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立法研讨论文

摘要：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直至今天，仍然在一些民族地区被人们所遵循。这就必然导致在我国的现行法治下，会存在着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博弈，且具有现实性和长久性。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司法适用也是这种博弈在具体实践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民族经济立法研讨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民族经济立法研讨论文 篇1：

困惑与解困：是边疆经济学还是经济边疆学？

“中国边疆学”与“边疆学”本质上并非完全一回事，笔者直接从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入手，所论跳过中国特殊边疆历史的纠结，以当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作为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对当前涉及经济领域中的边疆学学科问题做一个初步的分析。

我们已经看到，广泛的研讨中出现了两个学科的名称，即“边疆经济学”和“经济边疆学”。我们认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前者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边疆问题，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后者是从边疆学的视角研究经济问题，属于边疆学的范畴。

我国相关学者在对构建边疆学的设想中，常常将这两个学科混淆起来。例如，2001年，马大正教授在构建“中国边疆学”的设想中，将其划分为“基础研究领域”和“应用研究领域”，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分别从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政治、边疆社会、边疆立法、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地理、边疆国际关系、边疆军事以及自然和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差异仅在于“应用研究领域”主要是“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对当今及未来中国边疆的发展与稳定的战略性、预测性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1]再如，2014年周伟洲教授发表文章分析了“边疆”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社会与民族属性、文化属性等，主张分别构建“边疆政治学”“边疆经济学”“边疆人类学”“边疆民族学”“边疆社会学”“边疆文化学”作为分支学科。[2]刘啸廷也是主张将“边疆经济学”“边疆政治学”等作为“边疆学”的分支。[3]

这种认识也反映在近年来部分高校设立边疆学的招生专业和研究方向上。例如，四川大学2015年自主设立的“边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下设了“边疆政治学”“边疆经济学”“边疆社会学”“边疆史地”。

认识上的偏差部分导致边疆学学科发展上出现曲折。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已经提出了构建边疆学或者中国边疆学，但至今人们仍然感到进展不大，坊间出版的几本关于边疆学的著作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边疆学的基本问题，也没有满足人们对边疆学的知识渴求。

导致认识上的偏差的主要原因是，当人们从经济学的视角理解边疆问题，现有的区域经济学并没有将边疆经济问题纳入到研究视野，而对边疆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被囊括到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范畴，一旦进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视野，边疆问题立即消失。可以这样讲，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视野中，“边疆的消失”效应明显存在，因为在不少人看来，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是等同的，以至于不少场合直接使用“边疆民族地区”。另外一个原因是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专业学者，有的没有意识到边疆问题，有的没有边疆研究的经历和感受，难以在他的研究视野中将边疆纳入进去。即使纳入了，也因为主题限制，而明显走出边疆经济学研究架构。例如，云南大学梁双陆教授，虽然设定研究边疆经济学的任务，但他又以国际区域一体化这个主题去冲淡边疆经济学主要范畴的讨论。在笔者看来，梁双陆教授仅仅讨论了边疆经济学中的一个层面，即在国家干预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边界被迫部分开放时，边疆地区发展的前景、基本方法以及相应的实践过程。

同时，在经济边疆学这一端来看，则是以下原因阻止了该学科的进步。

一是边疆学或者中国边疆学本身进步不大。在中国倡导构建边疆学的学者，从一开始就将中国的边疆问题扯进来，而中国的边疆问题又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以及相应的中国疆域的形成演化等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当这些功底十分深厚的学者将这些说清楚，或者力图说清楚的时候，构建中国边疆学或者边疆学的任务就旁落了。没有边疆学对研究经济问题的宏观指导，经济边疆学无法萌发，甚至经济边疆学的概念都没有办法形成。

二是西方边疆学研究没有为我们提供借鉴。20世纪60年代，特纳的边疆理论一传入中国，立即遭到厉以宁等人的批驳，并将其标上资本主义扩张殖民的理论基础。[4]同时，中国国内学术界片面强调中国边疆形成与西方有不同的道路，费孝通教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一出，对强化中国（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客观上形成了对边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在学科构建上，边疆学天然遇到处理基本理论范畴与解释中国现实政治命题的矛盾。走不出这一矛盾，边疆学的构建就成为空话。

