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的行为经济学分析论文

2022-04-23

［内容摘要］价格失信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性中的机会主义倾向，而机会主义行为得以实施必需两个条件：第一，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前提是信息不对称。现实社会中，信息是不对称的，一般说，卖方比买方具有更多关于商品价格方面的信息，卖方就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欺骗买方；第二，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动机在失信收益大于失信成本。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信用的行为经济学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信用的行为经济学分析论文篇1：

《劳动合同法》下的企业之逆向选择分析

[摘要]逆向选择指受众（如消费者、顾客等）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行为选择。在劳动市场领域也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其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立法目的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论的热点，企业作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其行为对《劳动合同法》的落实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劳动合同法》实施下企业的逆向选择进行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劳动合同法；企业；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本意上是指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价格下降产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进而出现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的现象，主要是指受众（如消费者、顾客等）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行为选择。在劳动市场领域也存在逆向选择问题。从劳动市场的需求方（资方）来说存在企业逆向选择，是指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驱使下，利用其在劳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而采取一系列逃避责任、回避管制行为。

作为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建设中的又一新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劳动合同法》从起草、颁布、实施再到实施之后的一系列过程，掀起了全国性的大讨论，许多企业包括一些知名企业在该法生效前夕做出了大规模裁员、重新订立劳动合同等行为，本质上就属于与大众意志尤其是《劳动合同法》制定者所代表的官方意志相违背的逆向选择行为。既然逆向选择行为违背官方意志、损害劳方利益，那么，剖析其产生的原因就至关重要，对于下一步的法制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具有借鉴意义。

一、逆向选择之立法因素

（一）立法过程缺少充分博弈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过程从大众的角度看，缺少充分博弈，最终导致投资者与劳动者的双重不满与排斥。在立法之前讨论时，就有学者提出过立法的公平性问题，认为《劳动合同法》应保护劳资双方的平等权利，任何违约方都应承担违约的责任，并赔偿给另一方带来的损失，但这种意见在该法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也有学者提出，立法过度偏向某一方时，会让立法失去公正。在各国立法的历史上，许多法规政策出台后的结果往往印证了这一推论。另外，还有部分学者从立法增加了交易成本与劳动成本、不利于增加就业和增强企业竞争力、不利于劳动力本身流动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这同样会伤害劳动者的利益。如果在立法之前的博弈中对这些意见的重视度不够，就会埋下企业逆向选择行为的隐患。

（二）法律责任不清，违法成本过低

《劳动合同法》中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明显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是如果用人单位违反了这些规定，却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承担，对那些采取措施规避《劳动合同法》的用人单位则更没有具体的惩戒措施。另外，在企业违反劳动法规时，相关的处罚力度不够，甚至没有处罚，这样势必会造成用人单位无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存在，随意侵犯职工权益，最终置《劳动合同法》于尴尬境地。

二、逆向选择之政府因素

（一）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自从《劳动合同法》起草以来，随着对劳动保护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在劳动保护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并取得了较好成效。但是，企业消极地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仍未得到全面有效的遏制，尤其是针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所采取的裁员、与老员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等问题对劳动保护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关键是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二）政府职能弱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的功能和作用越来越强，而政府的职能和作用则越来越弱。伴随着行政体制改革，政府部门正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演绎着一场推进政府职能转化和弱化的变革。但在弱化的过程中，由于转化不当而造成行政职能的“缺位”现象。对于劳动关系的处理与调整，一旦政府职能弱化至“缺位”，就有可能出现部分企业置职工利益于不顾，置劳动合同法律的规定于不顾，完全从企业利益出发来处理劳资关系的现象。

三、逆向选择之企业内在因素

（一）企业以逐利化为目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要求，已经由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附属物向以企业法人财产权为基础，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转型，企业生产的最根本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为规避企业运行中的风险，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追求下，企业通过“隐形行动”而不完全承担其行为全部后果的情况下，有动机也有可能损害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由此导致了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二）企业社会责任缺失

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是指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社会承担的应尽责任或义务。目前，我国公众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督力量还非常薄弱，侵犯知识产权、危害劳工权利等情况在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中屡见不鲜。在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发展，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劳工关系增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三）员工是“经济人”

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精神来看，立法者把“以人为本” 作为立法的出发点，而经济学原理则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出发点，假设条件的不同导致了立法结果的不同。而后者的假设似乎更切合实际情况一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员工与企业一样也具有“经济人”的特性。作为“经济人”的员工，在其难以重新谋职业之时，与企业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其必然的选择，这是同样作为“经济人”的企业所不能容忍的，做出保护自己利益的逆向选择行为是其必然选择。在劳动关系领域，由于员工道德风险的存在加上企业对于员工信息掌握的不完全性，使得企业不愿轻易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就成为可能。

