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思想特征方面分析论文

2022-04-28

摘要：“思想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乃至思想政治教育学各个环节的个性化特征，但由于各种原因而并未充分彰显，明确并落实思想性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深化和实效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思想性一、思想政治理论课之“思想性”界定及表现“思想”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其含义有所不同。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政治学思想特征方面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政治学思想特征方面分析论文篇1：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应用性特征研究

摘要：应用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特征，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这一特征没有进行深入阐述，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性研究无法得到深化。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历史演变明确凸显出应用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本特征；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則界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性的研究领域；以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为应用性研究的具体内容，为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性的深化研究指明方向。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性；特征；领域；方向

一、应用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本特征

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理论上形成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成果，实践上对思想政治工作有了更广阔更强烈的需求。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1983年7月中央批准的(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中指出“有条件的高等院校都应创办政工专业”，1983年全国党校系统设了思想政治工作学专业，在军校系统设了军队政治工作学专业。应该说，无论是思想政治工作学专业还是政治工作学专业，都无法简约而精确地表达思想政治工作所具有的价值、核心内涵和基本特征，，思想政治教育学”一词汲取了思想政治工作学的核心意义，并从教育学和教育工作的视角来探究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着眼于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探索思想品德形成规律，有效地表达思想政治工作学的本真价值、核心内涵和基本特征，所以，教育部正式确定学科名称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专业名称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其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核心内容是政治教育，目的在于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这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学’弘学科建立之初就是立足于应用。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硕士点与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合并。设立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隶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为政治学一级学科内的一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的正式设立致力于二个方面：一是从理论方面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二是从应用方面把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体现出来。这意味当时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时，思想政治教育同样也是致力于应用。

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特别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为紧密相联的二级学科。其中，“六个二级学科各自从不同方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因此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而又各自侧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四个理论学科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叫这也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使命仍然没有变化，仍然主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应用。

除了学科建设外，许多学者就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提出应用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特征的主张，张耀灿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马克思主义的其他5个二级学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学科，而思想政治教育则是应用学科；’有的学者明确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偏重于经验型和思辨性的问题，实证性的、客观分析的研究不足，要加强应用性；有的学者则指出从这门学科的形成过程看，它的发展主要依托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的基础上，与经验总结息息相关，因此。可以将它看成是一门应用性学科。

这都充分说明，应用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如何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这是长期以来困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的一个大问题。虽然目前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而言还是不尽如人意。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性研究的领域和方向在那里呢?

二、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性的研究领域

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领域的特殊矛盾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对人们思想品德的要求与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工作，其直接目的和专门任务，都是为了把本阶级、本社会对人们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变成人们实际的品德，使人们实现从“现有”到“应用”的转变。这个特殊矛盾是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发展的动力，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的目的在于解决这对矛盾。

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一种教育活动，这是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而它作为一种教育活动必须符合最一般教育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理。教育学认为，教育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这个子系统包括三种基本要素：’教育者”、“学习者”和“教育影响”。这里的“教育者”就是从事教育活动的人；而“学习者”，是具有学习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各类身心成熟或不成熟的人；“教育影响”则是教育活动中教育者作用于学习者的全部信息，既包括了信息的内容，也包括了倌息选择、传递和反馈的形式，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教育的三要素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规定，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实践活动系统。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具有教育性质的学科，也必须具有’教育者”、“学习者”和，教育影响”这三要素，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是必定要产生“教育影响”，它是一个政治教育信息传递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内容、教育材料或教科书是其教育活动的媒介，是教育者和学习者互动的媒介，也是教育者借以实现其政治教育意图、学习者借以实现发展意图的媒介。这样。对思想政治教育特殊矛盾的研究，从受教育者的角度而育，是研究其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从教育者的角度来说，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则主要反映在教育影响从教育对受教育者的信息传递与作用过程。总而概之，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性研究的具体领域存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者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形成的对于受教育者的有效信息到达；二是该信息对受教育者的有效作用影响。

在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性研究的第一方面，即教育者对于受教育者的有效信息的传达并非是单维度线性模式。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即传统的“主体一客体”模式已经被“主体一客体一主体”的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所代替。主体间性是主体间的关系的规定性，指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关性、统一性、调节性。”主体间性模式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主体对客体单向度灌输的方法，使得主体对客体的有效信息的传导变得更为复杂了。

