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及特征分析论文

[摘要]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市民社会异化本质的批判，强调“自由人联合体”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共同体。日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注重回归马克思的原初语境，提出市民社会与共同体两种历史存在形式之间的对立是市民社会理论批判的前提，主张通过“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的逻辑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马克思思想及特征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马克思思想及特征分析论文 篇1：

要有文化自信亦要警惕复古主义思潮

【摘要】建设“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起文化自信。当前的复古主义者一方面高调肯定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另一方面也在利用这一时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颠覆。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之下，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当前形势下的重要思想政治任务。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 复古主义思潮 复兴儒学思潮 政治儒学

习近平在谈及文化软实力建设时，提到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后，要加上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软实力建设不仅成为了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到底什么是软实力，与国家的竞争力有何关系？在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过程中，当前形形色色的复古主义思潮究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当前研究者关注的核心。简单地说，“软实力”指的是一个政治实体（如国家）通过文化或观念性的手段间接影响其他政治实体的行为和利益的能力。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软权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①。文化软实力就是指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科学素养和民族性格的核心价值理念。

复古主义思潮通常指文化复古主义，这是自近代以来就出现的一股思潮。早期主要是以康有为、严复等为代表。虽然二人曾提倡过维新变法，并将西方学说和思想介绍到中国，但自辛亥革命后，他们的思想立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维新变法的鼓吹者转而又去捍卫旧秩序、旧传统。在文化上，他们主张用“传统”对抗“现代化”。在政治思想上，他们意识到单纯主张固守儒家的政教传统难以说服人，如果能将儒家传统的政教体系宗教化，利用宗教信仰的力量，将更有利于维护儒家传统，因而严复和康有为先后撰文推崇“以儒教为中国国教”。康有为认为“非崇道德不足以立国”，而拯救之道“有待于教化”。他大声疾呼：“今欲救人心，美风俗，惟有亟定国教而已；欲定国教，惟有尊孔而已。”②近几年，新一代的执政领导多次在一些重要会议和公开场合，提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2014年5月4日，习近平还专程看望了北大哲学系老教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习近平这一系列“尊孔行为”被文化复古主义者加以捕捉利用，他们将其解释成为中国共产党儒家化的一次大事件，在学界也引发了多方的关注，从而掀起了新一轮复古主义的高潮。

简而言之，复古主义的特点就是在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谋求更深的政治利益。防止复古主义者利用此类宣传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颠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当前形势下的重要思想政治任务。为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文化复古主义思潮的实质。

复古主义思潮与复兴儒学思潮

在当前复古主义思潮中，除了儒家学派外，道家、墨家和法家近些年都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积极寻找机会，表达自己的主张。这些学派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推崇中国古代的思想和政治理念，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大趋势下，与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基督教争夺文化发言权。在这些复古主义思潮中，儒家学派无疑是最为活跃、影响力也最大的思想流派。从某种意义上讲，复兴儒学思潮就是当前复古主义思潮的主流。由于近十年来，大陆新儒家异军突起，无论在思想阐发、传统继承，还是在实践推行上，他们都比海外新儒家的影响力更甚。其影响力不仅表现在学术研究领域，众多民间团体、教育结构甚至政府组织也自发地举办了很多“崇儒尊孔”的活动，中国政府还筹办了多个海外孔子学院，孔子的故乡曲阜市近些年在形象宣传和市政建设方面大打“孔子牌”，每年都要举办大规模的“祭孔”活动。在刚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创新乡贤文化”成为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

上述现象普遍被理解成是借助于儒学打造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儒学思潮在近十年呈现出明显的上扬趋势，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某种意义上，这种复兴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具体来说，儒学思潮的兴盛离不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苏两极格局被打破，政治上世界呈现出了多极化的格局，经济上全球化的步伐在加快。在美苏争霸赛中，美国宣称，对于苏联的胜利是美国长期和平演变的战略的胜利。美国人成功地用西方的价值观腐蚀了苏联人民及其领导者，以至于没有发生任何激烈的抵抗和冲突，苏联人民就全面埋葬了奋斗了近一个世纪的共产主义理想，投入到了资本主义的阵营。苏联解体给我们最大的警醒，并不仅仅在于如何去提高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对抗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之下，他们“无形胜有形”的软实力的侵略似乎更加具有杀伤力。这不仅关系到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能否守住阵地；也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抗击西方文化的冲击，传承自己优秀文明的基因。在这样的背景下，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应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全面渗透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话题。儒家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益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他们中间的一些有心人士抓住机会，对新儒家的发展路径进行了积极的谋划，提出用“政治儒学”取代“心性儒学”，从而开启了大陆新儒学的发展之路。

