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传播适应性研究论文

摘要：在社会文化与社会经济不断快速发展过程中，促使媒体融合发展，基于此种背景，传统媒体受到严峻挑战，而与之存在紧密关联的教育工作也受到一定挑战。对此，本文介绍了新闻传播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几点应对策略，希望能够为相关单位与人员提供参考，有效培养符合融媒体要求的新闻人才。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我国新闻传播适应性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新闻传播适应性研究论文 篇1：

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的观念创新与路径转型

摘要：在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论述为科学指南，推动观念创新与路径转型，即在目标定位上，围绕培养“讲好中国故事”新闻人才这个中心;在学术话语建构上，要破除“乱世自由论”和“西方自由主义中心论”这两个话语陷阱，构建新闻传播话语体系和新闻传播教育的中国学派;在能力构成上，構建“政治家型”“全媒型”和“专家型”三个新闻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在培养路径上，从“投入型新闻教育”“融合型知识体系”“作品型课堂教学”和“国际化教育视野”等四个方面推动新闻传播教育转型，以回应时代变化、国家发展和媒介需要，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

关键词：新文科;新闻传播教育;观念创新;路径转型

文科是“人文社会科学”（或称“哲学社会科学”）的简称，它是以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按照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新闻传播学属于“文科”专业。与传统文科相比，新文科将人文思想与科技革命融合，以跨学科思维推动人文科学观念重构、知识再造与思维转型，以适应时代变革、国家发展、教育升级的学科转型。2019年4月，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提升高校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以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教育革命和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新文科建设是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讲好中国故事，创造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是哲学社会科学主动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而出现的内部转变，体现着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学术自觉和时代担当。”[1]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传播学，要在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论述的指引下，以新文科建设精神指导专业教育发展，以更好地培养契合时代需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新闻传播教育的‘新文科’之路，应当立足于自身专业特性的时代呼唤及‘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之需，从意识形态、课程体系建设、专业技能训练、师资队伍结构、人文基础培养等角度确立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新进路。”[2]新文科建设是新闻传播教育的划时代革命，需从人才定位、话语体系、教育观念、课程体系、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规划，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卓越新闻传播人才。

一、目标定位：围绕一个中心——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新闻人才

新文科建设是在世界政治格局与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从全球化的参与者变为全球化秩序的塑造者。但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还存在疑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西强中弱”的国际传播格局，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在我国香港地区制造社会动荡，国际舆论斗争日趋尖锐。因此，要将新文科建设放在“中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国际秩序中进行审视，站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文哲学科学，全面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高度，推动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宣扬中国优秀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是新时代新闻事业的核心主题和目标指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新闻传媒要树立国际视野，强化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升国际舆论话语权。”“新时代需要的新闻传播人才，不仅应熟悉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还要主动拥抱新媒体、学习新技术，利用国际上能够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话语权。”[3]

讲好中国故事，要求新闻记者在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同时，要培养卓越的故事叙述能力。“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4]7新闻传播实践遇到的现实问题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时代需求，要求高校教育提供新型的专业人才，提高新闻事业的舆论引导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宏大话语必须在生活化、个体化叙事中才能实现新闻价值的落地，才能具备情绪感染力，拉近传受之间的距离。“传播归根到底，就是你会不会讲故事的过程。柏拉图最先说这句话：谁会讲故事谁拥有世界。”[5]也正因为此，“讲好中国故事”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并将之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指导新闻事业的发展。“‘讲好中国故事’代表着一种国际传播整体理念和实践导向的变化。”[6]破除僵硬的意识形态宣传，将“讲故事”置于新闻传播教育枢纽地位，并从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现民族复兴这个伟大故事的角度，设计人才培养方案、课堂教学方式和实践教学模式，以全面提升学生扎根中国、理解中国、叙述中国的能力。

二、理论建构：破除两个“陷阱”：乱世新闻自由论和西方自由主义中心论

中国新闻教育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学术资源、知识体系、培养模式先后深受美国、苏联新闻教育的影响。因此，中国新闻教育建立自身话语体系和学术理论，培养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新闻人才，需要清理两种话语迷思：“乱世自由论”和“西方自由主义中心论”。

（一）破除“乱世自由论”的话语陷阱

乱世自由论认为，民国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但却是中国新闻最为自由的时代，并形成了一个词——“民国范儿”。诚然，民国新闻教育“面对中西文化，进行斟酌损益，沟通传统与现代，寻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这种现代与传统兼顾的‘大屋顶’思维，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新闻教育的思想资源。”[7]但也必须意识到，民国新闻自由是以少数权贵阶层和知识精英享有，而广大劳苦大众却处于言论自由被剥夺、被损害为前提的。进而言之，“乱世自由论”的生存环境是主权沦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环境，没有看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文化勃兴背后的阶级斗争性。作为一种“话语陷阱”，“乱世自由论”将“自由”与“秩序”对立起来，潜藏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与新闻事业繁荣兴盛二者不可兼得的设定，这是一种必须被破除的错误理论。

