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构建基础研究论文

2022-04-16

[摘要]统筹城乡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两大重要课题，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有益于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快速发展。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弊端由来已久，城乡矛盾在当前和谐社会构建的大背景下表现得异常突出，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从机制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建立相应模型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和谐社会构建基础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和谐社会构建基础研究论文篇1：

福建省眼科学科发展报告

第一执笔人：徐国兴，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主任委员

[摘要]本文回顾了福建省眼科学学科发展历程，重点介绍晶状体病、眼底病、青光眼、视光学和眼表疾病等领域在临床和基础研究方面的工作成果，展望福建省眼科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眼科学发展历程现状发展趋势

1 福建省眼科学科发展历程

1.1 辉煌的历史

在福建省眼科事业发展的历史上曾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期。早在十八世纪中叶我省著名的中医眼科专家黄庭镜集前人的成就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我国古代眼科学的总结性著作《目经大成》，在眼科手术学和方剂学上的成就为后世带来深远的影响。他对白内障针拨术提出“审机”、“点睛”、“射复”、“探骊”、“扰海”、“卷帘”、“圆镜”和“完璧”等八法，使操作过程规范化，促进了针拨术的发展。二十世纪初，现代眼科技术即在我省开展，发展速度与水平居国内先进地位。1904年长汀福音医院已能开展白内障摘除术，50年代改囊外摘除术为囊内手术，60年代开展角膜移植术、巩膜缩短术治疗视网膜脱离和巩膜咬切术治疗青光眼，70年代开始虹膜夹型人工晶体和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1972年我省承办卫生部“全国白内障针拨术、套出术学习班”，对该手术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就在我省眼科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十年文革阻挡了前进的步伐。

1.2 艰苦的再创业阶段

1978年，福州地区眼科学组历经十年文革浩劫后首次恢复学术活动，高春顺任名誉组长，林仕桂任组长，每月举办1次学术活动，内容涉及人工晶状体手术进展、青光眼滤帘切除术和白内障摘除术等当时学科发展的前沿。翌年8月，中华医学会福建眼科学分会召开第一届全体委员会议，选举高春顺担任首届主任委员，这是我省眼科事业发展的里程碑，从此我省广大眼科工作者以一个集体的形象出现在全国同道面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眼科事业迅猛发展的20年，乘着“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的东风，我国眼科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该时期我省也涌现出了一些在全国享有盛誉的眼科专家，如第三届主任委员童绎教授，在神经眼科学领域尤其Leber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方面达国内领先水平。1982年全国眼外伤与职业性眼病学组在漳州市召开工作会议，并举办第二届全国眼外伤与职业性眼病学习班，1984年中华医学会第三届全国眼科学术会议在南平市召开，1989年全国中医眼科学会第二次学术年会在漳州市召开。这些全国性会议的召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省眼科事业的发展。

跨入21世纪，我省眼科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01年在福鼎市召开的第七次福建省眼科学术会议上，眼科学分会第四届委员会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观念，通过充分酝酿和民主选举的方式推选出新一届常委会,徐国兴教授任第四届主任委员。新一届委员会以“开放、创新、求实、进取”为指导思想，带领全省眼科同道面对全国眼科事业高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开始了再创业历程，大力发展我省眼科事业。该阶段，会员数量逐年增加，福州市、龙岩市、南平市和宁德市等地市相继成立市级眼科分会，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各单位获得科研资助的项目数和经费总数以及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较前期都有显著的增加。由于出色的组织管理工作和学会团队成就，福建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被评为省医学会的先进学会。

1.3 全面发展阶段

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人才梯队的培养是决定性因素。在初步建立自身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为我省眼科事业输送高级临床和科研人才的同时，2003年我省眼科事业在发展历程中又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成立福建医科大学眼科学与视光学系。该系的创办不仅解决了我省眼科事业发展缺乏专业人才的现状，更重要的是，作为全国高等医学院校中仅有的八个眼视光学本科专业之一，该系的创立提升了福建省眼科界在全国眼科同道中的影响，同时也为国家培养大批眼视光学人才。该阶段，我省眼科事业在医疗、教学、科研各方面都取得了标志性成果。教学方面，除了创立眼科学与视光学系，在国家级规划教材编写、博士生培养等方面都有了突破性进展；科研方面，福建医科大学承担或以跨学科合作方式获得多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十一五”重大支撑计划在内的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填补我省空白；临床方面，由于大量引进新设备和新技术，我省眼科临床水平进步很快，眼底荧光血管造影、多焦视觉电生理、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计算机自动定量视野计和活体超声生物显微镜（UBM）等诊断技术以及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玻璃体切割术、准分子激光屈光手术、Nd-YAG激光和氩离子激光等治疗技术都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 福建省眼科学科发展现状

2.1 白内障专业

白内障是眼科的常见病，目前仍是我国最常见的致盲眼病之一。根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白内障致盲者占盲人总数的46.07 %，远远高于居第二位的角膜病的11.44%。根据2006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福建省眼科研究所在我省邵武市进行的眼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白内障致盲者占全部致盲眼病的66.5%，因此，白内障复明手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是工作重点之一。

目前，白内障的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发病机制、后发性白内障防治和药物干预防治白内障三个方面。在白内障的发病机制方面，国内外的研究方向主要有热休克转录因子4（HSF4）基因突变、晶状体的生化和蛋白质异常以及与晶状体上皮细胞凋亡的关系等。我省在该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一定的成果，福建医科大学的“糖性白内障免疫组化和超微结构研究”较系统地研究了人类糖性白内障晶状体上皮细胞中MMP-2、TIMP-2、TGF-β1、HSP70的表达及上皮细胞增殖和凋亡在糖性白内障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获2005年福建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后发性白内障是白内障术后视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先天性白内障术后，其发生率高达100%，因此后发障发病机制和防治方法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热点。在后囊膜混浊机制方面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残留晶状体上皮细胞的移行和增殖是主要原因，因此后发障防治方法的研究思路可归纳为三类：改进人工晶状体的设计、完善手术技巧和应用干扰素、表皮生长因子、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和转化生长因子等细胞因子体外干预晶状体上皮细胞的增殖。

