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房屋拆迁及法律规制论文

摘要：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拆迁实质上是一场艰苦的“利益博弈”；从博弈的结果看，有相当一部分被拆迁人的私人利益受到了严重侵害，而假借公共利益之名的政府利益、开发商利益却得以不同程度的增加。城市拆迁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利益冲突及社会冲突，亟待从根本上予以解决。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城市房屋拆迁及法律规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城市房屋拆迁及法律规制论文 篇1：

城中村改造中征地拆迁的法律规制

摘 要：城中村改造对于城市的发展以及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我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法律对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征地拆迁进行限制和约束，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影响城中村改造的进程和人们的合法权利。本文主要针对城中村改造中征地拆迁的法律规制进行探究，希望能够顺利稳定地开展城中村改造。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法律规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针对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项目也在全国各个城市大规模的展开。但是由于当前现有的法律机制仍然不够完善和健全，导致拆迁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引起社会动荡，甚至会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因此，需要合理应用法律规制对城中村改造中征地拆迁项目进行合理的约束和制约，保证城中村改造活动可以顺利开展。

1.城中村的成因以及特征

城中村纳入了城市总体规划建设范围之内，通过低价征用农业用地，以住宅用地但是没有集体所有性质的土地为特征，使得农村集体成员转变为居民身份。城中村是落后于时代发展步伐，在城市管理体制之外游离的聚居村落。虽然城中村的成员生活已经城市化，但是相应的土地权属、住宅建设、行政管理体制以及户籍等方面仍然延续着原有的农村形势，是城市发展的重要阻碍，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从客观上来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更多地向资源更加集中的城市涌入，导致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早期为了降低开发建设成本，征用农用地，绕开农村居住点。改革开放的深入使得人口流动性进一步增强，城中村起到了巨大的吸纳农民工的作用，减轻了城市对于外来人口的安置压力，是填补农民社会保障缺失的物质基础，也是村民的精神依赖，是人们适应快速城镇化的缓冲地带[1]。

从本质上来看，我国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以及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结构是城中村产生的关键原因。在同同等区位国有土地出让金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城中村这一特殊的村落体制以及建筑群体的形成是村民在房屋租金和土地租金快速增值的情况下，寻求收益最大化的结果。城中村具有人口构成多元化、土地权属多元化、建筑质量参差不齐、基础设施落后、坐落在城市繁华地带以及城乡经济倒挂的特征，根据调查研究表明，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外来人口占有城中村居住总人口的六成以上，最高的甚至能够达到九成以上[2]。有的村民从户籍上来看，虽然已经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但还有很多属于农业户口，很多外地人虽与城中村村民通婚，户口并没有批准迁入，仍然在原籍进行户口管理。其次，城中村有着大量的外来人员租房居住，城中村村民的经济收入主要由村集体经济分红、出租房屋以及小规模的餐饮业和商业获得，城中村的建筑质量无法得到保障，房屋建筑新旧混杂，普遍坐落于城市较为繁华的区域，村民生活已经城市化，村民基本不从事努力，大多从事第三产业或者在企业就业，多数村民有住宅出租，有的还有营业房出租[3]。

2.城中村改造中征地拆迁的法律规制

2.1城中村房屋拆迁改造的法律依据

我国土地所有权主要包括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根据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经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城镇化水平逐渐提高，政府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在城市用地规模迅速扩大的背景下，调整了城市近郊土地的使用结构，但是并没有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造成大量城中村的形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对于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激增，加强城中村的改造拆迁，扩大城市规模，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途径。改造城中村首先需要国家通过征收土地，改变原有城中村土地所有的性质，使土地变为国有化，本质上是城市建设需要征收城中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时对该土地上的附着物包括房屋进行拆除、安置拆迁人，并对所拆迁的房屋以及拆迁人附属物予以赔偿的活动。城中村房屋的拆迁与城市旧城改造并不相同，城中村房屋的拆迁是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属于征地的范围，城市旧城改造则是对国有土地所有权房屋拆迁，属于城市房屋拆迁的范畴。

