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制探讨管理论文

2022-04-19

摘要：由于一直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近年来我国民间借贷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很多乱象，引发了社会矛盾，扰乱了正常的金融体系，其中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民间借贷利率的乱象。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法律规制探讨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法律规制探讨管理论文篇1：

电话营销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摘要：電话营销是電子信息时代销售者推销商品或服务的一种重要手段，为了保护公共利益、電话用户隐私权和防止销售者转嫁经营成本，应加强对電话营销的法律规制。美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制電话营销的法律文件，对電话营销的主体、对象和时间等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美国電话营销法律规制存在着保护電话用户的范围过窄等不足之处，但这些规定对于完善中国電话营销法律规制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应从電话营销法律规制的范围、法律规制的位阶和内容等方面加以完善，以保障電话营销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電话营销；法律规制；電话用户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電话营销在许多行业广泛存在，日渐成为销售者推销商品或服务的一种重要营销手段。加强对電话营销的法律规制已成为中国网络信息时代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不仅对于促进中国電话营销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而且有利于防止電话营销者侵犯電话用户合法权利事件的发生。

一、文献述评

電话营销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指商业活动者以電话为媒介从事商业性质的商品或服务的推销行为。20世纪70年代，在欧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電话营销已经成为商业社会中必须掌握的一门技术和专业知识，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科学。为了促进電话营销行业的健康发展，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和规制是必要的。胡大武博士分析了发话方信息交流权与受话方隐私权之间的关系，认为電话用户隐私权保护具有优先性，这对于電话营销法律规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由于目前国内对電话营销的研究主要从商业营销学角度展开，而对于電话营销法律规制问题的研究则十分薄弱，这就使得对于電话营销的法律规制问题在中国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国外对電话营销法律规制较为完善，尤其是美国多年来制定了一系列電话营销规制法。1991年的《電话用户保护法》对電话营销做了禁止性规定。1995年《電话营销销售规则》进一步限制了拨打营销電话的时间。2003年《拒绝来電实施法》又建立了适用于全国的拒绝来電登记制度。美国電话营销法律规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日趋成熟，这为完善中国電话营销法律规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本文认为，電话营销这种营销模式利用当今发达的科技手段，推动了商业活动的繁荣和发展，这是值得肯定之处。但由于这种营销模式对客户而言存在潜在的风险，容易造成对電话用户权利的侵害，同时也更容易给那些唯利是图而不顾及他人合法权利的不法之徒带来可乘之机。为防止此类事件发生，应加强对電话营销法律规制的研究。尽管目前生活中许多人都注意到電话营销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但从理论上进行研究的人尚不多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上都还没引起足够的重视。部分学者主要从法理角度探讨電话营销中涉及的权利冲突问题，而对于電话营销作为一种营销模式，从法律角度对其进行规范的问题缺乏研究。国外对電话营销法律规制的理论和实践都相对较为发达，如对電话营销的主体、时间、对象有明文规定，并对违法者的责任也十分明确。作为他山之石，国外電话营销法律规制无疑为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有鉴于此，本文拟从電话营销法律规制的正当性人手，通过从分析美国電话营销法律规制的成功与不足中所获得的启示，为完善中国電话营销法律规制提出相应的参考和建议。

二、電话营销法律规制的正当性

进入21世纪后，由于電话尤其是手机普及率的提高，電话营销在各国商业活动中获得了蓬勃发展。随着電话营销在各商业领域的展开，其带来的问题日渐暴露出来，電话欺诈、侵犯隐私、恐吓等现象时有发生，对此，许多国家加强了对電话营销的法律规制。

1.保护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永远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如果私人利益危及到公共利益，对二者进行权衡的结果就是私人利益须让位于公共利益。電话营销者对不特定的潜在客户拨打電话的行为，在客户并未许可的情况下，必然会妨碍他们的住家利益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利益，如有人假借電话营销实施欺诈和犯罪活动，必然会严重侵害電话用户的合法权益。保护广大公众免受不请自来的营销電话的干扰，以及防止欺诈和犯罪活动的发生，是政府部门的责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Hynes n.Mayor与Council of Oradell案中认为，为了使市民免受犯罪行为的侵害及不当干扰，政府对相关行为的规范是正当的。在Ohralik v.Ohio State Bara Ass’

n案中认为，保护公众不要受到欺诈、不正当影响、恐吓是合法和重要的公共利益。可见，对電话营销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正当性基础首先就是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

2.保护電话用户的隐私权

美国《電话用户保护法》明确规定，其法律规制目的之一就是保护電话用户的隐私权。关于電话号码是否应当成为隐私权保护的内容，美国经历了长期的争论，但最终大多数人认为電话号码应当成为一种信息隐私权的保护对象。在Whalen v.Roe案中，法院第一次认可了信息隐私权，认为避免个人事情被公开的个人权益是一种受保护的隐私。四電话号码成为个人隐私权的法理基础与其他任何隐私权一样来自于人权中最重要的内容——个人自由，对電话号码的保护取得了合法的权利基础，電话号码才真正成为隐私权的保护对象。同时，不请自来的营销電话对用户的其他隐私权构成间接侵犯。在用户不愿意接受電话营销的情况下，营销者擅自拨打用户的電话号码，势必会破坏他们正在享受的宁静与惬意，以及在这种环境下从事其他活动的权益，如享受美食、泡澡或与爱人亲热。“家庭隐私是隐私人在其国家所享有的最应该受到保护的个人隐私”。只有在用户自愿接受電话营销的前提下，電话营销对个人隐私权的侵入才是正当的。