（二）破除“西方自由主义中心论”的话语陷阱

近代以来，西潮东渐，现代性史观将“西方”预设为历史进化的目的地，将人类的历史进程理解为西方政教制度在全球普遍化的历史。在新闻传播领域，其典型体现就是以“客观中立”为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客观” “真实”是新闻报道的“不死鸟”，作为价值追求，其重要性值得肯定。“在过去，新闻确立已久的关于客观性、公正性和平衡性的标准起到了使新闻业的公司式所有权合法化的作用，或者至少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媒体组织结构转移到新闻实践上。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是，控制着公众议程并隐藏在客观性背后的巨大的潜在的私人权力，正危害着政治民主。”[8]16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其媒体霸权，在标榜新闻专业主义的幌子下，操纵国际舆论，以“去价值化”的学术形式与“客观中立”的话语形态对其他国家进行媒介渗透和舆论施压，干涉他国内政，以维护其全球霸权。

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中国高等教育要走向世界，“在国际上有话语权、有塑造力、有感召力，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3]解放思想，释放学术创新活力，增加知识供给，是新文科建设的前提。于新闻传播教育而言，首先就是要知国情、懂历史，讲好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设民主、独立、自由的新中国，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故事。在此基础上，破除“乱世自由论”和“西方自由主义中心论”的迷思，积极创造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方法，在多元借鉴与自力更生基础上对人类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新闻人才培养规律等问题做出中国阐释，构建新闻传播理论和新闻传播教育的中国学派，并建设相应的教材体系，为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新闻人才提供理论支持和智力保障。

三、能力构成：建立三个评价指标：政治家型、全媒体型与专家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闻记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牢记社会责任，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勤学习、多锻炼，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9]8打造思想作风过硬、新闻传播本领高超的新闻宣传队伍。贯彻习近平新闻人才理念，构建政治家型新闻人才、全媒体型新闻人才、专家型新闻人才“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为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新闻人才提供全面、科学、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

（一）政治家型新闻人才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党性原则和政治家办报，这是中国新闻事业区别于其他国家新闻事业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区别于其他国家新闻传播教育的标志，应该成为新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指导方针。讲政治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首要要求，记者要具有政治家的眼光和头脑，具备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善于将政治导向与新闻业务有机统一起来。如何判断政治家办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个标准：（1）是否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2）“四个意识”是否坚定;（3）是否忠实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4）是否严守党的宣传纪律;（5）是否在重大原则上敢于斗争。[10]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家办报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提供了指导方向和评价标准。通过理论学习和新闻实践，回到经典原著，深挖新闻传播专业课程中的育人元素和育人功能，在正在展开的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以“国情教育+专业嵌入”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讲对”“讲顺”“讲透”，使学生做到“真懂”“真信”“真用”，“培养出立场坚定、热爱祖国，有情怀有担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忠实履行职责使命的新时代新闻工作者。”[3]如此，中国新闻人才能在错综复杂的舆论斗争中，将中国故事讲好、讲深，做到不偏向、不迷航。

（二）全媒型新闻人才

传播媒介是“中国故事”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精彩的“中国故事”，必须借助传媒才能走向世界。全媒体时代的来临，新闻传播的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和多领域拓展，对能胜任多职能、多岗位工作的全媒型新闻人才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新文科教育要求新闻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和规范下开展新闻业务工作，新闻采写和媒介运用是新闻传播教育能力体系中的核心竞争力。树立全媒理念，改变根据媒介形态进行专业设置和课程设计的做法，构建全媒型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全媒化复合型新闻人才的培养。通过对全媒型新闻人才专业素质的内涵与结构进行深入剖析，“以可測性、特色性、先进性和基础与拔高相结合为原则，”“构建出以专业知识、专业技术、专业能力和专业态度为评价指标的全媒体人才专业素质评估指标体系，”[11]为专业能力评估提供评价标准。

