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论文

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中国历史文化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社会主义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起点和历史使命，近代中国社会有着特殊的“文化问题”，这两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文化使命，也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定内涵。

第一篇：中国历史文化论文

以中国文化拯救西方文化

摘要 唐君毅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被牟宗三誉为“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其在文化领域的观点独树一帜——提出以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来衡量西方文化的优劣,并认为中国文化优于并涵盖了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可以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西方文化。本文就此观点展开分析。

关键词:唐君毅 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

一

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唐君毅认为一切文化都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无论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表现。研究文化问题不能从已经完成和实现的结果或者仅仅从物化的表面上入手,而更应该切入文化现象的精神根源,理解中西文化也不例外。

唐君毅认为,出现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文化是“自觉地求实现,而非自觉地求表现”,西方文化是“自觉地求表现,而未能真正成为自觉地求实现的”。据此,他提出“自觉地求实现”与“自觉地求表现”的根本精神是主客统一与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所坚持的把外部世界看作是对立的客体而将把主体客体化的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把自己的生命精神外化,形成对客观事物“自觉地求表现”的精神和向外超越的精神。而中国文化却坚持主客统一的思维方式,它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这样“自觉地求实现”的精神能够包容文化理想的全体,不偏执,但容易堕落,沦为虚伪。而恰恰是由于这种不偏执,中国文化很难把精神理想客观化。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需要学习西方,使内心的精神理想客观化、外在化。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也将有赖于这些客观理想而发展。

中国文化在客观层面上没有充分发挥其精神理想。中国文化要展开外在人文世界而欲求充实自身,必须由其原来重“自觉地求实现”的精神中开出一“自觉地求表现”的精神。西方文化“自觉地求表现”的精神,成就了西方的科学、工业文明、国家法律意识、社会文化等。其民主与自由的精神,是其尤为突出的一方面。但是这其中隐含的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即其往而不返,易趋于分裂。要解决这个问题,西方文化必需学习并且吸纳中国文化“自觉地求实现”的精神,从而避免自我毁灭。

二

中国文化重人,中国人遵循“觉悟—实践—再觉悟”这一循环往复、不断递升的过程,努力将人生、宇宙的价值评判与实现统归于个人对心性的自觉、道德的自我和对生命精神的自信自守,从而达到“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契、圆融无碍的境界,无不尽显着内在而超越的精神。这种精神被唐君毅称作“圆而神”的中国智慧。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融合性或一体性。西方文化则相反,其基本特点在于它的分殊发展。由此也产生了二者的弊端,中国人极易产生一种消极的、封闭的自觉情绪,使圣贤自圣贤,小人自小人,最终导致人的精神失真作伪。西方文化的缺陷在于只为求得“精神之光荣与客观人文世界之展开”,而不能真正实现超越自我的精神理想,所以“皆一时极显精彩,复一逝不回”。

人文思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其代表为儒家思想。儒家以家庭伦理、性善性恶说、礼乐制度为思想核心,阐述“人文世界之结构”,同时兼容百家,建构了完整的人文思想体系,形成“一在本源上即是人文中心的文化”。而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始终存在着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的对立。西方的人文思想始终陷于上帝与自然的夹缝之中,而未能在人类文化的全体,“成为一种有内容的思想理论”,这就使得西方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三

唐君毅提出了一种“同源二流”的文化观,认为中西文化之所以不同,其原因在于支配两种文化的精神不同。他对中西文化的发展进行了精神层面的统观,不仅揭示了文化活动的本质、特性及价值,反映了文化的主体性、文化主体的创造性及整体的统一性,而且实现了文化的互动发展和理想人文世界的创立,这使得他超越了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的局限。

他主张,中国人应以中国思想的根本信念为标准评判西方文化,以刚健高明的态度正视接受西方文化,以以义为利的观念容纳西方文化,并进而在自己文化精神的本原上加以创造性的重建,以成就中国文化的自我完善和超越。他进一步指出,西方文化中“人之物化”的观念严重,忽视了人性之本,致使其“日趋于自毁”,西方人欲滋补其文化精神的缺陷,提升文化自身的理想,则不得不学习中国文化“当下即是”与“一切放下”的精神、“圆而神”的智慧、“温润而恻怛或悲悯之情”、“文化悠久的智慧”和“天下一家之情怀”。

四

对于中国文化,唐君毅提供了一种思路即“返本开新”,他称其为“纳方于圆”。就是说要以中国“圆而神”精神来统摄西方文化中的“方以智”精神。“纳方于圆”即是“返本开新”,即反求超越本心以开出新文化的格局。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路,即返道德理性之本、开科学民主之新。

唐君毅并不否认中国文化中存在民主和科学的种子,只是从没有形成完整的发展体系,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建国,要学习科学与实用技术,就必须接受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只需“伸引吾固存文化中相同之绪,以全套而取之”,“回顾其过往之经验,将其过往之回应方式,亦来一个大综合”,对其加以“礼乐化、中华人文化”,从而实现民族精神的升迁和发展。