3.防止電话营销者转嫁经营成本

電话营销是一种商业行为，营销者的目的就是通过拨打用户電话的方式推销产品或服务，他们应当自行承担其推销行为所需要支付的成本。但很多情况下電话营销者却将其成本转嫁给了電话用户。在用户没有开通免费接听電话的情况下，用户接听電话都是需要付出電话费的。即使开通了免费接听的用户，当其電话处于漫游状态时，仍然需要支付接听话费，尤其是处于国际漫游状态时，接听電话的费用更高。如果不对電话营销行为施加限制，任由经营者随意拨打用户的電话，不仅用户的私人電话变成营销者推销产品或服务的工具，而且营销者还将其成本转嫁到用户身上，这显然是不正当的。此外，在固定電话用户安装了传真机的情况下，由于传真机的接受端需要纸张和碳粉才能接受，这无疑使用户支出的费用大为增加，这进一步造成本应由营销者支付的成本转嫁到接受端的用户身上。因此，防止電话营销者不当转嫁经营成本，构成了对電话营销进行法律规制的又一正当性基础。

三、美国联邦政府对電话营销法律规制的发展

電话营销最早诞生于美国，对该行业进行法律规制也肇始于美国。美国電话营销的早期法律规制主要是指联邦管理规制之前各州有关電话营销的法律规制。美国关于電话营销最早的法律规制是1990年通过的黑点法。根据该法的规定，電话用户如果不愿意接受营销電话，须向電话公司付费，電话公司在其所出版的電话簿的用户名后面加注一个黑点，電话营销者不得向加注了黑点的用户拨打電话。其实，美国对電话营销的规制并非一开始就是经由法律规制的方式，而是通过行业自律的方式进行的。最初是纽约的直销协会建立的一种“電话意愿服务”机制，凡是不希望接到营销電话的用户，都可以向协会提出免费申请，协会再将用户的電话转达给协会成员，会员不再对提出过申请的用户拨打营销電话。但由于用户的申请不需缴纳费用，加上完全依靠行业自律，很多用户提出申请后仍然接到营销電话，这个机制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这种情况后来引起一些州议会的重视，于是才有了州议会通过法律规制来规范電话营销。黑点法虽然是州议会颁布的成文法规，但由于它没有规定对违犯该法的营销者如何处罚，其实施的效果仍然不令人满意。

此外，各州关于電话营销的法律规制都设有一些不予适用的情况，将一些行业排除在该法律的适用范围之外。大量電话营销被排除在外后，已经失去了限制電话营销的目的，企图依靠各州的法律规制来解决電话营销带来的问题，以达到保护電话用户隐私等合法权利的目的，也是无法得以有效地实现的。对于像慈善团体或政治团体这类非商业性组织的募捐活动，由于受到宪法上言论自由的高度保障，其電话营销行为被排除适用相关法规范，无论立法还是司法一般都予以接受和认可。但对于那些商业性质的電话营销行为，究竟哪些应当排除、哪些不应当排除？则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标准和依据。有的州由于议员受到院外游说压力的影响，其法律规制的公正性受到严重质疑。如阿拉巴马州关于電话营销的法律规制曾排除25个行业的适用。这样一来，其法规范之目的何在？其目的是否能够得以实现？都无不令人怀疑。

在通过行业自律及各州法律规制限制電话营销的方式实施数年之后，侵害電话用户权利的事件仍然频繁发生。由于各州電话营销的法律规制不能从根本上保护電话用户的隐私，美国国会接受了广大民众的普遍要求，通过联邦国会制定全国统一的電话营销法律规范，以更好地解决電话营销带来的问题。

（一）1991年《電话用户保护法》（缩写为TCPA）

国会制定的第一部对電话营销进行规范的法律是1991年的《電话用户保护法》。当时，美国電话营销的营业额为四亿三千五百万美元，尽管当时有许多人接受了電话营销服务，但在多数電话用户对電话营销感到不堪其扰的情况下，国会顺应民众制定统一性法规呼声的高涨，通过了该项规则。《電话用户保护法》对营业者的以下几种行为进行了限制。（1）一禁止使用自动拨号系统拨打電话给紧急電话、医疗专用電话、传呼机以及受话端付费的電话。（2）禁止使用传真机或電脑设备发送不请自来的广告到传真接受设备。只有在接受者明示同意时，营业者才能对其进行营销。（3）禁止使用预录语音讯息拨打住户電话。该法明确排除了事先明示同意或邀请、具有既存交易关系和免税的非营利机构等几种类型的适用。根据该法规定，如果一个人在12个月之内接到两个以上该法禁止拨打的電话，就有权请求禁止令的救济，并可在实际损失额与500美元两者中选择一个较高的赔偿金。同时，该法授权州政府在个人未提出救济请求时，可代为提起民事诉讼。并明确指出，该法并不影响各州对其州内的電话营销采取更为严格的限制性规定。

（二）1995年《電话营销销售规则》

（缩写为TSR）

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電话营销消费者欺诈及骚扰防治法》，该法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電话营销中存在的欺诈及骚扰行为制定规范。联邦贸易委员会基于此项授权，于1995年8月颁布了《電话营销销售规则》。该规则不但禁止有误导、欺骗及骚扰的電话营销行为，将拨打营销電话的时段限制为早上8点至晚上9点，该法同时要求每个公司必须建立自己的拒绝来電名单。根据这项规定，在電话用户向公司提出拒绝来電之前，营业者拨打用户電话进行電话营销并不违法，但只要用户向公司提出了不要来電的要求，電话营销公司就不得再向该用户拨打营销電话。