（三）专家型新闻人才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为弥补“学术底蕴薄弱”“发展后劲不足”的传统新闻教育模式的缺陷，各高校都积极进行探索，强化人文社会学科在新闻传播教育的地位，倡导学理与术理并重、文化与科技结盟，培养人文学社科学养深厚、能掌握现代传播技能的“交叉型”“复合型”新闻人才，使新闻传播教育呈现出新的面貌。但这还不能达致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的目标。在信息时代，人们需要记者掌握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分析工具，提供具有专业深度的新闻报道和权威性的新闻解读，缝合公众与媒体之间的认知分歧，弥补“中国故事”在传播中造成的信息折扣，“中国故事”才能真正“讲好”“讲深”“讲透”。因此，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人才，既需“厚基础”“宽口径”，成为“杂家型”记者，更需熟悉行业领域、掌握新闻传播规律的“专家型”记者。因此，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培养学生的兴趣专长，打破学科壁垒，与其他学院联合开设课程，依靠其他学院的优势资源培育学生的专长能力，探索跨学科、 跨专业的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努力培养“专家型”“学者型”新闻人才。

四、培养路径：抓住四个转型：教育视野、知识结构、教学模式与教育投入

新文科之“新”，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维度：时代主题之“新”、学科融合之“新”、教学方式之“新”与技术形态之“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需因应新文科的变化，在教育视野、知识结构、教学模式、教育投入等四个方面转型，推动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新闻人才。

（一）本土化向国际化新闻教育视野转型

新文科之“新”，首先在于时代主题之“新”。文科是培养、涵化人的人文精神为导向的学科，“彰显人文精神的主题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新文科’最大的特点。”[12]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天下大同情怀和政治理想，主张超越价值独断，倡导文明对话，达成价值共识，构建“人道”“共享”“正义”“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13]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14]11新文科是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处于革命性变化的国际格局中提出来的，只有把“中国故事”放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视野中，才能找准“中国”的文明定位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明确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方向。时代主题的变化要求教学视野的转型，新闻传播教育要“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正确政治立场和方向，具有全媒体新闻传播知识和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性人才，以及具有全球视野和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既要具备本土路径和中国意识，通过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新闻传播教育提供厚实的历史实践和文化基础，更要具备国际视野和大同情怀，树立专业能力是国际传播秩序中的“流通货币”观念，借鉴西方新闻传播教育的成功经验，在“本土”与“世界”的文明对话与知识互补中，调整人才培养目标，设置新闻传播专业，建设师资队伍，构建开放、包容、创新的课程体系与知识结构，加强与国际同行的沟通与交流，着力提高学生的“全球意识”和“国际化”观念，与世界文明相沟通，与时代精神相契合，“中国故事”“中国价值”才能真正落地，并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

（二）单一型向融合型学科知识结构转型

新文科之“新”，是其知识形态之“新”，学科交叉与知识融合是新文科的重要特征。教育部长陈宝生指出，面对国家需求、时代变革和知识革新的巨大变化，高校教育要着力推进课程内容更新，“及时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的课程体系，建设综合性、问题导向、学科交叉的新型课程群”。教育部、中宣部也在有关文件中强调，要健全课程体系，促进跨学科、跨专业、跨院系横向交叉融合，以更新教学内容，培养全媒化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教育管理层对学科融合反复致意，在于当今时代，学科边界日趋淡化，知识结构优化重组，学科融合激发了知识创新的活力，推动了人类知识体系更新与发展。作为文科中的“工科”，新闻传播学本身就是学科融合、知识创新的产物。新文科教育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打破学科与专业、学校与社会、学院与学院之间的壁垒，激活优质资源，通过学科交叉与媒介融合，推动新闻知识结构由单一型向融合型转型，构建具有适应性、个性化和易用性等特征的“学习资源智能推荐模型。”[15]通过校企合作、校政合作、院院合作的方式，探索建立需求导向、产业引领的新闻人才培养新模式，推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造升级。

（三）讲授型向作品型课堂教学模式转型

新文科之“新”，是教学方式与学习方法之“新”。新闻传播学属于应用性文科，要突出新闻作品在课堂教学中的引领性作用。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哲学。透过新闻事件的采写与报道，能够打通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联，达致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落地”的目标。在新闻教学中，新闻作品足可成为“新闻价值的认识起点，选题策划的立论起点以及舆论导向的叙述起点。”[16]通过融入老师科研项目和媒体运作，依托老师指导和企业训练，积极探索以作品创作为中心的“任务驱动式”教学方法，创新教学组织形式和课堂教学手段，解决新闻采访的“热点”、“难点”和“痛点”，探寻中国问题的分析方式与解决路径，在“新闻作品”向“新闻产品”的转换过程中，掌握新闻写作的知识、技能和方法及其媒介呈现方式，并凝练问题意识，激发学术想象力，着力培养学生综合应用各种专业知识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实现“教学相长”、讲好中国故事的目标。