（四）劳工关系领域的诚信交易机制不健全

规范的劳动力市场秩序，有赖于严格的法制，也有赖于国民良好的道德水准和信用意识。从目前劳动力市场暴露出的问题来看，劳动力市场秩序的混乱与企业的恶性竞争、不讲商业道德、信用危机、奉行拜金主义有关，它导致了社会信用整体水平的下降。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引致企业逆向选择便是社会信用水平低下在劳工关系领域的典型表现。信用的缺失不但扰乱了正常的劳动力市场秩序，提高了劳动力市场交易成本，减弱了劳动力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降低了市场效率，而且成为阻碍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人无信不立，市无信则乱。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建立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秩序，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任何劳动合同都应给予企业和员工以诚信和公平履行的权利和义务。

当然，逆向选择的产生涉及方方面面的原因，要徹底杜绝其逆向选择行为是不现实的。然而，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增加企业逆向选择成本、倡导诚信交易等方式却可以有效地约束企业行为。通过降低守法企业的生产成本来鼓励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对于减少企业逆向选择行为、构建和谐劳工关系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魏浩征，魏浩征解读劳动合同法及实施条例[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11月

[2]王思思，我国劳动合同法的经济学分析[D].吉林大学，2011

[3]敖妙，劳动合同法背景下的劳资平衡[J].唯实，2012（3）

[4]郭丽媛、田毅，企业规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动因及其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1（2）

王悦，回族，宁夏银川人，北方民族大学教师，硕士，研究方向：法律经济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学校级科研项目（2010Y003）成果之一。

作者：王悦

信用的行为经济学分析论文篇2：

机会主义、价格诚信与制度安排

［内容摘要］价格失信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性中的机会主义倾向，而机会主义行为得以实施必需两个条件：第一，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前提是信息不对称。现实社会中，信息是不对称的，一般说，卖方比买方具有更多关于商品价格方面的信息，卖方就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欺骗买方；第二，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动机在失信收益大于失信成本。所以，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消解机会主义产生的前提——信息不对称、抑制机会主义产生的动机——较高的收益预期，是减少和杜绝价格失信的关键。

［关键词］机会主义；价格诚信；制度安排

作者简介：陈文泽(1965—)，女，四川大学政治学院(成都，610064)，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李蓉军(1962—)，女，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0064)，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制度经济学在对人的行为假定中，一个最基本的假定就是人的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所谓机会主义倾向是指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行为倾向，用经济学术语来表述，就是指在非均衡市场上，人们追求利益内在、成本外化的逃避经济责任的行为。威廉姆森认为：“机会主义是指信息的不完整地或者受到歪曲地透露，尤其是指在造成信息方面的误导、歪曲、掩盖、搅乱或混淆的蓄意行为。”［１］(34) 价格失信行为（价格欺诈、虚假标价等）就是这种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市场交易的复杂性，不仅增加交易成本，影响市场效率，而且破坏市场秩序，使市场经济原有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受到限制，市场可能出现无序状态。

机会主义行为之所以产生，原因有二：第一，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前提是信息不对称。现实社会中买方和卖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作为信息优势方的卖方，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时，就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而实行机会主义行为；第二，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动机是成本收益比。任何理性经济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经济人”的决策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成本收益比。经济主体是否守信，当然依赖于其道德品质，但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对自己成本收益的理性预期。所以，要使市场有效率地、和谐有序地运行，必须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制度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为了克服人性的弱点和市场的不足。制度是通过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为诚信创造条件。诺思在其代表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包括人类用来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的制约”,并且“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它们是为人类发生相互关系所提供的框架”,并以此“确定和限制人们的选择集合”。他认为：“制度制约既包括对人们所从事的某些活动予以禁止的方面,有时也包括允许人们在怎样的条件下可以从事某些活动的方面。因此,正如这里所定义的,它们是为了人类发生相互关系所提供的框架。它们完全类似于一个竞争性的运动队中的游戏规则。”［２］

既然价格失信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前提是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动机是成本收益比。所以，营造价格诚信的市场环境有两个路径：一是消解机会主义产生的条件——信息不对称；二是抑制机会主义产生的动机——成本收益比。这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实现。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减少或杜绝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前提，扼杀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动机。

