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的法律规制

2022-09-12

一、网络暴力的概念界定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近年来“网络暴力”的事件屡见不鲜, 对当事人、社会等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网络暴力”这个概念在法律上并没有具体的界定, 最早是在传播学、新闻学上等非法学的角度来定义的。网络暴力作为社会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 不同于传统的暴力, 对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等产生直接的物理攻击。有传播学学者将其表征为利用网络这个平台, 不经理性判断, 肆意利用侮辱、谩骂、围攻、恶意暴漏个人隐私等手段进行人身攻击, 致使当事人及其亲属正常生活和人身权利受到侵扰的行为。也有新闻界的专家将“网络暴力”表述为“打着维护道德的大旗, 行践踏道德之实, 以暴制暴, 公布他人的隐私, 践踏他人尊严, 侮辱他人人格, 甚至威胁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使当事人处在巨大舆论压力之下, 严重干扰当事人的正常生活”的一系列行为。但似乎“不特定的多数人以互联网为载体对未完全证实或者已经证实的网络事件, 自发、集体的对事件当事人进行语言攻击或者在网上公开当事人保护的个人隐私的行为, 严重损害当事人及其近亲属人身权利和破坏网络文明的行为”的表述更符合法律的属性。

二、“网络暴力”的成因

“网络暴力”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客观原因, 行为主体人的集体性、隐蔽性、以及网络的开放性决定了其存在的必然性。

(一) 网络主体的集体性

“网络暴力”的主体有发起者与参与者之分。发起者基于特定或者不特定的目的将当事人的信息公布于众, 试图利用网民的正义感煽动、纠集人群来达到所谓的“道德审判”。而参与者的成员结构复杂, 截止2014年6月我国网民数量已达6.32亿, 手机网民的规模达5.27亿, 由于进入网络的门槛低, 互联网的渗透力非常大, 任何会打字会运用电脑或者手机的人员都可以使用网络, 手机的智能性更使得广大网民可以随时随地使用网络。在网民的年龄结构中, 10-19岁年龄段网民比例为24.5%, 20-29岁年龄段网民的比例为30.7%, 30岁以下的网民超过一半, 互联网更是已很快的速度向着低龄群体渗透。在中国网民的学历结构中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大本及以上的占有比例分别为12.1%、36.1%、31.1%、9.9%、10.8%, 中国网民低学历人群占大多数。年轻化和低学历化的网民集成中, 在发起者吹起的正义号角面前, 在集体潜意识的机制作用下, 箭头所指, 众多参与者如百万雄师所向披靡进行道德上的责难。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指出当人们聚集到一起时, 他们的情感思路都会走向同一方向, 生成一种集体心理, 这使得每个人的个性消退, 他们会因为某种狂躁的感情而聚在一起, 而风暴过后, 他们就会恢复成恭顺而安静的公民。在群体中, 人的智商、理性、道德、判断力无限趋于零, 几乎完全失去自我, 不经审慎思考的集体参与者试图通过一场盛大的道德审判将道貌岸然的对方送上断头台, 催生“网络暴力”事件。然而这种先入为主、盲目舆论性在具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心态联结起的所谓“网络义举”的道德审判却利用网络传播广泛、迅速,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二) 网络主体的隐蔽性

我国网络的用户大都是匿名制, 发起者或者积极参与者基于此很容易产生规避心理。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里的“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包括用宣扬他人隐私的方式, 而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 也当然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公民的言论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 自由有一定的相对性, 权利也有其平等性。在虚拟的网络里对当事人进行谩骂、人身攻击, 甚至在“人肉搜索”的浪潮里恶意私自公布当事人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使当事人或者近亲属受到骚扰, 显然这种在网络上言语的恶意攻击或者公布个人信息是滥用权利的表现。由于网络匿名的制度使得举证困难, 责任主体不明确, 追究责任也加大了难度, 这就造成了犯罪成本低的局面, 现实危害却非常深远。不对等的权责统一, 更多的人抱着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 更容易危言耸听, 对事件进行口诛笔伐, 在潜移默化中助长了网民随波逐流的心态。网络的虚拟隐蔽性使得制裁不足, 缺少威慑性便难以达到预防的目的, 产生了施暴者不必承担责任的错觉。

(三) 网络媒体的利益性

网络服务商作为一个开放性、透明性的新型传播媒介基于对利益追逐, 通常会将“网络暴力”的事件放在首页、头条、煽动性标题甚至自动弹出来吸引广大网民的眼球, 这其中更不乏个别网站故意炒作以此来赚取网络点击率。这已经成为众多网站商业化运作的方向, 网络服务商对网络内容把关不严谨, 在开放性的网络媒介下, 隐性煽动网民积极投入。网络服务商提供的这种网络环境, 加快了“网络暴力”事件的传播速度, 使不良影响更加深远, 加剧了攻击力, 谣言不断。网络服务商为各种舆论提供平台进行不正确的引导, 或者网络管理者在危害发生可以采取补救措施故意拖延造成技术和监控方面的滞后, 导致网络秩序缺失, 滋养权利冲撞秩序的温床, 如“破窗效应”所揭示的一样, 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 没有人去修补, 隔不久, 其它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 引诱网民从众失范, 对这种暴力行为起了举足轻重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侵犯受害者法益搭建桥梁。

