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税问题论文

摘要：我国农民工问题是经济社会的转型、城市市场化的推动、以及就业环境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的求解关键在于从根本上建立和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机制，其核心是建立战略性农村社会保障政策、过渡性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保障政策等三大政策支柱。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我国农业税问题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农业税问题论文 篇1：

中国农村土地问题及其出路

[摘要]我国的三农问题多年来迟迟未能得到实质性解决，症结在于一直未能实质性地解决土地权益以及与之相关的土地战略流转问题。本文从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入手，深入分析了农村土地权益及战略流转问题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困惑，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思路。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土地统筹城乡

[作者简介]宋丁（1955—），河北万全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城市战略、旅游地产。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党中央就把每年的一号文件定位于三农问题，可见我们党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多年来，也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和策略，农村整体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三农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中国城乡之间仍然保持较大的差别。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认为是土地。土地是农民的最根本利益，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在土地问题上实现战略突破。

一、从三农问题的现状谈起

（一）三农问题的由来与城乡差别的现状

中国的三农问题由来已久，造成这个问题大致有以下原因：第一，长期落后的农业经济和社会形态留下严重隐患。中国封建时代本质是农业社会，重农抑商，城乡差别并不突出，按照当时社会的“士农工商”排位，三农的地位并不低。然而，农业生产分散，生产方式落后，产业效益低下，农村内部分化严重，这些传统问题在封建时代已经很突出，成为当今三农问题的历史根源。第二，苏联模式的工业化对农业形成长期剧烈的盘剥。苏联建立之初，为了对抗强大的资本主义阵营，实施了以农养工的战略和政策，长期以农业的收益补养重工业，导致工农业产品之间巨大的剪刀差，农业地位由此急剧下降。第三，土地的集体化使农民丧失了最重要的权益性依托。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实施了土改，农民分得了土地，然而，时间不长，苏联的集体经济理论就深刻影响到中国农村变革中来。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中国农村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权益——土地的再分配，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土地的集体所有使农村土地的产权变得不清晰，在国家法律规定的四大法人（政府法人、事业单位法人、企业法人和社团法人）范畴内，“集体”均对不上号，集体是谁，谁说了算？村民全体？村委会？村干部？由于农村土地的产权模糊状况，导致农民事实上无法对土地真正行使产权人角色。第四，农村城市化以不平等的国家征地方式侵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国家征地的唯一土地性质转变方式，征地补偿是在农民基本上被动的局面下进行，失地农民在长时期内成为农村城市化的最大牺牲品。尽管近年来这种不平等的补偿局面有所改观，但是仍然难以真正达到合理的水平，正是这种土地问题上的不合理局面造成了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格局，维持并加剧了三农问题。

由三农问题导致的严重的城乡差别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从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差距为1.8：1，1994年达到2.9：1，目前进一步上升到3.2:1，据一些专家测算，实际差距可能在5:1左右。一是从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的差距看，农村9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远远低于城市，医疗卫生资源80%集中在城市，农村处于严重缺医少药、看病难看病贵的状态，社会保障体系主要覆盖城市，农村养老、低保等严重缺失。二是从城乡文化服务的差距看，许多农村还远离现代文明，甚至处于愚昧落后状态。三是从政治民主和政治权力的享有程度看，农民的组织程度很低，表达诉求的渠道很少。

（二）对以往解决三农问题策略方式的评价

几十年来，国家曾经采取过多种策略试图解决三农问题，有些策略也曾经取得过一些成效，然而，这些策略由于没有触及到根本，因此，效果并不理想。以往曾经采取过的主要策略是：

——干部下放和知青上山下乡的逆城市化运动：这是文革期间的做法，显然， 在当时城市积累了大量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把城市的干部和学生放到农村去，目的并不在于解决农村问题，而在于减轻城市压力，事实上农村负担更加重了。

——输血式扶贫：多年来我国实施以财政转移支付等国家手段来扶持贫困县的政策。这对落后农村地区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长时期内行政平调公共资源以供养弱势地区和阶层的发展模式可能诱发某种依赖现象，并可能造成另类社会不公平。