2.2通过法律手段化解征地拆迁的问题

传统的征地拆迁方式通常会面临很多问题，影响拆迁进程，例如拆迁补偿标准、拆迁安置对象、房屋评价机制、产权面积认定、非法买卖宅基地、处置违章建筑处置以及解决纠纷机制等。在城中村项目改造征地拆迁的过程中，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对于这些问题有了明确的约束和规定，各地政府可以参照法律的条款，对这些问题进行优化和处理。国家制定的大量的政策法规，针对征地拆迁中暴露的大多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刚性要求，从而能够规范征地拆迁行为，保证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以及社会的稳定。例如严格限制征地范围，制定统一年产值和区片地价，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整治强拆强征，实行先安置后拆迁等。各地政府也在此基礎之上，不断修正丰富和完善国家法律政策，弥补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使得很多拆迁过程中面临的难题的解决方法更加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各地政府围绕矛盾纠纷解决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也逐渐引入了市场机制，村民可以在政府引导和监管之下，自主选择开发商改造村庄，开发商在获得土地开发潜力的同时，也负责拆迁安置的工作，这样能够直接减少政府在征地拆迁中的投入。开发商也可以利用灵活稳定的市场机制解决可能遇到的冲突和矛盾，减少农民以及政府之间的直接冲突。

3.结语

综上所述，在本文之中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希望能够给予大家一些启发，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问题是城市化建设过程中难免会遇到的问题，需要合理应用法律手段对于征地拆迁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规范和约束，提高征地拆迁的可行性，满足农民的合法权益，有效解决拆迁方案落实时的纠纷，维持社会的稳定，促进城市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卢彦铮.深圳农地转国有之惑[J].财经，2014，（18）.

[2]卢彦铮.深圳农地国有化“特例”[J].财经，2016，（22）.

[3]孟文钊，等.六天创造西安拆迁新速度[J].西安日报，2019-07-21.

作者：张云流

城市房屋拆迁及法律规制论文 篇2：

城市拆迁的利益博弈与规制思路

摘 要：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拆迁实质上是一场艰苦的“利益博弈”；从博弈的结果看，有相当一部分被拆迁人的私人利益受到了严重侵害，而假借公共利益之名的政府利益、开发商利益却得以不同程度的增加。城市拆迁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利益冲突及社会冲突，亟待从根本上予以解决。鉴于政府利益异化、政府角色冲突是引发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了以约束政府不当行为为中心的规制思路，即应充分运用政治及法律手段，对城市拆迁中各级政府滥用公共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格约束。

关 键 词：城市拆迁；公共利益；政府不当行为；利益博弈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１－２４

作者简介：赵银红（１９７７—），女，山西新绛人，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利用及其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研究——以天津市为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ＴＪＹＹ１０－２－３６７；天津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农村宅基地流转与退出机制——基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２００９２１１３。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４５％，国家计划在未来的３０年内基本完成城市化。［１］在此目标指引下，我国的城市化建设进入到了高速发展期，不论是在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人们经常可以见到的是，旧城区日益为高楼大厦所取代，新城区则不断扩充，如果将其视作一场“造城”运动看也不为过。不论是旧城区的消失还是新城区的涌现，往往都需要借助“城市拆迁”这个必须的中间环节才能得以实现。而城市拆迁，表面上是所谓的城市“空间革命”，根本上则是一场艰苦的“利益博弈”，有人从中获取了可观的收益，有人却因此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害，极端者甚至丢掉了性命。①但凡要进行城市拆迁，相关政府、开发商一般会向所涉民众解释是出于“公共利益”之需，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涉民众往往很难进行求证；换言之，即便有公共利益之名，但如何严防有权势者的“越界”行为，无疑也是问题的关键。鉴于此，有必要明辨城市拆迁中的利益类型，厘清滥用公共利益名义进行城市拆迁的主要原因，并深入探索具有可行性的解决之道，以切实维护民生，缓解社会冲突。