在药物干预防治白内障的基础研究方面，福建中医学院充分发挥我省在中医眼科领域的传统优势，其“中西医结合防治白内障的基础和临床系列研究”获2006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由于白内障的发病机理至今未明，药物防治白内障的基础研究未获突破性进展，因此白内障摘除及人工晶体植入术仍是白内障患者复明的惟一有效方法。我省在白内障手术水平上能紧跟国内外的先进技术，早在1904年，我省即能开展白内障摘除术。从早期的白内障囊外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引进国内的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折叠式人工晶体植入术再到本世纪初出现的双手微创冷超乳技术，我省都能在较短时间内引进推广。目前，我省许多县级医院眼科都已引进白内障超声乳化仪，而非公立眼科医院利用其资金的优势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引进国内外最新的超乳设备并在临床推广，为患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然而，超声乳化手术医师在利用最新设备为患者服务的同时存在一个手术技术的转型期，而我省白内障手术积存量最大的西北部地区患者经济条件较差，且硬核性白内障居多，因此不宜过分强调超声乳化术在白内障手术中所占的比例，尤其是在复明手术中，应当以安全、经济、实用为基本原则。

2.2 眼底病专业

眼底病是眼科最常见的不可逆性致盲眼病之一，也是眼科临床和基础诊断、治疗和研究难度最大的一类眼病。我省眼底病临床工作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近10年来，我省引进一系列先进的眼底检查和治疗设备，如眼底视网膜/脉络膜荧光血管造影、眼底相干断层扫描仪（OCT）、多焦视觉电生理仪、三维眼科Ｂ型超声波、多功能玻璃体切割系统和眼底激光治疗仪等，大大提高我省眼底病的诊治水平，为许多以往无法治疗的玻璃体视网膜疾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手段。目前，我省在常规玻璃体切割、玻璃体腔内非磁性异物取出、玻璃体切割联合重水硅油治疗复杂性视网膜脱离等方面已接近国内先进水平。临床研究方面，福建医科大学在国内率先开展色素上皮移植治疗视网膜色素上皮变性疾病的研究，福建中医学院采用经瞳孔温热疗法（TTT）配合归芍地黄汤、君子汤治疗渗出型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RMD），均取得一定的疗效。ARMD是目前西方社会居首位的致盲眼病，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该病成为严重影响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突出问题。ARMD临床上可分为两型：萎缩型和渗出型，前者发展缓慢，预后较好；渗出型由于黄斑区有新生血管形成，因此病变发展快，视力预后差。福建师范大学的200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脉络膜新生血管的负载树枝状光敏剂的聚合物纳米粒子的合成与构效关系”开发的新型光敏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国内居领先水平。目前该研究动物实验部分已基本完成，研究成果在SCI源期刊《Journal of Ocular Pharmacology and Therapeutics》和《光谱学与光谱分析》上发表。TTT是近年来用于治疗CNV的新方法，采用810nm波长的激光照射病变区，使局部温度升高以封闭CNV。TTT治疗方法简单，价格较低，国内有较多医院开展了此项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有一定疗效，但由于临床应用时间较短，尚需多中心、大样本和更长期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结果以证实疗效。目前我省在眼底病基础研究领域中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机制和防治研究上，如视网膜色素上皮变性（RP）、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RMD）、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和外伤性增殖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PVR）等。

2.2.1 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系列研究

视网膜色素上皮(retinal pigment epithalium, RPE)细胞位于视网膜和脉络膜之间，具有吞噬光感受器外节膜盘、运送营养物质和代谢产物、构成视网膜外屏障、吸收紫外线、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和参与VitA的代谢等重要的生理功能，对维持视网膜光感受器细胞的新陈代谢和正常生理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RPE细胞异常与RP、ARMD等疾病密切相关，在PVR的病理过程中RPE细胞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RPE细胞的相关研究是近十年来国内外眼科界的热点之一。目前，福建省眼科研究所已完成兔、猪、猴和人等多物种RPE细胞的细胞系的建立，RPE细胞超微结构和生物学特性研究，LPA和TGF-β等因子对RPE细胞的增殖影响，IL-10等因子对RPE细胞免疫学特性的影响以及恒河猴RPE细胞视网膜下腔移植等研究，达国内先进水平。

2.2.2 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的发病机制研究

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proliferative vitreoretinopathy，PVR）是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和眼外伤后RPE细胞和神经胶质细胞等增生所产生的玻璃体视网膜增生性病变，是视网膜脱离术后复发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严重影响视力预后。国内外对其病因、病理及防治等进行了多方面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我省在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成功地制作了PVR的外伤模型，并进行基质金属蛋白酶及其抑制剂与外伤性PVR的关系研究，初步揭示了MMP-2、MMP-9、TIMP-2和TIMP-1参与了外伤性PVR发生发展的病理过程，而人工合成的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GM6001可促进MMP-2/TIMP-2、MMP-9/TIMP-1动态平衡的重新建立，在外伤性PVR的防治中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临床病理研究资料表明，RPE细胞在视网膜增生性疾病中起重要作用，如在PVR患者的玻璃体切除物中发现有RPE细胞，视网膜脱离患者视网膜下液对培养的人眼RPE细胞有促增生作用等。因此研究抑制RPE细胞增生的药物对防治PVR有重要意义。由于我省在RPE细胞的基础研究领域有一定的优势，因此有望在PVR发病机制和防治措施方面取得突破。