——造血式扶贫：例如，科技扶贫、旅游扶贫等。这种扶贫方式意在弥补输血式扶贫的弱点，更有利于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但仍然存在问题，这就是，它太单一化，而且仍然没有触及三农问题的根本。

——发达地区对口扶持：这是中国特色的、由国家指定的富帮贫现象，出发点很好，但以行政命令的办法拉郎配，搭建富裕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帮扶桥梁，不是贫穷地区发展的光明大道。

——减免农业税等减负政策：降低农民负担是好事，但是，这还是停留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浅层，仍未触及农村资产收益的深层。

——城乡一体化：通常的城乡一体化是在一个行政区的管辖区范围内实行，以中国城市的发展水平，事实上无法以城带乡，然而，城乡一体化总是一厢情愿地以拉低城市来拯救农村，其结果可想而知。

——农村城市化：这是个大趋势，我国现在仍然处在这个过程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村城市化采取的是国家征地的方式，从历史看，农民在土地流失过程中，失去的利益远大于得到的利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近年来推行的新策略，开始与农村的建设用地发生关系。然而，从实践进展看，新农村如何建设，农民往往不太清楚，这就是说，农民基本上处于被动地位，这与党的十七大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有距离。

（三）统筹城乡试验的希望所在

2007年，国家选择重庆、成都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这可以看作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最新战略和策略。笔者希望这次的统筹城乡真正实现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性突破，因此，我对统筹城乡的解读如下：

——统筹城乡试验是统一筹划城乡协调发展，不是以往那样的城市一枝独秀。关键是农村发展如何迅速跟进，如何真正解决困扰多年的三农问题。

——统筹城乡试验是城乡统一筹划开放式发展，不是搞封闭的以城带乡，城市拯救乡村。必须积极引进外部资本力量，推进农村发展。

——统筹城乡试验是允许突破现行法律框架、允许犯错的国家战略行动，必须以立法机构批复的形式进行，而不能停留在政府文件的层次。

——统筹城乡试验的核心诉求是让市场经济体制真正进入农村，让农村市场经济要素真正发育成熟，让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差别的支撑力破裂和消亡，让农民真正拥有可以与城市资产者相匹配的土地资本力量、财产价值和主体地位，让农村在土地资产还原产权主体地位和市场合理估值的前提下，与城市一道共谋开放式发展大计，达到开放式统筹运作、高位化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土地权益：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土地问题

农村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业、农村、农民都与土地息息相关：土地是农业的基本载体和农业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没有土地，谈何农业；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活和生产的核心利益依托，没有土地，谈何农民；土地是农村唯一能够与城市共存并立的价值空间，没有土地，谈何农村。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存在着严重的土地问题：第一，农民天赋土地权益事实上被剥夺的问题。农村经济集体化以后，农民的土地私有变为集体所有，尽管理论上农民也是集体一员，仍然是土地权益者中的一分子，但是，事实上农民已对土地失去了权益人应有的话语权。比如，既然农民是土地的主人，为什么还要讲让农民承包土地？让自己承包自己的资产，这在法理上是很难讲得通的。第二，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的虚拟化问题。这个问题上节已谈到，就是说，“集体”这个主体缺乏应有的法律地位。第三，土地经营的分散化问题。集体化以后，希望解决土地经营的分散化问题，然而不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引发了严重的吃大锅饭问题。回到联产承包制，分散化问题又出现了。第四，土地农业收益的低下问题。尽管国家多年来对农业实施一系列的倾斜政策，实施农业补贴，取消农业税等等，然而，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解决农业土地收益低下的问题。第五，农村土地管理的弱势化问题。这是当前农村土地方面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农民承包了土地，不少人又不愿意被一小块土地栓死，于是，出现了大量的撂荒现象。近年来的土地流转政策使这个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仍然有大量土地在承包制下疏于管理，土地利用现状不容乐观。第六，国家强制征地过程中的利益平衡问题。有资料显示，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权益分配中，地方政府大约得60%～70%，村集体组织得25%～30%，失地农民只能得5%～10%。据粗略估算，改革开放以来至少有8万亿元的土地级差收益从农民流向了其他社会集团或个人。第七，政策严禁农村土地自发流动而事实上的大量流失问题。在中国城乡之间，人口、资本、技术和土地这四大基本经济要素中，多年来，人口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要素的市场化流动，资本和技术也通过多种渠道在进入市场运作。然而，土地流动却始终是禁忌，已成为农村发展的最严重障碍。在城市化急剧发展条件下，农村土地事实上已经出现大量的灰色性流动，如小产权房、农村工业占地、以租代征问题等等。