一、城市拆迁、利益类型、政府利益

我国的城市拆迁范围广、历时长，所涉主体较多。从一般过程来看，至少包括城市规划、居民搬迁、补偿安置、房地产开发销售、相关争议解决等主要环节。而从经济利益的视角看，至少涉及旧房价值评估、拆迁经济补偿、房地产开发利润、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及相关政绩考核、地方及中央的ＧＤＰ增长等方面，从中不难看出，城市拆迁的大范围进行，必然会涉及到多方主体的既有利益格局被打破或重新调整。经由理论抽象，可以将城市拆迁中的主要利益概括为以下四类：被拆迁人利益，指因房屋被拆迁致使既得利益受损，而应获得相应补偿安置的被拆迁人的权益；拆迁人利益，拆迁人主要是指以“经济人”身份出现的开发商，其利益包括拆迁成本与开发利润两方面，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根本目标；政府利益，包括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两个方面，前者是指通过房屋拆迁所获取的财政收入、经济增长等，后者是指可能获得的政府声誉、公众支持率等；公共利益，是指通过拆迁可能获得的公共福利的增长，有学者将其划分为基礎性、服务性、保障性三类公共利益。［２］

在上述四类利益中，被拆迁人利益与拆迁人利益可进一步归纳为“私”的利益，而公共利益则代表了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的“公”的利益，此三类利益从性质上看较为“单纯”。至于政府利益则较为复杂，需做进一步分析：依据中国宪政的“理想型”，各级政府的使命只有一个即“为人民服务”，不应有、也不应该对自己的“私”利予以追求，因此，政府利益本应归到“公”的利益中。但从城市拆迁的现实来看，各级政府及其官员不但对自身经济利益有非常明确的追求，甚至还会动用手中的公权力以提高相关措施的效率与效能，由此，本应姓“公”的政府利益因监督不力、规范缺位，已在很大程度上异化成了一种特殊的“公、私兼顾”的混合利益类型。由政府利益的复杂性所决定，在对城市拆迁所涉利益冲突的评判中，各级政府较难维持一个公允的立场，并且还会自觉、不自觉地向利益冲突中实力较强的一方靠拢，以利于对自身私利的追求，因为“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不外乎反映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政府决策者也是经济人，他有升官发财、获奖加薪、赢取政绩进而以权博利的‘自利最大化’动机”。［３］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一方面，相关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经常被其忽视；而另一方面，本应、也只能由其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却大多受到损害。

二、滥用公共利益名义的城市拆迁

“公共利益概念的最大的特色，即表现在其内容的不确定性”。［４］（ｐ２０５）具体到城市拆迁中，虽然各级政府及开发商几乎“每言”必及公共利益，虽然我国学界对公共利益也进行了诸多探索，①但究竟哪些利益可以归结为公共利益仍然不明确。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尽管我国宪法及法律频频使用该术语，②但并未对其提供权威解释，更谈不上通过具体制度安排予以落实。③面对城市拆迁中有关公共利益的界定困难，我们选择的判断方法是，确定一个“高线”与“底线”：前者是指某一城市拆迁是否“真正”促进了某地公共利益的增长，后者是指某一城市拆迁是否造成了“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的幸福买单”。④该方法所隐含的逻辑前提是，如果“事情的真实”仅是处于“底线”所揭示的情形，那么在城市拆迁中，尽管地方政府及开发商屡屡借维护公共利益之名，但大多可能并不真实，或者说，其更多地是将公共利益当成了一块“挡箭牌”。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尽管社会各界对土地财政的畸形化⑤及开发商的土地暴利已多有揭露和批评，但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温家宝总理的如下权威观点，“从总体上看，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商从土地中得到的利益过多，地方政府土地收益也很大”。［５］从中不难看出，如果没有被拆迁人“买单”，那么开发商及地方政府何以能获得如此“过多”或“很大”的利益。

