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道德建设分析论文

2022-04-18

摘要：健康的体育人文精神能增强国家的体育文化水平，实现体育的普及和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引导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精神传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体育道德建设、建立动态的知识结构体系、塑造规范的体育思维模式等方面阐述了当前体育人文精神的构建。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体育道德建设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体育道德建设分析论文篇1：

为何而教：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建设的基础

摘要：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建设的关键在于确立体育教师“为何而教”的理念。体育教师专业道德不仅仅是对于职业道德规范的超越，更是体育教师对于教师这一职业本质的理解。从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上来看，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建设在之前教育阶段主要表现为通过，接受师范类的教育，接受体育教师从事体育教学工作必备的运动技能和专业训练，以及养成对于教师“为何而教”专业道德理念的理解，在职后教育阶段主要是结合体育教师专业工作，践行体育教师“为何而教”专业道德理念。

关键词：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建设；基础

Why to Teach： P.E.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Building Foundation

ZHANG Shao-wei

（P.E.Colleg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Jilin 130012，Changchun China）

Key words：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ethics； foundation

教师专业化的应然和实然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教师专业道德作为教师专业化的一个方面的研究，也被诸多的教育学者所重视，叶澜，史宁中，檀传宝，王仕松，黎琼锋，谷静等一些国内著名的学者，对于教师专业道德在其概念、内涵、维度、特征等方面做了相关的界定和阐释，并且一致地认为，教师专业道德对于教师专业知能、专业发展等教师专业化的其他维度，具有引领与统摄的地位和意义。

然而，对于教师专业道德的研究也并不是形成了一致性的意见，进展中也伴随着一些争鸣、批判与反思。比如在教师专业道德的层次上，在对于教师专业道德的自律与他律，教师专业道德与教师职业道德的区别上，在教师专业道德的规范性与专业精神、专业自觉等方面都存在着不一致的声音。但是众多的教育学者都认为教师专业道德具有层次性、结构性和体系性，并把教师专业道德体系界定为教师专业道德理想、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三个层次。

1教师专业道德的争鸣

作为教师这样一种特殊的职业，以专业为发展方向，一方面要求教师个体的专业发展，另一方面要求作为教师全体的专业化成长；教师专业化包括了教师专业知能、专业道德、专业发展、专业自主、专业训练等六个方面的内涵；教师专业化的纵向时间上可以划分为教师职前教育、入职培训与职后教育三个阶段。“高校体育教师专业发展应是高校体育教师专业素质提高、专业环境优化及相互作用促进整体优化发展的过程、状态与结果”。 [1]以教师专业发展的视角来审视教师专业道德的建设，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鲜的研究视角。正如檀传宝老师所认为的“从专业发展的角度理解教师专业道德建设就是将专业道德的发展与教师生涯发展与规划结合起来。”[2]

然而，对于大多数的教育业研究者来讲，在指出当下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过于空泛，模糊和不具体以外，对于教师专业道德的研究又存在过于抽象化的分析。如，中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规定了如下的内容“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等六个方面的内容，也有学者直接把教师专业道德解释为“爱、智、自律”等方面的内容。这样的对于教师职业道德的界定，过于宽泛，不具有实际的价值与意义，也很容易与社会的其他职业道德规范相互交叉，不具有教师专业道德的唯一性特征。然而，在实际的学校规章制度当中，教师专业道德规范甚至量化到教师每个个体的着装、言谈、举止、行为等事无巨细的要求，这种以教师行为规范代替教师专业道德规范的实然情况，使得我们在构建体育教师专业道德体系当中必须要加以注意的问题与现象。这种已有的量化的道德规范评价，早有学者指出其弊端。

“作为一种道德教育方法，道德量化评价有悖于道德的本质特征。道德是出乎道德与合乎道德的统一，亦即评价一种行为是否为道德行为，不仅要看行为本身是否合乎道德，更重要的是必须省察主体的行为动机是否出乎道德。同时，只有意志自由的行为才能接受道德评价。但是，道德量化评价却将所有合乎道德的行为都赋予了道德价值，而忽略了对其意志是否善良的省察。”[3]

2对于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相关研究的反思

教师的本质在于对学生的教育与教学，并因此而达到互相的成长。正所谓“教育实施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更加成熟的工作”作为教师的一部分，体育教师的专业化也具有了跟教师专业化的相同背景，并且，由于体育教师的教育教学场景、体育教师的教育教学手段、教育的效果，体育教学当中的人际关系复杂、人际交往频繁等方面较之其他教师具有明显的不同。此外，对于我国青少年的体质下降这一现实，体育教师的专业化也具有了不同的内涵。这也就要求了体育教师构建符合自身工作特征的专业道德成为了可能和必需。

作为教师群体一部分的体育教师，其职业道德的实然如何？相关的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研究如何？如何面对教师专业化背景下对于体育教师教育的专业道德构建？课程改革带来的体育教师角色转变等一系列实在问题？此外，体育教师职业道德并没有因为体育教师工作特点而与其他教师分别开来，面对教师专业化的进行，如何在借鉴教师专业道德相关研究基础上，构建体育教师专业道德，是相关体育学者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学者林景与陈萍认为，由于体育教师的工作特点不同故与其他科目的教师，因此构建符合体育教师自身的专业道德，在体育教师专业化的今天，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要“依据体育教师劳动的特点和专业发展的内涵，”构建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并在文章中对于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给予了界定，“体育教师专业道德是指体育教师为了更好地履行专业责任，维护专业声誉，在教师专业化进程中由自身劳动的特点决定的专业道德价值和专业道德规范的总和。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是体育教师的专业生活领域中调节各种利益关系的一套行之有效的道德标准，并通过体育教师专业精神、专业品性和专业责任体现其专业道德价值。”[4]

从这个概念的界定来看，体育教师专业道德不仅仅包括了具体的道德规范与标准，也包括了相应的意识形态、专业精神、专业品性、专业责任等方面的内容。这也为我们在构建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相关研究确立了较为一致性的前提和出发点。