（二）土地产权未回归农民的城乡关系是扭曲的关系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这是现行的政策导向。其中，包含工业和城市在对农业和农村长期剥夺后的一种忏悔性返还，但也包含了一种城乡价值不对等的概念。一种产业（农业）如果指望单一性地依靠别的产业（工业）来反哺，一个地方（农村）如果指望单一性地依靠别的地方（城市）来支持，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这是无法长久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城市无法通过“对口扶持”式的慈善行为拯救农村，也无法通过单边行动拯救农村。特别是在中国城市本身仍然缺乏足够的经济和产业实力的情况下，坐等城市拯救农村，其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

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客观上看，是社会整体经济发展低级阶段的必然表现，主观上看，是多年来忽视农村价值的对等性导致的。农村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土地一直处于被扭曲的状态，使农村无法依托其内在价值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

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单一化地走以城带乡的老路。中国农村希望实现跳跃式发展，就一定要有自救的理念，不是独立的自救，而是与城市交换的自救，这就要求农村必须有足以与城市价值互换的资本项。什么可以等值？土地。城市有资金，但建设缺土地，城市创造的社会价值高，但人均产业用地和人均住房面积小；农村有土地，但发展缺资金，农村创造的社会价值低，但人均产业用地和人均住房面积大。这就是未来农村实现交换式自救的机会和根本价值所在。

但是，农村土地只有在产权清晰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其真实价值。往哪里回归？回归农民。借助什么机会回归？统筹城乡试验。

三、农村土地问题的实质性突破

是统筹城乡试验的核心价值

国家批准设立重庆市和成都市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成都市和重庆市从实际出发，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要求，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需要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是什么？在创建农村地区新型产业链的过程中，农村土地资本和城市货币资本的合理的等价交换机制；关键环节是什么？土地。只有农村土地问题有实质性的突破，城市及外部大投资才能长驱进入。

统筹城乡的核心价值在于：利用事实上的第三次土地革命，从根本上将土地的所有权以恰当的资本形态归还农民，还原农村与城市的对等价值，还原农民在农村改革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真正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农村的落后局面。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土地革命分别是：第一次（正）：解放初期：分田到户，土地私有化。第二次（反）：20世纪50年代人民公社化，土地全部收归集体所有。第三次（合）：序曲——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土地所有权仍然在集体手里，但农民拿到了承包权。大幕拉开——统筹城乡，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获得以承包权入股的实质性利益，不是得到土地，而是得到股权。下一步——制度化地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为农民个人所有，但是，考虑到土地集约化经营的必要性，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并不是采取分田到户的实物资本形态，而是股权资本形态，由全体村民经过村民大会授权，组建农村股份制公司统一管理，即把经营权交给一个企业法人。未来的农村土地流转将以多种形式将农民的股份带入土地流入的公司，以延续农民的土地股权利益。

第三次土地革命后的农村土地经营模式与以往的联产承包制的根本区别在于，联产承包制是农村土地所有者——集体经济组织授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未来农村在新的土地制度下，是农村土地所有者——农民以共同行动的方式授予农村股份制合作组织对土地的经营权。

现在，作为统筹城乡试验区的成都已经在推进这一进程。2005年10月，成都邛崃市汤营村原来不足3000亩耕地，要养活全村3700人口。目前，村里40%人口脱离了土地。而留在村里的人则将全村的绝大部分耕地的经营权划分股份，投入到汤营三联农业有限公司。公司每年按每亩450公斤稻谷标准给付保底收入，此外将经营利润的50%用于分红。入股农户一部分在本公司做“农业工人”，一部分转移到镇上的工业园区做“产业工人”。 这种模式被称为“邛崃模式”。