2.2.3 视网膜移植

视网膜移植指将视网膜移植片、细胞悬液或电子芯片移植到视网膜的相应部位以治疗视网膜变性疾病或遗传性疾病的方法。视网膜移植是目前国内外眼科界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需要眼科界、生物医学基础学科、生物工程领域和光电技术领域等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主要包括RPE、IPE、视网膜混合细胞、视网膜光感受器细胞和干细胞悬液移植，视网膜组织块或依附于支持物生长的细胞片的移植以及电子芯片移植等。移植途径包括经巩膜、脉络膜至视网膜下腔的外路法和经睫状体平坦部切口、玻璃体切除后进入视网膜下腔的内路法。

目前，我省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是福建省眼科研究所主持的省科委重大项目“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移植研究”和国家人事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诱导转分化成视网膜细胞的研究”。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移植研究目前已完成初步的动物实验，研究表明通过巩膜外路法可以在不损伤视网膜的情况下将细胞悬液准确植入视网膜下腔，应用BrdU标记跟踪植入的细胞，发现移植细胞在视网膜下腔可以存活，并与感光细胞外段形成相嵌结构，在移植细胞中发现感光细胞外节膜盘，表明移植的细胞在体内具有吞噬功能。尽管视网膜下腔被认为是相对的免疫赦免区，但研究表明异体RPE细胞移植仍存在一定的免疫排斥反应，因此胚胎干细胞的诱导分化视网膜细胞一度成为研究热点，但由于伦理问题限制其应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是一类存在于骨髓中的具有多向分化潜能的干细胞，可诱导转分化成视网膜细胞，由于其来源丰富，自体移植无免疫排斥，不涉及伦理问题等优点有望成为视网膜移植的供体来源。近年来，国际上在视网膜移植领域的研究进展很快，已从单纯的细胞悬液移植发展到体外用支持物培养细胞片，视网膜转位移植或应用准分子激光切削视网膜光感受器层获得视网膜光感受器细胞，应用玻璃体视网膜手术技术将细胞或组织片按一定的方向移植于受体视网膜，以保持光感受器或RPE细胞的极性。2006年德国科学家和眼科医生完成了全球首例视网膜电子芯片植入手术，使患者看见由像素点组成的图案。目前，该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的关键问题需要解决，如如何获得有意义的图形视觉等。对比国内外先进水平，我省眼科界同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3 青光眼专业

青光眼是一组以特征性视神经萎缩和视野缺损为共同特征，主要与眼压升高有关的临床症群或眼病。统计学资料表明：我国原发性青光眼患者已达600万，是仅次于白内障的第二大致盲性眼病，因此对青光眼所造成的视功能损害的防治研究仍然是21世纪防盲治盲工作的重点之一。

在临床方面，青光眼领域的研究重点主要在早期诊断、青光眼筛查和手术治疗。由于青光眼起病隐匿，多数患者首次就诊时视功能的损害已难以逆转，因此，青光眼的早期诊断和筛查就显得尤为重要。开角型青光眼的早期诊断主要根据眼压、视乳头或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青光眼性改变及青光眼性视野缺损做出诊断，对有视功能改变而眼压不高者则需查24小时眼压，以区别高眼压性青光眼或正常眼压性青光眼。近年来一些针对青光眼视神经病变的形态学和功能学检测设备相继问世，如视觉电生理检查、心理物理学检查及计算机视野检查等提高了视功能检测的敏感性；视网膜厚度仪、激光扫描偏振仪和光学相干断层成像可定量测定视乳头及视网膜神经纤维层，便于随访对比观察。因此，如何提高我省基层眼科医生青光眼早期诊断的意识和水平、研究适合我省现状的青光眼筛查模式是我省眼科医师尤其是青光眼专科医师必须肩负的重要职责。

在青光眼的手术治疗方面，国内外近十年来有较大的提高，复合式小梁切除术及抗代谢药物在手术中的应用使滤过手术的效果有了明显改善；非穿透小梁切除术联合透明质酸生物胶植入治疗开角型青光眼，具有较高的安全性；房水引流物植入术治疗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等难治性青光眼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激光医学的发展为青光眼治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在基础研究方面，近几年的研究热点主要围绕青光眼的发病机制、视神经保护和再生以及基因筛选等问题。青光眼患者视神经保护和再生是21世纪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针对视神经发生损害的不同环节，在有效控制眼压的基础上，利用不同的药物阻断视神经损害的发生，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抑制凋亡相关基因的表达，达到保护视神经的作用；或将神经干细胞移植到视网膜下腔经诱导分化成神经元或神经元样细胞，为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再生带来了希望。但这些研究国外尚处于动物实验阶段，临床应用尚待进一步努力。我省在视神经的保护和再生领域作了大量的工作，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1项，省重点科研基金资助2项。在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和激素性青光眼发病机制的研究方面，福建医科大学进行了小梁细胞的培养、生长特点、超微结构以及免疫组织化学特点的研究。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飞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青光眼分子遗传学的研究进展，目前已发现8个相关的染色体位点，并已确定MOYC/TIGR，OPTN基因为青光眼的致病基因。我省在该领域的研究尚属空白。

2.4 角膜病与眼表疾病专业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单眼和双眼角膜盲患者共有约400万，居致盲眼病的第二位，我省2006年进行的邵武市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角膜病致盲者占全部致盲眼病的6.09%，仅次于白内障。近年来，随着角膜接触镜、角膜屈光手术以及白内障等内眼手术的普及使角膜病的发病率有上升的趋势。我省角膜病的现状同全国基本一致，具有患者人数多，基本集中在卫生技术条件较差的农村，超过80%的患者可以通过角膜移植手术复明等特点。因此，加强角膜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提高基层眼科医师角膜病知识水平、加快角膜移植手术的普及和眼库建设将极大地推动我省防盲治盲事业的发展。