然而仔细分析对于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概念不难发现，体育学者对于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理解还仅仅局限于，一种标准和规范，这样的概念界定首先来讲，是犯了概念界定的逻辑错误，经不起推敲。作为一种特殊的道德标准，如何能通过专业精神、专业品行来体现，在道德哲学研究领域，应由道德经验上升到道德理性，进而达到康德道德哲学所谓的由道德意志到道德自由、道德的自律。这种由外在标准去衡量教师道德品行、道德精神，还要有这些内在的层面去体现外在的标准，这本身就是一种概念界定的错误；这种缺乏系统性和结构性的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研究，对于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建设是不利的。

对于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研究除了在理论上的和概念界定上的研究以外，在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实证研究上也有较为可喜的成果出现。如曾广林博士应用专业学与伦理学相关理论，结合者中学体育教师的工作特点，除了阐述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内涵与结构等相关问题外，将中学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分为“个人道德、校园道德，教学关系、教学道德”等四个维度，并指出了当下中学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应从“构建中学体育教师专业道德规范的基本体系和内容；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中学体育教师专业道德激励、考评、监督机制；完善中学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学习培训制度，以及加强体育教师道德自律，履行专业道德责任，培养专业道德精神和道德品性；学校应切实改善中学体育教学条件，保障体育教师的专业权益等方面的策略来构建中学体育教师专业道德。”[5]

这种把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划分为若干道德条目和领域的研究，为我们在进行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建设的过程当中，提供了相应的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体系性和结构性，因此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相关的体育学者对于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概念，内涵以及建构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具有了初步的认识。然而，对于体育教师专业道德体系的相关建设，要求相关学者在充分的衡量专业道德的相关基础研究，以及对于如何体现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专业特性等问题上进行深入的研究。

对于体育教师专业道德是对教师职业道德的超越与升华，因此，应在借鉴教师职业道德概念的基础上来获得对于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研究的公共起点：“职业道德：从业人员中在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他随着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形成一定的职业心理、职业习惯和职业道德评价标准。”[6]“教师道德：职业道德之一。指人们在教育职业活动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总和。”[7]

概念是对于问题和事情的抽象性概括，从对于教师职业道德的概念来看，教师道德的专业特征具有一种鲜明的体系性，它包括了最高层面的道德理想，中间层面的道德原则和最底层的道德规范。由以上的相关概念的界定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体育教师专业道德而言，当我们在谈到和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首先要取得这样一种共识，即，体育教师专业道德是一种体系，是在道德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界定和应用。从以上的伦理学对于道德、职业道德、教师道德的界定来看，对于体育教师专业道德，首先应该是一种体系，它包括了专业道德理想、专业道德品质、专业道德原则与专业道德规范。任何一种狭义的把专业道德解释为宽泛的专业道德理想、信念，或者是界定为专业道德规范，都是有失偏颇的。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体育教师专业道德体系的建设，不能仅在神圣化的“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和最底层的教师专业道德规范两个互不往来的层次上论述体育教师专业道德，还应从整体上把我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体系性和结构性。因为“教师专业化发展从根本上来说依赖于教师专业道德的发展，而教师专业道德为教师专业的发展提供价值引导与方法论判断的依据。”[7]因此，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并不是外在的教师专业地位的提升，也不在于体育教师专业职能掌握的情况，更为根本在于体育教师专业道德体系的建立和体育教师个体对于这个专业道德体系的认同、理解和执行。

对于宏观的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理想、中间层次的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原则和条目性的体育教师专业道德规范，其核心在于确立体育教师“为何而教”的一种理念，这也是在体育教师专业化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教师教育的根本所在。只有确立体育教师群体性的“为何而教”，并在体育教师个体层面获得认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育教师在教学中的不良现象，才能更好的促进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

3为何而教：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建设的致力点

问题的分析是为了获得研究的共识和统一的起点，对于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研究我们一致地认为应该包括了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理想、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然而，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降，西方伦理学对于道德本质、功用、价值的研究和探讨从未间断，文艺复兴以后对于道德本质的关注更是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论战中心，康德从先天经验出发，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以人的理性为核心，推导出人的意志自由，最终达到道德上的“自律”；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则提出了道德自我、道德情境和道德判断等重要的概念。因此，在我们进行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建设当中，应仔细参照道德哲学的相关研究。

姑且不论东西方关于伦理与道德的理解不同，也不论是出于德性伦理还是理性伦理，参照道德哲学的研究而论，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应该具有群体伦理层面的崇高的道德理想和日常所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并在体育教师培养与培训的专业化发展阶段上保持其专业性。对于外在的体育教师专业道德伦理规范的确立，需要体育教师个体对于体育教师专业道德认同，并在体育教学实践当中能够有所体现，这也是杜威所论述的“道德自我，道德情境和道德判断”。 [8]

对于道德，哲学和社会学以及心理学都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教师以及体育教师而言，由于其工作特征本身的特殊性，以及教师作为普通的社会一员，由于教育这种工作的特殊其职业或者专业角色、身份的特殊。因此，在我们进行体育教师专业道德体系建设的过程当中，如何结合体育教师专业化发展，围绕着什么样的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理想来构建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原则和规范，这是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建设的基础性问题。

3.1为何而教：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伦理学基础纵观教师专业道德以及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相关研究，笔者认为，大多数的学者对于教师专业道德的理解，都落实到是一种规范或者是一种准则，希望在理论上构建出一套结构完备，层次分明，具备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教师专业道德规范；同时对于教师专业道德和职业道德的评价也往往过于强调量化的结果。然而，作为一种以善恶标准评判人们行为合理与否的道德，能否以外在的量化标准来进行判定，是否是值得商榷呢？是否具有合理的根据呢？是否是我们在进行概念界定和应用的时候，不经意间进行了“概念的替换性使用”呢？因此，对于伦理学上道德的把握为我们在论述体育教师专业道德提供了前提。“道德：以善恶评价为形式，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用以调节人际关系的心理意识、原则规划、行为活动的总和。即，包括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7]