2007年6月，中美成立一家合资公司，投资12亿元人民币，在成都彭州市桂花镇建设一个老龄人士休闲养老中心，该中心占地4000亩，建设面积8万平方米，可容纳老人2000人，解决剩余劳动力500人。桂花镇与合资公司联姻，组建成都山水怡养投资管理公司。镇上1104位农民通过将承包地转给合作社、以宅基地折价入股等方式，集体变成了公司的股东。这种模式被称为“彭州探索”。这是在成都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率先探索集体土地资本化的举措，是让农民将承包经营权换成社会保险，宅基地使用权换住房，集体建设用地换集体经济。与邛崃模式比，彭州探索更进了一步，一方面，其土地资本化更接近于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另一方面，其股份公司的经营已不再局限于农业，而转向其他为城市服务的第三产业。

尽管到目前为止，统筹城乡试验尚未实现在农村土地问题上的战略突破，农民仍然未能真正以土地主人翁的身份去参与城市化过程，然而，上述两个案例已经让我们认识到，农村土地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以土地为核心的三农问题也许离真正解决的时候不是太遥远了。

四、农村土地战略性流转的可能性

农村土地除了上面谈到的农民权益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战略性流转问题。这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农村建设用地，一块是耕地。过去农村土地的战略性流转历来通过国家征地这一个通道解决，现在，对于农村建设用地问题，国家已经在政策上有所松动。2006年3月29日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关于坚持依法依规管理集约用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简称52号文），明确提出了两个试点：其一，稳步推进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也即压缩农村建设用地的路向；其二，推进非农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也就是将已有的农村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流通的举措。52号文标志着中国对农村土地利用严格限制的政策已经开始转变，农村建设用地已经成为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主体内容。如果下一步再实现农民在土地权益上的股份化革命，则未来的农村建设用地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将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极为重要的筹码。

更大的问题是18亿亩耕地。中国占世界人口22%，占世界耕地10%，耕地问题极为敏感，作为国家基本政策底线，18亿亩耕地红线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但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使耕地底线的保护显得极为困难。事实上，已经是一再突破。

过去30年，已有2亿以上的农民以各种途径进入城市，使中国的城市化率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20%多发展到现在的近40%。未来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还将加快，估计将有3～5亿农民转为城市居民，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0%以上。如此巨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大中小城市，将给中国的城市用地带来巨大的增量需求。

耕地的农业产出无法与城市产业的产出相比，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必然要求腾出更多的农村土地发展城市产业。但粮食始终被认为是国家战略资源，18亿亩耕地红线意在保护中国粮仓和国家安全。然而，事实上，中国2007年的粮食产量已经突破10000亿斤，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是改革开放前的一倍还多。因此，尽管国家政策目前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的历史面前，面对未来几十年无法回避的快速城市化，也许我们不得不对18亿亩耕地的前途作出一些另类的、大胆的思考，也许，中国还是有办法挖掘18亿亩耕地的潜力：

办法之一: 南有袁隆平为代表的超级水稻，北有李振声为代表的超级小麦，有效提高单产，减低粮食生产对耕地的依赖局面，希望由此节约3%的耕地。

办法之二: 改变粮食进出口机制，将目前中国的粮食出口国地位变为非粮食出口国，减弱出口粮食对国内土地的依赖。甚至可以考虑恢复原有的粮食进口国地位，如同石油一样，确立稳定的国家粮食国际贸易关系，改变95%的粮食由国内生产的格局，希望由此节约3%的耕地。

办法之三: 把一些可靠友好的周边国家，如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变为中国粮食生产的后方基地，甚至像新加坡购买中国的工业园区经营权那样，购买国外的农业用地经营权，实施农业外向型投资，建立中国在国外的农业生产基地，从而减少中国本土生产粮食的土地压力，提高国内土地的经济价值，希望由此节约2%的耕地。

办法之四: 通过高效的农村土地管理机制，有效地提高现有农村土地的生产力，避免土地承包中的撂荒现象，以效益抵减面积的压力，希望由此节约2%的耕地。

办法之五: 必须占用的耕地，以耕地占补方式置换解决。

通过以上多种办法，我们从理论上估计有可能从现有耕地中节约出大约10%的面积，就是1．8亿亩。如果再保守一点，按1．5亿亩计算，就是10万平方公里，这个面积相当于6个北京市、或17个上海市、或50个深圳市的总面积。这无疑将大大有助于满足中国城市化对土地和空间的不可逆转的需求。