感染性角膜炎是最主要的致盲性角膜病。由于糖皮质激素和抗生素的滥用以及配戴角膜接触镜的人数增加，感染性角膜炎的病原体种类变迁，混合感染性角膜病患者日渐增多，单纯疱疹病毒成为感染性角膜病的首位致病因素，表皮葡萄球菌属和曲霉菌属分别为细菌性及真菌性角膜炎的首要致病菌，棘阿米巴角膜炎的发病率逐年上升。这就要求眼科医师尤其是角膜病专科医师在临床工作中要重视病史采集、病原学检查以及临床经验的总结，同时要重视基层眼科医师的培训，以免因误诊给患者带来痛苦。因配戴角膜接触镜处理不当引起的棘阿米巴性角膜炎已成为配戴隐型眼镜者所患严重并发症之一，我省在该病的病原学诊断以及临床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单疱病毒性角膜炎（HSK）是最常见的角膜炎类型，临床基础研究证实，单疱病毒不仅潜伏于三叉神经节，且也存在于角膜组织内并引起角膜炎的复发。HSK临床确诊主要依靠临床特征和病毒分离检查，目前我省许多医院检验科都有条件进行聚合酶链反应检查，可以快速、准确地检测单疱病毒感染。眼科医师应当主动地与检验科进行合作，提高HSK的诊断水平，并为临床和基础研究搭建较高层次的平台。

角膜移植术是将混浊的角膜恢复透明的惟一有效的治疗方法。我省较早开展角膜移植术，在角膜移植的显微手术技巧及术后植片透明率方面已接近国内先进水平，然而角膜供体来源不足严重制约了我省角膜移植事业的发展。人造角膜是近年来国际上角膜病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并在种子细胞、组织工程学载体等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但距离真正的组织工程角膜仍尚远。免疫排斥反应是角膜移植手术成功与否的关键，有关排斥反应的免疫学研究正在深入开展，但仍无突破性进展。地塞米松和环孢素Ａ已成为临床上首选的抗角膜排斥反应药物，FK 506、雷公藤多甙及IL-2-PE40等尚处于基础和临床研究阶段。我省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在角膜移植的组织配型的研究方面取得可喜的成果，获2004年军内医疗成果三等奖和福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眼表疾病指角膜、结膜及泪膜的疾病。由于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和滥用眼药水等原因，眼表疾病成为近年来眼科门诊最常见的眼病。国内外眼表疾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日新月异，厦门大学在该领域进行临床和基础的深入研究。根据我省的现状，未来几年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各级医院眼科医师中普及眼表疾病知识，使眼表疾病的诊断技术系统化和规范化，摆脱有结膜充血或结膜滤泡就是慢性结膜炎的误区，提高眼表疾病的诊断水平。第二，提高感染性眼表疾病病原学检查和药物敏感试验的检测率，以指导临床治疗，避免抗菌药物的滥用。第三，积极引进和推广国内外眼表疾病治疗领域的新成果。第四，加强基础研究，尤其是发病机制和治疗技术的研究。

2.5 视光学专业

视光学是近年来我国眼科界起步较晚但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1996年，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成立眼视光学学组，历经十年的发展，目前全国已有八所医学院校成立视光学专业，每年毕业学生近千人。国内现有不同规模的准分子激光手术中心近700家，手术病例数约50万例，是全世界拥有准分子激光机最多、手术病例数最多的国家之一。我省在视光学临床领域具有传统优势，在近视眼矫正方面，我省现有准分子激光机10余台，无论是准分子激光角膜切削术、准分子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术、自动板层角膜切削术还是Epi-Lasik，我省在技术设备的引进和临床推广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

2.6 眼科教学及学术交流

为了我省眼科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眼科学分会非常重视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

通过近十年的发展，我省在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1997年成立福建医科大学眼科学硕士点，2003年成立福建医科大学眼科学与视光学系， 2006年获得眼科学省级精品课程和眼科学省级优质硕士课程立项。目前已培养博士研究生5人，硕士研究生70余人。招收三届视光学专业学生共计180名。徐国兴教授主编包括全国高校视光学专业 “十一五”规划教材在内的国家级教材两部，参编“十五”规划重点教材三部。

在进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同时，分会以建立三级防盲治盲网络服务人民为己任，重视基层眼科医生的培训工作。近三年来，分会依托福建医科大学强大的师资力量，常年举办卫生部“视觉第一中国行动”福建省培训班、全国眼科新进展学习班、福建省眼科新进展学习班和福建省验光配镜学习班。迄今已培训乡村卫生技术人员1358人，各级眼科医师100余人/年。

分会积极组织开展各种类型学术交流。至今已召开十次全省眼科学术会议、两届闽台眼科学术交流会、承办2次全国性眼科学术会议，多次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举行专题讲座，与美国眼科研究所、Okarahoma大学、Nebraska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