三是国内学术界对西方边疆问题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比较缺乏。美国研究边疆问题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也有丰富的成果。1976年，美国成立“边疆学会”（AssociationforBorderlandsStudies），并办有“边疆学杂志”（JournalofBorderlandsStudies），组织了大量的学术会议。至少在笔者接触的边疆问题研究文献中，既没有介绍这个协会，也没有引用过这个杂志上的文献，还没有学者参加这个协会组织的学术会议。国外不少大学建立了相关的学术机构，但没有多少中国学者申请去这些机构从事有关边疆学的研究。出生于江苏、安徽、山东、河南交接地带的学者郭荣星[5]最早注意到边疆问题研究。他曾在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以及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短暂任职，并长期在欧洲游学任职。他写成的有关边疆问题的专著对国内学术界影响有限，近年来才被国内学术界关注。

中国学术界对边疆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边疆学学科的构建现状如此，认识上的偏差无疑给边疆经济学与经济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产生不小的影响。将边疆经济学与经济边疆学区分考虑，就赋予了经济问题更多的政治与社会属性，就与单纯的经济问题区别开来。不过，边疆经济学与经济边疆学应该有共同研究领域，尽管两者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

边疆经济地带的特征及其形成。在地域空间上，与内地相比，经济活动的分布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需要从经济学和边疆学的视角给出理论上的解释。从边疆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首先要回答的是在国家经济版图上边疆地带的经济特征及其形成机理，分辨出与内地在经济上的差异，进而给出相应的对策。从经济边疆学的角度来看，国家的经济边疆首先是有形的经济边疆，其次才是无形的经济边疆，有形的经济边疆就是边疆经济带问题。这一问题，可以利用区位论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加以解决。

边疆的地缘经济特征及其形成。这实际上是前一问题的延伸。边疆经济学和经济边疆学需要对地缘经济给出理论上的解释。从边疆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边疆经济带是二维边疆或者多维边疆组成的经济带，自然涉及不同地缘政治经济关系，边疆经济学需要对这些地缘经济特征及其形成机理进行研究。从经济边疆学的角度，国家的边疆战略实际上就是该国地缘政治战略应用的结果，经济边疆、利益边疆以及其他形态的边疆，均与地缘政治、经济高度相关，经济边疆学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这一问题，可以结合地缘经济学加以解决。

边疆经济冲突特征及其形成。边疆之间面临着合作竞争，合作是利益上的共赢，竞争围绕利益展开。特别是跨境资源利用以及利用资源中的冲突、跨境环境及其冲突、跨境经济竞争等是边疆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各国解决这些问题通常是从经济边疆学的视角进行。这些问题，可以结合冲突经济学加以解决。

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对边疆经济学与经济边疆学交叉的共同领域进行深入的探讨，形成理论上的共识，为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打下坚实的基础。

注释

[1]马达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2]周伟洲：《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3]刘啸廷：《现代边疆与边疆学初论》，《哈尔滨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4]这个学派主要宣传三个理论，即颂扬美国“民主”精神的“美国制度渊源论”、吹嘘美国社会经济发展例外性的“安全活塞论”，以及歪曲美国历史上地区之间关系的“区域论”。其中，对美国社会经济史影响最大的是“安全活塞”理论。这种“理论”说什么长期存在于美国历史上的“边疆”，曾经是调节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并使美国社会保持协调的“安全活塞”，它“滋育了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帮助了民主的传播，经常培育着拓荒者的自信心和个人主义，促进了民族主义，提供了经济机会，它对于东部许多人似乎是一条出路，它发展了发明才能和活动力———而它的核心就是自由土地”。参见厉以宁：《美国边疆学派“安全活塞”理论批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1964年第3期。

[5]RongxingGuo.BorderRegionalEconomics，PhsicalVerlag，1996.

