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与反腐败分析论文

2022-04-23

摘要：本文就工商部门在治理商业贿赂中面临的问题和困境进行了分析，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对策，以期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商业贿赂与反腐败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商业贿赂与反腐败分析论文篇1：

国务院两度布阵反商业贿赂

核心提示

不到10天时间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度就治理商业贿赂作出部署。此前，一份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行动的通知已经下发。

商业贿赂无处不在：小到出租车拉客的“回报”、医院中的药品“回扣”，大到外资公司向官员行贿。而此次行动，反商业贿赂被纳入了反腐败的体系。

通知要求，建立多部门的合作机制以改变多头监管造成的漏洞，而日前提请人大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也加大了对此的打击力度。

中国政府正在向商业贿赂宣战，并且这一次，是以反腐败的名义。

2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第四次全国廉政会议，部署2006年政府系统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治理商业贿赂”成为重点之一。

不到10天时间里，总理已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两次部署。此前的2月15日，温家宝在部署行政监察工作时，要求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并重点查处政府机关公务员在其中利用行政权力收受贿赂的行为。

据新华社报道，这两次会议，均系对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在1月6日举行的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反商业贿赂首度作为反腐败的重要内容被提出，并被明确定为2006年的工作重点。反商业贿赂由此被提高到反腐败的高度。

就在上述廉政会议召开前一周左右，一份由中央纪委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印发的《〈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6]9号）（以下简称《通知》）下发到各部委和各省市。

与此同时，为治理商业贿赂而由中央纪委牵头成立的“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其成员也由原来的18个部委扩充到22个部委。

中国政府反击商业贿赂战斗的号角已然吹响。

22部委联手反“贿”

“商业贿赂已经从‘潜规则’变成了广告。”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宝库说，他经常在收听电台广播时听到这样的广告——先是说某饭店如何的好，然后加上一句：出租车拉客有回报。“这其实就是商业贿赂。”

他解释，所谓商业贿赂，是以获得商业交易机会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销费、宣传费、劳务费、报销各种费用、提供境内外旅游等各种名义直接或间接给付或收受现金、实物和其他利益的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尽管普遍存在于各个行业，但商业贿赂大多数作为一种“潜规则”，长期游离于执法部门的视野之外。

2005年5月，德普案经由媒体曝光，方引起了时人对商业贿赂的广泛关注。美国司法部提供的报告显示，外资企业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从1991年到2002年期间，向中国国有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的现金，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DPC公司的产品，德普公司从中赚取了200万美元。这家企业最后被美国相关机构以违反“反商业贿赂法”为由，处以479万美元巨额罚金。

正在对商业贿赂问题进行调研的程宝库迅速写就了《德普案暴露出的商业贿赂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的七项具体建议》。这些研究成果以报告的形式在内刊上发表，并最终引起了国家高层的关注。

2005年7月底，胡锦涛总书记就此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对此拿出解决方案。反商业贿赂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由此加速。

据中央纪委人士透露，2005年8月16日和11月25日中纪委先后两次召开会议，就商业贿赂以及相应的行业自查问题邀请有关部委的纪检部门负责人进行讨论研究。此间，其还牵头在9月成立了由18个部门组成的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并成立了“治理商业贿赂办公室”。与此同时，相关的调研也随之展开。

200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根据此前的调研结果，中央正式决定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2006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同时将负责单位从原来的18个增加到22个。

一个包括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执法机构在内的高规格领导小组随之成立。其成员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审计署、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单位。

“这显示了高层治理腐败,打击商业贿赂的决心”，程宝库说。

一个矛盾

“这场战役很重要，因为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2006年2月26日，程宝库在电话里向记者强调。他甚至否定了“是关键之一”的说法。

让这位法学学者开始关注商业贿赂的原因，是关于这种行为的一个矛盾：一面是广为人知，一面是案件很少。

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张忠宇副处长介绍，近五年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逐年上升。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占同期所有经济犯罪案件立案数的比例却始终非常小，尚不到1％。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数据也显示，自2002年以来，人民法院每年审结的商业贿赂案件数量变化不大。上述数据与人们印象中普遍存在的状况严重不符。