五

唐君毅也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优点。他强调要解决中国近代的文化危机,重建中国文化必须吸收西方文化之长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特别注意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分殊发展,同时也应当注意对吸收的东西予以“礼乐化、中华人文化”,以儒家内在超越性的宗教精神为核心吸收西方文化任持超越客观理想的精神。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唐君毅当然认为儒家精神是中国文化、历史的核心,认为儒家精神具有宗教性。儒学不仅具有一般宗教的超越精神且还有其它宗教不具有的优点,即儒家精神的超越性是内在的超越性,故而更“重在积极的培养一崇敬而赞叹爱护宇宙人生之善福德之情,并求有所增益于宇宙善美、人生福德,使之日益趋于富有日新为己任”,这也正是儒家精神广大而宽平舒展、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并能与其它宗教和平相处的原因。

唐君毅心中的整个中国文化精神可覆天盖地,人的精神可直上直下其间,又可并行不悖,好似河水川流,但唯独欠缺一个由地通天的金字塔,以及横贯经纬人与人之精神的无数十字架。中国文化缺少此金字塔与十字架的不良后果,一是一般人缺乏逐步提升其人格、逐步充实文化生活的客观通道可用,二是无十字架可负,圆融不执的理想易受自然生命欲望拖坠而流于圆滑的人格。从其自身的内在要求看,中国文化精神必须克服此缺点才能进一步发展,而这正有赖于接受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

要吸收近代西方文化的这些长处,必须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入手。而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自觉地求实现”,而非“自觉地求表现”,中国文化要克服此缺点就“必须由其原来重‘自觉地求实现’的精神中开出一‘自觉地求表现’的精神”,即重视理想的超越性、客观性。

六

唐君毅对中国文化悲悯的深情和坚定的自信心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同时也应注意到,他在看待人类文化问题时,过分强调中国文化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其他文化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免将中国文化问题扩大化、虚泛化;其次,文化问题是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的特定产物,它反应了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问题,面对这一复杂情况,中国文化是否能够解救西方文化,还存在一个服水土的问题,唐君毅并没有给出详细说明;再次,文化问题并非一个完全独立的问题,要把它置于社会的大环境中,与其他各因素通盘考虑、协调处理。如果一味地分立文化,企图通过纯粹的文化问题的解决来达到社会诸多问题的解决,就必然陷入文化决定论的怪圈,扩大了文化的自我、自主意识,这是欠妥的。

参考文献:

[1]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

[2] 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

[3] 唐君毅:《心物与人生》,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

[4] 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58年。

[5] 黄克剑、钟小霖:《唐君毅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

[6]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

[7] 唐君毅:《心物与人生》,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

[8] 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9]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对存在主义哲学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

[10] 唐君毅:《中华人文和当今世界》,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

[11]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作者简介:薛晓春,女,1980—,河北秦皇岛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教学管理,工作单位:河北大学教务处。

作者：薛晓春

第二篇：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

[摘要]社会主义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起点和历史使命，近代中国社会有着特殊的“文化问题”，这两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文化使命，也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定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建立一套能够使中国人民适应现代世界性生存环境的认知系统、审美系统和意义价值系统，使之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之源、意义之源和秩序之源，成为适于全体中国人居住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近代中国; 历史命运; 中国共产党; 文化使命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到了关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和中华民族未来前途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这表明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而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然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现实是我们走向未来的依托，但现实又是由历史累积而成的。要把握现实，就必须了解历史。100多年来的坎坷经历并未完全成为过去.它们都还以某种方式活在当下。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记忆和历史遗产，离了历史，文化便无从谈起。因此，了解民族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史，便构成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

一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起点及其角色转换

中国是在缺乏必要的物质文化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在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起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一)从近代中国的几个基本特征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起点

第一，封建社会衰而未亡。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古老的封建帝国已近衰竭状态。但是，衰竭未必导致立即死亡。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穷途末路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发展。“旧世界因过度成熟而在慢慢腐烂之中。即使在1840年之后，中国也并未进入资本主义，而是进入了一个变态的社会。这个时间表记录了时间的差距。没有社会形态的质量，历史只能在漫长的岁月中盘旋”。马克思曾形象地把小农国家比喻为一堆土豆，土豆要集中在一起，就离不了麻袋。中国2000多年来的中央高度集权统治.就好像这样一条麻袋。社会愈是没有发育，没有形成一种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的广泛的稳定的联系，统治社会的方式就愈会是高度专制的;反过来.高度专制下的社会是难以发展起来的。2000余年间，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没有质的变化，明清王朝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其水平未必就比“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时期高多少。“治”期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总无例外地在“乱”期遭到彻底破坏。这样一来。就很难形成经济乃至整个物质文明上的累积，发展出一种与封建自然经济不同的商品经济，也就很难形成导致社会文明形态转变所必需的物质前提。中国社会似乎缺乏在经济方面不断追求的原动力。

第二，近代中国的非近代化。当我们谈到欧洲近代史时，总不免想到中世纪欧洲诸国封建统治的崩溃、宗教神学的衰微、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迅速生长、资产阶级统治的相继建立以及产业革命的出现，等等。也就是说，对于欧洲，“近代”不单单是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标志着人类发展史上新型文明萌发和成长过程的概念。欧洲的近代史，就是欧洲完成文明发展中的近代化的历史。然而对于中国来说，“近代”基本上是一个时间概念。在被史学家称作“近代”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并未创立一种高于传统文明的近代文明。若将中国置入“世界历史”的广阔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能得到这样的结论：所谓中国的近代史，并不是中国自身完成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变的历史，而是一个仍在封建社会古老文明的轨道上缓缓而行的民族。三番五次地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干扰和冲击的历史。对近代中国的非近代化特征的认识，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中国近代史本质方面的把握以及对当代中国现实的认识。