（三）2003年《拒绝来電实施法》

（缩写为DIA）

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后来检查前述《電话营销销售规则》的执行情况时发现，以各个公司分别建立其自身的拒绝来電名单来规制電话营销的方式，无法有效保护電话用户的隐私。一方面是由于该规则允许营业者在電话用户提出拒绝来電之前可以拨打電话；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電话用户拒绝電话营销的成本过大，用户必须在每一个公司打来電话后，才能逐一地要求该公司把其電话号码从该公司的電话名单中删去。于是，有人提出，能否考虑建立这样一种机制，用户只需作出一次拒绝来電的意思表示就能达到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联邦贸易委员会于2003年对TSR进行了修改，以弥补其不足之处。根据修改后的规定，只要電话用户提出了拒绝来電的登记申请，電话营销者就不得向该用户拨打营销電话，并且该登记适用于全国范围，对所有電话营销公司都有效。但该法限制電话营销的范围仅为商品或服务，而且只适用于住家電话用户，排除了慈善募款和非住家電话的适用。此外，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商品或服务的電话营销仍为合法。（1）電话营销者得到電话用户事前书面同意；（2）電话营销者与電话用户具有既存交易关系。2003年3月11日，乔治·布什总统签署《拒绝来電实施法》（Do-Not-CallImplementation Act），美国新的電话营销法正式颁布实施。

由于1995年的TSR要求各電话营销公司须建立自己的拒绝来電名单，这种做法被称为“机构型拒绝来電机制”。而2003年的DIA实行全国统一的拒绝来電登记制度，具体由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通讯委员会负责执行，因而被称为“国家型拒绝来電登记规则”。相对于1995年的TSR，2003年的DIA具有一劳永逸的作用。根据DIA的规定，電话用户只需进行一次申请登记就可以达到拒绝接听所有营销電话的目的，電话营销业者需通过付费才能取得登记名单，且不得对名单上登记的用户拨打营销電话。该法颁布后，受到普遍欢迎。据称，该法刚开始接受用户登记时，第一天高峰的时候，1秒钟就有158个電话申请登记，两天之内就有73万5千个電话号码申请登记，在短短两周之内，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家庭表示不愿意接受营销電话。

四、对美国電话营销法律规制的评析

美国電话营销法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对于保护電话用户隐私、防止欺诈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美国電话营销法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并受到一些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法院的司法审查。虽然前述法律对其适用范围做出了一些例外规定，将某些電话营销排除在其适用范围之外，但在一些案件中，法院仍然认为相关法律侵犯了電话营销者受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

根据《拒绝来電实施法》，具有既存交易关系的電话用户被排除在其适用范围之外。立法者考虑的是，允许营销公司在这种情形下打電话给与其具有既存交易关系的電话用户，是因为他们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一般而言，对于電话用户来说，当他们接到具有既存交易关系的营销公司打来的電话时，其受到的干扰相对于没有既存交易关系的公司打来的電话要小，因为与陌生電话相比，用户接到与其有联系的公司的来電是可以预期的，而接到后者的電话时则往往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惊诧感，继而很可能有一种受骚扰和電话隐私被侵犯的感觉。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所有具有既存交易关系的電话用户都被排除在该法实施范围之外，因为这种情况仍然要受到1995年TSR的限制，即当具有既存交易关系的用户向電话营销公司提出不要来電的要求后，公司就要把该用户的電话登记在自己的拒绝来電名单上，以后就不得再对其进行電话营销活动了。可见，通过各電话营销公司拒绝来電名单和国家统一的拒绝来電实施法相结合，電话用户能够将那些不愿接听的营销電话拒之门外，从而达到有效地保护電话用户权利的目的。

但这两种机制的结合并不能使所有電话用户都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接听某种营销電话。

（1）拒绝来電实施法明确规定其仅保护家用電话，对于营业性的非家用電话并不在其保护范围之内。网其保护的電话用户的范围明显较窄，使得很多营业性的非家用電话用户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即使其不愿接受電话营销，也不能按照该法的规定提出拒绝来電登记申请。

（2）由于立法者担心最高法院有对非商业性言论实行严格审查标准，若将其纳入拒绝来電法适用范围内，可能被判违宪，因此将慈善捐款電话营销活动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这种慈善捐款不仅包括慈善团体直接进行的慈善捐款，也包括其他营利性公司及電话营销公司进行的電话营销慈善捐款。这就使得電话用户无法通过向各公司提出勿来電要求的方式拒绝慈善捐款的营销電话，即使電话用户不愿意接听这类電话，慈善捐款营销電话的合法性也使他们无法获得补救措施。此外，由于慈善捐款包括慈善团体和其他赢利性公司及電话营销公司进行的慈善捐款，这种规定容易被一些赢利性公司和電话营销公司利用，它们可以利用慈善捐款的合法形式，去实施法律所禁止的電话营销行为。

（3）虽然《拒绝来電实施法》可以使電话用户只需提出一次拒绝来電登记申请，就能拒绝所有营销電话，但这种一劳永逸的办法并不一定符合電话用户的意愿。因为有的電话用户不希望拒绝所有营销電话，而是愿意接听某类或某几类营销電话，这种一次申请就能拒绝所有营销電话的做法显然无法满足这类電话用户的需要。所以该规定表面上看似乎效率很高，且节省了電话用户的成本，却只能满足那些拒绝所有营销電话用户的愿望，无法满足那些愿意接听部分营销電话用户的需求。