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传导是平等主体的信息交流，不存在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有显现的等级差别的现象，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为平

等的主体，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信息交流，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通过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来消除冲突，化解矛盾。同时，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相互对话、互相作用，这使得信息交流必须充分进行沟通理解、有的放矢，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完全被动接受的局面将不复存在，甚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角色会发生互换，传统信息灌输模式也将完全被颠覆。

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性研究的另一方面，即有效信息对受教育者的作用影响，使得教育对象思想政治品德达到教育者希望的结果，而这个形成过程就是受教育者自身知、情、意、行的辩证发展过程。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心理现象与心理活动贯穿始终。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心理活动的规律，运用心理学的原则和方法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努力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心理规律。如此，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性的最终信息效果作用才能明确。

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性研究的这两个方面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使人们的思想发生转变并外化为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性得以展现的目的，这个目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性的研究应当也是必须符合其它相关学科的基本科学规律，应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特点，有其客观性和科学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应用性特征的深化研究方向

传播学是诞生和发展于二十世纪的学科，它是研究传播活动和探析传播规律的一门学问，其中的社会传播，既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精神交往活动。又指在一定社会系统内的运行。从社会传播的概念，我们可以知道传播学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多契合点。如果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审视思想政治教育，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影响，产生的整个信息传递过程我们可以称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而它的主体间性模式的相互信息传递也必须符合传播学的基本规律。

传统的传播学理论认为大众传播的威力是无穷的，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则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者政党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占有，并且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表现其阶级立场。力图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有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者，但是。传播学先驱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则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证明这种对大众传播媒介的看法是错误的。他在其名著(人民的选择)中得出的一个同人们常识大相径庭的基本结论，即大众媒介对受众的影响非常有限，换句话说就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甚微。在他的研究中，他意识到，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随心所欲地控制受众头脑、为所欲为地左右选民的传播媒介，媒介充其量只是影响受众的诸多因素中的一种。同媒介一同发生作用的还有受众的家庭、同事、朋友等因素，而且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远比媒介的作用大。这充分说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主体一客体一主体”模式信息传递的非线性和复杂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传导环节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性的研究深化有着关键地位，这就促使我们要深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传导研究，这就是有必要建立一门相关的分支学科。即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来进行系统和实证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研究。而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的建立，是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性的得以深化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性深化的另一方面，就是有效信息对受教育者的作用影响，目前，就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和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诞生已经十载，它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学科，是应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需要建立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学交叉产生的边缘学科。它认为任何主体的思想意识的发展变化受心理的影响和制约，心理活动的方向和内容又受思想意识的支配，心理和思想意识密不可分。相互作用，因此，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人们的政治态度、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问题，就必然涉及人的心理层面，需要探讨影响人们政治思想品德背后的心理因素。

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仍十分不成熟，有的学者评论这门学科为“六个缺乏”，即“缺乏完备的学科体系，缺乏充分的理论整合，缺乏实证的应用研究，缺乏必要的人员协作，缺乏专门的业务培训，缺乏统一的专业教材”，”在这种局面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要进一步深化。首先必须把其学科体系进行梳理，达到系统化和科学化；然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心理规律的研究，把各种心理矛盾予以规律化，形成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规律；最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证研究，把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面对社会予以科学化，排除其形而上学的思辨色彩。通过这些举措，使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增强有效性和科学性，从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性的研究得以深化。

责任编辑　杨小民

作者：鲁杰

政治学思想特征方面分析论文篇2：

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特质及其实现

摘要：“思想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乃至思想政治教育学各个环节的个性化特征，但由于各种原因而并未充分彰显，明确并落实思想性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深化和实效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思想性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之“思想性”界定及表现

“思想”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其含义有所不同。如，哲学论域中的“思想”是指相对于感觉、印象的一种认识成果，属于理性认识，有时也可指一种理论体系。而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思想”则指的是思想意识，涵盖了意识中全部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但侧重理性形式[1]，是指支配人的行为、态度的主观观念、主观意识、主观精神，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特点的范畴[2]。“思想性”是指以思想、观念为涵载，强调思辨而非经验，价值主导而非价值中立，承载着价值判断、伦理追求、道德呼吁的特征和属性。思想性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有着充分的表现。

1.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认识水平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目标

