的暗流早已经把这堵高高的围墙冲刷殆尽，教师同样要和社会人一样，应该具有危机意识，具有进取精神。

其次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认清自己，认清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作为一名教师，教书育人自然是我们的头等大事，认清这一点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少做一些朝三暮四，朝秦暮楚之事。我们有些同行，徒有师之名，未尽师之事，对待学生敷衍了事，满脑子想的是巴结领导，股票行情和自己的第三产业，这样的人可获一时之利，绝不能得一世之名。既然选择了大学教师这个行业，安心搞教育，潜心做科研才是符合自己身份的正道。“桃李满天下”是每一个当老师的终极梦想，但切不可以此作为卖弄的资本。真师者，不为师，而人皆师之。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好教师，始终需要责任意识的推动。实践证明，一个受到良好责任教育并有责任意识的教师，在人生道路上也比较容易有所作为。一个对国家与社会有高度责任感的教师，既能给学生以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智慧，又能帮助学生不断修正前进的方向。

人不能生活在过去回忆里，也不要停留于现在的安逸，应该生活于对美好未来的不断追求中。只有看清未来，才能像浮在空中的气球一样，拥有不断上升的动力和勇气。只有对未来有了预测才能够知道自己脚下的路该走向何方，小到一个学科的发展，大到一个国家的发展。

当我们对历史有了足够的把握，对现实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这时候如何才能看清未来的发展呢？只有两个字——学识。作为一名大学教师，要能预想自己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必需具备本领域扎实全面的技术功底，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不断充实自己，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科技和理念的发展日新月异，稍有不慎，蓦然回首，你可能已经被甩在灯火阑珊处了。同时看问题需要从多角度，多方位去观察，去分析，这就需要我们具有良好的分析能力，但这却依赖于你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既具有理科生的理性思维，也具有文科生的感性思维。这样一来，只了解本专业那一亩三分地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商界有句话，“熟读半部论语，即可驰骋于天下”，具有广博的学识之后，你的“专攻之剑”才能更锋利，脚下的每一步才能走得更稳健。作为中医药院校的老师的我来讲，站在知识的肩膀上，去分析中医药未来的发展更加重要。中医药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在如今全社会大融合的今天，在西方医学大充斥的中国，借用一切知识去判断中医未来走向，显得相当迫不及待。究竟未来的中医药是走传统中医路上引入现代化，还是用现代化的方式来解释中医，甚至引领中医走向西式中医，我们天天喊着的中医现代化究以什么样的模式发展，都需要我们看清未来，同时给中医未来一个明确的方向。

在看清发展的方向后，怎样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呢？笔者总结出了二者的关系，就是两个力——判断力和行动力。明白了未来的发展，知道了自己的努力方向只是迈出了前进的第一步，只有把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用判断力去督促行动力，用行动力去证明判断力。有想法付诸行动就有可能成功，光想不做只能是纸上谈兵，永远没有成功之日。我们的很多老师平时脑子里也有很多很好的想法，但是真正要把这些想法付诸实现的时候，却畏首畏尾，这有缺少自信的因素在里面，但真正缺少的还是行动力，缺少感想就敢做的执行精神。

总之，作为一名老师必须具有历史、现实、未来之自觉，不能把自己封闭孤立起来，变成封闭系统，那样的话最终只能走向灭亡。而应该做到胸怀历史，把握現实，遥控未来，并为未来付出勇气，向未来前进。

作者：陈晓霞

教师文化研究历史论文篇2：

教师党支部组织生活与教学科研工作的互促性研究

[摘要]

如何加强教师党支部建设是近年来高校党建工作中的一个难点问题，支部组织生活与业务工作的脱节是造成这种问题的重要原因。基于解决这个问题，应当着力探索推动支部组织生活与教学科研工作的互促互进。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师党支部为例，就是以教师党支部为责任主体，积极整合相关资源，密切围绕提升教师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水平和教学实践能力来开展组织生活，以此使支部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不断增强与“纲要”课程意识形态引导能力的不断增强成为实际统一的过程。

高校；教师；党支部；组织生活；教学；科研；意识形态

[关键词]

