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政务创新研究论文

【摘要】我国推行的网络司法公开改革实践，在内容、理念和对审判的影响等方面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司法公开，并展现了连接互联网与司法的功能品质，成为我国司法信息化的重要引擎。网络司法公开将引领中国的司法信息化实现对西方的换道超车，为建设人民法院信息化3.0版和“智慧法院”发挥重要作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司法政务创新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司法政务创新研究论文 篇1：

营商环境司法保护的创新和优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正式做出“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部署。2019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求以更有力的法治措施推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随着全球经济秩序的重大调整，尤其是受中美经贸摩擦、经济下行压力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总结江苏营商环境中司法保护的创新实践，分析当前存在的短板弱项，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加强司法保护，对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江苏营商环境司法保护的创新实践

近年来，江苏省司法机关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准确把握营商法律政策，严格规范司法行为，在稳定预期、提振信心、激发活力和促进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营商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制定出台一系列司法政策。江苏司法机关先后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的一系列司法政策性文件，聚焦企业反映强烈的重点事项并提供兜底服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制度政策体系。比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服务高质量发展、加强产权司法保护、营造企业家创新创业良好法治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加强破产审判服务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规范性文件，以确保法律的统一、正确适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围绕贯彻《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100条》责任要求，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将产权保护作为重点事项，在诉调对接、破产案件审理、信用惩戒等方面，研究制定了61项细化措施，并贯穿到立案、审判、执行等具体环节，充分体现了营商环境司法保护的政策创新。

创新维护企業合法权益举措。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建立了由省委政法委牵头，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发展和改革委、省公安厅等18个部门和单位参加的省产权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和产权保护协调指导机制，强化对各类市场主体自主经营权和财产所有权的保护。按照“两高”有关依法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以依法处置“僵尸企业”为重点，建立企业重整价值识别、“执转破”、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等机制，帮助长航油运、霞客环保、舜天船舶、扬州大洋等一批大中型知名企业获得新生。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首创设立破产管理人援助基金会和破产管理人协会，开创了破产管理人资金援助和行业管理并行的“南京模式”，探索形成的“企业破产办理”指标被列入全省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开展非法金融活动专项治理，建立由省纪委监委、省委政法委、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扫黑办等部门参与的专项治理协调机制和全省统一的非法金融活动信息监测平台，对“套路贷”等非法金融活动进行精准识别、依法处置、源头防治。构建海外司法保障体系，制定江苏企业境外安全保障标准，健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司法合作机制，配备国际执法司法合作联络员对接江苏常驻境外大型企业、海外承包工程和境外经贸合作区域。强化对守法守信行为的保护，依法制裁企业失信行为，维护诚实守信的市场交易秩序。在办理某精密机械公司合同纠纷案中，昆山市人民法院对该公司恶意提出管辖权异议行为处以5万元罚款，经法官普法教育，当事人主动认错、缴纳罚款;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推动将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滥用诉权等诉讼失信行为纳入社会征信系统。

实行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江苏具有一流的区域创新能力，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全社会及企业研发投入等方面均位居全国前列。在此背景下，江苏省司法系统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企业创新创业。建立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审合一”审理机制，实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精品战略，探索建立体现知识产权价值和鼓励创新的损害赔偿制度，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案件受理数、审结数以及入选“两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数长期位居全国前列。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办理“小米”商标被侵权案中，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全额支持权利人5000余万元的诉讼请求。探索扩大创新客体保护范围，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花千骨游戏作品侵权案中，在国内首次对游戏规则的特定呈现方式进行判决保护，有效地促进了网游产业健康发展。

推进司法办案专业化建设。江苏省司法机关在全国率先建立“9+1”环境资源专门化审判机制，成立环境损坏公益诉讼司法鉴定联合实验室，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建设南京法治园区，推动南京市海事法院、南京市环境资源法庭等跨行政区划专门审判机构入驻园区，鼓励仲裁机构、调解机构、律师事务所等更多优质司法资源落户江苏，放大司法集聚区效应，将法治园区打造成国际商事、海事海商、知识产权、环境资源纠纷解决优选地。在新经济新业态快速发展条件下，结合地方实际，根据案件类型，设置金融、知识产权、网络安全等各类专业化办案团队。泰州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结合医药名城的地方特色，成立食药犯罪办案团队，集中受理医药知识产权类案件，开展打击医药领域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为医药企业经营创造良好条件。