在学科特性上，思想政治教育学明显不同，其目标是直接而明确的培育某种观念、思想取向，意在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人格及行为实践等方面达到预想结果。而其他学科的取向是知识性或称做学术性的，不直接涉及与知识相关的观念和思想的培育。思想政治教育学尽管作为一个学科也有自己的学术性特征，但其最终取向却不是传承和增进知识形态的思想政治理论体系，而是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观念水平。

2.思想、观念性教育主导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和形式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无一例外都是观念教育，观念教育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也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要素和结构。思想政治理论课以观念教育为内容取向，对课程内容进行整合。这当然不等于说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进行观念上的说教，但却明确了一点，即要围绕观念教育选择有效的载体和形式，在潜移默化中实现观念培育的目标。而知识性的内容则必须突出其思想性，而不作简单的知识和学术传承。另外，与课程紧密相关的多种灵活多样的载体和形式，如社会实践活动，都是有效的教育形式，但必须注意，这些载体和形式的运用必须以思想观念的培养为主导，做到为思想教育所用。

3.受教育者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效果的评价标准

思想政治理论课效果的评价标准是思想性的，强调课程对受教育者主观思想观念的改进和提升，具体来说就是在促进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和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方面所达到的效果。这迥异于常见的学术性标准，后者注重对某学科领域的知识的掌握以及增进和积累。政治学和伦理学传承和发展政治和伦理道德的知识体系，可能培养出政治学和伦理学学者，却未必能培养出政治家和道德高尚的人。思想政治理论课从根本上说不是在传播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培养系统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的学者，而是要受教育者的思想境界和道德心理素质有所提升。

二、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性实现的认识误区

1.泛政治性使思政课无法触动并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

所谓泛政治性，是指在教学中过度强调课程的政治性，把教学简化为政治说教的倾向。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即通常所说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性，其含义是说没有超越阶级和非阶级的思想体系，其目标是要完成统治阶级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3]。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征，但思想政治教育却不可以简单地在本质层面展开，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性”的误读反倒会制约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的实现。表现之一是把所有的教学内容都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即通常所说的“上纲上线”，并且为了做到这一点，不惜牵强附会，甚至肆意歪曲。表现之二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政治教育，在教学内容的构建中过度突出政治教育方面的内容，对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内容轻描淡写。表现之三是在教学手段上进行舆论宣传和政治说教，以宣传口号代替理论的逻辑展开，把思想和理论教育演变成政治蛊惑和行动动员。这种“泛政治性”倾向最致命的缺点是没能把思想政治教育落实到思想层面上，无法通过理论的透彻解读来触动并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使受教育者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相反，过度的政治渲染还会拉大思想和理论与受教育者的距离，阻滞甚至降低受教育者的思想理论水平。

2.学术依附性使思政课囿于知识积累而非思想水平的提升

所谓学术依附性，主要是指弱化思想观念培育而强化知识性、学术性积累的倾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术性还相当孱弱，学术地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学术性的追求必须是在对本学科的学术特性充分认识和把握的条件下来展开，且不可简单套用其他学科的学术轨道。有的教师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当做专业课进行教学，认为这样的教学才有深度和力度，但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效果来看，这种所谓学术化风格恰恰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上的一个误区。从理论上说，追求教学的学术性恰好用知识性掩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特有的思想性特征；从实践上说，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对象大都是非该专业甚至都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生，从课程的数量和学生的学习时间和能力等方面考虑，学生不可能完成对课程知识体系的充分把握和学术积累，遑论基于这一知识性积累而提升思想和观念水平。

3.重理论环节而轻实践环节使思想教育与现实脱节而缺乏实效

社会实践和课堂教学一样，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西方的教育理论都明确了社会实践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必要性和重要地位。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相对成熟，自我意识强，情绪、情感丰富，并且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乐于独立思考，具备了一定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通过社会实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时期。由于在社会实践中接触到的都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而非书本上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学生们无法通过简单的背诵、记忆完成任务，必须迫使自己作出认识和思考，这无疑是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性的一种再好不过的途径。但长期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环节或者被忽视乃至名存实亡，或者虽有严格的社会实践安排但却缺失思想性的主导，甚至沦为变相的旅游。