高等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不断巩固和增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各项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高校当然不可或缺。近年来伴随国家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如何改善和加强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也愈发引起相关学界和很多党务工作者的关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极易陷入一种逻辑陷阱之中，亦即我们之所以强调要加强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就是为了加强这种领导本身。而实际上，这既是对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的误读，更会阻碍党的领导的真正实现。高校工作自然也不例外。这就要求高校党委必须紧密结合教学科研工作来探索和改进领导方法，特别是立足教师党支部，通过着力改善组织生活方式，推动党组织建设与教学科研工作的互促互进。

当前，一些教师乃至少数教师党员不能认识到党的领导对推动教学科研工作的重要作用。由此反映到支部组织生活中，就出现了少数党员消极懈怠、走过场、讲空话等诸多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全党突出强调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大背景下，一些教师党支部的负责人还开始出现程度不同的“角色冲突”焦虑。一方面，这些教师本身普遍承担着较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所在教师党支部的负责人，他们既要反复动员其他教师积极参与到支部组织生活中，还要“说服”自己“挤”出更多时间来做相关党务工作。这不仅会影响到支部的组织生活质量，还可能带来支部负责同志“后继无人”的危险。

本文拟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例，具体探讨如何推动教师党支部组织生活与教学科研工作的互相促进。《纲要》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综观该课程从业教师队伍的情况来看，实际上有关该课到底是历史课还是政治课的争论始终存在，由此带来了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就目前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情况来看，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将这门课完全当成“以史代论”的政治课，而是滑向另一个极端，亦即直接间接地受到西方某些史学价值观的影响，实际上质疑乃至抵触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灵魂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若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理解都偏离了唯物史观，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纲要》课程阵地就有沦陷的危险。很显然，如果这种错误认识真的普遍存在的话，那么它一定会通过《纲要》课程教师党支部的组织生活表现出来，并可能在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研单位中造成非常恶劣的示范效应。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当然不能与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教学研究隔离开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更是我们提升中国近现代历史教学研究科学性的根本保证。密切围绕这个问题来推动《纲要》课程教学研究的改革创新，并使学院党委特别是该课程教师党支部在此过程中发挥核心和关键作用。

决定我们的历史研究能力的关键因素是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把握。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是在2005年才正式确立起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作为其中的二级学科，如何培育专门的学科人才，还在不断的探索之中。更勿论截至现时来看，历史学科、政治学科出身的青年教师还在源源不断地加入到“纲要”课程的教师队伍中来。由于缺乏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训练，其中一些教师以唯物史观来指导自身业务研究的能力还是比较欠缺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往往局限于物质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决定作用。这易使人造成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中立的错误理解，特别是易使我们忽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本来地位。这也是现实中一些人文科学的学者不能充分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性的关键诱因。但自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经济社会实践的改革创新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学界越来越一致地认识到：自然规律是价值中立的，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则绝非价值中立。[1]恰如不是说生产力一定会发展，而是说人的实践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学界开始更为注重对人价值观念的研究，强调人类社会历史实际上就是人的价值活动史。这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为全面和科学的理解，同时也是对人类社会历史本身更为全面和科学的理解。

问题在于，就现时来看，上述共识的达成主要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的内部，对于广大人文科学领域亦包括历史学界来说，其中一些研究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仍或多或少地限于过去那种比较机械的理解之中。反映到《纲要》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就难免会出现一些史论的脱节现象。特别是在历史的微观实证研究颇为兴盛的现时情况下，一些青年教师普遍感到以唯物史观去指导历史教学和研究的“无从下手”，乃至个别人其自身也陷入到对历史的碎片化理解而无法自拔。

由上述可见，如果缺乏了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的实际能力，则《纲要》课程教师不仅无法根本胜任教学任务，甚至其自身也可能陷入对历史的唯心主义理解。凡此都证明，《纲要》课程教师党支部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注重组织开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实践。

其一，教师党支部为提升教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能力提供组织保障。支部组织生活是对党员实现必要约束的现实依托。为迅速和整体性地提升《纲要》课程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特别是其切实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进行教学研究的能力，有组织地规范和推动教师的学习进度，通过组织生活有步骤地向教师党员传导适当压力是非常必要的。