第三，多种历史必然性的交汇。在跨入近代史门槛时，中国至少存在4种历史必然性：封建社会继续存在若干时间;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缓慢发育成长;外部工业文明侵入;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长期以来，这4种历史必然性在中国社会中交汇，相互冲突，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历史景观。

当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衰竭状态时，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产业革命，建立了以工业为基础的近代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农业文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明落差”，因此，工业文明的潮水终究要漫向处于农业文明中的中国。而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工业文明向中国的扩散必然伴随着用这种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范围内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所导致的结果

“世界历史”的开始形成，是与世界范围内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分不开的。工业文明一经出现，便迅速向全世界各个区域扩散，而这种扩散又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野蛮入侵，这就不能不引起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国家和民族的反抗。这种工业文明国家与农业文明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构成了近现代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

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各大文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空前拉大，形成了人类社会自农业革命以来的第二次分化：世界的一端是新兴工业国。那里的现代生产力在新技术基础上持续高速增长;另一端是传统农业国和某些仍处在原始发展阶段的社会，它们被迫接受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分工，农业仍然在原始技术基础上停滞徘徊，或是在外来的现代生产力冲击下畸形发展。事实上，这是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世界性体系，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世界殖民地体系。在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过去多元的、分散的世界变成了联系紧密的二元世界。从经济上看。资本主义世界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殖民地世界是落后的农业文明，前者剥削后者;从政治上说，前者统治、压迫后者。这两者的斗争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斗争，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一方同时是野蛮的侵略者和非正义者，代表落后社会生产力的一方却同时是受害者和正义者。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推行的殖民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历史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殖民化在客观上加速了殖民地国家原有生产方式的解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那里的资本主义化;另一方面，殖民化侵害了落后国家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并扼制了那里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使许多落后国家无法在资本主义形式下开始和完成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即现代化的过程。

但是，世界殖民体系内的国家是不会长时期甘心于落后挨打、遭受盘剥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向落后国家输出矛盾的同时，也向那里输出了革命的动

力。一部世界殖民化的历史，同时也是殖民地国家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剥削的历史。然而，用农业文明去和工业文明对抗、用封建主义去和资本主义对抗是没有胜利希望的，要战胜资本主义的侵略压迫，必须有新的斗争武器和斗争方式。对于中国等国家来说，这种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方式就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自从遭受被现代化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凌辱掠夺起，落后国家就在努力探寻本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在封建制度下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又被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堵死了。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寻找新的道路。这一道路就是社会主义的道路。于是，当俄国乘资本主义列强内部矛盾激化，成功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许多欧亚落后国家便毅然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首先发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落后国家输出矛盾转嫁危机的结果，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

(三)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的角色转换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之后所陷入的自身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克服.是一个社会在工业文明所获得的雄厚物质基础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从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仍然具有以上性质。但是，如果仅从某个落后国家自身的社会历史进程来看，革命之中和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角色。第一，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实际上主要是一种民族救亡的方式，是一种信仰和道义力量;第二，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一般都是与民族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通常都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三，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惟一可能的现代化方式。

二　近代中国的“文化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

(一)“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特殊重要性

文化是文明的灵魂，是一种在实践中获得反过来又指导和规范实践的日趋丰富多样的价值系统和认知系统。文化引导人类不断超越现象、个别和当前，进入本质、普遍和久远，它是人类的意义之源、力量之源和秩序之源。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它特有的历史创造积累和精神记忆，是它特有的生存方式。就一时一事来说，文化的力量也许是弱小的，但就长久来说，文化的力量却是无坚不摧的。来自欧洲北方的野蛮民族曾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罗马帝国，但最后却被罗马文化所同化。中国历史上，处在未开化状态的少数民族数度入主中原，结果都融入了作为文化民族的中华民族。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说到底是它代表的那种文化的兴衰存亡。人类历史中的一切终将成为过眼云烟，惟文化不朽。

与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相比，文化对于有着5000年连续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有着极为独特的重要性。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一种文化中心主义而非种族中心主义的传统。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强调的”。与政教分离之后被分割为众多的以世俗国家为主体的亚文化单元，因而不再存在一个文化中心的欧洲相比，中国迄今仍是一个统一完整的文化实体。“与欧洲近代‘民族’与‘国家’走向同一的趋势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即呈现为文化与国家的同一”。“在中国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心目中，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以及中国在文化上的独尊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不仅没有列国竞争的意识，甚且毫无分辨地拒绝一切外来文明”。

(二)两千多年来中国主流文化中注经传统的成因与后果

自先秦子学时代结束、经学时代发端起，中国在近2000年间，大都是由极少数人垄断说话权利。在经学家的眼里，六经是圣人代天地言道之书，天地之道，尽在其中，舍此之外，无须再言;有了六经，语言的源头便既不在自然宇宙，也不在社会人生。著六经者固然是少数圣人，注六经者也只是少数贤者。著经者为成一家之言，自然少不了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上下求索，苦苦追问，从而为民族的精神生命注入强大的活力。注经者则不然，他们割断经文与丰富多彩、流动不居的世界的联系，背弃著经者苦苦求索的精神，皓首穷经，为的只是能够流利地重述先哲们的言说，实际已经成了附着在先哲身上的寄生虫。享有言说特权的少数“贤者”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芸芸大众了：他们只能默默无言。俗话说，坐吃山空。祖先留下的精神遗产竟然供其子孙坐吃了20个世纪，足见这笔遗产之丰厚，也足见祖先所创业绩之辉煌。但是，2000年光吃老本，不思进取，毕竟已使原本生龙活虎、气象万千的民族精神生命变得虚弱不堪，