（四）廉价型向投入型新闻传播教育转型

新文科之“新”，是技术形态之“新”，智能时代来临是新文科崛起的时代背景。高科技手段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广泛应用，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新闻成为媒体的主要产品，高科技传播能力重構了社会对新闻人才的期待与要求。在智媒时代，必须改变传统文科廉价教育的办学观念，加大教育投入，改善教学条件，加强实验室和教学实践基地建设，培养熟悉现代传播技术，掌握现代新闻传播理论的“双师型”记者，打造适应学生需求的智慧课堂、智慧实验室，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实施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新闻传播教育，为学生构造智慧学习环境，推动形成“互联网+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形态，才能培养出适应智媒时代的全媒型高能记者，才能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讲好”中国故事。

五、结语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等教育需要担当时代自觉、民族自觉、学术自觉和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17]新闻传播学因其特殊地位，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构建中国形象的新文科建设格局中，位于前沿与中心位置。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或主持会议，或深入一线，对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进行指导，提出了一系列契合时代特点的新思想、新论断和新要求，形成了系统完整、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闻舆论思想，为做好新形势下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应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关于新闻舆论工作论述为科学指南，全面落实习近平新闻人才思想，推动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进学术、进学科、进课程、进培训、进教材”，将思想引领力转化为磅礴的教育、学术生产力，为党的新闻事业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合格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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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劉涛.全媒体时代新闻人才培养新路径：新闻采写能力提升的“五维互动”教学理念与主题实践创新[N].中国教育报，2017-05-25.

[17]习近平.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人民日报，2018-09-11.

作者简介：阳海洪（1969—），男，汉族，湖南冷水江人，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湖南工业大学基地副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新闻史论和影视文化。

荣光宗（1965—），男，汉族，湖南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教授，湖南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硕士生研究导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社会学。

（责任编辑：薛耀晗）

基金项目：2019年湖南工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 “建设新文科 推动我校文科专业综合改革” （编号：2019WT04）;2019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地方高校新文科建设研究与实践——以湖南工业大学为例”

作者：阳海洪 荣光宗

我国新闻传播适应性研究论文 篇2：

媒体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应对挑战

摘要：在社会文化与社会经济不断快速发展过程中，促使媒体融合发展，基于此种背景，传统媒体受到严峻挑战，而与之存在紧密关联的教育工作也受到一定挑战。对此，本文介绍了新闻传播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几点应对策略，希望能够为相关单位与人员提供参考，有效培养符合融媒体要求的新闻人才。

关键词：媒体融合;新闻传播教学;挑战与对策

前言：

在媒体行业中新闻传播教育具有重要地位，可以充分促进媒体行业积极发展，然而基于媒体融合背景，对新闻传播教育造成一定冲击。所以，当前教育行业对于新闻传播采用何种措施有效应对挑战较为重视^[1]。

1 新闻传播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1.1外部环境的挑战

信息传播手段快速更新地带促使新闻传播的格局发生改变，截至2019年上半年，我国通过移动端上网的网民数量已经超出8亿人。新闻信息开始聚集到社交媒体中，传统媒体地位受到严重影响，多渠道发布、多主体参与的新闻模式已经变为常态化局面，新媒體虽然带来丰富的信息资源，然而也导致新闻信息质量存在较大差异，传统媒体权威力与公信力受到影响。新闻传播业对于这些挑战作出快速反应，对自身模式进行充分转变。不断开展媒体融合建设，促使主流媒体不断转型。所以，积极考虑新闻传播业的实际需求，高校需要培养符合时代要求、适应当前媒介生态的新闻传播人才，也是现阶段新闻传播专业的重要任务。

1.2教育理念方面的挑战

对于传统新闻传播专业来讲，一般广播与报刊作为主要形式，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此类媒介属于主要渠道。以往的教育模式主要是基于媒介性质与我国国情决定的，按照党报理念塑造新闻传播理念。同时将新闻价值性、真实性等作为主要理念依据，促使传播教育事业得以快速定性。然而基于媒体融合背景，对传统教育理念产生较大冲击^[2]。

2 新闻传播教育优化策略

2.1树立正确发展理念

第一，应该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工作，建立一支经验丰富、理论知识扎实的教育团队，设计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课程。通过深厚理论知识与理念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影响，引导学生构建正确价值取向以及观念，进而以根源角度防止在多元化意识形态、思潮与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下使得新闻传播出现畸变问题。

第二，应该将优质科研队伍作用充分发挥出来，积极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基地，充分增加高质量科研成果数量，强化该新闻观实践价值。对该新闻观实际理论内涵进行深入挖掘。同时对于传播时间予以持续关照，积极探索“坚持人民中心、党性原则”等论述在全新传播规律、传播生态中实践创新和理论发展路径，确保该新闻观在面对新型媒体时具有良好适应性，为基于融媒体背景的新闻传播提供良好指导，建立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以及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以及理论体系。