五、美国電话营销法律规制对中国的启示

住家隐私在现代国家被认为是一个自由、文明社会的最高秩序之一，应受到高度保护。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商业和電子信息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其電话营销法律制度经过不断完善和发展，已成为保护電话用户权利的一道重要屏障，虽然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但其中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近年来，電话营销在中国也有所发展，由最初的地下运作转向为一种官方认可的合法营销模式。2008年5月21日，保监会颁发了《关于促进寿险公司電话营销业务规范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对于规范保险電话营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利于保护客户的合法权利。但总的来说，中国電话营销法律规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完善。

（一）对中国现行相关電话营销法的分析

保监会于2008年颁发的《通知》对電话营销业务的定义和销售区域、保险公司的内部管理、加强销售机构和销售人员的管理等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并明确要求养老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公司的電话营销业务参照本通知执行。《通知》对保险電话营销进行了定义，即“本通知所称電话营销，是指保险公司通过自建或使用合作机构的電话呼叫中心，以保险公司名义或合作机构名义致電客户，经客户同意后通过電话方式介绍和销售保险产品的业务。”

《通知》明确规定，保险電话营销要经过“客户同意”。从其内容可知，这里的“同意”并不是指需经客户事先同意后保险電话营销者方可拨打其電话，而是指保险電话营销者拨打客户電话后，对于“是否投保”这一决定需要获得客户的同意。该规定的问题在于，（1）由于保险公司或其合作机构并没有事先建立拒绝来電登记表，保险营销者在不知客户是否有购买保险意愿的情况下，为了获得更多的营销机会，必然会根据其掌握的電话信息向所有潜在客户拨打電话，从而对那些没有购买保险意愿的客户造成了一种滋扰。（2）实践中，尽管《通知》规定了保险公司必须使用从合法途径得到的客户信息，但在当前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保险電话营销者往往通过各种手段甚至非法途径获取客户電话信息，然后置電话用户意愿于不顾，随意拨打其電话，这进一步扩大了对電话用户的滋扰范围。由此可见，在保险营销者拨打客户電话之前，客户并没有要求拒绝拨打其電话的机会，即使客户不同意投保，在其表示不同意之前实际上已经接听了他不愿意接听的電话，在这个过程中，電话用户实际上失去了选择是否接听保险营销電话的权利。

为防止保险营销者随意拨打客户電话，《通知》规定了保险公司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社会习惯，严格管理電话呼出时间，并设置专门人员定期核查销售过程電话记录。对拒保客户应做记录，避免对客户造成滋扰。该规定还要求電话营销公司建立自己的拒绝来電登记表，对那些登记拒保的電话用户不再拨打他们的電话。

这种规定存在如下问题。（1）对拒保客户所做记录是在保险营销者已经拨打客户電话遭到拒绝之后而做的记录，即使以后不再拨打这些客户的電话，实际上已经对他们造成了滋扰的事实。（2）这种行业自律性的规定，其实施效果是值得怀疑的。由于是由保险公司的人员自己核查销售过程電话记录，然后对拒保客户做记录，问题就在于保险公司的人员对拒保客户是否做记录？记录后销售人员是否不再拨打这些客户的電话？这些都完全靠保险公司自行管理，如果销售人员违反规定，在客户第一次拒保后，再次拨打该客户電话，造成对客户的滋扰，也没有惩罚措施。销售人员在没有外部监督和惩罚顾虑的情况下，这种规定的实施效果无不值得怀疑。

（二）从美国電话营销法律规制中获得的启示

1.扩大電话营销法律规制的范围

目前，中国只有保监会发布的针对保险公司的電话营销规范，其他行业的電话营销还没有相关规范予以规制。事实上，中国的電话营销在很多行业都广泛存在，除了保险行业外，还有诸如房地产、装饰装修、证券、信用卡、電信服务、保健美容产品、各种纪念品推销、教育培训，等等。在缺乏相关法规予以规范的情况下，各个行业的营销者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必定会运用電话这种便捷的通讯手段，置電话用户的意愿于不顾，擅自拨打其電话，造成对電话用户的干扰。由于“一个人有了专属的排他性的个人行为权后，他才会得到激励，才有动力从事他认为值得的社会经济活动”。因此，为了有效保护電话用户的权利，防止電话营销者随意拨打用户電话，应扩大電话营销法律规制的行业范围，从目前的保险電话营销扩大到所有利用電话从事商业性质的商品或服务的推销行为，而且规制的電话用户范围不限于家庭電话，还应包括办公電话和各类营业性電话在内的非家用電话。

2.提高電话营销规制的法律位阶

现有的保险電话营销规制是由保监会颁发的，保监会是国务院直属的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的行政部门，由其颁布的规范性质上属于部门规章。这种由国务院部门进行规制的状况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这类规范的法律位阶较低。在中国法律体系中，部门规章的法律位阶低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这就使其适用范围和管辖事项受到限制。（2）容易导致電话营销规范缺乏统一性。由于国务院各个部门分别管辖不同领域的行政事务，由各个部门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事务进行规范，虽然可以发挥各部门的专业职能，但无法对本部门之外的其他事务进行规制。如果要对所有从事商业性质的商品或服务的推销行为进行规制，国务院各个部门就会对自己管辖的事务分别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其结果就是容易导致各规章内容不协调，缺乏统一性的情况发生。为了有效地规制所有電话营销行为，应提高電话营销规制的法律位阶，由国务院统一制定電话营销行政法规，这可以防止不同规范之间内容不协调的情况发生，实现同类法规范的统一性，在实践中也便于实施和操作。