其二，教师党支部为提升教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能力提供资源保障。为整体性地提升《纲要》课程教师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能力，有必要为教师们提供相关的学习文献和设计相关的专家辅导。教师党支部无疑是提供这些学习资源的可靠保障。首先，它对支部成员的教学科研工作安排有直接的把握，便于学习时间的灵活和适当设置。其次，教师党支部具有一定的经费支持。第三，相比教师党员个人，教师党支部在与上级党委、相关业务部门和后勤保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时具有更多便利条件，更宜妥善地获取和安排学习所需各种保障条件。

其三，教师党支部为实时跟踪监测教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学习情况提供现实依托。课程教师不可能完全实现脱产学习，而是必须边教学边学习，其自身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随时都在对学生施加影响。我们必须想方设法保证教师真正且尽快地提升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水平。因而对教师学习成效进行实时跟踪监测就显得尤其重要了。相比教师个人的自觉检测和上级党委的定时监测，以党支部为监测主体，显然可以为达到实时监测的应有效果提供更为现实的依托。党支部可通过定期开展专门的组织生活，并将支部组织生活与教研室的科学研讨工作相结合，为确保教师切实提升相应理论素质进行更为有效的约束和压力驱动。

众所周知，从科学研究能力的提高到教学实践能力的提高绝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通过支部组织生活切实有效地对《纲要》课程教师开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教育，并不代表《纲要》课程教师会自动且有成效地引导大学生树立唯物史观。更勿论教师相关理论能力的提升绝非一朝一夕，但我们的教学工作却一刻也不能停止。正因此，教师党支部在确保《纲要》课程教师在具体教学实践过程中切实对大学生进行唯物史观教育方面，也就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了。

其一，教师党支部应通过专门组织生活会的形式，组织课程教师认真学习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作等相关文件。充分利用教师党支部直接掌握教师教学动态的优势，依据本单位《纲要》课程建设情况，制定更为具体和行之有效的教学纪律约束机制和相应的奖惩机制，与上级党委和相关业务管理部门密切配合，确保课程教师切实遵守课堂纪律和自我言行约束，由此为确保《纲要》课程发挥意识形态功能建立坚实的组织保障。

其二，教师党支部应将组织生活与教研室的备课会相结合。《纲要》课程必须实时地与中央最新精神保持一致，定期召开备课会不可或缺。然而现时存在着所谓《纲要》课讲历史，一些教师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研究兴趣自行安排教学内容，教学步骤都没有实现实际统一，更勿论通过《纲要》课程来向大学生阐发中央的最新精神了。通过将教师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与课程教研室的备课会相结合，首先就是督促和确保课程教学备课会的定时召开。在此基础上，党支部也可以对各位任课教师的教学安排实现实时的监测。

其三，教师党支部应将组织生活与业务部门的教学检查工作相结合。这种结合，实际上就是将对《纲要》课程教师的意识形态责任教育搬到课堂之上。《纲要》课程教师能否自觉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来考察和研究中国历史，能否切实按照原定的教学安排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树立唯物史观，最终都是要在课堂的教学实践之中得到检验。为确保支部的组织生活与业务部门的教学检查工作切实结合起来，制度的形式应明确党支部的讨论决议在任课教师业绩考核得分中占一定分值比例，且这个比例应当对教师最终的考核结果起到实质影响。

无论我们如何强调加强《纲要》课程教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教育和意识形态责任教育的重要性，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为切实有效地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进程。对于我们的讲授内容和讲授方式，学生愿不愿接受、能不能接受，这是我们一切教学科研工作都必须着重加以考虑的关键问题。在我们不断强化对任课教师政治理论教育和教学纪律教育的大背景下，还应注意防止任课教师混淆《纲要》课程的属性和内容认知，重新陷入“以史代论”的僵化教学模式之中。在当前新媒体手段日益普及应用的情况下，这种僵化教学模式无疑更加会导致学生的抵触和反感情绪。由此，无论我们如何强化《纲要》课程的唯物史观教育功能，只怕也起不到其应有的教育效果。而实际上，这个问题现时已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教学话语和教学内容味同嚼蜡，浪费了大量的教学资源，并未真正有助于学生树立科学的历史观。因此，教师党支部一方面要强化教师的意识形态责任意识，另一方面更要在助力教师提升教学实效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其一，教师党支部应定期召开专门的组织生活会，组织教师对自身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成效进行自报公议，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借助党支部组织生活特有的适当压力传导优势，促使教师认识到，不仅讲对《纲要》课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讲好《纲要》课同样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

