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博弈的公允价值论文

摘要：现代企业是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契约构成，契约的重要特征就是公平和公允，公允价值的本质就是企业契约各方公平公正的利益关系的均衡。公允价值是为协调契约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降低契约各方的交易费用而产生的必然产物。由于现实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矛盾冲突以及会计契约的不完备性，公允价值的计量必然产生经济后果。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演化博弈的公允价值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演化博弈的公允价值论文 篇1：

会计稳健性的制度属性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摘要：稳健性在会计的世界里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本文借助于制度演化理论，提出会计稳健性之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制度属性如何产生与演进，分析了基于不同制度属性上的运行机制特征，认为会计稳健性的制度效应取决于不同制度属性与相应运行机制的契合度。

关键词：会计稳健性　制度　执行机制　演化

一、引言

会计稳健性的产生早于会计管制年代，影响了会计实务至少500年(Basu，1997)，但是因缺乏公认的、内在一致的理论基础，使得这种导致报告盈余和权益有偏的会计惯例未能获得规范会计理论的一致赞同，进而无法纳入概念框架的范畴。准则制定者似乎也赞同对于稳健性的否定意见，仅将稳健性作为一个修正的会计原则纳入会计准则体系。随着国际会计界用资产负债表法替代了收益表法，以及对公允价值偏好的增加，会计稳健性似乎失去了立足之地。然而关注会计原则和方法实际需求的实证研究者却发现：会计稳健性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呈现着增长的态势，这意味着稳健性一定存在着能解决一些现实需求的功能。会计稳健性究竟向何处去?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历史地、动态地分析会计稳健性惯例为何以及如何演化至准则范畴。本文借助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演化理论，通过对会计稳健发展史的回顾，从制度演化的视角分析了会计稳健性的制度属性，探讨了基于不同制度属性上的运行机制的特征，提出会计稳健性的制度效应取决于制度属性与其运行机制的契合度。本文试图拓展对会计稳健性的研究思路，并对资本市场管制者、准则制定者以及会计稳健性实务人员有所启示。

二、会计稳健性研究现状及评价

(一)早期关于稳健性的规范研究：结论不一　Basu(1995，1997，2009)系统回顾了早期基于规范研究方法上的会计稳健性的研究成果，指出对于稳健性的争论首先集中于对历史久远的稳健性代表一存货成本与市价孰低法的探讨，而后扩展到一般性的稳健性原则。不过规范研究的结论并不统一。批评者认为稳健性处理在确认损失和利润上不一致，使得当期损失的高估会导致未来的利润的高估(Gower，1927；Paton，1932)。这一观点也反映至当前的FASB概念框架中，如在SFAC-2中提出：稳健性与一些重要的会计信息定性质量特征相冲突，诸如公允性、中立性和可比性(包括。致性)。支持者如蒙哥马利(1919则)提出“在决定一项支出是否应资本化还是被作为费用时，最好是稳健性而不是更精确。”Blough(1953)则中立地指出：稳健性的存在是因为会计事件被习惯性的以最为小心谨慎和流行的方式进行处理，但是会计师必须根据在会计期内恰当的分配收益和费用来看待稳健胜，尽管曾被实务认为是恰当的稳健性，如果其实质上歪曲了报表并误导使用者，则不可行。该观点与当前作为修正的稳健陛原则的思路不谋而合。关于稳健性的规范研究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稳健性的定义过于广泛，因此研究者无法提出一个真正能驳倒(或支持)稳健性的理由。Devine(1963)指出稳健性是与环境相关的，对某一方稳健的方法，对于其他方可能相反，因此寻求稳健性背后的驱动力量以对实务作出解释才是关键。Devine归纳了稳健性的解释，提出管理者机会主义、债权人对偿债能力的关注以及审计领域里对收入确认的严格要求等均可能与稳健性有关。不过由于规范研究方法的限制，Devine的这一观点随着实证方法引入至会计研究才陆续得以支持。

(二)近期稳健性研究的发展：视角与方法的多样化　近期关于稳健性的研究以实证研究居多。有关稳健性的实证研究起始于Ball(1972)关于激进的会计方法是否会误导投资者的研究。Christie(1990)在WaRs&Zimmerman(1986)提出的3大会计选择动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管理者薪酬、杠杆、公司规模、风险、利息率以及股利现值这些因素对于稳健性程度的选择具有显著解释力。不过正如Basu(2009)指出的，自1993年美国著名学者Lev对于稳健性的研究的倡导后，才导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稳健性更为普遍与深入的研究。Watts(1993)的研究为稳健性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其归纳出会计稳健性的3个影响因素：契约、政府管制、法律。其后Basu(1995，1997)提出了具体的计量模型(盈余一回报逆回归模型)，认为可以用盈余不对称及时性来衡量会计稳健性，自此大量实证研究成果涌现。与Devine(1963)一致，Watts(2003)强调了对稳健性的一般描述以及可能的解释，其回顾了直至2003年的(包括经验研究和分析式研究中)关于稳健性的主要研究文献，该文前一部分集中提出了会计稳健性的契约主义、股东诉讼、税收节约以及监管者成本等四个解释，以及该解释对于会计管制者的意义；后一部分则汇集了稳健性的经验研究成果。会计稳健性的报告特性可分为确认会计收益和损失时的“不对称及时性”以及对净资产的“系统性低估”(Feltham&Ohlson，1995，1996；Beaver&Ryan，2000)，前者被称为有条件稳健，后者则被称为无条件稳健性。自从Basu(1997)以来大量文献(Pope&Waler，1999；Givoly andHayn。2000；Ball etal，2000，2003)一般都将盈余的不对称及时性作为研究手段。因此研究有条件稳健性的文献居多，且视角极为多样，涉及到跨国界和法律体制、审计师责任、盈余管理、不同公司形式(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非盈利组织以及家族企业)、对资本权益成本的影响、债务契约、管理层薪酬和公司治理等诸多方面。也有学者质疑运用不对称及时性来衡量稳健性的有效性(Givoly et al，2007；Diretrich et al，2006)，其主要理由是因为观察到的这一指标和无条件稳健性计量指标(特别是MTB指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无条件稳健的产生并非是基于新的信息造成了资产价值的变化，而可能是由所得税和会计管制等因素所致，有时只有在会计准则强制规定时才观察得到，因此，有观点(Bail，2001)认为无条件稳健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是人们所需的。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则表明，早期观点更多的是认为稳健性产生了报告盈余和净资产的向下偏差，因此或多或少应为准则制定者所摒弃。而近期的研究则认为实务中稳健性的普遍性使用是因为其解决了诸多问题，因此应为准则制定者考虑。理论与实务的分歧十分明显。

三、会计稳健性的制度属性分析：制度演化视角

(一)选择制度演化视角研究会计稳健性的理由　关于稳健性的研究，尤其是近期的研究文献之理论基础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基于契约理论、代理成本理论等视角的制度经济学。二者具有一定的局限，如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硬壳包括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经济人假设、和均衡，其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假设的建立、并从假设中逻辑性地推导出预测结果，并用来解释人类的行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帕累托均衡被视为一种常态，即便从上期来看，均衡会因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变化，但仍旧是不同均衡状态之间的移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其预测性的经验准确性，在研究中大多会运用“奥卡姆剃刀”，使构建的经济模型不仅简洁

而切逻辑清晰，但无法关注影响个体行为差异的主要因素，即个体所处的制度和文化背景差异，使其研究无法从结构上把握现实的经济关系；而且除非对稳健性会计信息的分布有特别的假设，否则新古典经济学对稳健性差异的解释并无法说明实际观察到的分布状况。弥补上述研究缺陷的部分工作为制度经济学完成。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制度经济学研究者认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制度结构，个体的行为选择是由制度结构和生长环境决定的。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其关注的是描述的真实性，借助于具体的制度和文化基础上的模式模型，常常以统计的方式从某个模型中得出相应的行为解释。在Basu(1997)之后的大量关于会计稳健性的研究均借助了该研究框架，并得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尽管成果斐然，由于研究依据的理论框架和相应的研究方法的特征制约，没有从历史演化的视角出发，因而只能零散地而无法系统、综合地回答如下问题：为何在没有会计管制的时期，稳健性会计信息会被主动提供?而在会计管制时期，稳健性会计并非如制度设计者预期那样在实务中体现?稳健会计为何与激进会计以及中庸会计同时存在?在当今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进程中，为何稳健性的相关条文无法成为实务圭臬?而要对上述问题有一个系统的回答，需要深入理解会计稳健性的制度属性及其执行机制的演化特征。接下来具体进行分析。