对于体育教师的工作而言，主要是进行体育教学，因此，以伦理学的观点开看，区分什么是体育教学当中的“善与恶”，是确立体育教师“为何而教”的前提。

这就是一个体育教师个人的价值判断与选择的问题，即，在自身进行体育教学的时候，体育教师首先判断自己的一种行为对于学生的，技能获得和道德形成的影响。无论体育领域对于体育教师的“师范性”与“示范性”有过多少的争论，都可以归属于哲学上的“是与应该”的争论和判断，体育教师的已有个人经验和人生经历不可避免的是会影响到学生的习得。体育教师对于自身工作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还是为了传授运动技能而工作，还是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了学生终身体育和健康第一等观念和习惯的养成，势必会影响到学生对于体育的态度、观念以及其价值判断。因此，以伦理学为基础构建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我们清楚，体育教师的工作要跟学生在传授运动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与学生进行多变的互动，不仅仅在知识层面，还在于教师以其自身的人生经验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在体育教学主体间性的互动过程当中，进行品德方面的沟通和影响。因为“教学过程涉及价值、个人偏好、道德等因素，教学活动本身带有伦理性。所以，可以说教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道德活动，或者至少是一种具有道德品性的活动。”[9]而体育教师的这种教学上的品行，不仅仅是教师个人道德的崇高，还有体育教师对于自身教育教学工作的理解和体悟。外在的道德规范只是强调了体育教师在日常工作当中的所应遵守的基本行为，这种行为是底线的一种义务和责任。对于教师专业理想的认同和践行才是体育教师所应具备的专业道德品德。

正如麦金太尔认为的“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法获得这些利益。”[10]这种利益以教师专业发展来看，一方面是满足了教师专业地位的获得，通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的提高；另一方面是体育教师在工作当中实现了对于“为何而教”的满足，实现了自身对于教师专业神圣的专业道德理想的践行。也就是实现了马斯洛需要等级理论所谓的“高峰体验”。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讲，体育教师为何而教的拷问，是对于体育教师教学当中“何者为善”与“何者为恶”等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原点性的回答。这样的答案是决定体育教师日常工作的工作动力，也是决定体育教师个体专业发展的逻辑起点。

3.2为何而教：如何体现体育教师专业道德专业特性的思考如果我们在构建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等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同，那么，面对着当下的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趋势，在“三位一体”的教师专业化阶段培养上，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落脚点又在哪里呢？笔者认为，无论是对于体育教师的职前教育还是职后培训，对于其专业道德都应体现出培养体育教师“为何而教”的意识和行为。对于教师专业化的基点，黄爱锋博士认为是“学会教学”。然而，学会教学只是解决了体育教师在日常教学中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体育教师必备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使他获得了能够从事体育教学的本领，但是没有专业道德的指引，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难以保证，这也是最近几年以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体育教师道德滑坡的事实、变相的体罚学生、职业倦怠、厌教等相关事件的出现。这里边并不排除体育教师个人道德低下、家庭压力和学校制度性建设的缺失，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与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建设的迟缓有一定的关系。

诚然，面对急剧变化的教育实践，社会主流思想与其对于个人道德品行、职业生活道德的要求，我们如何对于给予其他人教育与培训的人进行道德建构。与其说是专业自律、爱与智慧，职业道德规范的构建，不如围绕着使得体育教师在接受专业教育与培训，以及在体育教师教学实践当中，使这一群体养成并践行“为何而教学”的专业操守。试想，如果体育教师在教学实践当中只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只是为了传授运动技能，那么，即使其受到了专业训练、具备了较高的专业知能，这也是被动的专业化发展。没有了专业道德的引领，难免在体育教师专业生活当中，产生职业倦怠等不良现象。

体育教师的日常工作是面对学生鲜活的生命，除了自然生命的关注还有学生的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在体育教师的日常工作中，除了传授运动技能和体育知识以外，还有自身对于健康、对于自身品行的理解等“缄默性”的行为对于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体育教师对于为何而教学的理解，不仅仅影响到当下学生的生命的成长，还有对学生的体育价值观念、体育态度和体育行为习惯等未来体育生命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倪胜利老师所研究的复杂理论对于教育世界的生命所影响的一样，体育教师的一个细微的教育教学行为，也可能引起学生体育态度和观念的确立，更何况是体育教师确立自身“为何而教”这样的原点问题对于学生的影响。因此，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体现，就在于为了学生“鲜活的生命”而开展教育教学这样一个逻辑起点问题的认同与践行。因为“对生命的解读是一个教育的起点和逻辑原点的问题，一切教育的目的、内容和途径等重大的教育理论问题应该从这里开始，因此对生命的解读具有原理和元认识的意义”。 [11]因此，确立体育教师专业道德“为何而教”的基础，是对于体育教育教学本质的理解，也是对于体育教育教学面对的是学生多样性、可塑性生命的理解。

3.3为何而教：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培养与培训的支撑点体育教师专业化发展是包括了职前教育阶段、入职培训阶段和职后继续教育阶段，那么这三个不同阶段的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建设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核心是对于自身“为何而教”的拷问和践行。也就是在这三个阶段确立什么样的体育教师专业道德态度，以及执行什么样的体育教师专业道德。

对于职前教育阶段的体育教师主要在于确立起从事体育教师专业的志向，理解体育教师工作的神圣性是为了学生更加健康的成长，也应使其熟知从事体育教师专业的规范与约束，使其确立良好的学生观和教学观，并确立自己的对于为何而从事体育教学的专业志向观念。对于入职培训的体育教师，主要在于使其快速的完成从学生到体育教师的角色转变，并在熟知校情和学情之后，践行自己的体育教育教学理念，制定自己的专业发展计划和方向。对于职后教育的体育教师，由于工作年限的增长和身体原因的束缚，由于其确立了相应的体育教师工作的模式和个人的体育道德哲学思维，也积攒了相应的教学经验，因此，在对其进行职后培训时，侧重点要放在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升华，并完成由普通教师向专家教师的转变。对于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建设，不应停留在概念的阐述、规范的约束，因为教育本就是内涵道德的，这一点并不因学科不同和学历高低而有所不同，因为教师面对的永远是鲜活的、成长当中的生命。这样的生命需要教师具备良好的专业道德观念的滋养与呵护。

因此，为何而教，也就是要求在体育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当中，使其产生对于生命成长的关注，加深对于教育与教师本质的理解，这也是体育教师道德的专业性的唯一表现，也是其唯一特征。从实践层面来看，当下的体育教师的教学实践面对着学生身体素质下降的窘境，也面对着学生个性发展的多元，既要在教学过程当中进行身体的规训，也要体现出对于学生个性发展多样化的促进等生理与精神两个方面的考量。因此，“为何而教”相比于“学会教学”是更加具有前提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在考虑到教师专业化发展，教师教育专业化和当下诸多的体育教师职业道德失范等现象和问题时，更加具有源头性的问题。