三、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性的对策

1.贯彻针对性、形象性、层递性原则，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上的思想性

针对性是指课程内容的选择要从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每个人即便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也都会形成对某些问题的观点和看法，都会有自己的“原初思想”。当然，由于理论素养的缺乏，这种“原初思想”和我们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还有或大或小的差距。从这种差距出发，遴选并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体系，就很容易与学生的思想产生呼应，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致。形象性是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体系不可以太抽象和理论化，而要尽可能地形象生动，有感染力。这不只是要求运用视听资料，更重要的是应尽可能地从现实生活中寻找、选取那些学生日常经历的，有深刻寓意的鲜活素材，结合这些素材提升学生的认识水平和思想境界。思想教育会因为与现实生活的结合而不再产生距离感，在润物细无声中达成目标。层递性是指在课程内容的构建中遵循思想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使教学内容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并在时间上依次递进，例如要把课程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在内容上作出调整和整合，以符合学生思想发生发展的实际，有利于学生思想上的接受和提升。

2.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有学术取向

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术支撑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效果的深厚基础，但必须凸显自身的特色。首先，“合思想教育性”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术研究的独有视角，是学术个性所在，它所展示的是以思想教育为目的的研究而非单纯的理论研究。“合思想教育性”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方向和独特研究领域，能否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关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价值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术地位。其次，赋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研究以学术地位并加强其学术性研究。长期以来，教学方法的研究不被视为学术研究，在论文的分类上就有学术论文和教学论文之别，后者显然没有得到学术承认。这种观念的形成与各专业学术研究在整个学术领域的强势地位有关，它所强调的是学术积累而不是思想和观念的教化。以观念和思想教化为宗旨的思想政治教育应比任何其他学术领域都更重视教学方法研究，否定方法研究的学术性是十分荒唐的。再次，建立具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身特色的，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效果为核心的学术评价标准。这对于本学科确立独特的学术领域，凝聚和培育学术人才，提升在整个学术界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3.突出思想性在整个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在社会实践的准备阶段，要使选题富有思想意义，与课堂理论教学有衔接，作出详细、可行的实践计划并作必要的技术准备，以保证社会实践的深度；在行动阶段，要进行全时段的导引和监督，保证社会实践的方向和力度；在最关键的总结阶段，除了严格要求，更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创新社会实践成果的形式，使学生的思想和观念以最便捷的途径、最大的容量表现出来，同时还要挖掘学生最深刻的内心感受。总之，思想性主导的社会实践既要有“量”——使学生广泛思考，又要有“度”——使学生的思想观念获得深度提升。

参考文献：

[1]陈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01-102.

[2]苏振芳.思想政治教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50.

[3]张耀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8.

作者：刘清伟

政治学思想特征方面分析论文篇3：

中华仁爱思想的历史演变、当代价值及时代发展

[内容提要]中华仁爱思想先后经历了初步形成、训诂释义、体用探讨、启蒙转向等发展阶段，呈现出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的演变特征。当前，中华仁爱思想依然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滋养和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思想资源，还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基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根基。推进中华仁爱思想的时代发展，需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入挖掘和阐发其合理内涵，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着力推进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仁爱;与时俱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者简介]安丽梅，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1]164，强调“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1]164，“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1]64。讲仁爱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的思想观念，不仅渗透到一代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日常生活之中，还滋养了中华民族讲求宽厚包容、博施济众的民族性格，在当代依然彰显着独特的人文价值。目前学界对中华仁爱思想的丰富内涵、本体论说、历史演进、当代价值等内容探讨较为充分，然而在其时代发展尤其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面却少有论及。从思想史的角度结合古代政治发展史、社会生活史，深入探讨中华仁爱思想的发展脉络及演

變特征，有利于在鉴古观今的基础上深入阐发其当代价值，有利于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推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中华仁爱思想的历史演进及

演变特征

讲仁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春秋战国时期仁爱思想体系已渐趋形成，其后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因时而化、与时偕行，先后经历了初步形成、训诂释义、体用探讨、启蒙转向等发展阶段，呈现出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

1. 仁爱思想的历史演进

中华仁爱思想来源于当时有识之士对社会现状的深刻反思，同时在融入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引领着社会秩序与民众思想行为的正向发展。在持续的思想反思与实践引领中，讲仁爱成为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观念。