其二，教师党支部应适当采取公开建党的方法，特别是在发展党员、党员转正和党员评优的时候，邀集教学单位业务负责人、学校教务部门相关管理人员、教学督导和学生代表列席支部会议，将教师的教学业绩与党员发展、转正和评优工作相挂钩。

其三，应发挥教师党支部在提供教师培训教育资源方面的独特优势，积极与上级党委和其他相关业务部门沟通协调，将教师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与教研室的教学培训和教学研讨活动密切结合起来，整合经费资源为教师提供更好的教学能力培训。

其四，应以教师党支部为单位，灵活安排社会实践时间和内容，积极联络院外、校外的党支部，组织支部教师党员和教研室教师群众积极对外开展社会服务，特别是开展党史、国史的宣讲。通过广泛开展这种社会服务，既极大丰富支部组织生活的内容和形式，也为检验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提供更为广泛的平台，同时还有助于克服“闭门造车”的问题，使教师们深入实践、开阔眼界，进一步提升教师们的学科研究和教学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把价值论研究提到历史观的高度——访刘奔编审[J].哲学动态，1994（9）.

[2]李德顺，龙斌.社会历史与人的价值活动——兼论价值观与历史观统一的基础[J].哲学研究，1994（12）.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心理范畴相关前沿问题研究”（16CZX010）、教育部2016年度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项目重点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教学能力建设研究”、2015年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党建难点项目“提高党支部组织生活质量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协同创新中心秘书，北京高教学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会秘书

作者：赵亮

教师文化研究历史论文篇3：

我国课程文化研究回顾、反思与展望

摘要我国课程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课程是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沟通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文化特质的重要中介，只有深层观念转变，课程改革才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基于课程改革与文化这种密切联系，课程文化成为课程研究重要内容。我国课程文化研究起步较晚，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依然存在许多不足，加强课程文化的研究，是我国课程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突破口。

关键词课程文化研究反思研究展望

Review，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Curriculum Culture Research in China

LIU Tingting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

教育改革重点在于课程改革，学校课程是人类文化史的缩影，[1]“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是在文化选择中培养和造就一代适现代化社会的文化新人，[2]课程改革是一种文化重构，课程文化是课程改革的关键。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展与深入推进，课程文化逐渐成为研究熱点，回顾与梳理我国课程文化研究发展脉络，总结我国课程文化研究经验，对于我国课程文化理论繁荣与实践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1 我国课程文化研究回顾

本文以“课程文化”为关键词，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共收集筛选1999-2018年课程文化研究期刊论文388篇，硕博论文55篇。所收集文献虽非全部，但较能代表我国课程文化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以这四百余篇论文为研究对象。

1.11999-2001年：课程文化研究探索阶段

（1）探索阶段研究背景。我国第一篇课程文化研究论文发表于1999年，改革开放初期，教育改革重心落在教育体系的恢复、调整与重建，课程文化作为教育的微观层面，受到的关注整体相对微弱。20世纪80年代我国掀起一股文化热潮，校园文化成为当时关注焦点，课程文化发展迎来契机。1999年我国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开展素质教育，开始出现专门的课程文化研究。素质教育意味着理想学校文化的建设，其中课程文化作为学校文化的核心开始受到重视。

（2）探索阶段研究主要内容。第一，课程文化价值观。20世纪90年代末处于世纪之交，教育研究者倾向回顾旧世纪教育改革，展望新世纪教育发展。大多数研究者就新世纪课程文化价值观进行研究，有学者提出现代课程文化应摒弃社会本位或者个人本位，而植根于人与文化相互选择、动态重构的天人合一。[3]还有研究者在全球化背景下就一元课程文化价值观进行反思。[4]第二，课程文化与素质教育。1999年我国提出开展素质教育，有研究者就文化素质提出“文化素质化”，即历史文化成果以课程文化为中介，内化、积淀为个体身心结构的文化素质。[5]还有研究者指出素质教育要求课程文化的革新。[6]素质教育归根结底是要改革传统的教育，构建新的学校文化和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教育体系，课程文化居于学校文化核心地位，是教育体系的软件部分必须要进行创新。