3 福建省眼科学科发展趋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3.1 扬长避短，寻求突破点

21世纪，福建省眼科事业正朝着纵深的方向发展，全省眼科工作者应当认清各专业的发展现状，扬长避短，选择适合省情的有潜力的专业作为突破点，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做出自己的特色，努力培育和创造品牌竞争力。眼底病是福建省眼科研究所优先发展的重点专业，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在临床、科研和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方面已初具规模，有望在视网膜变性疾病、脉络膜新生血管及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等常见病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方面取得标志性进展。视光学在我省具有传统优势，眼视光学系的建立将为视光学的发展输送大批优秀的人才，依托集科研、教学和临床职能为一体的眼科机构加大创新性、系统性研究力度，才能使我省视光学专业站在全国视光学发展潮流的前沿。青光眼在眼科各专业中比较特殊，其定义、分类和诊治目前尚有许多争议，国内青光眼界出现与国际接轨的2005版临床诊疗指南和更符合国情的1987年版诊治标准并存的局面，因此在进行青光眼基础研究的同时，更需要加强青光眼的临床随访观察和总结，重视前瞻性循证研究和流行病学研究，在理论上获得突破。角膜与眼表疾病在我省起步较晚，但近年厦门大学和福建医科大学相继从我国该研究领域的前沿单位广州中山眼科中心和山东眼科研究所引进高水平专业人才，角膜与眼表疾病必将成为我省希望获得突破的研究领域之一。

3.2 建设依托高等医学院校的在全国具有竞争力的眼科医院

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当代眼科界面临着在传统综合性医院中“小学科”和在发展空间中“大潜力”的矛盾。目前，眼科学的学科内分工逐渐精细，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目前已成立13个学组，超过外科学分会的12个学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眼科的要求不仅仅是治疗眼病，更需要从保健、预防和医疗各方面进行全程、全面的服务；同时，眼科对其他学科的依赖性最小，因此，是否成立独立的眼科机构成为眼科发展的瓶颈。目前，全国一些高校附属医院的眼科改为眼科中心或眼科医院，以便克服体制和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寻求新的发展动力。中山眼科医院、天津眼科医院、山东眼科医院和温州眼视光医院等专科医院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3.3 高层次人才培养

学科要发展，人才是决定性因素。学科带头人的学术和管理水平决定了学科发展方向和发展理念，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决定了学科发展的可持续性。我省眼科事业的飞速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须完善自身人才培养体系。首先，福建医科大学眼科学博士学位点的设立将为我省眼科事业的发展输送高层次人才。其次，加强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综合人才，以适应当代社会对人才类型的需求。第三，要充分发挥学会的作用，大力开展继续教育工作，组织多方位、多层次的学术交流。

3.4 加强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动力，简单的重复性、跟踪性和散在性研究是我省眼科界基础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弊病。疾病的基因筛查有助于从分子水平揭示其发病机制，从而使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成为可能，是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与生物工程技术、光电技术、微电子技术等的跨学科、跨领域合作将使基础研究达到单一学科难以涉及的高度。21世纪我省眼科工作者必须依托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的技术优势，加大基础研究向本学科纵深和跨学科横向发展，从中寻求新技术的突破，带动整个学科的发展。

3.5 重视临床经验的总结

临床经验总结在学科发展中起重要的作用。特别在没有条件做基础研究的基层单位，临床经验的总结显得尤为重要。规范化的临床研究证据能为医生采用最适宜的诊断方法、最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和最精确的预后估计提供依据。以科学系统地研究临床证据为基础的循证医学使现代临床医疗模式实现了从以疾病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向以患者为中心的现代模式的转变，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

4 结语

虽然我省眼科事业近几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国内外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纵观福建省眼科事业发展的历程，医疗、教学和科研是事业发展壮大的三大平台。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是科研的最终目标，同时，医疗水平的提高也为科研发展提供了临床的支持。科研是事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提升我省在全国眼科界地位的重要衡量指标。教学为建立眼科后备人才梯队提供支持，是我省眼科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我们相信在省卫生厅、省科协和省医学会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全省眼科工作者将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我省眼科事业的发展，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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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主要成员：徐国兴、郭健、朱益华

作者：福建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

和谐社会构建基础研究论文篇2：

论城乡空间演变过程中和谐社会机制模型的构建

[摘要] 统筹城乡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两大重要课题，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有益于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快速发展。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弊端由来已久，城乡矛盾在当前和谐社会构建的大背景下表现得异常突出，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从机制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建立相应模型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从分析结果来看，和谐社会构建机制的作用力指向存在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最优合力指向，通过合力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当前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若干合乎现阶段国情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空间演变过程；和谐社会；机制；机制作用力；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谢慧明，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浙江杭州 310018)

一、引言

和谐是伴随着矛盾而产生的一种人们内心的评价，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一次社会政治、文化价值取向。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就在这繁荣背后也蕴藏着经济、社会等多层面的矛盾，譬如：就业结构、农民工的工资和待遇、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社会保障、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现阶段党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便是对当前众多问题的思考与总结，尤其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文件中全面、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和定位，强调我们构建的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当前，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在某些领域和局部地区一些矛盾和问题比较激化，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不和谐，譬如说城乡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就业结构等关系着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要构建和谐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必须基于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历史背景，借鉴国内外城乡统筹发展的经验和模式，把握经济社会运行规律和各项经济社会运行机制，为我国现阶段和谐社会构建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城乡空间演变过程

在关于空间演变过程方面的探讨，近期我国学者们从区域、都市圈、城市群等角度给出了各自空间演变过程的阐述[陆大道(1991)，薛俊菲、顾朝林等(2006)，叶玉瑶(2006)]。国外学者则从运输成本、人力资本、技术、市场潜力等角度给定了空间经济学的又一研究框架(Fujita，1999；Dixit and Stiglitz，1977； Mayer，2003；Fingleton，2006)。上述研究均从一个侧面给出了城乡或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忽略了机制在空间演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机制本身在空间演化过程中的作用又是不可小觑的，我们应该根据机制作用力大小会构成不同的空间发展模式的原理，对城乡空间结构的演化机制做出详细的分析。