健全司法公共服务体系。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互联网+司法服务”，江苏省公安机关服务事项在线率达90%、不见面审批率超过80%，司法行政机关率先建成省市县乡村五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立常态化服务企业制度，实行“滴灌式”精准服务，开展“法企同行”、以案释法、“法治体检”等工作，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防范化解企业经营风险。针对诉讼中发现的法律风险，及时提出司法建议，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企业合法经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定期发布全省涉金融、破产、保险、知识产权等审判白皮书以及典型案例，为市场主体提供行为与规则指引。

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司法保护的对策建议

加强司法保护，既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也关系到服务企业和优化营商环境的“细节”。尽管江苏营商环境司法保护工作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在平等保护民营企业、涉企案件办理方式和司法服务效能等“细节”上仍有提升空间。加大营商环境司法保护力度，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改进。

更加注重平等保护，营造完备的制度环境。贯彻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政策，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统一的法律框架下各显其能，进一步完善地方营商法治保障体系，推动政策上升到地方性法规。一是完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加快制定出台江苏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步伐，司法部门应主动介入、提前研究，结合省情和司法办案进行制度落实和细化，联合有关部门出台配套的政策文件和地方支持性举措，为企业提供涵盖注册、生产、经营、退出等各环节的全流程法律指引。二是开展政策法规清理。结合贯彻落实民法典，对与民法典规定和原则不一致的有关规定进行清理，对不利于商事交往、阻碍内外资企业及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各类规定进行清理，严格禁止在法律法规外增加许可事项、增设许可条件，防止设置过高门槛限制和影响企业经营。三是严格执行政策决策合法性审查前置程序。特别是对疫情防控中有关企业复工复产的决策合法性应当严把“审查关”，优先做好交通运输、劳务返岗等重点领域政策举措的合法性审查工作，确保相关决策措施合法合规。

更加注重保障发展，营造有序的市场环境。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江苏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实体经济受到较大冲击，迫切需要司法机关加快转变司法观念，坚持严惩和轻缓宽和同步，统筹推进依法办案和服务企业复工复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首先，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严格区分涉企案件罪与非罪、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区别，综合评价涉案行为的实质社会危害性，防止把经济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对社会反映强烈的涉企案件，进一步完善冤案错案甄别纠正机制，做到有错必纠、损失必赔。其次，采用更灵活的办案方式。建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开通涉企案件“绿色通道”，保证依法快立快诉快审快结。依法妥善处理涉企合同纠纷，尤其是对因疫情导致企业不能按期履行合同的，引导支持企业根据“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情形，采取顺延期限、分擔损失、续借或分期付款等方式推动和解双赢。再次，审慎适用强制措施。对于正在投入生产运营或正用于产品研发的设备、资金等原则上不查封、不扣押、不冻结，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关键岗位人员慎重适用人身强制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因诉讼造成对企业正常经营的不当影响。最后，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发挥民事检察在涉企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健全涉企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降低企业及所有权人的诉讼维权成本，有效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更加注重改进服务，营造高效的政务环境。司法机关应当紧紧围绕实体经济这一发展根基，以企业实际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完善服务方式，增强服务的主动性、针对性、前瞻性，加快促进社会创新创业创造。一是优化挂钩式服务。建立挂钩联系企业常态化机制，在重点企业、企业较集中的园区设立联系点，主动了解企业困难需求，开展矛盾纠纷滚动排查，及时化解矛盾风险，协调指导解决有关问题。二是创新便捷式服务。进一步强化“互联网+”思维，依托各类信息化、智能化平台，提供更多集中办、上门办、网上办、提速办的服务举措，快捷高效办理涉企服务管理事项;依托“全域立案”和巡回审判机制，解决涉企当事人“立案不便”“出庭不便”等问题，提高司法服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三是实行组团式服务。建立司法机关服务企业协调联动机制，打好服务企业发展的“组合拳”。组建由法官、检察官、警官和律师组成的专项企业服务团队，定期开展“法治体检”等专项公益法律服务行动，帮助解决涉疫涉法、安全生产、劳资纠纷等突出问题，为企业提供组团式、贴身式服务。加强与工商联、行业协会的沟通协调，完善情况通报、政策会商等制度机制，推动形成依法服务保障企业健康发展的强大合力。