4结语

对于如何针对体育教师“为何而教”，不仅仅是一个抽象上的概念性阐述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出于对于当下体育教育实践、体育教师专业化、体育教师教育专业化等实践和理论构建上的“元问题”。因为体育教师专业道德构建从体育教师专业化的方面来看，较之于专业知能、专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不少的差距。在我们确立相应的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理想、专业道德原则、专业道德规范的时候，不可偏颇于只是对于他律性的外在规范的构建和规定，这是我们在进行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相关研究和实践的过程当中，所要考虑的起点问题。此外，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专业特性源于体育教师对于教育与教师本质的理解，体现在教学实践当中就是如何践行“为什么而教学”。只有根据教师专业发展各个阶段的特点和任务，确立相应的教师专业道德情操，并在实践当中得到升华，才能更好地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正如宋会君老师所言“专业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结合体育教学实际，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 [12]

此外，教师专业道德的相关研究为我们建设体育教师专业道德提供了理论前提，在构建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过程当中，应该充分考虑到，体育教师专业道德与学校相关制度，教师权利与义务与学生的权力与义务，教师的个人道德品质与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教师的专业精神与自律和他律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根据道德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充分考虑到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某一时间段具有鲜明的社会烙印等方面的制约因素，只有在充分考虑到了诸多影响道德的相关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体育教师专业道德才具备了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并能得到较好的理解与践行。

参考文献：

[1] 陈东，章柳云，郝秀艳.高等学校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分析——以北京市教育部15所直属高校为例[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33（11）：94-97.

[2] 檀传宝.论教师“职业道德”向“专业道德”的观念转移[J] .教育研究，2005，（1）48-51.

[3] 尹伟.道德量化评价的反思与超越[D] .华东师范大学生博士学位论文，2011，3.

[4] 林景，陈萍.论确立体育教师专业道德的意义和基础[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9（3）：171～172.

[5] 曾广林.中学体育教师专业道德及其建设研究[D] .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6] 谷静.专业道德：教师职业道德的超越[J] .教学与管理，2008（3）.

[7] 朱贻庭主编.伦理学大词典[M]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10.15.253.276.

[8] 汪堂家.道德自我、道德情境与道德判断——试析杜威道德哲学的一个侧面[J] .江苏社会科学.2005（5）：87-92.

[9] 毛菊.教师职后培养中专业伦理教育的缺失及对策[J] .集美大学学报.2009：10.

[10] 麦金泰尔，龚群，译.德性之后[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41.

[11] 倪胜利，著.大德曰生—教育世界的生命原理[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6-10-17.

[12] 宋会君.体育教师专业化之研究[D] .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2005，5.

作者：张少伟

体育道德建设分析论文篇2：

浅谈当前体育人文精神的构建

摘要：健康的体育人文精神能增强国家的体育文化水平，实现体育的普及和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引导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精神传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体育道德建设、建立动态的知识结构体系、塑造规范的体育思维模式等方面阐述了当前体育人文精神的构建。

关键词：体育人文；精神构建；可持续发展

引言：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已经进入持续稳定发展的大好时期，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不断递增，也催生出对于生活质量的更高要求。越来越多的人将健康的身心作为自己的追求，并投身各类体育活动，由此也引发了新一轮的体育人文精神讨论。随着体育的广泛快速普及以及体育商业化进程的加速，体育人文已经成为热点学科。任何体育行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与一定的人文背景和社会经济现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在强化人文体育理念的基础和前提下发展体育，才能真正实现体育的普及和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当前体育人文精神的不足，给出相应的构建策略，具有比较好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体育人文精神的不足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思潮和观念逐步融合并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认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体育人文精神与以往相比较，也逐步显示出其复杂性和矛盾性。首先，沿袭多年的传统体育人文精神在各种思潮急剧冲击之下，已经难以坚守，甚至发生了质的改变，而其中能够符合我国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新的体育价值观却尚未完全塑造成功；其次，随着东西方体育活动交流而带来的体育文化冲突融合，又不断地有新的体育价值观产生出来。一方面，许多人依旧秉承着体育运动的自强不息和公平竞争精神，而另一些人则早已擎起功利主义和个人利益的大旗。由此凸显了当代体育人文精神缺失的现状，耐人深思。我国的体育事业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为了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主要角色，而当前的不少参与者过于将重心置于体育的经济性和技术性，忽略了人文性。

当代体育人文精神的不足之处分析如下。

（一）过于注重科技含量而忽视了人文精神。不少人对体育行为目的理解有着误区，对体育的理解依旧停留在“普通人强身健体、运动员争夺金牌”的层次。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将其运用在体育训练当中，能够显著增强运动员的体能和竞技状态，从而提升成绩。在体育与竞技日益走近的当今，体育行为已经被越来越多地赋予了科技色彩，其特有的人文属性则变得日渐衰微。这就导致在体育訓练中，偏重于“物化”单纯的技能训练占据了运动员的大量主要时间，而同样不可或缺的“人性”的修炼则被体育行为所忽视甚至摒弃。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导致体育训练已经几乎等同于人体科学技术的研究，而对“人”作为体育行为主体的感受和价值观的塑造却被忽视了。体育竞技项目的成绩提升越来越依赖于高级设备的使用和各种器材的引进，运动员本身的内心潜能则变得可有可无。由于体育成绩与很多人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为了尽快增强专业技能，运动员的知识理论变得无足轻重。体育的本质已经由一项强调参与和共享的社会活动沦为可以量化的技术研究，蕴含在体育行为中的人文精神逐渐蒸发殆尽。

（二）过于注重商业化而忽视了体育的本质。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商业化进程不可避免，体育行为的商业化也愈演愈烈。体育在很多场合已经完全成为一种消费品，只要付费便能够获取到对于体育行为的观看权和评价权，相关人员则可以从中攫取巨额的利益。客观地讲，在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现实世界，将一定的经济功能嫁接在体育行为上，使之能够为组织者和参与者带来某种程度的收益，是无可厚非的，且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哺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在一些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的侵染下，过度的商业化已经影响到了体育行为本身的精神理想。不少所谓的体育赛事，往往将目标定位于追求一些技巧或获取经济利益，没能注重人文精神的熏陶。现实中不乏有为获取巨额利益而操纵体育比赛，或者以体育行为为幌子而结党营私的丑陋事件发生。商业化的过度和急性发展，也逐渐催生出一批体育贿赂、兴奋剂、黑哨等被全社会广为诟病的现象。