作者：杨明洪

民族经济立法研讨论文 篇2：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司法适用探析

摘 要：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直至今天，仍然在一些民族地区被人们所遵循。这就必然导致在我国的现行法治下，会存在着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博弈，且具有现实性和长久性。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司法适用也是这种博弈在具体实践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本文试图通过介绍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司法适用现状，分析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司法适用现存问题，为其司法适用提出建议，从而推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司法适用。

关键词：少数民族;习惯法;司法适用

一、我国法院对少数民族习惯的适用现状

（一）裁判文书中涉及少数民族习惯的原因

裁判文书中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主要内容涉及到婚姻家庭、继承、宗教信仰、节假日、丧葬、债权、刑事等众多领域，其中涉及最多的是民事习惯。在裁判文书中涉及到少数民族习惯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仍起着规范作用。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在少数民族或者民族地区的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调整该少数民族内部社会关系，是具有强制性和习惯性的行为规则的总和，它涉及到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2.传统习惯的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很深。虽然少数民族经济在不断发展，少数民族群众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但由于这种自发性，再加之经济、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传统习惯的观念还是深深地在烙印在人们心中。有些少数民族群众对少数民族习惯在心理上、精神上还具有认同感，还是希望通过少数民族习惯法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遇到纠纷时首先想到习惯法，因此少数民族习惯仍然规范着人民行为，部分群众愿意在“打官司”时请求法院适用少数民族习惯进行裁决。

3.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存在冲突。这就导致在某些事情上，人们因为遵循了少数民族习惯法，由此触犯了国家制定法。少数民族习惯与国家法的冲突主要涉及少数民族习惯内容与国家法律规定不相符合，纠纷解决形式和法律处罚方式相违背。这些冲突主要表现在对“婚姻”的认识与国家法不一致，比如关于“早婚”的问题;继承中的宗族观念影响继承公平;子女抚养问题与婚姻法价值取向不同;刑事案件通过习惯处理;民族生产生活习惯违反刑法禁止性规定;村规民约中的某些规定超过自治权限等。

（二）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族习惯的情况

当事人主张适用习惯的案件分为三类，行政案件、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在刑事类少数民族习惯纠纷案件的审理实践中，侵犯人身权、枪支类犯罪以及危害野生动物类犯罪最多。行政类案件中主要涉及的是民族节假日的问题。而民事案件中主要涉及婚姻家庭纠纷、合同争议纠纷、侵权责任纠纷、婚约财产纠纷、同居关系纠纷、劳动争议纠纷等内容。这表明在少数民族习惯纠纷案件中，重点在于婚姻家庭方面，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包办婚姻和“早婚”。按民族习惯进行的“结婚”等所涉及的婚约财产问题、同居关系问题也是司法裁判的重点。

在当事人以少数民族习惯为由提起诉讼的案件中，当事人提供证据来证明与少数民族习惯有关的内容占少数，大多当事人都只是在起诉书中有所提及，写明是“按照民族习惯”。而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在于，一是少数民族习惯只是作为诉讼的事实背景，不是案件争议焦点，不会造成实质性后果;二是当事人对少数民族习惯无异议，甚至构成自认。三是很多民事案件无代理律师，当事人诉讼能力较差，无证据意识以及少数民族习惯本身就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出现，很难主张。

（三）法官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适用情况

法官对少数民族习惯的适用主要分为主动适用，被动适用和不适用三种方式。主动适用是指当事人未提出适用少数民族习惯，但法院最后主動根据少数民族习惯进行了裁判。被动适用是指当事人提出有关少数民族习惯的主张后，法院经过法定程序进行适用。在当事人以民族习惯为证据提供的案件中，大多数案件法官都未对其进行回应。在当事人未专门针对少数民族习惯提出证据的案件中，法官却主动在裁判理由中提及了少数民族习惯（或民族习惯），例如表述为“按照民族习惯”、“原告主张民族不同”。

总体而言，只有较少的法院的法官会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主动适用少数民族习惯进行裁判，大部分案件法官都没有在裁判中适用少数民族习惯，还有一些案件当事人提出有关少数民族习惯的请求，法官也没有进行回应，直接依据国家法进行裁判。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是某个少数民族习惯不符合国家法律的规定;其次是当事人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并且法官在审理案件中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针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适用缺乏事实和相关的法律依据，并且法院的案件量大且要求结案率，法官很难有时间去更好地了解相关少数民族的习惯，再加之缺乏裁判依据，所以未回应是常态。