(二)会计稳健性的制度属性及其演化路径分析　会计稳健性的历史是其作为一种惯例的角色向规制的角色演进的历史，这一历史呈现了会计稳健性作为内在制度向外在制度演进的特征，同时也暗含着其作为惯例向规则的演进存在着某种适意性。接下来，结合制度演化理论的知识，对会计稳健性的制度属性及其演化的路径进行分析。

(1)会计稳健性的内在制度属性及其演化。会计稳健性在相关文献中经常以会计惯例的角色出现，而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惯例是群体内成员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是一种内在制度。所谓内在制度是组织或个体各种决策的规则，决定着组织和个人的可能的行为，其产生之初会使得一共同体内的各遵守方减少交易成本及协调成本。大量的内在制度随着人们经验的不断演化而控制着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其经济或社会价值体现在由于该内在制度的实施而减少的若干冲突中。这一点可以通过大量会计稳健性作为一种惯例，长期在管制时代之前存在的历史而得以佐证。如中世纪英国庄园的管家发现，采取稳健性会计会使得其受托责任得到委托方即庄园主更好的评价，这种行为规则逐渐扩散到具有相同特质的管家这类受托方群体中，并形成代理关系下的一种普适性现象。再如在没有强制的会计准则的管制时期，一些极为成功并且长期显著的行业领军公司比之其它公司更早地产生了稳健会计的实务。如通用公司在1897年记录了8百亿的专利权，1889年则为4百亿，1899年到1905年则为2百亿，而后在1906年的减值则减到1百亿价值，1907年再减值到1美元。更为极端的是柯达公司在1914年里记录了1美分的商誉及其它无形资产账户。需要提及的是上述案例涉及的时期是公司的财务报告政策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的时代，即便从1890年代，公司需要向纽约证券交易所报送定期报告，但是并不需要披露会计政策，因此，公司的财务报告实务仅受到会计惯例以及来自市场压力的限制。尤其在1900年至1930年之间，稳健主义的优越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产负债表是报送给银行等债权人的报表，在银行主导企业资金来源的时代，为了获得银行的贷款，企业会主动提供为银行方所偏好的稳健的会计报表，否则会得不到相应的资金。企业与银行之间的这种互动博弈也说明了社会运转的中所产生的制度不是由特定方设计，而是经由某共同体内违规者会被逐出相互交往域的方式得到维持。此时的会计稳健性尽管不是正式的制度，但是却是一种极有力的约束行为的方式。上述事实说明了当一个特定的行动过程会产生为行动者偏好的结果，行动者就不会改变这些惯例和习惯，并且当认可该项经验的人数超过了某一个临界点后，这一经验就转为一项内在制度，即从开始的单一个人向小团体以及更大的参与者群体渗透。会计稳健性在管制时代之前就已出现，并从零星的个体习惯向社会惯例演化的现象说明了内在制度本身就遵循渐进演化的过程。

(2)会计稳健性的外在制度属性及其演化。一般认为，对会计信息的供求加以管制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的不完美以及会计信息公共商品的性质直接影响着会计信息对外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着市场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资本成本。从这一思路出发，管制者将制定一系列准则或规则作为外在制度以解决上述问题。由制度制定者设计出来并强加于某一共同体的外在制度并非管制者凭空想象而产生，而是如洛克、休漠、斯密和哈耶克等哲人所提出的：这些由政治过程决定，以立法形式出现的外在制度并不是制度制定者自主创造的，而是也必须以演化的内在制度为基础。在两权分离后的公司时代，受托责任盛行，信息不对称导致广大投资者和债权人更多地依赖会计资料，这一需求产生了对财务报表的结构制定各项规则的需要。稳健主义会计惯例成为一项占支配地位的会计惯例，在实践中得到广泛认可，尽管褒贬不一，仍旧被采纳进入规制的考虑范畴。因此理解会计稳健性的历史并预期其未来的发展，需要从演化的视角出发，分析其曾经作为内在制度所带来的影响，进而探讨其如何在从内在制度向外在制度演化的路径中生存和发展。Alexander(1950)曾经认为试图发展会计方法是为了减少会计师不可避免的职业判断的责任，这种实用主义思想促使“客观性和稳健性”的盛行。Caflett(1960)也认识到稳健性作为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影响着会计原则的建立，但是其也提及到，“稳健性是一个哲学或者态度而不是一个会计假设或原则”。Moonitz(1961)在其寻求建立会计假设时也持相似观点，“重要性和稳健性从逻辑上讲不属于一套基本的假设中的一部分。”在AAA(1966)的“基本会计理论”中的四个基本的准则中介绍的会计信息质量包括：相关性、可验证性、偏差的自由度和可量化。其中关于偏差的自由度准则，委员会的理由是“如果有偏差的信息能够在不损害其它方的情况下有助于一个组织则其应被适当的引入”。Sterling在1967年也提到，稳健性应该作为股价的基本原则而被考虑到。在1970年10月，APB在其第4号声明提到稳健性被作为一个错误的原则。Staubus(1972)批评稳健性作为一个原则是与财务报告中的可靠性、中立性和可比性的目标不一致的，他进一步提出稳健性应该作为一个定性的目标。在起起伏伏之后，FASB1980年的SFAC-2将稳健性视为财务信息的定性的特征。在会计准则的发展期间，提前费用和损失的确认，递延收入和利得的确认，并且在能被合理预期时进行资产减值等方法被吸收进准则之中，成为外在制度。

四、会计稳健性制度属性与其运行机制的契合程度

(一)考察制度属性与运行机制的意义　会计稳健性向外在制度演进的历程凸现了惯例这样的内在制度外化的进程。作为一种非正式约束，会计稳健性惯例是个体或组织在博弈中产生的行为规则，由于历史的原因，当其初始为管制者采纳成为正式约束的规则

时。环境的大方向没有本质的改变，因其能够使各受托方便利于完成受托责任而被普遍接受。然而随着管制时代的特征有着质的变化，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当采纳稳健性与否会有不同的经济后果时，惯例会被打破。因此惯例对于行为者而言是“现在时”，而一旦成为规则，就不仅仅是一系列文字化规则的出现，是否配套以合适的运行机制，决定着制度的实际效应。制度演化理论认为，对某一经济制度及其运行分析不应孤立、抽象的进行，而应将其视为长期历史演化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的存在，当其内在反映某一历史和文化的同时，一定会与其他制度因素紧密联系，在此关联与互动中，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变迁的轨迹方能被观察到。依次类推，会计稳健性在其演化进程中呈现出的不同制度属性特征，必然需要应不同的属性特征要求配对不同的运行机制，否则会产生混乱的秩序。而会计稳健性之所以一方面被冠为“会计计价中的最重要的原则”，同时又为理论与实务界所诟病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分析理解会计稳健性需要从动态、演化的视角进行，这样才能回答本文初始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如何在其从内在制度向外在制度转化进程中配备好相应的运行机制。本文对于会计制度属性及其运行机制的考察与评价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目标机制、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