第一，春秋战国时期仁爱思想的形成。唐虞三代以来，我国就出现了“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等关于仁学思想的相关论述。春秋以降，孔子详细阐述了仁爱思想，提出了“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周易·系辞》）、“苟志于仁，无恶矣”（《论语·里仁》）等思想主张。孟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孔子仁爱主张，拓宽了仁爱的对象范围，提出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理论，在国家治理层面明确提出了“仁政”主张，由此奠定了中华仁爱思想的基本内容。道家则重点补充了仁爱的对象范围，如庄子提出了“爱人利物之谓仁”（《庄子·天地》）的思想观点。法家、兵家分别拓展了仁爱思想在法律、军事方面的运用，如管子认为“以德予人者，谓之仁”（《管子·戒》），田穰苴提出了“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司马法·仁本》）的军事观。由此，中华仁爱思想体系基本形成。

第二，汉唐时期仁爱思想的训诂释义。公孙弘认为“仁者爱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董仲舒的论述更为详细：“仁者恻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之事，无辟违之行。”（《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东汉许慎主要从文字学的角度解释了“仁”的内涵：“仁，亲也。从人从二。”（《说文解字》）“仁”由二人构成（也可理解为人与人），二人在一起则有人我分别、人我比较、人我争端等人际冲突和资源分配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处理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问题，就需要以“仁”为原则加以规范，这就赋予“仁”最高行为准则的内涵。作为最高行为准则的“仁”，其基本内涵指“亲也”，即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意思，具体表现为由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之爱外推为邻里乡党、师友君臣之间的人我关爱，再由人我关爱进一步推演为物我珍爱。刘熙在《释名》中也谈到了这一问题，认为“仁，忍也。好生恶杀，善含忍也”。“仁”，即不忍心伤害自己之外的人和物，时时爱护人、爱护动物、珍惜资源，正所谓“仁生物也”（《释名·释形体》）。韩愈“是研究墨子思想的专家”[2]，在《原道》一文中融通墨子“兼爱”思想提出了“博爱之谓仁”的观点。

第三，宋明时期仁爱思想的体用探讨。朱熹提出了“盖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用，故其相为表里如此”（《朱子语类·孟子六·仁之实章》）的体用一如的思想理论，他认为“仁”与“爱”的地位与功能不同，但两者又是互为表里、缺一不可的。王阳明认为“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传习录上》），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仁”具有的这种使人类万物生生不息的功能，既超越了现实生活层面的各种相对性，具有至善的特征;又“弥漫周遍，无处不是”（《传习录上》），弥漫于天地之间，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从现实功用的角度而言，“仁”的爱人爱物的功能表现为“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传习录上》），依然遵循儒家一以贯之的爱有等差、由亲及疏的行仁路径。

第四，清至民初仁爱思想的启蒙转向。明末清初以来，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李二曲、龚自珍等人面对变化的国内外发展形势，提出了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仁爱论说。黄梨洲认为，“天地之生万物，仁也。帝王之养万民，仁也”（《孟子师说》），即国家领导人只有行仁政、行王道，以养民、保民、乐民为职责，才能实现长治久安。龚自珍同样表达了“仁心为质，施于有政”（《龚自珍集·阮尚书年谱第一序》）的仁政观点，主张尊重人的生命、珍惜人力物力财力。此类仁政主张反映了当时追求平等民主的思想萌芽。清末民初，康有为融合西方自由平等思想提出了“仁”是“与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中庸注》）的时代阐释;谭嗣同融通古今宗教、哲学、科学思想而写成《仁学》一书，明确提出现实生活层面人我平等、物我平等的仁爱主张。谭嗣同仁学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明确将平等思想注入仁爱的现实作用范围之中，反映了救亡图存背景下的启蒙转向，也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2. 仁爱思想的演变特征

从儒家思想发展史来看，自先秦时期仁爱思想体系形成以来，董仲舒、韩愈、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在与时偕行中对其予以传承发展。仁爱思想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坚守本根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传承一以贯之的本体论说、至善境界、核心内容、思维方式，与时俱进的特征表现为善于在包容式发展中实现融会贯通，善于在与时偕行中实现经世致用。