一、改变买方卖方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安排

价格欺诈等机会主义行为之所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可以按时间分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事前非对称信息”可以使当事人隐瞒关于自己的“私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即有些信息只有当事人一方知道，另一方不知道），并可能通过提供不真实的信息来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亦称“签约前的机会主义”（PrecontractualOpportunism）。譬如，价格失信中的虚假标价，就是卖方隐瞒自己所拥有的关于商品的成本、品名、产地、质地、等级等“私人信息”；“事后的非对称信息”, 即签约时双方都了解有关信息，但签约后有一方可以利用对方不了解的签约后的信息优势，做出与另一方利益相悖的行动，给对方带来损失。在信息经济学中，这类失信称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亦称“签约后机会主义”（PostcontractualOpportunism）。［３］譬如，在价格失信行为中，卖方故意“模糊标价”，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文字、图片、计量单位和故意含糊标示隐蔽附加条件等，不履行价格承诺。

防止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价格机会主义行为，重点在于建立“价格信号传递机制”，尽量使交易各方的信息对称起来，对交易对象的信用情况尽可能多地了解。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增加价格市场的透明度，是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努力加强和完善相关制度安排，要求市场参与主体在不涉及商业机密的条件下充分公开自己的信用及相关信息，增加信用过程的共同知识而减少私人信息或隐蔽信息。

建立“价格信号传递制度”是改变信息不对称状况、减少价格失信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途径，具体概括为：

1.价格信息披露制度。价格信息的公开披露是弥补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方式，目的是将信息强势方的“私有信息”变为“准公共出品”或“公共出品”，提高价格透明度，促进信息共享，矫正信息弱势方的不对称状况，加强对信息强势方的约束，有效约束卖方的价格行为，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形成社会监督机制。

我国《价格法》第十三条规定：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关于商品化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第三条明确界定：明码标价是指经营者收购、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公开标示商品价格、服务价格等有关情况的行为。对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即要求对产品的品名、产地、规格、性能、质地、计量单位和服务项目、服务程度等作出明确说明和标示。

价格欺诈行为主要表现在价格信息披露不规范上。严格执行《价格法》的“明码标价”制度有利于遏制价格失信行为。不过，《价格法》只规定了明码标价，而未明确规定必须明码实价。从现实情况看，明码标价的实施效果越来越不理想，一些经营者甚至把明码标价当成价格欺诈的挡箭牌，虚高标价、虚假打折、“大甩买”、“跳楼价”各种价格战名目繁多。明码标价并非明码实价，经营者标示的价格往往是“低价高标、明降暗升、明赠虚送”，搞假降价、假打折、假让利。这些所谓的明码标价让消费者雾里看花、真假难辨。目前《价格法》的“明码标价”与“明码实价”应该说本质上是一致的，但由于在“明码实价”方面没有明确的法律要求，在“明码标价”方面法律用语不够严谨规范，因此执行起来随意性大。有必要完善明码标价方面的立法，明确支持和鼓励明码实价，进一步规范经营者的价格行为。

2.价格信用评估制度。价格管理部门或中介机构对企业价格信用进行公开、公正的等级评定，颁发相应的等级证书，并将价格信用纳入社会整体诚信评价体系。这可以将企业的价格信用状况清楚昭示出来，给信息弱势方提供消费决策信息。同时，提高诚信单位的知名度，培养信用名牌企业，让优质企业赢得客户，赢得市场，获得“信誉租金”；让信用差的企业失去客户，失去市场。

3.价格信誉档案制度。信用管理行业或信用中介机构制作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记录档案，并自动生成信用记录的“红黑名单”，定期在大众媒体如报纸、电视台，特别是在权威互联网站向社会公开。信息不对称是失信者得以继续生存延续的重要原因，因为在没有信用记录档案时，失信者可以继续与他人交易，不断做“一锤子”买卖赚取暴利，或者干脆摇身一变，注册新公司。价格信誉档案制度一方面可以让消费者在消费之前了解消费对象的资信状况，采取事前防范措施，并降低弱势方获取信息的成本；另一方面将失信交易双方的矛盾激化为失信者对全社会的矛盾，形成对失信者的社会联防纽带，让失信者一时失信，终身受损，加大其失信成本。

4.价格信用服务制度。应尽快建立第三方征信机构，搭建价格信息网络平台，加快价格信息的采集、加工、生产、归类、整理、开放、评估、查询，实现资源共享，建立有序的价格信用服务体系。积极推进价格诚信信息数据库建设，并让其融入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平台。通过依法公布经营者价格诚信信息，为市场交易行为提供辅助决策，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这是确保价格诚信信息能够切实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经营者价格诚信建设的一种长效机制。