通过科研为教学工作提供保障，通过教学促进科研发展将相关院校科研优势、资源优势以及人员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引导学生有效树立、巩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而使其在未来工作中能够充分按照党的知识编制新闻内容并进行宣传。

2.2夯实新闻传播专业文化科学基础

社会对于新闻传播专业的具体属性始终争论不断，一些学者认为该专业属于学术属性，部分学者认为该专业属于职业属性。进行工作实践时，新闻传播的专业能力较强，因此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时，应该强化学生实践能力与操作理念。在当前发展中，该专业主要进行专业化与职业化培养，但是还应该对学生文化素养予以足够重视。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来讲，需要其具备良好综合能力，因此，开展教学活动时，教师应该对学生文化基础予以足够重视，为其成长发展提供良好保障。对此应该构建科学教学体系，充分涂抹传统模式，引入现代化方法，积极进行创新^[3]。

2.3强化学生新闻传播的法制和伦理意识

第一，习总书记要求，新闻媒体应该直面工作中一些问题，对于社会中丑陋问题予以直面，保证针砭时弊、激浊扬清。面对社交媒体与自媒体造成的信息质量差异大、真伪难辨、众声喧哗以及价值观多元化发展等方面挑战，需要新闻从业人员具备良好的深度调查与分析判断能力，可以对现实问题的产生原因进行准确判断。所以相关高校应该积极提高学生判断性思维与问题意识训练工作，增设哲学、社会学课程，在专业课程方面应该设置媒介批评以及其他相关课程。进而充分引导学生对传媒产业当前发展难题予以足够关注，并进行思考与挖掘，亿媒体视角对社会热点话题进行观察与分析，进而培养出明辨是非、理解社会的优秀人才。

第二，新闻法制与伦理准确划定了新闻传播事业的边界与底线，在传统媒体模式与融媒体模式下均应该自觉遵守法规，保证新闻传播内容的价值取向正确以及满足伦理规范要求。在传媒生态不断变化过程中，促使新闻传播业职业操守以及价值观念面临严峻挑战。相关院校不仅需要保证学生具有专业素质与现代化技能，还应该坚守初心，即立德树人。对于伦理道德教育以及法制教育予以足够重视，借助开设新闻伦理以及其他专门课程，充分培养学生正确三观，在未来工作中可以始终遵守道德规范、新闻伦理以及法律法规，积极承担历史使命以及时代责任。

结语：

综上所述，新闻传播从业人员对于新闻传播具有重要影响。特别基于融媒体背景，相关教育工作应该充分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对教学理念进行有效创新，培养高素质人才。对于当前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挑战、教育理念方面的挑战，应该积极通过树立正确发展理念、夯实新闻传播专业文化科学基础、强化学生新闻传播的法制和伦理意识等策略进行有效应对。

参考文献：

[1]刘莉.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定位及策略[J]. 2021（05）：72-73.

[2]姚争，冯建超. 新形势下传媒实践教学生态系统的构建与探索[A].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生·教师·课堂：高等教育现代化——2016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论文集[C].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16：5.

[3]钟浩. 媒介融合时代下新闻传播教育的创新改革路径[J]. 新闻研究导刊， 2019， 10（05）：216-217.

作者简介：姓名：乃日麦，男，蒙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正蓝旗，在读研究生，硕士，学号：20205640022，研究方向：文化传播。

作者：乃日麦

我国新闻传播适应性研究论文 篇3：

新媒体语境下民族文化传播的规律性特征思考

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兴起于20世纪初，上个世纪90年代后，其空前繁荣，形成多语种、多渠道、多层次的传播体系，成为我国新闻传播事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为了更好地展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成果，全面系统地挖掘和阐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规律，本刊开设《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专栏。本期选取的《新媒体语境下民族文化传播的规律性特征思考》《民族地区电视台应如何发挥主流媒体作用 》《汇聚正能量 同筑“中国梦”》等文章，从理论、实践等诸方面对新媒语境下的民族文化传播、引导进行了特定层面的探析，希望给读者以新的启示。

【内容提要】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民族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契机，在媒介融合过程中也逐渐显现出一些新的规律性特征。本文基于新媒体语境与民族文化传播的内在关联，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研数据为基础，从而梳理出了传播技术的现代性、传播过程的不对称性、传播目的的功利性、传播效果的差异性这四个民族文化传播规律性特征。通过对终极规律“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的深入探究，以期引发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 新媒体 文化传播 规律性特征