第一，传承一以贯之的本体论说与至善境界。仁爱思想的本体论关注的是人类能够知仁、行仁的形而上依据。陈来认为“对生命的关爱，对生命、出生、生长的爱护，是仁的本体根据”[3]，也可以说是宇宙至善。与人们具有的能知仁、能行仁的宇宙至善相一致，仁爱思想以“止于至善”为最高境界。孔子认为“苟志于仁，无恶矣”（《论语·里仁》），如若诚能志于知仁、行仁，真诚善待关爱人间万物，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那么就没有恶人恶行恶言了。张载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的观点则是对“止于至善”境界在现实层面的具体发挥。

第二，传承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与思维方式。从仁爱思想的历史演进来看，其核心内容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为主。韩愈提出的“博爱之谓仁”（《原道》）的观点，宋代“以《西铭》和《识仁篇》为代表的新仁学，突出‘万物一体’的观念和境界”[4]，谭嗣同主张的“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仁学》）的观点，无不在亲亲、仁民、爱物的范围内，反映出仁爱天下、包容万物的人文指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下》）的核心内容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逐渐熔铸于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概而言之，这一思维方式还包括“私德外推为公德”的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的思维方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文言》）的道德性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等。

第三，善于在包容式发展中实现融会贯通。隋唐以来，传统思想文化形成了儒释道交融发展的基本态势，“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标旗帜，同时又合力互补以应用于社会的基本格局”[5]。仁爱思想也在援佛入儒、援道入儒的过程中实现了儒释道三家在该问题上的深入融通。“北宋诸儒借鉴佛、道二教超越的思维方式，通过对仁与爱、仁与道德关系的探讨，把仁提升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同时又继承儒学传统的一贯之道，强调仁之体与爱之用的统一，并且从体用两个层面肯定仁的差异一体特征，建构起体用一源的仁学本体论。”[6]在消化吸收孔子“博施济众”、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老子“慈”、庄子“齐物”、墨子“兼爱”、佛学慈悲济众等思想的基础上，宋以来的学者们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氏遗书·卷二上》）的仁爱论说。

第四，善于在与时俱进中实现经世致用。仁爱思想作为“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7]，在历史演进中总是与国家治理、社会运行、个人立身处世结合起来，发挥了敦化人心、辅助政教的重要历史作用。在国家治理层面，仁爱思想的现实作用体现为实施仁政，推行王道，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历史时期均体现了“仁政”理念与时俱进、应物变化，从而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运行方面，与时偕行形成了医者仁心、仁心仁术的仁医精神，内外兼修、道技合一的工匠精神，利缘义取、以义制利的仁商精神，勤俭朴实、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等等。在人伦日用方面，仁爱理论不断通俗化、大众化、生活化，在与民众生活的日益结合中形成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善欲人知，便非真善;恶惧人知，便是真恶”“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等通俗化表达。在日用而不觉的人伦实践中，中华民族逐渐养成了讲仁爱、尚忠恕、崇德向善的人文传统。

二、中华仁爱思想的当代价值

仁爱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善天下的至善追求，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古今中西文化深度交融的21世纪，依然具有重要的资源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传承和弘扬中华仁爱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不仅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思想启迪意义，也能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滋养

中华民族讲仁爱的思想传统为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滋养。一是仁爱思想的至善追求契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崇德向善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8]从历史文化渊源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如既往尊道贵德、崇德向善的价值追求，是对仁爱思想至善境界的时代继承。二是仁爱思想的思维方式内蕴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仁爱思想内在蕴含的推己及人、由家及国的思维路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逻辑演进提供了丰厚的历史底蕴，也是增进人民价值认同的文化前提。三是仁爱思想的丰富内容厚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底蕴。仁爱思想关于形而上层面人性平等、物我平等的思想，关于与人为善、导人向善的友善思想分别是平等、友善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仁政理论中关于国富民强、国泰民安，民贵君轻、民本君末，浚哲文明、以文化人，协和万邦、物我和谐，德法并重、刑罚简明等思想，涵养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法治等价值理念。