大陆新儒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陆自发形成的一种儒家学派。“现代新儒家”主要指当前的港台儒家学派。他们承袭了第一代新儒家的衣钵，大都注重学理义理的梳理，对于西学的态度非常积极。不少现代新儒家大师的最大成就就是所谓的“儒学西化”。客观上看，由于西方传统思想已经在现代西方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构，因而这种用西学解释中学的方法也就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此外现代新儒家大多注重在书斋里用功，其学问晦涩艰深，非专业人士无法领会其要义，普通民众难以接纳领会。台湾近些年虽有“王财贵”等在民间推行“少儿读经”，但是岛内“去中国化”的政治波澜让台湾新儒家有限的实践活动也受到了牵制。

港台新儒家的学术影响力较为深远，但他们重视的是宋明理学中的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性之学”，走的是宋儒的路子。而大陆新儒家虽有派系之分，但大都要复归正统的“程朱理学”，他们更尊崇汉儒。因而二者之间在学术义理上有较大分歧。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港台新儒家对大陆儒家的影响都有限。由此而言，研究儒学复兴思潮要研究在当前中国影响最大的儒家学派，也就是大陆新儒家。

大陆新儒家思潮的内在特征分析

大体来说，目前尤其需要关注的大陆新儒家的特点主要有三个。首先，大陆新儒家主要指以蒋庆为代表的“政治儒学”派。除此之外，还有干春松和唐文明为代表的学术儒家派以及“王财贵”为首的民间读经派。另外，以方克立为代表的红色儒家在儒学界的影响也很大。学术儒教派和政治儒学派观点有很多共通之处。当然彼此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民间读经派”侧重于在实践上推行儒家理念，他们更多地得到了港台儒家的支持。方克立为代表的红色儒家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释人生和社会现象。这在中国文化、人格修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正是因为大陆儒家学派间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我们在批判儒学复兴思潮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有所区别。

特点之二表现为，大陆新儒家注重身体力行，也就是所谓的“起而行”。立足于实践以推行儒家理念，让儒学观念深入人心，这是当前大陆新儒家最显著的特点。目前大陆儒家各派均利用各种机会发扬推广儒学。学术儒家主要利用各级高校和科研院所来搞“国学班”或“儒学院”。“民间读经派”主要走世俗化路线，他们利用当前中国民间注重“早教”的特点，在儿童中推广儒学启蒙。学术儒家和“民间读经派”都比较重视儒学思想中的文化因素，政治观点较为中立。

然而在大陆儒学思潮中占主流的还是政治儒学派。而这一派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他们打着复兴儒学的旗帜，利用各种渠道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正如方克立所言：“主张复兴儒学的人绝不是淡化而是在极力强化意识形态，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同时也充分暴露了其思想主张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③一些极端文化保守主义者首先批判当前中国的文化思想。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一同斥之为劣等文化，要以儒学思想的普世化对抗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在政治制度上，他们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设计了一套“儒式虚君共和”和“儒家议会三院制”的宪政制度，提出要“儒化共产党”。④意识形态上，要用孔孟之道代替马列主义；文化教育上，将四书五经纳入必修课程；官员任免上，以是否符合儒家规范作为考核标准，如此等等，总之就是要以“儒化”对抗“西化”。有学者将这种激进的“儒化中国思潮”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中的极右翼思潮”。虽然在大陆新儒家思潮中，政治儒学派影响力最大，但是因为其激进的政治主张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知识界也遭遇到了四方诟病。以方克立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对其观点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并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判。

第三个需要关注的特点就是，大陆新儒家的宣传运作方式非常有效。善于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储备社会资本。他们非常认同杜维明讲的“一定要储备社会资本，重视杂志、报刊、学术论坛这些不能量化的东西”的观点。目前，新儒家兴办的报纸杂志在国内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影响能力。知名的儒家网站有“儒学联合论坛”和“儒家网”。此外大陆新儒家与当前国内的一些西学研究者展开了积极交流与合作。中学与西学之间的这种积极的交流与对话，是目前大陆新儒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借助这种方式，大陆新儒家的影响力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总体而言，注重实践性、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以及善于利用各种宣传手段，是目到大陆新儒家最突出的几个特点。对于儒学复古思潮中呈现出来的这些特征，一方面我们要进行具体的辨析；另一方面对于复古主义思潮中的极右翼势力，要保持高度的警醒。