(二)会计稳健性的制度属性与相应运行机制分析会计稳健性的制度属性与相应运行机制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作为惯例(或内在制度)的会计稳健性运行机制及其特征。借助于对内在制度的分析及相应运行机制的分析框架，可以解释为什么会计稳健性作为一种内在制度在会计管制前就已经存在，并且一直在会计实务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一是目的机制：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从会计稳健性作为内在制度形成的历史来看，其首先是在代理关系中萌发，目的在于约束信息不对称下代理人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如代理理论认为负债导致债务持有人和股东之间的冲突，因为杠杆公司里的股东(或经理人)有将债权人的财富转移至自身而受益的动机和控制权，如果不对此机会主义行为加以约束，会使本该中立的会计信息被有目的的歪曲。因此一般都认可稳健性能约束管理层及其他契约方机会主义下的乐观会计行为。二是动力机制：提高效率。维护一个长期存在的会计原则应基于其现实(或推定)的效率基础之上，而不是勉强接受其对于概念框架的批评。稳健性的发展与演进的动力正在于其能提高效率，尤其是契约效率。Watt(2003)指出：“在契约理论的解释下，稳健性会计被视为是解决由于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支付、有限边界和责任而由契约方产生的道德风险。”公司的契约方面临着诸如资产替代和投资不足等风险。稳健性被认为能降低上述风险而增进债务契约效率。以债务契约为例，稳健的财务报告使得经理人以及时的方式确认坏消息，进而贷款人能及早获取公司不利的财务业绩信息，以更及时的方式采取行动制止管理层决策行为，以减少其投资风险。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无条件稳健性不太可能通过降低代理成本而通过契约效率(Basu，1997；Ball&Shivakumar，2005)，但是所有关于稳健性的解释都表明稳健性是有利于报表使用者的，因此以净资产的持续低估为特征的无条件稳健性也能够满足提高契约执行的。例如对于债权人而言，由于信息劣势，其无法观察到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理想的情况是，债权人期望能对净资产的最低数额大于其债权本金和利息支付的保障。三是约束机制：非正式惩罚。作为各种惯例、内化的规则和习俗存在的内在制度的特征之一是违反该类制度的惩罚不会得到正式机制支持，如对惯例的违反表现为个人利益的受损，而对内化规则的违反则主要受到心理因素(如内疚等)的惩罚，而对习俗的违反则会受到他人排斥等非正式的处罚。作为惯例，会计稳健性在非准则管制时代得到了实务界甚至是法律界的认可。因此当管理者(或者审计师)无视稳健性的现实需求与社会认可，将使自己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与非经理利益，如声望等)切实受损。四是特征：自我实施。内在制度是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可分为惯例、内化规则、习俗和正式化的内在制度。其中以各种惯例及内化规则形式存在的内在制度需要一定程度自律的行为的支撑，在二者普遍存在的环境里，习俗以及正式化的内在制度以及外在制度都不是很必要的。由一群具有相同特征的个体或组织在自愿讨价还价过程中相成的，是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均衡的结果，必然具有自我实施(自执行)的特征。因此，当会计稳健性作为内在制度形式存在时，其运行机制的特征是自我实施的，即由初始被发现遵守其是有利于交往或交易，而后扩展到共同体内的成员成为广泛遵守的有效的行为规则。

(2)作为正式制度的会计稳健性运行机制及其特征。稳健性作为惯例的历史久远，其后被准则制定者有条件的纳入准则之中。正式制度牵涉的利益方广泛，因而如何看待稳健性在准则中的现状，以及其未来将如何演进成为一个急切回答的问题。由此分析现行的运行机制及其特征十分必要。一是目的机制：限制机会主义。表面上看，在准则中提及稳健性时并未提及机会主义，而是以应对不确定性作为解释。然而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机会主义的产生恰恰是不确定性下的产物。根据前文分析，在公司的主要特征是代理关系的背景下(特别是股东和经理人之间、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环境的不确定使得代理问题下的财务报告自然地具有着一些的特定的基本属性，诸如稳健性。二是动力机制：提高效率。当前金融技术的发展，交易复杂性的增加对会计准则产生巨大的挑战，面对会计信息使用者对及时性和前瞻性的信息的需求，采用公允价值会计模式的呼声日益高涨。由于稳健性拥有不对称特征，因此在形式上表现为与公允价值背离，进而受到质疑与挑战。然而前文回顾的大量实证研究文献的结论均支持了，稳健性能满足于各利益方的某种需求，这暗含了稳健性必然具有在会计世界里不仅不会逐渐消失，反而会日趋发展的趋势。正如Kothari et al(2009)以有效契约理论为研究基础的研究结论：尽管在一个依靠流动性的二级市场里的价格的环境里使用公允价值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必须注意到运用公允价值可能会受到机会主义影响，尤其在无形资产占主要地位的领域里更是如此。因此，决定是否在准则中选择稳健性原则取决于会计准则对市场力量的反应，也即稳健性的发展动力机制是提高效率。三是约束机制：正式与非正式惩罚。无论作为正式还是非正式制度，不加以惩罚都将可能无效。但是由于环境的变化速度与制度的变迁的速度可能并不匹配，因此单纯的通过准则的约束是无效的。管制时代的公司财务报告面临来自投资者、SEE和准则制定者的多方压力。作为外在制度，稳健性原则的现实影响并不是一维的，而是不同层次上的多维影响：一方面其作为外在制度具有强制性，因此管理者会利用其信息优势及交易设计权，在可行范围内利用其实现某一经济后果的目标；另一方面外在制度演化过程中的内在制度的痕迹则使管理者的行为必然会受到习惯、风俗及惯例的影响，这些因素导致看似稳健的会计准则不一定导致稳健的会计实务，因此要使作为外在制度形式存在的会计稳健性得以施行，需要与之契合的激励约束机制，包括控制权、报酬、市场竞争与声誉等，即正式与非正式的约束惩罚。四是特征：自我实施与强制实施并存。关于公司财务信息的管制的一个公认的动机是：市场的不完美以及财务信息的公共商品的性质阻碍了财务信息的充分供给，导致资源配置低效、资本成本将比其应该的程度高，这会负面影响了社会福利，进而导致会计管制的必须性。管制的特色就是强制实施，因此当稳健性原则进入到会计准则，其运行机制的主要特征就是强制实施。然而如前文所述，本质上以应对不确定性，对机会主义行为加以限制而存在与发展的稳健性天然地具有自我实施可能，因此自我实施与强制实施并存是会计稳健性的运行机制特征。

五、结论与启示

根据制度演化理论，制度是无数互动的个体行为无意识作用的结果，而各组织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任何强加其规则的做法只能适得其反，因此有必要遵循“惯例”演化的路径，使其通过“自然选择”和适应性学习得到发展。对于准则制定者而言，在没有理解稳健性存在并且一直繁荣的原因前企图反对稳健性将会失败，并且会导致一些未预期到的经济后果。正如前文所述，由于稳健性具有约束机会主义，提高效率的机制特征，如果排除稳健性，将会改变管理者行为，并会在投资者和经济之上产生显著的成本。稳健性的历史告诉我们，法律和管制、会计准则和原则以及交易的复杂习惯一起影响着对于稳健胜的理解。因此，当会计稳健性从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的制度演进中，认识其特征属性，合理配置匹配的运行机制，使制度属性与运行机制特征契合，最终使制度内化执行才是制度有效实施的关键。

(编辑　聂慧丽)

作者：刘珊珊

演化博弈的公允价值论文 篇2：

公允价值会计的契约导向研究

摘要：现代企业是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契约构成，契约的重要特征就是公平和公允，公允价值的本质就是企业契约各方公平公正的利益关系的均衡。公允价值是为协调契约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降低契约各方的交易费用而产生的必然产物。由于现实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矛盾冲突以及会计契约的不完备性，公允价值的计量必然产生经济后果。因此，应建立与公允价值相适应的市场环境，规范公司治理和健全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完善公允价值计量规则，减少企业管理层在公允价值计量中的会计政策选择权。