3.完善電话营销法律规范的内容

（1）关于電话营销者拨打客户電话的时间。根据现行保险電话营销规范的规定，電话营销者可以未经電话用户同意直接拨打其電话，如果電话用户拒保，由保险公司专门人员做下记录后，下次就不再对其进行電话营销了。为了防止電话营销者侵犯電话用户隐私、对電话用户造成滋扰，应对这种规定进行修改，完善营销者拨打電话的时间和方式。電话营销者应只对事先所了解到的愿意接听营销電话的用户进行推销，如果未经同意直接拨打用户電话，对那些不愿意接受電话营销的用户必然造成滋扰。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做法，不愿意接听营销電话的用户向特定机关提出登记申请，建立全国统一的拒绝来電登记表，電话营销公司向登记机关购买该登记表，对登记表上的電话用户不得拨打其電话。另外，营销者向愿意接听营销電话的客户推销产品或服务时，也应设置时间限制，不能在客户夜间休息时拨打其電话，可以考虑将拨打营销電话的时间限制为早上9点至晚上6点左右这段时间。

（2）关于不予适用的例外规定。第一，事前书面同意的例外规定。如果客户事前书面同意某電话营销公司向其进行電话营销，可以将其排除在電话营销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之外，该例外规定适用于已向国家特定机关提出拒绝来電登记申请的電话用户。由于有的用户虽然排斥某些营销電话，但愿意接听其他某类或某几类营销電话，于是可以通过书面同意的方式排除電话营销法律规范的适用，从而达到满足这类用户需求和愿望的目的。第二，具有既存交易关系用户的例外规定。電话营销公司与具有既存交易关系的用户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在用户提出拒绝来電之前可以拨打其電话，但如果用户提出拒绝来電后，就应该受到電话营销法律规范的限制而不得再拨打其電话了。

（3）关于電话营销者拨打客户電话的方式。将营销者拨打客户電话的方式限制为人工電话，禁止使用语音自动拨号系统向客户进行電话营销。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了一种语音電话，营销者通过智能语音電话软件，能够自动地挨个向每个客户拨打電话，并播放预先录制好的语音信息。这种自动拨号系统虽然给電话营销者节省了人力，却给電话用户带来极大的不便。语音電话一方面容易被一些人滥用，增加電话用户受欺诈的危险，尤其是老人或小孩接到这种電话时更是如此；另一方面，由于它是自动播放预录音信息，客户只能被动地接听，无法主动提问或发表意见，在失去了与营销者沟通和对话机会的情况下，客户对其推销的商品或服务不能进行详细和深入的了解，侵犯了客户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

六、结语

当今社会，電子信息技术在商业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它在推动经济进步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增加了潜在的风险。電话营销拓宽了企业的营销渠道，在提高了公司营销效率的同时，又给消费者提供了便捷的服务，具有值得肯定之处，但若控制不好，它也很容易给人们带来不便和损害，这就是国外对電话营销进行法律规制的缘由所在。

電话营销在中国作为一种新型营销手段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重视，但由于中国对于電话营销欠缺合理的法律规制，通过電话营销对電话用户进行欺诈、侵犯電话用户隐私的现象时有发生，使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加强对電话营销的法律规制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趋势，随着電话营销在中国各个行业普及率的提高，以及其侵权事件的频繁发生，我们不仅应当从营销学角度研究電话营销，促进其发展壮大，而且更应该加强对電话营销法律规制的研究，才能推动这种营销模式的健康发展。電话营销法律规制问题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对于促进这个行业本身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電话营销法律规制对于防止電话营销者侵犯公民权利也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总之，从国外電话营销法律规制的经验，以及中国電话营销发展现状和趋势来看，加强中国電话营销法律规制已成必然之势，这是推动中国電话营销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责任编校：瑞生

作者：刘国

法律规制探讨管理论文篇2：

我国民间借贷利率法律规制初探

摘要：由于一直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近年来我国民间借贷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很多乱象，引发了社会矛盾，扰乱了正常的金融体系，其中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民间借贷利率的乱象。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民间借贷发展的过程，表明了我国应积极探索借鉴对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制，我国应依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对民间借贷最高利率进行限制才能防范和遏制民间金融秩序的混乱，更好地保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有效地实现资金的流动。

关键词：民间借贷利率法律规制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在我国的金融管理制度下，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推动着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小微企业，民间借贷是它们获得资金的重要途径，对小微企业的发展壮大功不可没。然而，民间借贷在支持民营经济、小微企业发展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由于部分民间借贷利率过高而产生的“高利贷”等乱象。以山西吕梁地区为例，民间借贷在山西吕梁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民间借贷有着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之吕梁以煤、焦等能源型民营企业较多，通常不易获得正规金融贷款支持。因此多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满足其生产资金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煤、焦为主的能源型企业一夜暴富，于是大量民间资本便涌向能源领域。据统计仅在吕梁地区柳林县就大约有数百亿元的社会资金参与民间融资“大循环”。据调查，吕梁地区约有65%以上的民间融资的资金流入了煤、焦、铁行业。2005年，吕梁民间借贷市场月利率大体在10‰～15‰。2006年上升并维持在15‰～20‰。2007年上升至20‰～30‰。2008年至2009年利率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为25%左右，有的甚至高达40%～60%。民间融资参与者也由传统的商人逐渐扩散为干部、群众、农民和教师等社会各阶层。由于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毛利润一般在3%～5%，参与民间借贷的中小企业为了偿还高额的借贷利息，将借来的钱不是用于发展实业，而是再次转贷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这样没有实业基础的空中楼阁垒上沉重的借贷利息，一旦某一环节中债务人出现集体违约，则整个民间借贷大厦将会倒塌。基于民间借贷利率没有有效的法律规制，会对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会妨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会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国家应该对民间借贷的利率进行法律规制。本文拟从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民间借贷利率法律规制的不同视角出发，对民间借贷进行法律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进而提出民间借贷利率法律规制的具体措施。