更加注重健全机制，营造公平的法治环境。司法机关应当紧密结合自身职能，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完善工作机制，改进工作方法，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一是优化产权司法保护机制。完善多部门参加的产权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健全维护契约自由、保障交易安全、促进公平竞争、鼓励诚实守信的工作机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企业自主经营权和财产所有权。做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健全知识产权案件办理机制，解决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等问题;加大对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以及新能源、新材料、植物新品种等新兴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合理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人、其他权利人及社会公共利益。二是优化经济风险防控机制。主动应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妥善处置“僵尸企业”，通过破产审判等方式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促进过剩产能依法化解;对于虽丧失清偿能力，但仍有经营价值的企业，可采用破产重整、和解制度等方式进行司法干预，促进企业再生。积极参与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主动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联系，参与推进金融法治建设，协调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针对司法办案中发现的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及时向监管部门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健全惩治、追赃、防范工作机制，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刑事等法律手段做好追赃挽损工作，减轻投资者损失。三是优化“两法”衔接机制。加强涉企案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建立健全联席会议、案件通报、疑难案件会商等制度，及时研究线索移送、证据认定、法律适用等问题，防止涉企案件以罚代刑、降格处理;加快建设“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逐步实现案件的网上移送、网上受理和网上监督。

更加注重公正司法，营造优质的人文环境。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关键在于公正司法，推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氛围。一方面，注重提升司法质量，积极发挥司法对市场主体的引导作用。通过案件办理、个案裁判，为市场确立规则、划定红线，引导企业树立审慎合规的经营理念，引导企业家遵纪守法、服务社会，推动形成尊重、关心、支持企业健康发展的法治环境。推动加强企业法治文化建设，指导企业家依法治企、依法经营，培育以法治文化为基础的企业文化，更好地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注重提升司法公信力，以公信促诚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励诚信交易、缔约自由，培育诚实守信的营商环境。探索社会主体信用体系和司法工作的深度融合，健全企业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结合“执行难”问题，严惩商业欺诈、恣意毁约等失信行为和恶意“逃废债”行为，提高诚信违法成本，构建完善让失信主体“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格局，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

〔本文系江苏省法学会2019年法学研究重点课题“江苏营商环境司法保护问题研究：现状评估与优化路径”（SFH2019A09）的研究成果〕

（顾俊：中共江苏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周和林：中共江苏省委政法委研究室主任;张婧仪：中共江苏省委政法委研究室二级主任科员）

责任编辑：戴群英

作者：顾俊

司法政务创新研究论文 篇2：

网络司法公开：“互联网+司法”改革的起跑线

【摘要】我国推行的网络司法公开改革实践，在内容、理念和对审判的影响等方面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司法公开，并展现了连接互联网与司法的功能品质，成为我国司法信息化的重要引擎。网络司法公开将引领中国的司法信息化实现对西方的换道超车，为建设人民法院信息化3.0版和“智慧法院”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网络司法公开 “互联网+司法” 司法改革

在互联网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互联网+司法”？从世界各国来看，目前还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模式。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变化性与司法墨守成规的稳定性对二者的结合似乎构成了一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在理论界对该问题还一筹莫展之时，我国的司法实践似乎已经为“互联网+司法”划下了一道起跑线：网络司法公开。近年来，网络司法公开从我国司法改革中的一项管理性措施，逐渐演变成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甚至成为未来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司法公开本是一项古老的司法制度，以前为什么没有引起我们如此关注？在当下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的改革期望？其能否作为起跑线将人类的司法方式推进“互联网+”的快车道，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网络司法公开与传统司法公开的不同之处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司法公开，着力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先后建立起了审判流程公开网、裁判文书网、执行信息公开网、庭审公开网等四大司法公开平台，并迅速发展为世界最大的司法公开网络系统。与此同时，依托信息网络技术，各级法院建立了政务网站、12368诉讼服务平台、法院微博微信、移动新闻客户端、手机APP等，促进司法全面公开透明。与传统司法公开的手段相比，这一轮司法公开改革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网络公开，故可以将这些司法公开的改革措施概括为网络司法公开。