如何应对当前的复古主义思潮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当前复古主义思潮掌握了较为强大的话语权。虽有各种批评之声出现，但很多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缺乏有效的、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对此笔者认为警惕复古主义思潮，正确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正确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文化软实力。而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做了明确的回答。习总书记认为：“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⑤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

第一，传统文化并非都是我们继承的对象。只有那些能适应时代发展，在新形势新条件下能凝聚人心、弘扬风尚、促进和谐的历史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才是我们要继承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千年文化传统的主流，儒家文化中的一些优秀的传统，如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被视为传统美德一直延续至今，未来这些优秀的价值观肯定会被我们继续传承下去。但是，儒家文化中大量不符合时代特征、不利于社会发展、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劣质因素也要予以摈弃。因而对于当前的儒学复兴思潮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分辨能力。

第二，必须注意儒家文化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但是它并未涵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全部。中华文化的本质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在历史上，道家、法家、墨家都曾为传统道德文化秩序的建立，以及艺术文化的发展贡献过力量。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各种思想文化并存。他们之间既有融合，也有斗争和碰撞。中华文明的蓬勃生机就依赖于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交融。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要引导各种健康的思想文化彼此间相互交流与学习、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而提升文化软实力也要进行多方位的传播、多维度的实践和多元化的沟通。

在正确理解文化软实力的实质的基础上，针对当前的复古主义思潮，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首先要积极应对当前儒家极端势力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歪曲和污蔑。儒家思想在近代的没落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作为农耕时代的文明产物难以适应工业文明发展的步伐。今天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及其在国际上文化地位的提高，归根结底离不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作为后盾。儒学在大陆复兴也有赖于一个更加稳定、自由和民主的文化环境。笔者在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非常赞同方克立的观点，他认为：“指导当前思想政治工作其总的精神就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⑥

其次，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传统文化忠实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这对于我们的执政党而言，是一块“执政富矿”，能成为执政党汲取力量的有力基础。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遭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文明碰撞。古老的中国一方面积极向西方学习“救亡图存、富国强民”之道，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对西方先进思想进行中国式的阐释，寻求融合之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历史就是不断被中国化的历史。历史已经证明生搬硬套西方思想来指导中国实践从来都是行不通的。带有“中国式的作风和中国式的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优秀传统文化。

总之，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一切有益的、好的东西都要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要加以抵御和克服。在实现百年中国梦的道路上，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方面要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树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文化虚无主义。正确分析和研究当前复古主义思潮，对于提升文化软实力，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山东济宁学院社科部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②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不忍》（第三册），1913年4月9日。

③方克立：“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儒家网，2010年3月7日。

④主要是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

⑥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是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思想的宗纲”，儒家网，2015年1月7日。

责编 /张蕾

作者：苏珍

马克思思想及特征分析论文 篇2：

从马克思本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摘 要]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市民社会异化本质的批判，强调“自由人联合体”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共同体。日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注重回归马克思的原初语境，提出市民社会与共同体两种历史存在形式之间的对立是市民社会理论批判的前提，主张通过“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的逻辑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延长线上的丰富与发展。本文从马克思提出的本源共同体三种形式谈起，聚焦日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从而进一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共同体;市民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日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

战后日本市民社会理论主要分为两大理论体系，即以丸山真男、大塚久雄为代表的批判日本封建性为主旨的近代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和以内田义彦、平田清明、望月清司為代表的针对日本现代化课题的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后者关注到彼时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缺失的若干基础范畴，例如：所有、交往、市民社会，主张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回归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佐藤金三郎在《马克思研究与现代》（1975）中，最早在马克思研究内部将他们归类为“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他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为“正统派”“宇野派”（是指由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宇野弘藏所创立的以《资本论》为基础建构其经济理论的学派）和“市民社会派”，对其中的第三类即“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评价如下：“第三类市民社会派，是最近几年新兴的学派，他们试图将先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被忽视的市民社会论重新‘复位’于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前两大类，尤其是‘正统派’是重视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史观，那么，市民社会派则是重视生产力的分工史观”。[1]219在他们那里，市民社会是日本马克思研究中缺失的重要范畴，而市民社会与共同体两种历史存在形式之间的矛盾正是市民社会理论批判的前提。他们将关切点投射到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新解读。