二、我国内地少数民族习惯法司法适用的现存障碍

（一）少数民族习惯法内容规范性不强，未经识别很多内容不明确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自发形成，多是口口相传的形式，因此当事人在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主张举证时以及法院对其进行质证时，没有明确的文本记载，难以查明，适用困难。少数民族习惯法未经过整理识别，且随着时间的发展，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也在进行着现代化的转型。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相关问题上规定的内容也不同，在相关问题的解决上适用标准不同，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是相对困难的。

（二）缺乏相关的少数民族习惯法司法适用的法律依据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非正式法源，这就意味着在司法适用时有很多局限。在新颁布的《民法典》中规定了“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就表明习惯法是可以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在国家制定法调节不到的部分，在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基础上，可以适用，但前提是国家制定法调整不到。这一前提基础就极大限制了习惯法适用的范围。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权内容中，提到少数民族自治机关的立法变通权，“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该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在收到报告之日起六十日内给予答复。”仅涉及到这一内容，在实践中也没有具体可行的措施。

自治机关是否包含自治地方的司法机关又或者说是否涉及到权力扩大或者冲突的问题，这些都是模糊且不明确的。因此，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由于没有明确的规定以及适用的原则，尤其是在案件终身追责的情况下，法官审理时尽管有自由裁量权，但适用时依然困难。

（三）少数民族群众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主张证据难

少数民族群众在生产生活中受到少数民族习惯法潜移默化地影响，尤其是在一些消息闭塞的山区，人们对国家制定法并不熟悉，少数民族习惯法仍在调整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其次少数民族群众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更加依赖。但是，在我国少数民族习惯并不是我国正式的法律渊源，法院在裁判案件时并不会主动援引少数民族习惯。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都是被动的回应当事人的诉求。在“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下，就需要当事人为其行为所遵循或者所依据的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行举证，然后再由法官对证据查明，从而确定是否适用。在此逻辑进路下，就对当事人主张证据的能力提出了要求，但由于当事人举证水平能力有限，受教育水平程度低，法学专业知识了解甚少，在实践中不知如何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

三、推动少数民族习惯法司法适用的相关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为司法适用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

案件的审理，审判工作的进行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推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适用前提是建立相应的法律。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这种稳定性是可以考虑将其纳入新兴法律体系进行适用的。首先，应当细化自治机关的变通权，明确变通权的内容是否包含立法变通和司法变通两个内容，明确民族自治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区的风俗习惯，在不违反罪刑法定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变通。刑事案件中，可以在量刑时适当考虑当地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规定，考虑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相关联，是否是受到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调整，从而不具备期待可能性又或者其他相关问题。而在民事案件中，在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对其民事部分适当进行变通。更好的去推动少数民族习惯法与法律的良性互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发展。

（二）对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行识别整理，促进少数民族习惯法现代化和规范化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内容的不明确性和不规范性也加大了司法适用的难度，少数民族习惯法通常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多是不成文的形式。因此当事人在对习惯法进行举证时也有很大难度。此外，少数民族习惯法沿用至今，也在进行着现代化转型，包含着积极的、消极的内容。因此，识别工作是必要的，明确识别工作的主体，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工作人员可以联合相关学者对少数民族习惯法展开识别工作，以一定范围展开调查，整理成相关材料，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一些消极的内容慢慢消解，然后再进行相应的普法工作。再分别整理出与国家制定法相冲突的内容，是否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变通。

（三）加強法官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了解学习，尤其是民族地区

司法工作人员通接受传统的法学教育而后进入的司法体系，这意味着司法工作人员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是陌生的，因为很多高校法学专业只是对国家制定法以及法学理论的学习，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只有相关民族法学专业的学生才会涉及到。因此，要加强法官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学习，通过学习强化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以及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其次还可以通过研讨会的形式，针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相冲突的内容进行交流，如何缓和两者之间的冲突，为司法实践寻找合理的路径。

（四）建立相应的案例指导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少数民族习惯法地域性太强，不具备变通的条件，不能进行变通的情况。案例指导就相对更容易操作一些，相比与法律也更灵活性一些。在我国，人民法院根据国家制定法作出裁判并将文书发布裁判文书网，最高级人民法院每年会依此挑选出优秀的案例作为同类案件的指导性案例。这样的指导性案例可以为法官们在审理相似案件时提供参考，更好的做到同类案件的类似处理，促进司法的公平公正。因此，在相关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案件中，也可以总结类型性的高发案件，以此挑选一些优秀案例作为指导，以此法官在进行案件审理的时候也有了参考的标准，更好地解决涉及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相关案件。

参考文献：

[1]民族习惯法个案适用路径的解析及重构[J].林洋.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01）.