关键词：契约　公允价值　经济后果

一、制度与契约的基本含義及其结构

(一)制度的基本含義　人们日常涉及的制度主要是指重要的组织机构，一些博弈论经济学家延续了此种观点，因此制度基本等同于了博弈的参与人(包括组织机构等)，在此种观点下，会计领域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中国财政部等等”都属于此种观点下的制度范畴。但是，此种观点不符合产权等制度经济学中重要理论基础的内涵，无法应用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之中。诺斯认为，制度是博弈的规则，是人们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可以是正式和非正式的。在会计领域中，如非正式的会计职业道德和正式的会计准则。在这样一种观点下，制度是外生的，即参与者在事先给定的制度或博弈规则下进行博弈。但是这样的定義无法解释博弈规则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如何制定一个能够有效实施的博弈规则。为了有效分析制度的产生，演化和如何制定一个能够有效实施的制度，青木昌彦支持制度的均衡博弈观。他认为，“制度作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信息浓缩)，它作为许多可能的表征形式之一起着协调参与人信念的作用。本文将在此定義的制度观下对会计准则进行探讨。”在此种观点下，制度不是一次博弈的完备均衡，而是在重复的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在重复博弈中，每个参与人逐渐形成了对其它参与人的策略的预期，每个参与人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根据这种预期作出决策，而其它人选择的行动决策的结果又验证了各自的预期，从而每一个参与人都实现了各自在此种共同选择状态下的利益最大化。即纳什均衡，而这种纳什均衡又证实和强化了浓缩的信息或概要表征，这种浓缩的信息反过来又协调着每一个人下一次博弈中对其它参与人决策的信念和预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策略相关的。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在比较制度分析中，制度成为博弈的均衡策略；即使面临同样的外生参数，博弈的均衡也可能是多重的，因此，可能存在不同的制度安排，需要除了技术参数之外的其他外生因素来解释均衡的选择；由于均衡不是唯一的，就不能保证制度安排是有效的或收敛于有效的制度安排；不同制度的相对有效性取决于外生参数的值，对于任何外生参数都是最优的制度安排是不存在的；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作为制度集合的经济体制难以零碎发生变化。

(二)制度与契约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制度就是契约，契约就是制度。在制度经济学中，契约和制度应是一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作为交易过程中的规则和框架，契约存在于个别的微观的交易中，是交易各方在自由平等，意思自治的契约原则下达成的隐性或者显性行为规则。因此契约是交易双方在各自利益最大化目标下博弈的结果，是内生的纳什均衡。而制度是在众多的博弈或者重复博弈中演化出来的行为规则，它不仅为个别交易中的交易双方所接受，而且是为某个集体或整个社会所接受的行为规则。因此，制度是在众多的契约中演化而来的，制度是一种“公共契约”。诺斯明确指出，契约是制度的一部分，是一种微观性的制度。陈国富也曾在《契约的演进与制度变迁》中指出：交易是契约的内容，协议是契约的形式，合意是契约的本质，制度是契约的产物。柯武钢、史漫飞指出：制度是n人规则，仅当n为某一临界值以上。也就是说当n在这个临界值以下时，则是契约的范畴。契约作为微观交易的框架，体现了交易规则中的个性。而制度作为宏观层面的运行规则，体现了交易规则中的共性。制度是从契约中演化而来，同时又制约着契约的订立，交易双方所订立的契约总是要遵循已有的制度安排。因此，制度和契约是一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

(三)制度的关联结构　制度与其它制度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构成整体性的制度安排，称为制度间的共时关联。在时间上，制度演进的过程中，受到原有的旧制度的影响，表现出路径依赖，称为制度间的历时关联。因此制度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制度间的这种共时关联结构和历时关联结构统称为制度的关联结构。制度作为博弈的规则起着协调和稳定域内的博弈参与人策略和预期的作用，同时也是博弈参与人博弈和策略互动的结果。但是制度不是孤立的，域内的参与人在协调相互间策略的时候会受到其它外生性参数的限制，而这些外生性的参数又受到其它域的博弈和策略互动形成的博弈规则的影响，不同域问的制度因此产生了共时关联，或制度的互补性。“互补性的存在意味着富有活力的制度安排——在结合不同域的制度的意義上——构成一种连贯的整体。任何单个制度在孤立情况下都不会轻易被改变或设计(青木昌彦，2007)。”同时，制度演进过程，还存在着与过去的制度形式的联系。“有活力的新决策以及新制度并不是完全以随机的方式进行选择，而是受到不同域参与人策略的动态互动的影响。(青木昌彦，2007)”在其它域中的参与人的决策会对未来新制度的出现产生影响，新制度实在旧制度的

动态综合影响下被选择的。“制度变迁表现出‘盘根错节’式整体性，只有符合旧制度决策路径指向的新制度才能获得生命力。”制度变迁过程中同旧制度间的关联性就是制度的历时关联性。

二、公允价值的契约观和公允价值的引入

(一)公允价值的契约观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1995年6月发布的第32号国际会计准则(IAS32)中，对公允价值所下的定義是：“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结算的金额。”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2000年2月发布的第7辑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S7)中，对于公允价值的定義为：“在交易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即排除强迫或清算的情况)，当前资产(或负债)的购置(或发生)或出售(或清偿)金额。”FASB在2004年6月发布的《公允价值计量》征求意见稿中，对公允价值所下的定義是：“资产或负债在熟悉情况(Knowledgeable)、没有关联的(unrelated)意愿参与者的当前交易中进行交换的价格。”我国财政部在2006年2月15日发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对公允价值所下的定義是：“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公允价值的定義总的来说是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但是这个金额是在许多限制和假定条件下取得的，正是这些限制和假定条件才使公允价值具有了特殊的

内涵。首先是公平交易，它是取得公允价值的必要条件，是指交易双方处于完全竞争市场环境，双方都独立竞争，不存在相互关联的关系；其次是完全市场，参加交易的各方必须充分了解市场情况，缩小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更好地确认交易价格，这是获取资产和负债公允价值的重要条件；再次是时态观，公允价值计量的时态观是动态的，有别于历史成本计量的静态的时态观，使企业会计报表信息更加相关、对决策更有用，这也是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优于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是价格估计在交易或事项尚未发生时按照当前的市场情况，对市场价值发生变化的资产和负债重新计量，由于公允价值的计量有条件约束，许多因素都要依靠判断和估计，所以价格估计也是公允价值的突出特点。这就要求对于公允价值的运用要有严格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契约关系与之相适应。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及美国会计准则之所以全面、深入地运用了公允价值，正是与其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契约关系密切相关。传统的会计计量属性具有可以被量化的、能够描述具体金额的能力，属于技术层面。但是商业契约的签订与执行中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客观推动了会计计量的发展，要求在计量中更加突出交易所依存的状态——公平，至于采用何种计量技术则退居到第二层面的职业判断。因此，公允价值的出现是经济发展后契约签订双方对会计信息特点的直接要求，而随着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允价值愈发容易客观取得，公允价值的使用就更加适应契约的要求。

(二)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和我国制度环境下公允价值的审慎引入　我国的会计制度随着市场经济建设中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而演进，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和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对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提出了要求。美国等强势利益集团可以主导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以更多地适应自身的制度安排。然而，由于我国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的非主导地位，使得国际会计准则在我国的制度变迁中具有了相对的刚性，我国的制度环境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来适应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2006年新准则的颁布，是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重要一步。而公允价值的使用成为了新准则的最大亮点。新准则中共有16处作出了有关使用公允价值的规定，是我国首次大量使用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见(表1)。公允价值的引入，是我国会计体系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重要体现，但是，理论界对公允价值在我国的适用性存在较大的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我国不具备大范围使用公允价值的条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基本确立，但这种经济体制的转型并没有完成，非市场化的因素依然存在，活跃市场还会受到种种非市场因素的影响。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资产或负债缺乏完善的市场，难以通过市场取得有关公允价值的完备信息。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与国际上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目前情况下，如果不顾条件地运用公允价值必然会带来公允价值的滥用，并最终导致会计信息的失真。目前我国公司治理还存在许多缺陷，一些高管人员的道德观和诚信意识缺失，会计人员的道德水平和执业能力也还参差不齐。因此，在现实会计环境下，对公允价值的运用持谨慎态度仍是最优选择。(王乐锦，2006)”我国市场经济中各种利益相关者契约还未完全建立，众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还不具备自我实施的会计报告制度，会计报告的不稳定性和强制性，使得会计实务长期使用具体而详备的企业会计制度，而较少依赖会计人员的专业判断。而我国的市场发育程度有限，公允价值有时难以可靠取得，需要依靠主观的估计，通过第三级次取得公允价值，即“对于不存在同类或类似资产可比市场交易的资产或负债，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通常采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公允价值会计对会计人员专业判断能力的较高要求使得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我国制度环境下无法大范围推广和使用。此外，我国的证券监管不严，资产评估机构公信度低，关联交易中价格的非公允都成为推广和使用公允价值的阻碍。我国只能审慎地引入公允价值。