一、 对马克思本源共同体三种模式的差别性特征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学界大多从生产资料的所有与非所有的角度，将世界历史发展阶段界定为“无阶级社会→阶级社会→无阶级社会”的若干历史发展阶段，基于生产资料的所有与非所有的不同存在形式，将世界历史发展阶段进一步区分为“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农奴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平田清明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将阶级史观确立为历史考察的唯一方法是不科学的，主张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首先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应当建立在对其基础即“市民社会”的考察之上。望月清司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定义如下：“‘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世界历史最终要攀登的一个阶梯。如果我们一旦自觉地选择了这种社会=历史认识视角，那么包括从本源共同体到更高层次的新社会（=未来共同体）在内，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反省和展望理论就会随着对资本主义体制的认识而不断深化，在这本书中，我有意识地将这种理论称为‘历史理论’。”[2]3望月清司从“市民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平田清明从市民社会与共同体两种历史存在形式之间的对立来进行市民社会理论批判不谋而合，两者都主张从“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的逻辑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部分提出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即亚细亚共同体（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古典古代共同体（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地中海地区）、日耳曼共同体（以英、法、德为代表的西欧世界），他认为市民社会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要追溯到人类历史的共同体阶段。马克思指出，在这三种模式的本源共同体中，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并没有相分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社会共同体形式的总体特征。劳动者既拥有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又拥有劳动对象即土地，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社会共同体中，劳动与所有是同一的，劳动的主体与客体并没有分离，各个个人“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同时也进行劳动的共同体成员”。劳动的过程是创造价值和实现自我，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3]465。马克思试图通过对本源共同体三种模式的研究，将资本主义还原到历史之中，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都将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的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对于马克思所规定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三种本源共同体模式，日本学界从共同体的视角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大塚久雄认为亚细亚的共同体、古典古代共同体和日耳曼共同体三种形态应该被视作一系列从原始社会出发的继起阶段;藤原浩主张将日耳曼及古典古代的两个共同体视为并列类型，认为三种形态以亚细亚共同体为起点，或向着古典古代的形态、或向着日耳曼形态以两个并列的发展途径演进;福富正实根据《大纲》对马克思的亚细亚观和共同体理论的重构，他主张亚欧间决定（相互断绝的）并列和两者内部独自阶段的设定;望月清司提出从文献学上证明《各种形式》不是狭隘的“共同体的三种形式”理论，而是“由两个原始积累理论夹着共同体理论的三明治形状”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4]109-110。平田清明在《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中指出日耳曼共同体是欧洲中世纪发端史的始源，因此，对亚细亚共同体与日耳曼共同体进行对比研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本源共同体主要指“通过家庭的不断扩大从而形成部落的家庭，或者是各个家庭之间通过通婚形成的部落，或者是部落之间的结合”[5]480，这是三种本源共同体的共通前提。可见共同体的主体是“部落”。在共同体中，土地一方面提供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另一方面提供共同体成员所居住的场所，共同体成员通过劳动生产和再生产土地这个共同体财产。可见共同体的客体是“土地”。平田清明在对亚细亚共同体与日耳曼共同体进行对比研究时发现，两种形式的共同体中，主体“部落”的存在形式和客体“土地”的所有形式均存在差异，随着私人个体的出现，共同体成员的劳动与所有相分离，劳动者摆脱人格依赖关系而具有自由身份，随着劳动异化的产生，共同体中的个体所有向私人所有转化，共同体逐渐解体，市民社会逐步形成[6]137。平田清明认为，日耳曼共同体的成员首先是“经济独立体”，是独立的生产中心，为了个人共同利益而进行联合（Vereinigung），这是日耳曼共同体的典型特征。日耳曼共同体中的个体性，“无论是资本家私人个体还是劳动者个体，都无一例外地被异化了。只是这种异化，在劳动者个体方面体现得尤为彻底。当劳动者被夺去了本应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时，他们开始不得不意识到‘私人’问题。……日耳曼的个体所有者正是由于被驱逐出公有土地，被剥夺了公有土地的使用权，私人所有者由此产生”[7]143。“个人所有”力量的增强逐渐削弱了共同体的稳固性，生产与交往分离，劳动者要求夺回被夺走的个体性，必然要求“重建”自身固有的“个体所有”以及其后被私人所有所掩盖的“个体所有”。古典古代共同体中亦是如此，“农工分离”带来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商品交换，形成“私人所有者”，劳动方式不再是自然生产方式，而是以商品为媒介的生产方式。此时的“类”是“以城市国家这种成员间的共同体组织、以及私人所有者之间的社会生产有机体这两种形式构成的二重状态”[8]。商品生产者已经成为私人所有者，共同体社会成为一种生产有机体。