[2]民族习惯法与刑法的冲突及协调[J].刘彩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01）.

[3]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在刑事解纷领域的联动机制构建[J]. 田海.社会.

[4]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及调适[J].宋才发.社会科学家.2020（01）.

[5]民族习惯法司法适用现状与问题解决[J].李图仁，卢明威.广西社会科学. 2018（04）.

作者：李丹妮

民族经济立法研讨论文 篇3：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级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摘要】“一带一路”背景下高级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十分紧迫。当前西南民族地区高校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表现为课程安排针对性不强、教学方式有待创新、实践环节流于形式、法学教育层次不明确。文章认为，要完善高级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应当加强国际化课程建设，不断创新和完善教学模式，增加实践教育实效，调整师资力量，拓宽国际交流合作。

【关键词】“一带一路”；高级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国家领导人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以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互利合作迈向新的高度。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发展差异，人才培养模式既有共性特征，也有个性特征。如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11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异，使得中国面向东盟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办学理念、课程设计、体制和管理方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为中国培养面向东盟的国际法律人才创造了巨大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南地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增多，更急需能熟练掌握和应用周边国家语言和熟知相关国家法律的国际法律高级人才。西南地区各法学院校只有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根据市场需求和国际分工原则，充分发挥教育资源优势，确定国际法律高级人才培养模式，才是推动西南民族地区法学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高级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紧迫性

（一）当前西南民族地区高校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情况

一是法学学科建设水平不断提升。为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于各门类专业人才的需要，西南地区高等院校大力发展法学教育，以大时代、全球化为法学的时代背景，适应当今世界快速发展的需要。例如，近年来广西某高校的法学院以东盟法、民族法和知识产权法三大特色学科为品牌，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国际性法律人才，这些人才不仅熟悉东盟国家语言、文化等基本情况，对法律也十分了解，满足了当前这一地区的法律人才需求。二是教师队建设不断提升。随着人才引进力度的加强，越来越多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人文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进入西南地区从事法学教学科研工作。例如，通过柔性引进人才这一政策，西南各省区高校吸收了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等国内985、211高校的专家学者，为西南地区法学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三是教学研究力度不断加强。以立项的方式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实施课程和教学内容改革，不断创新法学培养模式，保证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例如：广西某高校法学院积极与公检法实务部门共建“法学教育实践基地”，共同培养学生。定期举办有关法律实务的讲座活动，从实务部门聘请一批热心法学教育、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士给本科生上课，指导学生；打造“双师型”专、兼职教师队伍，聘请在法律实务领域有突出业务能力，并具有较深厚法律理论功底的优秀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作为实践指导教师，填补校内专业教师对学生职业能力指导的不足。四是重视实践教学。近年来，西南地区各高校法学院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在教学计划中对实践教学环节进行统筹规划，构建了基础实践教学、专业实践教学和综合实践教学三个层面有机结合、科学合理、系统化的实践教学体系。如广西某高校通过开展模拟法庭、庭审观摩、法制大篷车等活动，满足学生学习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实践教学资源优势，激发学生学习、科研的兴趣。

（二）“一带一路”对高素质法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法律培养模式迫在眉睫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立法工作者人数不足。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把地方立法权的范围扩大到“设区的市”，规定设区的市在不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一变化客观上要求立法机关吸收更多的立法人才，以满足民族地区立法的需要，促进民族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二是法律服务行业人才不足。律师队伍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立案审查制度转变为立案登记，司法机关受理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多，但法律服务业却表现出严重的人才不足，同时西南地区法律服务业人才队伍素质参差不齐。例如，广西有约6000名律师，但这些律师满足不了广西日益增加的诉讼需求，大部分律师集中在省会等大城市，其它地区的律师数量较少，而且，部分律师常年不从事法律工作，或者只选大案要案，不接小案。三是高素质法律人才的稀缺。“一带一路”的建设，需要一大批既懂东盟国家文化和语言，又熟悉法律、有良好职业道德的法律人才。例如，随着中国和越南两国经济贸易总量的不断增加，贸易纠纷的数量也逐年提升，解决这些纠纷，需要一批既懂中国、越南两国法律，又熟悉两国语言的法律人才，而从目前来看，这样的人才仍然比较少。

