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的行为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

论文题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研究

摘要：我国于2014年10月1日正式颁布《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及一系列相关配套规定,标志着以信息公示为手段、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监管模式的确立。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规定,企业通过公示系统公示两类信息,第一类是年报信息,包括企业地址、联系方式、存续状态、企业对外投资、股权结构以及会计信息等内容,由企业自主填报与申报。第二类是即时信息,主要是注册登记与备案信息、出资情况的变化、行政处罚等,该类信息强调公示的即时性,在上述信息形成20个工作日之内,企业应主动登陆公示系统予以公示。如发现上述信息有假,工商部门可以将造假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明确了企业与政府的信息公示义务,有助于构建新型企业信用机制,消除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化解潜在的信用风险,从而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商事交易的稳定高效。第一,从政府维度考虑,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所蕴含的信用监管、简政放权理念,体现了政府对于市场行为的一定的干预和引导,也符合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所主张的合理监管。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体现了国家干预主义与市场自治的结合,即通过政府行为强制商事主体公开信息以维护市场主体的选择自由,进而确保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第二,从市场维度考虑,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对于市场秩序的维护以及市场风险的消除也大有裨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通过公示涉企信息,积极主动地消除市场信息偏在所致风险,保障市场安全。唯有市场信息充分流动,才能消除市场上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维护市场秩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第三,从企业维度考虑,我国《公司法》于2014年修改后,由传统实缴资本制转变为完全的认缴制,企业的资本信用受到削弱,因此依托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实现信息公示、信用约束,克服当前获取企业信用信息不全的困难。作为商主体的企业既需要获取充分、全面、及时、准确的信息以明晰交易对手信用能力,把控化解交易风险,剔除不适格交易主体;同时也需要将自身的信息传递给市场,履行作为商主体的信息公示义务,彰显自身履行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的信用能力,这也有利于优质企业获得宣传与回报,尽可能多地获取缔约机会。截至2016年6月30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信息的企业已达到1816.6万户,年报公示率达到88.3%。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得到社会广泛运用,累计访问量达185亿人次,累计查询量78.5亿人次。据统计,平均每天有3000万人次登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企业信用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内蕴的通过互联共享达到多部门联合惩戒,使失信者处处受限的信用约束功能也得到充分体现。工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向其他部门提供数据35亿条,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互联共享“老赖”黑名单信息累计4.2万人次,对“老赖”进行多重限制,包括限制担任公司职务、限贷限高消费等。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已然应运而生,然而,在我国市场监管的改革进程中,依然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信息质量不达标,信息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事中事后监管背景下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提出相应改进建议,以实现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交易安全的法益目标。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以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维护交易安全和保护利害关系人利益为目标,坚持保证安全、兼顾效率的价值观,按照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逻辑体系,依次探讨其产生背景、理论基础、制度渊源、域外经验、运行机制、现有问题、完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以及事中事后监管背景下企业信用信息公示配套制度的立法建议。遵循上述研究思路,本文在对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研讨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演绎分析与归纳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及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本文共分五章,其主要内容如下:导论在简要介绍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有关创设的背景和基本内容后,概述并归纳了国内外关于商事登记公示制度、证券信息披露制度、企业征信制度以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文献综述,同时指出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第一章梳理并归纳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理论基础。本章分析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信息经济学理论基础,指出了信息不对称（隐藏知识和隐藏行为）容易导致市场失灵。在我国2014年修订版《公司法》放宽注册登记企业的门槛后,如何转变监管理念、设立一套成熟的法律法规,以加强对企业的事中事后监管是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旨在通过企业年报信息以及即时信息的公示减少交易参与方事前、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实现市场资源最优配置。其二,基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理论,从信息成本的角度出发,阐明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和监管。