二、民间借贷利率法律规制正当性分析

在我国民间借贷利率是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民间借贷是基于借款人与贷款人双方自愿的借贷关系，并且形成了借贷协议，国家是否应当有法律手段干预规制基于双方意思自治而达成的民间借贷利率？为其设定借贷利率的上限呢？笔者认为，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法律规制有其正当性。

第一，在我国民间借贷的发展过程，民间借贷是传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一种民间信用形式。我国民间借贷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浓厚的传统渊源，在我国社会中一直就存在着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法律规制的传统：“如汉书就有关于取息过律被免去侯爵的记载。唐朝、北宋、南宋、元朝、明朝都有自不过本的法律规定。”清律中也有“凡私放钱债，每月取利不得超过三分”的规定。由此可见，我国传统中一直存在通过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限制的法律规制手段。

第二，从契约关系的角度看，在民间借贷中，往往借款方与贷款方双方的实际地位并不平等，贷款人相对于借款人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甚至很多作为借款方的小微企业为了能够得来之不易的资金，根本不具有与贷款人之间就贷款利率进行公平磋商的机会，更没有公平交易的现实基础。因此，如果没有法律设定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很容易导致过高的利率。这将给借款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引发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不公平，在此种情况下达成的契约效力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契约的意思自治原则”而破坏民事法律中诚信和公平原则。从德沃金与阿列克西的法律原则的衡量适用出发，笔者认为，通过法律规制设定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可以有效实现民间借贷契约关系的当事人地位公平原则，即“法律规制民间借贷的利率不是干预借贷双方在法律限度内对利率的自由协商权，而是防止放贷人乘人之危或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借款人的正当利益。”能够防止意思自治原则的滥用。

第三，在欧美，随着社会分工和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在欧美社会放贷牟利开始逐渐被接受。同时基于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影响，欧美国家和它们的法律重视公民的意思自治和私法领域的“契约自由”，对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限制非常宽松。“大多数欧洲国家对利息不设定上限或者即使设定上限也规定了一些例外条款”。但同样秉承了自由主义思想的美国其大部分州都制定了专门的反高利贷法。虽然也有个别州如特拉华州以及南达科他州，立法中允许借款人和放贷人协商达成任何利率，但正如很多学者质疑和批评的那样，利率自由化是美国产生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对民间借贷利率加以法律规制是为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考量出发。

综上所述，在我国，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以及通过与欧美对民间借贷利率法律规制的比较，笔者认为通过立法直接规制民间借贷利率，并设置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是有着正当性基础的。接下来，本文将要探讨的是通过何种具体措施实现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

三、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制措施

当前我国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的法律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見》（以下简称《借贷意见》）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笔者认为，《借贷意见》中将利率限定为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而按根据2014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为6%，4倍限额为24%，在民间借贷利率中应为年2分利率。这恰恰符合了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的实际情况，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2分至5分之间。但在近些年来的司法实践中，笔者发现大多数民间放贷人为规避《借贷意见》中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规定，往往采取各种方式、手段掩盖超出部分的利息，如签订合同时收取律师费、资金监管费、信息中介费等;或预先将利息在本金中扣除，即民间借贷中所称“砍头息”，这样借款人实际获得的借款低于借条中的本金，但借款人归还时仍要归还借条中的数额，以使借贷利率在形式上符合《借贷意见》中四倍的规定。这样使得一旦发生风险，借款人在诉讼中更加处于不利的地位。由于不能证明超出部分利率的存在，借款人一方面承担了高额的利息，另一方面又更加陷入不利的地位。因此，现行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制措施应当考虑进行完善。

笔者认为首先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我国台湾地区在《民法典》第205条中规定：约定利率超过周年20%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通过立法明确超出部分利息，债权人丧失请求权，而非超出部分在司法判决中不保护。

其次应更为科学合理规定利率的上限。《借贷意见》中四倍的规定，并没有缺失了贷款的用途等诸多决定贷款利率的决定性因素，试想从贷款人的角度消费借贷与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限制应当有所差别。观察美国的相关立法，限制最高利率的州立法中，利率的上限限制通常要考量贷款用途、贷款的种类、放贷人的种类、发放用于特定用途的贷款。如5000美元以上的商业贷款不受高利贷限制;阿肯色州非消费性贷款的高利贷界限为联邦储备利率加5个点，对于消费信贷高利贷通常界限为年利率17%。因此，我国也应当借鉴美国立法，考量上述因素，合理规定利率上限。这样即能够保护借款人，也可以有效促进资金的流动，保证贷款人的资金安全。

最后，筆者认为，也应当通过法律规定违反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的方式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规制。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如浙江温州、山西吕梁、内蒙古鄂尔多斯爆发出来的一些高利贷事件，引发了众多连锁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危害性很大。在索取债务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恐吓、欺诈、暴力等非法行为，滋生了犯罪。但当前《借贷意见》第6条中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仅仅是对超出4倍以外的利率不予保护，而对于放高利贷当事人不具有真正的惩罚性。高利贷发放者的违法成本几乎为零。从美国的相关立法来看，将高利贷入刑事手段打击高利贷应当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在美国，国会认为其根据《宪法》第一章第八节“州际贸易条款”有权监管私人交易中的利率问题，但美国国会并没有划定高利贷的具体范围，而是通过《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界定了“非法债务”的概念，规定以超过当地两倍高利贷界限的利率放贷并且试图收取该“非法债务”构成联邦重罪。在各州层面，在某些情况下，高利贷的放贷人还会承担刑事责任等。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梳理与分析，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制具有其正当性，更有利社会的整体利益保护与交易安全的实现。如本文所指出的那样，通过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制的比较分析，我国当前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制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超出部分利息，债权人丧失请求权;采取更科学的方式确定利率的上限;对违反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采用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诸如刑事责任等多种法律措施规制民间借贷的利率，以更为有效地规制当前我国民间借贷的乱象，保障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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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100088）