三、当前西南民族地区高校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

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法学教育面临新的挑战。如法学教育中乏系统的比较法、外国法教育，学生获得国际化法律训l练的机会与途径单一，缺乏国际视野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由此出现法科人才国际性、复合性、应用性不强等问题，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法治建设的需要。而当前西南民族地区高校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程安排针对性不强

高级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就是要打造国际法律纠纷的裁决者和理论变革的引领者，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良好的法律智库支持。西南民族地区高校法学课程的设置，必须充分考虑培养应用型、研究型、复合型优秀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设置开放型理论课程体系，构建实务型课程体系。但当前西南地区大部分法学院校的课程仍然体现在传统的法学课程安排上，没有自身的特色。例如，知识产权专业的法学学生在本科阶段如果不安排专利代理实务等课程，学生就只能掌握一般的理论知识，而缺少实务的训练，从而导致学生毕业时不能很好的写完一个真正的专利申请。又例如，有些高校对法学专业知识的课程十分重要，却忽视了法律职业道德等课程的重要性。

（二）教学方式有待创新

现阶段的法律教育大多采取的是单一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主要是以教材的讲授为主，最终以试卷的形式进行测试。这种方式使得法学教育成为单一追求考试答案的生硬培训形式。相应的，法律的学习过程还存在着不善于动脑的问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于讲授的知识，往往死记硬背；对于教师提出的问题，不加思考就翻书找答案；而对于教师所布置的作业，也是应付差事的完成。这就使得法律教育成为了被动的学习的过程，而其中的重要因素就是教学方式的陈旧和乏味。例如，有的教师上课“满堂灌”，课堂互动性较差，学生听课积极性不高，从而导致了教学效果欠佳。

（三）实践环节流于形式

法学是世俗的学问，甚至很多是实践性的、技术性的，因此单靠课堂讲授是不够的。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教育是文史哲主导的模式，加之20世纪90年代前缺少法律职业，法学教育基本上停留在理论分析、法律诠释，因此距离司法实践的要求差距较大。西南地区法学院校实践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实践教学时间少，大多数法学院校的实践教学为2-3个月，实践时间往往是大四上半学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生在实习单位往往只能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如传送文件、打印资料等，并没有真正进入工作的实质，学不到真正的实践经验。二是对实践教学的重视不够。一方面，法学院校对实践教学的考核制度不够全面，学生完成实践后只需要提交实习单位的证明即可，而这种考核方式往往会导致学生应付了事，实习过程中不认真、实习日期不足等现象。另一方面，教育部门对实践教学的投入，远远跟不上实践教学的需要，如学校无法提供学生实习的住宿、路费等费用，导致学生只愿意在离学校较近的单位实习，参与实践的选择性变小。三是对实践的指导不够。实践是需要指导的，只有充分的指导，才能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升。当前，许多社会实践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指导，而是简单安排工作。

（四）法学教育层次不明确

当前，法学高等教育主要分为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三个层次，但这三个层次的教学目标并不十分明确。“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更多复合型法律人才，这就要求法学教育在不同阶段教授不同的知识。如本科阶段打基础，硕士阶段则可以学习一门东盟国家外语或者法学，或者招收本科阶段为非法律本科专业的学生攻读法学硕士研究，从而实现“法学+经济学”“法学+小语种”“法学+国际贸易学”等交叉培养。博士阶段则是有针对性的专门学习某一领域的法律，达到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和浓厚的法学学科知识体系。但当前法学教育却显得层次不明确，例如法律硕士专业教育，在培养方案、培养方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与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最终导致法学学术型人才缺乏理论，应用型人才缺乏实践的现象。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高级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与完善