1.2 2001-2014年：课程文化研究发展阶段

1.2.1 发展阶段研究背景

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始于2001年，重大的改革不是在实施单项的革新，它是在变革学校的文化和结构。[7]《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对基础教育课程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与更新，更是学校课程文化和结构全面革新，实现课程文化良性变迁是确保课程改革全面深入推进，走向成功的关键。[8]因此，课程文化变革是课程改革成功的关键，课程文化研究在课程改革推进、深化的过程中不断深化。

1.2.2 发展阶段研究主要内容

第一，课程文化基本问题。课程文化基本问题是课程改革初期的研究热点，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课程文化内涵、课程文化价值取向及课程文化转型与建构研究。其一，课程文化内涵研究。有人认为课程文化是对人类文化的选择、整理和提炼而形成的一种课程观念或课程活动形态。[9]还有人认为课程文化体现一定社会群体的文化以及课程本身的文化特征。[10]还有人提出课程文化是一种用文化的眼光认识课程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11]已有的课程文化内涵研究研究基本从课程和文化的角度定义课程文化。其二，课程文化价值取向研究。新课改背景下的课程文化价值取向研究最多的是从工具论转向本体论。工具论的课程文化是社会文化传承的工具，传统的课程成为一种“文化代码”。[12]本体论的课程文化观是课程文化具有文化特质，课程文化是具有主体性的文化。新课改倡导的课程理念是人文性与主体性，课程文化的价值取向也必然导向文化主体性。其三，课程文化转型与建构研究。以往的课程文化不适应新课程改革，要推动课程改革的发展就必须促进原有课程文化的转型，建构新的课程文化。有学者提出注重课程文化人文性研究建构新课程文化模式。[13]有学者提出在社会背景而不是课程框架内进行课程设计与规划，构建新型课程文化。[14]

第二，课程文化与新课程改革。新课程改革全方位进行，课程文化研究也涉及方方面面，包括学科课程文化、学校课程文化要素以及各级各类学校课程文化。其一，学科课程文化研究。课程标准取代教学大纲使得学科课程文化研究兴起，学科课程文化研究从技术性课程理解转向主体性、文化性课程理解。其二，学校课程文化要素研究。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确立使得学校文化中的校长课程文化、学校管理文化、校本文化、学校文化研究繁荣。关注学校文化是新课改取得成功的关键，与学校有关的课程文化成为研究焦点。教师与学生作为教育主体成为研究重点，其中发现教师和学生在课程改革中的矛盾冲突及原因并找到协调途径是研究重点。其三，各级各类学校课程文化研究。现有课程文化研究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都有所覆盖，但主要聚焦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课程文化研究，各级各类学校课程文化研究旨在建设有特色的课程文化。

1.3 2014-2018年：课程文化研究深化阶段

1.3.1 深化阶段研究背景

2014年，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多次提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学校课程是社会、国家、民族文化的缩影，社会关于文化的讨论必将影响教育领域，达成“文化自信”必将通过课程落实。2016年我国正式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将文化基础作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首要方面，这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文化自信”的要求，“文化自信”和“核心素养”成为课程文化的研究新内容，为课程文化研究增添了一抹艳丽色彩。

1.3.2 深化阶段研究内容

第一，课程文化与文化自觉。这一阶段课程文化研究内容延续了上一阶段研究内容，即学校课程文化的建构研究，集中于学科课程文化自信及本土课程文化发展研究。有学者认为“课程文化创新是课程文化自觉的落实和实现”。[15]还有学者指出课程文化自觉能够处理好东西方与中国传统课程文化的关系，保障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16]课程文化自觉是世界范围内重视本国文化和我国课程改革移植国外教育理论与本国教育实践不相适应提出，课程文化自觉首先要创新课程文化，发掘本土文化的精髓，转化为有益的课程文化成果。