本文之所以要谈到耕地这个国家政策严格限制的话题，是因为我们不能让这个国家政策蜕变成“鸵鸟政策”，以为自己把头埋在沙子里，看不到外面，就认为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事实上，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农村的城市化包括农村部分土地向城市功能的转变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情。如果做到既保证了国家粮食安全、又为城市化腾出了应有的土地，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可信的国家战略，而且，我认为中国完全有能力和条件达到这种战略平衡。只有确定了这样的战略思维，以土地为核心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才有坚实的依靠。而只有通过股份化的革命解决了农村土地权益向农民的回归，并且创造条件让农民真正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农村建设用地以及少量耕地的战略流转中去，统筹城乡试验才会突破以往传统模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困惑，真正体现出其伟大的改革价值。

作者：宋　丁

我国农业税问题论文 篇2：

我国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与政策选择

摘要：我国农民工问题是经济社会的转型、城市市场化的推动、以及就业环境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的求解关键在于从根本上建立和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机制，其核心是建立战略性农村社会保障政策、过渡性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保障政策等三大政策支柱。在这个领域，我国各级政府和理论学术界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各大支柱之间有序性逐步深化。

关键词：农民工；政策选择；社会保障机制

随着农民工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出现，农民工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对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还正视不足，对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机制研究不够。国内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具体制度框架的设计和重要性认识层面，未能对农民工的就业特点和迁移动机从体制上进行剖析。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归纳及对其成因的分析，试图更好地解释我国在农村经济制度的改革走向和城市化工业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问题，并初步刻画我国“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障机制”的政策结构与内涵。

一、农民工就业的特点及迁移动机

“农民工”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本文农民工特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目前农民工就业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就业竞争的弱势群体

他们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据统计，2004年，全国农民工中16～40岁的占8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6％，接受过各种技能培训的仅占24％。可以看出，农民工平均年龄比较轻，总体素质偏低，他们中多数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集中分布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环境差、危险性高的劳动岗位。由于就业实力较弱，是工业化竞争中的弱势群体。

（二）“进退自如”的流动特征

由于国家现行的农村政策和个体参与城市竞争的适应性他们大部分不可能安居于城市，其活动的规律以在城乡间双向流动为主。有两种流动形式：一是以年为周期在城乡和地区之间“钟摆式”流动。二是以农业生产季节为周期，利用农闲时间外出的“兼业式”打工。2004年，季节性外出打工的人数约占农民工总量的1/5。

（三）缺乏就业城市的定位性，表现出流动的盲从性

目前，农民外出务工主要还是依托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信息网络。据调查，近九层的农民工通过自发方式外出，有组织外出的仅占12％。靠亲友介绍或帮带为主要途径的自发性外出打工，带有浓厚的传统“帮贫济困”色彩。

处于青壮年的农民工尽管有融入城市的良好愿望，但真正迁移的动机是为了摆脱贫困，增加收入，逐步改变生存现状。据统计，2004年，中部地区外出农民工4728万人，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0％；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3161万人，占26.7％。中西部地区的打工群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2/3。贫困地区成了城市打工群体的主要来源地。

二、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的现状及其成因

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组成部分，其社会保障待遇缺失现象严重。突出表现在：一是医疗、养老保险空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表明，农民工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10％左右，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为15％左右。目前基本养老保险不能跨地区转移，一些地方已参保的农民工也纷纷退保。二是工伤保险参保率低，伤残医治赔偿困难。据农业部2005年快速调查，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参保率仅为12.9%，农民工面临巨大劳动安全风险，许多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经济赔偿。三是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基本处于“零启动”状态。四是农民工处在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之外。

究其原因主要是四个：第一、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带有计划经济年代的痕迹，没有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之内。第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险的脱节，返乡农民工的社会保险无法接续，削弱了农民工在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第三、现行劳动政策法律不健全、法制不完善，特别是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严重问题。用人单位违法现象普遍存在，有的地方劳动部门执法不严，监察不力，直接怂恿了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第四、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弱质”特征，在与用工单位的谈判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没有与用人单位讨价还价的资本。