我国的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对司法公开均有规定，但对于公开的具体方式法律却没有明确要求。在实践中，传统的司法公开，主要是指庭审公开和宣判公开。公开的具体方式往往是庭审和宣判要进行公告，其场所在一定程度上对公众开放。虽然曾有法院对庭审进行电视直播，但仍属个别行为。网络司法公开与传统司法公开相比，其不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公开的内容不同。传统司法公开主要公开庭审、宣判和文书，主要面向当事人公开。网络司法公开实现对依法公开内容的全覆盖：从审判活动拓展到法院情况、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活动、司法政务等各个领域，贯彻这个审判流程，反映诉讼活动全貌。公开的对象由面向当事人扩大为面向诉讼参与人及社会公众，搭建律师服务平台和社会服务平台，实现了个案公开与审判事务公开的有机结合。

其次，公开的理念不同。传统的司法公开作为一项基本司法原则，主要在于落实法律的规定，体现司法活动的正当性。新一轮司法公开改革则发掘了司法规律的全方位功能：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增强公开的主动性，让暗箱操作无空间、让司法腐败无处藏身；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实现司法公开从被动公开到主动公开、变内部公开为外部公开、变选择性公开为全面公开，变形式公开为实质公开；摒弃司法神秘主义，通过司法公开提高司法工作水平、司法人员素质、司法公信权威。

最后，公开的效果不同。由于其公开范围有限，传统司法公开不可能将司法活动“公之天下”，其对于司法活动本身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尤其是当社会公众对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反响强烈的时候，也没有充分起到对司法质疑澄清的作用。而网络司法公开依托信息化手段，不仅推进司法公开，而且对于审判活动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于使司法活动更加符合法律规定、更有利于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并倒逼法官不断提高司法水平。同时，网络司法公开还拓展了收集司法数据、促进对司法裁判的研究、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提升诉讼服务水平等延伸功能。网络司法公开在法官审判与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联系，既提高了司法的规范化水平，又能消除公众因信息不畅造成对司法的误解。
网络司法公开具备连接互联网与司法的天然品质

我国以网络司法公开作为突破口，实现了网络与司法运行的有机结合，并引领“互联网+司法”向纵深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网络司法中国模式，在近年来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上海合作组织最高法院院长会议等重大国际会议上，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这种探索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网络司法公开具备连接互联网与司法的天然品质。

第一，网络司法公开是网络社会中司法运行方式的必然要求。在对司法公开的传统认识中，存在着对司法公开对象的争议，即是对当事人公开还是对社会公开。但网络公开本身就是一种不限制范围的公开方式，如果使用技术手段对网络公开的范围进行限制，那就不称其为网络公开了。在信息社会中，网络司法公开的正当性在于，司法活动的公开应当符合信息社会对信息的传播要求。从发展的角度看，因网络产生的纠纷应当在网络上进行解决，如果用工業时代的司法方式来解决信息时代的纠纷是不能满足社会关系调整的需要，而是一种落后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表现形式。网络司法活动的公开方式必然是网络公开，网络时代公众对司法的知情权也应当以网络的方式来实现。从根本上来说，网络司法公开作为一种司法制度，是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生产力的要求所决定的。

第二，网络司法公开为“互联网+司法”提供了信息化软硬件基础。从实现网络司法公开的物质手段来看，网络司法公开对于信息技术设施的要求远远高于办公自动化的要求，办公自动化对信息化设施的要求主要是基本输入设备、储存设备和传输设备，在局域网的运行环境中即可以实现，对软件的要求也主要是计算机基本运行的软件。而网络司法公开的软硬件要求则高得多，一般的输入设备难以满足信息录入的需要，比如，电子卷宗对于电子材料的要求，庭审直播对于录音录像设备的要求和高速记录的要求；在网络司法公开下，需要储存的信息量远远大于办公自动化的储存信息，使用云储存，甚至建立专门的数据储存中心成为必要；大信息量对传输设备的要求也必然更高，一定的网络宽带容量就成为必然要求；无论是信息的录入、储存和传输，都必须在互联网上运行。所以，在实现网络司法公开的过程中，“互联网+司法”对信息化软硬件的要求也一并实现了。如果缺乏网络司法公开的带动，实现“互联网+司法”在软件硬件建设上的要求，未必能够轻易得到满足。