而比较研究表明，商业贿赂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会有难以承受的社会后果发生。程宝库举例说，像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其经济从人均收入3000美元到7000美元，一般只用3年左右的时间，最多的用了6到7年。然而像拉美的几个国家在达到3000美元之后，不能上升，反而上下震荡。造成拉美国家如此状况的正是腐化的商业风气，权钱交易的商业贿赂潜规则。

“商业贿赂不是要不要治理，而是如何治理的问题。商业贿赂的治理已刻不容缓。”程宝库说。

确定六大“重灾区”

在最近中央下发的一份文件中，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六大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被确定为重点治理的对象。

高层打击商业贿赂的决心不仅体现在高规格的领导机构，也表现在具体举措的出台。

就在2月24日召开的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把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作为今年反腐倡廉的重点。

记者获悉，作为此次专项治理的工作依据，《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已由中纪委于今年1月底起草完成。并约于一周前以通知形式下发到各部委以及地方各省市。

《通知》首先对近期的专项治理作出了安排，要求各行政执法部门，对本部门、本单位主管（监管）行业、领域和单位的商业贿赂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理方案。并责成其从2006年第一季度开始，组织本行业企业事业等单位，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对不正当交易行为进行自查自纠。在自查自纠的同时，突出查办大案要案，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涉案范围广泛、影响面大的商业贿赂案件，依法从严惩处。其中明确了上述六大要重点治理的领域。

作为“重灾区”，卫生、基建等商业贿赂的主管部门早已候命。1月7日，就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的第二天，卫生部即举行了《2006年全国卫生系统纪检监察暨纠风工作会议》。在该会结束后发布的新闻通稿中，卫生部负责人即表示，“只待中央的《意见》一下发，即对治理商业贿赂的专项工作作出部署。”

反腐新战场

引人注目的是，商业贿赂虽滋生于商业活动中，此次却被纳入了反腐败的体系之中。

中央纪委上述人士介绍说，上述专项治理的主要目的，在于坚决遏制商业贿赂蔓延的势头，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企业行为和行政权力。治理的根本举措还在于，加快建立防治商业贿赂的有效机制。

《通知》强调，要深化体制改革，通过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转变政府职能，从源头上防治商业贿赂。事实上，正由于政府职能尚未得到根本转换，权力与市场的边界不清，才导致公共权力滥用的现象严重。而这又成为商业贿赂高发的原因之一。

2月24日的廉政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要依法重点查处政府机关公务员在其中利用行政权力收受贿赂的行为。他说，商业贿赂虽然发生在经营者的交易活动中，但与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有密切关系。

“这正是中央将商业贿赂纳入反腐败体系的关键。”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赵杰分析说。他认为，按照商业贿赂的本质，其一般并不牵涉享有公权力的主体。但在我国，一由于尚处转型期，公共权力与市场的边界不清。二由于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存在大量的经营性资产和行政事业性资产，大量的商业贿赂行为与一般的贿赂行为交织在一起。在我国，已查处的高级领导干部受贿犯罪案件（如成克杰受贿案）和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如厦门远华走私案）中，绝大多数都涉及到商业贿赂。因此反商业贿赂的同时也就是在反腐败。

“这是反腐败的一个新战场”赵杰分析说，商业贿赂是大量腐败行为的一个现实载体，将反商业贿赂纳入到反腐败的框架当中，可以使反腐败措施更有针对性和更为有效。

监管困局

《通知》要求，各部门在制定本部门本行业的治理方案外，还要与其他部门之间，建立信息共享与信息交换机制。“反商业贿赂需要协同作战”，2月27日，国家工商总局一位人士向记者表示。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反商业贿赂的基本权力在工商总局手中。该局也在1996年制定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中，第一次对商业贿赂行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定。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一规定已被肢解。

事实上，市场交易过程出现的商业贿赂问题，不仅工商机关有权查处，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赋予其他一些行业监管部门执法的权力。这种政出多门、多头执法的混乱状况导致了不同部门在对查处商业贿赂的标准把握上存在分歧，执法尺度不一，“或争或推”，加大了执法成本。

在程宝库看来，商业贿赂的盛行需要检讨的还有我们的法律体制。美国的《海外反贿赂法》、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都非常有效地惩处了触犯法律的公司或者个人，但我国以往的刑法规定，受贿主要是追究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公司的经营行为，对事业单位的个人如医生、教授等的受贿行为都缺乏相应的法律约束。