中国近2000年注经传统的形成，实在与帝王们所代表的统治者的利益与愿望密切相关。按他们的逻辑，既然“天不变道亦不变”，而天地之道又尽在六经，那么，只要永远守护住六经，永远用六经去规范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社会就永远不会生出变的因素，江山就自然能天长地久。

(三)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文化问题

1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讨论文化问题。19世纪末，人们围绕文化的体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五四”前后，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主张相互激荡，激烈交锋，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关于文风和学风的讨论，从根本上说，也是一场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10年“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一场革了文化的命的反文明运动。但它毕竟是以文化命名的运动，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一直未能克服的中国社会文化危机的总爆发。改革开放之后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有过一场热闹非凡的文化讨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中国社会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转型的加速。各种文化矛盾和问题更是大量地凸显出来，迫使我们去思考和解答。

我们为什么总是摆脱不开文化问题的缠绕?到底什么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文化问题?

这两个问题与中华民族近代被卷入“世界历史”大潮时文化生态位的下降有关。20世纪初叶，梁启超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时代作了如下划分：“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频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会同全亚洲之民族，与西方交涉竞争之时代。……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后来，梁先生又补充解释说，在世界之中国时代，中国要建设一个“世界的国家”或“世界主义的国家”。中国文明发展史的这3个大的时代，大致与世界文

明史的3个大时代(河流文明时代、内海文明时代和大洋文明时代)在时间上相当。中国的中世史，与地中海、北海、阿拉伯海、孟加拉湾诸文化圈形成同时，但历时最久(达2000年以上)，取得的文明成就也最辉煌。这一时期，中国文明通过黄海、东海和南海，辐射到周边地区，在东亚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并建立起以朝贡体制为特征的国际关系体系或日世界秩序。中华民族的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处在文化生态位的最顶端。然而，随着现代文明首先在大西洋两岸崛起并很快传播至太平洋、印度洋乃至全球所有的地方.中国文明从原生型文明转变为继发型文明，从亚洲范围内的主体文明转变为世界范围内的亚文明，中华民族经历了文化生态位的下降。

用文化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中华民族文化生态位的下降是因为中国文化遇到了比自己高级的文化的挑战。有些人类学家认为，在人类文化进化过程中，每一后起的高级文化类型，都将比前一阶段的文化类型取得更为旷远和更为迅速的扩展。那么，一个相对先进的文化类型，是怎样在现实中获得对于低级文化类型的优势呢?赞成文化优势理论的人类学家认为，这种优势的取得一是以低级文化整体上的重新适应能力逐渐丧失为前提，二是以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压迫和征服为手段。一旦某一文化系统内在的潜能发挥到了极限状态，并且达到了对其环境的完满适应，那么此文化系统就必将趋于稳定，其系统整体的重新适应就会产生困难。这样，当某种较其发达的文化介入这一文化系统时，它就没有与之对抗的能力。占优势的文化类型的扩张。无论是否遇到抵抗，几乎都会以某种形式对低级类型的文化进行压迫和征服。当这种压迫和征服采取军事征服的极端形式时，被征服的文化系统往往走向彻底的崩溃和覆没。

在以现代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面前，中华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作为民族灵魂的文化传统时常处于停滞和休克状态。民族生存方式的适应性改变，只能是自我设计自我发展的结果，而不能是外部压力的结果。然而濒临危机的中华民族，恰恰缺乏这种自我设计所必需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因此，现代文明的到来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之心。于是，我们有了身心的分裂：作为社会有机体大脑部分的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部分)具有了浓厚的现代色彩，而作为身躯部分的经济基础却仍然主要是古代的;主要由外来文化观念拼接而成的社会理想在不断攻占世界现代性的制高点，而社会现实却由于其沉重的分量而无法随着理想攀升，久而久之.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联系被扯断，社会缺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形成的动力;整个民族的“活法”主要是自己的、古代的，“说法”却是他人的、现代的。于是，我们有了“以夷制夷”、“中体西用”一类不合逻辑却合于我们复杂心态的奇谈怪论，有了坚决排外照走老路的极端保守与不要传统全盘西化的极端激进之间的水火不容，有了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两种相互对立交替显现的情绪。于是，我们惊慌失措、举止乖张，有了种种急于求成的侥幸盲动和无数时髦主义、新派人物的轮番登场，有了种种形式远远胜于内容的革新和革命，有了种种希望破灭之后的失望乃至绝望。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苦苦挣扎，左冲右突，百折不回，虽可谓战果辉煌，却始终未能冲出历史的怪圈。

100多年来我们所面临的文化问题，说到底是整个民族生存方式的转变问题，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向现代转型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不断地回到这一问题，是因为我们一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四)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