三、公允价值实施的契约环境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2007年A股市场上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上市公司共376家，对其进行总体性的分析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1)2007年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上市公司仅占2007年上市公司总数1350家的27.85％，这表明我国的会计准则在国际趋同的同时，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国情，就制度环境而言，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比重较大，会计报告制度在维系投资者和管理当局的潜在契约关系的同时还考虑了到政府和企业管理当局的契约关系的维系，满足国家对国有资产管理的需要。因此，我国的准则在引入公允价值方面更加审慎，在企业适用公允价值的条件上作了较多限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的市场体系尚未完善，许多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同样限制了我国上市公司对公允价值的采用。以我国的投资性房地产准则为例，准则规定投资性房地产使用成本计量模式，只有其公允价值可以持续可靠取得时才允许使用公允价值，因此，我国的准则倾向于成本计量模式。在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时，准则要求公司应从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等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合理的估计，不允许公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同一企业也只能用一种模式对所有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不得同时采用两种模式；而已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也不得通过会计政策变更转为成本模式。而国际会计准则“鼓励但不要求企业根据独立资格的评估师的评估确定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且并没有对成本计量模式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优先顺序作出规定。因此，2007年我国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进行了大量的限制，这些限制可以有效防止企业的资产虚增，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最高为7.2565，而最小值为-2.669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绝对值是净利润绝对值的7.26倍和-2.67倍，成为净利润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数据分布来看，标准离差率达到3 7701，表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确认金额方面上市公司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可能是由行业差异或公司经营状况差异导致，也可能是由公司不同契约结构带来的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不同偏好导致。而后一种情况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二)股权结构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偏好的相关性分析　公司治理划分了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决策边界，而会计政策通过会计契约对利益进行划分，因此，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会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产生不同的偏好。某些会计政策的选择是各利益相关者在即定的公司治理结构下会计域的博弈结果。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占了绝大部分比重，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是我国上市公司中公司治理的重要特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未实现的持有利得”，在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环境中，不同的股权结构是否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有着不同的偏好。从(表3)2007年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确认公允价值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企业共232家，占确

认公允价值的上市公司家数的61.70％，表现出国有股对公允价值较为显著的偏好。在2007年A股市场中股票市值大幅上升的情况下，我国的上市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确认总额为1159091.1999万，占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372家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2.23％，而国家股上市公司所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平均为4.12％，国有法人股上市公司所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平均为3.75％，均高于372家上市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总额与净利润总额之比，从而表现出国有股上市公司对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明显偏好。国有企业的会计报告制度在维系管理当局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会计信息常常成为其政府对管理当局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因此，在2007年A股市场股票市值上升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管理当局可能更偏好于通过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负债等的管理增加净利润。而民营企业的管理当局绩效考核方面，可能更多的是注重企业的实际盈利能力而非名義盈余，从而减弱了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增加净利润的动机。

(三)债权契约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相关性分析　债权契约是公司经营契约的一部分，会计处理规则生产的会计信息通过债权契约影响着利益相关者间利益边界的划分，从而带来了债权人和管理当局对会计处理规则的关注。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债权人往往规定了相关的会计处理规则，避免管理当局利用会计准则生产会计信息的随意性。但是管理当局还要使用公认会计原则生产会计信息以维系与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契约关系，双重的会计处理规则带来了企业更多的交易成本，有时，交易成本过高使得债权契约和其它契约的双重会计处理规则无法建立。此外，由于债权契约的修订和调整需要交易成本，因而具有相对的刚性，当公认会计准则发生变动时，债权契约可能不会立即作出反应。因此，在债权契约中，管理当局仍有利用会计处理规则寻租的空间和动机。我国新准则的颁布作为一种新制度的引进，是否通过债权契约影响到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和行动决策，在存在债权契约的条件下，管理当局是否有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偏好。本文采用2007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了描述性统计。企业的长期负债由于期限较长，对于债权人来说具有更高的风险，因此长期债权人更倾向于在债权契约中对管理当局作出更加严格的限制。长期负债作为企业的非经营性负债，是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获得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管理当局也更倾向于通过选择会计处理规则来影响债权契约中的会计信息。因此，可以通过企业的长期负债率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相关性的描述性统计来反映债权契约与会计处理规则相互作用下企业管理当局的行为决策。如(表4)所示。本文采用2007年确认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376家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对长期负债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偏好进行了描述性的统计。本文将376家上市公司按照长期负债率的高低分为了4组，并计算了，每一组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净利润的平均比例。随着长期负债率的上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净利润的平均比例升高。因此，长期债务契约可能影响公司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确认，企业管理人员可能通过对交易性金融资产等的管理和其它盈余管理手段来影响债务契约中的会计信息。

四、结论

从2007年新准则实施开始，公允价值已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实施了三年时间，我国的制度环境对公允价值会计的实施有着怎样的影响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问题。“与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发展期，还可能有一系列的特殊交易存在。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是没有多少先例可以参照的。各种类型的契约有其独特的存在形式，会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会计上公允价值的计量(孙铮、刘浩，2006)。”“那些有关产权和契约理论的文献认为，会计数据经常被用于各种契约，这些契约常常包括对各方行为采取的各种限制，由于这些限制是以某些会计数据为依据的，因此产生了计算和报告这些数据的需要(Watts＆Zimmerman，1986)。”会计契约的存在带来了会计处理规则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以及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关注，同时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与管理当局间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隐性契约关系同样带来了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关注。在我国特定的契约环境下，利益相关者对公允价值会计的实施是否存在选择性，会计处理规则和其它制度环境的相互作用对利益相关者行为决策是否有着显著的影响，本文采用2007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作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管理当局可能更偏好于通过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负债等的管理增加净利润。而民营企业的管理当局绩效考核方面，可能更多的是注重企业的实际盈利能力而非名義盈余，从而减弱了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增加净利润的动机。长期债务契约可能影响公司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确认，企业管理人员可能通过对交易性金融资产等的管理和其它盈余管理手段来影响债务契约中的会计信息。因此，随着新准则在我国的推行，相关的制度需要进行调整，以得到稳定，一致的整体性制度安排。

作者：张敬惠

演化博弈的公允价值论文 篇3：

论数据资产的概念发展与理论框架

【摘要】由于数据资产的跨学科属性所带来的高复杂度和在商业运用中的隐蔽性， 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匮乏， 导致其在定义、确认、计量、列报等方面面临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 鉴于此， 从数据资产相关概念的演化入手， 重新界定信息资产、数字资产和数据资产的会计学定义以及数据资产权属， 为对信息资产、数字资产和数据资产进行后续的权属确认、价值计量、信息列报等会计学分析， 以及就数据资产逐步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相关系列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数据资产;数字资产;信息资产;网络效应;价值膨胀

一、引言

现代企业的发展是企业组织对商品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综合运用， 并根据市场变化和消费者行为变迁不断进行调整和创新的结果。 近20年来， 随着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变革和互联网终端设备的大规模普及， 一大批新型互联网企业应运而生。 这些企业在商业模式、组织架构、管理制度等方面已迥然不同于传统企业， 其并不一定涉足实物商品的生产或流通， 而是更擅长对大信息量（尤其是用户行为信息）的吞吐①、计算和运用（如微信、今日头条、百度等）。

新型互联网企业的快速发展给财务理论和管理实践带来了诸多可供研究的课题。 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显然远滞后于商业实践， 比如： 并不盈利的互联网企业却拥有已规模化盈利的传统企业难以企及的高估值; 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数据与其市场价值严重不匹配; 企业的盈利模式并不依赖于商品的产销（或进销）差价， 而是以一种传统企业难以理解的方式（如免费策略）进行获利等。 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是对庞大而隐蔽的数据资产的忽略和严重低估， 以及对企业充分挖掘和利用数据资产的能力认知不足而造成的。 而在商业运营和风险投资活动中， 用户规模和数据资产是衡量并决定互联网企业增长潜力和市场估值的重要因素。