2. 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重要思想资源

仁爱思想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有诸多契合之处，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仁爱思想蕴含的爱人爱物的朴素的集体主义倾向和爱人利人的奉献精神，恰恰契合了当前公民道德建设所坚持的集体主义原则，也是开展公民道德建设的人文基础。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路径的循序渐进，则反映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私德外推为公德”的思维方式。在内涵契合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与个人品德的契合之处。克己复礼的核心内涵在于个体要把握自己，能够随时随地把握调控好自己的各种情感欲望，保持心理状态的理性平和。这一理念对于个人品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当前伴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迷心逐物现象并不少见。加强个人品德建设，重点在于引导人们“克念作圣”（《尚书·多方》），自制私心，加强自我约束，使自己能够清醒认识和克制伴随物质欲望而来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言行。第二，亲亲为仁的思想与家庭美德的契合之处。亲亲为仁的思想，旨在融个人修养于日常家庭生活之中，从小培养起个体坚毅的道德人格，形成集体主义精神、奉献精神。当前加强家庭美德建设，有必要借鉴亲亲为仁思想的内涵精神，将人格养成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在日常生活的亲情感化中培养起人们美好的道德情感与向上向善的道德品质，养成个体的健全人格。第三，仁民爱物思想与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契合之处。仁民爱物思想的内核在于将爱亲敬长的孝悌之情发挥出来，推己及人，由此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当前加强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建设，关键点在于以个人品德和家庭美德建设为基础，引导人们推己及人、由人及物，循序渐进。

3.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基石

仁爱思想浸润下形成的人文精神，构成了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基石。《周易·系辞》中“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的仁爱理论，反映了效法大地生养万物而毫不索取的奉献精神，引导人们诚挚地践行仁道的基本理念。孟子认为仁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人们精神家园的寄托，“仁，人之安宅也”（《孟子·离娄》）。如若真能做到知仁、行仁，并继而确立坚定不移的人格，就可以不因一时的成败得失、禍福荣辱等问题而得意忘形、失意忘形，正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中华民族在长久的社会实践与历史反思中充分认识到了仁爱思想的这种精神价值，以仁为基本价值原则发展出了仁智勇、仁义礼智信、恭宽信敏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一系列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又与时俱进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国家治理中，逐渐养成了中华民族“已欲立而立人”的自立自强、利己利人的自立立人精神，“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孝道精神，“民吾同胞”的一体同仁、与人为善、导人向善的友善精神，“协和万邦”的和而不同、和平发展的和合精神，“物吾与也”的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爱物精神，大度包容、海纳百川的文化交流精神，等等。在悠久的思想传承与实践积淀中，这些仁爱精神逐渐构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近代以来传统文化“破”多而“立”少，旧的精神家园失落了，新的精神家园建设却需要久久为功。当前，在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被不断满足后，精神如何安放的问题日益凸显，如精神迷茫、心理异常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传承和弘扬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仁爱思想以及与之相应的仁爱精神，有利于引导人们在滔滔洪流的时代发展中站稳向上向善的脚跟，不因突如其来的祸福、得失荣辱等问题而忘形，始终以自立立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立身处世，由此奠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精神基石，使近14亿中国人民汇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始终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根基

中华民族讲仁爱的优良传统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人文根基。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来说，仁爱讲的是利他而非私己的道理，是付出奉献、共同发展的道理。在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亦复如是。列子明确提出“强食靡角，胜者为制，是禽兽也”（《列子·说符》）的思想，认为弱肉强食是生物界的法则，不是人文世界的精神。从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来看，仁爱思想浸润下的中华民族主张不战、慎战、义战，主张扶危济困、以义制利，不会为了经济利益或者扩张领土主动侵略其他国家，也没有为了私欲主动发动过国际经济战争或军事战争，总是以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精神追求协和万邦的宇宙至善。正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这种讲仁爱帮弱小、讲包容共发展、讲付出众乐乐的理念与实践，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等的思想基础。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仁爱思想以厚德载物为价值旨归，认为地球、人类、万物是并生并存、共生共存的，保护地球、珍惜万物也就是维持人类的持久发展。因此，主张人类应该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地球、珍惜资源，深层次上则体现了弱化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这一仁爱主张也恰恰契合了当前“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9]的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正是建立在中华民族讲仁爱的人文底蕴基础之上的。

三、中华仁爱思想的时代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根据时代条件，继承和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特别是包含其中的传统美德”[1]181，“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0]，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的现实要求。中华仁爱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同样需要与时偕行，推进自身的时代化发展。实现仁爱思想在新时代条件下的与时俱进，就需要深入挖掘和阐发其合理内涵，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深入挖掘和阐发仁爱思想的合理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总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中华传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在反映社会存在中实现经世致用，也就不可避免地会烙上时代和阶级的印迹，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陈旧过时或糟粕性的因素。因此“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11]。仁爱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既形成了促进当时历史发展而且依然具有时代价值的优秀内容，也形成了具有时代性、阶级性的内容。推进仁爱思想与时俱进，首先需要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深入挖掘和科学阐发其合理内涵。