5.价格信用担保制度。当对交易对象的信用了解不够，而自己亲自去获取相关信息的成本又极高时，可通过担保机制，由信用较好的第三方出面担保，这是一种比较简便易行的办法。“担保”同“信用等级”“档案”一样发挥的是“信号传递机制”的作用。“抵押”也是与此类似的“信号传递机制”。信用担保制度还可以分散和转移信用风险，当交易对象失信又失去赔偿能力时，可以向担保公司索赔。

二、改变守信失信成本收益比的制度安排

市场竞争中出现失信行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制度缺失或条件不完善，其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收益大于成本。抑制失信行为的根本途径不是引入更多的政府干预，而是构建一个经济人遵守市场秩序的收益大于成本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经济人行为。失信行为的泛滥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道德沧丧，而是现有的制度存在缺陷，导致经济人选择失信行为有利可图。一旦失信惩罚不严格，守信收益不明显，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任何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人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取决于制度环境，在一个好的制度环境里，品行不好的人也得好好干，否则被淘汰出局，在一个不好的制度环境里，品行较好的人也可能不好好干。

制度是通过利益诱导或禁令的方式影响个体行为的。“逐利的理性经济人”基于对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权衡，其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受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和可预期的稳定性所决定。制度通过对机会主义行为的强制惩罚，使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的预期收益，从而使精于成本收益核算的经济人自觉维护市场秩序。

价格诚信与失信选择，与失信、守信的期望收益、违规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和被发现后的处罚损失有关。在设计相关制度时，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失信行为的“失信成本”一定要大于失信行为的“预期收益”。“失信成本”就是“平均惩罚力度”与“被惩罚概率”的乘积；相应地，使守信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守信成本”，这种“预期收益”，包括正常经营收益加上诚信作为无形资产的收益，再加守信奖励收益。改变守信失信成本收益比的制度设计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考虑。

1.价格失信惩戒制度。市场交易中的人都是理性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并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当价格违规行为带来的期望收益大于不违规的正常收益时，经济人选择违规。所以加大违规处罚力度是抑制价格失信行为的关键。现行的法律法规在这方面显然存在不足。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事诉讼法》中，消费者的索赔率太低，只有两倍，而失信者的非法暴利有何止两倍。

在对价格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时，应该加大处罚力度和改变违规企业的长期收益。根据企业的不良信用记录，实行重处、累进和连环处罚制。对数次价格违规者实施重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失信者处罚很重，如法国对制假售假者罚款额度高达100万法郎，并判监禁2年。美国对这类违法活动的罚款可高达200万美元，或判监禁10年，或两项并处，对有前科的，罚款最高额为500万美元，监禁20年。［４］另外，对有价格违规记录者，在信贷、发行股票债券等方面给以限制，数次价格违规者实行市场退出和行业禁入制度。总之，通过不断提高违规的边际成本，使违规行为变得越来越不划算，促使市场经营者自觉维护市场秩序。

反之，如果价格失信行为得不到及时、应有的惩罚，反而成为投机获利的手段，人人喜而用之，那么，价格失信行为很可能逐渐演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从而使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遭到破坏，甚至崩溃。

2.价格守信激励制度。诚实守信如果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守信行为如果不能给守信者创造价值和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最终结果必将使信用行为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稀缺资源。价格守信激励制度是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增加守信行为的收益，建立守信与收益的正相关关系。如对价格信用等级高的企业可以在信用额度、利率、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在股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优先考虑。通过这些制度安排，使守信者获得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使诚信真正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成为企业的财富和生产力。诚实守信也就会成为人们当然的行为准则。

3.价格监督责任制度。该项制度主要是针对监督价格的相关政府部门和中介机构而言。首先，我们来分析相关政府部门。假定政府监督部门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于信息不对称，虽然监督存在一定成本，但基本上由纳税人负担（目前，监督部门的收入来自财政拨款），因此对违规行为的查处是公众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不会给监督部门带来收益（监督部门罚没的非法所得必须上缴国库），相反，可能出现“寻租”行为。企业如果违规而没有被监督部门查处，政府虽存在某种声誉损失，但损失不大，毕竟违规行为的直接受害者是消费者。所以，政府监督部门缺乏监督动力，只会对那些民愤极大、后果严重的违规行为给予关注。［５］其次，我们再来分析有关中介机构。且不说目前许多中介机构本身就隶属于政府部门，就是相对独立的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由于他们的财源本身来源于所服务的厂商，所以缺乏监督动力，甚至出现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合谋”。加之目前中介机构的职责不明确，一些信用评级机构只负责发牌牌，根本不负任何责任。