尽管近10年来学术界已围绕这些课题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 但无论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广度还是系统性来看， 仍存在着许多亟需深入研究之处。 由于并未真正解决数据资产在定义、确认、计量、列报等方面的难题， 导致作为互联网企业（尤其是流量型互联网平台）核心资产的数据资产依然被排除在会计核算体系之外。 而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数据资产会计核算体系， 应当从概念的科学界定与统一表达入手。 但现实情况是， 目前学术界有关该领域的研究和表述尚未形成统一意见， 存在将数据资产与相关概念混淆和混用的情况。 本文将在系统梳理和分析现有成果的基础上， 着重于对数据资产及其相关概念的对比分析和重新界定， 并据此构建一个可用于后续系统化研究的基本框架。

二、研究现状与局限

（一）研究现状

“数据资产”的概念最早由Richard E. Peters[1] 提出②， 后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 其含义早已发生巨大变化。 有关数据资产的大量研究则始于“大数据”③概念的兴起。 Tony Fisher[2] 从大数据背景下数据的资产属性出发， 明确指出“数据是一种资产”。 2011年，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名为《个人数据：一种新资产类别的出现》的报告， 并指出个人数据正成为一种新的经济“资产类别”。 2013年， 数据科学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3] 在对大数据展开系统研究后， 在其著作《大数据时代》中开宗明义： 将数据资产列入资产负债表不是能否的问题， 只是早晚的问题。

国内关于数据资产的全面研究则始于2011年， 在此之前， 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关注度并不高。 祝子丽、倪杉[4] 在梳理了2002 ～ 2017年的研究文献后发现， 2011年以后学术界对数据资产的关注度有了较大提高， 尤其是2017年我国举办数据资产管理峰会后， 学术界掀起了对数据资产管理的研究热潮。 通过对近10年研究成果的整理和分析， 笔者发现， 关于数据资产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探讨、权属确认、价值计量、信息列报四大领域。

在概念探讨方面， 李雅雄、倪杉[5] 結合“资产”的会计学定义， 分析了数据资产的内涵和特征。 朱扬勇、叶雅珍[6] 对信息资产、数字资产、数据资产三个关联概念的演化与发展进行了对比分析。 在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等发布的《数据资产管理实践白皮书（3.0版）》中， 数据资产被定义为“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以物理或电子的方式记录的数据资源， 如文件资料、电子数据等”④。

在权属确认方面， 王镭[7] 在语义、句法和实体层面分析信息， 认为在现有法律框架的保护边界下， 不应设立数据财产权。 姚佳[8] 从经济学和法学相结合的角度对数据权属进行了分析， 并主张搁置争议， 将数据资产的不同权能进行分拆、组合和配置， 以创造数据资产权能配置的可行规则与路径。

在价值计量方面， 翟丽丽、王佳妮[9] 从实物期权与漏损特性的角度， 利用改良的LSM模型构建了数据资产评估模型。 黄乐等[10] 结合三种资产评估方法（成本法、收益法、市场价格法）改进了数据资产收益模型， 并进行了案例实证检验。 总体来看， 在数据资产的计量方面， 现有成果主要从资产评估法和计量模型两个角度进行研究。

在数据资产的信息披露与列报方面， 现有研究大多借鉴了无形资产的账务处理与核算方法。 刘玉[11] 在分析了Facebook的账簿资产价值与市场估值之间的巨大差异后， 认为应将数据资产纳入会计核算体系， 并建议将数据资产设置于“无形资产”科目之下进行核算和披露; 张俊瑞等[12] 根据数据资产的用途分类， 设计出不同于现有无形资产核算体系的会计处理方法与信息列报模式。

（二）研究局限

综上所述，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部门， 都并未真正解决数据资产所面临的上述难题。 具体来说， 还存在以下不足：

1. 在数据资产的概念解释和界定方面。 现有研究要么简单套用会计学关于“资产”的定义， 要么将“数据资产”泛化或混淆为“信息资产”或“数字资产”， 从而一方面导致了概念的混用和滥用， 另一方面造成了后续研究在逻辑起点上的偏差。

2. 在数据资产的权属确认方面。 目前学者们对此尚未形成统一意见， 在法律界也属于争议较大的领域。 “以用户为中心”的观点和“以企业为中心”的观点都具有其现实合理性。 那么， 如何在“用户隐私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从而明晰数据资产的权属确认？

3. 在数据资产的计量方面。 现有研究以计量模型为主要估价工具， 一方面， 因其过于理论化和复杂化而不具备可操作性; 另一方面， 因缺乏市场检验而不具有公允性。 以资产评估为基础的估价方法， 由于没有考虑数据资产的网络效应以及不同企业对数据资产挖掘和运用能力的巨大差异， 将导致关于数据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缺乏一致性和可比性。

4. 在数据资产的信息列报方面。 将数据资产按照类似于无形资产的核算和列报方式来处理， 一方面， 混淆了两者之间的涵义、边界和特性差异; 另一方面， 完全没有考虑数据资产的网络效应⑤所导致的价值膨胀（几何级）与价值崩塌（断崖式）⑥。 图1揭示了网络效应对互联网企业的价值影响以及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的生命曲线。

三、数据资产相关概念的演化发展

“数据资产”的概念自1974年首次被提出后， 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推荐算法的商业化应用⑦以及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⑧， 数据资产才真正进入大众视野， 并有了全新的涵义。 总体来看， 自“数据资产”被首次提出后， 又产生了“信息资产”“数字资产”等相关概念。

（一）信息资产的概念发展

信息资产的概念产生与发展源于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 1997年， Stuart Kaback在介绍一款索引系统时提出了该概念， 但并未对其进行界定， 只是提及该系统将成为一种无价的信息资产。 直到20世纪90年代， 随着美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互联网的发展， 该概念才逐渐被人们所了解。

1994年，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在英国工业联合会（CBI）的支持下， 发布了《霍利报告》， 并将信息资产界定为“已经或应该被记录的具有价值或潜在价值的数据”。 1995年， 英国路透社的一篇报道《信息作为一种资产： 无形的金矿》则揭示了信息资产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的重要性以及所面临的问题。 2000年， 国际信息安全管理标准体系（ISO/IEC 17799）指出， 信息是一种重要资产， 如同其他业务资产一样， 对组织具有价值， 因此需要妥善保护。 而在国际标准（ISO/IEC 27000：2018）中， 信息被纳入资产范畴， 并建议组织加以适当保护。 在全球著名的IT研究与顾问咨询公司高德纳公司的专业术语查询网站（Gartner Glossary）中， 信息资产被定义为知识资产， 是指与企业商业活动相关的， 包括从员工、客户或商业伙伴处获取的隐性知识。

（二）数字资产的概念发展

“数字资产”最早由Helen Meyer[13] 在《维护数字资产技巧》一文中提出。 Elizabeth Yakel[14] 指出， 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等已不再把数字图像等视为对象， 而更多的是将其作为数字资产对待。 Albert Van Niekerk[15] 则将数字资产定义为“被格式化为二进制源代码并拥有使用权的文本或媒质等任何事物项”。 Rod Genders和Adam Steena[16] 指出， 数字资产包括任何能以数字形式在线访问和持有的资产。

2013年， “英特尔开发者论坛”给出了30个新型数字资产类别， 包括医疗、教育、投票等。 2014年， 美国出台了《统一受托人访问数字资产法》， 该法案对个人数字资产的访问、管理、继承等相关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2018年1月， 俄罗斯出台了《数字资产联邦监管法（草案）》， 该草案将数字资产（数字金融资产）定义为“使用加密方式创建的电子形式财产”， 包括加密货币、代币等， 并对数字资产的“采矿”规则、首次代币发行（ICO）等相关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2018年5月， 泰国颁布了《数字资产法》， 该法令将数字资产划分为加密货币和数字代币。