三、“网络暴力”的应对困境

(一) 法律意识的淡薄

“网络暴力”发生的最本质的原因是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讲“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权利作为公民一种自由相对等伴随着一定的责任, 合理、理性的行使自己的权利表达自己的诉求, 是公民必须具备的法律意识。正是公民法律意识的缺失, 使其在参与“网络暴力”的过程中, 权利意识大于责任意识, 超越法律的界限的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等权利, 高举正义之剑, 试图用“道德审判”代替法律审判, 法律意识的缺失催生了大量的“网络暴民”, 侵害了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权利, 在消费暴力的过程中反被暴力消费。正是公民法律意识淡薄导致了网络秩序的失范, 使应对“网络暴力”更加困难, 进而导致社会秩序的失范。

(二) 司法规制的缺失

在“网络暴力”中司法需有作为, 然而在现实中司法的力量却受到阻碍。例如在备受瞩目的“药家鑫案”中, 在案发时关注度便极高, 舆论一边倒的倾向死者, 药家鑫父母也经历了“网络暴力”的种种侵害, 被公布个人信息家庭住址、被谩骂, 案件在审理时公众已经对审判结果进行了预先估计, 司法活动被媒体和舆论绑架。司法独立的行使原则要求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不受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的干预。司法是为公民更好的行使权利保驾护航的, 在“网络暴力”中有时不仅没有起到及时规制的作用, 反被舆论影响, 无形中助长了暴力之风。同时, 由于网络匿名制, 当事人在面临“网络暴力”时求出无门找不到具体地域管辖的司法机关也是司法活动的漏洞。

(三) 法律规范的脱节

我国关于互联网领域的法律虽不是真空状态, 在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侵权责任法》中第36条规定了“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 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 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 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首次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 确定网络诽谤可直接起诉网站, 同时还规制了非法删帖、网络水军等行为。这些都是法律在网络领域的进步, 但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 这些是远远不足的, 在对于侵权行为或者更严重的犯罪行为的程度认定和责任标准并不明确, 在起诉、取证、审判方面依然很困难。

四、“网络暴力”的法律规制

(一) 提高公民守法

法治表现为良法之治, 亚里士多德讲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法治内涵与公民在网络发表言论时追求的“道德审判”精神是相契合的, 正是如此, 法治要求公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遵守义务,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利, 自觉守法。我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需要国家推行法律, 更应该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只有崇尚法治的公众心理, 理性人的标准体系, 才能让“网络暴力”平息, 网络秩序得到维护, 社会秩序得到良好的保障。

(二) 坚持公正司法

司法的功能在救济权利, 实现公平正义。网络舆论对司法的影响亦正亦邪, 一方面起着监督的作用, 另一方面网络舆论容易绑架审判独立。司法工作人员应该对民意进行积极引导, 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 通过审判, 查清事实, 分清是非, 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 救济受损的利益群体, 促使其恢复正常生活。因此, 每一名法官都要从实现公平正义的高度出发, 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诉权, 努力消除群众诉讼障碍, 依法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决不能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认真审理好每一起案件, 加强法律释明、诉讼引导和判后说理, 决不能漠视人民群众权益受到侵害, 决不能让有理有据的当事人打不赢官司, 决不能让当事人输得不明不白。

(三) 完善专门立法

我国目前关于互联网的立法大多数是零散笼统的, 多是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 并没有专门的法律关于应对网络暴力的。在信息化的现在, 如成立《互联网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专门法律, 加快的对个人信息的网络保护, 直接保护人格权, 实现实名制网络, 规定明确责任主体, 侵权行为认定标准, 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细化责任标准体系, 对发起人、参与者、网络服务商制定不同的责任方式, 使法官有法可依。让被损害的法益及时的得到救济, 让网络秩序在法律规制下健康运行。

五、结语

网络像一把双刃剑正在日新月异的发生变化, 对现身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良好的网络秩序能让人们健康的进行网络行为, 网络秩序虽是虚拟的但它本身归属于社会秩序, “网络暴力”现象的存在, 对现实生活和社会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让互联网文明发展, 更需要运用法律手段加以解决。

摘要：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快速发展, “网络暴力”作为社会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成为一种现象愈演愈烈, 在严重破坏了当事人的正常生活的同时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然而我国关于这种乱贴标签的舆论暴力行为的法律却并不完善。本文从“网络暴力”的内涵、成因以及立法现状的困境出发, 运用比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提出对“网络暴力”的法律规制。

关键词：网络暴力,隐私权,道德审判,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