所以为了提高对价格失信行为的查处概率，必须加强政府监督部门和中介机构的责任感。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体加强对政府监督部门和中介机构本身的监督；另一方面，对政府监督部门和中介机构的责任通过相关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进行责任追究。比如，可以对政府部门的监督乏力和消极监督进行责任追究制，对于所辖范围的价格失信行为进行责任追究，并给于相应处罚。对相关中介机构的行为进行规范并实行连带责任制，如果其信用评级单位出现信用问题，评级单位负连带责任。

4.价格监督激励制度。目前，价格欺诈、假冒伪劣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违规行为的查处效率不高。对一些不法商贩和地下作坊，尽管工商质检部门每次抓住都处以罚款，甚至是重罚，但仍然难以杜绝。原因在于这些运动式的打击活动，不可能经常开展，对违规行为的总体查处效率不高，很多违规者交过罚款以后继续重操旧业，因为如果只有10%的查处概率，那么选择违规的预期收益还是很高。这就如同飞机失事虽然后果严重，但由于失事概率很低，所以并不妨碍人们坐飞机的选择。所以要提高对违规行为的查处概率仅仅依靠相关政府部门和中介机构是办不到的。价格监督激励制度主要是指对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者来说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查处概率。一方面，设计激发社会公众的监督积极性的制度安排，如有奖监督、有奖举报。最近成都实行的有奖护税发票就是一项很好的监督偷税漏税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提高利益相关者的监督积极性方面进行制度安排。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看，价格违规行为的真正受害者是相关利益群体，他们有最大的激励去揭穿和披露给他们切身利益带来损失的违规厂商。然而他们却是弱势群体。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太低的索赔率（只有两倍）使他们失去监督动力，而太高的诉讼成本又使他们望而却步。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考虑降低受害方的监督成本，如简化小额赔款的诉讼程序，提供投诉便利、设立代理诉讼等，并加大赔偿金额和赔偿责任。只要公众和相关利益群体都有对价格失信行为的监督积极性，违规行为会变得无处藏身，也无利可图，自然就会销声匿迹。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如下结论，即中国现实经济中价格失信现象和机会主义行为泛滥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有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价格信用信息传递机制缺乏，这是机会主义行为得以产生的前提。这需要通过价格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价格信用评级制度、价格信用档案制度以及信用担保制度等予以弥补；二是价格信用激励机制不当和查处概率不高，守信者得不到应有鼓励，失信者得不到必要惩罚，从而使守信者没有守信动力，失信者存在巨大的收益预期，形成一种社会性的“逆向选择”。这需要通过失信惩戒制度、守信激励制度、价格监督责任制度和价格监督激励制度等方法，来改变守信失信的成本收益比，使诚信与收益成正相关关系，使失信变得无利可图，这样自然就会形成价格诚信氛围。

主要参考文献：

［1］迈克尔•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3］于立，于左，丁宁．信用、信息与规制——守信／失信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2(6)．

［4］陈文革．非法高收入的来源及治理对策［J］．湖湘论坛，2004(1)．

［5］薛求知，任胜刚．市场秩序不规范的博弈分析［J］．当代财经，2003(4)．

作者：陈文泽　李蓉军

信用的行为经济学分析论文篇3：

预防惩治腐败问题的法经济学分析

摘要：腐败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经济因素起着重要作用，通过经济学理论深入研究预防惩治腐败问题对于强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极为重要。腐败行为产生的信息、成本和制度等经济诱因值得高度关注，其危害主要表现为抑制经济增长，影响生产效率；扭曲资源配置，耗费社会资源；破坏社会规范，降低政府公信力。本文从腐败问题的法经济学诱因和危害入手，提出预防惩治腐败问题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腐败；法经济学；犯罪；政府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1]正如斯蒂格里茨所说：“权力倾向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它既可见于最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可在最微小的团体中找到痕迹。”[2]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惩治腐败力度不断加大，成效不断显现，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然而，腐败现象依旧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腐败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经济因素无疑起着重要作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之上的，即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时刻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更加明确地说明，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满足层次是递进的，并按其重要性从低级生理性需要到高级心理性需要排列成不同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应该充分考虑到官员的经济人属性，运用经济学的手段去防止官员腐败。

一、公权的存在与腐败的源起

腐败是一种病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腐败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3]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腐败行为应当看作是以权谋私的经济活动，通过较低成本获得较高收益的经济行为。腐败没有社会制度之分，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一党执政的国家存在，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也存在。可以说，腐败已经渗透到每一个国家，渗透到世界经济的每一个角落。