无论是从城乡空间结构演化的过程来看，还是从城乡政策重心转移的角度来看，或是从城市形成及其空间成长过程来看，空间过程具有阶段性。因此，认识和理解城乡空间过程，是揭示和谐社会构建机制的基础。

图中，圆点代表的是经济意义上的区域，它们的大小代表着某个阶段经济单元对应着的经济实力的强弱。圆点之间的网络线代表着他们之间的联系，网络线的粗细代表着他们之间联系的紧密度，越粗便代表着他们在对应发展阶段上交通、通讯的现代化程度越高，信息产业越发达。

市场规律是目前发展阶段应当遵循的核心原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内在要求。做好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的协调，提高政府的协调发展意识，是各个机制统筹运行的关键。做到经济的可持续性，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与环境优化3大目标的协调发展，是中后期的机制组合运行的重点。

我们认为在城乡经济发展运行中，仅存在3种主要的运行机制，即市场机制、协调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机制，创新机制在此被内生化。即创新机制是市场主体与协调主体的自我创新，创新的结果体现在上述3种主要的统筹机制之中。

在图1中，三个过程中的3种机制即为和谐社会构建的主要机制，他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

第一个过程：首先，从城镇之间缺乏联系到开始聚集，市场机制应该是第一重要的机制；第二是可持续发展机制；第三是政府协调机制。这是因为只有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规模收益效应和聚集经济效应的增强，人们才会聚集在一起。其次，在初期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能源、资源、天气等自然因素，且该时期政府的协调意识并不是很强。

第二个过程：伴随着二元结构的加强、贫富差距的拉大，政府的协调日益显得紧迫，因此，跃居为第一位。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仍然是一国政府工作的中心，可持续发展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

第三个过程：经济充分发展，政府协调意识的加强，社会环境的变迁越来越受到社会与自然界的可持续性约束。因此，在该阶段可持续协调机制是首要的，其次是政府的协调。

三、和谐社会构建机制模型

基于图1的过程，和谐社会构建的核心在于对其机制重心的把握。和谐社会构建机制组合有很多，下面我们便给出一个理论意义上的定量模型。

1.模型的假设

(1)在城乡经济发展运行中，主要存在3种主要的运行机制，即市场机制、协调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机制，创新机制在此被内生化。

(2)机制运行是可控的，至少在资源配置上可以做到合理统筹各个机制。

(3)假设在3种机制作用过程中，机制的作用大小是有序的，即不同阶段同一排序的机制对应的功能(单位长度)是一样的。

(4)机制组合的合力指向是线性的，机制作用的均衡配置是城乡统筹发展的最优状态，也是和谐社会构建中和谐的应有之意。

(5)和谐社会构建机制的合力指向是不可逆的。

2.模型的建立

机制作用的轻重缓急，在图1中我们用①②③来表示，①表示第一位，依次类推。且我们规定在一个阶段的终结点处，第一位对应着3个单位长度的机制作用效果，第二位对应着2个单位长度，第三位对应着1个单位长度。在图2中我们用O点表示为初始点，即在图1中为空间过程的第Ⅰ 阶段；A点表示为第一个过程的终结点，即处于空间过程的第Ⅱ阶段；B、C则分别是第二个过程和第三个过程的终结点，对应着第Ⅲ阶段和第Ⅳ阶段。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各转折点处的坐标：

O(0，0，0)，A(3，1，2)，B(5，4，3)，C(6，6，6)，D(10，10，10)。

由此，我们可以建立如下的空间直线方程组，代表一种机制组合的效果指向。

我们据下面(1)式可得到图(2)。

图2中，箭头方向代表着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和谐社会构建机制的合力指向，它体现了在不同阶段上作用机制的组合，图中只是其中1种指向(共有P333=63=216种)比较符合中国现实。

图中各线段的含义为：

OA：从初始的低水平均衡发展阶段到集聚、二元结构的形成阶段；

AB：从二元结构的形成阶段到扩散、三元结构的形成阶段；

BC：从三元结构的形成阶段到和谐社会初步实现阶段；

CD：和谐社会不断巩固和提升阶段。

3.模型结论

沿着OA→AB→BC→CD的发展指向，基本符合众多学者[陆大道(1999)，刘乃全等(2005)，薛俊菲、顾朝林等(2006)]对城乡经济发展的空间过程的认识。现在中国正处在转轨时期，二元结构严重阻碍着大多数地区的发展，可以认为在图中的A点，而C点是理论模型中最高阶段均衡的最低点，从图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AC的指向明显优于AB→BC的指向(AB+BC >AC)。故我们可以认为AC这一合力指向将是领导阶层和规划部门的一条最优决策依据。

目前，中国统筹城乡发展正在遵循着AB和BC这两条指向前进，而这些指向与均衡发展的机制组合存在着一定的偏离。(1)AB指向，偏离度为OD与AB的夹角；(2)BC指向，∠OCB即为该指向下的偏离度；(3)AC指向也同样存在着偏离度，∠OCA即为该指向的偏离度。经计算可以得到：

cos∠OCA≈0.98；cos∠OCB≈0.93；cos∠α≈0.98(α为OD与AB的夹角)

在[ 0，π/2]上，虽然AB指向的偏离度与AC指向相差无几，但是，沿着AB指向接着便是BC指向，这样便比AC指向要远得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AC是最优指向。其方程为：

x-3/3=y-1/5=z-2/4(2≤z≤6) (2)

也就是说，在目前，大多数城乡管理者在组合机制过程中可以按照(2)式给定的机制统筹方式开展区域发展建设的各项工作。给定 z=2，可得x=3，y=1；给定z=4，则x=4.5，y=3.5。这表明在空间过程的早期，市场机制(x)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空间过程的中后期，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环境的恶化、各种社会问题的显现，协调机制(y)和可持续发展机制(z)的相对作用便迅速上升。