第三，网络司法公开为“互联网+司法”提供了数据收集机制。“互联网+司法”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的深度融合。如果仅仅在司法活动中使用一些互联网技术和手段，譬如，在互联网上查阅法规和资料，那并不改变司法的基本形态，不能算作信息化意义上的“互联网+司法”。互联网与司法深度融合的应有之义就包括司法活动的数据化，司法活动的数据化是指司法活动能够以数据的形式在互联网上被记录并展示出来。实现司法活动数据化，公开是前提，对不公开的司法活动进行数据化，不但存在现实困难，也往往面临正当性的质疑。而对数据化的司法活动如果不进行公开，则失去了数据化的意义。所以，网络司法公开为实现“互联网+司法”提供了数据收集的可能。

第四，网络司法公开是“互联网+司法”的共享价值实现方式。“互联网+司法”意味着司法的互联网化，而互联网的本质之一就是共享，“互联网+司法”的共享价值在于，提高司法能力并促进法律统一适用、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满足群众对司法的知情权、实现对司法信息资源的广泛利用，等等。这些价值，只有在网络司法公开的条件下才可能得以实现，否则就会大打折扣。近年来，正是在网络司法公开的背景下，全国法院开展了司法大数据资源深度应用，形成诉讼智能评估、相似案例推荐、量刑规范支持等数据服务，有效服务了审判执行和司法管理，甚至正在成为促进司法公信跃升、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治理变革的基础性力量。
网络司法公开或将引领中国司法信息化实现对西方的换道超车

在信息时代，世界各国法院的审判方式必然要发生变化，这是信息技术发展引领社会变革的一种必然趋势，是互联网技术作用于司法的必然结果。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仅网络司法公开将更加普遍，网络法庭也必然成为现实。2017年8月，经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批准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探索涉网案件诉讼规则，完善审理机制，提升审判效能，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这是我国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又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可以说，包括网络司法公开在内的我国司法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得益于我国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式，既能够及时认清社会发展的需要，又能够迅速决策并集中社会资源推进其发展，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所难以实现的。

因此，网络司法公开其实是一场信息技术的革命在司法领域中的反应而已，各国如何去适应它，取决于各国的国情及治理方式，欧美在当下所采取的被动方式，有其合理性，或许不久也将采取更加激进的态度；而我们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方式，符合我国的社会治理方式和当前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向信息社会转型的换道上，网络司法公开引领中国司法信息化实现对西方的超车，是一种有现实基础的判断，绝非出于空想的夜郎自大。

当然，我国的网络司法公开在引领了互联网和司法融合的同时，自身也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在互联网传播规律和司法活动的内在要求之间，网络司法公开还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定位和运行方式。在当前，以下问题尤其需要关注。

一是如何平衡网络司法公开和当事人隐私权、信息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司法公开的根本理由在于司法权是一种国家公权力，对公权力的行使，应当以公开的方式进行，广大社会公众对其具有知情权。但与其他国家公权力不同，司法权往往处理私人事务或者涉及私人事务，其中必然涉及到私人信息，那么所涉及到的私人信息是否因为司法权是国家公权力也应随之对社会公开？从传统的司法公开方式来看，庭审公开并不能为听众留下能够得以再次传播的原始信息素材，可网络传播，无论是庭审直播，还是裁判文书上网，都为再次传播，甚至无限传播提供了信息源。这些信息是否因为司法公开而不再受法律保护了呢？从网络司法公开的实践看，还没有出现普遍性的问题，但如何从法律层面上进行规范和完善，显然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是如何提升网络司法公开的统一性和规范化水平。网络司法公开在当前还是一项司法改革措施，实践已经证明了其妥当性。从司法制度的完善来讲，应当将網络司法公开上升到法律层面，适时修改完善法院组织法、三大诉讼法等关于司法公开的相关立法，让司法公开的法律规定更加明确，更具可操作性，这应当成为一个现实的立法议题。