传播是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活性机制，每个民族的文化只有通过传播才能被世人所了解、才能久远、才能更好地继承与发展。媒介是文化的延伸，文化与媒介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媒介，文化就缺失了依附的载体。运用媒介，文化不仅能不断地延伸，还可以积淀与传承。新媒体建立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基础之上，它延伸出来的各种媒体形式同传统媒体相比，有超媒体性、交互性和跨时空等特点。因此，新媒体能以更快的速度向全世界任何拥有网络的人传递信息。近年来，那些地理位置较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那些长期靠口头传播或仪式传承的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力量的作用下，得到了广泛、快速而有效的传播，新媒体在民族文化传播中逐渐承担起了主力军的责任和义务。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我们认为民族文化传播是有规律可循的。本文拟对新媒体语境下民族文化传播的规律性特征进行探究，以期引发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我们在中国知网里输入“新媒体”和“民族文化传播”两个关键词，共计搜索到26篇文献，从这些文章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表述：

一方面，学术界已经开始思考新媒体语境下民族文化传播的问题，这是可喜之处。如：刘洋在《新媒体时代引发的民族文化传播思考》中探讨了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及民族文化传播的现状，并分析了新媒体对民族文化传播带来的新内容和利用新媒体进行民族文化传播的对策；孙钰钦在《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渠道探索》一文中，具体分析新媒体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困境及相应优势的同时，也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新渠道进行了探索和阐述，作者认为：“新媒体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的运用，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上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在新媒体中融入各民族文化特色，切实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状况和专业人员缺失的现状，在新的传播观念指导下，逐步探索到新媒体时代中适宜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方式与途径，使得新媒体和少数民族文化能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获发展。”①吴进友在《基于新媒体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技巧研究》一文中，阐述了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必要性，并提出不断改进新媒体传播的环境、设立新媒体动态民族博物馆、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宣传网站建设、努力开发新媒体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产业链的建议；董丽荣、孙云宽两位作者在《新媒体语境下民族文化的扩散效应》一文中，分析了新媒体语境下的民族文化传播形成的正负两方面的扩散效应。

另一方面，这些文献仅仅讨论了新媒体时代民族文化传播的新渠道、技巧、效应等方面，对于民族文化传播规律却鲜有人进行提炼和归纳。运城学院学报刊发了一篇《关于文化传播规律的思考》的文章，作者刘宽亮认为：“一种文化的传播程度，既取决于文化自身的性质、发展水平、风格特点以及由此而确定的功能和价值，又取决于文化所赖以生存的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关系状况”，此文对文化传播规律的思考，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却没有结合新媒体时代的语境进行分析。因此，我们想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之前所做的翁丁村佤族田野数据资料，尝试总结出新媒体语境下民族文化传播的规律性特征。

一、 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

（一）新媒体的概念和特性

1、新媒体的界定。“新媒体”一词最早见于 1967 年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 技术研究所所长、NTSC电视制式的发明者P.Goldmark发表的一份关于开发EVR（电子录像）商品的计划书。后来，1969 年，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E.Rostow在向尼克松总统提交的报告书中也多处提到 “新媒体”这一概念。由此“新媒体”一词开始在美国社会上流行，并在不久以后影响了全世界。

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通常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都可以说是新媒体”。②本文所指的新媒体是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杂志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而言的新媒体，它们依托数字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互联网络技术等新技术向广大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目前备受关注的新媒体主要包括门户网站、虚拟社区、网上即时通讯群组、博客、手机电视、数字电视、移动电视、IPTV、楼宇视屏等，

2、新媒体的传播特性。新媒体的“新”，其实就是它与传统媒体的区别。这些区别，除了采用新技术所带来的“海量性”“时效性”“多媒体”“超文本”“全球化”“移动性”等显而易见的特征外，还有新媒体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内容和形式多样化、传播行为的主动性、交互性、异步性以及新媒体新的传播效力等传播学意义上的特性。

（二）民族文化传播

1、民族文化及其特征。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俗人情、生活方式、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出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分布立体性、环境适应性、形态多样性、传承神秘性、认同全族性等特征。③

2、民族文化传播的定义。文化传播是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的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的编码和解读者的解码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创造性的精神活动。④

（三）民族文化传播规律

规律，又称法则。指事物发展过程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世界及其事物都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由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内部矛盾及其所依赖的客观条件决定的。⑤其特点表现为必然性、普遍性、客观性、永恒性。传播与文化总是和人类生活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成为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交往活动。正如人的生存离不开空气一样，我们也离不开传播与文化。⑥本文所要探究的就是新媒体语境下民族文化传播过程所显现出来的、普遍存在的规律。

二、 新媒体语境下民族文化传播的规律性特征

（一）传播技术的“现代性”