四、相關概念的对比分析与重新界定

通过对数据资产、信息资产、数字资产三个相似度极高的概念的梳理与分析， 笔者发现， 现有研究成果只是分别从数据的物理属性、存在属性和信息属性[17] 三个角度各有侧重地进行定义。 针对这三个概念， 迄今还未产生真正具有会计内涵和实践指导意义的会计学定义。 鉴于此， 笔者从会计学角度重新定义这三个概念， 并厘清三者之间的会计关系。

（一）数字、数据、信息、大数据之间的关系

在对数据资产、信息资产、数字资产进行会计学定义之前， 有必要对数字、数据、信息、大数据这四个基本概念进行澄清。 从信息科学的角度来讲， 数字和数据并无本质差异， 两者都属于“可传输和可存储的计算机信息”， 数据只是数字在数量上的扩展。 数字的基本单位是“比特”（Bits）; 而数据的基本单位是“字节”（Bytes）。 8个数字量（Bits）等于1个数据量（Bytes）。 更通俗地讲， 当数字达到一定量后便成为数据; 当数据达到一个更大数量级后便成为大数据。 大数据的计量单位包括PB、EB、ZB、YB， 其中PB是大数据的基础（最低）计量单位， 1PB约等于1.13×1015Bytes。 1PB的数据相当于30个国家图书馆的藏书规模[6] 。 而“信息”则属于一个非常泛化的概念， 泛指一切“可以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18] 。 从这个角度来看， 信息的概念范畴远大于数字和数据。 但是， 并非所有的信息都可以数字化， 只有能够数字化的信息才能在网络中存储、传输并产生价值。 信息、数据和信息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信息的数字化和数据化的关系表达如图2所示。

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 由于其主要经营活动本身就在网络空间（Cyber Space）中， 不存在信息化问题。 而对于传统企业而言， 其信息化是指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获取的有价值或潜在价值、可数字化的信息进行数字化（或数据化）。

（二）信息资产、数字资产、数据资产的会计学分析

1. 信息资产。 毋庸置疑， 信息能够给企业带来价值或潜在价值。 但是从会计学的角度来看， 笔者认为不应存在“信息资产”这个概念， 称之为“信息资源”或许更符合会计学的定义规范， 理由如下： 第一， 正如前文所言， “信息”是一个相当泛化且边界模糊的概念， 如果用“信息资产”这个概念来界定企业所掌握的、有利用价值的信息资源， 势必造成会计实践中的随意、滥用甚至混乱。 第二， 信息具有時效性， 且时效期限又具有随机性， 导致企业很难准确判断其处于信息优势的时长期限， 这与会计学关于“资产”长期性的认定存在较大冲突。 第三， 对于企业而言， 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大部分属于未公开或不宜公开的隐性资源， 其在会计上既缺乏可辨识性， 也不具有可验证性。 而对于已经公开的信息资源（比如专利、著作权等）， 其早已被纳入“无形资产”的概念范畴， 并在会计实践中被广泛接受和运用。 所以， 没有必要推翻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 另行设置一个“信息资产”科目。 第四， 企业获取的部分信息尽管可能创造价值， 但在获取时也许并未产生成本， 如果贸然将其资本化， 则会与“基于历史成本”的资产确认原则（谨慎性原则）相矛盾。

鉴于此， 笔者认为， 无论是从信息本身的属性特征来看， 还是从学术的严谨性或实践的可操作性来看， “信息资产”这个概念都存在诸多问题， 不应被纳入会计学的概念范畴。

2. 数字资产。 从数字资产的理论研究和实际使用情况来看， 数字资产与数据资产存在很大区别。 数字资产本质上是一种金融资产， 全称应为“数字金融资产”。 笔者认为， 数字资产是指基于某种被认可的规则制度（共识机制）所产生的数字化、可供交易的要求权。 其典型特征是： 第一， 数字资产是一种要求权， 即数字资产的权利方（所有者）有权根据约定， 要求对方履行某种义务， 这与金融资产的本质属性完全一致。 第二， 这种要求权可以在网络空间或特定的网络空间（如数字资产交易所）进行转让和交易， 可流通性和交易属性为数字资产的定价和计量确定了公允的市场工具。 第三， 数字资产是基于某种预先约定的规则制度而产生的， 在这种规则和制度下， 权利主体获得了要求权。 第四， 数字资产的权利主体可以是任何具有网络主体资格的个人或组织， 即数字资产的所有者既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企业或非企业组织。

关于数字资产的类别及种类概念， 世界各国至今仍无统一界定。 笔者在进行整理和分析后， 结合我国央行的相关规定， 对数字资产进行了以下分类： 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加密货币⑨以及传统数字化金融资产。 其中： 数字货币又称“数字法币”， 是一种以数字形式呈现的货币， 其承担了类似实体货币的职能， 但能够支持即时交易和无地域限制的所有权转移， 其由主权机构（中央银行）发行， 在网络支付中具有法定货币职能; 虚拟货币是指并非由中央银行或公共权威机构发行， 不一定与某种法定货币挂钩， 但被法人或自然人所接受并可进行电子化转移、储藏或交易的支付手段; 加密货币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中的加密算法和“去中心化”工具而产生的虚拟货币; 传统数字化金融资产即被数字化的传统金融资产。 表1列示了数字金融资产的种类及特性差异。

3. 数据资产。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 将“信息资产”和“数据资产”这两个概念混用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通过前文分析， 可将“信息资产”这个概念排除在会计学的概念范畴之外。 笔者认为， “数据资产”这个概念更加准确、科学， 并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和可操作性。 数据资产是指， 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对用户行为信息以及公开信息或从合法渠道所获悉的相关信息， 通过数据采集、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等活动所形成的、能够给企业带来价值或潜在价值的数据资源。

对数据资产概念的进一步解释如下： 第一， 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讲， 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信息主要是用户行为数据， 不应涉及用户的私有信息， 如用户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等个人隐私信息， 也不包括从非法渠道或利用非法手段所获悉的信息， 如网络爬虫。 第二， 这些信息并非原始信息， 而是由企业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挖掘、分析和处理后的加工信息。 对于未经分析和加工的信息， 或不具备分析和加工能力的企业来说， 这些信息并不能产生价值。 第三， 这些加工信息如同其他资产一样， 可以为权利主体带来价值， 也可以进行转让、交易， 但必须进行数据脱敏处理。 第四， 关于这些数据资源的权属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从数据的勘探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三个角度来进行研究。 第五， 并非所有企业都可以将数据资源资本化， 在确认为“数据资产”之前， 须进行价值验证， 可以基于企业的盈利模式和历史盈利数据进行分析和确认。 数据资产的会计处理流程如图3所示。

4. 关于数据资产的进一步说明。 目前， 大部分应用程序存在采集用户行为数据的情况。 由于信息不对称， 用户缺乏对数据采集的认知， 因此始终处于弱势地位[19] 。 从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司法实践来看， 有关用户行为信息的隐私保护越来越受到立法当局的重视。 未来有可能会出台关于用户和应用程序提供方（平台方）之间的付费要求， 即用户因使用应用程序、贡献数据而获得奖励[19] 。 当然， 由于存在监管、技术和付费定价等方面的难度， 各国尚未将付费模式纳入法律体系。 现行法律也只是强调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和不得滥用， 而对于平台利用这些数据获取商业利益并无明确规定。

五、关于数据资产权属争论的建议

目前关于数据资产的权属分歧， 主要集中于权利主体的界定方面： “以用户为中心”的观点从隐私保护与“数据权属应追溯至来源主体”的思维出发， 认为数据所有权应当属于用户; “以企业为中心”的观点则基于“实现数据价值与利用效率”的角度， 认为数据所有权应属于企业[8] 。 由于数据资产所有权的模糊和难以界定以及与传统资产所存在的较大特性差异， 笔者建议， 淡化数据资产的所有权， 着重从使用权的角度来进行界定。 理由如下：