（一）权力：可交换的社会资源

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4]显然，权力指某种影响力和支配力，即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其阶级利益和建立一定的统治秩序而具有的一种组织性支配力，它的存在意味着掌权者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控制、支配和强制优势。同时，权力也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利益需求者为了取得这种资源而展开激烈竞争，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手段以占有资源。权力资源往往被少数人垄斷，他们会利用权力来支配和调整资源的配置，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腐败官员，为了获取超额利润，权力主体可以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用其所掌握的权力购买自身所需要的商品，这种不正当交易行为必然将权力价格化，权力会因缺少必要的市场竞争和市场监督而出现异化，腐败问题便会由此产生。

（二）腐败官员与经济人理论

现代生物学证明，生物界的自然法则是优胜劣汰，各物种都试图通过自利行为保护自身利益进而生存下来，由此建立的经济人理论就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帕累托认为，“经济人总是在比较其边际效用，看怎样才能使自己获益最大。”[5]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6]可见，经济人就是自利人，也是理性人，腐败行为就是经济人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产出的自利行为。此外，公共选择学派把经济人理论应用到政治领域，认为不管是经济理性还是政治理性，腐败官员在理性选择过程中同样追求利益最大化，出于经济利益动机的驱使，往往会制定出利己政策和形成政治同盟，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产生。

（三）权力寻租与权力商品化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腐败行为的实质是政治资源与经济财富的交换，主要表现为“权钱交易”，而寻租则是腐败的主要形式。布坎南认为，“寻租指那些本可以用于价值生产活动的资源被用在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上了。”[7]因此，寻租是政府干预的副产品。权力资本理论认为，一旦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就会对资产直接分割，从而攫取经济剩余。与市场失灵有所不同，权力对竞争性资源配置具有天然的垄断效应，寻租意味着无穷无尽的寻租和设租。也就是说，寻租的产生是由于租金的存在，而租金则是由于政府权力对市场的不当干预而产生的。同时，官员私人利益与公共决策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在官员不断为权力寻租的背景下，并非每一公共决策都能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腐败是腐败官员的一种理性行为，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形下，官员在公共政策抉择过程中往往会以牺牲组织机构的目标为代价，以此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便是腐败。

二、腐败诱因的法经济学分析：信息、成本和制度

（一）信息不对称：腐败行为产生的必要条件

传统经济学是在完全信息的假设条件下分析经济问题的，认为每个市场主体进行经济活动时所获取的信息是及时全面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信息化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极其深远。根据现代信息经济学理论，信息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可以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导致经济增长，从而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节约生产成本。然而，任何制度都存在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而腐败则是官员与公共部门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基础上的博弈行为。如果具有理性的官员掌握某种信息优势或者资源，就会利用其避开利益风险，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会充分利用信息在时间和内容上的不对称，有偿地传递给信息需求者以谋取私利，客观上却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种信息不对称状况容易导致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从而也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温床。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现实社会的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较低，大部分腐败问题因为信息不完备而无法查实。这种较高的腐败黑数表明腐败问题不但没有被有效查处，反而有可能成为激励腐败的诱因。[8]

（二）低成本高收益：腐败行为产生的动力来源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成本基础上进行的，成本的高低对于经济活动的收益具有直接的影响，成本收益成为市场主体进行经济决策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从腐败的总成本和总收益比较看，腐败行为的发生不仅存在着必要条件，即腐败产生的潜在可能性；还依赖于其发生的充分条件，即当权者对于腐败成本收益的比较。[5]目前，我国腐败问题之所以大量存在，是因为腐败的成本收益与腐败发生率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低成本高收益直接导致腐败发生率居高不下。腐败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其收益是容易估算的，而腐败成本则包括预付成本、直接成本、交易成本、机会成本以及风险成本等方面内容。即便有如此多的成本支出，腐败成本能否真正成为现实成本还要取决于惩处腐败的概率，主要包括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发现后被惩处的概率和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家庭和声誉的负面影响。相对于腐败总成本，腐败的净利润是相当可观的，腐败官员极少的投入即可获得极大的产出，其所获得的非法收入往往是其任职期间工资收入的上千倍甚至上万倍，加上制度的缺陷以及惩治的不足，巨大的经济诱惑力使得一些官员以身试法，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