（一）加强国际化课程建设

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课程安排要体现差异化。目前中国的法学教育呈现出共性过多，差异性不足的现象。这直接导致了法律人才的同质性问题，不能满足人才市场的差异化需求。法学课程的差异化有利于高校开展差异化的东盟法律人才培养活动，有助于解决当前法科毕业生所面临的知识结构不合理以及就业压力大的问题。二是结合“一带一路”法律人才培养需要，开展东盟经贸法、越南法律、泰国法律、东盟国家小语种等课程教学，促进法律人才的差异化培养，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同时，大幅度压缩理论教学课时、增加实践性教学课时，明确法律外语的课程性质、做好基础外语和法律外语的教学衔接、听、说、读、写、译多种能力的均衡发展等。

（二）不断创新和完善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是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是一种表现教学过程的程序性策略体系。教学模式通常包括五个因素：理论依据、教学目标、操作程序、实现条件以及教学评价。③创新教学模式，需要建构和推行案例分析和理论研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由19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教授提出，案例教学的目标是让学生“像法律人一样思考”，对培养学生的法律运用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有很好的效果。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重点内容就是如何把案例教学与理论相结合，更好地促进法律学习的效果，特别是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知识产权等课程，就应该尽量挑选真实的国际案例进行讲解，让学生真实的感受案件。

（三）增加实践教育实效

法学实践教学除了传统的毕业实习、庭审旁听等活动之外，还应当尝试一些新的实践教学改革和创新，如提高诊所法律课程的实效性，应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加强教师配备，采用集中授课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授课方式。0西南民族地区高校法学实践改革，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一是压缩培养规模，明确职业趋向；增强法学教材的实践性；完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实践取向；拓展教师的实践知识，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i为法学实践教育提供资金与制度支持i改革教育评估的尺度；促进教学、研究与实践的制度性互动等，并将这些活动规范化、制度化。0同时，还可以增加野外田园调查、法律剧场、庭审直播、法院庭审进校园。二是加强诊所式教育，让学生真正体验法律工作中的各项内容，在课堂上就学会如何如当事人进行交谈、如何询问案件情况、如何开展诉讼，等等。三是将法学实践教育贯穿于整个教学阶段，而不仅仅局限于大学的某一个时期。四是加强对实践的考核力度，提升实践考核的标准，提升教学实践效果，让学生在实践中真正学到知识、增长经验。法学实践教学的评价体系，可以客观科学的对实践教学运行体系的效果进行跟踪和评价，也可以对学生施加压力和激励，促进他们更好地完成任务。

（四）调整师资力量

法学院师资结构以法律专业为主，很少有外语、国际经济贸易等专业出身的教师，西南地区法学院校应该尽量利用其它学院的师资力量，实现教师资源的共享。例如，可以安排东盟语言课程的教师参与到法学院的课程教学中，以实现语言课程的教学。同时，也可以通过其它途径适当引进校外专业人才补充本校师资力量。如可柔性引进中东部地区高校法学教师参与课程教学和科研工作，或者聘请公、检、法、司和法律实务界的专家作为兼职老师指导学生。

（五）拓宽国际交流合作，深化人才培养国际化程度

发展和完善“3+1”人才培养模式。“3+1”模式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一种国际交流模式，既3年在国内学习，1年在国外学习。其中，在国内的3年主要是学习大学基础课程和专业知识，在国外的1年则主要是学习和熟悉国外语言，了解国外的文化并学习国外关于本专业的理论和实践。“3+1”模式是培养复合型国际人才的有效途径，在本科、专科合作办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国际法律高级人才培养的合作办学，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协调人才的“通用性”与“专业性”的矛盾。但据了解，西南地区法学院校的学生使用“3+1”模式进行培养的并不多，主要原因是法学本科学生面临司法考试的压力，有的学生在大四甚至大三就投入司法考试的准备，没有足够的时间到国外交流学习。完善法学院校“3+1”培养模式，可以对学生的出国时间进行适当的调整，如针对面向东盟国家的法律人才培養，可以选择在大二或者大四甚至在研究生阶段出国交流学习，对于学习的内容既包括该国语言也包括该国法律。

作者：彭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