很显然，城市拆迁必然会对所涉被拆迁人的私利造成一定影响，但某一城市拆迁是否“合法”，关键要看其是否以公共利益之名且真正因公共利益所需来进行。①尽管现实中确有不少因公共利益原因所进行的拆迁，但如前文所析，同时也存在着大量假借公共利益之名的非法拆迁，我们将之称作“滥用公共利益名义”的城市拆迁。该问题之所以会普遍出现，除前文所述政府利益异化之原因外，还可以从城市拆迁中的政府角色冲突以及频发的“官商结合”现象里找到答案。首先，在城市拆迁中，政府实际上同时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方面，政府是土地所有权人，而被拆迁人对该土地仅享有使用权；另一方面，政府名义上代表着公共利益，相对于被拆迁人的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维护无疑更具有优先性。［６］两个角色合二为一、互相支撑，意味着只要政府认定存在着公共利益，就可以随时收回土地，必要时甚至可使用强制手段，以致形成强制拆迁、暴力拆迁等。事实上，各级政府对城市拆迁的热衷还存有三个深层的体制性方面的原因。首先，１９９４年实行分税制以后，财权上走，事权下移，中央政府财力雄厚，地方政府却很吃紧，于是很多地方政府就在出让土地使用权上大做文章，以致形成依赖性的“土地财政”。其次，在政绩考核体制中，地方ＧＤＰ的增长一直是衡量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而城市拆迁改造无疑是提升地方ＧＤＰ的捷径，因此地方官员不但对城市拆迁、城市基礎设施建设等项目总是非常热衷，而且在这些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又倾向于运用更高效的各种行政强制性措施。再次，在法律约束不足、社会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假借公共利益名义的“官商结合”或说“强强联手”，是造成不当城市拆迁的另一重要原因。很显然，只有有了买家，政府的征地和拆迁才具有经济意义，进而只有买家的利润有足够的保证，其才会有积极性去推动政府新一轮的征地和拆迁。于是，政府与房地产商多倾向于采用如下的协调策略，即“低价征收及拆迁，高价出售新房产”。尤其是现有的体制安排使得各级政府能够深度参与到城市拆迁等经济活动中，如果某企业有幸被选中承担政府的重点工程、形象工程建设，那么该企业的商业利益就会罩上一层“公共利益”的光环，从而获得来自行政领域的大力支持。结果很可能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更多的增加，与政府联系密切的企业也获得了丰厚利润，但被拆迁户的私人利益以及真实存在的相关公共利益却多被忽略了。

三、以约束政府不当行为为中心的规制思路

从表面上看，城市拆迁是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空间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实质上是一场艰苦的“利益博弈”。从博弈的结果来看，有相当一部分被拆迁人的私人利益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害，甚至有人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假借公共利益之名的政府利益中的“私”利部分以及房地产开发商的商业利润却得以不同程度的增加。由此不难理解，为何由城市拆迁所引发的上访、诉讼、群体性事件越来越激烈，②并对中国的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冲击。依前文分析，该问题的出现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原因，其中较为主要的有：相关公共利益之名被滥用，政府利益异化，政府角色冲突，城市拆迁中的“官商结合”，相关法律不完善等。为切实解决该问题，无疑也需从多方入手，细致权衡，以期能制定出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笔者认为，应充分运用政治及法律手段，对城市拆迁中危害较大的各类政府不当行为进行严格约束。

在城市拆迁中，各级政府不但是有着特殊（经济）利益追求的参与者，更是重要工作的组织者以及利益冲突的裁判者，占据着“枢纽”的位置。但如前文所析，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政府自身的利益异化、角色冲突、行为不当，才造成了较多的城市拆迁社会问题，政府理应承担首责。①由于因城市拆迁所引发的社会问题非常严峻，因此，对该问题的解决在短期内应特别重视运用更具高效的政治手段。首先，我国应制订并执行严厉的相关政策与命令，对各类严重侵害被拆迁人利益的城市拆迁行为予以列举、取缔与惩罚。其次，对城市拆迁中官员的“寻租”行为及其它不当行为，依其情节及后果，明确其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直至开除党籍或罢官辞退。再次，针对“土地财政”以及“政绩工程”等深层问题，急需适当调整自１９９４年所形成的财政税收体制以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应切实改变“以ＧＤＰ为尊”的政绩考核体制以消除官员们对城市拆迁的热衷，尽管此类的政治经济体制调整费时费力，但无疑是解决该问题的最关键举措。

而从长远来看，对滥用公共利益名义的城市拆迁的综合治理，对城市拆迁中政府不当行为的有效约束，都离不开更具规则的法治手段的运用。首先，要解决好相关政策与法律的配合与衔接问题，尤其应将上述行之有效的有关行政政策与命令尽快转化为法律形式。其次，为避免在城市拆迁中对公共利益名义的滥用，急需通过立法机关以及司法机关，遵循法律所认可的表决程序和表决规则，明确究竟何为相关的公共利益，以及哪些利益不能被视为相关公共利益。②再次，严格贯彻“地方立法不得与宪法、法律相违背”的立法原则，严禁一些地方和部门出于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考虑，在“既要维护公共利益、又要照顾局部特殊性”的名义下，以城市拆迁中的地方条例等公然对抗甚至架空全国性的法律法规。③最后，由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与城市拆迁有关的社会问题非常严峻，建议以上述的行政干预经验和已有的立法成果为基础，尽快制订出一部专门化的“以维护民生为宗旨，具有可操作性、综合性强”的全国性法律，以期实现对城市拆迁进行全过程的、较完善的法律调整。