三、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的政策选择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制度缺失是现行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城市政府和用人单位的认识差距以及自身群体素质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解决我国的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关键在于，建立和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机制。其核心是建立战略性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过渡性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保障政策等三大政策支柱。优化农村社会保障政策，改善农民生存环境；强化城乡社会保障政策的兼容性和农民工投保激励，促进农民工的合理流动；保障农民工的就业权利，确定社会保障架构，促进农民工的劳动平等。在这个领域，我国各级政府已经和正在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各大支柱之间的集成化也在进一步加强。

（一）战略性农村社会保障政策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紧密相连的。战略性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是建立以稳定现行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它包括三大要素：经济收入保障、土地保障和公共服务保障。

经济收入保障就是提高农民收入。农民之所以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其原因是农村劳动力的富余和增加家庭收入。经济保障首先要解决农民经济利益。经济是基础。国家税费改革取消了绵延2600多年的农业税，缓解农民的负担，是一条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路子。同时，政府要加大发展县域经济的力度，加快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建设，提供非农就业岗位，鼓励农民就地从事二、三产业，提高农民收入，改善生活环境。

土地保障就是稳定农民的土地关系和利益分配。由于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存在进入城市和退回农村两种可能，因而土地对于农民工具有特别的意义，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与社会保障“最后防线”。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益，使他们进退有路，有利于降低城市稳定风险和农民进城成本及失业风险，是我国现阶段广大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重要选择路径。

公共服务保障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保护农民利益的“安全网”。逐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中国的特殊国情是城乡差距大、农村人口多，因此，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应由如下制度组成：以贫困人口为对象的“低保”制度；以农村“五保户”供养、特困户生活救助、灾民补助等社会救助制度；以城乡统筹为特征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以保护计划生育群众利益为主的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

战略性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三要素中，经济收入保障是基础，土地保障是后盾，公共服务保障是目标。

（二）过渡性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

过渡性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的核心是适应城镇化、工业化和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将进城务工人员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适应农民工流动大的特点，使其社会保险权益方便转移接续，并保证其在流动就业过程中社会保障权益不受侵害；从实际出发，坚持低标准准入的原则，实行低费率，个人少缴或不缴。

进城务工人员应与城镇职工一视同仁，享受《劳动法》规定的“五险”。在养老金的模式上，应充分考虑农民工流动频繁的特点，以个人身份证号码为基础，建立个人账户，全部缴费进入个人账户，不搞社会统筹。养老金模式为“缴费确定性”，未来的待遇取决于个人账户的积累额。个人账户的费用，可以在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自由转移、接续和继承。属于“自我雇佣”的农民工，在投保方式上可以按当地灵活就业人员渠道办理。

在缴费标准上，考虑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承受力，坚持低标准准入、低缴费率和个人少缴或不缴的“两低一少”原则。低标准准入指农民工的参保缴费工资基数可以略低于城镇职工的平均缴费工资标准；低缴费率指可根据实际情况，缴费比率一定幅度下调，个别险种（如生育、工伤保险）个人不缴费，由用人单位缴纳。

建立大病医疗保险，提供当期住院医疗保障。适当调整医疗保险的起付线、个人自付比例、等待期、住院押金等方面政策，降低门槛，使农民工更容易享受到有关待遇。建立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由地方财政出资，建立农民工社会救助基金。当农民工遭遇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失业等风险而使生活陷入困境时，由当地民政部门给予临时性、一次性的应急救助。

（三）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保障政策

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保障政策是一种保护性就业政策。它关注就业权利保护，它包含三项基本要素：就业前的平等就业机会权利、就业中的就业条件公平权利、不能就业时的社会保障权利保护。

在就业前的平等就业机会权利保护方面，城市劳动力市场还存在着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隔离。因此，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是保护平等就业权利的前提。具体就农民工就业权利保护而言，国家需要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有序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

在就业中的就业条件公平权利保护方面，政府发布的很多就业权益保障措施，如劳动时间长度限制、节假日待遇、最低工资规定、要求参加就业及失业保障等，但劳动权益保护条例的落实方面明显不够。因此，国家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明确牵头部门落实管理责任，加强督促检查。