1. 从法理与数据资产的特性来看。 第一， 数据资产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资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金融资产）的新型资产概念， 法律之所以强调对传统资产所有权的保护， 是因为这些资产的权属具有排他性， 即当一个权利主体占有某项资产的所有权后， 他人不得再占有， 否则会损害权利主体的利益。 而数据的使用不会带来损耗， 数据的开发和利用不是排他的， 甚至具有利他性[19] 。 第二， 传统资产为所有者创造价值的能力， 主要取决于资产本身的价值， 而不完全取决于所有者自身的能力。 所以， 为保护所有者的权益， 就必须在法律上对传统资产的所有权进行明确界定。 但数据资产创造价值的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数据本身， 而主要取决于使用者自身的能力。 同样的数据， 在不同的使用者看来， 会存在价值上的巨大差异[19] 。 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有权并不是决定数据资产价值的重要因素。 表2详细对比了数据资产与传统资产的特性。

2. 从会计学关于“资产”的定义来看。 会计学在界定“资产”的概念时， 强调的是“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 也就是说， 既可以从所有权， 也可以从控制权的角度来界定资产。 如果资产所有权会对资产未来收益产生重大影响， 则应清晰界定其所有权; 否则可以从控制权的角度来界定。 正如前文所述， 数据资产的未来收益与“所有权归谁”并无太大关系， 而主要取决于“谁利用”。 也就是说， 所有权并不属于数据资产的概念要素。

3. 从数据的利用条件来看。 单一用户的数据信息并不构成大数据的可利用条件， 只有聚合后的数据才具备可利用的价值。 假设将数据资产的所有权分割给若干数据贡献者（用户）， 那么其价值亦将不复存在。 因为对任何单一用户而言， 既不具备利用的能力， 也不具备利用的条件。 所以， 过于强调数据资产所有权的观点， 既破坏了数据资产的价值形成， 也是一种典型的“负和博弈”思维。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对“用户隐私保护”的否定。

4. 从现实发展的角度来看。 有关数据资产所有权确认的法律未能出台的主要原因， 除了存在前文所述之难点， 笔者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法律上无论将数据资产的所有权确认给哪一方（企业或用户）， 则要么破坏社会之公平， 要么影响社会之效率。 所以， 淡化数据资产所有权， 从（企业与用户）数据共享的角度[8] ， 构建一个基于数据利用和隐私保护的付费模式[19] ， 或许是未来立法发展的现实之选。 如果该模式能够得以实施， 那么对于任何一方（企业或用户）来说， 所有权之爭将彻底淡出视野——用户因贡献数据而享有收益， 企业因付费而合理合法地控制和使用数据资产。

六、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通过对现有成果的系统分析和本文的基本研究， 得出如下结论与建议： 第一， “信息资产”不属于会计学的资产范畴， 而“数字资产”属于金融资产范畴， 只有“数据资产”是唯一符合会计规范和实际情况的概念， 三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建议尽快统一对数据资产概念的认知， 防止对相关概念的混用或滥用。 第二， 在数据资产概念界定尚未统一且其他相关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之前， 不可贸然将数据资产纳入会计核算体系， 以免对会计核算的谨慎原则和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造成损害。 第三， 学术界可联合实践部门， 对数据资产进行系统、连续、深入的研究， 并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建议， 共同推动将数据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进程。 第四， 在进一步建立健全用户隐私保护政策的同时， 搁置争议， 淡化所有权， 从数据勘探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角度入手， 研究数据资产权属确认的相关法律与会计问题， 为将数据资产纳入会计核算体系提供依据。 第五， 开展互联网企业财务治理机制方面的研究， 建立首席信息官和首席财务官关于数据资产的利用、核算等方面的职能体系和制度框架， 为将数据资产纳入会计核算体系构建制度保障。

（二）展望

本文着重对数据资产及相关概念进行了研究分析， 明确了数据资产的概念范畴及理论意义， 并初步构建了未来研究的基本框架。 由于篇幅所限， 在数据资产的权属确认、价值计量、信息列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财务制度建设等方面未进行深入探讨， 这将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具体来说， 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连续、系统的研究： 其一， 在数据资产的权属及会计确认方面。 后续研究可沿着本文既定思路， 从用户隐私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相结合的角度出发， 遵循经济学、法学和会计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思想， 构建以数据勘探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为核心的资产权属体系。 其二， 在数据资产的价值计量方面。 在结合计量模型和资产评估方法的基础上， 通过对典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数据利用和定价策略的实际分析， 建立一套既有理论依据， 又符合市场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体系。 其三， 在数据资产的信息列报方面。 笔者认为， 数据资产是独立于无形资产的另一种资产形态， 当属于会计一级科目。 可就数据资产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相关条件和流程及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等方面进行系统化研究。 其四， 在数据资产的财务治理机制方面。 为确保数据资产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科学规范， 还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 研究与之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和外部监管制度， 以此确保数据资产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方法科学、程序恰当。

【 注 释 】

① 这类企业采集了用户大量行为数据， 利用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和推荐算法等互联网技术， 向用户精准推荐个性化信息， 并据此实现数据资产的商业化变现。 这类企业中的典型代表当属“字节跳动”旗下的“今日头条”和“抖音”。 这两款应用程序本身并不生产任何信息， 在UGC模式下， 一方面由用户自主生产大量信息流（文字、图片、视频等）， 另一方面通过推荐算法向用户（受众）精准分发其感兴趣的内容。 在信息的生产和分发（信息吞吐）过程中， 企业的市场价值也随之增长。

② Richard Peters将数据资产看作等同于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及实物债券类的资产。 这显然与现在的数据资产概念有天壤之别。

③ “大数据”概念最早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研究员Michael Cox 和 David Ellsworth于1997年在第八届国际可视化学术会议（IEEE）上首先提出。 2008年9月， Nature杂志刊登了一期关于大数据的专刊， 使得大数据在国际学术界得到高度重视。

④ 笔者认为， 《数据资产管理实践白皮书（3.0版）》中关于数据资产的定义， 只是简单套用了会计学对于“资产”的定义， 既不具有会计学角度的理论价值， 也不具备会计实践的可操作性。

⑤ “网络效应”是指， 某种产品对一名用户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使用该产品的其他用户的数量。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电话： 当只有1名用户拥有电话时， 这部电话对这名用户的价值几乎为0; 随着其他用户的加入， 所有用户都可能从网络规模的扩大中获得更大的价值。 换言之， 一个网络的价值与网络节点（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

⑥ “价值膨胀”与“价值崩塌”系笔者提出的原创性概念。 互联网企业的增长曲线并不是传统的线性方式， 而是指数曲线。 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 当用户基数达到一定规模（临界值）后， 其数量增长将呈现指数级爆发趋势（价值膨胀）。 所以， 对于互联网企业的运营管理而言， 其重点是如何快速越过网络效应临界点。 战略性亏损、用户补贴等， 其目的便是如此。 当然， 如果出现网络负效应， 则企业的用户数量和市场价值将会面临断崖式下跌（价值崩塌）， 即便是互联网巨头也难以逆转， 这便是所谓的“巨头的焦虑”。

⑦ 推荐算法的商业化应用最早始于亚马逊的“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算法”， 但当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2006年， 由美国最大的订阅式流媒体平台——奈飞公司（Netflix）所举办的“Netflix Prize”算法比赛， 被认为是推荐算法领域的标志性事件。 当然， Netflix至今仍是推荐算法领域最负盛名的公司， 其市值高达2200亿美元。

⑧ 谷歌（Google）是最早开展人工智能（AI）研究的公司之一。 2016年， 由谷歌研发的智能机器人（AlphaGo）对战李世石， 被认为是人工智能领域里程碑式的事件。

⑨ 我国央行将除数字法币以外的其他具有货币特征的数字类支付工具全部归类为虚拟货币， 包括加密货币。 但是， 鉴于加密货币在其形成机制上的独特性以及目前已被许多境外主权机构认可的事实， 本文将加密货币单独作为一种类型来分析。 另外， 由于区块链代币的发行在我国属非法行为， 故本文不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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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