三是如何让司法公开更好服务于法官、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网络司法公开还处于改革过程之中，积极探索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司法公开新途径，不断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依托信息化实现审判执行工作全程留痕，将审判权和执行权的运行更好地置于社会的广泛监督之下，促进公正高效廉洁司法，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尤其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加快建设人民法院信息化3.0版和“智慧法院”的形势下，实现审判执行工作全业务网络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面向法官、当事人及社会各界提供全方位智能服务，应当成为网络司法公开新的历史使命。

（作者为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参考文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编：《中国的司法公开》，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

责编/肖晗题 美编/杨玲玲

作者：范明志

司法政务创新研究论文 篇3：

中科院临近空间数据上线共享服务全球用户

中科院临近空间数据上线共享服务全球用户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中科院空天院）对外宣布，由该院牵头承担的中科院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临近空间科学实验系统”（又称“鸿鹄专项”），其科学数据共享服务门户网站——临近空间数据共享服务系统近日已正式上线，为全球用户提供多学科领域临近空间科学数据的多模式检索、信息在线浏览与下载服务。

据悉，鸿鹄专项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系统由中科院定量遥感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承担建设，集成专项历次科学实验原始数据与科学分析数据，通过数据交换等渠道汇集的来自其他科学探测系统、支持临近空间科学研究的外部系统数据，以及支持开展临近空间科学研究的相关气象、水文、地理信息等基础数据，涉及生物、大气、电磁、辐射等多学科领域，包括空间原位探测数据、地基观测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基础地理数据等多类型数据。

目前，临近空间数据共享服务系统已上线对外共享的数据，为2018年和2019年开展的6次综合性科学实验的科学实验原始数据，主要为空间原位探测数据与地基观测数据，包括青藏高原多地联合大气观测实验、临近空间生物/大气综合载荷验证实验、模拟陨石抛投实验、地磁暴环境综合探测实验和临近空间生物/大气/紫外辐射综合科学实验。

鸿鹄专项于2018年3月启动，由中科院空天院联合中科院内外30余家科研单位，聚焦临近空间环境，开展国际上迄今为止覆盖参量种类最全的临近空间全域综合探测，深度刻画临近空間大气环境、电磁环境和辐射环境，同时开展临近空间生物群落探查、行星空间环境遥感探测等探索研究，建立世界领先的临近空间科学实验系统。

该专项自启动以来，面向青藏高原平流层—对流层大气交换、临近空间电离层散射效应、临近空间极端环境生物适应性、临近空间气体与同位素探测、生命在临近空间传输特性、临近空间对太阳风暴响应特征等临近空间科学研究主题，利用浮空器平台搭载的50多种空间探测载荷以及地基观测仪器设备，在青藏高原及内蒙古地区已持续开展10项综合性科学实验，获取大量多尺度、多层次、多类型、多专业领域的宝贵的临近空间科学探测数据，为国家科学数据资源增加了一个新的数据成员。

中科院空天院表示，鸿鹄专项未来还将开拓更多的科学研究主题，进一步丰富临近空间科学数据资源。临近空间数据共享服务系统也将逐步优化，为中外从事临近空间相关领域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更丰富的数据与更优质的服务。

国家网信办推进移动应用程序信息内容

乱象专项整治

本报讯 国家网信办自11月5日起组织开展移动应用程序信息内容乱象专项整治，首批清理下架猫途鹰、苏格、面具公园、剧能玩、视界、tata等105款违法违规移动应用程序。同时，对未落实审核要求、上架违法违规应用程序的极速下载、7755app、新视觉、Win之家等8家应用商店，依法依规采取停止下载服务处置措施。

网易伏羲9篇论文

被人工智能国际顶会AAAI收录

本报讯 近日，国际人工智能顶级会议AAAI 2021公布论文录取结果。网易伏羲实验室共有9篇论文入选，研究方向涉及强化学习、虚拟人、自然语言处理（NLP）、图像动画、用户画像等。AAAI是人工智能领域中涵盖内容最广泛的的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之一，今年大会共收到9034篇投稿论文，其中7911篇接受评审，最终有1692篇论文被录取，录取率为21%。

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2020—2025年）》

本报讯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提出，完善网络信息服务方面的法律法规，修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研究制定互联网信息服务严重失信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制定完善对网络直播、自媒体、知识社区问答等新媒体业态和算法推荐、深度伪造等新技术应用的规范管理办法。