（三）体育价值观的扭曲和体育信仰的坍塌。体育信仰是体育人文精神最为核心的部分，也是体育人文精神的基础和支撑。在不少体育赛事中出现的丑陋事件，已经能够证实当前我们的体育价值观需要重塑，而体育信仰也应重新审视和树立。在金钱至上的享乐主义泛滥之下，不少体育行为已经难以承载起社会和时代赋予体育的光荣使命。体育赛场上时有发生的丑闻，能够反映出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假如不对其进行针对性的纠正，便会引发体育人文精神的坍塌，从而使体育丧失了本应具备的功能，变得不再具有存在的必要。

（四）体育道德水平亟需大力提升。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体育道德作为社会道德中不能或缺的成员，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发展水平。正是由于体育道德的存在，才在各种体育活动中逐渐为参与者注入了勇敢、坚持、公平等思想和行为特质，从而逐渐塑造着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但值得警惕的是，虽然体育道德能够为参与者带来很多精神满足，但是一旦体育道德出现了滑坡，其对人们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容小觑的。举例来讲：体育道德在我国曾经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最为鲜明的便是其奉献精神与互助精神，然而在思想价值日益多元化的当今，一些人在私立的驱动之下，为了赢得比赛而不择手段，通过不齿的行为左右比赛的规则和结果，从而获取利益。这种现象的存在已经使体育道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也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道德带来难以弥补的破坏，值得我们警惕。

二、当前体育人文精神的构建

在分析了当前体育人文精神的不足的基础上，下面阐述构建的策略。

（一）引导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正确的体育价值观，能够通过体育参与者在从事体育活动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身体体验和内心感受，深刻领悟到体育活动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并将其内化为自己内心的一种认知，进而渐渐建构起较为稳定的心理取向。可以说，一个人只有拥有了正确的体育价值观，才能在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去感受和评价体育行为。体育人文精神的根基便是人的体育价值观，这就说明体育价值观的树立有助于形成健康积极的体育人文精神。这种体育人文精神以时代背景为依托，以体育的理想实现和终极意义作为自身的追求。只有树立了正确的体育价值观，才能够更为有效地促进体育文化的传承，使体育活动能够承担起社会义务，最终在价值观的引导下实现健康的发展。所以我们对体育价值观的理解应逐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从狭隘的理解转向多种层次和角度的解读，一方面以个体的视角来看待体育，另一方面也应将视线转向更广阔的社会和人类历史，从而更加立体和全面地树立体育价值观。

（二）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精神传承。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是我国多年来所秉承的传统，爱国主义指的是对祖国的忠诚和奉献，集体主义则指的是将整体利益的重要性放在一己私利之上，这是我国进行全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中之重。从体育人文精神的角度来看，可以将爱国主义视为精神文明的核心，而体育人文精神作为精神文明的一个分支，必然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息息相关，能够使人们在体育活动中拼搏进取，勇争第一，同时兼顾成员之间的配合、竞争之中的公平。

（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体育道德建设。可以将体育道德定义为个体在参与体育活动中所产生的内心体验。通常，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一切元素和所有事件均能够对个体造成各种程度的影响，而其中与个体的道德认识相一致的部分，则更加容易引发正面的情绪体验。在构建中国梦的当今，价值规律与竞争准则更加重要，体育行业必须能够遵循体育运动规律和道德准则，构建完全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以强有力的手段避免那些不和谐的音符出现，体育事务的参与者必须在体育人文精神的引领下合理而高效地进行竞争与协作、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判断与抉择。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摒弃传统体育道德里难以和经济社会发展节拍产生同步的内容与元素，将体育道德构筑在正确的竞争观、价值观上，最终形成新时代的体育道德并使之深入人心。

（四）建立动态的知识结构体系。我国当前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相应地，体育人文精神也在这个进程中不断演变和发展着。然而应强调的是，体育人文精神所发生的种种演变一方面是经济社会深入转型导致，另一方面也與体育人文精神本身的演变规律一脉相承。而不管是经济社会的转型还是体育人文精神的演变，其发起者和承受着均是体育活动的主体——人，因此建立动态的知识结构体系是至关重要的。体育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在自身的认知中构建合理的且与时代发展同步的知识结构，才能做到对体育人文精神的解读与传承。所以，每个人应该掌握必要的知识，这里的知识是广义的，涵盖了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也必然包括体育基础理论知识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等。只有从动态的角度来调整和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才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健全知识结构，构建体育人文精神。

（五）塑造规范的体育思维模式。这里所指的体育思维，其本质是在参与体育活动时，各个主体的思维活动。只有塑造规范的体育思维模式，才能够在各种体育活动和体育现象中，合理客观地理解体育在社会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及所拥有的巨大意义，从而客观评估体育活动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中肯地分析体育现象，总结其中的规律。参与者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假若可以将体育的规律纳入到自身的思维模式，从而以科学的视角和实验方法来发展体育，最终必然能够将体育思维模式引导进体育人文精神的重建，最终将个体的体育思维逐步演化成为群体的体育思维，使更多的人正确认识体育运动的本质，从而构建积极向上的可传承的体育人文精神。通过这样的方法，能够有利于体育活动的参与者理解体育人文精神所蕴藏的内涵，最终推动体育事业健康发展，反过来又反馈到体育人文精神的构建上。

结束语：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只有倡导健康的体育人文精神，才能真正从本质上增强自身的体育文化水平，同步实现运动技术的提升和体育文化的提升。体育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构建良性的体育文化生态环境。这就要求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将树立健康向上的体育人文精神作为自身努力的准则，为体育的发展和创新营造出和谐的生态环境。体育在世界各国都是特有的文化现象，因此体育行为均会或多或少被当时当地的文化观念所影响。在强调国民素质的当今，每个个体的发展都与人文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人文氛围的影响之下形成自身的价值观，选择适合的发展路线。而国民素质与人文精神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体育事业只有将对国民的熏陶和教育引导作为自身责无旁贷的重任，才会在和谐的道路上走的更远。