（作者简介：刘青霞，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中美比较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法。）

（责编：贾伟）

作者：刘青霞

法律规制探讨管理论文篇3：

论微博问政的法律规制

【摘要】微博问政尽管具有诸多优势，但同时也存在易受操作性、无责任性、虚拟性等弊端，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具体包括建立健全“微博问政”方面的立法、强化“微博问政”的程序规制、构建“微博问政”的工作机制等，以保障其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微博；微博问政；法律规制

所谓微博问政，就是借助微博的形式表达民众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道德等利益诉求，形成政治参与的压力和动员机制，使执政党、政府的政治和政策之价值取向有所变化，以实现社会各种群体不同利益诉求的行为及其过程。[1]微博问政作为一种新型的公众参与方式，以其独特优势，自其诞生后便迅速风靡并带来一场全新的政务模式改革，正在成为我国政治体制变革和法治建设的新“引擎”，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同时微博问政自身也存在许多缺陷，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因此，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做到微博问政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正是“兴利除弊”、保证微博问政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微博问政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微博问政尽管具有诸多优势，如“草根性”“即时性”“融合性”等，但其同时存在着“易受操作性”“无责任性”“虚拟性”等弊端。[2]因而，必须对其进行法律规制。

（一）微博问政的易受操作性决定了对其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和挑战。”[3]微博问政作为新兴科技产物即是如此。微博问政尽管具有方便快捷、即时互动的优势，使政府与公众足不出户便可以进行即时交流互动，但其却具有易受操作的缺陷，使得微博问政的效果难以保证。具体言之，一方面，由微博的短小精练（即每条微博不超过140字）、即时分享特性所决定，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微博问政十分方便快捷且互动性强，有效弥补了传统问政方式的不足。但反过来，受制于微博的短小精练，微博传播的信息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使得微博问政中信息的权威性、公正性、真实性难以得到保证，这就为一些人故意断章取义、引导舆论、操纵民意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借助“微博”这个科技平台的便利，公众与政府可以实现即时互动。但反过来，一些人利用微博的便利性和虚拟性，可以人为操作微博上的“民意”，如雇佣网络水军等，炮制所谓的“民意”，使公众被代表，从而误导政府做出错误决策。因而，微博问政的易受操作性，决定了必须对其进行法律规制，使其在法定的轨道上运行，减少或避免其因科技方面的漏洞而被人为操作。

（二）微博问政的无责任性决定了对其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微博问政究其实质，是公众通过微博这种新网络形式进行的一种政治参与。与传统政治参与形式相比，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参与主体的匿名性（当然，微博也可以实名，但只占很小的比例），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无责任性。这就导致，一方面，由于微博的匿名性，公众可以通过微博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更好地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不用担心被报复或承担言论不实的责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公众参与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微博的匿名性及其导致的无责任性，公众在微博问政过程中的言行一般不太规范，比较随意，特别是盲目跟风、情绪化表达比较严重，而不考虑相应后果。对待一些微博信息，如果不加甄别地随意转发，使得网络谣言、假新闻在微博上泛滥。这既严重影响了政府对舆情的掌握和判断，也使微博问政面临无序化发展的危险。因而，必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责任制度，对微博问政进行法律规制，加强网络监管，保障和引导微博问政的有序化和健康发展。

（三）微博问政的虚拟性决定了对其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由于微博本质上只是一个虚拟的网络科技平台，因而，微博问政实际上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进行的，虽然它具有很多优势，但其最根本的不足在于，网络上的“虚拟”并不等同于实践中的“现实”。也就是说，微博上的问政可能会取得很大成绩，但其毕竟只是虚拟的，对于现代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来说，其并不能代替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地位和作用，只是一种辅助性、临时性的参政议政方式，如果不能与实践中的施政有机结合的话，那么，微博问政就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从实践情况来看，许多政府职能部门开展的微博问政工作之所以收效甚微，雷声大雨点小，原因正在于此。因而，针对微博问政的虚拟性，必须要对其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通过建立相关法律制度，使其与现有的制度实现融合和嫁接，将微博上的问政与实践中的施政有机结合起来，以保证微博问政的实效性。

二、微博问政法律规制的基本原则

如上所述，基于微博问政所带来的正负效应，必须对其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但这首先必须遵循一定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因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实际上是‘超实证法’，亦即先于实证法而存在的根本法律规范，构成行政法治内容之指导性纲要，也是法院审查的依据”。[4]