联合执法探索

2005年8月16日，中纪委邀请商务部、最高法、最高检等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举行“治理商业贿赂座谈会”。会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纪委常委沈德咏对现行商业贿赂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实践进行了梳理。并发表了《关于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思考》的署名文章。

在该文当中，他除了对上述情况提出批评外，也结合当前实践，对工商部门的执法手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现有的法律规定，使工商部门难找到企业涉嫌商业贿赂的证据。原因在于，工商部门只能从其账面上找问题，且不能把对方的账本带离企业；且由于没有查封、扣留等执法手段，对那些变相以实物相折扣的贿赂行为很难及时取证，一些涉案企业也因此轻易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在这个意义上，部门之间的合作，尤其是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否则，对于重大贿赂犯罪和腐败线索，部门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传递，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打击商业贿赂的力度，形不成有效监管。这种局面显然难以胜任打击经济犯罪的需要。”央行金融问题专家汪澄清说。

中纪委人士透露，此番司法机构与执法机构密切合作，其用意之一，正是为将来建立部门之间合作机制积累经验。事实上，在合力打击违法犯罪方面，部门之间的合作已有先例。

就在去年12月，公安部向审计署、人民银行、国税总局分别派驻联络员。联络员负责对审计署移送公安部处理的案件进行督办，并把结果和进展情况及时反馈审计署;根据审计署的需要，依法采取必要的配合措施以及对涉嫌犯罪案件的定性问题进行研究，提供参考意见；除此之外，公安部还计划与各方成立协调领导小组，建立健全审计署与公安部打击经济犯罪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程宝库教授也表示，22个部委合作治理的经历将有助于建立部门合作长效机制的探讨。但他同时认为，从长远来看，应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将目前分散在各处的商业贿赂规定归集梳理，并把反商业贿赂的权限赋予统一的机构。

“总之，多头监管的局面必须改变，这是反商业贿赂能够建立长效机制的根本。”程宝库说。

而另一相关的消息是，日前提请最高立法机关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我们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次提请审议。”人大法工委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2月28日《新京报》)

商业贿赂与反腐败分析论文篇2：

工商部门治理商业贿赂的对策

摘要：本文就工商部门在治理商业贿赂中面临的问题和困境进行了分析，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对策，以期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关键词：工商部门；商业贿赂；治理对策

商业贿赂是一种严重的不正当竞争手段，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秩序，也增加了交易成本，助长腐败之风，毒化社会风气，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承担着查处商业贿赂的重要职责，如何更好有效地治理商业贿赂，促进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是当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必须关心的重要课题。

一、商业贿赂概述

（一）商业贿赂的概念。“贿赂”一词出现于《左传·昭公六年》：“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现大多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商业贿赂作为经济活动中的一种现象，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买通对方单位或个人，以排挤竞争对手，争取交易机会或交易优惠条件的行为。

（二）商业贿赂的构成要件。商业贿赂的构成要件：（1）商业贿赂的主体是作为行贿人的经营者，定义中所指的经营者，既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个人，但必须是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经营者。（2）商业贿赂行为人在主观上有在经营活动中争取交易机会，排斥竞争的目的，是出于商业目的直接故意的。若行为人不是出于直接故意，而是被迫贿赂的话，则不构成商业贿赂。（3）商业贿赂的客观上采用了以秘密给付财物或其它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个人行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其手段主要表现为“回扣”，即经营者暗中从账外向交易对方或其他影响交易行为的单位或个人秘密支付钱财或给予其他好处的行为。回扣的表现形式一般有三种：现金回扣即卖方从买方付款中扣除一定比例或固定数额，在账外返还给对方；实物回扣，如给付对方高档家用电器等名贵物品；提供其他报酬或服务，如为对方提供异地旅游等。[1]这直接侵害了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也损害了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4）商业贿赂在客观上是其手段的违法性，商业贿赂手段的违法在于其违反了竞争法，具体而言是违反了《反不正当竟争法》的禁止条款。