参考文献：

[1] 李春晖.当代中国体育文化的内涵、特性与体育人文精神建设[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12）

[2] 张笑春，周彤.论高校体育人文精神的培养[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2（04）

作者：黄海良

体育道德建设分析论文篇3：

从五年规划透析公共政策制定及其传播效果

摘要：为揭示政策起点、政策表达与政策效应间的关系，文章以五年规划中“体育发展”为切入口，通过内容分析法梳理历次五年规划中关于“体育”的表述，并把五年规划与政策文件相对照，试图发现五年规划的政策效应。通过对大众传媒关于体育发展某一具体内容的分析，发现体育政策的传播效果。文章认为：五年规划中关于体育发展的表述规模渐次扩大、表述指向逐渐增强、表述力度逐渐提升、表述结构渐趋严密；在五年规划效应方面，相关政策出现第二年和后两年密集出台的特征，在内容上也出现鲜明的凸显特征；通过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发现，体育政策的传播出现结构化明显、内容特色鲜明等特点。

关键词：五年规划；公共政策；体育发展；传播效果

五年规划（或五年计划，下统称五年规划）是中国政府颁布的最重要文件之一，主要目的是规划一段时期内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虽然带有“计划”色彩，但是规划的實施给中国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许多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的发展模式，五年计划开始被认为是中国的制度优势。[1]甚至从国际来看，在20个经济增长率最快的经济体中，实行了五年计划的国家有13个。[2]中国五年规划的实施，不仅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也在公共服务的发展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前述领域的研究已有不少，而五年规划之于公共服务的研究则相对欠缺。以体育为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奥运奖牌数自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后，稳居前四名。从“内容-过程”的视角出发，体育成绩的取得是政策制定、政策传播、政策效果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藉此，本文的问题是：以五年规划为政策起点，五年规划是否影响体育政策的制定；体育政策的出台、传播与体育成绩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本文沿下列思路展开：

一、概念界定、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五年规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中国从1953年开始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十一五开始“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截至目前已发布13个。从历时性看，中国五年规划有着从经济发展计划到全面发展规划、从经济指标为主向公共服务指标为主的制度变迁。[3]这实际反映了执政理念的变化，即从计划到服务，从重视经济社会发展到以人为本、服务人民的转变，是从单纯的经济计划转型为公共事务治理[4]的历史演变。

对五年规划的研究一方面集中在历时性考察，刘国光从经济学视野并结合历史背景，考察了10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情况。[5]也有研究者聚焦某一阶段五年规划对社会的影响，武力等认为2001年后的三个五年规划的实施，使中国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城乡关系发生历时性转折，科教等得以快速发展。[6]此外还有关于五年规划实施的绩效研究，王亚华等通过10个五年规划320个计划指标完成程度的计算发现转轨和市场经济时期五年规划目标完成情况好于计划时期。[7]鄢一龙等发现“一五”计划绩效最高，“二五”计划绩效最低，改革开放后，绩效明显提高，到“十一五”时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8]研究者还关注到五年规划在城市规划[9]、地区差异[10]、环境保护[11]等方面的作用。以上研究多从经济视角出发，但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思路。

从研究工具的选择来说，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主要是通过对公开资料的客观、系统、定量的描述，推断出传播内容所含的信息量及其变化。特别是通过内容的分析，发现信息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内容分析法由于对数据资料本身的非介入性，不需麻烦任何回应者，因而在研究方法上独具优势。它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唯一不受时空限制的方法，分析者可以在其方便的时间和地点展开研究。[12]本研究的内容分析有三个方面：对文献内容的分析。通过数据库检索“五年规划”“五年计划”相关信息与研究约1000条，通过对信息与文献的阅读与分析，得出五年规划发展历程及其相应特征；对相关政策的分析，通过数据库抓取含“体育”的法规7079条，在阅读分析的基础上，与五年规划的时间节点相比较，试图发现五年规划作为政策起点的影响效力；对新闻报道的分析，通过五年规划中关于体育发展的凸显词，抓取相关新闻报道并进行分析，试图发现政策结果发生前，政策传播的情形。

二、五年规划视角下体育政策的历史变迁

1.五年规划中关于体育发展的表述

1953年到目前，我国已经制定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通过对历次五年规划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关于体育发展的表述从少到多，从锻炼体质到功能拓展，从强身健体到事业、产业发展之势，这和五年规划从计划经济到规划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大趋势相吻合。我们把历次五年规划中关于体育发展的表述搜集起来，总约5500字，通过词频分析（见图2）我们发现，关于体育发展的高频词集中在“体育”“文化”“建设”“农村”“设施”“公共”“教育”等方面（见表1），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家体育政策重文化、基础设施、教育、农村体育的特征。

2.五年规划中关于体育表述的特点

（1）表述规模渐次扩大。在“一五”计划中，出现3次关于“体育”的表述，其中2处位于“高等教育”中，是关于开设体育院校的数量。对体育发展的表述为：“在全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的青年中，广泛地开展体育运动，以增强人民的体质。”从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体育”还是“奢侈品”，只能在小范围内开展。这一现象在“二五”计划中有所变化：“应该有步骤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以增强人民的体质。在开展体育运动中，应该照顾人民的体力条件，不使负担太重，以免得到相反的结果。”考虑“二五”计划在1958—1962年实施时的社会情况，这一表述既把体育运动扩展到群众中，又“有步骤”“照顾人民的体力条件”，相对来说还是很务实的。“三五”“四五”计划实施于1966—1975年，这两个五年计划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并没有得到很好规划与落实。“三五”提及“应当广泛地开展农村体育活动”主要和除四害、讲卫生等群众性爱国运动相关联；“四五”计划的实施水平，“是建国以来最低的”[5]，体育发展更难以提及。

在中国社会逐渐走上正軌的背景下，“五五”计划和“六五”计划对体育的发展进行了规划：

大力发展城市体育，重点抓好学校体育，积极开展厂矿、企业和农村体育活动。

努力巩固和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乒乓球、羽毛球、女排、体操、围棋、跳水等项目要保持世界先进水平，其他项目的水平也要有较大幅度提高。