（一）行政参与原则

行政参与原则，是指受行政权力运行结果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有权参与行政权力的运行过程，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对行政权力运行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作用。[5]微博问政法律规制之所以要贯彻落实行政参与原则，是因为其实质上就是公众参与的一种新形式，是公众参与形式增多与范围不断扩大的结果。但公众参与形式增多与范围的扩大，有可能导致公众参与的失序，这就需要发挥法律制度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以避免公众参与的失序，保障公众参与目的的实现。也就是说，微博问政法律规制就是为了避免公众参与的失序，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公众参与目的的实现，而绝不是相反。因而，在对微博问政进行法律规制的过程中，必须始终贯彻落实行政参与原则。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在对微博问政进行法律规制的过程中，绝不能仅将公众参与视为微博问政、民主性的装饰，而必须保证公众在整个微博问政活动中的充分及有序参与，必须充分听取公众特别是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反映其意见和利益诉求，以保证政府能够通过微博问政这种形式真正了解民情、征询民意、汇集民智，并做出相应决策。而这恰是微博问政中公众参与的动力所在。正如托马斯所指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参与的动力通常来自获取公民接受政策的需求，公民的接受是决策成功实施的先决条件。”[6]

（二）行政公开原则

行政公开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应当依法将行政权力运行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向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公开，以使其知悉并有效参与和监督行政权力的运行。[7]微博问政法律规制之所以要贯彻落实行政公开原则，是因为微博问政本身就是行政公开原则的具体体现和实践落实，即微博问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公众特别是行政相对人通过微博这种形式知悉行政权力运行的依据、过程和结果等信息，并有效参与和监督行政权力运行的过程。微博问政之所以能够被视为公众参与的新形式，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信息公开性和即时互动性，这就有效改变了过去公众与政府信息掌握不对等的局面，使公众特别是行政相对人能够知悉相关信息并有效参与和监督行政权力的运行。因而，在对微博问政法律规制的过程中，必须贯彻落实行政公开原则，强化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保障公众特别是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以避免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内部运作等。

（三）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做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必须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包括事先告之相对人，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根据、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事后为相对人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等。[8]微博问政法律规制之所以要贯彻落实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因为其本身就是政府信息公开、问政于民、与民互动的过程，属于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范畴，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否则，行政权力就有失控的危险，微博问政的实效也就难以得到保证。当前，一些地方或部门的微博问政之所以流于形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缺乏微博问政的具体程序机制，使得微博问政工作无从开展。这就要求，在微博问政法律规制的过程中贯彻落实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通过建立健全微博问政具体程序机制的途径，明确微博问政的法定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从而为微博问政的健康发展提供程序保障。

三、微博问政法律规制的基本内容

“法律的进步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权力是私人权利还是政府的权力。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9]微博问政法律规制的目的即在于此。

（一）建立健全微博问政方面的立法

目前，我国网络方面的立法十分滞后，仅有少数几部法律法规，如《维护互联网安全的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特别是关于微博问政方面的立法几乎是空白，远远落后于我国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这就导致了我国微博问政工作的开展几乎“无法可依”，处于十分不规范的状态。因而，要对我国微博问政进行法律规制，首先就必须建立健全微博问政方面的立法，对微博问政进行管理和规范。对此，我们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的做法和经验，在健全网络立法的同时，制定专门的规范微博问政的管理条例，对微博问政的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做出专门细致的规定，特别是要明确微博问政参与主体的法律和社会责任，以为管理和规范微博问政提供明确指引。例如，英国早在2009年就制定了《政府部门Twitter使用指南》，对政府微博的管理办法及使用方法做出了系统的规定，为各级政府部门开展微博问政提供了指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为我们所借鉴。

（二）强化微博问政的程序规制

由于微博问政涉及政府行政权力的运用及公民权利的行使，因而仅用实体法对其进行完全的规制是不可能的，还必须强化程序法方面的规制。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程序法方面的规制更为重要，因为“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10]。然而，我国过去网络立法特别是微博问政专门立法的缺失，使得我国微博问政工作的开展既缺乏程序法方面的依据，也缺乏程序法方面的规制，比较随意、混乱。从实践来看，各地、各部门微博问政的做法、具体流程都不统一，有的较为规范，有的则流于形式。因而，我们必须建立健全微博问政程序方面的立法，强化对微博问政的程序规制。具体言之，一要明确规定微博问政的具体程序，包括范围、管辖、受理、答复、方式、方法、标准、步骤、时效等内容，为微博问政具体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和指南；二要建立一些程序性制度，主要包括行政公开制度、行政参与制度等，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以为微博问政具体工作的开展提供程序性制度保障；三要明确规定公民与政府双方在微博问政中的程序性“权利”与“义务”，特别是要通过“为公民设计‘程序权利’，使政府机构因此背负发起、组织和处理公众意见的责任和义务”[11]，从而发挥政府在微博问政中的主导作用，以督促和保证微博问政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构建微博问政的工作机制

由于“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2]，因而，我们必须通过立法的形式，构建一系列微博问政的工作机制，以为我国微博问政的健康发展提供机制保障。具体言之，一要建立及时、畅通的信息发布机制，由政务微博管理者定期、及时发布公众普遍关注的政务信息，或及时答复公众的询问，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二要建立科学的舆情评判机制，由政务微博管理者对微博上的各种信息进行分类筛选、评判，并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其中，对于公众的情绪化发声及相关信息，政务微博管理者应予以理性引导；对于有价值的信息，政务微博管理者应及时搜集、整理，并报送政府或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对于疑似谣言的信息，政务微博管理者应及时予以求证、查询、反馈、辟谣。三要建立微博问政与代议制等政治制度的衔接机制，将微博问政过程中取得的虚拟成果予以具体转化、落实，以保证微博问政的实效性。四要建立严格的行政考核机制，制定规范的考核标准，对政府各部门开展微博问政的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微博问政的实际效果，并视情况予以相应的奖惩，以调动政府各部门的积极性。

[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微博问政法律规制问题研究”（项目编号：HB14FX04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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