驭势科技与极智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日前，驭势科技与极智嘉宣布达成战略合作，未来双方将围绕室内外一站式智慧物流体系建设展开深度合作，通过业务互补、方案创新和联合研发，打通室内智能仓储或智慧工厂与室外无人运输环节。驭势科技与极智嘉分别在无人驾驶和室内智慧物流领域赛道。驭势科技自主研发无人驾驶技术，在香港国际机场落地了全球首个常态化运行的无人物流项目。极智嘉在全球AMR市场占有率第一，服务于耐克、迪卡侬、沃尔玛、苏宁等全球近300家客户。

投融资专区

芯片设计和供应链平台

摩尔精英完成数亿元B轮融资

本报讯 12月8日，一站式芯片设计和供应链平台摩尔精英，宣布完成数亿元B轮融资，由中金资本旗下中金汇融基金管理公司领投，重庆仙桃数据谷投资、兰璞创投共同投资。

本轮融资资金将用于自主ATE测试设备研发、封装工程中心和芯片设计云的建设。

工业零代码数字化平台悉息科技

获超千万元Pre-A轮融资

本报讯 日前，工业零代码数字化平台上海鑫沃克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Pre-A轮超千万元融资，投资方为嘉御基金，老股东戈壁创投跟投。

据悉，本轮融资将用于扩大团队，以持续打磨产品、触达客户。

消费医疗SaaS+供应链平台

领健获超2亿元C2轮融资

本报讯 消费医疗SaaS+供应链平台领健近期宣布已完成超2亿元C2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新氧科技和光速中国领投，老股东经纬中国继续加码。

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继续加强在口腔管理软件和医美管理软件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面的研发投入;加大在口腔耗材设备供应链投入，在全国增设9个区域仓库，加快供货速度;组建口腔大设备销售团队，满足诊所一站式采购需求;引入第三方经销商和品牌方，并采取自营和撮合相结合的平台模式。

尘锋信息获源码领投A轮融资

本报讯 企微SCRM服务商尘锋信息近日完成近千万美元A轮融资，由源码资本领投，老股东绿洲资本继续跟投，42章经旗下42 Capital担任独家融资顾问。

尘锋信息表示，本轮融资后公司将进一步打磨产品，形成应用闭环，补足产品能力，并将快速拓展市场。

云流化PaaS平台服务商

视博云完成数千万元的B轮融资

本报讯 云流化PaaS平台服务商视博云近期宣布其2019年底已经完成了数千万元的B轮融资，由常州天宁产业投资和势成创和共同投资。

据悉，该轮融资用于技术迭代、市场开拓、场景拓展等方向。

区块链专区

江诗丹顿2021年底所有产品

都配备区块链数字证书

本报讯 瑞士奢侈品集团 Richemont旗下奢侈腕表品牌 Vacheron Constantin（江诗丹顿）宣布，到2021年底，旗下所有系列产品都将配备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认证证书。早在去年5月，江诗丹顿品牌就成为历峰集团旗下区块链认证流程的首个试点品牌，并选择将其古董腕表 Les Collectionneurs 系列作为首批测试对象。值得一提的是，除江诗丹顿外，瑞士钟表品牌 Breitling（百年灵）也在使用区块链认证技术，据悉2020年10月13日之后Breitling品牌生产的所有手表都包含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护照。

京东数科与中国金融认证中心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近日，京东数科与中国金融认证中心在京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依托互惠合作协议签署，未来双方将整合各自金融场景、技术、客户等资源优势，基于智臻链技术推进在电子认证业务、司法实践、密码应用、信息安全服务等方面的合作，同时双方将共建“区块链—电子合同存证联盟链”“区块链—分布式身份验证联盟链”等应用创新产品。

蚂蚁集团发布

《区块链政务白皮书》

本报讯 蚂蚁集团日前发布了《区块链政务应用白皮书》，并启动《区块链行业生态价值创新奖》。新发布的《区块链政务应用白皮书》指出，2019年10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将区块链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区块链产业发展高度重视，区块链已助力我国数字政务建设从1.0提升到2.0阶段。目前，上海、浙江、江苏、江西等省正在融合应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数字政务向智慧化3.0阶段跨越。建议各级各地党政机关以示范应用为主，积极探索并构建“区块链+”在政务、出行、医疗、司法、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应用，推动数字政务向智能化、智慧化跨越发展。