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是自我封闭、保守、腐朽的封建主义和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列强以及它在中国的代表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共同造成的。要消除内忧外患，解中华民族倒悬之危，首先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然而，要真正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任人欺凌的境地.就得从经济基础上消除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巨大的“文明落差”，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也是一场保卫中华文化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于：要保卫中华文化，不仅要推翻曾是中华文化代表的封建王朝，而且要对这种文化传统实施在批判扬弃基础上的根本性改造，而实施这种改造的重要前提是向西方学习;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推翻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要从西方列强那里学习先进的文化，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先生;我们一方面要争取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又要主动地对世界开放，让文明古国汇入到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仅仅是赶走入侵者和推翻腐朽统治，其更深刻的含义是实现由传统朝代国家向现代法权国家的转变;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更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式的国泰民安根本不同的是，这意味着要完成传统自然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的转变。政治和经济上的这种现代转变，不能不伴随着个性的解放，思维方式的转变和价值体系、知识体系的更新。总之，中华民族进入近代后，面临着对整个民族生存方式进行现代改造的艰巨任务。中国社会各种政治思潮、政治派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归根到底都要由其能否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来决定。

历史表明，堪当此任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封建王朝内部的革新派，还是后来的资产阶级政党.都无力承担这一历史重任。严酷的国际环境，落后的物质文化条件和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要求中华民族形成一个特殊历史主体：它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理论，既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代表，又是整个人类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代表;既怀着为整个人类谋福利的远大理想，又牢牢立足于中国现实之上。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特殊历史主体。它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广泛传播马列主义的背景下诞生的，从一开始就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从而为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比确立奋斗目标更为艰难也更为重要的是，它找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道路，从而最终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缓解了深刻的民族文化危机，为完成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政治前提。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党始终坚持和发扬“五四”精神，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与一切反动腐朽的文化展开斗争，大力推进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把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中，还创造出一种崭新的革命文化。这种革命文化，构成我国文化传统中一个最具活力的部分，堪称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的成功典范。但是，革命的成功不等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危机的彻底摆脱，革命文化的形成也不等于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完成。在一个社会自身不具备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客观物质文化条件时，外部现代化因素的强行介入会引起该社会的内部功能紊乱。

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的变形终要矫正.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只能靠自身的努力取得，而不能指望外来的恩赐。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内容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现代化的实质是以大工业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普遍扩展过程，是以建立在革命的技术基础①之上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带动整个社会其他方面变革的过程。表面看来，外生现代化的顺序与此不同：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和政治上的革命走在了经济变革前面。这似乎突破了历史唯物主义所阐明的历史发展规律。但是，在这种历史表象的后面，隐藏着历史的真实：从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整个过程看，该社会遭遇外来现代化因素的挑战迫不及待地进行思想文化和政治层面变革所取得的成功，大都是观念形式上的，还不能被视为思想文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完成。作为历史过程的现代化有其客观规定性，社会各个层面的现代化有其固有的次序。在某些历史情景下，人们能够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定性去选择自己的行动，能够人为地颠倒现代化进程的固有次序，但这种行动不会达到人们设定的目标，被颠倒的次序终归要被重新颠倒过来。只有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去对现代化进程做理性的考察，才能洞察现代化进程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不同时期由于不同原因且基于不同历史起点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不同国家，其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固然不同，有各自独特的规定性，但这些不同不会背离作为世界进程的现代化的普遍规定，这些各自独特的规定性同时也是人类统一的现代化进程所固有的规定性。许多现代化的“迟到国”，往往离开作为世界进程的现代化的普遍规定性去强调本国现代化的独特规定性，其愿望是尽快找到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捷径，但其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由于忽视实现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各种条件和不可违背的规律，制定出与众不同但很不实际的现代化战略，使本国的现代化遇到人为的挫折。令人遗憾的是，革命成功之后，我们未能充分利用大好历史时机和革命实践中创造崭新文化的成功经验，集中精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事业，加速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不仅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被冠之以封建主义遭到全盘否定.一切外来文化被冠之以资本主义遭到全盘否定.就连革命文化的传统也被破坏殆尽。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大片文化沙漠的出现，是民族文化生命的元气大伤，是民众整体文明意识的淡漠及对文化的轻视和残缺不全的理想，是民族文化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和社会文化危机的加剧。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很多，而最深刻、最值得吸取的是：中国搞社会主义，时刻不能忘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转型这一历史主题，离开整个民族生存方式的现代化这一目标，一切都无从谈起。在中国搞文化建设，不能离开社会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一味单兵突进;不顾经济政治因素的现实制约去推进文化的现代化，最后只会收获一些于现代化事业有害无益的抽象观念。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须处理好的几个关键问题

文化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还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根本的是要建立一套能够使中国人民适应现代世界性生存环境的认知系统、审美系统和意义价值系统，使之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之源、意义之源和秩序之源。成为适于全体中国人居住的精神家园。

(一)应对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脱离不开全球化、市场化、世俗化和技术化这样一些背景或趋势，而这4种因素对文化发展的影响都是双重的。