而亚细亚共同体中的共同体成员无法实现真正的“所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家父长制的特征，使得亚细亚共同体本身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人与共同体之间有着无法割离的羁绊，因此生产者无法真正成为私人所有者，共同体成员完全消解于共同体之中。马克思将这种共同体结构，归结为亚细亚共同体的时代典型。亚细亚生产模式是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城乡并存、农业与手工业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社会具备生产和再生产的全部条件，足够自给自足，因此很难发生劳动与土地的分离，尚未实现农工分化因而缺少商品的交换。马克思指出，“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9]413，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样的共同体在分工不发达的情况下难以产生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者从“所有”“生产力”等角度对本源共同体三种模式进行差别性特征分析，认为亚细亚的社会形态无法靠自身的力量实现从本源共同体向市民社会的转变。望月清司明确指出本源共同体的三种模式中，“只有出色的‘中世纪’日耳曼的西欧世界才是适合市民社会发育的土壤”，“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中世纪’世界创造出来了本来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只有这种市民社会才以‘城市和农村的对立’的形式包含着发展为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谱系”[2]15，即只有日耳曼共同体才蕴含着向市民社会过渡的可能性。平田清明认为从日耳曼共同体中产生的个人所有为分工和交往提供前提和基础，为从共同体到市民社会提供了可能。建立在个人所有基础上的分工、生产与交换方式为劳动和土地的分离提供了可能，劳动者由此逐渐获得自由身份，成为自由的劳动者。正如马克思所言，日耳曼共同体蕴含着现代市民社会产生的两个历史前提：第一，“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第二，“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 [3]465。当自由的劳动者出现，货币、资本开始作为中介瓦解了共同体中的人格依赖关系，逐渐促成了共同体的消解，市民社会的产生。

二、 异化的共同体：“市民社会”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中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时，特意指出了市民社会研究的意义，关注从经济学层面来对市民社会进行解剖。本源共同体的三种社会形态是从逻辑上、历史上与近代市民社会相对立的共同体的类型，是一种发展过程的形态表现。马克思通过对共同体与近代市民社会的对比分析，提出了商品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定式，从商品论的逻辑层面来对世界历史进行的抽象的阶段设定。通过对货币异化、劳动异化、分工与交往的考察来批判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直面市民社会的异化问题。

在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平田清明进一步提出他的市民社会理论，认为市民社会首先是人以市民的形式进行彼此间交往的社会形态，这里的市民，“指的是日常的经济生活中，普通的、具体的人，是自由平等的法主体的真实存在”[7]79。由“自由平等的法主体”所构成的社会，蕴含了与“共同体”（共同所有）相对立的意味。从本质上来看，由于社会分工不可避免带来个体间的交往，市民社会伴随着分工、交往等基础范畴逐渐兴起。私人个体以营利为目的进行生产，彼此进行商品交换，是市民社会典型的经济特征。异化首先是物成为商品转让给他人，而“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作为商品转让给他人，实际上是将生产该劳动产品所需时间的劳动让渡于他人”[7]204。平田清明特意对这里的“转让”和“让渡”两个概念作了注释说明：“转让”即向他人的让渡（Vergeben）=放弃（abandoner）。用英国市民经济学的说法，以自己的商品来换取他人的商品，实则用自己的劳动去购买和支配他人的劳动。生产用于转让他人的商品的劳动成为放弃人的类本质的劳动，是自身已经默许他人支配的劳动。可见，“这是一种自我外化的过程。劳动生产出的劳动产品成为商品，从客观经验上来看成为他人之物，这是一种外化、转让的过程”[7]204。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已有“转让即外化的实践”的论断，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也明确将“异化过程”明确定义为“Ent-und Veruberung”（外化、转让）。市民日常生活中现实发生的原为私人所有的劳动产品以商品的形式外化、转让他人，以及自身劳动从客观上为他人所支配，正是“异化”。究其成因，从根本上看来源自私人所有，个人从事生产劳动，私人占有自身劳动成果，这是市民社会的根本原理。