文化是人的一种创造物，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文化的载体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文化传播的桥梁和媒介。⑦众所周知，民族文化传播的载体多种多样，且在不断的发展之中，从结绳记事、口语传播到鸿雁传书再到信息高速公路，从具体、实在的传播载体到抽象、虚拟的载体，都体现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当今社会中，民族文化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也越来越广，程度也越来越高，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传播手段的革命性变革，特别是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民族文化传播技术涌现出一种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传播渠道更加多元。相对于传统媒体中的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载体的单一性，新媒体语境下的民族文化传播扩散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在新媒体多元化渠道的传播下，民族文化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内被传播，为更多人所理解和认知，相应的民族文化产品因为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吸引着更多人的兴趣，如佤族服饰上的图案代表着佤族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佤族文化的传播可以使佤族的服饰、饮食等产品被更多人所熟知。民族文化产品通过新媒体传播与扩散而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宣传推广效应。

2、传播空间更加开放。新媒体传播的多样性、便利性、及时性以及跨时空等特点，使得新媒体所应用的区域都可以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播和扩散，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因新媒体应用而更加开阔。2015年7月2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68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9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8.8%。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8.9%，超越传统PC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⑧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应用为民族文化的传播扩散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新媒体语境下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得到无限制的扩大和补充。

3、传播主体更加广泛。在传统媒体话语管理体制下，大众媒体话语资源基本上掌握在部分人手中。然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赋予了平民大众充分的话语权，通过新媒体，每一个受众都可以通过简单的媒体设备进行信息传播与扩散。因此，新媒体语境下信息传播主体由传统媒体时代下的屈指可数向海量草根群体发生转变，民族文化的传播与扩散主体数量借助新媒体的技术优势大幅度增加。新媒体时代，信息终端在网络中都有一个固定的地址，如IP地址、手机号、无线网络卡号、QQ号码、电子邮箱等，信息传播者可根据地址确定一个或多个受众，向其传播特定信息。更重要的是，受众对信息具有同样的控制权，受众可以通过新媒体订制信息、选择信息、检索信息。那么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只要拥有一个信息的移动终端，都可成为自己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吸引其他受众的关注。同时，对少数民族文化感兴趣的受众，也可通过检索，更快地得到相关信息。这无疑使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主体变得更加广泛。

4、传播形式更加多样。新媒体具有虚拟性，数字信息以比特的排列组合来表示和传播，人们可方便地通过调整比特的排列方式来排列，来修改信息甚至制作虚拟的信息。利用各种软件，可方便地毫无痕迹地修改文本、图片、声音、影像，可制作出逼真的虚拟信息。⑨在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这些虚拟信息元素的加入不仅使得少数民族文化本身更加生动、多样，并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通过新媒体技术，可以将少数民族文化制作成微电影、民歌等流媒体形式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上发布，从而使得传播形式更加多样化。

5、传播内容更加丰富。新媒体为公众提供了言论上的极大自由，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媒体、门户网站、论坛、博客、手机短信等方式任意表达自己的任何想法和需求。任何民众只要在电子信号覆盖的区域内借助简单的设备都可以对民族文化各方面的影像、文字等内容进行信息发布与传播，人人都是民族文化传播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想，因而传播内容会更加丰富。

（二）传播过程的“不对称性”

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性”（Asymmetry）现象，一般是指文化传播强国（地区、民族）与文化传播弱国（地区、民族）之间在文化交流中不平衡的状况，即引进文化要素的数量大于输出文化要素的数量，外来文化对本国、地区、民族的影响大于地区和民族文化对外国（地区、民族）的影响的现象。⑩笔者认为传播过程中的“不对称性”主要体现在：

1、获取信息的不对称。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很少，但分布面积很广，除了主要聚居在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青海、甘肃、四川、湖南、湖北、吉林、辽宁、黑龙江、海南、台湾等省（区）外，还约有 1000 万人口散居在全国各地。可以看到，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主要集中在边疆地区或靠近边疆地区，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多地方交通不便，信息比较闭塞，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可能相对滞后一些。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民众受教育程度相对普遍较低，在信息获取与传达信息方面与发达地区或城市居民有很大的差距，在获得信息方面处于弱势和不平等的地位。

2、传播内容的不对称。从当前媒介的传播内容看，媒体所传播的主要集中在时尚的、前端的、精英文化等展现城市生活的内容，虽然这些内容给民众带来了新鲜的、先进的生活理念，但这些内容对祖祖辈辈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来说，存在很大的距离感，大多数的人常常以一种“观看者”的角度来“欣赏”这些内容，对信息的传达和使用没有强烈的意识，很难产生共鸣，相对地，展现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和文化的节目较少，使得外界人们对少数民族形成了一些刻板印象。