在失业社会保障权利保护方面，国家对失业者或不能就业者提供社会保障。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要健全和执行失业保险制度，建立最低生活标准保障制度以及让农民工进入城市的社会救助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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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美艳.城市外来工的就业与报酬分析[J].学习时报，3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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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

作者：陈洪权

我国农业税问题论文 篇3：

“三农”问题的经济法分析

【摘要】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日益严重，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党中央国务院也提出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当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文章从考虑我国“三农”问题的现实及其产生原因出发，以“三农”问题与经济法的契合点为分析点，阐明了经济法律制度是“三农”问题保障的核心制度，并探讨了这一法律制度体系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三农”问题 经济法 对策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九亿多农民，占我国人口的75%，因此农村经济能不能登上新台阶，农民收入能不能增长，农民的利益能否得到有效保护，事关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三农”问题涉及社会关系之广，调整范围之复杂，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毫无疑问需要法律来进行规范和保障，也只有在法律的作用下，才能达到长期地、稳定地解决。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三农”问题的现状与产生原因

1、“三农”问题的现状

（1）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九五”期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平均增长2.89%，每年是实际增长率分别是9%、4.6%、3.8%和1.9%，增幅呈逐年下降趋势。尤其是一些贫困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呈负增长状态，相反，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却是逐年提高的，因此，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1995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47：1，1997年收入差距为2.51：1，1999年扩大到2.65：1，2000年继续扩大到2.79：1，2002年则扩大到3.5：1，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的隐性收入和社会福利等因素，真实的差距已达到5：1。这种差距甚至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2）农民负担实际逐渐加重。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波动中，农民因为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农业纯收入大幅度减少，而在非农产业中就业又受到排挤，致使总体收入减少，但是农民还要承担各种集资，摊牌费用，加上社会消费的逐年上升，使得农民压力越来越大。

我国是人多地少的国家，庞大的农村人口技术基数降低了人均农业资源的占有量，现在全国农民平均每户占有耕地6.7亩，每个劳动力平均只有1.5亩，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每年还要减少500万亩耕地，人口却以每年1300万的速度递增。农业资源短缺与劳动力过剩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过去受传统思维的影响，片面追求粮食产量，过度的开垦使我国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土地荒漠化速度加快，环境污染严重，水土流失，耕地逐年减少，生态系统十分的脆弱，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

（1）体制原因，即二元户籍制度由此带来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形成“三农”问题的本质根源。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形成了以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传统农业与近代工业，传统农村与少数较繁华的工商业城市并存的二元结构。一方面对农产品实行低价统购制度，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形式获得积累，并通过减少交易费用而获得稳定的原料供应；另一方面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限于城市工业化，为阻隔资源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别政策，在农村限制非农产业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工业化的战略虽然打下了比较好的工业基础，但它是以损害农业的发展为代价，使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日益明显，从而使得“三农”问题愈愈演愈烈。

（2）制度原因，即相应的法律制度的滞后与不完善是“三农”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我国的一贯产业政策，但往往仅仅落实在口号阶段，同时，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使农民又回复到小农经济状态，造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而这几十年来偏向城市的财政体制，缺少法律的有效监管，使得农民成为过度的“输血者”，进一步加剧了“三农”问题的严峻。从我国的金融体制来看，我国金融机构在农村主要是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引导及其监管，使其背离设立之宗旨，不但不支持农业的建设、农民的发展，而且还相对歧视农业贷款，使得“三农”问题雪上加霜。

（3）农业本身的劣势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农产品的生产周期长，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量大值低，不容易保存，需求弹性小、利润低、风险大，这些自然因素也是“三农”问题积淀下来的重要原因。

二、“三农”问题的经济法透析

1、“三农”问题是对经济法理念的生动诠释

（1）公平发展理念。公平是所有法律价值的共性，而经济法的公平发展理念主要指经济生活的公平，并且所注重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公平。因此，以社会经济发展公平理念的经济法，开始进行事前的预防以及事后的修补。同样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贯彻“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先富带动后富”的改革开放政策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同时也加剧了地区发展不平衡，从而也导致了目前的地区发展差异。经济法秉承的公平发展理念，注重最终实际利益的归属，注重效率的内在公平，恰好是实质公平的体现。