（三）制度性缺陷：腐败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

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设计、形塑的用以限制和约束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框架。在市场经济制度健全的条件下，严格的市场交易规则约束人们的行为，不会导致严重的腐败问题。事前的决策总是取决于对事后的预期，由于缺乏对其决策质量的检验标准，实践中非结构性问题容易带来大量的非程序性决策。制度性安排的优势在于通过提供详细的正面清单以及负面清单，给官员以稳定的事后预期，从而形成廉洁从政的制度氛围，影响官员的行为选择。但是，在资源稀缺成为一种经济常态时，加上交易活动不公开、交易规则不健全、制约机制不完备等方面的问题，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会因为产权不清、信息不对称、监督不到位而导致严重失灵，从而导致社会公共利益的受损。因此，腐败问题的产生主要根源于制度的缺陷，部分腐败官员由于缺乏制度制约，使得腐败交易的双方均产生了通过非正当交易获取超额利润的内心冲动，进而成为制度性腐败的俘虏。[9]因此，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现代经济增长除了资源性因素之外，还取决于制度性安排，制度建设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途径，任何权力都必须在阳光下和既定的制度约束之下运行。

三、腐败危害的法经济学分析

（一）抑制经济增长，影响生产效率

根据2013年世界银行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吸引外资的潜力大约只是发挥了49%左右，而腐败问题直接影响到我国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腐败行为通过直接机制（影响资源配置）与间接机制（降低投资率）来影响经济增长，从而能够影响收入的稳定水平，导致社会资源难以有效配置。进而，当经济在收入水平以下低位运行时，腐败行为会降低经济增速。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社会稳定、技术创新、人力资源和外国直接投资视为外生变量，而以罗默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却将这些因素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和重要决定因素。[10]可以说，社会稳定性、制度绩效、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而腐败的盛行会造成社会分配的不公，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引发社会不满，严重冲击社会稳定局面，破坏良好的制度绩效，造成人力资源配置的无效和浪费，进而阻碍经济增长。

（二）扭曲资源配置，耗费社会资源

有效运作的市场机制能够自动地配置社会资源，然而“权钱交易”则是一种不平等的特殊商品交易。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现实社会，诸多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还无法实现完全的市场化运作，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情况还在一些经济领域存在，從而导致在土地批租、工程建设、招投标项目、进出口配额等重点领域的寻租型腐败问题尤为突出。这种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导致大量的技术资源、资金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流向效率低下的经济主体，使得本来稀缺的资源配置更加不合理。诸如“豆腐渣工程”、“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腐败工程实际上就是利用公权力介入资源分配的腐败行为，这类腐败行为不仅破坏我国市场经济，使其丧失公平原则，经济效率低下，而且会不断耗费和损失潜在的社会资源，扭曲政府支出的结构，催生各类非法经济犯罪活动，使得资本积累在一种极不平等的竞争中进行，最终导致资源配置上的极大浪费和损失。

（三）破坏社会规范，降低政府公信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逐步高于国际上公认的警戒标准，原来相对均衡的收入分配格局被打破，贫富差距逐步扩大，而部分官员的高收入却与腐败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事实表明，权力腐败对社会分配结构的危害要远远超过经济垄断。腐败行为不会增加社会总福利，实际上只是一种净福利的转移支付，它不仅破坏了按劳分配的基本分配法则，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造成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而且也严重打击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劣币驱逐良币”的负外部效应会造成社会总效率的降低和人力资源的浪费。[11]更为严重的是，腐败行为严重破坏经济法则和规章制度，使得政府监管形同虚设，极大地降低政府公信力，造成政府信誉的丧失。这种情况下，经济主体会大幅度提高信用交易成本用来保证交易安全，经济交易总体成本会进一步增加，这些都会对投资环境和资源利用形成潜在威胁。因此，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政府公信力，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的帕累托最优效益。

四、惩防腐败的法经济学对策

（一）强化制度建设，消除腐败交易的市场空间

腐败的有效治理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和体制建设密切相关，要按照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大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力度，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只有彻底解决权力过分集中、民主权利受限的弊端，实现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从统治向治理、从集权向分权、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才能使腐败失去生存空间。

一是坚持市场化改革道路，通过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进行配置。要防范和抑制权力进入市场，尽量减少和杜绝寻租空间，通过将生产要素市场化，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地引入市场机制，从体制上减少权钱交易的可能性。要最大限度地削减行政审批的数量，严格限制行政管制范围，在市场主体方面，要平等地对待国内外经济主体，取消各类差别和不平等的待遇政策；在市场秩序方面，要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放松不利于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的行政管制；在市场准入方面，要消除关税贸易壁垒，缩小市场禁入的范围，放宽经济主体进入市场的条件，简化审批手续，加强外汇管制、许可证和出口配额等数量限制手段。要按照改革的原则清理行政管制项目，取消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审批事项，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