（三）商业贿赂与回扣的界限。所谓回扣，是指在商品交易中，卖方在收取的货款中扣出一部分送给买方或者其他经办人的钱财。回扣和商业贿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是并非所有的回扣都构成商业贿赂。回扣包括两种：一种是账外暗中的回扣，即《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的规定；另一种是明示入账的回扣，即回扣记入正规财务账，并且有据可查，两种回扣方式中，账外暗中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而明示入账是法律所允许的方式。[2]其中，只有账外暗中的回扣才构成商业贿赂，属于不正当竞争的违法、犯罪行为。二是回扣仅是商业贿赂的一种表现方式。很多人片面理解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的规定，经常能听到商业贿赂就是回扣的表述，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商业贿赂较为典型的客观表现形式是账外暗中给予或收受“回扣”，但这不过只是商业贿赂的一种形式。商业贿赂还包括其他类型的贿赂方式，如直接送以财物、其他利益来购买或销售商品；如买方为购得紧俏商品而给予卖方的金钱、财物等等。

（四）商业贿赂的危害性。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它又是一种腐败行为，对我国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阻碍市场经济的良好发展。商业贿赂行为既不利于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秩序的发展，又败坏了社会道德和行业风气，还妨碍政府对市场秩序的合法有效监管。（2）妨碍市场公平竞争。商业贿赂行为一般都披着回扣的外衣，具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性和欺骗性，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原则。许多人对商业贿赂的态度是：认为通过行贿来谋求不平等交易机会的行为，是该受法律制裁；但是为了获得平等交易机会而“行贿”，这种花钱摆平事情的做法属于行业惯例，还是应该宽容的。这种认识对遏制商业贿赂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经营者不管何种原因采取商业贿赂手段销售产品或服务，从本质上都扭曲了市场公平竞争。（3）损害政府公信力。由于商业贿赂行为的经营者大多数的行贿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贿赂后又为了自己保官或晋升或其他理由行贿，严重破坏了国家廉政制度建设。接受贿赂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工作的便利而中饱私囊，损公肥私，商业贿赂腐蚀了国家工作人员的纯洁性。达成交易的商业贿赂导致不公平竞争和违法犯罪行为也使政府监管更加不到位，导致权力寻租的丑恶现象频繁出现，这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二、工商部门治理商业贿赂遇到的问题

（一）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不完善。1996 年11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规定：“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这是“商业贿赂”作为专门术语第一次在行政法规中亮相。目前，我国涉及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有很多部，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司法》等等。这些法律从商业贿赂的主体、主观方面和行为等不同角度对商业贿赂作出了规定，但并不完善：一是商业贿赂主题概念不清，商业贿赂包括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行贿主体比较单一，但受贿主体却比较复杂，有国家工作人员或者一般的中介代理，这我国法律将商业贿赂的主体统称为经验者；二是商业贿赂行为认定比较简单，由于商业贿赂主体认定单一，使工商部门在处理商业贿赂案件中，认定商业贿赂行为主要是考虑是否“帐外暗中”这个重要特征，有些附赠式商业贿赂就不能得到查处。

（二）工商部门治理商业贿赂的行政执法水平不高。工商部门治理商业贿赂的执法水平不高是影响商业贿赂治理工作的重要因素。商业贿赂案件经常涉及经济、法律、行政等多个领域，对工商部门工作人员的执法水平要求相对比较高。但是目前我国工商行政执法队伍的执法手段和水平在总体上与我国现在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不少工作人员在商业贿赂的治理工作中，常常会混淆商业贿赂与回扣、劳务费以及佣金等概念；并且大多数执法工作人员不懂财会知识也不会查账等上述问题严重妨碍了商业贿赂的治理工作，不利于案件的查办。

（三）工商部门获得商业贿赂的违法信息渠道少。商业贿赂的形式复杂，从刚开始巧立名目以回扣、劳务费、佣金等形式给予现金，到现在提供房子、汽车等实物，或提供出境旅游考察等服务，各种各样的形式，层出不穷。同时商业贿赂的手段比较隐蔽，一般人也很难知道内情。目前，工商部门主要通过举报投诉、部门移转和日常检查等途径获取案源信息，没有专门有效的获取商业贿赂违法犯罪信息的渠道。