其二，课程文化与学生核心素养。我国学生核心素养首要方面就是基础文化，课程文化理所应当要为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贡献力量，在核心素养背景下，课程文化研究重在如何创新课程文化培育和落实学生核心素养。有学者提出以课程文化自觉为向度进行课程创新以培育和落实学生核心素养。[17]还有学者提出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四条校本化实施路径，其中课程文化是落实核心素养的精神土壤。核心素养的落实首先是通过课程，课程文化是精神土壤，构建良好的课程文化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关键。

2 我国课程文化研究反思

2.1 研究思维线性

第一，我国课程文化研究成果丰硕，但是仔细分辨可知很多课程文化研究的理论观点都是对国外学者如弗莱雷、布迪厄和阿普尔等人课程文化的译介、移植和转化，缺乏课程文化本土化、原创性研究。虽然在课程改革进程中提出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但是有关文化自觉的研究限制于文化创新，缺乏挖掘传统课程文化精髓的研究；第二，我国课程改革坚持至上而下，采用先试点后实验，总结经验再推广的课程改革路径，导致课程文化研究贯穿的是理论指导实践和借鉴优秀课程文化经验的方式，缺乏深入教學现场，从教育实践本身出发选择课程文化研究课题和方向的研究。

2.2 研究对象单一

首先，现有的课程文化研究较为关注教师文化，缺乏对学生文化的关注。学生是开展课程教学活动的对象，学生不是一片空白的走进课堂的，学生既有的文化对课程文化有没有产生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产生了多大程度上的影响及如何影响，这些都是课程文化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但是现有学生文化的研究仍然缺乏。其次，课程文化研究较为关注主流文化，缺乏对少数民族、农村等非主流文化关注。现有课程文化研究主要是主流文化研究，关于非主流文化研究少之又少，非主流课程文化如少数民族文化、农村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非主流文化某种程度上被主流课程文化所遮掩。

2.3 研究体系不完善

我国关于课程文化研究20世纪末才逐渐兴起，研究历史短，且课程文化的概念舶来，很多研究者观点来源于国外学者观点；许多研究源于政策导向和课程改革实践需要，研究内容虽然丰富但研究主题呈零散不集中特点，大多数学者是选取课程文化某一问题进行研究，缺乏系统研究，没有建立系统理论研究框架。其次，我国课程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鲜有研究者对其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总结。最后，课程文化研究较侧重于理论研究，近年来实证研究有所重视但还较为缺乏，较多研究采用理论推演的方式，极少部分是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研究。

3 我国课程文化研究展望

3.1 转换研究思路

首先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创造适合本国的课程文化理论。我国传统教育有着十分丰厚的课程文化资源，研究者应该树立文化自觉的理念，挖掘传统课程文化中符合我国社会时代潮流的课程文化资源，同时引进国外先进课程文化理论，立足于本国的现代化的课程文化实践土壤，借鉴融合古今中外的优秀课程文化理论，构建和创造适合本国的课程文化理论；其次，课程文化研究应从实践本身出发选取研究课题和方向。扎根于实践、来源于实践的理论研究成果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课程文化研究者应深入实践，从实践中选取研究课题、找到研究方向。

3.2 扩大研究对象

课程文化研究需要关注少数民族、农村等非主流课程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课程文化主体多元，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文化主体，关照课程文化全部主体才是其真实面貌。我国课程文化主体发展不平衡，因此更要加强对非主流课程文化的关照，如此才能够丰富课程文化研究内容，也能够促进主流课程文化与非主流课程文化相互补充和借鉴，促进我国课程文化发展与繁荣。此外，课程文化研究还要关注学生文化，教师是课程文化主体，学生也是课程文化的主体，共同关注教师和学生文化才有利于课程改革的成功。

3.3 完善研究體系

首先要构建完善的课程文化研究框架。课程文化研究是一个交叉研究领域，与其他学科间必定会融合创新，也会衍生出更多研究领域，确立研究框架能为课程文化研究提供基本的指引和规范。其次，理论研究系统化、科学化。未来的研究要继续加强对课程文化的基本理论研究，关于课程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课程文化的概念及范畴、课程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课程文化的价值取向都是重要研究课题，理论研究需要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再次，增强课程文化的实践有效性研究，理论与实践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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