适当加强体育场地建设。

从“六五”计划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对体育涉及的群体、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都进行了规划。相比之前的五个规划，“六五”计划对体育发展进行了全面规划。这之后的七个规划，基本沿袭了“六五”计划全面的特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不同的特点。

（2）表述指向逐渐增强。“六五”之前只是涉及体育发展，对于体育发展的内容所言不多，从“六五”开始，体育发展的指向性逐渐增强：城市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事业、体育产业、体育组织、体育赛事、体育外交等都有涉及。比如“十五”规划中，不仅在“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中表述“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还通过“加强和推动内地同港澳在经贸、科教、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来强化“体育”作为手段、渠道所起的作用。在“发展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一节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关于体育发展的表述指向多个方面：

加强城乡基层和各类学校体育设施建设，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高全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身体素质。保护发展民族民间体育。深化体育改革，鼓励社会力量兴办体育事业和投资体育产业。规范发展体育健身、竞赛表演、体育彩票、体育用品，以及多种形式的体育组织和经营实体。提高竞技运动水平，办好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

（3）表述力度逐渐提升。五年规划中关于体育发展表述的话语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通过“二五”中有“有步骤地”“照顾”、“三五”中“应当结合”“继续开展”、“六五”中“重点抓好”“积极开展”、“十五”中“加强”“开展”“提高”、“十二五”中“大力发展”“广泛开展”等用词，可以发现词语表述的力度越来越大，这也体现了我们体育事业发展向好、向强的发展趋势，以及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4）表述结构渐趋严密。从“一五”只有一句，到“二五”“三五”只有一段，从“六五”开始，关于体育发展的表述在结构上渐趋完善。到“十二五”我们发现关于体育发展的论述有20处之多，涉及“农村公共服务”“全面发展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加快残疾人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等方面，从结构上来说，体育发展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五年规划视角下的政策表达

从五年规划到政策的形成，是放大、落实五年规划的体现。我们以五年规划为线索，把五年规划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对照相关的政策集合，试图发现从五年规划到政策形成过程的规律。

1.政策集合结构化较明显

这里所言的体育政策是政策起点、过程、结果的中间部分，是这个逻辑链条的核心部分、具体内容，其中政府是主要推动者。[13]体育政策工具对体育治理、体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14]通过万方数据库，输入“体育”，选择“法规”选项，我们抓取了7079条结果（见图3），其中地方法规规章4267条，部门规章2604条，人民法院裁判文书126条，行政法规60条，国际条约16条，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条，国家法律2条。从法规颁布的趋势看，1989年后数量有明显增长，其中2008—2011年达到顶峰，分别为601条、679条、733条、814条。我们把法规的颁布与五年规划周期相对照，发现政策集合出现了结构化特征。

通过逐一对比我们发现，五年规划实施后，出现了第二年、第四年、第五年法规颁布较多，第一年、第三年偏少的结构化特征。以第七个“五年计划”为例，1987年颁布体育政策11条，1989、1990年则为21条、19条，开局之年的1986年是9条，1988年则只有2条。这一规律也体现在第八个五年计划中，这五年颁布的法规分别为18条、26条、19条、29条、35条；十一五规划则为95条、103条、103条、271年、184条。这种法规颁布的结构性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所变化，比如2011年后的“十二五”和“十三五”都是第一年就颁布了较多法规。我们的解释是，在十一五之前，政策效应还有一定的滞后性，第二年对照五年规划，是出台政策比较合适的时间。因为政策的制订、出台需要时间，而后两年则是对照、实现五年规划的时段，需要有更多的制度做保障。而2011年之后，行政效率明显提升，在五年规划当年就出台了相当多的法律法规，这表现出体育制度的成熟与行政效率的提升。

2.政策集合内容方面特色鲜明

不仅体育政策的颁布有规律可循，体育发展在不同阶段也有着鲜明的特色。我们以颁布部门为“国家体育总局”为搜索条件，共检索1371条法规，通过文本分析（部分内容作了摒弃、合并），我们发现在内容上也凸显出鲜明特点（见表2）。

一是体育教育融合发展趋势明显。体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以智力和身体为基本手段，其主要作用是促进人身体素质与教育水平的提升，使人提升生活质量。但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较为片面地强调体育之于强国的作用，忽视了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的作用。从表2我们发现，体育发展与学校教育、青少年发展方面相结合的政策越来越多，这是国家在顶层设计上引导体育与教育的融合发展，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手段。

二是体育政策能较好适应新变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把体育作为核心层的范围不断扩大，内涵不断延伸。比如2011年在传统的体育产业——体育彩票发展的基础上，国家体育总局还开始关注“体育旅游”等新的业态，当年出台了《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关于开展全国体育旅游专项调查的函》，全面摸底体育旅游发展情况。不仅如此，在当年出台的《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中也论述道：

创办体育旅游博覽会，以展会为平台，进一步带动了体育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先后建立了深圳、成都温江、福建晋江、北京龙潭湖、浙江富阳和山东乐陵等6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有效地调动了地方发展体育产业的积极性，也进一步发挥了体育产业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

对于社会上兴起的马拉松赛事，国家体育总局在2012年、2015年、2016年颁布了相关文件，对赛事进行引导。而对于国家战略“一带一路”，2017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旅游局关于印发《“一带一路”体育旅游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明确加大宣传力度、培育体育旅游产品、推动体育旅游典型示范、强化体育旅游智力支撑等行动。

三是供给型体育政策占比较大。从政府层面来说，基本政策分为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供给型是政府通过资金、人才、科技、信息等直接提供支持；环境型是通过外部因素渗透，起间接影响，比如奥运会之于群众体育的影响；需求型是政府扶持体育事业，降低市场风险。从统计来看，以国家体育总局为代表的政策在内容上以供给型政策居多，直接表现为体育管理方面的政策占比较高，虽然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人才培养等服务性政策逐年有所增加，但是略显单薄。