四、结论

根据上述定量意义上的理论模型分析，我们在现阶段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应该着重开展以下工作：

1.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推进区域的市场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谐社会构建首先应该遵循和依靠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前提和基础，通过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形成合理竞争，扩展社会合作秩序，深化社会区域分工。

2.有意识地改善政府协调机制的环境，提高政府协调能力和国家的综合实力。我国和谐社会构建在一定意义上是城乡内部或城乡间的整体性安排与合作，要从统筹安排的角度形成多边协调关系，实现各城乡相互之间的联动效应，主要是靠政府推动和产业整合。同时，政府推动和产业整合又形成互相作用的关系，共同构成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协调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策协调机制是目前我国和谐社会构建、进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解决社会分配公平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也是和谐社会构建的核心机制。

3.协调城乡之间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的关系，保护生态系统平衡，保护与治理自然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又一重要内容。可持续发展包括代际公平、对人类基本需求的重视以及对资源、环境及现实的关注。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是联合国《21世纪议程》的中心内容之一。根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研究成果，生态力这一可持续发展指标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社会发展程度、政府调控能力等)占到0.1的比重，说明它是城乡之间综合竞争力的基础和物质保障，也是可持续发展综合竞争力的核心所在。因此，和谐社会构建就应正确认识环境限制与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不断维系和提高城乡可持续发展能力。

4.把握城乡时空演化规律，尊重创造，鼓励创新，最终推动城乡互动，增进城市联动，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创新是世界上最发达区域之所以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创新机制发挥效果将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水平。目前，大学和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是创新活动的主要机构，各类人才是创新活动的主体。因此，我们要积极构建城乡创新网络，形成一个具有创新机构、创新资源、管理系统和中介结构的创新体系，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有效地发挥科技创新作用，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创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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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瑾]

作者：谢慧明

和谐社会构建基础研究论文篇3：

提升民众幸福指数与构建和谐社会

摘要：幸福感是民众对自身学习、工作、生活所处环境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幸福指数是对这一主观体验的度量。影响民众幸福指数的主要有经济和非经济两种因素。民众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联系：幸福指数是区域各方面发展成效的集中体现，是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构建理念的展现。提升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内在统一性，其提升路径：（一）着力解决好民众关切的重点民生问题;（二）建立起兼顾公平与效益的民生保障体系;（三）以民众幸福指数提升为导向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四）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建设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五）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培养国民现代意识与健康意识。

关键词：幸福指数;和谐社会;民众

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对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的满意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决策者获得政策反馈的重要内容。民众幸福指数作为社会生活中大部分民众幸福感的量化统计方式，通过全方位覆盖影响民众生活质量的诸因素，并将其进行科学统筹考量，能够较为合理、准确地反映出社会中民众的生活质量，为决策者进行科学决策提供现实依据，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让民众幸福感与社会发展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

一、幸福指数的内涵

（一）幸福指数的含义

幸福感是民众对自身学习、工作、生活所处环境满意程度的一类主观感受，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也涵盖精神生活领域。幸福感没有一个精确的标准，但是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幸福体验则内在地包含了整个社会的精神和谐状态。幸福指数是对这一主观体验的度量，将大部分民众主观幸福感受予以量化，由此揭示民众社会生活质量，并对相应的政策抉择给予支持。自不丹国王旺楚克于1972年首次提出幸福指数概念以来，“政策关注幸福并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业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在我国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时代背景下，对幸福指数的研究日渐赢得了许多学者的青睐。

（二）幸福指数的价值意义

幸福指数内在的价值意义甚为丰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社会当中民众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度量，通过合理构建指标体系，从而计算出幸福指数，政府能够对民众生活的满意度进行全面的把握，再进行相关静态比较则可以深入地分析出差异的内在原因，使得政策制定更加顺应民意，关注民生;其次，弥补了以往GDP指标衡量区域民众生活质量不全面的弊端，在衡量社会发展成效方面更为细致。一方面，幸福指数内在地包含了GDP指标，另一方面，幸福指数又将衡量范围进行了拓展与延伸;最后，幸福指数能够实现对社会运转的及时监测，和谐社会务求经济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能够达到动态的平衡，这就需要决策者能够实时地掌握社会运转的详实可靠信息，幸福指数无疑是不二之选。

二、影响民众幸福指数的主要因素

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可将能够切实影响民众幸福指数的因素大体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一）经济性因素

具体包括收入与贫富差距、就业、住房等。收入与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地区、行业三个方面，城乡、地区间囿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而行业的差异则导致企业融资上存在着失衡，导致收入差异巨大，制约了民众整体幸福指数的提升;就业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进程的日益深化，低质劳动供给闲置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缺口现象并存，就业问题日渐成为影响民众幸福感的重要问题;住房方面，房地产市场价格虚高的情況依然存在，并未得到有效的控制，尤其是在部分大城市中，住房成为了许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群体的难题，严重影响到了民众的幸福感。

（二）非经济因素

具体包括教育、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健康等。教育方面，区域与城乡间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够合理，导致部分落后地区连最基本的教育资源也无法享受到，国家教育经费投入在地域间的差异成为了影响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医疗方面，尚需理顺一系列体制机制关系，依然是城乡与区域间的医疗保障制度衔接需要进一步优化，异地就医的相关问题业已成为许多民众最为关切的内容，“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更遑论幸福感;生态环境与健康方面，部分城市的整洁度以及区域内污染型工业企业存在的数量亦会影响到民众的幸福感，整洁优美的生活环境需求是当前民众日益重视的关键点。