一个健康的市场不是绝对自由的,它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包括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其中,市场监管是政府干预的重要手段。政府与市场都是手段,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政府功能的补充,但是这种补充在市场经济逐渐完善的过程中,政府是有度的“添加”。其三,探讨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社会共治理论。在政府职能转变、激发市场活力的背景下,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创建由政府、市场与社会组成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社会共治模式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最后,分析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内蕴的信用管理理论。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归集的信息,实现事中风险预判和风险提示,在事中,对市场主体进行信用调查与评估,确定信用等级和信用风险;在事后,对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处理结果进行跟踪监管。第二章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概述。本章通过对国内外信用信息的释义比较,并在梳理分析国内具有代表性地区立法文件的基础上,界定了企业信用信息的概念,企业信用信息即在企业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中形成的与企业信用行为有关的记录,以及可以客观评价企业履行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状况的各项信息。随后阐述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制度渊源。通过对商事登记公示制度、证券信息披露制度、企业征信管理制度进行分析,来探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完善方向。诸如商事登记制度、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企业征信制度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内涵与规则,都是有区别和侧重的。商事登记制度、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企业征信制度所包含的弥补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缺陷、平衡市场主体之间的权益失衡格局、营造交易中的信任秩序等基本理念,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精髓一脉相承,对于上述三种制度进行研究可以对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完善指明方向。此外,对于域外立法经验进行了比较研究,具体包括:以《公平信用报告法》为核心、《多德·弗兰克法案》作为补充的美国信用法律体系;体现了德意志国家一贯严谨的行事风格的德国企业信息公开立法;旨在通过公司设立登记时的信息公示制度保护公司股东以及债权人,从而保障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商主体彼此开展商事交易的安全以及提升商事契约缔结的效率的欧盟公司法公示指令。最后在基于上述制度渊源进行比较和域外经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于我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立法构建作了展望和预测,包括明确公示信息范围、明确对于企业权利的保护以及适时推出国际企业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第三章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现状研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自2014年创设以来,截止目前已经正式运行将近三年。本章重点内容是基于三年来往返于上海市工商局以及沿海某县市场监管局的现场调研活动,对两地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工作经验以及所存在问题展开分析与论述。本章首先系统性地阐述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性质、主管机关、公示主体、公示客体、公示程序、信息验证程序以及年检制度与年报制度的区别。其次,对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实际运行情况以及发现的问题作了说明。其三,从改善公司治理、政府有限干预、保证安全兼顾效率、以及引入外观主义的角度论证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立法价值。最后对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在立法以及执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提炼归纳如下:一,存在提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构建的立法位阶的迫切需求。二,企业信用信息归集方式和程序有待改进。三,企业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的完整性有待提高。四,信息保护需要加强,法律责任尚需进一步明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17条关于公示不及时或者公示不实的法律责任的规定较为笼统,存在援引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作进一步细化和阐释的需要。五,失信惩戒机制有待增强。六,公示标准应予以差别化区分,尽管现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已经对“小商人”诸如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一般的企业的公示标准进行了区分,但是对一般企业的公示规定仍嫌笼统,均科以了同样的公示义务。根据企业规模不同、性质的不同,社会公众对公示的内容和标准都会有差异化的需求。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需要相应地调整公示义务的标准,以体现市场的监管需求。七,公示信息质量亟须提升,《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九条第七项所列举会计信息由企业自主选择是否向社会公示,经企业同意后,第三人方可查询企业选择不予公示的信息,此般选择性公示的规定对于维护商事交易的效率和安全意义甚微。八,社会共治亟待发挥作用。社会力量除了参与抽查环节之外,在其他数据分析管理方面也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包括风险分类、信用评分以及信用纠错。第四章的内容是《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完善研究。本章从信息公示保护债权人权益为视角切入,通过比较借鉴域外信息披露制度,着重讨论《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本身不尽完善之处,勉力寻求信用约束的实践路径,尝试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改进建议,以加强旨在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彰显企业资产信用的制度建设。本章主要内容如下:（1）对公示主体根据规模和性质不同进行了细化和区分,建议针对不同的公示主体采用不同的公示标准,宜根据企业规模大小区分为四档公示标准:第一档公示标准针对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可随时多次登录公示平台,公示其年报、半年报、季报抑或临时报告,确保公示平台上的公示信息与其他披露平台的一致性。