（四）工商部门获取治理商业贿赂的证据比较难。商业贿赂案件往往发生在商业活动中，且一般都只是行贿与受贿的双方参与，具有共同的利益，案发时经常会共同隐瞒相关情况，隐蔽性较强，人证物证都较少。商业贿赂的证据如证人证言、违法嫌疑人供词以及财会凭证、会议记录等证据，既容易更改又容易灭失，也不方便保存，这些情况使商业贿赂调查取证工作难以找到案件关键证据的突破口。另外，工商部门没有查封、扣留等执法手段，对那些变相以实物相折扣的贿赂更加难以及时取证，这增加了查找企业涉嫌商业贿赂证据的难度，给商业贿赂的治理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三、工商部门治理商业贿赂的对策

（一）完善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一是完善滞后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反商业贿赂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和199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暂行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等就具体问题所做的司法和行政解释。这些法律的制定都是90年代时期，对现在商业贿赂的新情况而言有些滞后，我们要将现有的禁止商业贿赂的法律规范更加具化，切合现在的形势，对商业贿赂的作出有力的处罚，达到肃清市场经济这一毒瘤的目的，让法律更好地为经济报价护航。二是具体地从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进一步明确商业贿赂的内涵，提高相关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例如“帐外暗中”只是回扣的构成要件而不是商业贿赂的构成要件，经营者的行为符合商业贿赂的构成要件，不管是明示入账，甚至是缴纳了各种税款的行为，都可以构成商业贿赂，不能让部分经营者钻了法律的空子。

（二）建立高效的执法队伍。建立高效的工商执法队伍，一是要加强行政指导。国家工商总局、各级省、市局工商部门要认真发挥指导、协调和组织指挥的职能，针对本地区的实际，制定出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为基层执法人员办理商业贿赂案件提供参考意见。二是针对商业贿赂案件的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提高办案人员的执法水平。鼓励办案单位在积极查办案件的同时，多开展认真研究学习各地查处商业贿赂案件的典型做法，为以后办案提供经验。

（三）加强与有关部门建立资源信息共享制度。加强各部门合作，强化打击力度是有效遏止商业贿赂的重要手段。一是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合作，建立资源信息共享机制，及时查处商业贿赂案件。二是建立专门的商业贿赂举报制度。商业贿赂案件比较隐蔽、获取证据比较困难，仅仅依靠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力量可能无法查处很多案件，但建立专门的举报奖励制度，如有奖举报制度等，提高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对商业贿赂的案件信息来源会比较多。

（四）多运用电子取证查处商业贿赂案件。电子证据在现代新形势下的商业贿赂案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往往电子证据会是整个案件的关键点。工商部门在对商业贿赂当事人办公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时，常常会检查该企业嫌疑人的电脑，电脑会自动记录文件最后修改时间、最后访问时间、创建时间、创建者等，即使是已经删除的信息，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恢复数据，使关键证据浮出水面而不像以前的纸质版证据容易更改和灭失。

商业贿赂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大了交易成本，增加了消费者负担，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并滋生着各种其他类型的经济犯罪，严重败坏社会风气，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因此，工商部门治理商业贿赂时要承担自己的职责，清楚商业贿赂的构成和合法回扣的区别，提高对商业贿赂危害性的认识。在执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要及时找到解决措施。我们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查处商业贿赂的专业执法队伍，积极创新治理商业贿赂新的执法手段，多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查处商业贿赂，加强与其他部门合作，严格依法办事，努力提高办案水平，为我国又好又快的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还给我们这个美丽的国家一个良性的社会、经济和生活秩序。

参考文献：

[1] 周波.论教材管理领域的商业贿赂及其防范[J].湖湘论坛，2008.

[2] 周志国.对经济业务事项“回扣”业务的会计探讨[D]. 广西会计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2007.

作者：蔡娜

商业贿赂与反腐败分析论文篇3：

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几点思考

治理商业贿赂，是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部署的一项重点任务，是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治理商业贿赂犯罪，是一场“攻坚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将这项工作引向深入，笔者结合实际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商业贿赂犯罪的表现形式及主要特征

商业贿赂犯罪在某些行业和领域比较突出。商业贿赂行为大都发生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如医疗卫生、电信、电力、金融、建筑领域等。这些行业垄断性强，对外交往的业务较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商业贿赂的“沃土”，或“重灾区”。不法谋利者通常借商业贿赂对交易行为施加不正当影响，使自己在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在商业贿赂中，行贿主体通常是从事商业活动的经营者，也就是那些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这种特定的行贿主体是商业贿赂区别于其他贿赂的一个重要特征。商业贿赂已被一些人默认为“行规”。目前，商业贿赂歪风比较严重，在一些地方、一些行业已发展为“行规”，或企业运行的“潜规则”，有的还甚至被作为“行业惯例”。商业贿赂现象在个别地区和行业已渐趋普遍化、公开化，不仅被“认同”，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接受”。