全球化拓宽了人们的文化视野，凸现了文化中的整体精神即人类意识，创造了当代文化的多样性，并为广泛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条件和心理条件。与此同时，全球化使得文化更新速度加快，从而引起传统文化的危机与失落;造成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侵蚀，从而使人们在文化快餐中失去了崇高与英雄主义气质;导致和加剧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从而形成某种事实上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主义。市场化以空前的速度加快了文化的创新、传播和交流，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要，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与此同时，市场化往往夸大追求金钱和财富的正当性，贬低精神追求的意义和价值.进而用经济标准取代文化自身标准，最终会腐蚀社会大众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世俗化和技术化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两种因素。用世俗化的眼光看世界，彼岸要么被否定，要么被悬置。从此岸出发，专注于生活世界内部的部分之间的因果联系，结果必然导致生活和文化的技术化。技术化有效地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物质财富的增长，造成了社会组织的高度合理化。世俗化和技术化消解了人们心中的神圣性，导致了生活的零散和世界的单质化。造成了人类社会众多的异化现象。考虑到我国悠久历史所形成的强大惯性，考虑到我国近代以来的特殊经历，考虑到今日我国社会现实异乎寻常的复杂性，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上因素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带来的影响，必定是极其复杂的。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做到3个“解放出来”，关键是要“以实践来检验一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一名言极其深刻，既揭露了一切旧哲学站在生活之外去谈论生活真理的致命弱点，又表明了新唯物主义哲学不同于一切旧哲学的基本立场。只有把自己当作生活世界的一分子，才有对生活的真诚的关切、真实的观察、真切的感受和真正的了解，才能对现实生活作出合理的解释，并以实际行动给予生活以积极有效的影响。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基石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人类生活世界的理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策略。科学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不是现实生活之外的一套原则.而是旨在使现实生活实现革命性变革的实践运动。无论一个人还是一种理论，只有在生活世界之中，才能改变生活世界。

生活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观点，离开了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文化建设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我们才能破除那些具有浓厚幻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理论，建立一种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精神。又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破除那些具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资本主义观，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客观的、辩证的、历史的研究;才能继续破除那些具有浓厚主观主义色彩的僵化的计划经济观念，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继续改变那些具有浓厚人为色彩的超前化的生产关系，根据发展我国现代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

系：才能继续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很大程度上已积淀为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思维定式、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逐渐形成一整套现代思想文化观念。

(三)创造一种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使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创造潜能得以充分发挥

我们虽然已经结束了注解六经的精神史。但这种注经言道的思维方式却依然根深蒂固。我们以这种思维方式对待现代的文化观念，把从西方学来的种种学说、主义当成了救世的真理;少数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人以大众的救星自许，居高临下地为大众指点迷津。我们只想着从西方取来真理的火炬为处于漫漫长夜中的大众带来光明，却很少想到要窃得真理的火种去点燃每个人自己心中的火炬。我们还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西方现代文明从根本上说是西方社会大多数人个体生命价值得以张扬、生命潜能得以释放的结果：所谓现代，就是英雄退隐的时代.就是每个普通人都能自由参与社会历史创造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把专制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不仅被规定不准说什么、做什么和只准说什么、做什么，而且被规定必须说什么、做什么。口号之外的任何言说被当作不可饶恕的叛逆和罪过。真可谓“举天下无违言，寂寞为政，天地闭矣”(鲁迅语)。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语言大师都停止了他们面对宇宙人生的言说：把不违背科学良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马寅初沉默了，把宣传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生事业的杨献珍沉默了，大半辈子都保持着与湘西水乡亲情般关系因而总是才思泉涌的沈从文也沉默了，幽默的老舍在沉默中弃身投湖，善言的张爱玲在沉默中孑然去国……多数人的无言象征一个民族的沉睡甚至昏迷。多数人长时期言不由衷地复述由少数人创造出来的那套脱离历史、脱离生活、脱离常识的空话、大话、假话、套话，表明了真正的语言的放逐、贫乏、衰竭、死亡。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到来之后，在人民大众的蓬勃生命实践用很短的时间便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之后，在人们普遍获得了面对生活自由言说的权利之后，人们依然感觉到语言的贫乏，感觉到很难找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一个多数人不愿、不敢或不会说话的社会不可能有丰富的语言，一个语言贫乏的社会不可能有丰富健康的文化。一个不能容忍标新立异、不鼓励张扬个性的社会，一定是一个缺乏活力的社会，“只有个人才能思考，从而能为社会创造新价值，不仅如此，甚至还能建立起那些为公共生活所遵守的新的道德标准。要是没有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力的个人，社会的发展就不可想象，正像要是没有供给养料的社会土壤，个人的个性的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

(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最基本的是要恢复和重建我们的常识、常德、常情。守住我们的文化底线

常识是历史经验的积累，是亿万次实践的总结.是人类所拥有的理性知识大厦的基座，是人类向文明进军中赖以休养生息的大本营。不要小看常识，几乎所有的关于历史、社会的科学都是从它们出发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仁爱理想，恰恰是以承认人的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利益驱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也是以承认人的趋利避害天性为前提的。一个不尊重自己生命价值的人.不可能尊重他人的生命价值。从根本上讲，关心他人总是关心自己的一种扩展。承认每个人具有他人不可取代的独立生命价值，在经济上就要承认合法的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个固守常识的人，恐怕难以有大的作为，一个固守常识的社会，恐怕难以有太好的前景，但一个违背常识的人或社会，却难免会遭遇灾难。一切创新只能是对常识的巧用和超越，而决不能是对常识的背离。制度上的创新更是如此，因为制度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影响非常之大。

极左思潮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与人类的常识为敌。把强调生产力的作用当作“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类荒唐透顶的口号，把人的本能生命需要视为罪恶.把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都视为谬误，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几句简单的口号，把有知识当成耻辱，而把蒙昧无知当成光荣，在全社会宣传“白卷英雄”……此类做法，显然背离了人类的常识，不仅使我们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而且把整个中国社会拖进了一个荒唐的年代。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里所遭受的种种挫折、苦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抛弃或违背常识的结果。改革开放的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回到常识的年代。新时期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就是从重新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常识开始的吗!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年所说的那句振聋发聩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话，不就是每个普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再质朴不过的普通道理吗!