（三）传播目的的功利性

当前，国内民族文化的发展主要以经济发展为目标，并以新媒体作为基本的传播途径和手段，推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基本方式，按照“市场标准为主，艺术标准为辅”的原则，发展经济、繁荣文化。？輥？輯？訛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文化选择与商业“携手”，一些地方为了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对民族传统艺术进行人为的“改造”，致其“变味”。我们在给翁丁村村民的问卷中问到：“你认为佤族文化中最有保护传承价值是哪些？”这个问题时，受访者认为占据前三位的分别为民族服饰（17.8%）、民族歌舞（17.6%）和特色饮食（12.3%），认为是传统民居的占12%，认为是风俗习惯的占10.7%，认为是民间工艺8.5%，认为是传统节庆的占8.2%，认为是宗教信仰占6.4%，认为是神话传说的占6.4%（见图1）。从这组数据里可以看出：村民认为佤族文化中服饰、饮食、民居等物质方面的要大于宗教信仰等精神层面的，在村民看来民居、工艺等物质文化可以为他们吸引更多的游客，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信仰之类的精神文化则不能转为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村民认为物质文化比起精神文化更有保护和传承价值，这也是民族文化传播目的功利性的体现。？輥？輰？訛

（四）传播效果的差异性

民族文化传播还涉及到效果问题，它不仅是一个输出过程，更是一个选择和接纳的过程，传播效果因受众年龄等不同也会有差异性的表现。以年龄为例，在调研中呈现出年纪越大，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程度越强的特点。相反，年纪越小的村民，更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不论是在歌曲、服饰还是建筑方面，都有较为典型的数据支撑。在对村民进行更愿意居住什么房子的调查中，有两个年龄段对于“城里的楼房”的选择比例超过了六成，分别是20-29年龄段的75.0%和10-19年龄段的65.8%。这一选项的选择量，大致与村民的年龄负相关。对于“新建的砖瓦房”的选择，则大致呈现出与受访者年龄正相关的规律。

同样，在对村民“结婚采取的形式”进行调查时发现，对于“完全遵照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好好操办”这一选项的村民，与其年龄正相关，年纪越大的群体越赞同。与之相反，年龄段从小到大的选择比例分别为52.6%、50.0%、58.8%、61.5%、80.0%。而选择“基本遵照本民族的传统习俗，简单仪式，少花钱”的群体则大致与年纪负相关，年纪较轻的村民更加赞同，不同年龄段的选择比例为42.1%、50.0%、41.2%、38.5%和20.0%。？輥？輱？訛

三、民族文化传播的终极规律：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

文化传播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也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人类文化的传播，不论是从历时性角度看，还是从共时性角度看，都是一种普遍现象。文化传播，既说明不同文化的异质性（即价值的互补性），又说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可通约性（即内容的兼容性）。前者决定了文化传播的必然性，后者决定了文化传播的可能性。文化传播看似随机自然，但绝非人之愿望所能左右，在其内部包含着深刻的规律性。

文化与传播是互动的和一体的。文化是传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的传播，没有文化的传播和没有传播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一方面，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传播的影响，传播促成文化整合、文化增殖、文化积淀、文化分层、文化变迁和文化“均质化”。反过来，文化对传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传播者对受传者的文化意义，同时还体现在传播媒介及传播过程之中。？輥？輲？訛传播与文化的互动表明，文化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同质同构、兼容互渗，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我们认为这是民族文化传播的终极规律。

综上所述，在新媒体语境下，民族文化有了更多的渠道传播，形式更加多样化，内容也更加丰富，全方位的文化传播有助于巩固与加强本民族人群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因此，新媒体对民族文化的传播与扩散有利于促进民族认同，而民族认同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明确了民族文化的传播所表现出来的趋势及规律：传播技术的现代性、传播过程的不对称性、传播目的的功利性、传播效果的差异性以及其终极规律“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不仅可以更加有效地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还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民族多元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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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宽亮.关于文化传播规律的思考[J].运城学院学报，2003，02：9-12.

[4]阎敏. 新媒介环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新路径[J]. 青年记者，2012（7）.

[5]宫承波. 新媒体概论[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98.

[6]孙钰钦. 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渠道探索[J]. 编辑之友，2013，08：68-70.

[7]刘洋. 新媒体时代引发的民族文化传播思考[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4：151-155.

[8]张颖璐. 新媒体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J]. 金田（励志），2012，09：179.

[9]董丽荣，孙云宽. 新媒体语境下民族文化的扩散效应[J]. 贵州民族研究，2014，06：35-38.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编辑：邰山虎

作者：庄晓东 崔建雪