第二档公示标准针对准公众公司,准公众企业年度报告所公示内容除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现有规定的信息事项之外,还需要增加披露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现金流量表。第三档公示标准针对的主体为中小规模的企业,该类企业不需要披露具体的财务报表,对于年报中的关键财务信息也可以被赋予选择是否对外公示的权利。第四档公示标准针对微型企业标准以下的弱势商事主体,为最低限度的公示标准,只需年报基本的行政许可取得和变动事项、生产经营、联系方式等信息。（2）公示信息质量需要提升:公示平台应涵盖其他平台所公示之信息;公示信息应增加人格趋同公司、实际控制人和代持关系的公示;（3）对于特殊性质企业的应加大公示义务。公示内容宜进一步扩展,针对公示信息,尤其是对会计信息的强制性披露规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操作进行了探讨。（4）对于信息公示过程中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了梳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过程中具有三对基础法律关系。第一,信息提供方（企业）和信息平台的关系。第二,信息获取方（债权人）和信息提供方的关系。第三,信息平台和信息获取方的关系。本章针对三种关系在信息公示过程中因信息公示行为或者管理行为不当甚至违法而造成的相关责任承担问题进行界定和分析,包括企业信用信息公示之民事责任、企业信用信息公示之刑事责任、企业信用信息公示之行政责任,以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之第三方责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公示不实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公示平台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此外还根据利益冲突的原理对企业内部人员科以信息公示义务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第五章是关于事中事后监管背景下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配套制度完善研究。本章基于以上几章的讨论分析,以及对于上海市工商局、沿海某县市场监管局有关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实际运行情况调研的基础上,本着保证安全、兼顾效率的理念,尝试对我国事中事后监管信用监管机制下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配套制度提出完善建议,包括:（1）多平台信息共享,多渠道信息归集。推进我国事中事后监管的路径之一就是夯实多平台多渠道信息共享的基础,为了实现对于信用主体和信用数据的充分覆盖,亟需建立中立的第三方征信机构。本文提出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为基础,将其改造成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征信机构不失为一便捷可行的路径。（2）强化信用管理,引入信用评分。对汇集的企业信用信息进行信用管理的关键是采用有效的信用评分,即根据所掌握的企业信用信息,在交易开展过程中对企业主体进行信用等级的评估。在对企业进行信用评分之后,再针对企业不同的信用评分结果实行差别化监管措施。本文认为,针对信用评分工作的科学性、复杂性以及专业性,我国政府在创建企业信用公示制度的信用评分时,可以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外包给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信用评分,帮助政府提高管理效率。（3）平衡权利义务,激励信用修复。本文认为,在一套成熟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中,既应有失信惩戒措施,也需要信用修复机制。启用适度的信用修复机制对于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修复意义重大,也可以激励失信企业遵守规定,积极进行信息公示。有必要允许社会力量帮助企业进行信用修复。建议赋予企业以“被遗忘权”,即企业可以要求掌握其信用信息的主体将该数据予以彻底删除的权利。关于失信惩戒方面,本文认为,基层工商行政部门对于当地企业相对更为了解,为了及时准确的把握企业动态,更高效的推进信用信息监管,应该赋予基层工商行政部门调整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名单的权力。此外,还应当加大对企业抽查比例,现行规定中3%的抽查比例过低,使企业有违规成本小于违规收益的侥幸心理,并将对企业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严格到个人。（4）厘清公示边界,保护信息安全。在信息提供平台以及信息使用者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企业信用信息的归集和使用面临着信息滥用的风险,具体包括涉及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的信息被泄露、企业信用记录被篡改等等问题,并且信息滥用的案件同样也因为信息提供平台的多样性和信息使用方的多元化而面临难以举证的困境。因此,在企业信用信息归集和公示的过程中,需要对于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范围、归集方式、使用范围以及查询范围都作严格的限制,以维护信息主体的安全。在移植和吸收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法规》（GDPR）的基础上对于企业信息主体的保护提出完善建议。（5）激发参与热情,实现社会共治。本文认为实现社会共治的核心在于实现各方参与的多元化监督态势,具体包括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可以通过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也可以积极推进公众参与、区域自治的工作;社会共治的实现也需要企业积极主动开展自治自律工作。政府机构要对企业进行适当干预和规制,引导其充分意识到信用状况对其发展的长远影响和积极作用;社会共治需要切实发挥非营利组织,如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推进行业自律工作的开展;在企业公示信息的后续监管中,除了切实履行“双随机,一公开”的抽查方式,还需要考虑在公示系统中引入实时异议反映机制;事中监管需要发挥社会力量进行信息处理以及实时监管,推进公示系统关于商事交易风险预警的功能;构建社会共治新局面必须联合社会信用信息提供主体,进行大数据精准监管和风险预判,在事中事后监管背景下的转型政府也应该转变思路,将第三方平台视为协作监管的重要伙伴。徒法不足以自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作为我国首创的商事制度,在世界范围来看也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仍存在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本文对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理念和运行机制努力爬梳剔抉,着重讨论事中事后监管背景下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现有缺陷以及完善路径,从政府有限干预、市场安全保障、企业成本降低三个维度思考关于如何加强事中事后的信用监管,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造社会共治的监管新模式,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关键词：企业信用信息;信用监管;信息公示