《区块链应用操作员国家职业

技能标准》启动专家初审

本报讯 《区块链应用操作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专家初审会近期在北京召开，该标准拟根据职业活动内容，对从业者的知识和技能需求提出综合性要求，是教材出版、题库开发、职业教育培訓、技能等级评价的基础依据，为区块链领域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建立上升通道。

国家广电总局：

加快发展高清超高清视频和5G高新视频

本报讯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12月7日发布《广播电视技术迭代实施方案（2020—2022年）》（下称《方案》），指出利用3年左右时间，通过实施广播电视技术迭代，加快重塑广电媒体新生态，加速重构现代传播新格局。加快发展高清/超高清视频和5G高新视频，推动高标清同播向高清化发展，逐步关停标清频道。完善4K/8K超高清视频技术标准体系，推进5G高新视频落地应用，推出高新视频新产品和新应用。

在推进高清/超高清发展上，《方案》明确推动高标清同播向高清化发展，缩短同播过渡期，逐步关停标清频道。推动有条件的广播电视台，在不增加现有频道的基础上，开播4K频道，开展8K制播试验，服务重大活动、综艺和体育赛事等。近期主要任务包括，制定超高清系统参数国家标准、4K超高清测试图像序列等标准;广播电视台开展4K超高清制播能力建设，有条件的广播电视台在不增加频道数量的前提下，开播4K频道。

在推进5G高新视频落地应用上，《方案》指出，将建立5G高新视频标准体系，制定互动视频、沉浸式视频、VR视频、全景直播和云游戏等5G高新视频关键技术标准。推进高新视频业务在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青岛5G高新视频实验园、成都超高清视频创新应用产业基地等落地应用。

《云南省“5G+工业互联网”示范工程推进

方案》发布

本报讯 为切实推进5G与工业互联网深度融合及应用发展，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发布《云南省“5G+工业互联网”示范工程推进方案》，全面加快云南省工业企业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升级步伐，促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抢抓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机遇，云南省将着力构建高速安全的网络支撑能力，实现全省新型工业示范基地、重点产业园区5G网络全覆盖，形成一批“5G+工业互联网”示范应用基地。围绕特色行业领域，培育一批“5G+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场景，形成一批行业示范应用。同步构建“5G+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安全及应用推广保障体系，形成5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叠加、互促共进、倍增发展的创新态势。立足产业优势，着力推动基于5G技术的企业专网改造和升级，重点围绕烟草、冶金化工、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和先进装备制造等特色优势行业及新兴产业，鼓励和支持基础电信企业与工业企业深度对接合作，强化科技攻关，结合自身实际，发掘应用场景，打造一批具有标杆示范意义的融合应用项目。

百度Apollo获得5张北京无人化路测

通知书

本报讯 北京市自动驾驶测试管理联席工作小组向百度Apollo颁发了首批5张无人化路测（第一阶段）通知书。这是北京市首次允许测试主体在公开道路进行无人化自动驾驶测试。无人化道路测试，对自动驾驶系统的可靠性要求大幅提升，同时也为自动驾驶车辆运营削减了成本，是全球目前为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商业化、规模化落地重点的突破方向。

前10个月电信业务量增18.7%

本报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对外公布的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1—10月，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稳步增长，累计完成收入11323亿元，同比增长3.3%，增速较1—9月提高0.1个百分点。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为12271亿元，同比增长18.7%。

分业务来看，固定通信业务收入较快增长，移动通信业务收入降幅继续收窄。1—10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实现固定通信业务收入3872亿元，同比增长11.2%，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2个百分点;实现移动通信业务收入7451亿元，同比下降0.5%，降幅较1—9月收窄0.1个百分点。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平稳增长，支撑电信业务收入稳步增长，1—10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完成相关业务收入分别为1923亿元和5180亿元，同比增长7.3%和2.5%。此外，互联网数据中心、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业务收入增势突出，有力推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1—10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共完成固定增值业务收入1433亿元，同比增长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