在我国的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大量的滥用公共利益名义的城市拆迁，对被拆迁人的私人利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侵害，进而对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造成了严重冲击，该社会问题亟待从根本上予以解决。毋庸置疑，造成该问题的社会原因是多方面的，对该问题的根治，既需要通过理论探讨以进一步明确整体思路及规制重点，更需要通过具体的制度完善以重新调整早已失衡的相关利益格局。鉴于此，围绕“解决中国城市拆迁问题”的理论探索以及制度建构必将不断地深入下去。

【参考文献】

［１］仇保兴．城镇化的挑战与希望［Ｊ］．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１０，（０１）：１－７．

［２］黄信敬．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利益关系及利益博弈［Ｊ］．广东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０２）：３８－４２．

［３］冯玉军．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博弈［Ｊ］．学术研究．，２００８，（０２）：８４－９２．

［４］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Ｍ］．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温家宝．在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８日召开的全国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Ｚ］．国土资源管理法制教育学习资料汇编（一），２００４－１１．

［６］秋风．什么扭曲了“公共利益”［Ｊ］．经济管理文摘，２００５，（０９）：１４－１５．

（责任编辑：高 静）

作者：赵银红

城市房屋拆迁及法律规制论文 篇3：

城市拆迁中失范行为控制

【摘要】本文主要着重研究在城市房屋拆迁问题背后的政府行为，分析我国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中主要问题及产生的根源，提出规范房屋拆迁政府行为的对策，合理保护当事人合法利益，使被拆迁人获得公平合理的补偿安置，以使城市房屋拆迁达到公平、合理、透明、实效，促进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的顺利开展和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房屋拆迁；政府行为；补偿；失范行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制度措施方面，学习和借鉴了一些通行的国际惯例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在进行制度学习和尝试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还应根据我国具体国情辨清政府与城市拆迁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正确定位政府自身角色，在积极发挥监督、服务功能同时，更要进一步以市场发展为导向，进一步约束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市场中的参与度，大胆创新和实践，切实消除城市房屋拆迁中政府各种行为的失范问题。城市房屋拆迁行为涉及到政府、开发商，以及被拆迁人三个不同角色的利益冲突。

一、政府与开发商的关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以单位为摹本组织构架的社会活动中，城市房屋拆迁活动的投资主要是政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房地产经济的火热使许多投资主体都融入到房地产开发活动。作为市场中的理性经济人。开发商的投资行为根本目的是为了营利。从宏观社会层面上维护社会公平为基本，这种营利不能以牺牲城市、社会和被拆迁人的利益为代价。因此，从行政法律关系角度，政府需要对开发商进行行政监督管理；从民事法律关系角度，行为主体需要在自由竞争的拆迁市场相互牵制。政府对开发商的监督管理基于其行政公权的强制力。一方面，我们需要行政公权的力度来规范拆迁市场的违规违法行为，以维护市场的合法自由运行；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其它有力的权力来防止它的变形变性。

1．接受法院对拆迁的监督，杜绝开发商寻租行为。在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为了保障城市建设的顺利，法律基于土地全民所有而赋予政府基于“公共目的”征用土地的职能，并且政府基于公益所为的征用对被拆迁人的补偿可以少于商业拆迁的补偿。必须加强监管部门的力量，“公共目的”与“商业操作”的最终认定应该由法院判定。由此来保障城市房屋拆迁的公平、合法、公正，严格保护被拆迁人的经济利益。

2．要严格实行拆迁许可证制度。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条例》，拆迁人的拆迁申请必须通过政府计划、规划、国土以及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批准审查，以获取拆迁许可证。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必须对开发商进行拆迁的能力、资质，及拆迁市场的准入进行全面的审查，包括审查开发商的拆迁方案是否合理，拆迁资金是否到位，如房屋及其附属物补偿费用、临时安置补助费用、安置房屋建设所需费用等方面。