学科专业：经济法学

摘要

abstract

导论

一、研究原因及研究现状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第一章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信息经济学理论

第二节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第三节 社会共治理论

第四节 信用管理理论

本章小结

第二章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概述

第一节 企业信用信息的概念

一、国外信用信息概念界定

二、国内信用信息概念界定

第二节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制度渊源

一、商事登记制度

二、证券信息披露制度

三、企业征信制度

第三节 域外信用立法经验的比较研究

一、域外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的立法经验借鉴

二、域外经验对我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立法的启示

本章小结

第三章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现状考察

第一节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基本内容

一、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的性质

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的主管机关

三、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的分类

四、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的基本内容

五、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的程序

六、公示信息的抽验程序

七、年报制度

第二节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运行情况

一、案例分析（沿海某县市场监管局调研综述）

二、案例分析（上海市工商局调研综述）

第三节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立法价值考量

一、改善公司治理

二、政府有限干预

三、保证安全、兼顾效率

四、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中引入外观主义的重要性

第四节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现存问题

一、法律制度位阶亟待提升

二、企业信用信息归集方式和程序有待改进

三、企业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的完整性有待提高

四、信息保护不够充分，法律责任不够明确

五、失信惩戒机制有待增强

六、公示标准应予以差别化区分

七、公示信息质量亟须提升

八、社会共治亟待发挥作用

本章小结

第四章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完善研究

第一节 公示标准需要差别化区分

第二节 公示信息质量需要提升

一、公众平台应涵盖其他平台所公示之信息

二、公示信息真实性、及时性应予以保证

三、公示信息应增加人格趋同公司、实际控制人和代持关系的公示

四、对于特殊行业、特殊企业应加大公示义务

五、公示信息内容宜进一步扩展

第三节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责任机制研究

一、企业信用信息公示之民事责任

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之刑事责任

三、企业信用信息公示之行政责任

四、企业信用信息公示之第三方法律责任

五、企业信用信息公示之公示平台法律责任

六、明确企业内部公示义务主体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事中事后监管背景下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配套制度完善研究

第一节 多平台信息共享，多渠道信息归集

第二节 强化信用管理，引入信用评分

第三节 平衡权利义务，激励信用修复

一、信用修复机制

二、失信惩戒措施

第四节 厘清公示边界，保护信息安全

第五节 激发参与热情，实现社会共治

本章小结

结语

一、主要结论

二、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附件一：我国各地企业信用信息立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