二是转变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方式。要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政资分离和政企分离，对现有的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按照产权多元化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方式，要继续从微观干预、直接干预向宏观调控、间接调控转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上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运行秩序进行合理规范。要加快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坚决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强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制定一整套公正、合理的市场规则，有效规范和调整经济关系，促进市场主体平等、公平交易。

三是提高监督效能，降低政府的监督成本。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推行依法行政，促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权力始终处在群众的监督之下。要加强监督机构的总体规划和统一协调，避免责任监督机构的权力重叠与权力真空，通过科学地划分不同层次监督主体的权限和监督系统的层次，进一步增强监督系统的整体合力和功能，使监督机构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要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加强对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的制约机制建设，制定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形成相互配合、互相制约的权力运行格局。要加强对各市场经济主体的监督和约束，规范经济行为，有效遏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有效地遏制商业回扣等腐败现象，逐步形成市场体系完备、市场主体成熟、中介组织规范、法律法规配套、管理手段科学的市场经济秩序。

（二）增加激励因素，抑制产生腐败的内心冲动

预防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施治，其中激励机制是预防腐败的有效举措。预防腐败的策略中引入激励机制，说到底是利用科学的利益导向来遏制公务人员的腐败动机，从而达到减少腐败发生的目的。

一是实施后勤服务社会化、职务消费货币化。要实行职务消费货币管理制度，由个人自主支配部分公务支出，既可以避免国家资财大量流失，又可以调动起公务人员预防腐败的工作积极性。要大力推动公务员队伍的廉政与勤政建设，对与公务消费紧密相连的职务消费，采取“预算定额，一定不变，节约归单位，与职工福利挂钩”等办法，增强政府部门的节约意识，鼓励群众监督热情。

二是增加财政支出透明度。在预防腐败的经济投入上，远比腐败发生后的经济损失及查处投入划算得多，在这一点上，重视预防腐败比单纯惩处更经济实用。要最大限度地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的透明度，并以此建立以物质利益为核心的激励机制，让职务消费更加透明，激励作用更加有效。要减少政府“三乱”行为，公开“三公”开支，减少权力寻租，节约财政资金，提高行政效能，整体推进改革。

三是建立健全高薪养廉制度。要建立健全公务员的福利保障体系，适度提高公职人员的薪金，使之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并制定和完善公职人员职务职级晋升制度，使公务员工资待遇的提升更加透明规范。要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由政府从财政收入和公职人员的工资中提取一定比例款项存入保证金账户，此笔款项及其利息发还或者没收则视公职人员在任职期间的廉政情况而最终确定。要建立健全公职人员的绩效考核制度，加大对绩效优秀公务人员的物质奖励力度，更好地稳定公务员队伍，减少腐败动机。

（三）完善惩罚性机制，增加腐败成本减少腐败收益

美国法学家波斯纳认为：“某人实施犯罪，是由于其犯罪预期成本小于他的预期收益，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获得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满足。”[12]腐败分子在决定是否违法犯罪时是具有理性的，按照法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其事先会尽可能计算犯罪成本与收益，然后作出决定，因此预防腐败必须使腐败的成本大于腐败的收益。

一是要加强反腐败法律体系建设，提高违法者的机会成本。腐败者是权力与资源合谋的收益最大化追求者，而控制腐败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制度约束。要遏制腐败，需要加大法律制裁惩罚力度，增加腐败者的腐败机会风险，使腐败者预期获得的腐败收益远远低于腐败被惩处的风险成本，从而减少腐败行为。要拓宽公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途径，让群众能够全面监督权力运行过程，通过提高腐败者的机会成本，从源头上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二是要加强道德教育的心理约束力，使官员不愿意腐败。腐败的根源是权力寻租，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通过严厉的法律制裁来惩治腐败行为，可以让心存邪念的官员有所畏惧，不能或不敢有非分之想。只有拥有公共权力的官员深刻地感受到腐败行为的道德可耻，从而自觉地遵守社会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并带动全社会成员都敬畏法律，遵守道德，这样的社会治理才是反腐败的最有效途径。

三是提高公众反腐败的参与意识，使官员不敢腐败。防止和遏制权力腐败，关键在于以人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因此，反腐败斗争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要进一步扩大公民在反腐败领域中的有序参与，将公民参与权制度化、权威化、法制化，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公众参与权的行使能够真正落到实处。要提高公众反腐败的参与意识、加大公众参与力度，积极开展全民反腐行动，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和媒体监督作用，全力营造全民反腐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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