(五)大力弘扬科学理性。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血液

我们把理性理解为人类面对宇宙、社会和人生，在实践中协调智情意、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精神。人类文明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是理性精神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以张扬的历史。中国文化传统中固然也有科学和理性，但科学从未成为整个文化的主导方面，理性从未被完全自觉地加以利用和锻造。要完成传统的整体性转换，就必须把科学和理性的精神注入传统并使其成为传统的灵魂。“五四”先贤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并为此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他们当时所说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对这样一种科学理性的局限性缺乏自觉的意识，相信科学既可建立工具理性.又可建立价值理性，对理性主义的乐观自信走向了具有科学乌托邦性质的浪漫主义。这一点，也许为后来中国社会出现种种在科学的名义下背离科学精神的举动埋下了祸根。

科学社会主义体现了一种现代最高的理性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包含自我批判的批判精神，就是包含自我创新的探索创造精神。违背常识必然违背科学理性，也就必然违背科学社会主义。改革之前，在经济建设中无视客观规律企图创造奇迹的唯意志主义的种种做法，长时期存在的非理性主义的狂热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中砸烂一切社会机构、否定一切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贬损科学、轻视知识分子以及给现代西方的许多文明成果贴上资产阶级标签的做法，显然都是和理性精神格格不入的。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恢复科学理性显得何等重要啊!

(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接续和创新我们的历史传统，从传统中获取现代文明生长的营养液

要摆脱历史困境，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固然必须改造传统，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但改造传统必须以继承传统为前提。传统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他者，而是由每个现代人承继担当的东西。传统既与现代性相冲突，又是现代性发展不可缺少的营养液和土壤。传统既是实体，又是流程。将其视为实

体，就有古与今、中与外、自由与保守之对立：将其视作流程，古今中外则成一体。一旦抛弃传统，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就成了一句空话。不仅作为整体的传统无法被丢弃，而且人们常说的传统中的糟粕部分也无法简单地弃之了事。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所谓传统的阴暗面，如官本位、不健康的人际关系、权威主义等消极因素已渗透到民族文化的各种结构里去，要想消除它，是不能简单地像包袱一样丢掉。要经过更深刻的转换，转换的进程非常复杂。也就是说要清涤已经渗透到骨髓里面，血液里面，而且好几代努力都还不能消除的“毒素”。不能只是从外部引进资源，一定要开发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

要开发传统文化资源，就必须通过开展与传统的对话使传统获得新的理解和解释。理解和解释是一种以循环为基础的前进运动，是由理解的前结构作为出发点或重心的运动。如果限于文本中的来回运动，传统就不会成长，精神就不会创新，历史就不会前进;如果离开文本去运动，就会是一种没有内容的抽象运动。理解是现代与传统之间、现实与历史之间、个体与整体之间、具体与抽象之间、特殊与普遍之间、生活与符号之间、身体与心灵之间、行动与思考之间、意志与理性之间、人类与宇宙之间、中断与连续之间、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种相互渗透、相互塑造的辩证的生命运动。成见是传统在个体身上的体现，是传统的一种具体存在方式。所以，用成见来检验批判传统是无效的循环，产生的只能是认同。可是，传统的流传物又是如何保存下来并不断发展的呢?一是一种传统与另一种(或多种)传统之间可以通过相互渗入而形成一种新质的流传物，二是生命之流的前沿因遭遇阻碍而溅起的新的精神浪花会不断汇入传统的流程。我们一旦走入传统，与传统对话，就是在参与传统的创新。

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由于整体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中国文化传统在实现伟大复兴之前，势必经历从“休克”、迷失到苏醒的痛苦过程，承载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体也必须经历从全盘否定传统或完全坚守传统到既开放传统又回归传统的态度上的转变。无论是“五四”的为救民族而反传统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为纯洁“主义”而彻底与传统决裂，都与中国社会历史的中断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迅速增强.伴随着对外面的世界的真切了解的增加，我们逐渐恢复了文化上的自信，恢复了对本民族历史传统应有的尊敬。

(责任编辑　刘海静)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注解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周熙明

第三篇：中国文化艺术与中国哲学

摘 要： “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式，并不是绝对纯粹的，而是与各种文化紧密相连的。一百多年中国哲学的创作史，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哲学文化框架(这种框架可能是实用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生命哲学的，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释解、改造中国本土文化，构造适应当代社会生活场景需要的“新”哲学的过程。本文通过中国哲学来研究中国艺术，通过中国艺术表现哲学精神。

关键词： 哲学 中国文化艺术 中国哲学

一

“哲学”属于西方话语，但在近一百多年的中西文化对话中，它已经成为对我们的精神活动进行描述的文化框架。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存在的意义上承认并接受了“哲学”。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中，“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式，是对我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意义进行反思，并以“发问”为主要特征的精神批判活动。这是从历史中搜寻的对于哲学的具有普泛性的规定，以此把握人类各种共同体的精神文化活动的意义，是有广泛可理解性的一种精神文化观察视阈。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活动并不是绝对纯粹的，而是与各种文化紧密相连。