商业贿赂大多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商业贿赂行为人在主观上出自故意，大多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客观上一般表现为通过秘密方式向单位或个人支付财物，而且通常以伪造财务会计账册等非法形式进行掩盖。经营者给予对方单位或个人以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目的是希望在经营活动中排斥正当竞争，获取交易机会，从而将自己的产品或服务销售出去，或以更优惠的条件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这应是商业贿赂的本质特征。

商业贿赂手段呈多样性，犯罪方式比较隐蔽。相当一部分商业贿赂是以付信息费、科研费、中介费、促销费、手续费、劳务费、咨询费、赞助费等方式发放的“奖金”、“提成”，或者以报销各种费用为由，付给对方单位或个人以现金和实物。当前，商业贿赂犯罪已向社会多行业、多领域渗透，从简单地送钱物发展到送技术服务费、代投保险、安排出国考察、帮助迁移户口、安排子女到国(境)外读书、就业，甚至是提供性服务等。还有的贿赂直接在境外进行，或者由行贿方把钱直接打入受贿方在境外设立的账户中。

商业贿赂案件比较复杂，查处比较艰巨。商业贿赂往往与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收受贿赂、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直接相关，既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又扰乱了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商业贿赂大多采取“一对一”的方式进行，作案后通常也不会留下明显痕迹，局外人即使怀疑，也很难知内情。由于商业贿赂中的行贿、受贿方均从中获取了利益，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往往会共同隐瞒相关情况，订立攻守同盟，一般情况下很难突破。由于商业贿赂名目繁多，无账可查或账目虚假，且商业贿赂手段比较隐蔽，不仅增加了案件复杂性，而且增加了查处商业贿赂的艰巨性。

二、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几个问题的界定

1、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的界定

商业贿赂侵害的是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即以不正当的付出获取市场交易机会，侵害正常市场交易秩序。但发生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贿赂行为侵害的客体是有所不同的，其行为性质也不应同一对待。在一般主体之间的贿赂行为，其侵害的客体也应是复杂客体，一是侵害了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二是侵犯了市场经济中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职务上的廉洁性。贿赂行为使市场主体为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可能冲破自身的成立宗旨与有关法律的限制，以不当行为为代价来满足私利的欲望，则必然会通过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交易规则，进一步破坏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同时，由于公司、企业或单位人员在代表其公司、企业或单位从事商业活动时，其职务性决定了他们在进行商业行为时不能将自己的个人利益置于公司、企业或单位的利益之上，因此，商业贿赂又损害了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不可收买性和廉洁性。但从现行刑法看，将一般主体之间的市场贿赂行为放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更侧重其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这一客体。商业贿赂虽然发生在生产、经营者的交易活动中，但与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有密切的关系。按照《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商业贿赂的本质，商业贿赂一般不牵涉公共权力主体，但我国尚存在大量的国有经营型资产和行政事业型资产，大量的商业贿赂行为同一般的贿赂行为密不可分，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行为实质上是权钱交易，即利用国家公共权力换取个人利益，它不仅侵害了市场秩序。更主要是侵害了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因此，笔者主张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行为分为发生在行政管理市场中的贿赂行为和发生在公务中的贿赂行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市场中构成贿赂的按商业贿赂犯罪处罚，否则应按公务贿赂罪处罚。