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审视中华仁爱思想的丰富内涵。第一，“亲亲、仁民、爱物”的核心理念。仁爱思想体现了博施济众的博爱精神，不仅主张以血缘、姻缘等为原则处理家庭家族间的人际关系，而且强调以友善的精神对待邻里乡党、朋友同伴以及天下同胞。张载“民吾同胞”的理念便体现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仁民情怀。仁爱思想不仅强调与人为善，还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因此有爱护生物、珍惜资源的思想观念。“民胞物与”的核心理念在加强社会主义家庭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仍然具有合理性、价值性。但也应该注意到，“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反经》）的流弊。第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恕道精神。仁爱思想生动体现了厚德载物的恕道精神。孔子将这种恕道精神概括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的道德要求。范纯仁将这一道德要求进一步具体化，概括为“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宋史·范纯仁传》）的立身准则。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包容宽厚的精神对当前培育理性平和、向上向善的社会心态具有重要价值。第三，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的思维方式。仁爱思想具有极强的现实操作性，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将亲爱亲人之心情、态度、方式等逐渐外推为亲人之外的人们和万物，当然“仁民”和“爱物”有着不同的范围和要求。这一思想理念生动反映了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路径。这一思维方式在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当代中国依然具有传承意义。第四，止于至善的精神境界。孔子“博施济众”的观点，韩愈“博爱之谓仁”的主张，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等，无不体现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至善境界。这一精神境界可以为共产主义道德境界提供厚重的资源支撑。

2. 促进仁爱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发轫成长于传统社会的仁爱思想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生命力，就需要在明晰自身合理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实现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转化不同于一般性转化，“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12]147。

在新的時代条件下实现仁爱思想的创造性转化，首先就需要在本体论层面和认识论层面实现现代转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进而实现内容和方法层面的现代转化。一是实现本体论层面的现代转化。仁爱思想有着自身的本体论基础，主要用“道”这一概念表达。《周易·系辞》中认为形而上的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老子认为宇宙万有的本体“寂兮，廖兮”（《道德经》），仁爱思想的本体是宇宙至善。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仁爱思想在根源上来自于当时的社会存在而非理念上的思想推衍。实现仁爱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就需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阐发其本体基础。二是实现认识论层面的现代转化。孟子认为人人生而皆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其实就是“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因此提出了人人皆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的观点。孔子也提出了人的认识来源具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论语·季氏》）等观点。王阳明则系统阐发了“知行合一”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来源于实践。因此就需要科学辨析仁爱思想的认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仁爱思想认识论层面上的现代转化。三是实现仁爱思想在内容层面上的现代转化。仁爱思想中“亲亲、仁民、爱物”“忠恕”“止于至善”等丰富内容，依然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实现仁爱思想内容层面上的创造性转化，就需要紧密结合时代社会发展需求，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四是实现方法论层面上的现代转化。在行仁的方法方面，仁爱思想基于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认识，主要以“能近取譬”（《论语·雍也》）为基本方法论原则，主张立身处世要善于推己及人，并且善于做到由人及物。当前，我们要紧密结合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理论与实践，赋予“能近取譬”以现代表达。

3. 推进仁爱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仁爱思想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增强影响力和感染力，必然需要在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性发展。“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12]147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仁爱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就需要运用综合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基本路径。一方面，坚持推陈出新基础上的综合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164实现传统仁爱思想的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传承和发展基本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坚持综合创新。在古今中西文化深度交流的21世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13]实现仁爱思想的综合创新，同样需要融会贯通这三方面的资源。具体而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在全面准确理解把握不同思想理论体系关于该问题的思想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实现综合创新。另一方面，坚持经世致用基础上的实践创新。清代学者赵翼认为，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义理必参之以时势”。[14]当今，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新的时代条件下，仁爱思想若要增强影响力，若要继续在个人安身立命、社会发展、国家治理、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作用、展现时代价值，就要结合具体的国内国外发展实际不断补充、拓展、完善自身的丰富内涵，继而融入国民教育、文化创造、生产生活、世界发展等不同层面，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创新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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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20（2）.

[1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1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人民日报，2014-1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