四是在体育政策平衡性、公共性、对接度还可以提升。体育发展涉及方方面面，不仅体育本身的发展，体育还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发生联系，因此在发展过程中，除了抓主要问题外，其他方面也需要抓起来，反映在政策上也就是其他方面也需要制度建设，以超前的意识引领体育领域的发展。从统计来看，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管理、体育人才建设都受到了较好的关注，但是在体育组织培育、体育道德建设、体育外交甚至体育产业方面还需要多加引导。不仅如此，作为公共服务重要构成部分，关于体育的公共性建设还不足，一方面我国现阶段受经费约束和体育发展体制的制约，加大政府对体育公共服务的投入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与体育公共服务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还未解决。[15]在此背景下，进行有效的政策引导显得尤其重要。在体育政策与五年规划的对接上，也还有文章可做。从“十五”规划开始，体育外交多次写入五年规划中，但是从现实政策来看，这一块还不够。而对于多年来足球、篮球等出现的“黑哨”“贿赂”等负面信息，体育道德建设也略显滞后。当前快速发展的体育社会组织，也还缺乏相应的规制。

四、体育政策传播及其效果考察

政策从起点到表达，最终希望获得的是政策效应。政策效应的实现通常与政策执行主体的特性、政策文本的品质、政策相对人的认同度及执行所需的资源相关。[16]政策效应的测量有许多阻碍因素，这里以文本分析的方法，试举青少年体育、竞技体育、群众体育的例子，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政策的效应。

1.青少年体育。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有重叠之处，这里以青少年体育为例。通过万方法规搜索发现，国家体育总局2001年以来共颁布关于青少年体育的文件77条，其中2012年、2013年与2015年都超过了10条。关于青少年体育的报道，我们选取了体育专业报纸《中国体育报》，我们发现从2001年至2017年的报道，趋势如下。

我们发现，对青少年体育的报道和体育政策之间的趋势并非完全一致，但是仔细分析可知，在政策颁布增速阶段，媒体的报道量也在增加，比如2010—2013年，文件量和媒体报道量同步增加，这说明政策的效应达到了。虽然2013年后，关于青少年体育的政策量没有持续增加，但是媒体报道量并没有减少，甚至在快速增长，这说明政策效应达到了长期性目标。

2.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包含的内容较广泛，竞技体育政策的制定与传播也因其丰富的内涵而略显偏差。但是仔细阅读上述文本我们也发现，关于竞技体育制定的规则较多，在传播效果上还不能尽如人意（见图5）。

以2015年为例，国家体育总局共出台与竞技体育相关的文件50条，但是在《中国体育报》上只有11条标题含“竞技体育”的新闻。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以其他的体育形式在报道竞技体育，这个数量也是偏少的，也就是政策效应不明显。

3.群众体育。群众体育是实现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也是体育主管部门和政策的主要指向。从文本分析结果来看，关于群众体育的政策文件和新闻报道相对较多。统计结果显示，群众体育政策效应基本达到。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政策的连贯性有些瑕疵，影响了传播效果。国家体育总局文件的颁布与《中国体育报》新闻报道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01—2007年段，群众体育文件的颁布与新闻报道趋势基本一致，局部有起伏；二是2008—2010年段，文件颁布与新闻报道快速增长，政策效应明显；三是2011年至今，政策颁布不连贯，媒体报道有反复，2011年相较2010年出现了政策数量的“跳水”，《中国体育报》的报道量也明显下跌，2012年政策断档，媒体则在2013—2014年出现了低谷，之后报道量出现反复。

五、结论与反思

我们以“五年规划”为切入口，考察政策起点、政策表达与政策效应的关系。通过内容分析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五年计划制定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体育政策的效应基本实现。五年规划关于体育发展的内容和相关政策文件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而以国家体育总局出台的政策为例，考察《中国体育报》的报道量，也基本符合政策表达影响政策结果的实际。青少年体育方面，体现了政策的长期性效应；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反映了政策不足对传播效果产生影响极大。

2.在时效性方面，政策表达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具有及时性和相对滞后性双重特征。从国家体育总局出台的相关政策来看，当年媒体关于这一议题的报道量与其有相关关系。但是政策表达也有一定的滞后性、长期性影响特征，五年规划作为政策起点，其对政策表达的影响效应基本出现在第二年、第四年和第五年；而相关政策的出台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也有一定的滞后性，特别是政策表达数量降低，比政策表达数量增加影响更久。

3.政策起点、政策表达与政策结果之间还有些许错位。一些内容在政策起点中进行了规划，但是在政策表达方面还有不足，比如体育外交；还有些现实需求较大，但是政策表达不足，比如体育道德。以体育道德为例，中国在建设现代化体育强国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关于体育道德的问题，但是从搜索结果看，只有2002年出台的《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意见》与此直接相关，从时代性、指导思想、内容任务等角度来看，当前体育道德建设和15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政策表达还未及时跟上。

4.辩证看待政策过程与政策结果的关系。虽然上述以体育道德为例，认为体育政策表达不够及时，但是现实中体育道德问题的出现并不能归因于体育政策的不足。实际上公共政策可以起到引导、规制的作用，但是要想用其解决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在当前情景下，需要思考政策表达是否对标以五年规划等为政策起点的内容；现实生活中，体育发展出现的问题，如何用政策表达予以引导。实际上，公共政策只是指明方向，体育发展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不能以公共政策的局限性为借口，忽视现实情境的变化。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调整思路、加强创新，把发展思路走在政策表达的前面。

参考文献：

[1]鄢一龙，吕捷，胡鞍钢.整体知识与公共事务治理：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五年规划[J].管理世界， 2014（12）：71.

[2]胡鞍鋼，鄢一龙，吕捷.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手段——以五年计划转型为例（从“六五”到“十一五”）[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43-52.

[3]许晓龙，李里峰.“五年计划”的变与常：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考察[J].浙江学刊， 2017（3）.

[4]胡鞍钢.中国独特的五年计划转型[J].开放时代，2013（6）.

[5]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6]武力，李扬.新世纪三个五年计划（规划）的回顾与思考[J].中共党史研究，2015（7）：36-45.

[7]王亚华，鄢一龙.中国10个五年计划完成情况的定量评估[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5）：77-84.

[8]鄢一龙，王亚华.中国11个五年计划绩效定量评估[J].经济管理， 2012（10）：10-20.

[9]王磊，沈建法.五年计划/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关系演变[J].城市规划学刊， 2014（3）.

[10]刘晓娜，杨艳昭，封志明，等.“五年计划”视角下中国地区差距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1，27（5）：50-54.

[11]张永宁，李辉，等.“情境—表达—结局”框架下中国减排政策变迁与反思——以“五年规划”为线索的文本挖掘[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20）：109-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