2、关于商业贿赂中的“财物”问题

我国刑法中，构成贿赂罪的贿赂物是财物，在理论和实践上，也一般局限为财物，如果受贿人还同时接受其他非财产性利益，那也只能作为量刑情节考虑。笔者认为应将“财物”范围扩大。其理由：一是贿赂与权力的联系性与对价性以及贿赂对权力者的诱惑性和腐蚀性是贿赂的突出特征，行贿人对受贿人投其所好，不一定仅限于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在当前社会生活中，商业贿赂犯罪形态多变，存在的形式多种多样，手段也形形色色，都与金钱贿赂行为在本质和社会危害性上并无区别，这样一些精神利益的贿赂和以服务为贿赂手段的犯罪在我国由于法无明文规定而得不到惩罚，使一些本应受到惩处的行为却打了法律的“擦边球”，如果对这些行为不按照商业贿赂犯罪处理，必然会导致打击不力。二是对事实上具有同等社会危害性的贿赂行为，不能仅因贿赂的内容不同而作出罪与非罪性质迥异的法律评价，这样不能保证从实质上遵循罪责相适应的刑法原则。三是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公约》对贿赂犯罪的对象表述为“不正当好处”的概念，比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的对象范围要广，因此，那种担心扩大贿赂范围的规定会因为没有具体量化标准而不利于司法实践具体操作的顾虑是多余的，世界上许多国家如意大利、瑞士、新加坡等国家，还有我国的香港地区在立法上，都将商业贿赂犯罪对象定义为利益，也没有面临无法操作的困境。虽然有的学者认为若贿赂罪的内容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将存在诸如调查取证难，确定量刑标准难等执法问题，非物质性的“其他不正当利益”与拉关系，走后门，一般性的以权谋私等不正当之风和一般违法行为无法划清界限。就量刑来看，如果只有非物质性利益，没有任何财物或可以折算成货币的物质性利益，也无法比照贿赂罪处罚。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在判

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犯罪行为时，以这个行为的内容是否容易把握，是否难以取证，难以定罪量刑为标准，是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在界定贿赂罪的对象范围时，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可行性是应该考虑的因素，但根本上还是要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根据《公约》第15条规定，各成员国应采用立法和其他措施，将公职人员提供介绍和接受任何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我国有必要重新定义贿赂犯罪，以与国际接轨，履行国际职责，顺应国际反腐败犯罪的趋势。

三、治理商业贿赂的对策

商业贿赂是市场经济的一颗毒瘤，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和清除，将会造成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导致市场腐败盛行、经济增长乏力，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必须下大力气依法进行治理整顿，坚决刹住这股歪风。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盘考虑和部署。作为人民检察机关，加大对商业贿赂的惩治力度，需要群策群力。笔者根据当前国内加大惩治商业贿赂的形势，提出以下对策。

(一)借鉴国际治理商业贿赂的经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借鉴国际治理商业贿赂的成功经验，完善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和党内纪律为治理商业贿赂提供法律保障。从法律层面讲，我国的反腐败依据更多的体现在党和国家的各种政策文件而不是法律当中，而且规定得比较笼统，实践中缺乏执行性，因此，我国当前应健全完善与权力运行相关的各种法律制度，以及打击和预防腐败的专门法律制度。一是进一步完善行政法规及规章。从行政法律层面上看，我国从计划经济过度到市场经济，许多资源仍掌握在政府部门的手中，市场主体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往往贿赂官吏，以最小成本猎取最大的国有资源，许多行业领域体系混乱，制度缺失，交易行为没有完善的法律规范约束，潜在的不成文的规则应运而生，因此，我国大力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积极推行政务公开，避免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减少权力滥用的机会。在我国行政法律体系虽已初步形成，但程序和条件还不尽完善，且仍有一些十分重要的行政法规还没制定出来，如关于行政收费、信息公开、行政程序等方面，因此，为增强政务透明度，打破垄断，割断利益链条，进一步设计公开、公正、公平的行政程序，制定行政法规迫在眉睫。从部门法的角度看，对有可能发生商业贿赂行为的领域，相关部委要根据本部门的业务情况重点出台一些行业规范，对于容易发生商业贿赂的环节要加强管理和监督，从源头上杜绝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二是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适当修订刑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全球性公约，他的许多内容直接代表着国际社会反腐败犯罪的最新立法动向和发展趋势，而我国的刑事法制一些地方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打击犯罪需要，因此，应当对《刑法》中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条文进行修改，如：可以以司法解释定义商业贿赂的概念或进一步明确其主体范围，将贿赂的法定含义扩大为一切不正当好处，改变行贿受贿不同罚或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和向公司企业人员行贿不同罚的规定，实行同罪同罚，取消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的限制条件等。三是加大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经济处罚力度。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中对商业贿赂经济制裁的规定，加大经济处罚的额度，以增加商业贿赂的违法成本，进而从经济上阻断商业贿赂的发生。四是明确查处商业贿赂行为的主管机关，加大对商业贿赂的监管惩治力度。在我国，目前有权查处商业贿赂的机关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及行业行政管理部门等。在一些地方出现“多头监管、头头难管”的现象，现在，各地成立了由纪委牵头，各部门积极参与的格局开展工作，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抓，行业主管部门、司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各司其职，群众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齐抓共管，形成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工作合力，取得综合效应。