二

自晚清学者黄遵宪把“哲学”这个词从日本介绍到中国，哲学就逐步附着于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而成为我们的精神文化框架。与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对话主题相适应，在哲学上形成了一个寻找属于中国哲学的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当以上世纪初到三十年代胡适、冯友兰等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创作上所做的工作为代表。其中，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是以西方哲学立场优先为特征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与扛鼎之作，而以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贺麟的《新心学》，以及现代新儒家等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的，则属于中国哲学的创作。在这些学院派哲学创作之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实用理性的姿态进行了以马克思命名的哲学创作，叫做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在中国哲学的创作中享有独特的地位。解放以后李泽厚在哲学体系上的探索工作也应属于中国哲学的创作。应该说，一百年多年中国哲学的创作史，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哲学文化框架(这种框架可能是实用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生命哲学的，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释解、改造中国本土文化，构造适应当代社会生活场景需要的“新”哲学的过程。不管这些哲学是否能成为公认的体系，这种创作中国哲学的过程构成了中国近代到当代的风景。

第一，“当代中国哲学”的话语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与文化的主题。无论是从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历史来看，还是从中国近代哲学本身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哲学自从成为中国的本土话语，便与中国的历史命运的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儒释道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以来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近代以来以文明或野蛮的各种路径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我们的精神寻觅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对话。其中，有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有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的对话，还有已经融入我们政治、精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对话。这种“对话”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话题域。第二，就哲学本身的发展来讲，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路径为我们提供了“哲学之述”与“哲学之作”的历史与经验。在哲学的思考方法与叙述方法上，既要汲取科学理性的问题意识，在哲学之“追问”中依人类的思维逻辑去构造合乎理性的解释系统，又要在“形而上”的“根源意识”中寻找人类所拥有的终极情感。

三

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艺术，必然与这个民族、时代、社会的哲学相联系。哲学是民族、时代、社会的自我意识，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念，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社会思潮等的产物，而且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是民族、时代、社会的代表。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艺术和哲学，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艺术高度的表现性、抽象性和写意性，通过中国哲学来研究中国艺术，通过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哲学精神，来源于它同哲学的自觉联系。用哲学精神来理解它的形式，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儒家强调“不以规矩，不成方圆”;道家主张任从自然才能得天真。它们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历史和人的矛盾，政治和艺术的矛盾，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前者是美学上的几何学，质朴、浑厚而秩序井然;后者是美学上的色彩学，空灵、生动而无拘无束。前者的象征是钟鼎，它沉重、具体而可以依靠;后者的象征是山林，它烟雨空濛而去留无迹。从表面上看来，二者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最深的根源上，它们又都为同一种忧患意识即人的自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正如历史和人，政治和艺术，以及社会和自然都有其同一的根源，儒家和道家也都是同一种忧思意识即人的自觉的两种不同的表现。那种早已在《周易》、《诗经》和各种文献中不息地跃动着的忧患意识，不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且是道家思想的核心。这是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也是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许多特殊性的总根源。所以在中国，艺术创作的动力核心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精神，它先达到意识水平，然后沉入无意识之中，不断积聚起来，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触动发而为激情，发而为灵感，表现为艺术。但是这种内在的动力，却又力图与外间世界相统一。例如，它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追求人与自然、即“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这种统一，作为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就是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即所谓“以理节情”。把“以理节情”作为音乐创作和一切艺术创作的一条原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独到的地方。

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一切特征都是时代的产物。明清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小说、戏曲和重彩画、人物画的兴起，雕塑也开始世俗化，敦煌清代的塑像和云南纬竹寺五百罗汉，就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市井气，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精神需要寻找新的表现形式。这个形式是什么，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不论这个形式是什么样的，都必然要表现我们传统的民族精神。所以市井气，也像六朝宫体的浮艳，终必不能构成中国艺术的特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文明，并且这个文明可以通过符号信号、语言文字和劳动产品的使用，而被学到和被传播，因而具有一种超生物的、历史的遗传性。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明的独特性才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保存下来和得到发展，而渗透到这个民族的个性深处，表现在这个民族各项活动的各个方面，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四

这种靠拢的趋势，也同哲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西方的自然哲学正在走向与东方思想有许多显著类似的方向，这不仅是由于自然科学发展，而且是由于社会科学的发展。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人们困于近视的和无情的实用主义、意志逐渐崩溃，道德逐渐堕落，由于精神生活找不到出路而彷徨无所依归，纷纷把视线转向伟大的东方。他们需要一种信仰，不是对外在神抵的信仰，而是对自己的信仰。他们需要一种伟大的人格理想与和谐的伦理结构，来维持前进的力量。愈来愈多的学者们指出，只有中国精神文明的伟大和谐，才是未来世界的希望。有人预言，中国的精神文明，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的主导。他们甚至宣称，如果不是这样，人类的前途就将十分渺茫。不论这种说法有多少根据，起码艺术上和美学上的表现论在西方的兴起，同这种倾向是一致的。明乎此，我们应该对祖国文明的伟大价值有充分自觉的认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为了创造这样高度的精神文明，经历了漫长的、黑暗的年代，付出了沉重的、看不见的代价。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绝不是历史的非生产性的开支。“何期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它不仅已经成为不可征服的中国人民的脊梁，而且愈来愈成为世界文明的希望。

作者：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