3．加强对拆迁安置资金实施专项监控。当开发商做出拆迁申请时必须提交一份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的证明，以表明其有能够偿付拆迁补偿金的能力。但是在取得拆迁许可证之后，拆迁人如何动用这笔存款却无人过问。拆迁人完全可以在取得许可证之后随时取走这笔存款，使被拆迁人的利益得不到实质保障。因此《城市房屋拆迁条例》或其他补充法律应该赋予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以由被拆迁人申请或自行实施不定期的调查职能，从而对存放在金融机构的补偿安置金具有审查权力，严格保障拆迁补偿安置金专款专用，确保补偿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保证专款专用维护拆迁户的合法利益。

二、政府与被拆迁人的关系

公平与稳定属于政府社会管理的职责范畴。而且当前由拆迁引发的公平问题，已经成了社会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在房屋拆迁活动中，被拆迁人是最容易被侵犯的一个弱势群体。被拆迁的房屋往往也是被拆迁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生产资料。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尚无一个有效的对等协调机制，双方利益难以在法律的框架中有效地通过谈判来进行协商，而作为被迁居民更多的是处于弱势被动的一方。因此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政府部门要充分考虑被拆迁人的实际情况和难处，切实维护好被拆迁人的利益。（1）综合考虑，充分保证被拆迁人的居住权利。即使被拆迁人获得了货币补偿或者搬进了安置房，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居住权利就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显性的房屋货币价值或者简单的房屋等价交换并不能弥补被拆迁人在房屋拆迁后所受到的居住利益的损失。如获得补偿的被拆迁人在房屋价格猛涨的情况下根本不能补足新房与旧房的差价；而获得安置房的居民则由于居住地的改变，引起了工作、交通、生活、就业等各方面的变化形成隐形损失，生活困难。这就要求政府必须综合考虑被拆迁人各方面的损失，充分保证被拆迁人的居住权利。（2）继续经济适用房政策，保证户有其所。飞涨的房价使很多真正贫困的家庭根本不能补足新房与旧房的差价，因此政府应该考虑如何保障他们的居住权利。不至于引发社会稳定问题。而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政策则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措施。

三、政府在城市拆迁中失范行为的治理对策

（1）规范约束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行政权力。目前拆迁矛盾纠纷比较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行政权力的不适当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的特殊主体，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因此合理规制政府的行政行为就成为解决城市拆迁矛盾的一个重要着力点。行政权力必须实现规范和受到约束，市场体制下的行政权力更是必须受到约束。（2）规范城市拆迁相关法律条例与制度。我国城市拆迁法制建设已远远落后于我国旧城改造现实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现有法律法规不完善，缺乏操作性，甚至与法律的基本精神相冲突；另一方面存在大量的法律空白，许多利益冲突无法调整。法制建设的滞后也是导致拆迁工作矛盾重要的原因之一，必须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工作。（3）端正城市房屋拆迁指导思想，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城市房屋拆迁既体现了民事法律关系，又体现行政法律关系，同时涉及被拆迁人权益的保护，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涉及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城市拆迁工作必须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思想，用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指导城市房屋拆迁工作。（4）建立正当拆迁秩序。借鉴国际经验，城市拆迁要从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和规范政府行为出发，完善房屋拆迁秩序。一是要通过公告、听政、协商等方式听取被拆迁人的意见，获得房屋拆迁的确认；二是设立“公共利益的需要”的认定程序；三是建立商业性拆迁的相关程序、实施原则和具体办法。（5）完善住房供应保障体系，确保被拆迁人基本居住需要。一是建立商品房、安置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二手房为一体的完善的住房供应保障体系，从而拓宽被拆迁人住房选择空间，保证被拆迁人“买得到，买得起，有房住”；二是建立政府住宅基金，扩大廉租房屋和经济适用房的比例，对被拆迁入购房提供优惠政策，在相关税费上予以减免，保障低收入被拆迁人的基本居住条件和基本生活来源；三是要不断完善拆迁安置办法，建立对拆迁安置工作不落实的责任追究制度。

参考文献

[1]黄桐城，黄碧云．城市土地经济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

[2]王达，史笔．城市房屋拆迁许可、裁决、强拆、诉讼疑点诠释及典型案例[MJ．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4

[3]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最新城市房屋拆迁指南[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作者：吴红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