(二)从完善机制入手，建立健全治理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一是加大查处商业贿赂违纪违法案件的力度，完善案件查处机制。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把查办商业贿赂案件作为办案工作的重点。一方面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鼓励群众检举揭发商业贿赂行为；另一方面，要健全诚信记录制度，加强对有不良记录的单位和个人的监控检查，一旦发现问题，及时、主动介入。要抓住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对突出的商业贿赂现象依法依纪进行专项治理。二是明确商业贿赂犯罪的侦查管辖划分，建立各部门协作机制，形成打击合力。在查处商业贿赂案件中，行政执法相关部门之间、行政执法部门、与刑事司法部门之间应加强协调配合和沟通联系，建立信息通报、线索移送、案件协查机制，开展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信息平台建设工作，形成信息共享、工作互动，在明确各自刑事和行政职责下，形成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合力，集中力量依法查处一批有影响的商业贿赂案件。三是加大源头治理力度，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机制。要完善监控机制，改进监管方法，规范权力运行方式，特别是对垄断行业、垄断部门的权利，通过建立有效制度，确立明确的权力运行程序，规范权力运行的轨迹。要坚持和扩大公开办事范围，让群众享受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要加强教育和宣传，及时发现一批恪守商业道德、遵守市场经济法规的正面典型，宣传他们的事迹，弘扬他们的行为。同时，选择典型案例公开曝光，教育广大群众，警示以身试法者。

(三)预防与打击并重，预防优先。商业贿赂犯罪是腐败犯罪，是全球的公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采取了“预防与打击并重，预防优先”的整体策略。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预防是在犯罪发生之前，使用非刑事处理的方法，阻止犯罪的发生，易于为社会所接受；而惩治则是使用强制的、严厉的方法，在犯罪对社会的实际危害已经形成之后，不得已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而且犯罪预防的人力和经济耗费，相较于惩治手段远远为低。检察机关在专项治理中应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注重使预防与治理相互促进、同步推动，形成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工作合力，取得综合效应。一是加强商业道德教育，营造杜绝商业贿赂的社会氛围。广泛开展商业道德宣传，引导社会公众特别是市场主体树立自律意识，推动合法自愿、等价有偿和廉洁经营等观念深入人心，使崇尚公平竞争、诚实信用成为人们参与商业活动的共识，使各类市场行为主体充分认识到诚信建设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促进各商业主体加强商业自律，更加自觉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杜绝商业贿赂、维护市场秩序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二是要健全法律法规，深化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防治商业贿赂。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治理商业贿赂根本要靠法制，依法治理要贯彻全过程。”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商业贿赂的范围、构成要件和法律责任的规定有一定局限性，导致其可操作性不够，从而给主管部门的执法带来了困难。从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看，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立法经验，通过对相关规定的分析评价，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进一步整合、修改、完善其中的有关规定，通过扩大商业贿赂的犯罪主体、犯罪对象范围，将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及其人员、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控范围，扩大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增设剥夺、限制从业资格刑，完善资格刑设置等。但是，从长远来看，关键还是要制定出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或者在拟制定的《反贪污贿赂法》中作出专章规定，以填补这一法律体系中的缺陷。同时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范行政行为，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严格执行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和政府采购制度，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健全投资监管体系和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从源头上铲除商业贿赂犯罪孳生的蔓延的土壤。三是加大对商业贿赂惩处力度。要抓住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对突出的商业贿赂现象依法进行专项重点治理。针对当前反映强烈的医疗卫生、建筑、电信、金融等热点领域和部门中存在的商业贿赂问题依法进行专项重点治理。要进一步加大商业贿赂的违法成本，进而从经济上阻断商业贿赂行为的滋生。同时，要进一步明确经营单位对其下属单位或个人进行商业贿赂监管失察所应承担的经济、行政和刑事责任，而形成严密的责任体系，以应对严峻的国内商业贿赂形势。

作者：布峰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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