对“私人所有”的科学批判应当首先关注生产商品的生产方式，即“市民生产方式”的批判。这种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带来“交换”“转让”以及市民的“交往方式”，继而形成将绝大多数的他人劳动产品纳为私人个体所有的“领有方式”与“消费方式”。共同体与市民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个体”或是“个体所有”，平田清明在《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1969）一书中关注到该问题，他指出市民社会中个体所有存在于私人所有的内层，是一個不断产生个体所有过程中将个体所有转化为私人所有的社会。“市民社会成员的所有，从表面来看是私人的、排他性的所有，但是从市民社会内部来看，却是不具备排他性的个体所有。市民社会客观上产生了上文所述的‘个体’、‘个体劳动’、‘个体所有’等概念。……市民社会虽然受到私人排他性的制约，但是，由于其明确了自他之间的区别，因此可以清晰地意识到‘个’与‘类’之间的关联与区别，从而将作为‘个’的自我认知为自己。”[7]88-89、92可见，他意识到独立个体在进行商品交换活动时，兼具共同性与社会性。随着交换活动的展开，逐渐形成私人的排他性关系，此时的劳动成为私人劳动，个人所有成为私人所有。私人所有本身是排他性与社会性的矛盾统一体，而这种矛盾统一不仅使交往成为该社会的必然行为，而且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以交往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平田清明看到了马克思所指认的市民社会积极层面的意义，他指出马克思并没有一味地批判私人所有，对私人所有的否定主要集中在私人所有带来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层面上，而肯定了市民社会明确了自他之间、“个体”和“类”之间的关联和区别，“私人所有”使分工和交往成为可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也为否定之否定的未来社会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中对市民社会作过如下规定：“在过去的一切历史阶段上出现的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方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0]38依照马克思的这一逻辑，只要生产力和交往存在，市民社会便存在。以平田清明、望月清司为代表的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认为，市民社会贯穿于从本源共同体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即具有“历史贯通性”，这一观点与马克思所指认的市民社会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强调市民社会的内在必然性并一定程度上肯定其积极层面的意义，是“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通识，“市民社会虽然受到私人排他性的制约，但是，由于其明确了自他之间的区别，因此可以清晰地意识到‘个体’与‘类’之间的关联与区别，从而将作为‘个体’的自我认知为自己” [7]92。市民社会中通过商品交换而自然形成的独立个体之间自由、平等的法关系及其观念，是人类有意识地形成历史的重要动因之一。

三、 扬弃市民社会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

在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中，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和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将市民社会与人的存在方式联系起来考察，摆脱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通过市民社会批判寻求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体现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人学向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11]186日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市民社会中的异化现象的考察，进一步揭示了异化本质是对私人所有的扬弃，扬弃市民社会中由私人所有所引起的经济、宗教、政治等各方面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以及交往的异化，而这种扬弃并非从社会中将“所有”剔除，而是要实现“个体所有的再建构”，同时指出历史是一个从共同体（commune）→共同体的解体即私人所有的社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革命性转变即实现真正的共同体（commune）的过程。以平田清明、望月清司为代表的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者将目光投射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设定，通过个体所有的概念将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连接起来，从“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的逻辑上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指出社会主义是“个体所有的再建构”，是“市民社会的继承”。只有去除个体所有的私有形式，将其还原为真正的个体所有，即真正实现个体的类的所有，才能真正走向共产主义。

马克思通过对私有财产的剖析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异化本质，将扬弃异化道路的最终目标指向共产主义，构建新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即实现“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2]199。共产主义是对市民生产方式的扬弃，是去除个体所有的私有形式，真正实现个体的“类”的所有。但是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过，“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方式，这种交往方式在生产力被创造出来而私有制成为阻碍这种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可能被摒弃的，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不可缺少的”[13]94。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展到某一阶段，分工和私有制才可能被消灭，“只有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方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 [14]516。马克思批判了市民社会异化的共同体，强调“自由人联合体”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共同体。

四、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国际新定位共同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历史新使命。无论是与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世情，还是与平田清明等日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遇到的世情相比较，当今世界处在以往所未曾经历过的特殊时代。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尖锐，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因此，关于“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已成为全球性议题。过去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该问题感到迷惘，现在许多发达国家也不知所措，尤其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失灵的现实境遇下，求索一条有效破解全球性发展难题，化解风险挑战的路径选择显得更加紧急、迫切。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初作为一种发展“意识”而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将其上升到全球治理方案的高度去理解。在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系列峰会上，他指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5]526的价值理念并作出全面系统阐述之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响应和广泛支持。

首先，从继承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上与马克思本源共同体都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最终目标是打造一个以全人类的共同目标、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社会里应该是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全世界人民友好相处;世界的命运应该由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在追求本国利益时都应该兼顾他国合理的关切，共享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各国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共同应对全球问题与挑战;全人类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为共同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描绘的这种社会状态，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前奏。所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的根本指向具有一致性。在马克思的語境中，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不会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是全世界都要实现共产主义，将是世界性的。同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也具有世界性，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奠定基础。

其次，从创新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与马克思本源共同体在实践基础上的又一次哲学升华。因为从表层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作为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对偶性存在，是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而提供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而从深层次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贡献。因为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各资本主义国家基于利益考量而放弃全球政治经济的整体性发展，放弃对共同问题的关注与解决。不同于以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及世界历史叙事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具体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体现在我们党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构建共同体[16]。在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在安全上，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在经济上，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生态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顺应了历史潮流，回应了时代要求，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繁荣进步都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总而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理念和理论主张，关注“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以“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为逻辑起点，旨在强化各国之间合作共赢，促进彼此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的“自由人联合体”主张相一致，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全人类发展的角度着眼，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思考，继承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和人的发展的价值追求，同时融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中国价值观，使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体现时代发展要求，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赋予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崭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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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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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6]杨洁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7-11-19（06）.