（2）可持续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一直为经济发展所关注，其核心在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农”问题不仅要尽快解决，而且解决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道路。当前，农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减缺，农药化肥等泛滥使用，已经使得耕地的种植潜力日趋减弱，又加上农民的盲目开荒，过度伐木，已经使得植被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为此必须让法律来保障与监管，从而既实现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又保证资源、生态系统乃至人为环境发展方向的可持续发展。

（3）安全发展理念。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它的价值是促进国家、社会、个人的和谐发展。因此，安全发展理念是贯彻其始终的。“三农问题”既涉及市场经济的稳定，又涉及社会发展的潜在不安因素，因此其解决必须把安全发展放在首位，只有安全、稳定才能快速发展。

2、经济法本身与“三农”问题相吻合

经济法是产生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体现国家干预经济意志、综合运用国家权力和宏观调控手段不断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法律规范系统。“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家发挥宏观调控职能，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监管等手段综合治理。

（1）经济法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公权力介入私经济领域的法，是公法与私法的交融。正是具有公法和私法的这种性质，表明了它可以运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在“三农”问题上发挥巨大作用。

（2）经济法在法律表现形式上存在大量单行法规。“三农”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历史、体制、经济领域等方方面面，因此，没有任何一部基本法律能够完整解决，而且其解决在历史尚没有先例，因此，也需要颁布一些单行法规或试行法规，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为法律。

（3）经济法在体制上大量采取授权立法，这也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的实际情况也不同，国家在保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可以授权地方“因地制宜”，制定灵活性法规，使“三农”问题得以快速解决。

3、加强宏观调控立法

（1）完善价格法律制度，维护农民利益。我国1993年7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明确规定：“国家对粮食、食品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实行保护收割制度”，价格法也进一步规定：“政府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过低时，可以在收购中实行保护价格，并采取相应的经济措施保证其实现。”这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保持农业发展的良好势头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与健康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可以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在条件成熟时制定“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护条例”，对政府确定价格的程序和权限以及制定保护价的原则、根据和保护价的适用范围等重要事项做出明确规定。并且在农民与政府博弈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赋予农民以信息权，具体表现为以法定的形式规定农产品的价格听证会，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等。

（2）制定计划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从国外经验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来看，都制定有国家发展计划，而我国目前的计划编制缺乏科学性，执行缺乏相应的约束，监督性，这可从前面所提的“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可以看出，正是当时产业计划的不科学，造成了以压制农业为代价而发展工业、以城乡建设为中心而采取户籍制度的战略。因此，必须完善计划法，重新规范计划的科学性、执行性。具体来说，可制定《农业资金投入法》，使对农业的投入有法可依，依法执行，同时将经济“非农业化”、城乡统筹发展纳入产业法的立法目的体系，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及乡镇企业，从而分流农村中大量剩余劳动力。

（3）修改税法，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我国现在农民负担的法定税费主要包括农业税，提留统筹费和“三乱”收费等项，这几年经过国家的规范治理，“三乱”收费有所遏制，主要集中在农业税上，虽然农业税税率不高，但远高于发达国家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也高于发达国家农业所负担的实际税率。中国是少数向农民征税的国家。据统计，2001年农业税收为164亿元，农业特产税收为122亿元，牧业税0.4亿元，合计286.4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75％，这说明了取消农业税并不会对国家财政造成太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温总理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免征农业税。

（4）制定财政支农法，提高农民收入。由于农业税收的减少，相应的农业设施建设也会被迫停止。因此，国家应新增财政支农资金，并制定财政支农法，使该项基金能够切实利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兴农、农业生态环境改善，农业产业化发展及农产品质量提高等方面，确保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

总之，“三农”问题的解决是离不开法律的。而经济法在这一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应在完善经济法的基础上，通过宏观调控的贯彻执行，来弥补市场的不足以及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种种弊端，达到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农村的稳定繁荣，最终使农民走向小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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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余辉　张慧梓　游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