三、民众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联系

（一）幸福指数是区域各方面发展成效的集中体现

经济发展是民众获得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但却绝不唯一。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非经济因素在幸福体验中所占的比重会逐步提高，如对生活环境、健康状况、人际交往、婚姻关系、文娱活动等方面的幸福需求会大大增加。幸福指数在囊括所衡量区域诸经济因素指标的基础上，还包括了以往考察人民生活水准所忽视的非经济因素，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同时根据经济发展所处不同阶段对诸因素予以合宜的权重分配，幸福指数能够综合考量涉及民众幸福感的所有因素，并提供一个不论是在合理性亦或是准确性方面较之以往均更加科学的结果，集中体现所衡量区域各方面发展的成效。

（二）幸福指数是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构建理念的展现

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则即是“以人为本”，这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幸福指数是对民众生活质量的综合反映，其从设计源头便体现出了深刻的人文关怀价值取向，这与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了内在的共鸣，即二者均关注社会的发展能否切实地满足民众的物质、精神两方面的现实需求。和谐社会的构建，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幸福指数纳入到社会发展考量体系中来，即是政府为人民服务理念的充分展现，通过科学的指标配置，幸福指数能够成为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让决策落到实处。

（三）提升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内在统一性

构建和谐社会若仅仅侧重于定性层面的讨论，极易流于形式，定性的纲领仍需定量的实践加以支撑。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展了相关实践，如将幸福指数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之中，以民众切实关注的民生问题为切入点，将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程度纳入到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中去，让民众的幸福感具体化、量化，从而使得民众的点滴小事共同汇聚成幸福指数的显著提升。因而，可以看到，提升幸福指数与构建和谐社会二者不仅是内在统一的关系，同时也是彼此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

四、构建和谐社会导向下的民众幸福指数提升路径探析

（一）着力解决好民众关切的重点民生问题

解决好基本民生问题，是显著增强民众幸福感，提升民众幸福指数的关键所在，为此，需要从民众最为关切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四个基础性的方面入手开展相关工作：

1.扩大就业。就业是民众幸福指数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深刻转型的社会现实，政府需要着力解决好大量低质劳动供给与高素质劳动需求之间的矛盾，建立健全职业培训制度，加快低质劳动力向优质技能人才的转化，契合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让民众在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寻找到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就业之道。另外，要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创新创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以创业促就业，往往事半功倍。

2.破解住房困境。“有恒产者有恒心”，安居方能乐业，解决好民众的住房问题，是提升幸福指数的重要方式。为此，政府应继续强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对土地供应结构进行不断优化，打击房产投机行为，确保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再者，深化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部分民众，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渠道的支持力度应当加大，并注重此类住房建设的质量控制，力求为民众提供经济优质的住房供给。

3.解决好“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医疗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之一，也是长期以来掣肘民众幸福指数提升的一大难题。基于此，一是要进一步地完善国家医疗资源的配置方式，实现城乡之间、异地之间医疗保障相关制度的高效衔接，建立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格局。政府要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补贴力度，确保医疗用药的价格处在合理区间，不断优化公里医院的公共服务职能，让民众在有保障的医疗环境中切实提升幸福感。

4.深化教育领域改革。近年来，我国在教育领域投入的规模逐步扩大，2019年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达4.04%，虽然已有较大发展，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数据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此外，还需要解决与民众幸福指数息息相关的教育公平性问题，不同地域间教育资源分配悬殊的问题亟待解决，平等受教育权利的保障机制应逐步建立起来。解决好教育公平性的问题，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保障。

（二）建立起兼顾公平与效益的民生保障体系

公平、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依靠，故而开展相关工作时需要在效率优先原则的基础上，注重民生保障体系公平性的彰显，让民众在有所依靠中增强自身的幸福感。首先，需要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之间的差距，把基本生活保障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其次，重视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为其生存提供充分的支持，保障其基本生活;最后，需要注重对老年人群体的社会保障，具体可依托所在社区管理部门，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提升老年人群体的幸福指数。

（三）以民众幸福指数提升为导向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

提升民众幸福指数，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还需要理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民众整体素质逐步提升的背景下，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现实需求日益迫切，如何密切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血肉联系，需要政府积极推进自身改革，以服务群众为导向转变政府职能。具体表现为：一是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简化民众办事流程，提高其办事效率，从而提升其对政府的好感，进而促进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二是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让民众广泛参与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决策过程中来，群策群力，强化民众政治意识，丰富其政治生活;三是要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行政依法而行，治理依法而治，同时自觉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让民众在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中提升幸福感。

（四）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建设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幸福指数的提升不仅来自物质生活条件的富足，还需要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加以支撑。在当前国家大力提倡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推进文化产业的建设，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提升民众幸福指数，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为此，需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从政策、资源、财政等各个方面鼓励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让更多极具中国特色又有着现代化展现方式的文創产品大量涌现出来，滋养当代民众的心灵，使得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焕发出生机，民众在优质文化产品的熏陶中实现知识储备的积淀与精神素养的升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五）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培养国民现代意识与健康意识

生态环境是社会民众生活质量的直接影响因素，优美的生态环境既可以保障居民的健康，也可以陶冶其情操，显著提升其生活质量。故而，应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侧重发展绿色经济，逐步淘汰高污染的产业，并以健全的生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加以保障。与此同时，积极促进国民现代意识与健康意识的养成，引导民众形成健康、向上、奋斗的良好品格，并大力培养民众的健康意识，投身到全民健身的进程中去，塑造坚实的体魄，助力其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拥有来自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稳固支撑。

结语

社会发展的成效需要由身处其中民众的现实生活质量来衡量，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包括以民众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民众幸福指数作为衡量其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应当引起决策者的充分重视，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中贯彻“以人为本”理念，注重提升民众幸福指数，以对该指数的科学运用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益于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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