（责任编辑：向 阳）

（校  对：山 柏）

[基金项目]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日本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8BZX033）;2017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后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7XC001）。

[收稿日期]2021-12-09

[作者簡介]丁瑞媛，哲学博士，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210009。

作者：丁瑞媛

马克思思想及特征分析论文 篇3：

高职学生学习心理与学习行为研究

摘要：高职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社会培养生产一线技术人员以及其他领域的需求型人才的重任。高职教育尤其是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心理与学习行为，是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现阶段，高职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心理及行为存在缺乏明确的学习动机、学习负担过重、感觉前途渺茫、读书无用思想，以及自卑心理等问题，严重影响着教学的实效性，主要是由于学生、学校以及社会等方面原因造成的。为提高高中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的质量和效率，推动职业教育健康持续发展，今后应该注重以下几方面策略：充分掌握学生实际，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充分尊重学生，努力增强其学习自信心；努力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融入到学生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以及教学积极性。

关键词：高职院校；学习心理；学习行为；对策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着对学生开展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担，同时还是对高职学生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职学生心理过程以及个人行为，并直接影响着学生其他学科的学习心理与学习行为。所谓学习心理，即学习者对待学习的态度或者其在学习时候的心理状态。而学习行为是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学生学习心理和学习行为直接决定着学生的学习效率以及学校的教学质量。近年来，尽管高职院校非常关注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心理和学习行为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严重影响着高职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鉴于这个原因，笔者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为例，指出学生学习心理和学习行为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问题的成因，并提出改善学生学习心理与学习行为，提高学习实效性的优化对策，以期为高职教育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一、高职学生学习心理与学习行为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缺乏明确的学习动机。学习动机属于激发与维持学生学习活动的一种动力。根据调查和研究发现，一定比例的学生缺乏明确的学习动机，这种并非以掌握知识为目的建立起来的学习动机是十分脆弱的，因此不能持久存在。这一少部分学生非自愿进入高职学校，例如一部分高中毕业生，由于毕业后没有能考上大学，再加上他们本来就不愿继续就读，然而家长却对其进行强制，出于无奈他们才随便选择高职学校来就读。这样的学生大多数都认为学习是件无所谓的事情了，所以对学习的兴趣并不高，易于产生“厌学”情绪，严重的还会出现“逃学”行为。

2.学习负担过重。当前社会竞争激烈，高职学生要想毕业后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只有在校期间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学习中，将自己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掌握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总是处于一种高度紧张学习的状态，使学生身心感到疲惫不堪，不能忍受这些压力。

3.感觉前途渺茫。一些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前途丧失了信心，感觉前途非常迷茫。这是由于高职学生大部分是基础比较差的学生，他们长期生活在“笨蛋”、“不可救药”等批评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中，许多学生和家长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上高职低人一等，没有多大的出息。再加上教师和家长的批评教育方式不妥当，不知道尊重孩子的意愿，从而使学生产生一种逆反心理，进而对自己的学习、前途丧失自信，导致对学习产生了厌倦。

4.读书无用思想。一部分学生将高职学校当成跳板，存在急于就业的错误想法。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时代的变迁，高职生的道德水准、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以及价值取向均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向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当前社会中存在劳动力准入门槛低和劳动力就业难的矛盾，极大地冲击着高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一方面的形势是就业市场供过于求，很大一部分大学生、高职生毕业之后就面临失业，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的劳动力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不存在受教育程度与专业技能等级的具体要求，许多小学初中没有毕业的人，只要能够出力，照样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该社会现实使很大一部分高职学生以为：学和不学一个样、学多学少一个样，将来都能在社会中找到工作。所以，就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形成了“读书无用”的消极情绪。

5.学生存在一定的自卑心理。因为受高考热潮的影响，一些高职生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只有能够升入大学的才是优秀学生，而他们这些进入高职学校的学生低人一等。在这种消极情绪的影响下，再就是大多数的厌学学生的自卑失败体验相对较多，使学生的自卑心理得到深入发展，并不断扩大，使得他们的依赖心理比较强，缺乏责任感，承受挫折的能力相对较差，导致丧失信心与勇气，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二、问题成因

1.学生原因。相比本科院校的学生而言，第一，高职生大部分知识基础十分薄弱，认知水平较低，其对社会发展规律缺乏深刻认识，具有相对较低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充分的认识。第二，学生的知识逻辑性以及系统性普遍较差，更谈不上知识迁移的能力。第三，很大一部分高职学生具有相对较大的惰性，意志品质严重不足，尤其是其坚持性、自制性以及目的性等方面不足，对其学习心理和学习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

2.学校原因。首先，大多数高职学校的软硬条件相对较差，相比本科院校而言，其在师资力量、校园环境、教学设施、校风、教风以及学风等方面落后，这些因素均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产生影响，进而表现在学习行为方面，如迟到、逃学等。校风、教风以及学风等方面相对较差，易于形成较差的学习环境，对学生的学习习惯产生影响。其次，学校教育在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相对落后，其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多数停留在课堂之中，很少开展实践活动，没有体现出高职教育的实用性以及实践性特征，同时也没有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3.社会原因。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阶段，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以及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各种不良的社会风气与现象不断发生，使学生经常体验到教师传授的内容和社会不良现象发生冲突。如贪污受贿现象时有发生，官员养情妇、包二奶问题频频曝光，市场中假冒伪劣产品、坑蒙拐骗现象层出不穷，造成高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兴趣。此外，社会上拜金主义、投机取巧的现象时常对学生的思想进行侵蚀，使学生养成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学习习惯，特别是对于高职生，当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他们对自己的前景产生担忧，因此片面地以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看待学习，认为一些理论课程缺乏实用价值，导致形成扭曲的学习心理以及学习行为。

三、解决高职学生学习心理与学习行为问题相关对策

1.充分掌握学生实际，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手段之一，教师一定要不断拓展教学内容，并和学生生活以及实际相贴近，使其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对个人成才的意义，激发学生主动学习。要实现这一目的，教师应该积极转变教学理念，科学合理地创设问题情境，通过启发式教学方法开展教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合理利用课堂讨论法、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以及实训教学法等，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其自主讨论，接着通过教师总结，让学生充分把握知识内容。另一方面，利用多媒体开展教学，巧妙制作多媒体课件，通过播放视频资料的方式，引导学生熟练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并解决现实问题，使所学的理论知识得到升华，同时在学习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2.充分尊重学生意愿，努力增强其学习自信心。通过调查看出，高职学生自信心不足是造成其学习心理、学习行为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多数高职学生的学习成绩非常差，经常将其归结于自身能力缺乏，使得他们对学生产生厌倦、无助，导致学习积极主动性下降。所以，教师应该牢牢把握这一个问题，充分关注学生、尊重学生，能够发现学生的优点，并不断对其进行鼓励确认、为其提供更多的帮助，使他们能够找到自信，从而主动参与到学习之中。另外一方面，多给学生提供锻炼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可通过辩论、演讲等活动，让学生获得发言机会，同时鼓励学生主动参与，使他们获得成功的体验，切实感受到自身努力的收获，从而使其从无助、厌倦情绪中得到解脱，进而使其成就意识得到增强。

3.努力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融入到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切实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的作用，构建起一种全校全员的育人氛围，特别应该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融入到学生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中。具体来说，可通过建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的方式，该组织成员主要包括学校领导、党委宣传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院系辅导员以及班主任等，该组织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定期或者不定期调查学生学习、思想状况，分析其中存在问题，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开展志愿者行动活动以及假期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式，让学生宣传党政方针，以及政策，也可以通过参观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让学生在亲身的参与中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并能够有所收获，从而使学习实效性提高。

4.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以及教学积极性。首先，教师应积极转变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第一，加强学习现代职业教育、心理学以及教育学理论知识，全面把握高职学生管理的特点以及规律。第二，切实加强自身学习，积极改进教学模式。教师应该充分把握住学校为其创造的学习机会，参加培训班以及远程教育，并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教学研讨会，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充电，努力将教学水平提高。其次，学校应该努力增强教师的自我效能感，不断将教师的待遇水平提高。学校之间应切实加强合作以及交流，实现师资的充分共享，使专业课教师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再次，学校应努力将教师职业倦怠心理克服。科学合理地利用好薪酬、评优以及职称政策，对教师进行引导，并为其提供服务，使高职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得到充分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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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四川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课题“高职学生学习心理与学风建设研究”（SZ2012274）。

作者简介：余红利（1979-），女，四川仁寿人，本科，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学工办主任，研究方向：思想政治。

作者：余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